第3版()
专栏：
从红星工厂事件看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的责任
胡琦 力峰
天津市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工厂，在这个工厂中，有资本家坐探，有一贯道点传师，有国民党兵痞，有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还有封建把头。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取得了一贯主张“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和一贯宣称“谁靠近我就是好人、不听我的话就要倒霉”的厂长的信任，被大批提拔为生产组长以至科长和车间主任。于是反动分子就掌握了这个工厂的若干部门，公开辱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公开排挤打击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任意欺压工人，体罚工人，克扣工人工资，侮辱女工。
在这个工厂中，厂长不断散布“谁要作行政工作，谁就不重视党的工作”，“支书不是跟着厂长跑，就是找厂长的毛病闹不团结”等等谬论，厂长处处限制支部的活动，使支部不能独立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支部整理教材，要对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反对，只好作罢。支部根据上级党委指示领导党小组制订竞赛保证条件，他也反对，也没有订成。支部干事下车间了解生产情况，都要受到厂长的干涉，他宣布“党了解生产情况必须通过厂长”。支部书记刘凯，因坚持党的原则向他进行斗争，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打击刘凯，使刘凯无法工作。
在这个工厂中，厂长借口本厂情况特殊，可以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可以抗拒上级的检查。很多去这个工厂了解和帮助工作的同志，受到的不是欢迎而是冷遇，往往完不成任务就被迫而归。
在这个工厂中，生产管理没制度，科室工作也没制度，没有操作规程，没有检验标准，生产材料浪费很大，产品质量非常低劣，生产计划极为保守。
这个工厂就是不久之前才彻底进行了民主补课的天津市地方国营红星工厂，这个工厂的厂长就是最近被中共天津市委会批准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厂长职务的陈福荣。这次在天津市委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民主补课中，发动职工向压在他们头上的十四名反动分子进行了斗争，并根据罪恶大小分别作了处理，逮捕法办的四名，开除厂籍的三名，经教育后留用的七名（其中三人撤销科长职务）。
红星工厂的问题过去所以长期不能解决，直接领导红星工厂党组织的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要负重大责任。红星工厂的问题如此严重，陈福荣的政治品质如此恶劣，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下称工业局党委会）为什么不能及早发现和处理呢？这不是说明这个党委会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吗？不，如果党委会对红星工厂的问题和陈福荣的错误确实很少知道，那可以说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我们只要看看以下事实，就不能认为工业局党委会的错误仅仅限于严重的官僚主义了！
远在一九五二年的十一月，当时担任红星工厂副厂长的吴永顺就曾给天津市委工业部写信揭露过陈福荣在干部政策上的私人拉拢毫无原则的严重错误。这封信的内容，市委工业部曾经向工业局党委会转述过，要工业局党委会负责处理。可是结果怎样呢？陈福荣的错误还是依然如故，而揭露陈福荣错误的吴永顺倒被调走了。当然，调走吴永顺的理由可以冠冕堂皇：“工作需要”，而陈福荣却夸口：“吴永顺是我到局里给嘀咕走的。”此中道理不是显而易见吗？试问这样的“负责处理”是根据党的那一项原则呢？是鼓励吴永顺的揭发呢？还是鼓励陈福荣的错误呢？
工业局党委会的严重错误当然不只这一点。一九五三年春，天津市委工业部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到红星工厂住了一个多月，事后曾经整理了一个关于红星工厂问题的详细材料。材料中叙述了红星工厂生产上严重混乱的情况，也揭露了陈福荣领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的事实。材料中指出陈福荣不以德才兼备而以个人好恶为取舍干部的标准；材料中叙述了陈福荣打击和排挤老干部的情况，重用和依靠不纯分子的情况，并列举了坏分子如何把持部分车间和生产小组，如何欺压工人的情况。材料最后还着重指出，要解决红星工厂的问题，首先必须纠正陈福荣错误的领导思想，其次就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民主补课。