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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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耕畜,迎接春耕
隆芝
从去年冬季以来,在不少地区发生了农民大量出卖耕畜、畜价暴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被屠宰的牲畜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为有耕作能力的牲畜,还有母畜和幼畜。虽然,每到冬季,农民总要出卖和宰杀一些病老的耕畜,但数量没有去年冬季那样多。这种现象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应该引起我们最高度的注意。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尚有某些误解,部分地方在政策执行中发生了某些偏差,有些地方对牲畜贩运限制过严,灾区严重缺乏饲料。
大量出卖和滥宰耕畜的现象,是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威胁。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畜还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耕畜的大量损失,绝不是一两年所能恢复的。因此,各地都应把保畜工作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认真贯彻保护耕畜政策,立即采取有效办法,领导广大农民做好爱畜保畜工作。
我们要继续深入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消除他们的各种误解和顾虑,鼓励他们饲养牲畜发展生产。目前有的农民认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是大势所趋,早晚都要入社,现在卖出牲口,既能得到现钱,又很省心,入社后还不愁没有牲口用,就把牲口卖了。这些人只顾个人眼前利益,忽略了整体的长远利益,这当然是错误的。试问大家都把耕畜卖了,合作社用什么来进行农业生产呢?结果还不是自己吃亏么?此外,对区、村干部和农民还要加强重视耕畜的思想教育,克服等待使用拖拉机、轻视耕畜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在最近几年,我国还不能制造大量的拖拉机,实现农业机械化是相当长时期以后的事;即使将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牲畜还是有它的重要用途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已能大批生产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时候,还在反对过低估计马匹曳引力的作用的偏向,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轻视耕畜的作用呢?今天,我国耕畜还普遍缺乏,很多地区耕畜负担地亩面积过大,已经不能深耕细作;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迅速发展,双轮双铧犁及其他新式畜力农具的推广,农村中不但要求更多的耕畜,而且要求更健壮有力的耕畜。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现有的耕畜,并且尽力繁殖耕畜;大量宰杀耕畜当然是不对的。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于耕畜入社问题,必须认真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妥善地加以处理。耕畜入社问题直接关系着有牲畜户的利益,关系着中农和贫农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必须正确贯彻依靠贫农和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政策,从社内现有经济条件和社员的觉悟水平出发,不宜操之过急,提出过高口号。一般新办的社,不必过早地实行耕畜折价归公的办法,而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采取社员私有、由社租用的方式。评分、记工或租费应公平合理,使合作社和养畜户都不吃亏。实行耕畜折价归公的社,应通过民主评议,力争牲畜作价公平合理,如当时市场畜价波动太大,可以参照农闲农忙的季节差价,适当提高入社牲畜的价格。畜价折款的偿还期限,应按各个合作社的具体偿付能力而定,一般不宜太长;期限过长的,经社员大会同意,可按当地信用社或国家银行的存款利率付息。耕畜入社后,要建立和健全饲养管理和使役制度,加强饲养管理,努力消除喂瘦喂死的现象,以带动广大农民爱畜保畜。湖北省襄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了一些较好的办法:按耕牛体力和耕作难易,确定耕作标准;合理调整喂牛工分,鼓励喂牛社员的饲养积极性;社务委员推定专人领导和检查社内耕牛的饲养管理情况,并规定检查评比制度。这些办法,各地可参考实行。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弱小的牲畜应该加以适当的处理;很多合作社都要求把小牲口换成大牲口,有的并限制母、幼、老、弱的耕畜入社,也是促使耕畜大量流入市场和被宰杀的原因之一。其实,合作社需要牲口干的活不一定都是重活,累活,所以健壮的大牲口可作重活,老弱牲畜可作轻便的零活(譬如为社员磨面,套车走亲戚等);在土地较广的地方,还可利用荒坡草地发展畜牧业,多养母畜,繁殖仔畜。总之,只要能按照社内的农业、副业作周密计划,妥善处理弱小牲畜入社的问题,对于养畜户和全社都是有利的。
切实帮助农民解决饲料困难,努力拯救灾区耕畜,这是目前一项严重任务。要继续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副业生产,以畜养畜,渡过最后难关。粮食和供销合作部门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及时做好杂粮、薯类和糠麸、饼类、糟?等饲料的供应工作。一般地区要动员农民积极寻找可资利用的饲料代用品,如玉米秸、豆秸、荞麦秆、薯蔓等,可加工制成饲料,提倡粗料精喂;在有条件地区,可供应部分煤炭代替烧草,节约饲草喂牲畜。
加强市场管理,严格执行屠宰耕畜的检验制度,对保护耕畜也很重要。对凡造谣破坏,偷宰耕畜,压价套购,投机捣把者,应视情节轻重依法惩处。供销合作社应积极加强领导耕畜市场,鼓励并组织畜贩进行正当经营,有计划地做好牲畜交流和调剂工作。春季疫病对耕畜为害很大,要发动群众开展耕畜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及时掌握疫情,主动进行防治。灾区更易发生疫病,尤应及早注意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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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小看牛驴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
