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从报刊工作的角度揭露胡风的“文学运动的方式”的实质
李龙牧
一
胡风先生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涉及一些有关报刊工作的原则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完全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工作观点。最近，作家协会主席团公布了胡风先生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其中包括“文学运动的方式”一部分，是要求依照他的纲领来改造文学运动的，而这个建议的中心正是有关报刊工作的问题。他在这一方面的主张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工作根本原则完全相对立的。在这个主张中完全暴露了他对文学运动的意见的实质。
报刊工作和文艺工作不是各不相关的，而是密切相联系的，它们都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有力的武器。列宁不止一次地在他的文章中把文学艺术与报刊相提并论（例如“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伟大的创举”等），苏联共产党的许多决议也是这样；苏联出版的“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文件集包括了苏联共产党多年来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重要决议，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而报刊问题是一件极重要的问题，列宁说过：“出版（报刊——引用者）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一〕。任何一个严重的报刊工作问题都不能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胡风先生关于“文学运动的方式”的建议，其中心是有关报刊工作问题，那么从报刊工作观点分析一下他的建议的实质，便不是多余的了。
二
胡风先生的“文学运动的方式”的中心内容是要取消现有的几乎一切文学刊物，而代之以七八个“不是‘国家刊物’、‘领导刊物’或‘机关刊物’，而是作家协会支持的群众刊物”（胡风先生的着重点）。在他的意见中，多次地提到反对“机关刊物”的话。在这里，他提出了所谓“群众刊物”的概念来与“机关刊物”的概念相对立。反对“机关刊物”——至少在文学刊物上是如此。这就是胡风先生报刊工作观点的中心。
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机关刊物”意味着什么呢？这只能意味着反对报刊的党性原则，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工作根本原则，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之后，在这样的国家中，“机关报”、“机关刊物”这一类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它还保有按字面解释的原有意义，即某一个特定的“机关”所属的报刊，例如“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文艺报”是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机关报，直至某个工厂车间的墙报是这个车间的党支部（或者工会基层委员会、团支部）的机关报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是所有我们的报刊几乎无一不是“机关报”的。而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一个新的含义，即所有我们的报刊都应该是党性的报刊，是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指针教育人民，并与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苏联共产党的决议、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是在这种意义上运用“机关报”这个名词的。例如，列宁在著名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针对某些报纸对坏现象视而不见、不作斗争的情形写道：“报纸对于这一点默不作声。而如果写的话，那就是官板官腔、官样文章，不像一个革命的报纸，不像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关报……”（列宁的着重点）。“阶级专政的机关报”这个词不仅证明这里不是指的“机关报”一词的字面上的意义，而且本身便是“机关报”这个词在新的条件下的本质意义的最好说明。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的报刊才能是真正群众性的报刊；报刊的群众性的原则是从属于他的党性原则的，没有党性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性。
