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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纸空话
龙子勋
中国五金机械公司北京市公司一九五四年曾同大连钢厂订了两次供应合同，大连钢厂都没有按期交货，公司就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给大连钢厂去了一份通知单，要求严格执行合同规定，偿付误期罚款。到了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大连钢厂来了一封慎重其事的公文。照理说来，它应该解决中国五金机械公司北京市公司提出的问题了吧！可是，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件公文一开始写道：“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二年——一九五四年度，我们的国家，已完成了五年计划的进度计划，这是我们大家感到很高兴的事情。贵厂和我厂都是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奋斗的作战单位，目标是共同的，都是在实现着党和人民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你们和我们都是在经济战线上活动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国家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获得了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阵营的帮助以及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在一九五四年获得了伟大胜利，为了祝贺这个你们和我们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胜利，特向您厂致贺。”
接着写道：“我厂在一九五四年得到您厂及各兄弟厂矿的照顾和支持，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给我们的任务；在生产技术管理上及经营管理上有了某些提高和改进。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各兄弟厂矿对我们提供的意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为此特向您们致以谢意！”
第三段是检讨“厂的领导思想上，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不高，为用户服务的观念不够强”等等，最后是“致以歉意”。第四段声明“对上述种种情况，已作了一次彻底的检查和分析”，“确实感到我们的工作作风必须求得改进，不然是会阻碍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到来，故深感责任重大”，因而“对过往年度一切应了未了手续及悬而未决的拒付和退货，尚请大力协助处理，并希今后在供需关系上更臻密切不断地提出批评和赐予改进意见”，并“不胜盼切，谨致敬礼”。
人们读了这件公文以后，谁能懂得它究竟是说的一些什么呢？它既没有答复中国五金机械公司北京市公司的要求，也没有提出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更不能使人知道今后工作在那些方面需要“协助”。这种满纸空话、推托敷衍的公文，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的。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能浪费纸张笔墨和干部的精力而已。
必须把这种以空话代替实际工作的作风从我们的机关和企业中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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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留心挂红招牌的“黑店”
——谨防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操纵农业生产合作社
杨叶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和农村中的先进分子的手里，因为只有这样，农业生产合作社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力量；如果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富农或反革命分子夺取了领导权，它也会成为资本主义或反革命的力量。
