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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党的四中全会决议
中共长春市委召开党的工作座谈会
中共长春市委在最近召开了党的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党组织的书记、各区委书记、以及作行政工作的主要党员干部，共二百九十五人。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更进一步贯彻党的四中全会决议，检查和批判忽视党的领导、忽视党的思想工作的不良倾向。
座谈会首先听取了市委“关于忽视党的领导与忽视党的工作的初步检查报告”，随后在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中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认为长春市党的组织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已胜利地完成了党在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工作和建设任务，同时，在实践中也锻炼和壮大了党的队伍。特别是经过对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以后，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日益提高，党的组织更加发展和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根据过渡时期党所担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来检查，根据党的四中全会决议精神来检查，在不少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忽视党的领导、忽视党的工作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对我们党的事业是不利的，必须彻底地加以批判和克服。
忽视党的领导和忽视党的工作的现象，首先表现在几年来对党的领导作用、党的建设、党的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认识不足，研究和宣传不够，有许多同志对决定社会主义成败的根本问题——党的领导作用，还非常模糊，甚至有意无意地曲解了党的性质，降低了党的领导作用，破坏了党的原则。譬如在某些国营工厂企业中，长期以党、政、工、团碰头会代替了党委会，许多重大问题不在党委会上讨论，而由厂长召开的“碰头会”去决定处理，有的单位把这种“碰头会”当成了“最高权力机关”，这实际上是把这种“碰头会”放到党组织之上，降低甚至取消了党的领导作用。有些工厂企业的行政领导干部把行政干部负责制和党的保证和监督作用对立起来，把各级行政干部负责制曲解为脱离党的领导监督和脱离群众的独断专行，他们只要党的
“保证”，不要党的监督，有的则把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把党看成是行政机关的“附属品”，对企业中的重大问题，不经党委会讨论便自做主张，有的则公开地讲：“没有党组织也一样完成任务”、“没有党员也一样搞工作”。有些国家机关、财经部门、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的领导干部，他们只强调行政工作、财经任务和教学工作重要，但是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则很少关心。
其次表现在许多党的组织不善于采取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去进行工作，而是用行政工作方法去进行工作。有的党委委员尤其是党委书记，从他们的日常活动来看，几乎跟行政机关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是终日忙于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忽视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干部，忽视党组织的作用的现象也很严重，他们不去通过党的组织，不去教育和发动全体党员带动广大群众去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习惯于行政命令和个人单干的工作方式。如在基本建设部门，有的党支部书记天天跑现场，帮助工长送信、打电话、催任务单；在工厂中有的支部书记则是到车间数螺丝、看着工人干活、给工人批请假条、批准结婚、调配劳动力等等。这实际上就降低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作用，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还有些干部不愿做党务工作，愿做行政工作。
许多党委在安排每个时期的工作时，往往不能把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基层工作建设，结合中心工作作统一的安排，常常是把它看成是宣传部门与组织部门的工作。有时即使在党委会的工作计划上提到了，但由于提的不明确或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仍不能引起全体党员的重视。因此，有许多党员干部不关心党的工作，当党的建设任务不能完成时，他们也无动于衷。这都会影响党的工作的开展。
