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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做懒惰的学生
孔桑
我们在工业建设当中，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建设复杂的近代化的重要工程，如果不学习苏联，几乎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但是，学习并不等于形式地机械搬用。真正的学习是要用脑子的。不论是那一项苏联先进经验，不论是苏联专家提出的那一项措施，都必须弄懂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提出来的，等等。总之，必须联系实际情况，反复琢磨，才能够融会贯通，把苏联经验变成自己的学问，并保证在执行中间不至于走样。否则，离开了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就不能做事；而且往往会把事情做坏，使好经验收到坏效果。
例如，沈阳电线厂的改建工程，由于我们提供的资料不够，苏联代我们设计时采用了泡沫玻璃做屋面防寒层。在苏联，泡沫玻璃是碎玻璃做的，很便宜。但在我国，泡沫玻璃刚刚试制成功，成本很高。建设沈阳电线厂的人员在接到这个设计文件后，没有钻研领会它那贯串着经济核算精神的实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修改建议，而是机械地执行了这项规定。结果使厂房的建筑多花了旧币一百二十多亿元。又如苏联代我们设计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木工场和辅助工场，采用了六角木块来铺砌地板。苏联做这种地板是利用零星的小木头，所以成本很低。但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人员在执行这项措施时却是用大块的成材来做。结果出材率只有百分之十九，多费了很多功夫，还浪费了二千四百多立方公尺的木材。
这种现象在目前并不是个别的。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不大喜欢动脑子的人。他们不管自己这里的实际情况如何，执行这项措施的经济效果怎样，就照样从苏联的书籍上抄来，照样从别的地方搬来。他们嘴里振振有辞，好像他们学习苏联是最坚决的；实际上不过是掩盖了自己的懒惰。因为，丝纹不动地照搬，究竟是最好走的路。
我们不需要这样懒惰的学生。因为这样的学习态度不仅阻碍着我们真正地掌握苏联的先进经验，而且适足以歪曲和损害苏联的先进经验，给我们的建设事业造成大大小小的错误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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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产品质量低劣、浪费严重的工厂
本报记者 刘群
沈阳高压开关厂的生产情况十分混乱，以致月月完不成国家计划，要靠国家信贷维持生产。
这个工厂产品质量低劣，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从一九五四年一月到十月，因产品质量低劣，不能按期交货和需要返修，曾使一百个工厂、矿山生产受到损失。使湘潭电机厂、上海华通开关厂完不成生产任务；影响了长春、沈阳自来水厂送电供水；影响了新疆发电厂送电；阜新海州露天矿投入生产以后，因缺开关板不能扩大生产，十付电铲被迫停产三、四个月；镜泊湖发电厂由于开关板三次延期交付不能按期进行检修；电工机械厂由于高压开关厂产品质量低劣发生电压互感器起火……。这些损失是无法计算的。为了返修质量低劣的产品，高压开关厂成立了一支一百多人的返修大队。工人们坐火车、轮船、飞机到全国各地去忙修理。初步计算，去年一至九月光损失的修理费用达旧币三十四亿三千多万元。要修好厂内库存的一些不合格的产品，仅工料即将损失旧币六十亿元。
工厂内部的浪费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有一次二车间团支部书记只花十分钟的工夫，在地下拣起的螺丝、垫圈、绝缘材料等即合旧币一百多万元。各车间每天扔掉的“垃圾”里面带出很多材料。从去年一月到九月，总务科在这些“垃圾”里拣出来的“废料”就卖了旧币七亿元。车间生产好的加油座等部件四千余件，送到库里后丢失了，光这一项就损失旧币二亿一千万元。由于无人负责，乱改苏联图纸造成浪费数目更大。九月份统计全厂各车间正在使用的有错误的图纸竟达三千五百张。有二十二种零件由于修改图纸全部作废，损失达旧币七亿五千三百余万元。还有的产品运送错了地址，造成了浪费。全厂从去年一月到九月，初步查出一百七十四件浪费事实，共损失旧币二百三十二亿元！
