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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中余钱投资生产
旅大市金县友谊果园集体农庄主席 麻振禄
我们旅大市金县友谊果园集体农庄把一九五四年生产的一百多万斤苹果全部卖给了国家。农庄卖出苹果后得了十七亿四千多万元的款，除了留下全年生产费用和公积金、公益金以外，还有八亿六千多万元给庄员分红。每个庄员平均收入七百六十多万元。如果一个庄员家庭里有两名或三名劳动力，就能收入一千多万元到两千多万元。随着收入的增加，庄员们的生活要求也随之提高了。有些人要用分红的钱盖房子、安电灯、买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以及其他高级生活用品，因此他们希望把自己全年收入的钱完全拿到自己手里，这样用起来方便。但是，他们这样做就和农庄扩大生产发生了矛盾。
一九五四年开春起，我们农庄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都需要大量的钱；在苹果成熟以前，农庄所需的资金，除利用一九五三年剩下的为数很少的一点钱以外，就靠国家银行的贷款来解决。出售苹果后，农庄立即偿还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和其他暂借款项。这样，一九五五年所需的资金仍是不足的。因此必须动员庄员在适当改善生活的基础上大量向农庄投资。农庄的干部向庄员们说明：如果按照有些庄员想像的那样，把每个人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全部分掉，大家都不向农庄投资，那么，农庄今年所需要的六百万个纸口袋的纸便没钱去买，而纸口袋对于保证苹果质量是有重大关系的；如果买不到纸，女庄员冬天不糊纸口袋便没别的活干；我们的猪和鸡冬天所需要的饲料也没钱买；如果冬季不能修建好两个鸡舍，今年饲养一千只鸡的计划也不能实现……为了解决这些资金问题，我们就只好向国家银行请求更多的贷款。可是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工业建设，我们应该尽量少占用国家的资金才是。根据我们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情况，完全可以抽出一部分收入做为生产投资，扩大再生产。经过这样的教育，庄员们认识到了生产投资的重要意义。于是大家合理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并积极抽出一部分钱向农庄投资。结果，今年庄员的投资达到三亿三千六百多万元，比去年的七百四十万元增加了四十多倍。这样，今年向国家银行的贷款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另外，庄员们还在信用合作社扩大了五百四十多个股，庄员们除了生产投资外，又积极向银行存款。
经过这样的安排，庄员们也适当地改善了生活。拿老庄员童延林的家庭生活来说吧，过去他给地主扛了几十年大活，生活非常穷苦；自从加入集体农庄后，第一年（一九五三年）就收入了一千万元，一九五四年的收入又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元。如今他老两口不仅置了线呢和麻花布的里表三新的被褥各三床，而且他还穿上了大皮袄、小皮袄；今年春节，他家准备了四十斤猪肉。另外还为今年盖房子准备了石料和水泥。他还从一九五四年的收入里拿出四百七十万元投到农庄，又拿出二百万元存入信用小组。老童说：“投资到农庄，扩大了农庄生产，减少了国家贷款，还使自己将来增加更多的收入，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杨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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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产资金从这里来
李化民
山西省大仁县陈家庄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遭受严重的水灾，但农业生产量仍然超过常年产量百分之三十五；加上林业和牧业收入，全社总收入共折粗粮一百零二万多斤，超过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强。
去年十二月初，陈家庄社把十三万斤余粮卖给了国家。合作社出卖余粮后，发生了一个问题：有的社员以为卖了粮的钱没有适当的地方花，有的准备把钱随便花掉；而另一方面，合作社的干部却又发愁社里生产资金不足。