由于存在着忽视党的领导、忽视党的工作的现象，党的优良作风在这些地方就不能很好地发扬，有许多党员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对革命事业缺乏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积极性；缺乏群众观点，忽视群众的作用，不注意发扬民主，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不能给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以便利的条件；不愿意深入下层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而愿意从上面下命令、发指示，采取简单化的方法来领导工作，更严重的是不遵守党的领导原则，甚至破坏党的领导原则。
座谈会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和批判了这种忽视党的领导，忽视党的思想工作的倾向，参加会的同志明确地认识到这种错误倾向已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都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做了比较深刻的检查和批判，同时，大家对市委领导上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为了彻底克服这种忽视党的领导，忽视党的思想工作的错误倾向，座谈会认为必须提高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彻底地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转变工作作风：
一、深入地学习党的四中全会决议，提高思想觉悟，使全体党员都懂得：党的巩固是实现总路线的前提，没有党的坚强的领导，没有党的钢铁一样的统一和团结，就没有党的总路线的实现，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样就可动员全党提高警惕，下定决心，为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加强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并与一切违背党的原则、忽视党的工作的现象作斗争，以保证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
二、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地加强党的工作，转变领导作风。首先要认真地贯彻集体领导原则，与一切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克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密切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要健全党的组织机构，适当地逐步地调整一批经过考验、对党忠诚、作风正派，而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作党务工作。其次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工作建设。今后安排每个时期的工作任务时，必须同时安排党的建设工作。在检查、总结中心工作时，也必须检查与总结党的建设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的具体领导，帮助基层支部改进工作，提高领导水平。必须使基层党组织能够成为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政策，保证完成各项任务的坚强堡垒。再次，各级党组织必须贯彻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必须依靠党的组织，通过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动员全体党员带动广大群众去完成经济建设任务。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脱离经济工作孤立地去进行党务工作的偏向。在国营工厂企业中，在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与党的监督保证过程中，同时要注意加强和巩固工厂各级行政负责干部的责任制。
三、要加强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切实加强对工会、青年团工作的领导，及时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开展工作，以不断地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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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怎样领导初级组专职理论教员备课的
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