在高压开关厂的仓库和厂房周围摆满了大批的原材料、成品或半成品，积压价值旧币一千二百三十四亿三千四百万元。
生产中，事故不断发生。去年一至八月份机床事故达三百九十四次；人身事故在五个月当中就有六十次。
偷窃行为在这个厂内也常发生。有一个车间的材料库，头天保管员发现丢失了材料，第二天把材料库安上了铁丝网，第三天小偷又来了。盗贼用钳子把铁丝网剪断，偷出材料之后，然后再把铁丝网用电焊焊好。
这种种混乱现象，使高压开关厂的生产工作瘫痪了。由去年一月到十月，不但未完成国家规定的五个指标，反而把成本提高了。整个工厂的资金非常困难，仅欠银行的贷款即达旧币一千亿元，每月要付利息旧币四亿八千万元。
这个工厂所以存在这样多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厂的领导干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这个厂的党的工作薄弱，以致整个生产脱离了党的有力的领导和监督。
以厂长朱子坚为首的厂的领导干部，长期没有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观点。一九五二年这个工厂一连十个月没完成国家计划。朱子坚到任以后，生产有些好转，于是就得意起来了！这时电器工业管理局又鼓励他说：“完成任务奖给你们大红旗。”为了表现“成绩”，全厂在朱子坚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走上了不择手段、单纯追求产品数量的道路。到每月下旬，组织干部分头下车间，催促工人赶数量，发现部件不合规格影响到完成国家计划时，行政上号召技术部门要“结合实际”“大力配合”。于是设计或工艺部门，只好忙着为合格品写“技术联络单”，可使不合规格产品出厂。落后的工人把这种联络单叫做“活菩萨”，有了它，再不愁不合格产品交不出去了。检查人员不允许不合规格产品通过时，车间干部就去找厂长，技术部门就把不合格的产品放过，以致工人打检查人员的事件一连发生七次。材料部门买来不合规格产品时，为了赶任务，厂长批准要技术部门为不合格的材料写“代用通知单”。行政领导方面还可以把半成品送进库里，向上报告说：“完成任务。”现在发现入库的成品当中有大批的废品和返修品，仅开关板就有五百六十一台，油断路器有二百六十台，手动机构一百五十二台。产品质量就这样天天在下降，已经出厂的产品，送回修理的越来越多。
朱子坚是工厂党总支委员会的委员，却不尊重党的集体领导，不依靠党的组织进行工作，而是独断专行。他不仅破坏了党总支委员会的集体领导，而且通过许多办法把党的组织变成一般的行政工作部门使用。党总支委员会书记和其他委员都是新干部，朱子坚是个老干部、老党员，有责任帮助建立党的正常工作秩序，加强企业的政治思想领导，但他没有这样作。他错误地强调：“集体领导就是表现在党、政、工、团的身上。”并说：“开总支委员会麻烦，每天大家碰碰头就行了！”许多生产计划、决定等重大问题，他不向党总支委员会报告、而单是由行政上决定，或在“碰头会”上商量。会议都是由朱子坚主持，党总支书记只是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会议，这实质上是厂长个人在发号施令。去年四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厂长会议，决定要加强计划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这样重大的决定，该厂不是交党委讨论如何执行，而是在一次“碰头会”上由朱子坚主持传达布置，并指定：“党群干部要分别和各组讨论、酝酿。……”总支委员会被“碰头会”代替，集体领导被朱子坚个人代替，党的组织无法进行政治思想领导，只好去做行政工作，帮助行政排生产计划进度、编计划、催加工部件。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党总支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的决议上竟写上车间里每一个人的具体任务，决议变成了作业计划。各个车间支部，也都学习这种作法。有一次，为了完成计划，党总支书记、干事，拿起工具一起参加生产，突击了两个星期。这样，朱子坚就为所欲为毫无顾虑地一直发展到：一方面对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置若罔闻；另一面，听到粮食统购消息后，立刻派人抢购了五十斤大米。