因此，非常明显，把“群众刊物”的概念与“机关刊物”的概念对立起来，用它来反对“机关刊物”的概念，其逻辑的结论只能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所谓“出版自由”，而不能是其他。列宁在他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信中驳斥了后者主张“出版自由”的意见，把他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几句话稍加改变送给胡风先生是相当恰当的：“你想给共产党治病，而且开了药方，但这付药却将带来党的文学运动的死亡。”党从来不掩饰各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且正是党中央自己指出了“文艺报”的严重错误，并促进文艺界加以纠正。但是有人要利用某些空子，假装一副治病的面孔，想实现自己的某些不可告人的企图，那是不行的。
自然，我们反对胡风先生的“群众刊物”，并不是反对一般的群众刊物，正相反，我们一贯认为群众性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报刊的必备条件。而胡风先生正是在这里又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把他所主张的刊物称为“群众刊物”，但他的刊物实际是坚决不要群众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报刊工作观点又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工作观点完全对立的。虽然他在形式上也举了一些所谓“联系群众的方式”，但那群众至多只是辅导和征询的对象，而他根本否认报刊的组织作用，规定“任何刊物不得组织固定的‘通讯员’或印发所谓‘内部刊物’”，从而与列宁关于报刊的定义公开相对立。胡风先生惯于从经典著作中孤立地引用某些便于由他用来装点自己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片断，为此，他也引用了斯大林的“论工人通讯员”一文。但他竟忘记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本身便是反对他的“不许组织通讯员”的观点的。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便要求“工人参加领导报纸”，说“只有工农通讯员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的转变”。斯大林在通讯员三个字上加了着重点。根本不许组织为斯大林所如此重视的通讯员的胡风先生，居然敢引用斯大林的这篇文章，真也可以算得是引用经典著作中的奇闻了。至于工农通讯员运动对苏联文学发展的伟大作用，更是略知苏联文学史常识的人都晓得的。胡风先生的“群众刊物”既反对“机关刊物”，又根本不要群众，那结果就只能是小集团、小派别的“同人刊物”，是与报刊工作的群众性的原则正相敌对的。而这也正是否定报刊的党性原则的必然结果。
三
也许胡风先生要说，他所反对的并不是这里所说的“机关报”，而是狭义的作家协会及其分会的“机关刊物”，因为据说这些“机关刊物”是“宗派主义的基础”。是的，胡风先生是认为文艺界存在着“宗派主义统治”的，这是一个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其实不就是因为文艺界批判了胡风先生、阿垅先生等的文艺思想么？）但是即令从胡风先生的这个武断出发，又有什么理由得出必须反对“机关刊物”这个一般概念的结论来呢？难道说只要是“机关刊物”便必然是“宗派主义”的么？显然，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能同意这个荒谬的逻辑的。而胡风先生之所以不能不用这种荒谬的逻辑来提出他的“建议”，不能不是有其不可告人的企图的。
现在让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胡风先生的“群众刊物”是否还有一点党性的气息吧！胡风先生的“群众刊物”是从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所谓“基础问题”出发的，那就是要“正视党员以及党外的有领导影响或站在领导地位上的作家之间，在为人民服务的总的方向之下，对于文艺创作实践的具体问题理解上和态度上有各种差异以至基本性质的分歧，又各各有着群众基础；除了保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竞赛或斗争，争取从实际基础出发的前进以外，任何人工的解决办法都会妨害有生力量底成长和思想斗争底开展，都会使党的人民的文艺事业陷入‘毁灭’状态，在党员作家尤其是如此。”显然，胡风先生在这里在“为人民服务”的名义之下，而着重强调有“基本性质的分歧”，但明眼人不难看出既然是“基本性质的分歧”（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就可以包括各种不符合于为人民服务的总方向而假冒“为人民服务”之名的东西。（附带说一句，“为人民服务的总的方向”自然是一个好的概念，但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在文艺工作上我们有毛主席解释过的更加明确得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不知胡风先生为什么不肯用这个公认的概念。）
而胡风先生就从这个“基础”出发，引用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的一段话为“理论”根据，认为党必须给这种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思想、理解、态度以“自由竞赛”的权利。这一段话是：