昆明市一级专职理论教员共十三人，都是在前年省委所办“经济建设常识教员训练班”学习过的。一九五三年十月，他们初到工作岗位时，对讲授“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的信心不大。当时教员、学员都各有思想顾虑。从学员来说，对新教员不信任，怕教不好。如有的学员说：“新教员过去与我差不多，才学了几个月就来教我”，有些不服气。从教员来说，则是感到自己既缺乏书本知识，又缺少生产知识，要在一两千学员面前讲课，怕“上台容易下台难”，在“大庭广众之中出丑”。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从两方面来解决：一方面召开了初级组学员代表会，指出要从实际出发，对教员不能要求过高，从而基本上端正了学习态度；另一方面要求教员认真准备，并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这样既可以发挥教员的集体力量、又便于对教员的具体领导。
我们认为集体备课的要求，除首先加强教员搞好工作的信心外，更重要的是使教员讲课做到正确讲解，不犯错误。因此，我们提出集体备课的目的是：集思广益，避免错误，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正确贯彻中央所指示的“认真准备，正确讲解，态度谨慎”的要求。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分为以下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教员熟读课文内容，反复钻研，明确课文的精神实质，这是编写讲稿的首要步骤。
第二步：由宣传部召开教员座谈会，讨论宣传部所拟订的教学计划，研究每一章、节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然后教员围绕重点，有目的地去阅读参考资料，为编写讲稿作好准备。
第三步：编写和讨论讲稿。教员写好讲稿后，送宣传部审查，并抽出其中较好的几份讲稿在教员中传阅，评选出其中一份作为基础，加以讨论修正和补充，使讲稿的主要精神统一。然后根据机关、工厂、农村不同情况，再去补充具体内容。
第四步：试讲。讲稿经过讨论修正后，由宣传部指定一人试讲（一般是谁的讲稿就由谁试讲），吸收各分校的班主任、辅导员来听试讲，并组织讨论，提出意见，展开批评。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态度谨慎、讲解正确的要求。学员的反映是：教员准备充分，熟悉课文，讲课时条理较清楚，学员也易于听懂，只是联系实际较差。
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市委直接领导市级报告员集体备课，并为了使专职教员提高一步，宣传部就组织初级组专职教员分别参加总路线各章的备课工作，给市级报告员当助手、做“徒弟”，搜集参考资料，查理论根据，反映学员思想情况，有些还给学员补课或上辅导课。在学习宪法草案时，市委宣传部又吸收初级专职教员参加“宪法草案宣传员训练班”学习。通过这些学习，教员的思想政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明确了国家工业化是为社会主义打下物质基础，理论工作是为社会主义打下思想基础，明确了讲课要接触实际才能解决学员的思想问题，增强教员对理论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与此同时，通过总路线的学习，学员的思想水平也有了提高，对教员的要求已不能满足于仅仅是课文的组织和理论上的引证，而是要求进一步联系实际，联系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并从理论上加以阐明。为了充实教员对经济建设的感性知识，提高教学质量，在“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第四、五章备课时，请了市级机关和厂矿的一些专职干部，给初级组教员介绍厂矿的生产情况和管理情况，因此，一般能初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如在讲授“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第四、五章时，对于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原则在厂矿企业中贯彻时所碰到的分散主义、保守主义等错误思想，都作了一定的批判。又如在学习宪法时，市百货公司有些干部，片面强调宪法规定公民有休息权，以致在该公司仓库被水淹，领导上发动大家加班抢救物资时，有些干部却不愿意动，说是侵犯了他的“休息权”。教员在讲解宪法时，就结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节，批判了这种不爱护国家财产的错误思想。学员听课后反映说：“这样讲很解决问题，抓着我们的痒处了。”
总的说来，一年来的基本情况是：通过集体备课，教学质量逐步有了提高，教员由不敢讲课到敢讲课，由不懂得要联系实际到明确必须联系实际，并开始摸索到如何联系实际。随着教员授课质量的逐步提高，同时亦改变了学员对教员的不适当的看法。目前，很多学员都反映：这批教员讲课对自己学习有帮助了。
我们对集体备课有下列几点认识：
