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妥善安排农村资金
杨培新
最近几年来,在农业和副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以后,不仅农民的收入增加了,而且由于他们集中在短时间内出售农产品,农民的货币收入也集中了。一般粮产区,如四川省郫县古城乡,全乡人口一万人,冬季售粮收入达十亿元。棉产区如山西省翼城庄里村,一九五三年全村总收入四亿二千零八十四万六千五百元,如果扣除卖棉后必要的开支(包括归还贷款、买粮、穿布等),还有二亿三千零一十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五元的闲散资金,如果按户平均,每户是一百四十六万五千余元;按人计算,每人是三十三万一千零九元。
农民货币收入增加,拥有一定数量的积蓄和季节性的余资,这是一件好事,是在旧社会不可能有的。但是随着农村资金情况的这种变化,也需要我们的工作更深入一步,这就是不只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还要为农民的资金出路作正确的安排。否则就很有可能造成农民的不满,或大吃大喝、冲击市场,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妥善安排农村资金,一方面是要努力作好物资供应工作,让农民尽可能买到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要在农村开展资金的调剂工作,帮助农民积累生产资金。
作好农村物资供应工作,让农民尽可能买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鼓励农民进一步发展农业、副业生产的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但是,目前的农村物资供应工作存在很多缺点。主要是很多物资脱销和供应工作混乱。当然,其中有些客观原因,如某些物资生产不足等。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有些地区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系统的领导思想赶不上客观形势的变化,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如对食油、布、糖等物资,有人认为既然供不应求,就可以多留少卖,于是层层留机动量,增厚存底,有意无意地减少推销,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又如供应手续繁杂,供应方法机械,也增加了消费者不少困难;对农村私商安排、照顾不周,现有的商业网不能适应群众需要和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湖北省红安县分配给七区的食油供应指标是每人每月三两六钱,区里扣一两,分到乡是二两六钱,乡里又扣一两,分到群众只一两六钱。陕西省国营商业行政部门迟迟订不出絮棉供应计划,天气冷了,群众迫切需要用棉的时候,买不到棉花。这都是人为地助长或造成了某些商品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和城乡物资交流的某些呆滞现象,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农产品统购和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且影响了党和政府同农民群众的关系。这是应该迅速纠正的。
组织储蓄是帮助农民合理使用多余资金的另一个重要方法。现在不少地方农民还没有养成储蓄的习惯,有些农民把一年辛苦所得的钱乱花出去了。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农民卖了余粮得款二百万元,全部为死去的儿子娶死媳妇。山西省解虞县棉农出售棉花后,范老汉一家买了三辆自行车,有的干部欠农业贷款四百万元不还,买了自行车;有的农民大吃大喝。有些地方农民甚至听信奸商造谣,抢购地瓜、土布、食盐,这种行为不仅给农民自己造成损失,而且给市场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样做的结果,必然造成春耕生产的困难。对农民来说,储蓄可以帮助他积累春耕生产资金,有计划地安排生活,并防备其他临时需要的一种方法。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还可以运用这笔钱,来扶助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解决农民弟兄的资金困难,或用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那种认为农民储蓄的钱少、时间短、顶不了事的观点是错误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在城市和农村积聚大量的资金,数达五亿人口的农民是有力量不仅从生产上而且从资金上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农民在国家银行或信用合作社储蓄和认购国家公债数字不论多少,存期不论长短,对于国家都是有贡献的。
