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今日的中山陵
谢祖荫 高羽
春天,南京中山门外的林荫大道上,行人愈来愈多了。人们成群结队地怀着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的心情,来到气魄雄伟、景色动人的中山陵。
为了让千百万人民永远纪念着这位近代中国的伟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五年多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次地修缮着中山陵。在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的第一天,入城的解放军部队就派出了代表,会同留守的管理人员保护着孙中山先生的陵墓。这几年来,坑洼不平的陵墓甬道被修补平坦了,部分坍塌的平台也恢复了,灵寝石顶修补了,灵堂四角的小屋的石壁也漆成了苹果绿色。明孝陵、行健亭、梅花山回廊等名胜古迹都已经过修缮。在中山陵墓东南一百多公尺的二道沟,是一个风景绝佳的地方。解放前,拦水的堤坝因为年久失修,堤底漏洞很多,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们借口修理二道沟水坝,徇私舞弊,贪污中饱,以致堤坝坍塌,水干了,水榭也残破了,景物日益凋零。可是,蒋贼却在陵园里筑起了高大的别墅,尽情享乐。今天,中山陵已回到人民的手中了,二道沟的面貌也随着改观了。一九五三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修复了水坝,一九五四年又整修了水榭,盖上新制的米色水泥瓦片,柱子栏杆涂上了黄色和深绿色的油漆。这里成了谒陵者和游人最好的憩息场所。
解放以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在陵园设立了中山陵园管理处,看护和管理陵园。我们曾经访问过拱卫陵墓的范良,他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告诉我们,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以后,他们拱卫人员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在解放前,他就天天愁着自己的生活。只在解放以后,生活才获得改善。现在他担任中山陵的拱卫组长。这几年来的生活使他变得年青了,他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他的六个孩子,有的在要求参加青年团,有的已是少先队员。就连他的妻子,也做了居民的卫生代表。三十年来的亲身体验,他感到真正尊敬孙中山先生的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
熟悉陵园一花一木的园艺工人们,辛勤地培植着陵园的每一棵林木。他们为了使中山陵更加美丽,贡献出了自己所有的手艺,使得各色各样的花木越长越精巧,越来越可爱了。
住在中山陵附近的农民,已经在南京陵园区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了护林委员会,每一家的爱国公约上都订着:保护陵园树木,不违反陵园规则。每当节日或腊月隆冬,护林小组日夜都在巡逻。近几年来,再没有发生过山火。
五年来,中山陵已成为劳动人民念念不忘的地方,每天,特别是假日和节日,从清晨到黄昏,灵堂前的平台上,常常一行行地排着前往谒陵的人们。在灵堂里,我们随手打开了一本陵园纪事册,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页上,纪载着:“今天来谒陵的人: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四千九百九十人;部队一千九百四十六人;农民七百二十人;学生一千八百四十人;……”管理人员还告诉我们,谒陵的人逐年增加:一九五○年是三十多万,一九五四年就达一百多万人了。在我们谈话时,从我们身旁走过的行列中,就有从上海等地来的产业工人,从南京郊区来的烧窑工人,还有穿着各种不同服装,不同年纪的居民,其中,很多是带着孩子的母亲和青年妇女。
到此地来谒陵的,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员。他们在谒陵后,总是嘱咐陵园员工们要好好地保护孙中山的陵墓。刘伯承将军还特地派人送来了三十斤云南松种子,现在这批种子已撒下苗圃,幼苗长得有三、四寸高了。
到此地来谒陵的,还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他们从欧洲,从东南亚,从美洲和澳大利亚,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其中有政府代表团,也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和平战士们。去年,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到中山陵灵堂来献了花圈。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也来过这里。作家们、诗人们也以他们美丽的诗篇,歌颂了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新中国的人民,将以自己的劳动,在这里建筑起一个以中山陵墓为中心的文化区和名胜区,永远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活动家。(附图片)
南京中山陵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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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上海中山故居
  黄力崙 张贻复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我们访问了他在上海的故居。
这是一幢灰色的两层楼的小房屋。一九一二年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逼迫下,中山先生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而退居上海。当时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海外侨胞就集资买了这所房子送给中山先生。在这里中山先生继续为革命事业不息地工作。
故居原有中山先生的很多遗物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卖国政府掠走了。抗战胜利后,故居中异常荒凉,花园中草深没膝,房屋漏雨,墙壁斑剥。当时中山先生的生前友好要求加以修理,国民党反动派竟置之不理。可是一九四九年刚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就拨款来修理故居。屋内屋外和屋面都重新修葺,地板下面的阁栅也换了,新的屋子全部经过粉刷,并且派了专人保管。一九五四年二月人民政府又重新粉刷了一次,墙壁都粉刷成象牙色,保持了故居原来的形状和风格。
故居的客厅、餐厅的陈设简单而整洁。在这里中山先生曾经无数次接见了各国来访的进步人士。“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在这里接待了各地来的学生代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他在这个会客室里接待来访的印度和日本的记者。在谈话中,他极力主张亚洲国家应及时承认苏俄政府,鼓励新闻记者宣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在这里他曾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并先后接见了苏联特使越飞等。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思想开始在这里孕育成熟。