这份材料于一九五三年五月转给了工业局党委会，责成工业局党委会负责处理并将结果报告工业部。可是结果又怎样呢？材料一去，就如石沉大海，以后工业部尽管催问多次，工业局党委会只派过办公室一个同志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就算了事。红星工厂的问题继续存在，陈福荣的错误继续发展。从这次对陈福荣错误的检查中发现，这份材料既没有给全体党委委员传阅，也没有在工业局党委会上讨论，连材料本身都无影无踪了。这就使人不能不向这个党委会发问：工业部的材料中把红星工厂的情况叙述得如此具体，问题分析得如此中肯，解决办法提得如此明确，竟不处理，作为一个党组织对工作的起码责任感到那里去了呢？市委工业部是这个党委会的上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指示采取如此漠视的态度，作为一个党组织的起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到那里去了呢？工业部的材料中列举了坏分子在红星工厂横行霸道的事实，工业局党委会竟泰然处之，作为一个党组织的起码的政治警惕性到那里去了呢？
工业局党委会严重的错误还不限于此。红星工厂支部委员会的同志以及其他到红星工厂工作过的同志，虽是零星地但是多次地向工业局党委会反映过陈福荣的一些错误，可是党委会的同志对所有这些反映不是没有仔细听取，就是没有认真分析，总之始终不能认识陈福荣错误的严重性质。到一九五四年八月，地方国营重工业局（原地方国营工业局重工业处，一九五四年七月改成局）党委会派李清亮到红星工厂作党的工作，李清亮一去就发觉陈福荣歧视和排挤党组织的错误，他马上就向重工业局党委会的宣传部长王坚反映，可是谁能想到回答他的不是支持，而是指责：“人家生产上有一套哩！你才到厂几天，应该虚心向人家学习！”这位党委宣传部长的逻辑的确出人意料：这是不是说只要生产上有一套的厂长，即使歧视和排挤党的组织也不算什么，何必反映！这是不是说：向歧视和排挤党组织的“生产上有一套”的厂长进行斗争就不是虚心而是骄傲？一九五四年九月间，李清亮又一次向党委会系统地反映了陈福荣的主要错误，并指出陈福荣的错误是政治上的蜕化。重工业局党委会的同志这次总算完全同意了李清亮的分析，但奇怪的是重工业局党委会仍然没有决心对这种蜕化分子进行严肃处理，而是要红星工厂支部去教育和改造他。试问，把偌大的国家企业，委托给一个政治上的蜕化分子继续管理，这是党组织对人民的事业应有的负责态度吗？对一个歧视和排挤工厂党组织的政治上已经蜕化的厂长，领导上却让这个工厂的党组织去教育和改造他，这是党组织处理干部错误应有的严肃精神吗？更奇怪的是：正是这个坏分子飞扬跋扈，工人们忍气吞声的红星工厂，正是这个被政治上的蜕化分子陈福荣管理的红星工厂，几年来曾经不断受到地方国营工业局的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三季度评奖时，这个工厂还得了奖旗，并登报和广播进行宣传！
工业局党委会是党派到工业局系统中实现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工业局系统中的全部行政措施和经济活动实行政治上的监督，为保证这个系统中的一切活动完全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完全符合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斗争。但是这个党委会在对待红星工厂的问题上仅仅满足于企业从形式上有了发展，仅仅满足于企业在数目字上完成了生产计划，不但没有主动地从政治上考察红星工厂和陈福荣的真实情况，甚至当有人向它反映了陈福荣如何违反和破坏党的一些根本政策和原则时，依然引不起它的应有警惕，这不是说明工业局党委会根本忘记了自己作为政治领导者的责任，完全抛弃了自己政治监督的作用吗？这不是说明工业局党委会在红星工厂问题上犯了只管生产不问政治的严重错误吗？
工业局党委会的严重错误还不限于这些。陈福荣的错误并不是到红星工厂以后才发生和发展的，而是带一贯性的。可是工业局党委会对陈福荣来天津以前的历史既没有进行了解和考察，而对陈福荣来天津以后的错误又缺乏研究和分析。因此工业局党委会就一直在盲目地信任他，一直在错误地使用他。以致使这个蜕化分子得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损害我们的事业。从这次检查陈福荣的错误中发现，远在一九三九年陈福荣刚刚入党之后，他就曾因为拉拢一部分村干部诬陷村长而受了留党察看的处分。陈福荣本来是一九三九年入党的，而他过去在表上一直填的是一九三八年，陈福荣本来是一九四二年参加工作的，而他在表上却一贯填的是一九三八年。陈福荣在部队上本来担任休养所的照护排长，而他在表上却一向填成野战医院的协理员。就算这些情况由于陈福荣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档案材料的丢失增加了了解的困难，那么一九四九年陈福荣来天津以后一直在工业局系统中工作，了解他的情况也有困难吗？仅仅就陈福荣来天津工作以后的情况看，也足够证明他政治上的堕落和蜕化了。陈福荣在恒大面粉厂担任支部书记期间，就曾支持封建把头不让工人参加搬运工会，并接受了封建把头送他的一面“你是灯塔”的锦旗。这一严重错误领导上发现虽然较晚，当时陈福荣已调红星工厂，但是领导上没有针对这一严重错误对陈福荣进行严格教育，是没有尽到党组织的责任的。