厂里的党总支委员会，对生产上的混乱情况，对朱子坚的错误思想，不但未能运用批评的武器进行斗争，反而软弱无力，采取迁就的态度，怕批评上级“对自己不利”、批评同级“闹不团结”、批评下级“影响工作”，因而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使朱子坚资产阶级思想可以横行无阻。总支书记刘国仁常向大家说：“算了吧，别闹不团结，咱们生产任务还完不成呢，大家想办法把工作搞好……”。别人对朱子坚工作和生活作风有意见，却不敢在党的会议上对朱子坚进行批评。有时候刘国仁用捎信的办法，找王德民副厂长说：“你告诉朱厂长一声，别人对他有意见，要注意一下……。”朱子坚听了反而说：“刘书记在跟我搞‘统一战线’哩。”当时电器工业管理局的干部来检查工作，也提出改进质量的意见。但党总支书记还认为质量问题并不严重，并表示：“搞质量，我们就完不成生产计划了。”把质量和国家计划看成是对立的事，所以一直拖延下去未获得解决。有一次，总支组织委员戴润田给刘国仁提意见说：“咱们要展开党内思想斗争。看你，屁股还没贴椅子，就往厂部跑开‘碰头会’，党领导什么呢？”刘国仁回答说：“算了吧，谁找谁有啥？办的是事情，要批评得慢慢来。”自然，这些人都是新提拔起来的干部，因工作经验少，工作中确实有些困难，但不积极向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却是不对的。这样作的结果，就不可能扭转生产局面、也不能使朱子坚改正错误。
由于朱子坚错误思想、作法的影响，由于党总支委员会放弃了斗争，工厂中还发生其他的许多问题。“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愈来愈薄弱。制订国家计划时，只是形式上让工人讨论，实质上是“讨论也是这些任务，不讨论也是这些任务”。去年一月至九月，平均每月都有十几件合理化建议，但常常得不到解决，就大大损害了工人的积极性。例如，工人曾提出把打气泵改用打水泵，不用氧气，可以防止爆炸事故等六项重要建议，从去年二月提出，直到年底无人过问。许多人不爱护国家财富，任其浪费丢失。忽视政治思想的倾向也在滋长。干部普遍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不少党员不愿意担任党的工作，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学习。
高压开关厂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些错误，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的领导方面也有责任，他们未能及早发现这些问题，有些问题虽然知道，虽进行了检查，也提出过一些解决的办法，但是缺乏进一步的检查，未能切实解决有关问题，以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该厂生产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态度。中共沈阳市委员会，也未能及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过去曾了解到一些情况，曾接到高压开关厂总支委员会的报告，却没有进行深入检查，对各种错误思想展开批判。特别是没有对该厂总支委员会工作加以检查，帮助他们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使总支委员会变得软弱无力了。现在，沈阳市委已经检查了该厂的工作，并已着手从某些方面帮助改进生产工作，但这仅是开始。为此，建议有关部门，特别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要对该厂工作进行更深入的检查，采取重要措施，改变高压开关厂的领导工作和生产工作上的混乱情况，使这个工厂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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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海捕鱼记
顾广援
当黄花鱼和对虾从祖国渤海湾向黄海回游的时候，有着近代设备的成百艘国营渔轮，开始活跃在黄海海面上了。
在黄海中，石岛东南海面和大沙渔场，是祖国的鱼产宝库。这里隔祖国大陆有几百里远。在渔场上向周围看去，只能望见波涛汹涌的水平线。
每当天色黎明，水手们在朦胧的晨雾中从舱口爬出来，踏着冰滑的甲板，用木棒将渔网和各种打捞工具上结满的霜雪拍打下来，接着开动绞盘，把渔网缓缓地送下海去开始一天的作业。他们将设备充分利用起来，常常在夜里下网拉鱼。山东六十七、四十七、五十七和五十九号四艘渔轮，一次航行到石岛东南海面时，天气突然变了，暴风夹着冰冷的雨雹，渔轮被巨浪举起，接着又急剧滑下浪凹里。这时头船船长于德纯机警地驾驶着渔轮，并指挥水手们加强了前后船的联系，终于战胜了风浪，将渔轮开到渔场。