中山先生生前爱读书。在他的书室内放着书柜和书箱。其中藏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书籍。现在这些书都分类陈列着。书桌上的笔砚等陈设,也都照先生生前工作时的样子摆设着。在这里中山先生曾经和越飞进行了一星期的谈话,因而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我们瞻仰了故居及故居的陈设,不由地忆起中山先生一生革命的经历。已经胜利了的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追求祖国独立、富强、自由而奋斗的一生。
每逢中山先生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他的遗像前总堆满了鲜花。来自各地的党和政府的首长、中山先生的生前友好,以及许多进步人士,常常来到这里瞻仰中山先生故居,对中山先生充满着尊敬和怀念。
来我国访问的国际友人也不绝地来这里访问。他们敬仰地询问中山先生生前的一切。其中有来自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访华代表团或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有来自亚洲各国的和平代表,有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进步人士。在他们中间有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著名作家爱伦堡、智利的诗人聂鲁达、印度总理尼赫鲁、加拿大的和平战士文幼章,以及许多苏联专家。访问故居的签名簿上,有用各种不同文字签的名字和充满了敬意的题词。一个苏联专家小组写道:“我们以极大的敬意参观了伟大中国人民光荣的儿子——孙中山先生的故居。苏联人民以极大的注意和尊敬怀念着伟大的孙中山。”
故居附近的居民更以敬仰的心情瞻仰和爱护故居。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学生——励志中学的吴启珊,每次从家里到学校,经过故居,总分外地关心着故居的窗户和墙壁。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小孩子,用手指在挖故居的墙壁,就跑过去说:“你不应该在这里挖石子,这是中山先生的故居。”那个孩子睁大了眼睛说:“我不知道。明天我一定来把这里修好。请你原谅!”
人们就这样怀念着孙中山先生,爱护着他的故居。(附图片)
上海孙中山先生故居内的卧室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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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中山——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
缪楚黄
今天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孙中山毕生追求而没有实现的理想,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并且把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建立没有剥削和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中国人民在从事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今天,不能不衷心地追怀一百多年来的一切革命志士,尤其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
孙中山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那时,正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反动和腐朽的满清政府,抵不住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一步步地陷进半殖民地的深渊。孙中山早在他的童年时期,就因为不满满清官吏的横暴和腐败而向往着曾经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后来,他到檀香山、香港等地的外国学校读书,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更加深了对满清统治的不满。一八九二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雅丽医学院,并先后在澳门和广州行医。这时,他开始了政治活动。在一八九四年前,他的政治活动基本上属于改良主义的范围。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又由国内到了檀香山,并在那里建立了他所领导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兴中会。后来,满清政府战败,于一八九五年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以外,还允许日商在中国开设工厂。中国的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和满清政府顽固地拒绝改革的情况下,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决定把组织扩展到香港、广州等地,并联合当时的民间秘密结社——会党,准备在广州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在满清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孙中山被迫先后逃亡日本和美国,继又转赴英国。从这时起,一直到一八九八年,孙中山处在极端困苦的境地中。满清政府用尽各种手段企图捕杀他,并一度把他诱进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幽禁起来。当时一般尚未觉醒的人们,也把他看做“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不敢和他接近。但他没有灰心,仍然到处进行联络革命同志的活动,并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治风俗,企图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在那里,他接触到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坚定了他的民主信念,他并且把社会改良主义成分也包含到他的革命思想中。这段考察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曾经起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年,英、美、德、日、俄、法、意、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侵占了满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天津、北京以及其他地方。满清政府的军队不但不坚决地予以抵抗,反而勾结侵略者镇压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的义和团。这就造成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局势。