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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厂矿中的党员大会为什么开得有好有坏
宋琤
厂矿企业中的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监督生产，厂矿企业中的党员大会就应该经常讨论有关生产的重大问题。目前，大多数厂矿企业中的党组织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讨论的方法不同，所以得到了不同的效果。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九五四年春天，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厂锅炉车间发生了严重的质量事故，锅炉补墙板需要返工，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很大。中共锅炉车间支部委员会就把这个问题提到党员大会上讨论。支委会指定专人向大会做报告。报告人给大家算了细账，指出，补墙板返工的损失总计起来达一亿八千多万元（旧币）；同时影响三台机车不能按计划出厂，使需要机车的单位得不到机车；车间的大批力量进行返修，打乱了正常的生产计划，影响了下个月的生产。报告中指出：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有的厂矿应该厉行节约，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应该按时完成计划，不断地供给国家以新的机器设备。而补墙板的返工，却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金，没有按计划供给国家以新的设备。报告人根据支部的调查研究，向大家分析了造成质量事故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干部和群众对待产品质量的责任心不强，以致有些有关保证质量的责任制度没有很好贯彻。另一方面，是在职工中存在着骄傲情绪，大家觉得这些活过去都干过，也没有发生过问题，质量还不坏，因而马虎大意起来。全体党员根据支部的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讨论，大家首先批评了支部，“不发生质量问题时，支部就不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发生了问题，支部就手忙脚乱起来，又是开会，又是批评。”大家又批评了行政领导干部，只催进度，不管质量好坏；还批评了工会没有做好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大家对于造成质量事故有关的人都提出了批评，同时也进行自我批评，有人揭发有些小组不遵守操作规程，有人批评有些党员不重视质量。
这次党员大会的效果是很好的。原来，支部只是笼统地感到保证质量的工作做得不好，经过党员们的批评，使支部认识到，在保证质量方面，支部的工作是被动的，突击的，缺乏预见性，没有经常地对党员进行重视质量的教育，和一切忽视质量的思想进行斗争。这次会后，支部就经常注意在党员和非党群众中进行重视质量的教育，宣传重视质量的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党员和群众对产品质量有了正确的认识，在执行规程和制度方面，也比过去认真了。支部还帮助工会改进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行政领导干部也根据党员大会的决议，整顿和健全了有关保证质量的各种责任制度，协同工会制订了补墙板的操作规程，举行了补墙板的技术观摩会。
还是锅炉车间支部，一九五四年七月召开的一次党员大会就开得不好。这次大会讨论贯彻作业计划的问题。在党员大会上，支部向大家作了有关贯彻作业计划的报告，详细地谈到怎样编制作业计划，怎样下达作业计划以及怎样进行调度等等。支部在报告中还具体地介绍了大炉工段推行轮班作业计划的经验。但是，在大会上发言的却只是少数行政管理干部，大多数的党员还没有弄清楚报告的内容，就只能讲讲：“大炉工段的经验很好，我们今后学习。”这次大会虽然多少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作业计划推行得并不顺利。工段长、行政小组长（大都是党员）都不肯执行轮班作业计划。他们说有没有轮班作业计划都是一样。
质量问题是生产中的重大问题，贯彻作业计划同样是生产中的重大问题。但是，为什么一次大会开得很成功，一次大会失败了呢？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讨论补墙板的质量问题的党员大会上，支部的报告是一个比较有思想内容的报告（虽然这个报告的自我批评精神还不够）。活做坏了返工，这本来是大家习以为常并不认为严重的事情，但是支部通过具体分析，使大家改变了习以为常的看法，把产品质量和贯彻党的总路线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联系起来了，激发了大家对产品质量的高度责任心。报告在分析造成质量事故的原因时，着重地指出了工人群众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家来揭发和批判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对待质量问题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态度。这次党员大会虽然没有组织大家具体地去解决管理方面、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大家已经认识了产品质量问题的重大意义，就能够自觉地根据大会决议努力解决那些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
讨论作业计划的党员大会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这次会议实际是重复行政会议。支部没有从政治上去阐明推行轮班作业计划的重大意义，激发大家克服困难、认真学习这一先进管理方法的热情和决心。支部也没有分析推行作业计划将要碰到什么困难，特别是在干部、群众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思想障碍，同时向每一个党员提出具体的要求，组织大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结果，就正是因为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有思想障碍，作业计划便推行不了。
像锅炉车间支部这样讨论作业计划的党员大会，像这样缺乏思想内容的、重复行政会议的党员大会，在目前是很多的。很多党组织每月在党员大会上提出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但是，他们却不去组织大家讨论分析有关生产关键的思想作风问题，而是组织大家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有些党员大会差不多成了分课题、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的会议。党员大会的决议和行政计划没有多大区别，有些甚至是照抄行政的技术组织措施，加上一些“团结群众，保证完成”之类的空洞号召。同时，党员大会讨论生产的范围也很狭小，大多只限于当月的关键问题。有时，这些关键问题不一定牵扯到重大的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解决起来也不一定十分困难，因而不一定需要在党员大会上讨论。另一方面，因为支部只抓住这些问题，对于生产中许多有关党的经济政策的贯彻，有关树立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思想，批判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等重大问题就注意不够或根本没有注意。这就削弱了党员大会的思想性和党员大会的作用。