这些渔轮因为注意了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作业方法，充分利用现代设备的效能，所以产量都提高了。旅大水产公司的渔轮，推行了“四船流水作业法”，许多渔轮在初冬就完成了全年捕鱼计划，“三船流水作业法”又在青岛水产公司的山东一号、三号和一○一号渔轮上创造性地试行着。这是利用一艘渔轮上网、两艘渔轮带网的循环作业方法，消灭了非作业时间，三条船就能顶上过去四条船的作业率。他们一次出海就捕到一百七十多吨鱼。去年十二月初，他们因为加强了和在西北海面上渔船队的电报联系，曾一网拉到肥美的对虾六千多斤。山东四十九号和五十一号渔轮，在满载返航途中，行至千里岛南海面，船长葛日堂分析潮流情况可能有鱼。渔轮下了网，一网就拉到六千五百多斤鱼。青岛水产公司四十几艘渔轮，一次出海就拉到近千吨的鱼虾。
当战胜风浪，获得满载的渔船回来时，码头上是多么热闹啊。工人们白天忙着卸鱼，夜间还在灯火辉煌的码头上忙着。汽车、大板车日夜川流不息地搬运着鱼虾。流冰塔轰隆轰隆地向卸完鱼的渔轮装冰，码头工人一个接着一个向船上滚着油桶，紧张地上油。轮机手忙碌而又细心地检查机器和信号设备，争取马上出海。
在紧张的捕鱼生产中，工会很注意船员们的文化学习，给他们送去丰盛的文化食粮。青岛水产公司的每对渔轮上都订了一份报纸。上海水产公司工会，还给创造一次出海捕捉十九万六千斤鲜鱼新纪录的上海水产公司的二一二和二一三号渔轮，送去了大量的书报和连环画。
许多水手都注意学文化、学技术。青岛水产公司招收了三十个渔民的子弟当船员，他们都是高小毕业学生，他们和老水手互助互学，提高技术和文化水平。山东四十九号渔轮大副王清新，从小没上过学，如今已经能记航海日志了。华东水产专科学校的毕业学生万树立、盛国钧、陈炎东等，也都在渔轮上当实习水手，船员们向他们学习看海图、找渔场。他们是改造并提高我国捕鱼技术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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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老社员亲密地团结起来了
——历城县沙河乡四个社在扩社过程中团结新老社员的经过
郑松
山东省历城县沙河乡有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办得最好的四个社在去年秋前由一百三十一户扩大到了二百八十四户。
在扩社工作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社内外群众对扩大社有许多思想顾虑和糊涂观念。在社内，一般社干部和社员虽然初步认识了办合作社是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有着扩大再生产的要求，要求把现有社加以扩大，但是思想上也还有不少矛盾，还有不少顾虑。有人怕扩大社后领导不起来和把原有社搞乱了，他们说：“扩大社是好，但扩大了怎么领导？”“现有的这些就够领导的了，如果再进来些，到时候非把社搞乱不行，连分配农活也没有办法啦！”有些人怕麻烦，有一个社的会计说：“扩大社就得另结账、重编队，真麻烦，还不如叫他们组织新社好。”有的社员说：“刚才把队编好了，干活也都熟悉了，现在又要扩大，一扩大又一次麻烦。”有些人怕新社员入社沾了老社员的便宜。他们说：“咱搞了一年，费了这么些事，刚打下个底，就叫他们进来吃‘清闲’吗？”此外，还有些社员对扩大社抱着不管不问的态度，说：“扩大社不扩大社咱不管，社干部说扩大就扩大。”
在社外，大多数要求入社的人是认识了合作社的好处，自觉要求入社的；也有不少要求入社的人是“图光荣”“随大流”。他们说：“入社就入吧，人家都入，光剩咱不入怎么办？”“早参加赚个光荣，晚参加落个落后，为什么不早参加呢？”有些在一九五三年春粮食统购中受了“挤”的，想入社不受“挤”，他们说：“统购统销时，社里的人过过秤留下吃的卖了就行了，在社外是这样讨论，那样讨论，最后还是个不痛快。入了社，可不受那些罪了！”有的要入社是嫌搞互助组麻烦，入社“图清闲”，说：“互助组今天记工，明天算账，罗罗嗦嗦，入了社清闲清闲，可不用操心了。”也有想入社多得贷款，多得物资供应的，他们说：“政府扶持合作社，入合作社贷款供应什么也不愁了。”
×××
为了端正大家对扩大社的思想认识，一方面开了社干部会和社员大会，进行了扩大社的意义和政策教育，说明了：现有合作社必须带动全体农民共同前进，这是个光荣责任，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做到农业集体化；扩大社能够增加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增加土地、劳力、牲畜、投资，进一步提高生产；也说明了：新老社员是以互利精神处理生产资料，谁也不能侵犯谁的合法利益。另方面召开了要求入社的互助组长会、群众会，进行了入社的好处以及社的性质、政策的教育，具体介绍了合作社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和合作社的各项制度；说明了入社必须遵守社章，执行互利政策。然后，又以互助组、家庭为单位充分地进行了讨论。