陈福荣在恒大面粉厂工作期间的另一严重错误就是拉拢干部打击厂长，并因此受了党的劝告处分。接着就被调离恒大面粉厂；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犯了政治性错误的陈福荣马上又得到了政治上更大的信任，被调到规模更大的橡胶总厂当起支部书记来了。陈福荣在橡胶总厂工作期间为了和厂长争夺权力，就不断强调“支部应该领导一切”，并进行私人拉拢的宗派活动来反对厂长，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屡犯同一性质政治错误的陈福荣，这次反而没有受到党的任何处分，仅仅调离橡胶总厂就算了事。如果调离橡胶总厂，不给陈福荣同等的职务那也罢了，可是据说，当时党委会考虑，陈福荣是个老干部呀！怎样给他一个适当的安置呢！于是令人更加吃惊的事发生了，这个政治品质屡次表现不足信任的老干部，继续受到工业局党委会的信任，又让他独当一面，去管理红星工厂了。于是陈福荣又继续犯起错误来，不过因为他当的是厂长，就把他排挤和打击的对象转到工厂的支部和党的工作人员身上了。
从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考察干部，而且首先从政治品质方面考察干部，是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中的一项根本原则，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对陈福荣如此使用和提拔，将把这项原则置于何地呢？陈福荣的错误当然是陈福荣的政治品质恶劣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领导上这种莫名其妙地处理干部错误的办法，能够不负在客观上助长和放纵的责任吗？
仅仅就陈福荣在天津这一段工作中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陈福荣是一贯地丧失立场，敌我不分，是一贯地拉拢一些人，排挤另一些人，他当支部书记，就强调工厂里的“支部应该领导一切”，打击厂长；他当厂长，就排斥党对企业的监督作用，打击支部书记。这是何等恶劣的政治品质，多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工业局党委会为什么不把这些表现联系起来分析判断呢？工业局党委会为什么分配他到橡胶总厂时好像忘了他在恒大面粉厂犯的错误，分配他到红星工厂时又好像忘了他在橡胶总厂犯的错误，而当听到陈福荣在红星工厂所犯的错误时，又好像完全忘记了陈福荣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这是怎样了解干部的呢？全面地系统地考察干部，鉴定干部，是党组织了解和选拔干部的主要方法。对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当他们没有在实际工作的考验中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以前，不能容许给他们同等的信任，当然更不能容许给他们更大的信任，这是一项重要原则。而工业局党委会在对待陈福荣的问题上与这种主要方法和重要原则有何共同之处呢？
的确，如果说工业局党委会完全没有处理过红星工厂的问题和陈福荣的错误，那也是不合乎事实的。一九五四年以后，工业局党委会在每次运动中都把红星工厂作为重点，批判陈福荣的错误，甚至由工业局党委会的负责同志亲自主持，但是每次都把陈福荣政治上的蜕化，模棱两可地看成红星工厂领导核心不能团结，只要陈福荣作一次检讨就算完事。这是多么缺乏原则的看法和作法啊！
的确，工业局党委会也不曾认为陈福荣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也了解陈福荣在思想作风上有不少毛病，也曾经多次打算把陈福荣从红星工厂调开，但是结果呢？“没有更适合的人啊！”陈福荣一直还是红星工厂的厂长。难道在工业局所属上百个工厂中真的就没有顶替陈福荣的人材吗？还是党委会只是把自己选拔干部的眼界仅仅限于若干个老干部的小圈子，看不到成长中的新生力量呢？
应该说明，几年来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党委会的书记、副书记和部分委员已经有过几次更换，对陈福荣的错误，他们都要分别担负一定的责任。还应该说明，从一九五三年“新三反”运动中批判了以前地方国营工业局党政领导上不问政治的严重倾向以后，工业局系统中的政治思想领导确实有所加强。但是，在对待红星工厂事件上它仍然犯了严重错误，仍然要担负严重责任！工作上的某些成绩不能够抵偿在红星工厂事件上给党造成的损失。
为了严肃处理地方国营工业局党委会（包括地方国营重工业局党委会）对红星工厂事件所犯的严重错误，中共天津市委会曾召集前地方国营工业局党委会和地方国营重工业局党委会的负责同志，研究党委会应负的责任，研究红星工厂事件的主要教训，并由这两个党委会的有关同志分别作了检讨。最后，中共天津市委会也对红星工厂事件作了专题讨论，批准开除陈福荣的党籍，对地方国营工业局党委会在这一事件上所犯的严重错误作了严格的批评，同时指出市委工业部没有采取更积极的步骤解决红星工厂的问题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接受教训，教育干部，进一步提高党组织的领导水平，市委会还作了关于地方国营红星工厂问题的决定，并把红星工厂事件作为典型要各级党组织普遍进行学习讨论。