人们知道,指望满清政府自动地改良,指望它抵抗外国侵略者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反对满清政府的革命小团体在各地纷纷组织起来,反抗满清统治的爱国思想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渐渐普及起来。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纷纷到国外去留学。他们在国外接触到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后来有许多人都积极拥护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是,当时逃亡国外的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仍然主张君主立宪,并在华侨和留学生中进行反对革命的活动。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派对他们展开了坚决的思想斗争。这一斗争使革命派同改良派划清了界限,使革命派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五年,俄国爆发了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人民革命。俄国革命给予中国的许多革命者以重要的鼓舞。中国各地反抗满清政府的运动日益发展,地方性的革命小团体日益活跃。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迫切要求解决的任务,就是要统一各地革命小团体和革命分子的活动,以加强革命的力量。同年八月,孙中山联合中国十七个省的革命分子,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选为中国同盟会的总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纲领。这也就是当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学说的要点。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了广泛发展。中国同盟会的大批会员回国,深入到会党和满清政府的新军中去活动。不到一年,中国同盟会的支部在全国普遍建立,参加者达一万多人。他们先后在各地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影响日益扩大。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湖北革命派影响下,倾向革命的士兵终于胜利地在武昌发动了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革命的洪流,迅速地涌向全国。这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的专制制度,产生了中华民国,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并根据这个约法选出了国会。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依靠会党和新军这些群众的力量,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但是在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同盟会却没有广泛地发展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他们就不敢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反而一再地声明保留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甚至幻想帝国主义会援助中国革命。同样,他们也不敢提出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不敢把“平均地权”的口号与农民的土地要求联系起来,反而维持各地的封建秩序,甚至让封建势力操纵武昌起义以后在各地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再者,革命派虽长期同改良派进行了斗争,可是没有彻底区别开君主立宪派和民主革命派,以致有许多君主立宪派挤进革命队伍来,这也是辛亥革命的一大弱点。正因为这样,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不但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反而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孤立起来了。结果,在一九一二年,孙中山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起来盗窃革命果实的袁世凯。辛亥革命至此实际上已经失败了。不久,革命的中国同盟会也混进许多官僚政客,改名为国民党。
继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策动的反革命阴谋之后,后起的军阀势力继续蹂躏一切民主设施,临时约法继续被毁弃,根据约法选举出来的国会继续被解散,“中华民国”已成为名不副实的空招牌。中国的情况越来越坏,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中国的各派军阀连年不断地进行内战,使中国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又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及继起的军阀势力的斗争。虽然他们经过许多努力,但都失败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迫使孙中山不能不怀疑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不能不重新考虑革命的方法和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中国和世界发生了革命的大变化。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中国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一九一九年在中国发生了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九二一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发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并向孙中山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于是陷在极端困难的境地里的孙中山得到了新希望。他热烈地欢迎十月革命,认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他热烈地赞同共产党人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纲领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开始改组为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召开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这一改组,并确定了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和发展工农运动的政策。