在社内外分别进行了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又召开了社员和要求入社的农民的联合大会，由新老社员互相介绍了情况，并组织要求入社的人进行参观、访问，使老社员进一步了解了要求入社的人的思想，要求入社的人也进一步了解了合作社的性质和各项政策、制度。这样做了以后，社内外群众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了。社干部和社员更明确地认识了扩大社的意义，树立了吸收新社员的正确态度；社外群众也明确认识了办社的目的，纠正了不正确的动机。社干部贾明训说：“要实现农业集体化，要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不扩大社还行吗？光咱自己也不能走到社会主义社会啊！咱社已经用拖拉机耕地了，但是有很多土地中间隔着非社员的土地，不成片，就没法耕；社扩大了，土地片大了，拖拉机才能发挥更大作用。”社员路洪义原来怕新社员沾便宜，不愿吸收新社员，想不留公积金，经过教育以后说：“我以前想的不对啦！按我那个想法做，社扩大不了，怎么能到社会主义？怎么能更多增加生产？”要求入社的吴振连说：“这会儿我明白了：入社是多劳多得，执行互利政策，‘图清闲’是不对的。我入社后保证按社章办事，积极参加劳动。”
×××
社干部和社员们同意吸收新社员了。但是，很多人对于吸收什么人入社仍然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发生了三种偏向：一是只愿吸收土地质量好，有牲畜、农具、劳力的中农入社，不愿吸收无牲畜、农具的贫农入社。说：“要长一点眼色，别叫那些没有牲畜的到咱社里来。”二是只愿吸收积极分子入社，不愿吸收觉悟较低的群众入社。说：“那些‘死落后鬼’，可别让他们入社，叫他在社外住上二三年，知道一下滋味再说。”三是对敌对分子认识不清，只从表面看他们没问题，就想吸收他们入社，有的甚至看这些人“有本事”“会说”，就想吸收他们，或者怕不吸收他们入社会“得罪”他们。
在社外，要求入社的人中间，也还有一些问题：有的互助组一部分人入社，而另一部分人则不同意入社；这样，就会因入社拉乱或者拆散互助组。有少数地主富农和政治不纯分子乘机要求入社，想混入社内进行破坏，或借此提高政治地位。据初步了解，其中就有漏网地主一户，隐蔽的富农（土地改革时错划为中农的老富农）一户，伪保长十个，兵痞十四个，道会门头子四个，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五个。
从这些情况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很好地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于是，首先在社内进行了阶级政策教育，说明贫农中农必须紧密团结，合作社应该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农民发展生产，共同前进；对觉悟低的劳动农民也不应歧视，而应很好地团结教育；另方面则强调说明合作社只允许劳动农民参加，必须和富农划清界限，严防富农和反动分子入社进行剥削和破坏活动。这样，把社内外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又提高了一步。
在划清界限以后，社务委员会便根据互助组的情况和要求入社的各户农民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审查研究，提交社员大会通过，以互助组为基础吸收了要求入社的劳动农民入社。
为了使新老社员充分团结，在吸收新社员之后，便召开了新老社员联欢大会，进一步进行了农业集体化方向和合作社政策以及新老社员团结的教育，号召新老社员团结一致，办好合作社。新老社员互相交谈了思想，介绍了情况，达到了互相了解，团结一致，为进一步解决新老社员的生产资料等项具体问题打好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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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新老社员都知道了必须按互利原则处理生产资料，但是对于各项生产资料到底按什么标准处理没有确切的了解，思想斗争仍很激烈。老社员怕在公有牲畜、农具等方面新社员沾便宜，新社员则怕老社员叫自己吃亏。根据这种情况，在再一次进行了社的性质和政策的教育以后，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了三项处理原则：第一、必须从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使各种生产资料的处理符合这一性质，有利于社的巩固发展。