红星工厂事件虽然发生在天津，但是它给我们的教训是有普遍意义的。我们有些党组织不经常深入下层，不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不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不善于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不善于根据党的原则和政策处理问题，不全面了解自己的干部，不严肃处理干部的错误，以及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继续重用等等现象不是经常可以碰到的吗？因此，不仅是天津市的党组织和干部，各地的党组织和干部都有必要从陈福荣事件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第3版()
专栏：
在和平、友谊、胜利的列车上
本报驻越南记者 展潮
二月二十八日——河内—睦南关铁路通车的那天早晨，我随着第一趟列车，经河内附近的安员车站到我国广西省南部的湘桂铁路凭祥车站去。因为三月一日早晨，河内—睦南关铁路和凭祥站的通车剪彩仪式将在那里举行。
当我异常兴奋地参加过在安员车站举行的通车典礼，跳上刚刚开动了的列车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手被一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握住。原来是一位越南老工人，他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兴奋地反复地说着几个字：“河内—北京！”这位老工人名叫阮礼定，过去在法国殖民者的火车上做过工，因为忍受不了压迫，参加了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被关进了牢狱，直到“八月革命”的时候才获得解放。经过长期的抗战，和平恢复了。阮礼定立即参加了修建人民铁路的工作。现在火车已经可以在这条铁路上通行了。这位老工人实在无法压抑他内心的激动，连连摇动着我的手说：“我们给这条铁路起个什么名字呢？对啦，就叫它作‘和平、友谊、繁荣、富强的路’吧！”他用手指自下而上地划了一条直线，表示从河内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那一点，向北、向西、向东划了许多条长短不同的线条，兴奋地说：“莫斯科、华沙、柏林、布拉格、平壤、乌兰巴托……。”他的话虽然是那么简单，但是意思却十分鲜明。的确，这条铁路的通车，使越南和整个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完全联结在一起了。
第一趟列车牵引着十五节车厢，载运着五百多位光荣的乘客。这里面，有越南和中国修建这条铁路的劳动模范，有铁路沿线越南各族人民的代表和刚从南越来的人民代表，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交通公政部部长陈登科、劳动部部长阮文造、铁路总局局长阮友梅、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诗山以及越南总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团体和文工团的代表。
列车里充满着生动活泼的谈笑声。
全车年岁最大的、七十七岁高龄的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诗山，兴奋地穿行了整个列车，他指点车窗外面绿色的田野和群山说：“这些地方我都到过。”当他年轻的时候，这一带曾是抗击法国侵略军最激烈的地方。他十九岁那年参加了以黄花探为首的越南人民第一次武装起义，就在铁路左侧安施县一带建立了根据地。当时，法国殖民者为了消灭起义军和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的中国黑旗军，掠夺北越的资源，同时还企图进而染指我国广西等省份，就加紧策划修建铁路。可是，法国殖民者的铁路修到那里，起义军和黑旗军就破坏到那里。法国殖民者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先修起一个碉堡，再掩护修路。即使是那样，也没有阻挡得住起义军和黑旗军的袭击。……这些历史资料至今还在。
诗山轻轻地抚摸他那雪白的髭须，含笑地说：“在所有的历史材料里面，最可贵的就是越、中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这种多少代传流下来的情谊，过去帝国主义、封建皇帝以及民族败类保大和蒋介石想离间没有离间得了，今后也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们分开。”
列车不断地向前行驶，每到一个车站，当地人民都送上来好多束鲜花。这些鲜花送到劳动模范们手里，送到前来帮助修建铁路的中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手里。在车上，越南工人和中国工人手拉着手相对欢笑。虽然他们语言不通，但是他们的感情和友谊却是紧密相连的。