“党应当主张这个领域中的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赛。用任何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都不免是衙门官僚式的假解决。以指令或党的决议使某一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出版事业实行合法的独占，同样也是不容许的。党虽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无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农民文学、帮助‘同路人’等等，却不能听任即使在思想内容上最为无产阶级的任何集团实行独占，因为这首先就会毁灭无产阶级文学。”
应该指出，党和文艺界从来便是“正视”文艺界中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也是主张并且实行对这种分歧的公开讨论，以便错误的方面能得到克服，分歧能够消灭。文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这一次公开讨论胡风先生的意见书，就都是活生生的证据。如果没有“正视”，又何需乎批判和讨论。这一点实在用不着胡风先生来提醒。自由竞赛的原则也是没有人否认的，俄共中央这个决议的精神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自由竞赛”呢？竞赛的各种“集团和派别”是什么样的集团和派别呢？其实这些问题在俄共中央的决议中，在胡风先生所引用那一段之前的一段，是都已经明确规定了的，这所谓自由竞赛是指“文······学形式方面的”（原决议的着重点）自由竞赛，所谓“集团和派别”是“依据对形式和风格的观点底不同而划分”的派别。然而胡风先生却不愿意引用这些话，却断章取义地以为必须漫无边际地给予那种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对创作实践的各种理解和态度（主观唯心论不也是一个理解和态度么？）以“自由竞赛”的权利，这就是分歧之所在。
党又从来就认为文艺的自由竞赛的原则是服从于文艺的党性原则的。自由竞赛是为了保证党性的胜利的。然而胡风先生却不愿意“正视”这个原则，这就是分歧之所在。试看胡风先生怎样回避文艺和报刊的党性这个根本的原则吧！胡风先生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的一段话：“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的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的空间。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着：无产阶级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和无产阶级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
列宁在这一段话中说：“这一切只证明着”什么（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是为了说明它并没有推翻或否认什么根本前提。紧接着这一段话之后，列宁写道：
“这一切并没有推翻那个对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陌生的和奇怪的原理：文学事业应当一定要成为与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
这是列宁文章的这一节的中心思想，甚至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这里鲜明地提出了文学的党性的原则，也鲜明地提出了报刊的党性原则。然而正是这一段话，胡风先生把它阉割掉了。胡风先生是惯于自炫博学的，难道连这篇经典著作都没有全文认真读过么？这种断章取义只能够解释为他企图强调一个从属的原则，而回避一个根本的原则。
就在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段掩护之下，胡风先生要求取消现有的几乎一切文学刊物，而代之以“群众刊物”，这种刊物必须由那些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所谓“有领导影响的作家”担任主编，因而这七八个所谓“群众刊物”就只能是各种有基本分歧的思想、理解、态度的不同的刊物。难道说从这里能找得出一点工人阶级的党性的气味来吗？显然是不能的。这只能是各种不同思想的刊物的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因而其逻辑的结果也就必然是这些刊物会各有各的“党性”，归根结底会出现一些资产阶级报刊；这种刊物只能成为各种有基本分歧的小集团、小派别的“机关报”。这难道还用得着详加申论么？应该说，胡风先生何尝真的反对“机关刊物”，他只不过是要求建立他的小集团、小派别的“机关刊物”的自由呵！
四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任何一个严重的报刊问题都不能不是一个组织性的问题。胡风先生在报刊问题方面的意见是掩藏着他的组织上的企图的。
依照胡风先生的方案，那些“群众刊物”的分歧的思想、理解、态度又是被他用精心结构的刊物组织形式所保证着的，是牢不可破的，不可动摇的。这些刊物的副主编是要“由主编的作家选任”的，“担负编辑工作的成员”是要由“担任主编责任的作家选请”的，乃至连“工作助手”——“青年文艺爱好者”也是要由“自己选用”的。一切有关编辑部的组成都要由主编“选任”、“选请”、“选用”，这不能不是为保证这位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思想、理解、态度的所谓“有领导影响的作家”的独占地位，使这个刊物只能成为贯彻他的思想、理解、态度的小集团、小派别，使得无论这个思想、理解、态度是什么东西，都能“自由”地去“影响”群众。而在有了这一切之后，胡风先生犹以为未足，还要加上参加编辑部的全体作家都不同意发表的文章主编一人仍有权发表的规定，为坚持其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观点所作的防范真可谓无微不至了。