据原在山西晋南军分区工作的王致祥同志来信说，他不久以前在临汾县北永安村发现了这样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王洪恩，过去当过阎匪的“村自卫团长”，是反动道门“大福道”的一个头子，在日寇占领期间和临汾城里的特务组织有密切的联系，一九四七年曾暗杀了退伍革命军人刘锁子。他是在临汾城解放后感到难逃法网而自己投案，被扣押了一年多以后放回来的。“委员”李国正，在解放前当过阎匪便衣队员，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过继儿子，并且是个流氓。“委员”安九海也是反动道首。“委员”刁成新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解除民兵队长职务的流氓。现有的十八户社员当中，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分子就有九户。他们掌握了社的领导权以后，就竭力排斥和打击社内比较正派的社员，故意压低他们的牛价，派他们出
“义务工”，剥夺他们的劳动报酬，垄断供应给社员的粮食。李国正还向群众吹嘘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村的先进组织；我们领导了农业社，还能领导村干部和村里的一切工作哩！”社员们只许顺着这些坏分子的意图走；谁违背他们的意图，谁就要受到他们的压迫和打击。他们霸占了这个社的领导地位，就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看到合作社被这帮子坏人掌握着，没入社的人谁也不愿入社了，群众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生了很多误解和错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呢？原来是这样的：临汾县委在一九五四年秋天发出了大量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乡支部书记高法成想一下子做到“村村有社”，可是北永安村的互助基础很不好，也没有党员。怎么办呢？他先召集村干部，训斥了他们一通，要他们“填表”入社；然后召集入过会道门的人开会，威胁他们入社；然后又召开群众大会，说：“你们想要让牲口吃到料，就要入社；如果不入社，人吃的粮食也买不到。”那一帮坏分子看到有机可乘，就钻到社里了。这个社就这样在一九五四年九月间勉强“建立”了起来；而县委也居然批准了它。因为不少坏分子入了社，原来勉强报名入社的人就有一些坚决要退出；有的村干部要求清洗坏分子。高法成却说：“你们好，不愿入社，入社又要退！人家不好，做过坏事，可是现在比你们还积极哩！”村干部和老实农民的退社，触怒了高法成。他觉得：还是王洪恩、李国正这帮子人“能干”，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把这个村的社办起来，才能“村村有社”。王洪恩、李国正等一帮子人看到高法成的态度，更觉得有空子可钻了，就越发装出一付“积极”样子，给高法成“捧场”，有事没事常跑到高法成家里去“巴结”。这样一来，高法成更觉得王洪恩等人“可靠”了；还让李国正去县里受训，担任会计职务。他说：“李国正虽然家庭出身和本人历史不好，可是村里数他有文化、能干这个事了。”他还认为：王洪恩是新中农，李国正等是老中农，都不是地主富农；历史上虽然有问题，可是现在对办社积极就好。他单纯看这些人的阶级成份，竟然连他们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也不顾了。
这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堡垒呢，还是反革命的巢穴，还不清楚吗！
又据热河“群众日报”社高恒同志来信说，他不久以前到赤峰县元茂隆村作了一次调查，发现这个村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富农操纵着的。这个村是中共赤峰县委直接领导的一个重点村，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将近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但是，从这个行政村的主要村庄元茂隆自然村的情形看，却不能说社会主义已经占了优势。这个村的“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富农把持着领导权。这个社的十三个管理委员，其中有新富农三人，旧富农一人，老中农二人，新中农三人，贫农四人。社主任李玉和副主任于文龙都是贫农，为人也正派老实；但是，他们不过是被放在“主任”的位置上做样子的。社里的大权，掌握在另一个副主任张福为首的几户新富农手里。张福等人在社里从来不参加主要劳动，只管“指挥”人，偶然干点零活也记分。在评定土地产量时，张福的土地产量实际上是一万四千多斤，在他们一伙操纵下却评成了两万多斤。社里秋收正紧张的时候，张福却从社里拉去三十多个人给他盖房子。他们这伙子人还时常散布“社里分不上多少红”的流言，打击社员们的劳动情绪。张福还把一个旧富农拉进社里当会计；这个“会计”却很长时间不记账。这个社受灾减产了，县委工作组建议他们降低一些土地租额，以免劳力多的人吃亏太多。他们却说：“我们实行的是死租制，有言在先！”拒绝了这个合理的建议。分配的结果：车马农具的投资利息占百分之五点五；土地分红占百分之三十；劳动力分红只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显然违背了劳动报酬应当高于生产资料报酬的原则。