在前面三节车厢里，坐着许多成绩特别突出的劳动模范，这里有两个劳动勋章获得者、一等模范阮氏电，有完成生产定额百分之六百的做枕木能手阮文炳，有第一趟机车驾驶员泰文卡等人。他们每个人过去都有着一段悲惨历史。现在，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领导下翻了身，并且在人民的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今天能坐上自己亲手筑成的铁路上的第一趟列车到中国作一次友谊的访问，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
坐在越南总工会送的一面大锦旗下面的，是几位劳动模范：邓文兴、阮清、范文英、陈礼和阮势书。有的是从南越出来的，有的是从修建通向奠边府的胜利公路的工地上调来的，他们都在铁路修建工作中立下了功劳。阮势书是谅山桥梁工程队队长，今年四十九岁，青年时代当过木匠、橡胶园工人和火车工人，抗战时期专门在水底筑障碍，阻挡和破坏法国侵略军的舰艇，配合部队打击敌人。和平恢复后抢修铁路，他带领的桥梁工程队先后修复的大小桥梁的涵拱将近一百个，这面锦旗是纪念他们全体的工作成绩的。这位桥梁工程队长说：“今天，河内—睦南关头一趟火车开车啦，给美帝国主义召集的曼谷会议当头打了一棍。明白告诉他们：越南人民在恢复建设工作中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后还将要获得更大的胜利。”
在列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南越人民的代表，都被河内—睦南关铁路迅速修复通车这一生动事实吸引住了，谈话总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着。十年前丈夫被法国殖民者打死的黎氏静说：“就要像这样生活——和平建设，可是现在在南面经常听到枪声。吴庭艳同各个教派闹矛盾，打来打去，人民生活不能安宁！能早点统一就好了。”原来临时躺下来休息的阮氏则突然坐起来，补充说：“人民需要统一，可是美帝国主义不想看见我们国家统一！”坐在旁边的一位刚从中越顺化出来的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说：“美帝国主义迟早要自作自受的。”她凭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太太说：“我们只要团结得结结实实的，建设得好好的，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够统一，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想要统一。”
人们在极其兴奋中度过了一天。二月二十八日晚间，河内—睦南关铁路的第一趟列车停在谅山车站。第二天——三月一日上午，列车继续向北开，经过睦南关，到达了广西凭祥车站。当两个兄弟国家的代表们相见联欢的时候，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拥抱、舞蹈和歌唱起来。
第3版()
专栏：
关于“鲁迅小说讲话”
陈鸣树
许杰先生的“鲁迅小说讲话”不但在一些大中学语文教学中被列为讲授鲁迅小说的参考书，而且在一九五四年鲁迅逝世十八周年时，上海新民报还把它推荐为研究鲁迅著作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我愿就这本书发表一点意见。
“鲁迅小说讲话”的作者在强调学习“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贬低了鲁迅小说的政治价值。作者说因为“时代有些不同”，鲁迅“高度的艺术手腕”，比起作品的思想内容来，“是更有补益的”，所以“应该强调学习的”，“倒是他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一部分”（页七）。这显然是形式主义的观点。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就不可能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作者把鲁迅的杰出的反封建作品“狂人日记”说成“只是一篇劝降的心理战的宣传书”（页一四八），把描写旧中国农民血泪生活图景的杰作“故乡”看做“以感伤的心情为基调”的“主观的抒情的东西”（页九五、八九），那就毫不足奇了。
鲁迅小说的伟大价值显然首先在于它的内容，在于它深广的人民性，在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离开鲁迅小说的革命内容，而强调他高明的艺术手法，这就非但无法认识鲁迅作品的意义，也无法认识鲁迅的“手法”的价值。许杰先生说：“生活与内容，是无从学习的，但观点与艺术的表现手法，却可以向成名的作家和成功的作品学习。”（页一七三——旁点引者所加，下同）试想：所谓“观点”和“手法”离开“内容”如何表现出来？脱离了“内容”，如何单独学习“观点”和“手法”？
在主题和题材的关系问题上，许杰先生的观点是反现实主义的。他将两者的获得看作互不相干的两回事，因而就有两种方法：一，“先有了题材”，然后“再找一个适当的主题来配合他”。这就是说，主题不在作者所感受的生活中、所选取的题材中呈现出来，却可以另外硬加上去。二，“先有了主题”，“再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想像世界中，找取适当的题材，加以显现”。（页一八）这无非认为创作可以用概念来演绎，毋须凭借生活感受。根据这种观点来分析鲁迅小说的创作过程，当然只能得出错误的论断。