这些刊物是要由作家协会“支持并给以物质供给”的，那么它与作家协会的关系如何呢？胡风先生虽然口头上说“各刊物是作家协会底工作单位”，但实质上这种刊物却不对作家协会负任何责任（胡风先生是反对“机关刊物”的呵！）胡风先生对刊物“对领导上的责任”的规定中有两条是规定刊物与作家协会的关系的，全文如下：“主编或委托适当代表人出席作家协会的有关会议，提出意见、参加讨论，听取意见。“主编负责执行同意接受的作家协会交来的工作任务。”
而这就是全部。请看，刊物的主编只是向作家协会“提出意见”、“听取意见”，而且还未必高兴自己去，预先规定了要“委托适当代表人出席”；至于作家协会的工作任务，那却是只有为主编所“同意接受”的那些才去“负责执行”的。请问，天下哪有这样的不对领导机关负任何责任的“工作单位”？既然如此，作家协会对各刊物的关系除了“给以物质供给”之外还能有什么？
而这一切却都是由胡风先生所理解的“自由竞赛”中得出的。但即使姑且不提他对俄共中央决议中所说的“自由竞赛”的歪曲，我们也还要问一问，“自由竞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俄共中央这个决议是一九二五年通过的，当时苏俄存在着文学形式问题上的各种有形的集团和派别——各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而统一的作家协会却还没有建立。俄共中央的这个决议发表了之后，这些团体开始组成作家联合会，帮助作家表明自己对决议的态度，帮助他们接近现实，直至最后，解散了各种文学团体而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二〕。因而可见，俄共中央决议中所说的自由竞赛是促进各个文学团体和派别团结起来，统一成作家协会的。今天的中国文艺界，虽然也有某种集团和派别，但是统一的作家协会已经建立，这个不算小的区别应该是不容忽视的吧！然而在意见书的第一部分中一再强调“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这个原则的胡风先生，在这里却似乎是可以不要这个原则，可以不顾这种时间、地点、条件上的区别了；似乎中国的文艺界也应该再把统一的作家协会打碎，分为若干“集团和派别”，然后再去“自由竞赛”了。这看来是一个荒唐的结论，然而胡风先生却正是这样解释俄共的决议，使之用于中国而得出与在苏俄相反的结果的。试看，如果依照胡风先生的观点建立了那样一些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群众刊物”，而这些刊物除了向作家协会要物质供给之外并不向它负任何责任；一切文学运动都集中到各个“群众刊物”去了，作家协会只能成为一个空无一物的东西，或者只是为各个刊物——“集团和派别”——提供“物质供给”的总供应处，那么其结果不是把统一的作家协会打碎，分成几个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集团和派别又是什么？胡风先生所理解的“自由竞赛”实际上只是巩固小集团、小派别的无条件的“自由”而已。这决不是什么正确的自由竞赛，而是要求平分天下。
前文揭穿了胡风先生反对“机关刊物”的荒谬的逻辑，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荒谬的逻辑原来是这样产生的：胡风先生为了小集团、小派别的利益，要和工人阶级争夺文学运动的领导权，因此便要在组织上反对直至打碎作家协会。但他不敢直率提出这个要求，只好假反对“机关刊物”之名出之，用他的建立所谓“群众刊物”的办法，来实现这种实质上拆散作家协会，破坏作家的团结，建立和巩固小集团、小派别的阵地，从而达到取消党对文学运动的领导的目的。任何一个严重的报刊工作问题，都不能不是一个组织性的问题，这就是证据。
但是胡风先生还是想错了。在报刊问题的形式掩盖之下来提出组织问题，虽然看起来和缓一些，但实际上还是走不通的。他对于这种办法就是用断章取义的办法也找不出什么“理论”根据来了。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工作原理中是找不出允许建立小集团、小派别的报刊那种非党性观点的任何根据来的，要想曲解也是不可能的。胡风先生引用了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报刊”（胡引作“关于出版物”）一章中的半句话：“任何一个文学派别或团体都不能而且不应该以党的名义出场”。但是这里并没有说到报刊问题，更不能从而设想，似乎为了“自由竞赛”，党便必须允许并且保证各个集团和派别都各拥有一个刊物，各据一块阵地，然后再来一个各种观点平分天下的混战。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把工人阶级的报刊的党性原则与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的原则等同起来，这是只有如胡风先生才能有的怪想头，任何别的人都不能同意这种荒谬意见。前述的决议通过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也就是在苏联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而存在着各种文学团体的时候，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党是怎样规定报刊在这一方面的任务的呢？那只要看胡风先生引用的那半句话的原文全句就可以明白了。决议写道：“代表大会由于认为任何一个文学派别、学派或集团都不能而且不应该代表党来说话，因而强调指出在苏维埃的和党的报刊上好好解决关于文学批评和对文艺典型作尽可能更充分的党的阐明的问题的必要性。”〔三〕