（一）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讲课必须“认真准备，正确讲解，态度谨慎”的指示，是使讲授避免错误的保证。市委宣传部在这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在开始集体备课时，一方面鼓励教员努力备课，大胆上台；但同时也指出要防止为了讲课生动而产生“信口开河”、“哗众取宠”的现象。因此，要求在备课中不但要写好提纲，而且要写好详细的讲稿；引证要有根据，不能断章取义；举例要保持严肃性、真实性和注意时间性；数字要反复查对确实。这样做的结果是多一分劳动，就多有一分效果，提高了讲课的质量。备课中必须认真自学，熟悉内容，才能正确讲解，不致因准备“半生不熟”，临时东拉西扯，发生讲解不清等现象。但要做到认真准备、刻苦钻研，就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二）中心明确、重点突出、条理清楚，对讲课效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备课时首先要从每一讲的目的要求来考虑，对每章、每节的中心内容是什么，讲些什么问题才能使中心突出等，都要详细加以研究和考虑。我们在集体备课中，对于“如何突出中心”这个问题的体会是：讲课时，要围绕课文的中心，讲解所要解决的问题。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时都要为中心问题埋下“伏笔”，而不是孤立地去解决这一个问题。这样，最后在解决中心问题时就不需要长篇累牍地来讲解，只要加以强调，前后联系起来就能说明中心问题。这样就做到一切围绕中心，中心又说明了一切。
（三）启发学员多动脑筋、苦学钻研，是培养学习兴趣、指导学习、提高学习质量的根本方法。在学习还没有养成习惯的情况下，学员对学习的态度多半是“你教我学”、“你讲我听”。在学习中碰到困难问题时，很少动脑筋考虑、甚至不动脑筋想一想就提出来发问。有的是把教员当做百问百答的“活字典”、“百科全书”。这样的结果，为了忙于解决问题，教员、辅导员弄得疲于奔命，非常被动，有的辅导员甚至因此而不敢下小组，对学员的补益也不大，相反地助长了懒汉思想。同时，若就问题解答问题，往往使学员养成不去钻研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只背诵结论、答案或断章取义、死啃条文的恶习。如此，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使得有许多同一类型的问题，也往往在这里交代了，但在另一个地方又不能解决。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不能抓住问题的精神实质来给以解答。因此，对学员提出的问题，必须首先研究其实质所在，然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帮助他们去分析问题，指导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之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这就是说，要把“钥匙”交给他们，教会他们去开“锁”的方法，而不是代他们去开“锁”。
从上述情况看来，集体备课是取得了一定收获的，但也存在着许多缺点。为了使集体备课在现有基础上巩固起来并提高一步，就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认真掌握这一方法，对于提高理论教育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我们虽然已经开始注意这一问题，但在工作中却做得非常不够。主要表现在对党的政策、市委的中心工作和干部的思想情况等研究得不深不透。在今后备课时，应特别强调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和研究市委的中心工作；深入调查和分析干部当前思想情况，及时而正确地对党的政策进行解释；及时而正确地阐明群众生活中许多新的迫切的问题；批判一切违反党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的思想，以及在贯彻党的政策、贯彻市中心工作时的错误倾向，以提高教学工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二）不断提高理论教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要理论教员能够担负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群众的任务，就必须使教员自己具有较高的理论思想水平。因此提高教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对这一方面也做得很差，以致有的教员本身水平不高，甚至还有个别的不安心工作。因此，今后除通过教员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对教员加强教育和监督外，并须认真组织教员本身的政治理论学习，要求教员首先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批判和纠正错误的思想作风。此外，对教员的业务水平，也要注意逐步提高。过去我们只注意了课前准备，课后收集反映，而对教学经验则缺乏总结，即使研究了也很凌乱，没有计划没有步骤，碰到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今后对群众的反映，应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同时并应组织他们学习外地的教学经验，及指导教员总结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流，以提高教学质量。