领导农民开展资金调剂,也是很重要的工作。除了通过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冬天举办售粮售棉优待储蓄、一般的储蓄以外,还应收回到期的农贷、催收公债款项,把农民的资金积蓄起来。到了春天和夏天则以偿还储蓄、发放农贷等方式,解决农业生产资金的困难。一九五三年冬季,由于党和政府领导教育农民,偿还国家银行农贷四万三千亿元,储蓄四万亿元,帮助国家回笼货币八万三千亿元,不仅有利于冬季市场的稳定,并且有利于解决春耕生产的资金困难,使一九五四年春天,国家银行能够依靠已回笼的资金并增加新的资金,发放了农贷三万七千亿元,偿还农村储蓄三万四千亿元,通过国营商业预购支付的定金二万九千亿元,共投放了十万多亿元,支持了春耕生产。但在举办农村储蓄或推销国家公债中要严防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陕西省各地人民银行在帮助供销合作社代付售棉款时,硬性规定售棉款和储蓄的比例,郃阳县七、八两区规定必须储蓄售棉款的百分之五十,有的地方甚至采用“不储蓄、不付款”的办法来动员储蓄,这都是应该纠正的。
有效地安排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工作以及资金调剂工作,是各级党、政必须重视和领导做好的工作。一九五四年河南省荥阳县康塞乡、登封县玉台乡、郏县薛店乡等十三个地区,由于当地党、政对本地农民货币收入心中有数,统一安排了物资供应和资金调剂工作,然后在农民中展开宣传,贯彻增产节约的教育,运用当地农民的经验来启发农民,收到很大的效果。又如郑州市郊区布袋里村刘小孩两次售粮存款一百万元,使他能够增买肥料,使夏收增产二成,秋收每亩增产二十斤,这次他又存八十万元。这一事例一经宣传,当时便有五十六户认储一千余万元。河南省登封县玉台乡号召把一年劳动所得的粮款用到最有用的地方,防止大吃大喝浪费、抢购物资,该乡售粮收入九千六百万元,结果归还农贷一千五百二十万元,储蓄六千六百万元,缴股金、公债款四百万元,其余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
当前妥善处理农村资金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的意义。如果我们不重视并领导农村的物资供应和资金调剂工作,将会助长农村中的浪费和投机现象,助长高利贷的发展,助长小农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学会掌握和安排农村的资金问题,做好物资供应和资金调剂工作,以利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有计划地改善农民生活,并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和城乡互助政策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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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应毁坏桑田
近宇
浙江省海宁县的一些基层干部动员农民毁掉桑树、桑苗,把桑田改成稻田。他们唯恐农民不这样做,竟用“种桑是发展资本主义”等等无中生有的话来恐吓农民。
浙江省吴兴县千金乡新虹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增产粮食,把田坎上可以饲育五张蚕种的桑树全部掘掉。桐乡县农民在上级增产粮食的号召下,挖毁桑田一千一百多亩。其他各省也有类似的情形。
提倡掘挖桑田的人都有一番好心:国家工业化需要粮食,因此要扩大粮田,增产粮食。
国家工业化确实需要粮食,但同时还需要其他重要物资,如油料、棉花、机器、钢材等等。这些物资有许多是要进口的,就是说,要用我们的出口物资去换的。丝绸是我国目前主要出口商品的一种。一吨生丝可以换回九十四吨钢材,可见它的经济价值有多么大。当然,谁都知道,没有桑树,是不能生产丝绸的。
国家要求增加蚕丝生产。开拓新的桑区,大量栽桑育蚕,是增加蚕丝生产的基本办法。但它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桑树是多年生的植物,由育苗到大量采叶,一般要经过十年左右。如果在今年育苗栽桑,一九六四年前后才能大量产叶。但国家要求蚕丝生产在一九六二年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
充分发挥现有桑田的生产潜力,桑叶都有供不应求的危险,难道能够容忍砍伐桑树的现象么?不能。我们应该反对“竭泽而渔”,必须立即制止毁坏桑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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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层层加大任务
江夏