显然，从这里是不可能得出任何似乎可以允许把报刊变成小集团、小派别的“机关报”这种荒谬的结论来的，正相反，决议无寗是强调了报刊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成为小集团、小派别的传声筒，而坚持了报刊的党性原则的。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胡风先生很喜欢引用的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本已有了。决议在说明文学形式问题上应该自由竞赛之前，早已指出过：“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文学方面的领导，整个地是属于工人阶级，连同它的物质的和思想的手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这显然是主要指报刊而言的，胡风先生在这里不能不又碰壁了。他在意见书中按照自己的便利，用他自己的解释，引用了一大堆苏联共产党的决议和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话来吓人，企图以此来为他所理解的“自由竞赛”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所谓“群众刊物”方案辩护。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对党的决议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断章取义，揭穿了是非常不光采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胡风先生的反对“机关刊物”，主张“群众刊物”，实质上只能是反对报刊的党性原则，主张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他的“群众刊物”只是小集团、小派别的“机关刊物”，并且他用这来企图在实质上打碎统一的作家协会，建立和巩固小集团、小派别的阵地，从而向党、向工人阶级争取文学运动的领导权，取消党的领导。胡风先生就是这样用资产阶级的报刊工作观点作为辅助武器，来向党、向工人阶级进攻的。
五
也许，胡风先生还会起来申辩道：我是承认尊重党的领导的呀，这些刊物是服从党的领导的呀，这些刊物的主编是要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呀！是的，胡风先生在他的意见书中多次提到“党的领导”，岂止提到而已，他还拟定了党的领导的原则和办法呢！但是问题不在于口头上说“党的领导”，不能设想胡风先生向党中央提出要求而竟会公开申明不要党的领导。问题在于事实上如何？在于胡风先生所要求规定的“党的领导”的原则和办法是什么具体内容。
胡风先生在他“文学运动的方式”的“原则问题”一节中，第一条便是“提高党底领导作用”。请看吧！第一条原则就是“党的领导作用”，而且还要“提高”，这不是很好么？但是，且慢，他还有解释，那就是不是一般所说的党的领导，而是要“提高”成“……在帮助并保证作家个性成长的基础上面的领导作用”。秘密就在这里。这里所说的“基础”不就是要“正视”有“基本性质的分歧”那个放在“原则问题”之前的“基础问题”么？必须“保证”这个“基础”，而从这个“基础”出发，实行了胡风先生的建议，“整个地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学运动的领导，“连同它的物质的和思想的手段”，都已被分裂成许多小集团、小派别了，这样还有什么党的领导呢？难道党的领导不是要保证党的思想、党的路线的贯彻、保证党的思想战胜一切错误的思想，反而是必须“保证”各种各样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思想观点万古长存么？而这竟是胡风先生所主张的“党的领导”的原则呢！
从形式上说，胡风先生规定各个刊物的主编乃至编辑部成员要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确，党是必须注意报刊主编等的人选的，这是党对报刊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是为了什么呢？以文学刊物为例，那正是如俄共中央在“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说的，是为了“保证对我们文学的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有分寸的领导”（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但是胡风先生所主张的“群众刊物”的主编人必须是那有各种“基本性质的分歧”的小集团、小派别的领导人，那么胡风先生所要的
“批准”不是等于要党把对文学运动的领导权“批准”交给小集团、小派别么？因为不这样便是违反了那个“基础”和“原则”呵！
从前述原则出发，胡风先生还代党中央拟定了实行“领导”的具体方法，那就是要各个刊物的主编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关于文学运动的定期分析报告，中央宣传部再根据这些报告来“掌握并检查全国创作与批评情况”。照这样，党要根据那小集团、小派别的领导人的分析才能“掌握并检查全国创作与批评情况”，党在什么时候是应该把他的领导依托在小集团、小派别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地应该去和小集团、小派别作斗争的呢？