在涉及作品具体艺术特征时，作者常常以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来代替现实主义的分析。例如，作者给“孔乙己”套了“起承转合”的文章作法，然后赞赏道：“行文的骨干”“何等严密”，可以说“一气呵成”“天衣无缝”（页一六九、一七○）。这大概就是“孔乙己”的艺术价值了。在“狂人日记”结尾，作者竟体味到了“一个邈远的遐想”，因为它“轻轻一结，别有余韵”（页一三四）。而“药”和“故乡”等篇，也被他加上了类似的称赞。这是什么美学观点呢？
许杰先生分析鲁迅小说的内容时的原则性的错误在于他抹煞其中所真实反映的阶级矛盾。例如在
“故乡”分析中，他忽视了作品所反映的阶级矛盾，把它说成鲁迅抒发“理想的幻灭的悲哀”的“个人主观的抒情的东西”，叫读者仅仅去听“作者的纯洁的灵魂的低诉”。
他对鲁迅在写作“故乡”期间的思想作了曲解，认为鲁迅徬徨于“封建农庄生活”和“近代社会生活”之间，莫知抉择，而这个“矛盾”正是“故乡”的主题，“也是近代文艺思潮甚至文化思想的真实的反映”（页九三）。在对“故乡”的分析中，作者竟把鲁迅和当时资产阶级“一切浪漫主义的主观的抒情文学的作家”等同起来，这不能不说对鲁迅本人及其小说“故乡”作了粗暴的歪曲。至于说鲁迅在“故乡”中表现了没落的地主阶级的感情（页一○○），说鲁迅在“故乡”中所表现的
“理想”，同托尔斯泰比较起来，还要落后得多（页一○七）等等，同样是极荒唐的。
“故乡”的不朽价值，在于真实地描写了当时旧中国农村的典型环境，并且生动地塑造了闰土这样一个饱受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的旧中国淳朴劳动农民的典型。正如“阿Q正传”以及作者其他描写当时农村的作品一样，它使读者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迅速改变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必须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必须打倒残酷压榨人民的反动统治者。至于小说结尾这段直接号召人们行动起来的含有革命哲理的警语，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可见“故乡”绝不如许杰先生所说，仅仅是一篇“个人主观的抒情的东西”，更不是一首凭吊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挽歌。
许杰先生认为“狂人日记”“也只是一篇劝降的心理战的宣传书”，理由是鲁迅反对吃人的方法，仅是“要劝转吃人的人，要他们悔改。”（页一四八）跃然纸上的“狂人”的形象，正如冯雪峰所说：“空前猛烈地攻击了整个封建制度体系，因而促进了当时的革命运动。”那种不从作品整个精神出发，却根据片段文字的形式主义了解妄下判断，这样也就必然会贬低作品的价值，调和冲淡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矛盾，从而取消它积极的教育意义。
在夏瑜是“影子的人物”的前提下，许杰先生断定“药”是一篇“以事件为中心”的“没有主人翁的小说”，把文学作品仅仅作为事件和技巧的堆砌，不过再一次重复了形式主义的调头。否定夏瑜的形象，当然也同样整个抹煞了这一作品的巨大教育意义。
许杰先生站在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立场上考察文艺创作问题，结果就陷于不可知论的泥坑。也就使“鲁迅小说讲话”里不得不充满了自相矛盾、莫知究竟的论点。最后他竟认为，所谓“借抽象的文字符号所还原的人生实象”的小说作品，要受研究者的“主观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的。”（页五九），这正如俞平伯的说法一样：“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这就取消了文艺批评的客观标准。既然没有了客观真理标准，许杰先生真是越研究越觉得糊涂了。他告诉我们：“理解或者欣赏甚至研究一篇小说作品，有些时候，正有如盲人扪象。”（页六二）这正是他研究鲁迅小说的真实写照。
第3版()
专栏：
必须定期改选支部委员会
唐工
定期改选支部委员会，是党内生活的规则。但是就有少数农村支部没有严格遵守这一规则，中共黑龙江省富锦县新立村支部六年没有改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长期不改选支部委员会的情况，说明了在这些支部里还没有起码的民主生活，支部委员会没有定期向全体党员做工作报告，请求大家检查支部领导工作，而后根据检查结果，选举新的支部委员会。定期改选支部委员会，可以把真正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选拔到领导机构中去，而撤换某些不能称职的领导者；可以经过这种途径，鼓舞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新立村支部就因为长期没有改选支部委员会，所以这个支部的领导机关，被一个自私自利的、不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反对在本村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的李久臣所占据。这个支部也就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中。