去年年底,河南省银行系统办理“粮棉优待储蓄”业务。这是一种对农民非常有利的事情,许多银行工作人员却把它办坏了。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各方面的情况,分配给南阳专区中心支行的吸收储蓄任务是五百五十八亿元,南阳专区中心支行分配给所属各县支行的数字,就加大到七百亿元;南阳县支行接受的任务是七十亿元,分配给各区银行营业所的数字又加大到八十一亿九千万元。任务越来越大,和实际情况的距离越来越远。有些基层干部为了完成这沉重不堪的任务,就采取种种不正确方法,强迫农民“储蓄”。他们遭到农民的反对是很自然的。
河南省银行系统为什么这样逐级加大吸收储蓄的任务数字呢?动机是有所不同的。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员怕完不成任务,怕受上级批评,向下布置任务就加大一些,“留一机动余地”。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员怀着不纯的动机,竟不顾一切,加大任务,以便“超额”完成,向上级邀功。尽管这些人的动机不同,但都是只问数字,不管政策;只向下级要任务,对下级却不做任何具体切实的帮助。其结果,或者根本完不成任务,或者
“完成了任务”,但引起群众的反对,在政治上招致重大的损失。
向下级布置工作时随意加大任务,是一种很坏的作风。国家的各种任务,是根据社会的需要、群众的觉悟和可能性、干部经验等条件规定的。随意加大任务,就是不顾这些条件是否可能,就必然要碰壁,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这种说法绝不意味着可以抹杀或压抑地方积极性。正确地发挥地方积极性,从来都是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的重要泉源。但它和那些为了各种不纯的动机而盲目加大任务的作法,决没有任何相同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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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美国侵略者策动联合国进行所谓停火的阴谋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马叙伦
当我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一江山岛之后,美国侵略者悍然不顾全世界一切正直人类的反对,变本加厉地在我国台湾地区加紧进行军事行动和战争挑衅,并且策动通过联合国玩弄所谓“斡旋停火”的诡计,来干涉我国人民解放台湾。最近新西兰政府更追随美国之后,建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我国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在中国大陆沿海附近的某些岛屿的地区发生武装敌对行动”的问题。这个建议显然是美国侵略者策动“停火”诡计的一个具体步骤。无论在法理上和事实上,这个建议都是说不通的。我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战争挑衅和“停火”诡计,也决不同意新西兰为美国侵略目的服务的荒谬建议。台湾是我国的领土,我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侵略者一手造成的,我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从来不曾引起国际局势的紧张。如果联合国不是美国侵略者的御用工具,如果负起它在宪章上所规定的维护和平的责任,它早就应该采取行动,制止美国对我国的侵略和武装干涉,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新西兰政府如果真正关心远东和平,它也应该要求联合国这样做。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有利于远东的和平。联合国对它应该做的事长期置之不理,像英国和新西兰的政府强调不谈是非曲直,实际即是助桀为虐,都是应该受到全世界的正义谴责的。
我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完全是我国的主权和内政,联合国和其他外国有什么权可以横加干涉呢?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明明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联合国凭什么可以违反它的宪章干涉在本质上属于我国国内管辖的解放台湾问题呢?况且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是我国人民必须消灭的国贼,蒋介石卖国集团所盘踞的台湾是我国人民必须解放的国土,我们怎能同蒋介石卖国集团停火?非常明显,要我们同蒋介石卖国集团停火,就是出卖我国的领土主权,就是承认所谓“两个中国”,就是听任美国侵略者长期霸占台湾、澎湖,并利用来作为对我国扩大侵略的跳板,就是纵容美国侵略者可以为所欲为地割裂我国领土,并在我国领土上准备新的战争。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全世界一切有良心的人谁看不到:就是在艾森豪威尔策动“由联合国斡旋停火”的同时,美国侵略者正加紧安排对我国人民的新战争挑衅,并以原子武器进行恫吓。