同样荒谬的是胡风先生代党中央拟定的各文学团体——刊物中的党支部的工作内容。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他对于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生活的原则的许多无知，但必须指出最重要的一点。胡风先生替支部工作规定了“两项特殊保证”，其第一条便是“从对文艺事业特殊性的理解上，建立某些相应的工作方式”，而胡风先生的全部观点说明这所谓“特殊性”便是小团体、小派别的无原则的“自由”，因而他所要求的各文艺团体中党支部的工作方式也便是以“保证”小团体、小派别的“自由”为前提，并与此相适应的了。党在什么时候可以允许他的一个组织脱离了党的原则而去保证小集团、小派别的“自由”的呢？至于胡风先生周密到要把每个刊物中党团员所占的比例都规定出限额来，用尽一切心机在保留党的领导的名义之下使他不妨碍小集团、小派别的利益，那更是彰明昭著，无庸申说的了。
空口说白话的所谓“党的领导作用”是欺骗不了人的。实质上否定了报刊的党性原则、否定了“机关报”的概念，便不可能不否定党对报刊的领导，实质上分裂了文学运动，从而建立和巩固小集团、小派别的阵地，这本身便是取消党对文学的领导。这不是几句纸面上的谎言所能掩盖得了的。
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胡风先生的报刊工作观点、他的“文学运动的方式”的实质尽如上述。这里没有涉及胡风先生的文艺思想，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问，如果不是为了坚持派别的错误文艺思想，一个人有什么理由提出这种错误的派别组织要求呢？
附注：
〔一〕列宁：“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信摘录”，见“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页。
〔二〕季莫菲叶夫著“苏联文学史”，上海海燕书店版，第三四七、三五一页。
〔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俄文三卷本、第二卷、第六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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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团结在祖国大家庭里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刀有良
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人民最难忘的日子。两年前，我们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伟大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祖国西南边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庆祝自治区的成立。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样，解放前长时期遭受着国民党匪帮的残酷压榨。那时，我们政治上得不到平等，经济落后，文化衰落，人口锐减，几乎频于亡族灭种的境地。
一九五○年春天，五星红旗插到了西南边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把盘踞在西双版纳的国民党残匪消灭了，从此我们永远摆脱了国民党匪帮的黑暗统治。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人民解放军一起肃清了境内土匪，调解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民族纠纷，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国防。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举行了西双版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各民族团结大会——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了自己地区的主人。
自治区成立后，我们逐步地实现了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到目前为止，共培养了本地各民族各级干部五百九十七人；在政府机关中，本地民族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六，许多部门的主要负责职务都是本地各民族干部担任。我们采用了傣文作为行使自治权利的工具。凡有关本自治区的重大问题都由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府委员会讨论决定。两年来，我们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政府委员会、各版纳政府主席联席会议等共十四次，其它专门会议数十次。这些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运用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这就大大发挥了民族干部的积极主动精神，提高了各族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增强了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推动了自治区的各项建设工作。这是我们两年来执行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比较满意的经验之一。