从这个社的社员个人收入来看，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土地多、投资大的富裕中农和混进社内的新富农，虽然在一九五四年仅七成年景的情况下，他们的收入，仍然都超过了一九五三年。张秉元一九五三年纯收入折粮二万零七百斤，而一九五四年在社里的纯收入是二万三千六百一十四斤；其中劳动收入仅占百分之二十，土地收入则占百分之五十二，投资利息占百分之二十八。第二类是一般的中农和新中农，大部分和一九五三年收入相等或接近于一九五三年。第三类是土地少、投资少的贫农，大多数减少了收入。吴景业六口人，没有地，一九五四年在社里做了二百零六个劳动日，收入原粮二千二百二十一斤。一九五三年，没有成立社时，他给别人种地收入三千四百斤，又放了一冬牛收入一千二百斤，入社比没入社前还少收入二千三百七十九斤。左志风，两个劳动力，做了三百二十八个劳动日，收入四千零五十斤粮食，比没有入社时一年的收入少一千二百六十五斤。他们反映：“今年苦干一年，还不如扛活挣的多呢！”“今年算给地多户扛长活啦！”就这样，虽然办了合作社，仍然是“穷的越穷”。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呢？从村支部来说，支委认为这些富农户“人强马壮，经营有方”，把他们看成了办社的“中坚力量”，认为“离了他们就不好办”。县委派来的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也“整顿”过这个社。可是，他们只是认为劳动组织和劳动计算不合理，也就只是帮助调整了一下劳动组织，纠正了少数人不劳得分和少劳多得分的偏向，却没有按照阶级观点分析这个社的问题。
这样的社，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呢，还是资本主义的乐园？也是谁都能看得清楚的。
在旧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黑店”的可怕的故事：有些挂着“安寓客商”的招牌的旅店，却干着杀人劫货的勾当。招牌是一回事，干什么勾当却是另一回事。我们能让这样的“黑店”在我们的新社会里存在吗？
“集体农庄和苏维埃不过是个组织形式，固然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但终究是个组织形式。一切都依这个形式包含有什么内容为转移。”“集体农庄这个组织形式，也如苏维埃一样，乃是一个武器，而且仅仅是一个武器。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武器是可以用来反对革命的。它能服务于工农。在某种条件下，它能服务于工农敌人。全部问题是在于这个武器究竟握在谁手中，这个武器究竟是被利用去反对谁。”这些是斯大林在二十二年前说的话。这些话，到今天对我们还是多么有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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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包养救济”的结果
本报记者 古维进
一九五四年秋季，湖北省鄂城县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政府为了扶持灾民进行生产自救，从一九五四年八月至一九五五年二月止，先后发放救济款一百零七亿二千万元（旧币、下同），分洪区产量补偿款一百八十五亿八千万元，修理房屋补助费九十六亿元及各种贷款（即耕牛、农具、种子等贷款）一百零五亿元。另外政府给灾民救济大批芦席、棉衣等，同时保证粮食、种子等供应。灾区人民对政府的关怀和扶助非常感激，都说：“毛主席共产党是再生恩人。”他们积极组织起来，重建家园，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全县在“水退一寸种一寸”的口号下，抢种冬播作物五十六万亩，超过一九五三年的冬播面积百分之七。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灾民的副业收入有：砍柴七百八十万斤，打鱼二百万斤，种菜二万八千亩，其他副业的收入也很大。
生产自救虽然取得了以上的成绩，但是却还存在着严重问题。
水灾后，灾民的生活很困难，政府要大力扶持是对的；但是政府的大力扶持是为了推动灾民进行生产自救。有些干部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在内却不大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看见政府对灾民进行大力扶持，就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想法：“政府扶持的‘气魄大’，为了保证不饿死人，就把灾民‘包养救济’起来吧。”于是有些区、乡干部给灾民发放救济款时，不去摸清灾情底子，不去依靠群众民主评议，也很少对灾民进行生产自救教育，只是看见灾民喊困难就救济，谁喊得凶就多救济一些。结果，不该救济的救济了，该少救济的多救济了。有些乡的救济面达百分之六、七十（根据该县灾情，政府规定救济面不超过百分之五十），有的乡救济面达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这样的救济造成了什么结果呢？有些灾民看见救济款来得容易，就把救济款用在不正当的地方。金鸡、鸭畈、东港、横山、桐山等乡，有的灾民领到救济款就去吃好喝好的，做新衣服等，有的灾民领到救济款就去赌博，还有些乡干部随便挪用、贪污救济款。最严重的是养成了有些灾民的单纯依赖救济的思想。桐山乡群众是以打鱼为主要副业生产，但这个乡七选区有十九只船上的人不愿出去打鱼，他们害怕打鱼后，得不到救济。大悟乡贫农运维成的妻子看见旁人搞副业，想去参加，运维成不让去，说：“累死还不如政府救济一、二次。”有些人即使去搞生产，也偏重搞副业，不重视农业。他们说：“搞副业可以吃现的，误了农业，将来政府会救济，反正政府不会饿死人的。”