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这种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孙中山摆脱了辛亥革命以后在反军阀斗争当中孤立无援的状态。他在苏联、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工农群众的支援下,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镇压了帝国主义策动的广州买办阶级的武装商团的叛乱,准备了北伐战争,最后并在一九二四年冬天,亲赴北京,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至此,革命的影响从华南扩展到了华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了。在临终时,他仍然热烈地号召联合苏联和发动群众。中国人民将永远地记得他根据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最后在遗嘱上所写下的不朽的结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这一点时,曾说过:“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献出了他的一生,为追求祖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了百折不挠的斗争。但在孙中山逝世以后,自称为“孙中山信徒”的蒋介石匪帮,却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遗教,疯狂地反苏反共反人民,结果,把中国拖向了苦痛的深渊,同时也把他们自己拖向了绝路,最后,他们的反动统治,终于被中国人民推翻了。今天,还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继续作恶,把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出卖给美帝国主义,坚决地与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为敌。这一小撮卖国贼在祖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中必然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因此,我们认为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必须从这里得到教训:如果真正怀有革命的热诚,就必须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诚心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站在一条战线上,毫不含糊地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否则,就会走向绝路。我们还要正告一切失身在台湾,盲目跟着背叛孙中山遗教的蒋介石卖国贼走的人们:你们应当睁开眼睛来看看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悬崖勒马,弃暗投明,不要再在绝路上停留了。(附图片)
孙中山先生笔迹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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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对孙中山的悼念
——三十年前历史的一页
陈维仁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孙中山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当六十岁的孙中山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古老的中国正是烽烟遍地,四分五裂,到处响着军阀混战的枪声,大地在动荡,祖国在危难中。
孙中山是在北京逝世的。他在辛亥革命以后,到过北京两次。两次北上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一九一二年他上了袁世凯的当,第一次北上,向军阀势力去寻找力量,结果是革命被断送;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北上,他已经从多次痛苦的失败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他知道当时的军阀段祺瑞、张作霖邀请他北上是有阴谋的,这就是企图软化他,以便瓦解南方的革命势力。当时的国民党右派也纷纷活动,企图使孙中山这次北上的目的再一次归于失败。可是,孙中山对于这些已是有所警惕了。他在路过上海的时候,说道:
“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
和他们(指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利益相冲
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
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
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段祺瑞政府是不会赞同孙中山的主张的。两方面对“国是”主张的矛盾,虽然因为孙中山到京后一病不起,没有十分激化,但只要从几件不愉快的事情上就不难看出双方针锋相对的情况。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孙中山由广州、上海绕道日本到达天津的时候,肝病已发,在天津请医生诊治,休息了十多天。直到十二月十八日,段祺瑞才派了两个代表到天津来促他进京。段的代表到病榻前把段政府的“谋国”情形报告给孙中山。他们说什么要“尊重条约,外崇国信”;孙中山大为震怒,厉声说道:“我在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据何理由偏欲尊重?”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到了北京,北京市民前往欢迎的以十万人计。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段祺瑞正组织所谓“善后会议”,并企图把孙中山拉进去。参加这个善后会议的不是军阀就是官僚政客,甚至以帝制派中的复辟分子赵尔巽为会长。孙中山知道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断然决定不参加这种组织。
正在政治形势十分紧急的日子,孙中山的肝病转剧。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进协和医院施行手术,医生发现病人全肝坚硬如木,病状确定是肝癌,无法治疗。二月十八日,孙中山由协和迁回铁狮子胡同寓所,请中医继续治疗,结果仍然无效。到三月十一日午后,孙中山自知病已无救,便亲手签署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这一封致苏联遗书,在中苏人民友谊发展史上是永不磨灭的。