赵起
轻视牛、驴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拒绝社员带牛、驴入社。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低价卖出牛、驴,高价买回骡、马。有的地区发生了滥杀牛、驴的现象。
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认为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用小牲口显示不出它的优越性。的确,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应该显示它的优越性的。但是这种优越性应该表现在:办好社,种好地,多收庄稼、多给社员分配收获物,以公积金逐步进行基本建设,服从国家计划,等等。合作社如果能够使用牛、驴增加生产,更会显示它的优越性。有些企图用添买骡、马来显示优越性的合作社,反倒暴露了自己的不优越。黑龙江克山县四区、讷河十四区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硬要把牛换成马,使大部社员都负了债,这不是很不优越了么?
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认为要使用新式畜力农具,牛、驴是不中用的。根据湖北、山西等省一些地区的经验,牛、驴不但能牵引新式农具,而且投资少,成本低。据湖北新式农具站的测定,新式畜力农具中的双轮双铧犁、圆盘耙、十行播种机都能用牛牵引。据这个站测定,用骡子犁地,每亩成本五千四百三十八元,用水牛犁地,每亩成本仅三千八百三十元。
有人说,他不想使用牛、驴种地,是因为牛、驴效率低。牛、驴的效率,是比骡、马低一些。但是低的并不多。据湖北新式农具站测定,在一般情况下,成组工作时,牛比骡、马的效率慢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另据山西长子县小郭庄、辛庄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验,三马一人一天可犁、耙十三亩多田,三驴一人一天可犁十二亩田,据黑龙江讷河经验,一匹马可负担六、七垧耕地,一头牛可负担五、六垧耕地。根据相当精确的计算,一个拥有三百亩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用播种机播种,使用牛牵引比用马牵引至多延长一天,这种影响是不大的。
许多地区,牛、驴在耕畜中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像山西长治专区,共有耕畜四十四万头,其中有牛二十八万头,驴十二万头,骡、马仅有四万头。当然,骡、马都是很好的耕畜,应该很好地保护和使用骡、马。但是,因此而轻视牛、驴的作用却是很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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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五年来的物价稳定看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张文
(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制止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的工作。
一九五零年三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统
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并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现后,很短的时期内就使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消灭了预算赤字;停止了十二年来因战争及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遗留下的巨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同时也严重地打击了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从这个时期开始,人民币币值稳定的时代便开始了。
五年来人民币币值一直是稳定的,而且是日益巩固的。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在打击危害人民利益的投机奸商、保证物价稳定、维护人民利益等方面,也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五年来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情况,可以从五年来商品价格的稳定情况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因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用物价的稳定情况来说明人民币的稳定,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全国批发物价指数:如以一九五○年三月为一○○,四月降为七五点一,十二月为八五点四,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为九六点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为九○点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为九一点七,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为九二点三。(注:以上批发物价指数系数十个大中城市和数十种主要商品编制的)以上指数说明在一九五零年三月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之后,由于市场上虚假购买力(囤积抢购)的消失,物价在四、五月份一度下落之后,就取得了基本稳定的局面。一九五零年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后,批发物价指数虽又略有上升,但在伟大的
“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又得到完全的稳定,并为此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国物价长时期的稳定,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所没有的正常的现象。