以上事实说明，“包养救济”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中共鄂城县委发现这个问题后，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上，曾批判干部单纯依靠政府把灾民
“包养救济”起来的错误思想，指出必须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开展生产自救运动。这个做法是很好的。但是怎样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呢？县委对整顿互助合作组织说得比较详细具体，对如何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却缺乏具体明确的指导。于是，干部领会县委的精神是：“互助合作是‘中心’”。结果，有些干部就单纯去整顿互助合作组织，把生产自救工作放在一边。
由于生产自救工作缺乏领导，群众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思想仍然没有很好纠正过来。目前全县的生产自救情况是不大好的：副业生产的门路很窄。各地除了进行打鱼、砍柴、修堤（修长江堤，以工代赈）等副业生产外，没有因地制宜地开辟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门路。有些地区劳力有剩余，找不到出路。农业生产的情况更差。冬播作物没有很好加工培育，许多小麦田都没有上追肥，积肥运动没有开展起来，许多小型水利工程没有动工，缺乏耕牛、种子等困难还没有克服。鄂城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情况，否则就会给领导灾民渡过春荒，开展春耕生产运动，增加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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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贸易公司是怎样组织副食品供应的
严钊
为了适应城乡人民对副食品需求增长的新情况，江西省贸易公司加强了经营副食品的业务，因而在今年春节时基本上保证了省内各工矿区、城市和修堤筑路工地副食品的需要。但是，在组织副食品供应方面，江西省贸易公司曾走过一段弯路。
去年六、七月间，副食品供应情况十分紧张的时候，贸易公司为了完成供应任务，曾分别派出大批采购人员到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内蒙古和上海、等地找货源。采购人员“满天飞”的结果，虽然也找到了一些副食品，满足了一时的、一部分群众的需要，但不能满足群众经常的需要。去年第四季度各省市副食品需要都增长了以后，“满天飞”的采购员中有的常常空手回来；有的虽找到了货源，但由于远途运输，在时间过久，赶不上市场需要，并且运费太大，增加了成本。其实有很多副食品是可以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的。例如江西省盛产萝卜、菜蔬、芋、薯等，贸易公司自己不组织加工，却派人到浙江去买萝卜干，到广西去买薯粉。江西省供销合作社把十万斤辣椒干卖给了武汉的土产公司，而贸易公司却派人到湖南、贵州等地去买辣椒干；又如粉丝、粉皮、腐竹、火腿、腊肉、香肠等，在江西省内有原料和加工的条件，贸易公司也不组织加工。由于忽视本地货源，本地农副业产品便没人收购和组织加工，结果影响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收入，降低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直到去年第四季度末，由于省外采购副食品多次失败和江西省商业厅的批评，江西省贸易公司才纠正“满天飞”找货源的错误，开始注意发掘当地的副食品货源，就地组织加工供应。事实证明，副食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的潜力很大。江西省贸易公司去年第四季度副食品加工总产值为第一季度的十倍，为第三季度的两倍半。今年一、二月份，他们继续扩展副食品加工业务，原来只注重了粮食、杂粮、复制品和糖制品、肉类食品的加工，现在已开始注重开展干菜类、咸菜类等副食品的加工业务，并根据副食品大多是季节性生产而常年供应的这一特点，着手储备适当的副食品，以供应旺季的市场需要。
江西省贸易公司在就地取材就地加工供应副食品的工作中取得如下的主要经验：
一、要积极设法解决原料问题。副食品的原料主要有三类：一类为统购统销物资，例如加工糕饼、面条、腐竹、豆豉、酱油等所需的原料大米、面粉、大豆等，对这类物资，必须事先编造加工计划向当地财委申请批准后，由粮食局一次或分期拨给；一类为掌握供应的物资，例如加工甜食、糖制品、肉食、火腿、香肠、腊肉等所需的原料食糖和猪肉等，对这类物资，就要请地方商业行政领导机关统筹解决；另一类为加工各种干菜、咸菜所需的萝卜、辣椒、薯、芋、菜蔬等，对这一类原料，则要作好调查研究，摸清产量后再制订加工计划，并加强就地采购工作。要防止原料不足或没有着落时就盲目加工的偏向，以免中途停工待料，同时也防止有原料而不予充分利用的偏向。