（三）培养理论教员的后备力量。目前我们的理论教员不唯质量不高，而且数量也很不够。有些教员担任了四个到十个单位的课程，每一讲要讲三、四次课，每次多到一千余人，这对教学质量影响很大。随着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这种情况是不相适应的。为此，与培养、提高现有教员的同时，我们又发展了一批传授员，以补现有教员力量的不足，作为新的补充力量。经验证明，这种办法是可以推行的。今后除对现有的传授员注意培养提高，总结他们的工作经验外，并注意在市区、郊区以及各厂矿中发展和培养传授员，使之逐渐成为教学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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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心劳动模范
报纸编辑部对一些重大问题，应当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拿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材料来引起各方面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注意，并帮助各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报纸就能比较好地发挥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上海解放日报近两个月来对于解决劳动模范忙乱问题的宣传，就是一个例子。
劳动模范是在生产中有着重大贡献的优秀人物，他们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但是有些人尊敬劳动模范，不是让他们在生产中发挥更大的模范作用，而是把他们从生产岗位上拉过来，参加过多的不必要的社会活动，因而影响了他们的生产、学习和休息。解放日报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谁应该对裔式娟的忙负责任？”的文章中，就提出了这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国营上海第二棉纺织厂去年举行第三季度劳动竞赛评奖时，作为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的裔式娟，竟没有被大家评上。并不是裔式娟在生产上不如别人，而是因为她在第三季度里总共只在厂工作了十八天，不符合评奖条件。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正像裔式娟小组的工人形容的，她们的小组长来去匆忙得好像“客人”一样，名字虽然挂在组里，人却常在外边。各处请裔式娟开会、讲话、发表感想，甚至剪彩、开球（赛球）。裔式娟整天被这些社会活动拉住，因而不能很好地在生产上起模范作用。但是，像裔式娟这样“忙”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解放日报在“为什么要拖住走在时间前面的朱顺余？”等文章中，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连续的批评。
解放日报在揭露这些严重现象的同时，还发表了社论，批评一些人把劳动模范当成“万能英雄”，用过多的甚至不相干的事，使得劳动模范不能生产，不能学习，不能休息。社论并提出了改变这种情况的意见。
经过报纸的批评，这个问题已引起一些有关单位的重视，也开始得到改正。裔式娟的“忙”的情况，在报纸批评后已开始减轻。有的单位还在报上作了检讨，并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对待劳动模范态度上的缺点。可以看出，只要报纸具有调查研究的精神，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是能够起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胡冰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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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农村新气象
经过社会主义学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教育，许多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和新的道德品质正在生长。青海日报在二月二日的“新农村新气象”专栏中，就集中刊登了几篇介绍这种新气象的小通讯。
一篇题为“韩哈三和他儿子韩起龙”的通讯告诉人们，韩哈三家因为婆婆和媳妇不和而分了家，并且特地在小院的正中打起了一道墙，以断绝来往。但是在韩哈三和他儿子韩起龙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渐认识到和睦团结搞好生产的重要性后，婆婆和媳妇和好起来，把小院正中的墙又打开了。村里人见了都说：“合作社又把你们婆媳俩合到一块啦！”
另一篇写的是农民韩长毛改变了对待妻子的态度。过去，韩长毛不但不爱劳动，而且时常打骂妻子。可是当他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特别是看到他妻子麦索牙因为劳动得好而当了生产队长，受到人们的尊敬后，就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错误态度，他不但积极劳动，而且自觉地服从队长麦索牙的领导。
还有一篇通讯是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赵元庆怎样以个人利益服从了社的集体利益。