许多工矿企业中的党员大会所以缺少思想内容，主要是因为这些党组织弄不清楚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的根本区别，党组织的工作是对人的工作。任何一项政策、任何一件工作都要靠人去执行、去完成。党组织的任务就是去教育那些执行任务的人，使他们热爱这项工作，懂得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克服困难，完成党委托给他们的任务。党组织还要教育人们正确地理解党的政策、党的原则，及时指出并批判各种与此相违背的思想作风，保证党的政策得以正确贯彻。锅炉车间支部的情况充分证明，党组织如果不去进行对人的工作，不注意人的思想作风，而去直接处理经济事务工作，其结果是与事无补的。生产中的问题所以要提到党的面前来，是因为它已经牵涉到党的政策、党的原则和干部群众的思想作风等问题，需要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解决。党组织不去解决人的政治思想问题，而去直接处理具体的业务问题，自然不会得到什么良好的结果。用党员大会去代替行政会议和工会会议的另一个恶果，是影响了工会干部和行政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习惯于依赖党组织，这对于生产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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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由市场”上的“竞争”
姚世光
在一个高等工业学校里，不同的教师对学生都有同样的要求。
画法几何的教师说：“学我这门功课就是要花时间，不多花时间怎能学得好？”高等数学的教师说：“我这门功课要是学不好，到二三年级可就更困难了。所以我必须多讲一点，宁肯让学生现在骂我，我也不能让他们将来吃亏；等到将来，他们就要感谢我了。”
在这两位教师的“一片好心”之下，这两门功课的课业分量就大大“膨胀”起来，学生每周不到二十小时的自学时间，大部分都用到这两门功课上了。
化学教师一看形势不妙：学生都不复习化学了。“好！你们都不重视我这门功课，我得想个办法！”于是他就多讲、多留题、少给分。这个办法果然灵验，学生们不得不重视化学了。
物理教师也不肯“示弱”，本来他计划到期中才测验，这时就改成一个月测验四次。于是学生又把物理书成天拿在手里了。
还有一位教师，他的课既不能测验，又不能留习题，他想出一个“固定时间”复习的办法，规定每星期二晚七点到九点，他和学生一起在教室里复习这门课。
这几位教师这么一来之后，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有一次体育教师到学生宿舍去发动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有个学生指了指桌上厚厚的一叠讲义和习题，又双手打拱说：“先生，您饶了我吧！”教师们自我讽嘲地说：学生的自学时间好比一个“自由市场”，咱们大家都在那里“竞争”哩！
教师们这一“竞争”不要紧，学生不但不能锻炼了，连午睡也只得牺牲了；上课带着老虎油，晚上要吃安眠药，学习成绩普遍下降了。
这几位教师都希望学生把功课学好，不能不说是“好心肠”。可惜正如我们常说的，好心肠有时却做了坏事情。道理很简单，学生每天的时间只有二十四小时，一门功课“膨胀”了，别的功课就要被挤掉；明知如此，还要“膨胀”，是不是缺乏整体观念？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是，教师缺乏整体观念而引起“自由市场”上的“竞争”，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赶快停止这种“竞争”，正如那个学生所说的，“饶”了他们，让他们学少一点，学好一点吧！
（原载北京日报）
（附图片）
某些教师理想中的学生 李滨声作（原载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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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两本谈共产主义道德的书
王城
“论共产主义道德”柯尔巴诺夫斯基著 康丁译 三联书店出版
“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包德列夫著 南致善译 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乃是我国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不仅要按社会主义原则改变社会经济的面貌，而且也要改变人们的道德面貌。五年以来，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以及党对人民群众教育的加强，我国人民新的道德风气正在成长。而且随着道德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尖锐化，人们越来越关心树立新的道德风气和反对资产阶级道德的问题。
那末，道德是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和资产阶级的道德有什么区别？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是什么？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问题。
“论共产主义道德”、“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两本书，对于这些问题，作了明白的解答。
资产阶级把道德的概念，闹得非常玄虚。据他们讲，道德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人出娘胎的时候，“心灵”里就有所谓道德原则，因而道德是“永恒的”和“不变的”。世界上有没有“永恒的”和
“不变的”道德呢？当然是没有的。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道德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其他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道德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总是有阶级性的。恩格斯在驳斥杜林关于“永恒的道德”的反动哲学时指出：“任何道德理论，直到现在，归根到底总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总是发展于阶级对立之中，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它或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及利益辩护，或是当被压迫阶级充分有力之时，它表现对于这个统治的反抗，而拥护被压迫者的将来的利益。”