例如，社员的土地必须大部入社统一耕种，各种牲畜大农具必须归社统一使用。社员必须参加社的劳动；分红必须以劳动为主，但土地也要得到适当的报酬；社内必须由少到多积累公积金、公益金，等等。第二、必须贯彻互利原则，有利于贫农中农的团结。例如，对牲畜农具等必须给予适当的报酬，不能无偿归公；对穷困贫农必须予以照顾和帮助，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提高经济地位，避免阶级分化。第三、必须根据各个社的不同情况，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使得每个社员最后都没有反对意见。根据这个原则，各个社首先由社务委员会将各项生产资料的处理提出初步方案，交社员大会充分讨论以后通过。
他们决定：老社员的土地已入社的不变，其中个别土地由于进行基本建设用工很多本年收入又很少的，将一部分劳动工挪到以后分红，不使影响老社员这一年的收入。新社员的土地除留下少数菜园、场园外，全部入社统一耕种。原有社员在自己的土地上付出种子、肥料和在副业生产上留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留出一定数量的社内办公费用，不能因为社扩大了就减少投资和公共需要应留的款。新社员必须按照自己土地的多少自带种子，把自己的肥料按价卖给社内统一使用，并根据能力向社内副业或扩大再生产方面投资，负担入社后社内的办公费用。总之，要力求新社员老社员合理负担，有利于社的生产。此外，许多具体问题，例如，土地远近、肥瘦、土地带井带树、肥料价格、公有农具的作价、私有农具的报酬量、牲畜价格、向社投资的利息等等，新社员都同意了原老社员所订社章的规定并愿照办，不予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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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扩大了，领导骨干不足的问题成了社里的一个主要困难。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各个社都有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只要认真加以培养，是会很快地提高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的。但是，原有的社干部对于提拔新的骨干分子有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影响着大量地正确地选拔新的骨干。他们普遍地有对骨干条件要求过高过严的思想。“十全十美”的骨干找不着，“一般”的骨干又觉得不好。例如
“利丰”社，原社员中有积极分子四人，新入社的社员中也有积极分子三人。但社务委员在研究选拔社干部时，却认为一个也不行，讨论了一夜没找着个合适的人。王朝佑社新入社的互助组长、贫农积极分子谢成，觉悟较高，办事积极，并有一定领导能力；只因为他不好说话，原有社干部就说他不能当社干部。他们对于选拔社干部很少从阶级成份、思想觉悟、实际办事能力和工作态度去考虑，只偏重于“会说”“会写”等方面，有的甚至单纯认为谁“会说”就叫谁当社干部；有些贫农积极分子办事公道积极，只因为还不善于在人多的场合下说话，就被认为不能当社干部。
根据这种情况，各个社对干部和社员进行了教育，说明只有提拔大量骨干充实领导才会把社办好，提拔社干部必须坚持“公道能干”的原则，并且引导大家接受过去选拔社干部的经验。这样，便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打破了保守思想。王朝佑说：“社扩大了，不多提拔新骨干社就办不好。不要怕他们现在不行，只要思想好，有一定能力，提拔起来锻炼一下就行了。咱社副社长马茂林和女副社长贾明芬，才当社长时不也是连话也不敢说吗？贾明芬还吓哭了好几场呢！但是，他们觉悟高，办事公道积极，自己又肯学习，现在不但领导能力提高了，而且也能说能道了，还到区、县、省的大会上作过报告哩！”这个社经过民主讨论后，便新选举了生产队长五人、副队长七人、生产组长十人，把社扩大后缺少的骨干全部充实起来了。
新干部的选拔完全是按实际需要和“公道、能干”的条件进行的，在选拔干部中间充分发扬了民主，新老社员都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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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红丹山绿树成荫
本报记者 陈勇进