婆婆和媳妇不和，丈夫打骂妻子，这都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这种恶习在许多农民身上本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改掉的。但是当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集体主义的教育，特别是经过集体劳动的实践，新的社会意识，新的家庭观念，新的劳动态度，就代替了他们的旧习惯。而我们报纸就有责任把人们生活中意识中的这种新的东西，揭示出来。这不仅仅因为这些新的东西不是每个读者都能注意到，而且正如青海日报在编者按语中所指出的：“这种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所产生的集体主义思想，反过来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青海日报号召通讯员注意报道这些新的东西是非常必要的。
（刘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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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陈在控诉本报记者 金凤
二月十三日——大陈解放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来到死寂的、荒凉的大陈岛上。
第二天清晨，我们到了大陈的岙里。这是一条沿着港口建起的街道，曾经是大陈最热闹的市区。
一千多年以前，大陈丰盛的产鱼区，就吸引了第一批最勇敢的渔民，过海到这里来打鱼。
一千多年以来，过海的渔民世世代代在这里撒网，打鱼。他们劈开岩石，开出荒地，沿着山腰，盖起一层层、一排排的房屋。青砖盖的屋顶，青石块砌的墙壁，木板做的楼房，从山上一直蜿蜒到海边。
港口，停泊过几百条渔船和商船。曾经有五、六千人在这街镇上生活着。
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怎样的一副景象啊！
一大片瓦砾场，余烬还在燃烧着；几十条残破的渔船，船底朝天，躺在岸上；沾满鱼鳞的船板，一片片散落在地上；一座座抢劫一空的石头墙壁，沉默地像骨头架子似地靠山兀立着。
仿佛瘟疫扫过这里，我们走进了一条没有声音的街道，只有我们几个人的皮鞋走在青石板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里曾经是杂货铺、油盐店、绸布店、鲜鱼行、文具店和药房、理发店和小饭馆……五、六千人聚居、生活过的地方。几天以前，带着一小篓鱼虾的渔民，挑着一挑青菜的农民，曾在这里换回一些油和盐。
而现在，仿佛有一把看不见的铁扫帚，把这生活突然扫走了。
但是，生活顽强地留下自己的痕迹。
这里，烧黑了的石头和瓦砾堆中，还有几十个烧成半截的瓮罐。上百个碗整齐地叠在一起，扎碗的草绳已烧成了灰。这是供给每一家渔民和农民盆盆罐罐的陶器店的遗址。
在第二家的进门处，残立着一个炉灶。这是给那过路的生意人吃一顿便饭的小饭铺。
天上在下着濛濛的细雨。灰色的阴暗的天空，仿佛铅块似地直压下来。我的心比压着铅块还沉重。
一间几乎完整的小铁匠铺，奇迹似地兀立在这条破烂的荒凉的街上。
一间小小的房子，当门立着一座铁匠炉，打铁的榔头躺在地下。窗前一张工具桌，上面放着老虎钳、铁钳、下面堆着废铁。两边壁上挂满了锄头、镰刀、斧头、切菜刀、铁锁。这铺子年龄已经不小了，梁上的尘埃早已发黑，许多铁器也都生了锈。门板上两行粉笔字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是中国……”
“我们都是中……”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写完？他是来不及写完还是不能写完他的意思呢？
铁匠炉沉默着，不能够明白地表白自己意思的主人已经被劫走到一个更不能表达自己意思的地方去了。
在一家商人的门板上也小心地写着：“我们家里出去，马上就回来。”
看来，任何深重的灾难压不住人民生活的意志。人民相信蒋贼军带给他们的这一场灾难会像瘟疫似地过去，他们深信自己是必然要回来的。
我们来到一个渔村。渔村也像大水冲洗过的一样。除了烧掉的房子，就只剩一些空壳了。
我们来到最大的渔村——南田。
在一个土场上，散放着三捆渔网。一个玻璃的球形抛锚灯，从黑色渔网中露了出来。在竹制的水筒上有红漆漆的“戴恒丰”、“戴益利”的名字。石头垒的短围墙上还晒着一双小红鞋和孩子的尿布，锅里留着半锅饭，桌上半碗鱼，一碗咸菜，孩子啃下的半个米粉团还用竹筷顶着。他们是在吃饭时被劫走的吗？走上吱吱发响的楼梯，楼上是两张板床和一张红漆已经剥落，颜色变黑了的大木床。上面还写着两句古老的诗句：“式相好矣，宜其室家”。现在，古老的床的主人和他的家庭又在那里呢？
在另一个小土场上，一张到处是洞的破鱼网还张开晒在石头上，一领蓑衣靠在旁边，下面写着：
“渔民林妙法”。林妙法的笠帽和雨鞋也放在旁边。仿佛他刚从海上归来，在门外脱下蓑衣，正在门前他的菜园里浇粪。菜园里三畦大蒜，五畦青菜，都长得碧油油地。粪桶的粪没有浇完，倒在地上。粪勺里还有半勺粪。他的破屋里板桌上放着两碗饭，盛着半碗海蜇。仿佛他的妻子正在等他吃饭。而劫走的灾难突然来到他的头上。
差不多每家还存在的房屋的锅里都有着饭或地瓜，没有洗的碗散放灶上，有的生面团刚刚和起，地瓜咬了一口，正在洗的衣服还浸在水里……灾难来到，他们甚至都来不及吃完最后一顿饭，就被刺刀逼着走了。
在一个大约三十公尺宽、一百公尺长的广场上，仿佛有谁从飞机上倒下一地的垃圾，到处是烂军衣、空罐头、破麻袋、大米、钢盔、帽子、胶鞋、干粮箱、女人用的梳子，破胡琴、吃剩的饭、臭肉……逃跑的蒋贼军看来是十分狼狈。五、六百箱美国炮弹和子弹堆在码头上，旁边还有一大箱盖有“绝密”字样的美国军事教材。