二，要组织和利用当地有加工设备和加工技术的私营工业、手工业作坊进行加工。没加工条件的，可由工商行政部门安排某些私营工业转业到加工业来。也可到别地雇请加工技术人员，但不能仅根据一时一地的需要到其他地区去调技术人员，必须从长期的和全面的安排出发。例如安福火腿较有名，当地技术工人也多，赣南有原料，也有设备等条件，雇请安福技术工人，既可进行技术传授，也免得安福技术工人过多闲着。
三，统一掌握和适当调剂加工力量，划定供应地区范围。为了避免各地开展加工业务时各搞一套，分散力量，造成加工多了积压，加工少了又不能满足需要的现象，就必须加强计划性，由省公司或分公司统一掌握，对各地加工品种、数量、原料、和加工能力作适当的布置和调剂，并且划定供应范围。以赣南分公司对腐竹加工供应范围的规定为例，该公司划定了赣州市商店加工的腐竹供应本市和矿山工地，雩都县商店加工的供应瑞金、会昌和寻邬等县，南康县商店加工的供应大庾县各矿山，石城县商店加工的供应宁都、广昌、龙南等县，兴国县自行加工就地供应。这样做效果很好。
四，正确利用私营加工力量，核实工缴费用，认真检验成品。有些单位曾经忽略利用现有私营加工力量，而另起炉灶，自行设厂雇人加工，结果给市场的统一安排工作造成很多困难。在加工时，对工缴费用和原料使用均应切实核定，防止过高过低和浪费原料现象发生。验收成品也要认真，以防资本家偷工减料。否则，就会使成本高、价格高，质量低，不好销售，赣州市商店对加工户进行了一次普查加工费和原料使用情况，经双方复核协商后，作了合理的调整。例如机面加工费由每斤三分降至二分五厘，加工酱油用的盐也比过去降低了百分之十三。
五，在各分公司和重点加工地区的商店应配备加工业务的专职干部，在较大的加工厂坊可以派驻厂员，以加强对加工业务的管理和监督。
江西省贸易公司在开展副食品就地加工供应业务的同时，也仍注意同其他省、市交流副食品，即一方面继续有计划地向外省组织副食品货源，一方面也以本省加工的副食品适当供应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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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在长江上的七个月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地质队政治委员 王永泉
武汉长江大桥的地质钻探工作已全部结束了。从开工到全部完成勘探任务，一共经历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胜利地完成了桥渡线的河槽和两岸引桥的地质钻探，完成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准备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为未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提供了较完整而可靠的技术设计资料。
八个多月来，我们差不多有七个月的时间是在波涛汹涌、水深流急的长江上度过的。在长江上，我们在不熟练的技术条件下，探索着河槽中的复杂的地质层，与武汉市有水文纪录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洪水作过斗争，战胜了风浪和冰雪给我们在工作中带来的困难，按计划提前完成了艰巨的河槽钻探工作。
根据过去的资料和现在钻探的结果，证明武汉长江大桥桥渡线河槽附近的地质分布情况和组织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在这里，岩石的种类很多，也许在遥远的过去曾发生过极大的震动，因而现在的河槽原是一个陷落地带。由于震动陷落所产生的压力，不仅破坏了岩层连续性的脉向，形成犬牙交错的复杂的地质层；而且，许多岩石因为经受高压而变得十分破碎。这种复杂的地质情况，使我们在钻探技术上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种破碎的岩石障碍我们取得作为技术设计依据的岩心。
长江的水位很深，流速也很急。在长江水位上涨到高峰的时候，河槽最深的地方就有四十多公尺，流速每秒钟达三公尺五。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透过流速很急的深水进行钻探。在这样的深水中进行大规模的钻探，我们的管理干部、地质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都是非常陌生的，谁也没经历过这样的工作。何况，我们在工作中，还要经常经受不断上涨的洪水的威胁和突变的气候对我们的影响呢！
所有这些困难都曾影响过我们的工作，但我们却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无私的帮助和指导下，由于全体同志们的努力，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战胜了。
在长江上的日日夜夜，在那些艰苦困难的战斗中，首先，我们不能忘记苏联地质专家马舒柯夫同志的热情帮助。在筹备开工的初期，由于对大规模深水钻探缺乏经验，摆在我们面前的许多工作、都不知道从何着手。这时候，马舒柯夫同志来到我们工地，深入现场，调查了解两岸的地质情况，研究过去的地质资料，帮助我们的地质人员作出了全面的勘测设计，使我们的工作有了计划，有了目标。马舒柯夫同志对于钻探设备问题也提出了全面性的意见，建议我们采用大型铁驳和大型钻机，保证在最快最安全的条件下，完整而准确地取得地质资料，以适应工程设计的需要。马舒柯夫同志还经常深入工地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帮助我们安装机具和熟悉新机具的操纵。