“论共产主义道德”一书在说明道德的起源和本质时指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决定于社会存在的性质和生产方式，它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道德既然属于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便和别的上层建筑一样，不是只反映基础，不是消极地、中立地，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和对自己阶级的命运漠不关心。相反地，它一经出现，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道德能够大大加强我们社会的发展速度，并且能使我们祖国威力的源泉倍增起来。”“共产主义道德给我们人民以巨大力量，去和一切反动的、与我们思想相反的东西进行斗争。”（“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由此可见，那些认为道德问题与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关”的论点，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
这两本书，特别是“论共产主义道德”一书，有专章剖析资产阶级的道德。书中指出，资产阶级道德的本质，决定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原则，资产阶级学者虽然宣传所谓“永恒的道德”和“全人类的道德”，其实，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用来愚弄和毒害工农的伎俩。如书中所指出，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靠血和火起家的资产阶级残酷无情地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历史，已昭然若揭地表现出资产阶级道德的丑恶面貌。“弱肉强食”“人对人如同狼对狼”“人人为自己，只有上帝为大家”，这就是资产阶级道德的原则。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资产阶级道德的原则作了如下的表述：“不是你去掠夺别人，便是别人来掠夺你；不是你替别人作工，便是别人替你作工；你或是当一个奴隶主，或是当一个奴隶。显然，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就染上了这样一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当奴隶主，就是当奴隶，或者是当一个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份子，总之是当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及旁人的人。”因此，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便成了资产阶级做人的准则。
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虽然大谈什么“永久的美德和普遍永恒的正义”，但他们本身并不一定要遵守他们所宣布的原则。“只要对他们有利，他们会随时粗暴地加以践踏。”书中引用的一句美国流行的谚语说得好：“假如你偷了一个面包，你会坐牢十年；假如你窃取了铁道，你将被选入参议院”。这句话有力地揭穿了资产阶级道德的全部虚伪性。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道德更为堕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残酷地镇压罢工，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鼓吹战争和原子武器，宣扬种族仇视和色情淫乱。在美国，甚至当大学校长的，竟公然宣传杀人。例如书中引证的美国一个大学校长奈斯就无耻地主张：“我们必须根据强权法则进行全面训练。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杀人的艺术。我不以为战争应当限于陆、海、空军，或在杀人的武器和方法上有所限制。我赞成细菌战和使用毒气、原子弹、氢弹和过洋火箭。我不赞成对病院、教堂、学校或任何居民区采取什么顾惜的态度。”这就是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自由世界”中“美国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共产主义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根本对立。资产阶级说“共产党人否认一切道德”，这是恶意的诽谤。共产党人反对资产阶级等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但主张共产主义的道德。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呢？按照列宁的指示：“巩固与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是共产主义道德底基础。”也就是说，凡是能够促使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的消灭和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的一切行为，都是道德的。反之，凡是阻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成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一书指出：“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标准，是争取建成共产主义的斗争。我们所理解的有道德的人，是那些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精力贡献给为建成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人。”
两本书都告诉我们，共产主义道德的建立，并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根据无产阶级斗争的要求和利益而树立起来的。它是共产党对人民群众进行巨大教育的结果。