大陈一万多居民都是从这里被拖到美国军舰上去的。他们是怎样被拖走的呢？在广场的左方，我们发现了一溜新土。广场是平整的土场，这一溜新土显得特别惹眼。新土两旁是十几个挖起的土坑，上面用芦席盖着。新土显然是从这些土坑里掘起来的。
我们沿着新土走去，走过十几公尺，就发现一只湿漉漉的渔民穿的黑裤裤脚，半截埋在泥里。我们用棒把它掘起。啊，一滩血迹！再掘下去是一件黑上衣，也染满了鲜血！
新土原来掩盖着血迹！从广场左侧中间开始，一直到交通沟，交通沟一直到大海。
这新土，这广场上的秘密是不难发现的。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特地从日本开到大陈来“协助撤退”。他们是到这里来指挥行凶的！
海军陆战队的机枪曾经架在这广场的周围，蒋贼军的刺刀逼着居民走上美国军舰。老百姓不愿意走，机枪扫射了，刺刀沾满血迹，鲜血洒在广场上，尸体沿着交通沟一直埋到海洋。行凶的暴徒匆匆掘起了新土，掩盖着血迹！这些灭绝人性、用武力劫走全岛居民的美蒋军队，就是这样地想杀人灭迹的！
但是他们到底灭不了迹。二月十四日的下午，我们在走向黄夫礁的路上，远远地看到大陈对面的一个小岛——下屿冒出白烟。第二天早晨，两个居民划着竹排到大陈。
当天下午，解放军的木船把其他三十九个居民一起运过来。他们是被蒋贼军在临逃跑以前流放到那小岛上的所谓“嫌疑分子”。他们之中，有渔民、有商人、有店员、有学生、有家庭妇女，有被我军解放回去的战俘；有六十三岁的老人，也有两岁的幼儿。他们控诉了美蒋军队劫夺大陈居民一万多人、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一江山解放的第二天、大陈的蒋贼军就慌起来了。打铺盖的、背小包袱的、满街乱窜。
一月二十日早晨、伪“温岭县政府”就通知各保、各邻（甲）居民：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男女居民暂时不能走、要担任民防队，守卫大陈。三十六岁以上男女都到“警察局”去登记。
两天以后，通知又来了：不管男女老少，一概要走，统统要去登记。
各保的“指导员”天天召集居民开会“训话”，欺骗着和恫吓着：
“你们不走，共产党来了要把你们都杀光！”
“台湾是宝岛，大米一年收三次，你们到台湾去，蒋总统管你们三个月饭，给你们有工做，有书念！”
“撤退没有问题，有美国大兵舰来接你们，你们放心好了。”
老百姓沉默着，他们划算着：世世辈辈住在这里，开起荒山，造起房屋，年年在这里撒网、打鱼，到台湾去吃什么？他们也不相信“共产党要杀光老百姓”的鬼话。他们不吭声，他们不愿到“宝岛”去。
“怎么，你们不识抬举？”“指导员”的脸色变了。
“你们愿意留下来给共产党通消息？你们思想有问题！”
“哇”的一声，小孩哭起来了，妇女们也跟着哭。
“不许哭，回去好好想想，明天都来登记。”
岙里，“阳府庙”看庙的七十三岁的孤老头子，颤巍巍地咕哝着：
“我年纪这一把了，没有儿，没有女的，到台湾去干什么？死了以后，这一把骨头也没有人给我搬回来。”
“怎么，老头子，你不去？”“指导员”的眼睛瞪了起来，老头子被抓去，关了两天。
黄夫礁渔民马仙产的八十二岁的老母亲是决意不去的了。
“我死也死在家里，关起我也不怕！”老婆婆说得很坚决。
“倒不要你死，要你的孙子替你这老东西死！”
“指导员”狞笑着。
马老婆婆三个儿子，只有两个孙子。她被吓着了，流下泪来。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悄悄地打算着不走。
黄夫礁的渔民王学鉴，在大陈住了六代了。他在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年到过海门卖鱼，见过解放军。
“解放军来，勿会杀人的，我见过解放军，待老百姓真和气，那像这些煞神！”老渔民悄悄地和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八个孙儿女讲着。他们一家十六口是打谱不走的了。
黄夫礁的“指导员”走了过来问他：“王学鉴，台湾去不去？”
“我没有钞票，没有田，没有地，去台湾吃什么？”
“歪眼别嘴，躺在床上走不动的人都要去。这是刘司令的命令，你们想不去！”“指导员”的嗓门提高了，老头子再不敢多说。
阴历大年夜，警察走来叫他儿子把他家小渔船撑到琅通门，黄夫礁的渔船都集中在那里。
蒋贼军在一旁监督着，叫渔民们一个个把船抬到山上。
逃跑的路截断了。
二月三日，“疏散规则”发下来了。邻长挨户通知着：
“走的时候，哭不行，眉头皱不行，要笑嘻嘻的喊‘蒋总统万岁！’”
“每人只准带随身行李衣服。渔网不许带，违禁品不许带……”
王学鉴叹了一口气：“到台湾去死路一条！”
当天晚上，他被一个警察捉了去，带到特务机关保密局的防空洞。在这里，他遇到了带着两岁女儿的妇女王香花，酱油店的老板陈正谊，运大商行的伙计苏炳林，做裁缝的郑楷梅，中学生王义才……他们都是不愿意到台湾去的。
二月五日，他们被送到了下屿。七日，他们看到美国兵舰开到大陈海面。他们知道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儿子、女儿、母亲、父亲，正被押到那美国兵舰上，开到台湾去。他们隔着大海，望着大陈，放声痛哭着。
九日，十日，十一日，他们看到了大陈的火光。
“都烧起来了，烧起来了！”他们捶着自己的胸。
“这是一批什么样的野兽，什么样的畜生啊！”老渔民王学鉴愤愤地痛骂着。
这时候，海面扬起白帆。大陆上开出来的四十条左右的渔船已经来到大陈海面捕鱼了。（附图片）
被蒋贼军囚禁在下屿岛上的居民经我军救出后纷纷向我工作人员控诉美蒋匪徒的罪行。
新华社记者 曹兴华摄
蒋贼军撤逃前，在大陈等岛屿上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民房和居民资财被烧劫一空。这是大陈岛码头的一角。 新华社记者 杨春敬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