在没有落雪的冬天，那为黄沙覆盖着的沂蒙山显得更加枯黄。也不知翻过多少这样干枯的大山，在我们的面前突然出现几个高耸入云的翠绿的山峰。老远就可清楚地看到那山上的稠密的小树，我问走路的人们：这几架高山叫什么名字？人们只说，沂蒙山区有这样多的山，谁能都叫上名字来呀！只知道那个高的是红丹山。
我的目的地，是到沂水县西北的高家楼子村，我可不知道那高家楼子村到底在那个山窝里。沿着人们告诉我的小路往山里面爬。下半晌，我们又翻过了一架黄土山，再往上爬就是长满密密层层的小马尾松的大山了。山顶上有两个小孩赶着一大群羊，还亮着嗓子唱歌。我问他高家楼子在那里，他用鞭子一指说：
“翻过这座红丹山就是。”
“林场在那里？”
“林场就在村东面，张宗文到集上去啦！”
我们走过了这没有街道的高家楼子山村，来到村东最偏僻的一个小地方，那大门前面的一片土地上，是稠密密的白杨树秧，进到院里也是些树秧。张宗文果然没在家，院子里有几个人背着口袋，看样儿是来送树种子的。那些人们只是说，你找张宗文？我们也是找张宗文的。等了没大会，一个黄巴巴的干瘦老头进来了，他穿着一身有补绽的蓝制服，提着小竹篮，嘴里噙着旱烟袋。屋子里院子里的人乱给他打招呼。他的小屋里顿时热闹起来。
张宗文办完了那些送松种子、计划冬季造林的事情后，就点着松枝，一面烤火一面和我谈起来。
张宗文记得多清楚呀，他说他是一九五○年六月二日来到这高家楼子的。他来这里以前，县长曾找他谈话说：老张，你看咱这沂蒙山有多么干旱呀，连棵树都很少看见，现在咱们要在高家楼子那个区成立个林场，把那大山都栽上树，就能保持水土，群众也有烧的啦！县长恐怕老张不愿去，还特别提出：为啥叫你去呢？因为你是党员能联系群众；再说你的年纪也大一点，能单独地在那一个地方工作。张宗文回答道：我服从工作需要，哪儿用着我就到哪儿去。
他来到区里，区里的同志也很欢迎。可是林业工作是个新工作，区里不知道怎么办，张宗文也不知道怎么办。张宗文想，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反正把这些大山都种上树就免了风灾和水灾啦。这山一架又一架，谁知道有多大个面积呢？他首先确定把这大山都步量过来，看看这黄土山，石头山到底有多大，然后才能知道栽多少树。知道多少年才能改变这大山的干枯样。他早晨带着几张煎饼扛着小镢头出去，晚上回来。每到一座山，总要扒扒那里有多厚土，是什么土，那块地方有多大；他问那山上做活的人、放羊的人，向他们打听这山上的历史情况，人民穷困的原因。张宗文不会写字，他每天晚上请区里的一个区联社文书给他把材料记下来。
老张为了更好地接近群众，就把自己那个小行李卷搬到红丹山东面的高家楼子村来。高家楼子村的党支部当天开了个会欢迎他。从此，他和高家楼子村的党员群众就一天天地熟悉起来了。
张宗文一心想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他像发了迷一样，白天步量荒山，夜里就去高家楼子村向群众宣传。他常常给群众算细账：一亩地能栽五百棵马尾松，第二年它就能发五个叉，第三年就发二十五个叉，第四年……第五年就可割一千五百斤柴。这带的柴挺贵，平常也得旧币一万五千元一百斤。就是这最不值钱的东西，五年后每年收入也要换他二、三百斤粮食。可是这黄土岗子地，一亩地收好了也就是百十来斤。如果种上苹果核桃，到熟的时候，就会砸得你们满头疙瘩。人们听得嘿嘿地笑着。老张见了那些在荒山上刨草根种荞麦的人们就说，你们刨荒山，再一下大雨，就把这黄土冲走了，山外河边的群众更遭殃，把好地变成了黄沙滩。我们山区的群众得靠山养山才行哩！群众也觉得老张说的对，红丹山和别的这些大黄山，再不造林，就真的要山穷水尽了。找张宗文闲扯的人多了，张宗文的小屋里慢慢地热闹了起来。
二十天后，张宗文步量了三万多亩荒山地，那 个文书也为他记了一本厚厚的材料。每当老张步量荒山疲倦的时候，他就坐在石头上，一面吸着烟，一面瞭望那一架又一架的老荒山。一个人在这些大山上能占多大一点面积呀，艰苦和困难威胁着他，可是县长的话却在鼓舞着他，几年后这里的群众就有了收入，把这大荒山都造起了林来，又为国家增加多少财产呀！只要党员带着群众向党指的路上走，没有办不成的事。
多雨的夏天来到了。张宗文开始实行他的雨季造林计划。一下雨，他就领着积极分子到红丹山去栽树。群众看着党员干部到红丹山栽树，心里也挺热乎；但又怕栽了自己得不到利。有人问张宗文，栽上树是不是归自己有。张宗文说，保证谁栽归谁有，只是树苗钱将来要还公家。高家楼子的人们动起来了，这一个雨季，他们把红丹山栽得差不多了，加上红丹山附近的大山总共有八十多万棵树，并且大部分都活了。这时张宗文向这个村上宣传，向那个村上宣传，他说咱们这些山再种上核桃树、栗子树、苹果树不是收入更大了吗？到那时咱们这带山上雾气腾腾的，青山红果，有多好。咱们这山里再闸上山沟，喂上鸡鸭和牛羊，咱们不是种了好多柞树吗？再喂上蚕，到那时候，同志，你们穿的就不是这么破烂了。冬天穿羊皮袄，夏天穿个绸子褂，鸡蛋鸭蛋就够你吃的啦！群众听了笑着想着这黄土山的未来。这时张宗文心里像开了花一样的快乐。他说：十年到八年，一定要把黄沙地变成“刮金板”。