还有不少农村支部虽也定期改选了支部委员会，但因为没有充分发扬民主，没有在支部大会上做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工作报告，没有发动全体党员对支部领导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没有提出改进支部领导工作的意见，也没有事先把支部委员候选名单交给大家酝酿讨论，因而所选举的新支部委员会，仍有不少是过去那些不称职的支部委员，或者选举了一些品质和作风都不好的支部委员。结果，支部的领导力量并没有加强，党的政策的贯彻仍然得不到保证，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作用也不能加强。这样的支部就必须重新选举，真正选举党性强、作风好的党员到支部的领导岗位上来。
支部委员会长期不能改选，或者只是进行形式主义的改选，是和直接领导它们的县、区委的领导思想作风有关的。现在有些县、区委就没有依靠支部发挥支部作用的观点，因而长期不过问支部工作，支部有没有定期选举支部委员会，支部领导核心有没有形成，支部委员会有没有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支部生活有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切，这些县区委是很少注意的。
这种违反党内生活规则的现象应该立即纠正。县、区党委应该结合中心工作，领导支部进行定期改选支部委员会的工作。
第3版()
专栏：
全国各地人民法院逐步健全辩护制度
全国各地人民法院正逐步健全辩护制度，以切实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利。现在，在许多法院的审判庭上，被告除了本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权外，还寻找了自己的近亲属、监护人或人民团体介绍的公民等为自己辩护。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有些被告还找到人民律师为自己辩护。有的法院在被告的同意下，还帮助被告指定合适的人为他辩护。各地人民法院在开庭审判前，都向辩护人交代辩护的意义、范围和工作方法，并允许他们事先充分搜集材料、调阅卷宗、和被告谈话等，帮助他们研究辩护的理由。
根据各地法院所审理的案件来看，辩护制度对全面了解案情、防止错判起了重要的作用。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在审理周文福医治牲畜造成牲畜死亡案件时，审判员原认为周文福没有取得合法兽医资格，用落后方法医治牲畜，造成牲畜死亡，影响农业生产，应该从严惩处；当地两个农民在审判庭上替被告辩护，指出被告是在农民群众要求下，经过村人民政府和畜牧技术指导站的介绍后，才去医治牲畜的，辩护人请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这一案件。审判人员考虑了这一情况，决定从轻处理，这样避免了错判，因而得到了旁听群众的拥护。经过充分辩护的案件判决后，被告也都口服心服。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经过充分辩护的案件，没有一个被告愿意提起上诉。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有一个被告的父亲在法庭上为他儿子进行了辩护，当审判庭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公正判决后，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场勉励他被判刑的儿子到监狱后要好好劳动，重新做人。
健全辩护制度的结果，也使许多法院的审判人员提高了工作责任心。许多审判员表示，今后审理案件要有充分准备和证据，一定要克服主观主义思想，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在健全辩护制度以后，审判员的工作作风更加细致慎重，能够很好听取被告的意见，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材料。（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西康藏族自治州许多地区成立了生产治安委员会
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康定、丹巴等十一县的七十二个相当于乡的地区，已经建立了生产治安委员会。生产治安委员会是一九五二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按照自治区的政治、社会条件决议成立的一种过渡性的基层政权组织。在乡政权正式成立前，它贯彻执行自治州代表会议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的政策法令。