自治区成立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境内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解放前，由于大汉族主义统治者的压迫挑拨，以及本民族存在的某些落后因素，造成了各民族间的相互歧视和不信任，阻碍了各民族的进步发展。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过去农村里小孩子哭了，父母就用“汉人来了”这句话来威吓小孩，现在却是到处都能看到各民族的男女儿童拉着汉族干部或是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手，要求他们教唱歌、教跳舞、讲故事。各族人民都亲切地称汉族为“老大哥”，对于汉族人民和汉族干部的友爱帮助，都有说不出的感激。同时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傣族和境内各兄弟民族的团结。自治机关内除傣族外，也有其他各兄弟民族的干部参加工作。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不久，就成立了格朗和爱尼族自治区、易武瑶族自治区，目前正积极筹备其他民族的自治地方或民族乡。这样，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必将更进一步亲密地团结起来。
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重视领导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各族人民生活。一九五四年全自治区发动了各族农民七万七千多人，兴修和整修了水沟九百三十条、水坝五十六座，发放了各种农业贷款二十多亿元，其中耕牛就贷放了五百七十一头。人民政府同时供应了各族人民各种农具和打猎用的工具。政府大力扶助的结果，去年栽秧时间比往年提前二十天到一个月。政府并组织山区各族人民积极打猎，保护庄稼。据不完全统计，去年猎获的老虎有十五只，豹子十六只，熊八十一只，另外还有野牛、野猪、鹿、猴子等许多野兽。
农业生产耕作技术比过去有了许多改进。据八个版纳的统计，去年施肥四百多万斤，有很多地方实行了多犁多耙，除草薅秧。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自治区各种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增加。一九五四年全区的稻谷比一九五三年增产将近一成，有的村寨甚至增产五成之多。全国著名的普洱茶的产量，去年比一九五○年增产了四点六四倍，棉花也比一九五三年增产一成左右。
去年澜沧江发生了十多年来未有的大洪水，景洪、勐罕两个坝子遭受了水灾。由于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特别关怀，及时组织干部到灾区进行了慰问和救济，增强了各族人民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意志。现在灾区农民都栽上了小春和早稻。
昆洛公路（昆明到打洛）通车到自治区首府的允景洪以后，缩短了我们和北京以及祖国其他地区的距离，给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幸福，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过去在反动统治下面，四十多年来，我们虽然年年被摊派
“筑路费”，但是人民从来没有走过好路，连汽车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但解放仅仅四年多，公路就修到了西双版纳。过去由允景洪到昆明要走一个月的时间，现在乘汽车只需要三五天就可以到了。
公路通车后，国营工商业有了飞跃的发展。现在有国营中国茶业公司、制茶厂、茶叶试验场、林业试验场各一个，综合性的地方国营景德工厂也一天天在扩大。商业方面，国营贸易机构去年比一九五○年增加了十三倍半。由于国营工商业的发展，自治区的各种农副业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比价也日趋合理。例如解放前要二千四百斤籽棉才能换到一部缝衣机，现在只需要九百四十七斤半；解放前四斤大米换一盒火柴，现在三斤大米可换到十盒；过去九百斤糯米换一床棉毯，现在八百八十二斤糯米能换到棉毯九床；解放前一斤茶叶换一斤食盐都难换到，现在一斤茶叶可以换到两斤食盐了。
我区的文教卫生工作也获得显著的进展。初解放时，全区学校几乎全部停办，现在全区有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四十一所小学校。学生人数目前比一九五○年增加了五倍多。初解放时，全区只有一个卫生院，五、六个卫生工作人员，到一九五四年底，已有四个卫生院、三个卫生所、两个保健站和一个防疫站，卫生工作人员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二十一倍。现在民族医院正在建筑中，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完工。