村里的党支部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就在总结生产时向社员们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支部向社员们说明：现在社员生活虽然提高了，但是远远赶不上苏联集体农民的生活。必须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增加社内投资，扩大生产，为将来更幸福的生活打基础。还特别说明了扩大生产同国家工业建设和解放台湾的密切关系。提起解放台湾，社员们便回忆起过去身受蒋匪军残害的痛苦。那是一九四七年，住在大同城的蒋匪军把陈家庄全村的牲口、粮食都抢光了。人们成天藏在窑洞里，不能很好地生产。第二年少种了一千多亩地，群众生活无着，饿死了四十八个人。这一回忆激起了社员们对蒋贼卖国集团的无比仇恨。他们决心要用扩大投资、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祖国领土台湾。于是，社员们先后把六千四百多万元卖粮的钱投入了合作社。社里的生产资金多了，社员们增产的信心和热情也更高了。冬季社里每天有十四辆车到大同城拉粪，现在全社已准备好粪肥六千多大车，超过历年积肥最高数字。
有了充足的增产资金，陈家庄社就同供销社订了购买大量生产资料的合同。根据合同，他们将得到：双轮双铧犁六部，麻籽饼五万二千三百多斤，肥田粉八百七十五斤，硫酸铜七斤以及其他物资约二百件。社员们表示：我们要把生产搞得好好的，争取一九五五年多卖给国家十万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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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接受了去年的教训
黑龙江省克山县古城村农民 李树德
土地改革后，我家分到了五垧多地、一头大牛，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渐渐好起来了。我想：过去给地主扛活，受了不少罪，吃不着好的，穿不着好的；这回好容易翻身了，手头宽绰了，可得吃点喝点。就这样，把钱都花到吃喝上去了。
一九五三年我种的五垧多地打了十七石多粮，卖给国家三千多斤，得了一百七十多万元钱。那时我的脑筋不开缝，还是不愿意把钱用到生产上去。我想：在互助组里有一头牛就能种地，用不着添车买马了。再说又快成立生产合作社了，买车买马挡不了被大家使唤。所以过春节的时候，我就花六十来万元买了一口二百来斤的大肥猪杀吃了。剩下的钱，除了买布用的二十多万元和储蓄十五万元以外，都七零八碎地乱花了。
一九五四年春天，地刚种完，困难就来了：喂牛的料没有了，豆饼也光了，干瞪着眼睛没钱去买！幸亏向别人借了十万元，加上储蓄的那十五万元，买到了十块豆饼，算是救了急。这时我才醒悟：胡花钱可吃了大亏了，来年说啥也不办这样的糊涂事了！
一九五四年是一个丰收年头。打完了场我就报名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年我家打了一万八千多斤粮食，除了公粮、吃粮、种籽和饲料，剩下九千多斤全部卖给国家了，得了五百四十多万元。这回接受去年的教训，我把五百多万元作了正确的安排：用一百四十多万元买一台花轮车，再用一百三十万元买一头大牛，储蓄了五十万元，剩下的钱除了生活上用的以外，都投到农业社了。我算清了这个账：买牛买车入到社里还是自己的，社里也不白使唤；农业社多一台车、一头牛，就多一分力量，社里多打了粮食，我就也跟着增加收入了。
（宋业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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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受到群众热爱的新型粮食市场
梁明 曹兗
中共山西省临猗县委会和临猗县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完成了国家的粮食统购任务后，依据上级的指示，在全县的一个中心集市——临晋镇建立了国家领导的新型初级粮食市场。这个市场自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建立，到年底为止，共收购调剂了各种粮食二百四十五万三千三百多斤。通过市场供应给缺粮农民四百余户和六家小型作坊的粮食和原料七万二千六百二十六斤，互通有无调剂粮食品种五十八万九千五百七十九斤，由国家收购的粮食一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一十六斤。群众说这个粮食市场是“五满意”：余粮户卖了粮满意，缺粮户买到粮满意，调剂品种大家满意，小型作坊得到原料满意，国家多收购了余粮满意。