生产治安委员会成立时，普遍召开了相当于乡的代表会议，协商通过委员会人选。现在有七百多名农、牧民积极分子在生产治安委员会工作。
生产治安委员会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和地方治安，促进了开荒生产，密切了政府和群众的联系。道孚县八个生产治安委员会，几年来协助人民政府给八百八十二户无地缺地农民解决了七千五百多斗种籽的开荒土地使用权。不少县的生产治安委员会还处理了一般群众的民事案件。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许多重要文件已译成藏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编译委员会把许多重要文件译成藏文。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中，委员会把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告全世界人民书翻译成藏文，并及时向西藏人民介绍了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情况。现在他们又正在赶译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
在一九五四年内，委员会共编译藏文新闻简讯九十多期、二十多万字，藏文新闻简讯已经成为藏族各阶层人士和寺院喇嘛喜爱的读物。委员会还先后翻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文件三百多件，为拉萨有线广播电台翻译了一百多条重要新闻。委员会还为拉萨小学的学生编译了算术、藏文等课本十多种，为拉萨市人民医院、邮电局编译了“藏语业务会话”，并把一百五十首著名的藏族民歌和西藏名剧“文成公主”译成汉文。
（据新华社讯）
第3版()
专栏：
辽宁省农村中为青年们建立了“包教保学”制度
在辽宁省农村中，有八百四十个青年团支部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了提高技术的“包教保学”的联系制度，参加学习的团员和青年有三万多名。
辽宁省各县的青年团组织都很重视这一工作。青年团义县委员会和义县农业科联合组织了包括三十二名技术推广员和一部分团支部书记的参观团，到曾经受到省的奖励的榆树屯村参观和学习他们坚持这种“包教保学”联系制度的经验。青年团锦县委员会召开了技术推广站、农场和部分团支部的青年积极分子会议，交流了多方面的技术经验。
青年团员和青年们经过学习后，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岫岩县红旗营村五十七名团员和青年全部学会了试种和使用药剂拌种的技术，其中有的人还学会了翻地和使用新农具等技术。
（据新华社讯）
第3版()
专栏：
“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成立
为提高学生歌咏积极分子的音乐水平，进一步推动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歌咏活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与中央歌舞团共同组织了
“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
合唱团于三月十三日举行招生考试，报名参加考试的学生有四百余人。考试结果，由于成绩一般都很好，共录取了一百七十一人（原订一百二十人），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等十个高等学校的学生。
合唱团由中央歌舞团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担任顾问，司徒汉和任策担任指挥，于三月二十日正式成立。
第3版()
专栏：
“民族画报”创刊
民族画报社编辑、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画报”双月刊，三月十六日在北京创刊。
“民族画报”目前用汉、蒙、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六种民族文字刊行。这个刊物以国内各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图片和文字，报道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报道各民族人民在祖国互助友爱的大家庭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巩固团结、热爱祖国、建设幸福的新生活，以及各民族各方面先进和模范人物的事迹。
“民族画报”创刊号中，报道了“新疆省伊?哈萨克族自治州成立”、“庆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内蒙古的牛乳化学工业”、新疆石油公司的少数民族工人和内蒙林业模范敖门代来、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打猎、天津少数民族训练班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