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工人和地质人员，也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工人们大部分来自北方，长时期在陆地工作，对水上作业，不仅技术上很生疏，而且生活上也不习惯。当武汉市被洪水包围的时候，钻船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无法定位，激流一次再一次地把钻船冲走，一次再一次地把下到四十多公尺深水中的套管冲弯；在无数狂风暴雨的白昼和黑夜，人们在晕眩呕吐中坚持抢救钻具和器材，一丈多高的浪头把人们打倒了，但他们马上爬起来继续工作。由于风浪大，水上交通有时候完全断绝，钻船上工作的同志成天吃不上饭，换不了班，但是，大家并不因此停止工作。正当长江水位高涨的时候，江面上大量的飘浮物和杂草，时刻撞击着钻船，黏附在钻船的钢缆和锚链上，使钻探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夹杂在杂草中的许多毒蛇，也时常爬上钻船，钻进人们的工具箱里，安全帽里，攀缘在钻机和钻上，咬伤我们的同志。在这样艰苦的战斗中，人们一方面清除阻碍钻探进行的杂草，一方面还要和毒蛇搏斗，每天，人们把成百条的毒蛇打死在钻船上。
由于长江水位不断上涨，原来预计十六公尺水位施工的材料储备已经不能适应客观情况变化的需要，材料供应问题便发生困难了。钻探所需用的器材，都是来自四面八方。譬如套管就是来自南方的广州，钻头又是来自北方的张家口，还有许多器材来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地。因此，有时为了一件器材零件，材料员不得不跑很远的路。特别是武汉市防汛斗争中，这种困难时常影响工作。就拿一种含砂量极少、粘性极大的一种黄泥说吧，这是钻探中很需要的。本来，这种黄泥在平时不算什么，但是在防汛斗争中就发生困难了。年轻的地质人员陆根宝，为了找到这种黄泥，不让长江大桥的地质钻探受到影响，在一片汪洋的洪水中，冒着倾盆大雨，用竹篙探索着路，有时还要淌过齐胸的深水，走了一天一夜，饭吃不上，觉没处睡，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找到了关心祖国建设的人，经过他们的帮助，终于找到了这种黄泥，使河槽的钻探工作没有因此停顿下来。
长江河槽的钻探工作，就是在这样艰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不仅战胜了复杂的地质情况带来的技术上的困难，战胜了自然灾害，而且工人和地质人员就在这样的斗争中学会了新的技术。河槽钻探开始的时候，在十几公尺深的水位中把套管下到岩盘，费时三、四天，但是，以后在比那个水位还要深几倍的深水中下套管，就只要六小时半了；开初钻一个桥墩得四十多天，以后只七天便能完成一个桥墩的钻探任务。
现在，武汉长江大桥地质勘探任务已全部结束，展望未来长江大桥建设的远景，虽然建设仍然是艰巨的、复杂的，但是，我们有了这些勇敢、顽强、热情的建设者，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关怀支援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们一定可以战胜困难，完成武汉长江大桥及祖国委托给我们的更多的工程建设任务。
（原载长江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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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更多的蔬菜，供应广大人民的需要
为了生产更多的蔬菜，特别是在春、冬两季供应广大城乡人民的需要，由农业部会同各大工矿区农业技术工作者组成的蔬菜调查团，在北京郊区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东冉村远大蔬菜生产合作社和南苑区右安门乡、西铁匠营乡等地进行了土壤、气候、品种和农业技术的调查研究工作。调查团首先了解了各蔬菜生产合作社的实际情况，掌握了蔬菜的培育过程，并吸取农民的种植经验，然后再亲自作种植试验和科学分析，以便总结出改良蔬菜品种和提高蔬菜产量的经验，传播到各地去。
蔬菜调查团的工作将于今年六月份结束。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提高各地蔬菜产量将有很大帮助。 本报记者 高 粮摄
下图：蔬菜调查团部分团员和北京农业大学的师生在北京郊区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进行参观和访问。
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李墨林社长正在向团员介绍温室黄瓜育苗的经验。
团员们帮助东冉村远大蔬菜生产合作社育苗。
团员给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社员讲解观察温度计的方法。
团员们采集了各种蔬菜标本，作病虫害检查和土壤水分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