让群众正确地了解国家的粮食政策
一九五三年冬季，临猗县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取缔了旧的粮商市场，农村经济一度呈现出死滞现象。这时，粮食投机商乘机进行黑市交易，用低价收买余粮户的粮食，以高出国家牌价百分之三四十的高价卖给缺粮户。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统购统销政策初实行，群众对统购统销的意义认识的还差，思想上还有种种顾虑：有余粮的户怕再公开出卖粮食，别人说“统购不彻底”，过去不卖现在卖已“落了后”，还怕戴“资本主义思想”帽子。缺粮户怕国家供应不上粮食，也就不惜吃亏用高价买粮。县委当时分析了这种情况，在建立市场前，就加强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县委对县区乡干部作了报告，并组织了三十五个报告员到各乡向广大干部群众作了报告，讲解了国家在统购以后建立粮食市场的重要意义，和粮食市场的性质；同时向群众讲明统购中把粮食直接出卖给国家是光荣的，统购后把自己仍然多余的一部余粮拿到国家的粮食市场出卖也是光荣的。县人民政府还出了建立初级粮食市场的布告。市场初建的那一天，就有五十多个农民交换了粮食五千四百九十斤。以后，来市场进行交易的农民陆续增加。到三月中旬共二十多天时间，就互相调剂了粮食十余万斤。
市场活跃以后，又加强了市场上的宣传工作。市场的“交易员”也是“宣传员”。他们随时都注意宣传国家的粮食政策和建立这种新市场的好处。逢集会人多时，还抽出干部在集会上进行宣传。市场内设立了两块黑板报，经常登载统购统销政策、国家粮食牌价、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市场动态及市场交易的典型介绍。景家庄农民景保安本来是个余粮户，在统购中隐瞒为缺粮户，还领了粮食供应证。他家余的粮食是豆子，报缺粮户的目的是想叫国家供应些其它粮食。三月九日他去赶集，路过粮食市场，见一堆一伙的人在买卖粮食，他听到市场干部在讲可以在这市场上互换品种。回家后第二天，就从家里拿了四百七十斤白豆，到这市场上换了适合需用的小米、玉米，还卖给国家二百斤。他回村后马上把发给他的粮食供应证退给乡政府，说：“有了粮食市场可方便得多啦，早知是这样，谁还欺骗政府！”
去年六月小麦收割以后，群众需要出卖余粮，可是不知道国家怎样统购。市场干部和县委进行了研究，向群众说明：国家没有统购以前，余粮可以到国家市场出售，国家市场上可以给群众开证明条子，到统购时可以顶统购数。市场还给暂时需用钱而要出卖口粮的农民开了“周转证明”，到需要粮食时就可以从市场买回粮食。这样做，群众很满意，更多地卖余粮给国家。有许多开“周转证明”的农民秋后种的粮食丰收了，不但不再买粮食，还又在国家市场上卖了些粮食。
供应了适合群众需要的粮食品种
临晋镇一带的农民种植的作物主要是小麦，其次是豆类。一九五三年冬季，国家统购的主要是小麦；许多农民响应国家以粗代细的号召，把小麦卖给国家，留下豆子吃。可是，当地农民不习惯光吃
一种豆面；统购以后，农民就要求调剂粮食品种。县粮食局了解了农民这个要求以后，在建立初级粮食市场时就从别处调来玉米、谷子、小米等杂粮让群众调换，大家都很满意。这样调剂后，农民把卖余粮后仍然多余的和节约下来的粮食也卖给国家粮食市场了。卓里村农民贾长命，种的多是豆子。他的妻子生小孩需用些别的粮食，发愁没地方去换。他听到国家建立粮食市场能调换粮食，就用二百二十斤黄豆到市场换了玉米、大米、小米。换到粮食后，高兴地说：“要不是国家掌握了粮食，咱处不种的粮食怎能吃上！”
市场还根据季节的变化，调换粮食品种。去年夏收时，天气热了，群众需要用小米、绿豆、江豆煮汤，市场就增添了这些品种。国家市场还根据群众的特殊需要换给群众特殊的粮食，如有的病人要江米，也可以在这市场上换到；到夏季群众要种豆子压绿肥，市场就把换来的豆子供应了十多万斤给农民做种籽。
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作风
临晋镇粮食市场主任荆明卿是个共产党员，交易员李国顺是个青年团员，另外还有三个同志；他们的工作态度都很好。他们学习了党的总路线以后，认识到了粮食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市场工作上都肯积极钻研，力求与民方便。当初，市场设在一个偏僻的庙院里，对群众不很方便；以后他们就迁移到集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这场上没有房子住，他们就搭起帐棚住了一夏天。来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老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积极地协助解决。对群众的粮食质量的检验和等级的确定也都公道合理。去年七月里，留尚村一位六十九岁的老汉王彦林运了一大车小麦到这个市场出卖。荆明卿、李国顺就帮助老汉把粮食卸下车，还帮助他扛粮袋。有一条口袋破了，粮食漏在地下，李国顺就帮老汉把粮食扫了起来，把土簸了，倒在口袋里，还把口袋破的地方缝住。老汉感动地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也常到市场买卖粮食，以前遇到的奸商们总是捉弄人哩，大斗入小斗出，买的贱卖的贵；现在国家管的这市场真正好！”