“论共产主义道德”一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以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事例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书中并指出，社会革命每一次胜利，都伴随着革命群众的思想和道德的高涨。至于“那些在革命浪潮最高涨的时期偶然进入党内，后来又被建设和斗争的困难吓倒了的，道德上动摇不定的软弱分子，都从党的队伍中淘汰出去了。”“那些想利用执政党的地位，追求某种利益，满足个人野心而设法混进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人们，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培养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培养对待劳动和公共财产的共产主义态度，培养集体主义和同志互助精神，培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家庭关系，以及忠诚老实等道德品质。两书对于这些问题，都分别列举事例，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怎样教育人民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呢？“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一书有专章回答这个问题。书中指出，学校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一个中心环节。因为“学校以知识来武装学生，培养他们的世界观和性格，锻炼他们的意志。”但是，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局限于学校以内，而与蓬勃的社会生活脱离，是不会有良好效果的。因此书中说明，共青团、少先队、校外的教育机关以及家庭等，在青年和儿童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点，保证了对于学生进行的教育影响的统一，并促进了青年一代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任务的完成。”那些认为教育后代“反正有国家负责”，对子女“养而不教”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人民，并不断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乃是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武器。人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能提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成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不是死啃书本，脱离实际和离开实际斗争，恰恰相反，它一定要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正如书中引证列宁的话所说的那样：“没有工作，没有斗争，那末单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求得的书本上的共产主义知识，可以说是一文钱不值”。也就是说，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和能力用去为公共事业服务。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实质。只有在这样的工作过程中，青年男女才能培养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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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两国文学工作者的兄弟友谊
日本文艺批评家 岩上顺一
前些日子，我们访问了鲁迅故居，很多事情都使我们感动。故居附近的街巷，看起来不像是富贵人家住的地方，倒像是过去北京的中等人家居住的处所。鲁迅先生似乎是喜欢生活在这些贫穷的人们之中，从这里也能看出鲁迅先生是愿意经常接近人民群众的。故居的房屋简朴而清洁。只要一看那叫做“老虎尾巴”的写作室，就会完全明了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是多么朴素了。看看鲁迅先生平日和学生、青年们谈话、传播革命思想的客室，也能够清楚地想见这些受了鲁迅先生思想影响的人们后来是怎样活动的。特别使我们从心底受到感动的是，鲁迅先生的藏书遍及古今中外，以整整一个房间收藏着日本的文学、历史、科学书籍，这不能不使我们惊叹不已，不能不进一步引起我们对他的尊敬。鲁迅先生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比我们更深入；鲁迅先生对日本进步文学的了解，比我们更广泛。鲁迅先生写作室的墙壁上，挂着他在日本学医时代的教师的照片，这再一次使我的心弦为之激动。鲁迅故居真是一座中日文化、文学交流历史的最有价值的纪念馆。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伟大前辈鲁迅先生的文学生涯，是照耀中日进步文学交流历史的最光辉的火炬。
事实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自从翻译成日文后，一直到今天，给了许多日本读者深刻的影响。当日本被美国占领的今天，不仅是具有进步思想的读者，就连一般——几乎是所有的日本人民，也都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阿Q的苦恼和喜悦。鲁迅先生的作品，今天越来越成为鼓舞日本人民的巨大力量了。
不仅仅是“阿Q正传”，当鲁迅先生的几乎全部的作品翻译成日文的时候——一九三○年前后，正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最为发展的时期。当时，和中国进步作家的国际联系，虽然是在困难之中，但也还是打开了许多条道路。日本的进步作家们，认真地注视着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上海和北京的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关怀他们的活动，而且日本也有不少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描写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是：村山知义的四幕剧“暴力团记”（一九二九年），描写了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员工的罢工斗争；前田河广一郎的剧本“蒋介石”（一九二九年），揭露了蒋介石的背叛中国人民；还有江马修的“鸦片战争”（一九二九年）和黑岛传治的“武装了的城市”（一九三○年）等等。一九三○年十一月，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第二次国际会议作出的对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决议认为：“由于日本和中国之间文字相通，地理接近以及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域中，虽然从来就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还没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关系。”而敦促中日两国进步文学工作者交流经验和互相合作。中日两国进步文学工作者的交流经验和互相合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挑起“九一八”事变前后日益加强了的镇压而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可是，即便如此，在这期间，郭沫若先生也还在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遭到警察残杀，鲁迅先生还致电吊唁；此外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曾在上海，在鲁迅先生指导下学习中国文学，据说，鲁迅先生逝世时，他还参加了送殡。