一向反对孙中山的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们,唯恐人民将因孙中山的逝世而把悲痛化为革命的力量,就极力企图阻遏因哀悼孙中山而形成的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据“向导”揭露,当时段祺瑞暗暗资助和唆使各地军阀破坏革命,在报纸上不断造谣,打算趁孙中山逝世的时候,大规模捕杀革命者。但是当时群众情绪非常激愤,南方的革命势力迅速发展起来。这样,北洋军阀政府一方面封禁了北京的民国日报,以扼杀舆论;另一方面也假意为孙中山举哀,借机曲解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与帝国主义互相唱和,诬蔑孙中山,企图降低孙中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例如当时上海的“字林西报”在一篇社论中说:
“孙逸仙……只能破坏,唯一的所谓建设计
划——‘建国计划’及‘中国之国际发展’——
亦成了可笑的计划而已。”
这就是帝国主义报纸对孙中山的公开诬蔑。当时被反动势力控制的中国少数报纸也随声附和。当时上海“时事新报”说:“孙中山先生的精神早已死去,如今之死不过是形骸而已。”
但是,孙中山是永远活在革命的中国人民心中的。在北京,当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市人民极为悲痛。“北京晨报”报道:“昨晨(指十二日)闻耗至行辕吊问者,络绎不绝;铁狮子胡同交通,几为断绝。”“至十四日行辕所陈之花圈不下五百余个。”上海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从十二日得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群情愤激,纷纷组织追悼大会,并夜以继日地结队前往孙宅悼唁。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军阀官僚们原以为各地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是不会持久的。但是,当时在北京和各地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真正赞成孙中山主张的人,都积极参与组织各地群众的追悼活动,如在北京的李大钊、林祖涵,在上海的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都是积极的组织者。
中国共产党充分地估计到:由于孙中山的逝世,北洋军阀必然要加紧进行其分裂国民党和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来达到他们彻底破坏革命的罪恶目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三月十五日吊唁孙中山的电文中,特别向国民党提出忠告:
“……内部的统一是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
的必要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不是违背中山主
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
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
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
真正担保和完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
同时,中共中央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见“向导”第一○七期)。告民众书指出了当时国内局势潜伏着的严重危险,号召人民起来坚持斗争,以打破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告民众书写道:
“全中国的民众呵!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
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
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
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
党的号召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追悼孙中山的活动猛烈地在全国扩展起来了。据当时资料所载:“在此一月之中,各省都市,以及边远特别区,无一不有民众自动举哀,自动开会追悼;参加追悼会之人数,自数十百以至十数万,几可视各地人民之多寡而定其人数之多寡……开会之际,均有激烈之示威运动”。(总理事略三一八页)
孙中山的葬仪在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灵堂设在社稷坛大殿(就是现在的中山堂)内。三月十九日,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往灵堂,那天在协和医院一带迎灵的群众有十多万人。“北京晨报”描写当时的景况说:“是日东单三条胡同交通已断绝,王府井南头亦磨肩毂击,过者只得弃车而行。”从王府井、东长安街直到灵堂,两旁都是各界迎灵的队伍。
三月二十四日开吊。至月底,前往致祭的签名来宾达七十四万六千八百多人,机关团体一千二百三十四处。
四月二日是孙中山出殡的日子。灵柩暂时安放在西山碧云寺。这一天,整队参加送灵到西直门的群众就达三十万人;由西直门步送到西山的也不下两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工人和士兵。
孙中山的逝世也引起了国际工人阶级深切的悼念。孙中山逝世的当天,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当即陪同鲍罗廷和使馆人员亲往铁狮子胡同吊唁。三月十三日,第三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都来电吊唁。联共(布)中央的唁电由斯大林亲自签署,唁电中说: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孙逸仙之伟业绝不随孙逸仙而俱逝,孙逸仙之主义将永存于中国工农心中而为中国国民之仇敌所恐怖。”
苏联人民对孙中山之死集会哀悼。“北京晨报”摘录塔斯社消息说:
“莫斯科市民自接孙文逝世消息后,即聚众
演讲,详细介绍孙一生之活动及中国情况。莫斯
科各报前张全为孙氏逝世消息所占。俄共中央命
令全国各支部向工人农民广为传布,解释孙文之
重要地位及中国现状。”
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与无限的关怀。他们对于中国人民在自己的解放运动中所遭受的任何一点损失,都像是自己的损失一样。三十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已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牢不可破的了。
孙中山在临终时“致苏联遗书”中说:“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这封有名的遗书中所表示出来的光辉理想,已经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彻底地实现了。新中国不仅破晓,而且已经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不仅强盛独立,而且将永存于世界。中苏两国的兄弟同盟是全世界人类进步事业的坚强捍卫者。所以,在今天,孙中山逝世后的三十年,我们重新回忆一下这段历史,就更加增强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附图片)
三十年前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门前迎灵的群众
三十年前设在社稷坛大殿的中山先生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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