夏天，天气炎热，到市场进行交易的老乡很多，市场管理干部就在市场上搭起凉棚，烧了开水。他们很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不机械地“按时办公”，群众随时到市场来都可以买卖粮食。去年夏收后，上市粮食每天有两三万斤。他们人手少，就研究改进工作方法，作到“五快”（进场快，出场快，验质快，过秤快，开票快）。这样一天能比过去多收两万多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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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新粮保管好
康重
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开始的粮食征购工作基本上结束了，各地国家仓库里盛满了大批新粮；保管好这批粮食，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
今年粮食保管工作的特点是：国家征购粮食的数量比上个年度增多了；运粮入库的时间很集中（一个月至两个月）许多新粮水分很大。这些情况说明今年粮食保管工作比往年更加困难艰巨。
为了把新粮保管好，不少地区的国家粮食部门和供销合作社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这是非常必需的。但是，有些国家粮食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却不是这样。他们在运粮入库前不进行严格检验，收进了大批的次粮；入库时也不按照不同质量分别保管；粮食发热、发霉、生虫时，也不及时检查翻晒，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据广西省九个县、市的检查统计，生虫的粮食有四亿斤，霉烂的有三十余万斤。江西省生虫的粮食占已检查的粮食的百分之四十。热河省十个县发霉变质的粮食就有四十万斤。这种情况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为了保护粮食，各级粮食部门应加强粮食保管工作的领导，对各地粮库进行一次普查工作。经过这次普查，可以大体上摸清现有仓库的数目、存粮地点和存粮数目，便于以后进行粮食调运和供应工作。而且可以查清粮情，把仓库和粮质进行分类排队，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适当的处理。对于水分大、温度高、虫害严重的粮食，应及时通风、扒沟、翻晒、过筛。小仓库的存粮，应该迅速有计划有步骤地合并起来。对于暂时无法集中的小仓库中的粮食，要特别注意防漏、防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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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必须停止“放火”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胡耀邦
中国人民决不侵略别的国家，但中国人民必须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
美国侵略集团在中国人民胜利解放一江山岛后，正在台湾地区大量增兵。侵略者继续在我们的国土内“放火”，偏偏却操纵联合国玩弄什么“停火”诡计。
为了长期霸占台湾，侵略者已向全世界表示了“决心”，并且警告人们不要“低估”美国的力量。经过无数战争锻炼的中国人民，对任何敌人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低估”，也不“高估”。中国人民既然从来没有在任何暴力面前屈服过，当然永远也就不会为任何威胁所吓倒。
中国人民一定要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使台湾重归祖国的怀抱。中国人民与卖国贼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停火”问题。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卖国贼宰割和出卖八百万亲如骨肉的台湾同胞。美国侵略者割裂中国神圣领土的一切企图，中国人民有力量把它彻底粉碎。