一九三四年，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解散，进步文学工作者分散成为小规模的组织，出版了“文学评论”等刊物；到了这个刊物也被迫停刊之后，日本进步文学工作者就各自分散地给资产阶级刊物写稿，向侵略战争进行最低限度的抵抗。可是，后来连这些也不可能了，由于镇压，许多作家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转向”，而且，有不少的作家和诗人，或被禁止写作，或被逮捕入狱。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失败，日本落到美国占领者手中的时候，进步文学工作者又团结在新日本文学会周围，而和苏联文学、中国文学的关系，又开始向着新的发展道路前进。日本进步文学工作者阅读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和“实践论”及其他著作，开始认识到文学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更深刻地认识了文学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任务，而开始为建立争取和平、民主的文学统一战线努力。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之间，日本进步文学工作者写了不少作品，对争取和平、民主和反对战争作出了贡献。可以说，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对过去侵略中国的战争进行了批评，反映了日本人民的和平愿望。德永直的“爱人啊，安息吧！”和“黎明的风”是描写侵略战争中日本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对解放的愿望，而他的“静静的群山”则是以战后日本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过程为主题的、优秀的反对战争、宣传和平的作品。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原野”、“风知草”、“两个院子”、“路标”等，虽然是有着在形式上拘泥于身边琐事的缺点，但是作为探求知识分子革命化过程的作品来说，还是具有很高价值的。
到了一九五○年，新日本文学会内不少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了错误的分裂活动，因此，即以未参加分裂活动的共产党员作家为核心创刊了“人民文学”，学习中国文学运动的经验。“人民文学”主要以培养和发展工农大众文学为目的，翻译和介绍了中国作家的许多作品和评论。一九五三年，分裂分子终于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了党的纲领而开始回到党的队伍中来，于是“新日本文学”和
“人民文学”也就开始消除对立的状态，将“人民文学”的任务改为培养青年工人和农民文学工作者，并改名为“文学之友”，目前仍在继续出刊。
日本进步文学内部的分歧所以能开始消除而重新趋于团结，首先是由于各阶层人民热烈地希望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独立而团结起来，同时，苏联文学、中国文学的影响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翻译和介绍了中国新文学作品“虾球传”、“平原烈火”、“原动力”、“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在新事物的面前”、“四世同堂”、“龙须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等，而且又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文件译成日文，使得日本的进步文学工作者从这些作品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得到了勇气，而从思想上和创作上进行了自我批判。
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前进的苏联文学和中国文学所创造的积极的文学形象，对于日本进步作家的创作来说，乃是前进的指针。从一九五○年到今天，日本进步作家写出了一些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作品，创造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群众的积极的形象。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第二部、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松田解子的“地底下的人们”、足柄定之的“铁路之声”、春川铁男的“日本劳动者”等等，都是描写劳动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作品；此外，中野重治的“五脏六腑”、佐多稻子的“绿色的林荫道”、金达寿的“玄海滩”等都是以知识分子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斗争为主题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在写作方法上还有不少缺点，但是，可以说，它们都在保卫和平、提高民族自觉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这次访问北京才知道，这些作品有一部分中国已经翻译和介绍了，而且今后还计划翻译更多的日本文学作品。
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萧三先生欢迎我们说：
“希望你们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地住下来吧！”我相信这句话不单单是对德永直和我说的，而是对日本所有的文学工作者，不、是对日本全体人民说的。我坚决地相信：中日两国文学必须成为同胞兄弟，互相帮助、互相鞭策，使之成为加强并巩固和平和各民族的独立与友谊的文学，我们的文学要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且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徐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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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开展唯物主义宣传工作