二、商品分析:粮食、纱布价格的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党和人民政府自来对粮食纱布的价格稳定给以密切的注意。早在一九五一年初,国家便公布了棉纱统购的决定,把棉纱价格初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而稳定了纱价。对粮食采取在自由市场收购和调剂的办法。国家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以后,为了保证人民的吃穿需要并稳定物价,先后在一九五三年与一九五四年对粮食、棉布实行了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证明了由国家掌握了粮食和纱布,除合理的保证了人民的需要外,并且取得了价格的完全稳定。在一九五四年严重的水灾情况下,国家出卖粮食的价格毫无变动,根本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粮食跟着水势涨”的旧规律。此外,在副食品方面,尽管由于生产增长的速度赶不上消费增长的速度,曾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现象。但是一方面在国家指导下积极增加了生产,另一方面,国营与合作社间经过大力加强收购与供应,结合着对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市场的管理,到现在主要副食品的价格也已经逐渐的稳定下来了。例如上海市今年春节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和去年春节比较、除猪肉、鸡蛋、豆油价格上升外,鸡、鱼、牛肉、干菜、鲜菜、水果价格均是下降的。
生产资料的工业器材价格,也因国内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世界和平民主市场贸易的扩大,加以国家计划性的不断加强,国营企业内部分配范围的扩大,也在合理的水平上取得了稳定。
(三)从北京上海两个大城市粮食和布匹五年来的价格变化来看,列表如左:上表说明五年来大城市的粮食、布匹价格基本上没有变动,且稍有下降,而城市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五年来不断的在提高着,这就保障了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在逐年的得到改善。
(四)从三个农村市场五年来的粮食和主要工业品的价格及其比价的变化来看,列表如左:
上表说明农民现在卖出与五年前同样数量的粮食所得到的人民币,去购买工业品时所买到的数量比五年前增加了。这是人民币深入农村,取得农民爱护,以及农民积极增加生产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保证。
(五)从少数民族地区西宁市场五年来羊毛和布匹、砖茶的价格及其比价的变化来看,列表如左:
上表说明少数民族牧民现在卖出与五年前同样数量的羊毛所得到的人民币,去购买其所需要的茶、布数量比五年前也大大增加了。这是人民币深入牧区代替了银元,以及牧民积极增加生产和巩固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
(六)我国人民币币值与物价的稳定,首先是由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五年来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恢复和发展的结果。我国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低些,但是一九五三年工业总产值仍然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如果加上农业和手工业,一九五四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二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够设想的。工农业生产不断的发展,是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础;加之我国人民币的发行是适应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由统一的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按照有计划的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需要来发行的,所以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而是基本上相适应的。这是我国人民币币值与物价能够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人民币对旧中国货币以及资本主义货币重要优越性之一。
其次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比重不断增长的结果。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一左右,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一九五四年已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在批发总额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八十左右。社会主义经济比重的增长,加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贯彻实施,这一切都在保证着人民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提出的是国营商业已经掌握了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的全部或大部,且有分布全国大、中、小城市的约两万个国营商业网,加上国营商业的强大助手