全世界关心远东和平的呼声愈来愈高，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力量愈来愈大。联合国如果真正关心远东和平，就必须认真讨论苏联关于美国对中国侵略行为问题的提案。周总理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复电，正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严正立场。
中国青年又一次从美国侵略者的阴谋中学到了东西，这就是“强盗终究是强盗”。让我们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神圣大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我们伟大祖国的全部国土贡献出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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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实行多种经营的农业社
本报记者 艾玲
不久以前，我们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上的顺德县访问了大晚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
正当北方白雪皑皑的时候，这里却没有一点儿冬天景象。村外一片碧绿的原野，村边果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小河环着村子静静地流着，水面上不时飘来一堆野水仙。这里很少看到耕牛，却看到很多船艇。农民们穿着单衣，赤着脚，划着小艇往返在这条小河上。船上载满了甘蔗、淡水鱼，大部分是运到镇上的收购站去的。这里水路四通八达，下地上镇都可以划着小艇去。
社主任卢洪锡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社里的作物。他告诉我们：“全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都是经营鱼塘、桑蚕、甘蔗。合作社经营的全部是这几种作物。”接着说：“这几种作物有着天生的连系。养鱼的很少不养蚕，因为鱼的最好饲料是蚕粪；要养蚕就得种桑树。蚕吃一担桑叶可以拉七十斤蚕粪，八担蚕粪可以养大一担鱼。鱼塘底的肥泥，又是甘蔗和桑树的好肥料。如果鱼塘缺少肥料，鱼不大，塘里生了茜草、那就糟透了，那时你想再把塘弄肥，至少得一两年工夫。……”正说到这里，我们已到了鱼塘边。鱼塘被阳光照得像一面镜子。不时有鱼跳跃到水面上来。塘边种满了桑树、蕃薯、白菜。
“鱼长得快不快？”我问。
“长得不慢，下一百斤大头鱼苗，一个月起码长三斤；每亩塘下足鱼苗鲩鱼一百条，大头鱼三十条，鲮鱼一千条，按一年三造计算，至少可以产一千多斤鱼。”
“怎么？鱼塘养着几种鱼吗？”
“是啊！也许你们会觉得奇怪，我们这里所有的鱼塘都养着这三种鱼。上层浮游的都是大头鱼，它拉下粪给中层的鲩鱼吃；在最底层的鲮鱼便把鲩鱼粪当作上等食料。鲮鱼还怕冷，所以在底层最合适。”
祖国的富饶，自然界的安排，引起了参观者的兴趣。前面便是一丛丛的甘蔗林，社主任随手折了一枝甘蔗分给我们：“你们尝尝，这就是我们今年推广的最好的品种，一亩地可收一万多斤甘蔗，能榨出一千多斤白糖。”
我们接着参观了社里的蚕房和猪房。蚕房里贮放着一筐筐的黄茧。这是最后的一批了，很快就也要卖给国家的收购站。蚕房虽然是一座旧房子，但四面开窗，钉着防蝇帐，装上拉风扇。像这样有合理设备的蚕房，只有合作社才有。在猪房门口有一个广场，是猪吃饱后出来晒太阳散步的地方。每条猪都很干净，叫人闻不到一点臭气。猪都是用糠和野菜的混合物喂大的。包工养猪的人穿着白衣在工作。对猪照顾得很周到。天热时，要给猪每天洗三、四次澡；防猪瘟时给猪吃药；有皮肤病的猪要用消毒药水洗澡。因此，社里的猪不仅长大得快，而且从没有死过一条。这个合作社的每种农产品都比全乡农户的单位产量高。
这个全乡最初成立的合作社，给全乡农民指出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幸福之路。许多农民申请加入这个社，并且准备成立第二、第三个社。人们吃过晚饭后，都笑嘻嘻地走进合作社的会场里，讨论着和安排着自己的新生活。