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武汉地区已开始进行。由武汉市委第三书记李尔重担任第一次演讲会的演讲，三月十九日在汉口举办，讲题是“为什么要批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什么要学习唯物主义世界观？”到会听讲的有一千八百多人。
武汉地区的演讲工作目前暂举办三个讲座。武昌的讲座由中共湖北省委主办；汉口的讲座由中共武汉市委主办；大专学校的讲座由中共武汉市高等学校委员会主办。这一演讲工作，规定每月举办一次。今年计划达到听众四万人次（占武汉地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二十）。以后陆续增加讲座。为使演讲工作经常化，武汉地区已着手准备成立由党内外的学术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以及部分领导干部组成的演讲团。团内按业务性质成立哲学、文艺、史学和自然科学等研究组。每个研究组定期分担一定的研究工作和演讲工作。
（本报驻武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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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工人村将建立一所中学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教育局根据市内工人村发展的情况，决定继一九五四年新建一所工人村小学之后，今年在工人村再新建一所中学。
这所工人村中学的地址已选定，距工人村电车路仅三百多公尺。承修的沈阳市第三工程公司正积极会同建筑单位进行各项施工准备工作，预计在今年四月二十日左右正式开工，八月中旬完工，秋季开学时即可使用。
工人村中学是采用二十四班的城市标准中学设计，为三层大楼，面积为四千五百多平方公尺。这一建筑将有二十四个普通教室，还有四个较大的专用教室，在化学、物理和生物教室中，都有相应的先进教学设备，并附有仪器准备室。这以外还有宽敞的图书阅览室等。按照二部教学计算，这所中学共可容纳学生两千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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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移居山下的少数民族农民开始新生活
广西全省移居山下的少数民族农民开始过着新的生活。自一九五二年冬到现在全省下山的农民约二万人左右。许多移民下山时一无所有，现在建起了新的家园；不少移民乡、村，设立了学校或卫生机构。上思县的八户瑶族农民移居新区后，两年来经人民政府和当地僮、汉族农民的帮助，盖了八座新房屋，买了十二条耕牛，并有了足够的家具和农具，生活可以自给了，东兰县的九个移民乡都成立了移民小学校。
移居农民绝大部分都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隆林县大树屯移居来的苗族农民去年参加互助组后，深耕细作，粮食增产四成多。今年，这个组已转成农业生产合作社。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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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江油发现节甲类鱼化石
四川江油县发现了三亿年前的古生物——节甲类鱼化石。这块鱼化石包括头甲、中背甲、前侧甲及腹甲等，它们保存在不纯的灰黑色石灰岩中。像这样比较完整的节甲类鱼化石在欧洲、北美洲发现较多，而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经古生物学家研究证明，这种节甲类鱼的特征在已知的种属中还未见过，是巨大的恐鱼和雷鱼的祖先型的旁支，繁生于约三亿年前的泥盆纪时代。
节甲类鱼化石是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乐森璕在江油县观雾寺附近铺路石板上发现的。现已命名为“乐氏江油鱼”。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内容，并对我国古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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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持荣誉的革命残废军人唐国才
新华社记者 任永达
黑龙江省肇东县一位失去了右臂的革命残废军人唐国才，一九四九年回乡后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在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曾经连续获得肇东县和黑龙江省的特等革命残废军人模范的光荣称号。
唐国才是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辽西战役中负了重伤失去右臂的。一九四九年他复员回到肇东县榛柴村靠山屯时，乡亲们都认为他不能再干庄稼活了。可是唐国才谢绝了群众给他代耕土地的建议，他顽强地用一只手来练习干活，并且领导当地群众组织了互助组。一九五三年春天在当地的党支部的领导和帮助下，他们的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唐国才被选为合作社主任。
唐国才虽然失去了一只右臂，但是他在生产中从来也不落后。一九五四年一年中，他用一只手作了一百四十个劳动日。每当春耕时他就参加扶犁、播种和施肥工作。在播种时他没有手提篮子，就把篮子挂在脖子上，用左手来撒种。夏锄时，他领导合作社里的妇女参加薅草和间苗工作。秋收时他能用一只手来装车和堆庄稼。冬天的时候，他就参加打柴和割草。唐国才这种劳动热情经常受到农民的赞扬，农民们说：别看他一只胳膊，干起活来却是好手。
唐国才对党和政府的每一号召都是积极响应的。一九五四年春天，当地政府号召开荒试种水田，唐国才立刻响应号召，亲自带领群众去开荒；今年他还和社员们商量准备再垦五垧水田。在过去的购粮工作中，唐国才都积极带头卖粮；一九五四年冬天，他曾动员全屯农民卖出了十七万多斤余粮。最近政府号召各地农民多种高产作物，唐国才和社员们商量决定把原定种三十垧小麦的计划改种为二十垧，留出十垧改种苞米等高产作物。
唐国才在领导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一九五四年肇东县举行的一次干部会上，曾表扬了他“勤俭办社”的作风。刚建社的时候，社里曾经需要大量的绳子，唐国才就发动社员去割当地的“油包草”，把草搓成绳子来代用，两年来在这方面就节省了三百多万元（旧币）的开支。唐国才还经常教育社员把节省下来的资金添置新的生产资料。现在社里的大车已从初建时的两辆破车增加到六辆新车，马也从两年前的十匹增加到三十一匹。
唐国才在领导合作社的工作中，表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一九五四年春耕时，社里缺少种籽，唐国才主动地把自己的七百斤小麦和两千斤土豆借给合作社。有一次社里要盖房子缺少木料，他又自愿把自家的木梁送给合作社使用。不久以前，唐国才还把县人民政府奖给他的一个马蹄表送给了合作社。
唐国才的各种模范行动受到了当地农民的爱戴和拥护，他被选为村和县的人民代表以及青年团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