解放以后，特别是自治区成立以后，我区人口、牲畜也逐渐增加。如版纳景洪的曼八角，是三十多户的一个寨子，解放前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全寨死三十人，生十人；解放以来，在四年中人口净增了二十七人。解放前，新富掌是一个很穷苦的拉祜族寨子，一九五三年全村人口有二百零三人，一九五四年净增了十人。这个寨子解放前大多数人家每年都缺半年以上的粮，现在差不多都够吃了。牲畜的增加也是很显著的。如曼占宰一个寨子，解放前只有三十四头水牛，三十九头黄牛和五匹马，去年水牛增加到六十二头，黄牛增加到六十七头，马增加到三十五匹。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一九五四年一至十月，在允景洪的百货公司出售了各种布匹达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匹，胶鞋二万八千三百六十双，缝衣机三百六十部。很多过去没有鞋子穿的贫苦农民，现在也穿上回力球鞋了。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地处祖国边疆，我们各族人民正和人民解放军一道担负着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光荣任务。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保卫我们自己的日益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今后将进一步地团结在祖国大家庭里，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加强对敌斗争，进一步作好防匪肃特工作，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3版()
专栏：小品文
“狗为什么会叫？”
呼加诺
有这么一次学习讨论会。
开始时，大家各自静默五分钟，似乎无言可发。小组长再三催促，有人发言了，也是零零落落，无精打采。但不知怎么一来，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大家忽然精神抖擞，好像人突然变得格外聪明，加以浓茶的刺激作用，智慧的火花，从许多嘴里不断地闪射出来。有的引经据典，有的谈感性知识，有的说补充体会……发言真是既踊跃而又热烈。
大家这样感到兴趣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狗为什么会叫的问题。
“我这次下乡的一个新的体会，就是：狗——这东西真是可恶！”一位戴眼镜的同志愤慨地说：“在乡下，你要不拿一根棍子，简直就不能走路，从这个庄到那个庄，到处狗都朝你汪汪地叫。若是走黑路，从暗中扑过来一团毛茸茸的东西，突然汪地一声向你偷袭过来，真会吓得毛骨悚然。有一回……”
“哈，那只能怨你神经衰弱！”一位不戴眼镜的同志马上打断他，提出异议：“乡下的农民弟兄，成天听到狗叫，也没看见几个人吓掉胆的。难道狗不是人类最早和最忠实的伴侣吗？”“是啊！从古人造字上说，”一位头发已经微秃的同志补充说：“狗者犬也。‘犬’字是一人傍加一点，这就说明狗和人类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他呷了一口浓茶，又提起话题说：“不过，不管什么狗总是喜欢汪汪地叫，的确是叫人讨厌的。你们说说看，狗为什么会叫呢？”
“不，”一位年青的同志又有了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喜欢叫的狗：有一种贴耳卷毛的西洋狗，就不喜欢叫，它总是悄悄地跟在生人背后，冷不防咬你一口，可就不叫一声。”
“你说的是狼狗吧！狼狗就是狼性未改嘛，总是闷声不响从人背后猛扑过来，啊呀呀，这种狗最可恶！”“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是这样子的！”
“喜欢叫的狗总是多的，我看，狗要叫，是天性，就如人非说话不可。”
大家谈兴正浓，辩论相当热烈，我简直记不清哪句话，哪个论点是哪位同志说的了。总之，关于狗为什么会叫的问题，有的说是由于遗传，有的说是因为它的鼻子受刺激奇痒，不得不叫，有的说是因为它本来就有叫的嗜好……
这样的讨论有多久啦？请看大家茶杯里的茶，早就冲成淡白水了。大家显然都感到疲倦了。可是讨论到这，怎能草草结束？再说，讨论到一个地方，总应该取得较一致的意见呀！于是，组长赶紧抓紧时间征求大家意见。大家这时却浑浑噩噩地彼此看着。只有一个保持较清醒头脑的人提出请组长说个初步意见。也不知组长是否存心给大家开玩笑，他的初步意见是：狗所以会叫，大概是由于它的嗜好。“我同意。”“我没有意见！”
大家都已昏昏沉沉，只希望赶快散会休息。因此就糊糊涂涂地表示了“同意”。关于狗为什么会叫的问题的讨论，至此，总算告一段落了。
读者同志，你们要知道这个小组原来讨论的题目么？喏，这是“为什么必须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都是一些据说是很有书本知识的人。他们觉得大道理早已懂得，没什么可讨论的；谁也不愿意提出疑难问题，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疑难问题。缺少的是感性知识，于是大家就来谈感性知识。因为有人谈到农村的实际情况，接着就有人讲起自己下乡工作的体会，从下乡谈到农民的两重性，从两重性谈到农民的自私保守的表现，谈到农村狗多，农民养狗看家是否和自私保守观念有关……就这样七转八转的讨论到狗的身上来，而最初的讨论题目是什么大家也不甚了然了。
读者们，你们也许觉得这样的学习讨论会很好笑。不过，请允许我大胆地猜测一下，这种离题万里的讨论会，绝不会“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虽然不一定都是谈狗叫的问题。但愿不再有这样的学习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