(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约三万余个基层社,它们都按照政府所计划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这对于保证人民币和物价的稳定是十分巨大的组织力量。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保证我国货币稳定性的,首先就是国家所支配的巨量商品,这些商品是按照稳定价格加入商品流转范围的。试问有那一个经济学家,能够否认苏联所独有的这种保证要比任何黄金准备更能切实保证货币稳定性呢?”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底总结”)斯大林同志上述指出,对于我国过渡时期的货币同样是完全适用的,我国在过去五年中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一九五○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那时全国的纱布产量已有百分之八十五由国营商业所掌握,私商只有百分之十五,但这百分之十五却起了波动价格的坏作用,后来政府采取了棉纱统购的办法,纱价才稳定下来。这说明关于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金融物价的稳定才得到可靠的保证。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币掌握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手中,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手段,而成为人民政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了,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一切财政经济措施,(如近一年多来粮、油、布、棉的统购统销)都注意了保持人民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它不是剥削人民的工具,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了。人民币不同于旧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货币的这一本质,就决定了人民币和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货币一样是世界上最巩固最稳定的货币之一。
(七)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飞跃发展,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前进,社会主义经济比重的不断增长,由于人民政权的更加巩固,新人民币的币值必然将会比旧人民币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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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东西妨碍着老社的提高
中共洪赵县委农村工作部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中共山西省洪赵县委员会召开了有一百六十二个老社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运用了大家都当先生、都当学生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总结了一百六十二个老社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总的成绩来看,这些老社是“增产了,稳固了,办好了,扩大了”。一九五四年,这一百六十二个社,共播种水旱棉田一万八千八百亩,产皮棉一百三十五万三千六百斤,每亩平均产皮棉七十二斤,比一九五三年农业社每亩增产七斤,比一九五四年互助组每亩增产十七斤,比单干农民每亩超过二十七斤,比全县棉田平均亩产超过十七斤十四两。同时,这一百六十二个社,共播种水旱玉米八千七百四十亩,共产玉米三百三十二万一千二百斤,每亩平均产玉米三百八十斤,比一九五三年每亩增产八十斤,比一九五四年互助组超过七十斤,比单干农民超过九十五斤。这些社共有三千四百二十六户社员,从试算预分来看:比一九五三年收入增加了的有两千九百二十三户,收入和一九五三年相等的有二百二十九户,共占社员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二;有二百七十四户比一九五三年收入略有减少,只占百分之八。一百六十二个社中,增产的有一百五十六个,占百分之九十六;比一九五三年生产略有减低,但比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的生产仍高者有六个社,只占百分之四。
可是,我们决不能为这些总数和平均数所迷惑。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些老社中,还存在着好多问题:有六个社的生产量比一九五三年降低了;有六十四个社增产成绩不够显著。生产好、管理好、分配好的一类社只有四十八个;生产搞得不好、社内骨干闹不团结、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混乱的三类社有十多个。有些一九五二年建立的社不如一九五三年建立的,一九五三年建立的社不胜一九五四年建立的。在二十三个丰产社当中,一九五四年办的新社就有十一个,一九五三年办的有十一个,一九五二年办的社只有一个。六个减产的社,都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办的社;其中有一九五二年办的一个社,一九五四年的收入大大低于一九五三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不应有的现象呢?老社不能提高的障碍在哪儿呢?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把原因找出来了。
大家发觉,大部分老社都或多或少地有盲目乐观、骄傲自大、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有些社干部对待去他们社里帮助工作的同志是“看人下菜碟”;对其它地方的先进经验是满不在乎。他们喜人奉承,厌恶批评,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一受到表扬就“坐上了不落地的飞机”。对于自己的缺点,多方隐瞒;对别人的成绩,嫉妒嘲讪。县劳动模范刘洪玉领导的社,去年棉田里生了棉蚜;地委派去帮助他们的一位同志动员他们除治,刘洪玉不但不听,还说:“我们这个社生产年年提高,就不会减产!”结果,去年棉花产量比前年减低了百分之五十九。有一个社竟把六亩地忘掉了耕耙下种,草长了多高社干部还不知道;社外群众对面告诉他们,他们还自满地说:“哼,我们社里的地还能丢掉不耕种吗!”
一小部分社,特别是三类社,社干部有严重的不团结现象。他们互相扬丑,彼此拆台,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你说他没能力,他说你没本事。他们不好好地领导生产,有的甚至被阶级敌人利用。有一个社正社长和副社长因为改变一户地主和一户富农的成份,从普选到现在一直大闹不团结。闹的结果是什么呢?玉米减产九十六石。有一个村子的两个社的社长,过去在打日本、消灭蒋阎匪特的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人称“蜜里调油”。自从办起社,都当了社长以后,到了创造幸福生活的年代,却不能共甘苦;为一点点小事情,竟然白眼相视,嫉妒排挤;麦收时争场,秋收时争院,找区委,寻县委,大打官司。群众反映:“可没料到这两个人今天能闹成这个样子!”