过去，尽管这一带的各种农作物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就不用说了；就是解放后，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发展生产还是有不少困难。谁都知道，经营这些作物虽说收益多，可是需要投资大，并且需要专门技术；弄不好，就要亏本，甚至破产。一亩鱼塘、每年单投放鱼苗就要有二十五万元以上的投资，每亩甘蔗换一次蔗头也得八万元，鱼和蚕更是经不起一点儿灾难。农民翻身后家底薄，蚕养不好，
“倒蚕”（养的蚕不结茧）成了惯事。单干的农民无论怎样辛勤劳动，也没法同时把几种作物都经营好。
大晚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春耕时才成立起来的。短短的一年时间，他们就突破了贫困的重围，开始过着逐渐富裕的生活。在合作社成立以前，各户的困难和全乡农民一样；全社十三户有四十八口人，劳动力只有二十七个，有十户缺口粮。每户的鱼塘都没有资金下足鱼苗，浪费地亩很大，鱼养得也不合理——大鱼塘养了小鱼，小鱼塘却养了大鱼；有的鱼挨饿死了，有的鱼吃得过饱。养蚕的顾不上种桑或者没有本钱买桑叶；有桑树的和养蚕的“各执一把刀”，互相克制。许多户在生产上顾此失彼，样样搞不好。养蚕的八户中，只有一户赚钱，其他各户都亏本。社员廖腾的蚕房空气不好，人手又少，一下亏了一百五十万元；养鱼的卢洪和两兄弟没有资金，只养了一造便养不起了。个体农民是经不起一次两次灾害就要破产的。就像社员卢国忠，家里有五口人劳动；可是资金不足，口粮缺，收成低，加上有一个人病了，闹得生活无法维持。有的农户准备卖艇。正当许多人生活将要逐渐走下坡路时候，党和人民政府派工作队来领导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他们把全社土地九十四亩（其中鱼塘占六十六亩，桑地十四亩，蔗地十四亩），和船七只都入了股。土地刚一统一经营合理使用，各种作物就一造比一造增产。今年甘蔗虽然受到风、旱的灾害，但组织起来力量大，灌溉、施肥都比一般农户做得好，因此甘蔗每亩总产量达到一万斤左右。社里的鱼的增产数量更大，前年只产二万零三百斤，去年因发生鱼瘟损失一部分，还有三万九千斤，比前年增产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的蚕丝的增产震动了全县，去年共饲养十六批蚕，每一批都丰收了，一造的总产量就有四千六百多市斤；这些蚕拉下的粪，可以养大六千二百多斤鱼。虽然还没有准确地计算，但从已收获的部分作物估计，全社总收入在二亿元以上；除了成本，每户收入在七百万元以上。互助组各户的收入顶多五六百万元，单干户的收入就更少了。合作社改变着大晚乡农民生产技术上的保守的习惯：这里过去甘蔗地是从来不浇水的，他们旱灾时用水灌溉了甘蔗地；这里过去是很少冬种的，去年冬耕时他们带头种了三十亩；特别是用合理的科学方法饲育蚕和猪，对全乡农民影响很大。现在许多农民都在学习他们生产上的先进经验。
他们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了组织起来的好处，也体会到了农民和国家的密切关系。合作社建蚕房时，政府还派技术干部来指导，还供给优良的蚕种、蔗种；供销合作社按合同及时供应了新蚕具；资金困难时，有信用合作社支持，今年贷款有六千多万元。社里谁都知道，增产对国家工业化有好处；养的鱼是不可缺少的副食品，甘蔗也是工业原料，蚕丝是国家出口最有价值的物资。因此，全社的生产品，全部按国家规定价格和预定合同卖给了国家的水产公司和收购站。
社员们看到国家建设的发展、全社生产的提高和个人收入的增加，增产的信心更强了。当我问社里的几个社员们“你们收入的钱准备怎样用”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刚开始增产，谈不上剩余；在生产上投资大，收益便大；我们除留够吃够用以外，还是把钱投到生产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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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解放一江山岛的解放军致敬
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庆祝一江山岛的解放和全歼岛上蒋贼军的大胜利，决心加强各项工作，坚决为解放台湾而斗争。
浙江前线部队收到了各地人民大批慰问信和物资。这种有力的支援和鼓励，加强了战士们不断争取新的胜利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
徐永辉 摄（浙江日报社稿）
下图：海防前线某部战士正在阅读台州铁工厂寄来的慰问信。
人民运来大量物资支援浙江前线部队。
孩子们带来了母鸡和鸡蛋，慰问前方战士。
大量猪肉源源运往海防前线。
国营商业部门将大量罐头运到海防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