张宗文来到这红丹山旁的高家楼子村，已经三个月了。这三个月里面，他生活上遭受到严重的困难。县财政科里说林业部门是新部门，怎样供给还没规定好，张宗文这时候要从家里拿煎饼出来吃，他家离这红丹山有十八、九里路，张宗文没空回家，就叫他老婆把煎饼烙好送到善疃集上，再叫赶集的人们给他捎回高家楼子来。有一次他回家了，他老婆说：
“你这革命革的连饭也闹不上啦！等几年你再老了咋办呀！”
“现在我们的供给还没规定好，等到领了给养再还给你呀！”
他和他老婆都嘿嘿地笑了。张宗文这三个月里，全凭家里送煎饼和咸菜来生活，没有咸菜的时候就烧点开水泡煎饼吃。高家楼子村的人们，在张宗文家供应不上的时候，也常拉着他到自己家吃顿饭。
县里建设科长来检查他的工作了，见他吃凉水泡煎饼，问他：“你就吃这个呀！”
“可不是”，张宗文一面吃着笑了笑。
其实老张这时吃饭那里论顿，什么时候饿了，就泡个煎饼吃，白天整天在山上跑，晚上得和群众一块打封山造林的谱。第一年，张宗文动员了八个村上的群众造了林。他亲手把八十四万棵树苗分给村里的群众，然后又看着群众把树栽上，那些小树在这有点黄土的石圪梁上长起来了。
第二年的春天，造林的工作被提到区委会上来研究了。在造林的时候，全区的干部都下手了，光马尾松籽就播种了八百多斤。
到一九五二年，那些马尾松长有一尺多高，树荫像个铜盆那样大。红丹山青茫茫的，附近这几架大山也青起来了。这时村上的人们和张宗文到山上跑得更勤，张宗文在下雨的时候，就披着蓑衣到小山沟沟边上蹲着看。他眼看着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没有过去混了。那高家楼子村正中流过的一道白沙河，也被清水涮深了。房子被水冲毁的危险再也没有了。
我来到红丹山的第二天清早，和张宗文到红丹山上看看那些小马尾松。张宗文说：
“这红丹山上的树种可多啦，以后我们就多栽这种树。咱们到山上看看你就知道啦！”
老张先领我到村东的苗圃里，那小马尾松苗苗叶子冻得有点发红。我问张宗文：
“这马尾松有多少呀！”
张宗文犹豫了一会说：
“那可说不了，光这高家楼子村也得有几百万棵呀！”
一条小路的西面，有一大片已经落叶的小树苗，张宗文说那是棉槐。这个树种可好，在这山地里肥料缺，它的叶子三百斤就能顶一百斤豆饼。一家栽上几亩这个树，肥料问题就解决了。
老张一心要我把这山上的树种都看完，我们沿着小水沟往红丹山上爬。他有些发喘了，还是不停地爬，每看到一类树种总要给我讲上一番。他说这干叶子的是栗子树。那一大片是苹果树。他不止一次地摸着那一二尺高的冻红的小树条，说那是乌桕树。十五年以后每棵能结一百斤种籽。这种籽皮上有一层蜡，除了出蜡外，还能出二十五斤青油，那可是擦机器的好油，麻参饼还能上地药虫子。今年春天这几架山上栽了八万棵，百分之七十都成活了。
要看完张宗文领导群众种的小树，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四五万亩面积的树，都在那大山上。光这红丹山也得爬半天。我们已爬到红丹山的半山腰，张宗文老头看样儿实在有点累了，可是他仍然往上爬，他这里瞧瞧那里瞧瞧，猛的弯下腰对我说：
“这就是杜仲树，十几年后就能出胶，就是造胶鞋、汽车轮胎的胶，种这种树，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可大啦。我们已经培养了八千多棵树苗。”又走到一个山坡上，老张摸着尺把高的小枝条问我：
“你说这是啥树吧！”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老张兴奋地说：“这是女贞树。这个树可有味哩！有一种小虫专门吃它的叶子，它一面吃一面屙屎，屙的满树枝上白花花的，然后再把那树条条割下来熬成蜡。这种蜡就是造蜡纸用的蜡。”
老张说这说那，又反问我：“你说这些树种都从那里来的？咳，可远啦！这些树种都是从安徽弄来的。这二年我光琢磨种用处更大的树啦，我要把南方的树种也搬到北方来，你知道不，我院子里用草盖着的就是南方的樟树，福建松，也没冻死呀！”
为了把黄沙地变成“刮金板”。五十多岁的张宗文这里跑那里跑，很多山他都管起来了，几十里几百里的人都到这里吸取他的经验。
他为了工作，离家十几里路却成半年的不回家。不久以前，他病了。他老婆领着孩子来看他，高家楼子的人们都去看他老婆，向她问好。这个说老张把我们的大山弄好了，那个说我们这片片亏了老张同志领着种树，我们这里也有柴烧。
张宗文的老婆在高家楼子村，不断地领着小孩到村边上看看那巍峨的红丹山，看看那周围的群山，自言自语地说：山是变了。她给张宗文说：
“这几年，你在这里办工作办的挺好！好好办吧，赶明把咱们家那一带的山上也栽满树，就再也没有水灾旱灾了。”
到红丹山的第三天早晨，老张领我又到红丹山半腰里看看。
我们出村没多远，老张在一条小河边上站住了，他看着那股哗哗啦啦的流水，好久好久，才说：
“过去，这红丹山上没有树木，下雨的时候流一天混水两天清水，就完了。你看现在是清水长流了吧！已经二年啦，天旱的时候水也是这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