在这些思想情绪支配下,怎能“以社为家”
“先社后家”“大家办社”“积极劳动”呢?社干部是如此,社员们也就对公共财产不加爱护,对自己的一点烂绳索、破马瓢却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卖给社里的粪里添土掺水,讨便宜,欺骗社。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有些社干部听说开劳动模范会,就夸大事实,虚报丰产;听说统购统销就压低产量,集体隐瞒。有些社干部对待互助组不是帮助,而是欺负;对待单干农民,不是满腔热情,而是“给小鞋穿”;对待地主、富农,不是划清界限,而是可怜同情,对入社的不愿清洗,对社外的还想拉进;对待贫农社员和新社员不是按互利政策适当照顾,而是要求绝对平均、同样投资、同样入股。
通过小组检查,大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骄傲自满,闹不团结,就是许多老社不能提高的主要原因。不把这两块绊脚石搬掉,老社就不能前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运用集体的力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力加强农业社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断地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团结生产的思想,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闹不团结等思想行为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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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甘肃、青海、福建等省市各族各界人民
热烈欢迎政府发行新的人民币
北京、甘肃、青海、福建等地各界人民热烈拥护政府发行新人民币。
北京市不少工厂、机关、学校和国营商店为新人民币的发行举行了报告会和座谈会,大家都欢迎这个好消息。石景山钢铁厂老工人高峻岭说,这次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发行的新人民币,还是我们原来拥护的人民币,就是票面额缩小了。这种情况和国民党反动派发行“金元券”时,人心惶惶不安、抢购物资的情况,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解放前物价暴涨时,石景山发电厂五十八岁的工人张凤鸣领了工资到农村买白薯,农民怕钱不值钱,不肯出售。这个现在每月收入一百多万元的老工人,听到发行新币后,说,“想想今天,比比过去,我高兴地眼泪都忍不住流了出来”。二十一日,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的二十五个零售商场的营业情况都像往常一样。人们用平静而欣慰的心情来迎接这次新币的发行。郊区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王贵在信用合作社里存了三百五十万元。他说:“这笔钱过多少天还是一样,现在能买多少东西,将来同样能买多少东西。”国家机关和贸易部门的会计人员也在高兴地谈论发行新币将给他们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便利。
二十一日,政府决定发行新人民币的消息传来时,正在兰州开会的甘肃省各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或副主席都表示非常拥护。甘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黄正清(藏族)在当天上午接到甘肃日报后,立即把发行新人民币的消息讲解给刚从牧区来的藏族人民听。他对记者说:藏族人民早就希望能发行印有藏文的纸币,新的人民币上印有汉、蒙、藏、维吾尔四种文字,正符合我们藏族人民的愿望。甘肃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陈爱尔德尼巴图(蒙族)向记者说:“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字能印在人民币上,这说明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人民是多么地关怀!”他还说:甘肃蒙古自治区的牧民都信任人民币,许多牧民还把过去积存下来的银圆拿到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新人民币发行后,更会得到蒙族人民的热烈拥护。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哈米(哈萨克族)对记者说:现行人民币票面额太大,牧民们大都记不清楚。许多牧民到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去买货时,常常把自己带的人民币都交给售货员,让售货员自己取。他说,新人民币上面有维吾尔文,票面额又小,牧民们更会喜爱。
近两天来,在青海省协商委员会和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分别举行的座谈会上,各委员和各族人士一致认为国家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并且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赵品山(汉族)、龙舟(蒙族)等在发言中指出,发行新的人民币对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有很大好处。在我国反动派统治时期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每一次币制改变,人民都要吃大亏,今天我们国家发行新币收回旧币,人民丝毫不受损失,这是再一次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同时证明我们国家的日益强大。席元寿(土族)、古嘉赛(藏族)、马乐天(回族)等并表示要积极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发行新币的意义,如发现投机分子和造谣破坏分子,立刻向省人民委员会检举。
福州、厦门等地归国华侨、华侨家属热烈拥护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福州市归国华侨联谊会主任委员林珠光说:
“几年来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已根本好转,物价稳定,和解放前完全不同了;但是现行货币票面额很高,对我们华侨、侨眷收寄侨汇时计算也很不方便。发行新币后,不但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同时也大大便利了我们归侨、侨眷日常生活的收支。”归国华侨、厦门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蔡衍吉说:“过去我们曾向有关方面建议发行票面额小的新货币,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这大大便利了我们工商界的计算,同时将更有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福州市归国华侨、公私合营福建省投资公司副经理郭瑞人说:我国发行新币和收回旧币是有充分的物资作准备的,新币发行是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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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组织做好发行新币的宣传工作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二月二十二日发出关于拥护政府发行新人民币、收回旧人民币的通知。
通知首先指出:政府发行新人民币的措施,完全为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在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以便利交易和核算。因此,全体工商业者应热烈拥护政府这一英明措施,并以爱国守法的实际行动,坚决实现命令中的各项规定。
通知要求各地工商联根据国务院命令及有关发行新人民币的文件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向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同时阐释国务院命令中的各项规定。通知要求各地工商联督促工商业者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新旧币比率来计算价格,进行交易往来,正确地处理账务,处理债权债务;要检举和反对利用新币旧币同时流通进行欺骗蒙混及乘新币旧币折算交易之际抬高物价囤积拒售,以及其他渔利自私的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同时要提高警惕,协助政府严厉打击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使国务院发行新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在工商界中完满地遵照执行。
通知最后说:新币的发行,对私营工商业者来说,是一次严肃的爱国守法的考验,各地工商联必须号召私营工商业者做到自觉自动地遵守国家法令,协助政府顺利完成发行新币收回旧币和确保市场稳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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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苏军友谊相处的十年
新华社记者 鲁牧农 张新辰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苏军解放旅大到现在已经将近十年了。在这近十年里,旅大市人民同苏军建立起了十分深厚的友谊。苏军高尚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品质,给旅大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旅大解放后最初的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旅大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军兄弟般的帮助。那时候,受着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匪帮从陆上、海上封锁着旅大。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部队便运来了上万吨的粮食,低价配售给旅大市人民;运来了原料、燃料,供应工厂开工生产;组织渔网工厂,解决了不少市民就业和生活的问题。在农村中,农民耕畜不够,苏军拨出大批马匹低价卖给农民,并主动地派出战马为农民耕地;农民缺少种子和肥料时,苏军又运来了上千吨的肥田粉和优良种子;天旱时苏军用汽车拉水给农民浇地;发现虫害时苏军又用飞机撒药消灭虫灾……。就这样,旅大人民在苏军的帮助下,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郊区的粮食产量,一九四五年只有十二万吨,一九四八年就增加到二十多万吨。农民们谈起增产的原因时,都感激地说:我们得到这样大丰收,应该首先感谢苏军的帮助。
相处的日子长了,友谊也更加深起来了。在旅顺口地区,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友谊的结晶。这里的农村,过去电灯很少,苏军来后,拨出了很多器材帮助安装电灯,现在差不多村村都有电灯了。在郊区一个村子里,有一次苏军部队看到农民们在露天地里开会,他们便主动提出要帮助农民修建一个俱乐部。后来苏军无代价地供给了许多建筑材料,并派来许多战士和数十辆卡车,很快地建筑起了一个能容纳一千三百多人的俱乐部。苏军还为农村培养了拖拉机手,为棉农介绍了苏联著名的巴吉罗娃双手摘棉法,用这种方法摘棉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三分之一。
近十年来,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的医院究竟无代价地医治了多少中国病人,谁也说不出一个详细数字来。但是旅大人民中却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有一次,苏联军医列宾为了抢救一个中国学生的生命,自动输出了一百二十格兰姆的鲜血,挽救了这个学生的生命。在旅顺一个被服厂工作的名叫赵家富的工人,由于在日本统治时代过度的劳累而得了肺病,十多年来肺病老缠着他,他以为治不好了。有一天,赵家富正在工作时,一个名叫巴拉比利的苏军中校走到他面前,细心地询问他的病情,最后对他说:你的肺病应当治好,明天你到苏联海军医院去找我。赵家富不愿让自己的病麻烦苏军同志,第二天他没有去。那知道第二天刚过约定的时间,巴拉比利中校来了,他责备赵家富不应当不去,他说:你这样下去不但对自己不利,也是对国家的损失。第三天赵家富去了,立刻受到巴拉比利中校和其他苏联医务人员的欢迎,他这才明白巴拉比利中校原来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从那天起,赵家富的肺病经过苏军医院五个月的免费治疗,肺的溃烂部分开始钙化了。
近十年来,苏军将士们的家属也和旅大人民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和邻居。平日,中苏两国的家庭主妇们经常互相帮助处理家庭琐事,互相照看孩子,中国的孩子亲热地称苏联妇女为“妈妈”,苏联的孩子也称中国妇女为“妈妈”。苏联军官斯捷潘涅格一家和农民刘文和一家就是最好的邻居之一。刘文和的爱人因孩子多,不愿参加生产,斯捷潘涅格的爱人就主动替她照看孩子,并向她介绍苏联妇女参加生产的情形,鼓励她参加生产。现在,刘文和的爱人已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妇女生产小组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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