尤其同是这个艾森豪威尔在一月二十四日向美国国会提出所谓关于“正在台湾海峡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是一个赤裸裸的战争咨文。在这个咨文中他要求国会立刻用具体的决议授权给他“在必要时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并且说,只要“在可以证明是对台湾及澎湖主要阵地的进攻的一部分或其肯定预备步骤的局势下”,他就可以“使用国会所可能授予的权力”。而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已先后通过一个联合提案,给予艾森豪威尔咨文所要求的武装干涉我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和对我国扩大侵略的广泛权力。这就充分暴露“由联合国斡旋停火”,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是美国企图再一次打着联合国的旗帜来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掩护。因此,采取各种姿态附和美国主张的人,都不能不是美国侵略者的帮凶。
我国人民有着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任何阴谋诡计和骗术都是瞒不过我们的。美国侵略者妄想通过武装干涉和玩弄“停火”诡计的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吓唬我们,使它干涉我国内政、割裂我国领土、利用台湾作为军事基地准备新的针对我国人民的战争阴谋得逞,是绝对办不到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决不怕战争威胁。如果美国侵略者敢于以武装力量向我们进犯,我们一定予以坚决的回击。我国人民能够胜利地解放一江山岛,就一定能够再接再厉,解放台湾。全中国人民坚决拥护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一月二十四日的声明,“为了保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保障中国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中国人民必须解放台湾,美国必须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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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中尖兵
——访林业调查设计一等劳动模范刘田奎
于明
林业部直属森林调查第二大队里,有个老年工人,他的名字叫做刘田奎。年轻的调查队员们都亲热地叫他“刘大爷”。我最近在全国林业调查设计工作首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看到他时,他已经被评选为一等模范。他穿着一身农民的服装,口里抽着旱烟,和大家在一起,总是笑眯眯地听别人讲话,自己却很少开口。
刘田奎参加森林调查队已经三年了。他随着调查队,走遍了长白山,和小兴安岭、大兴安岭南坡的深山密林。他经常要在茫茫的树海中、深雪覆盖的群山上,识别山脉、河流的走向,找出分水岭来,依着自然的地形,划出一个调查中队合理的调查境界,为以后森林合理的采伐打下基础。这种工作就叫做“拉岭”。他是在原始森林里开辟道路的人,他走的路都是别人没有走过的。有许多地方森林密得通不过去,他得用斧头砍出一条路来;为了寻找合理的境界,有多么深的河也得过,有多么高的山也得爬,在没膝的深雪里往往一走十几天。这种工作在人们看来是很艰苦的,但是刘田奎却说:
“党交给我什么任务就完成什么任务,我感觉不到有什么苦。”别人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经常迷失方向,找不到路,刘田奎却像一般人走在城市里的大街上,溜一趟就记住了。
一九五二年,森林调查队到了原辽东省的抚松县,因为对当地林区情况不熟悉,招收了一部分农民作临时工。刘田奎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被分配担任了“拉岭”工作。一天,一个干部拿着山区略图,一个工人背了一口袋馒头,就跟着他出发了。在出发以前,一位姓宋的业务股长问他:“你领着他们出去,能够回来吗?”他保证一定完成任务。他们一出去就是二十一天,白天在长满森林的复杂的丘陵地里转一天,晚上就露宿在森林里。眼看吃粮就要完了,但是境界线还没有划完,他们把两天的吃粮匀成了四天吃。到最后划完境界线时,他们已经有一天多没有口粮了。因为刘田奎熟悉当地情况,又很仔细地研究和观察地形,所以这次境界线划得很合乎要求。
调查队在调查完那个地区的森林以后,就要出发到别的地区调查。这时,临时工都回去了,但是刘田奎不愿意走。他想起了自己过去的一切:在二十年以前,他因为忍受不了地主的压迫,从山东跑到东北,到了东北又遇上了日本鬼子抓劳工,把他抓到大粟子沟的煤窑洞里,做了好几年的苦工。一九四○年,他才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煤矿,进入长白山。但是他没有居民证,不但得不到食物和布匹的配给,白天连面都不敢露。他在山里挖个洞住起来,没有吃的,就自己种菜,拣蘑菇,打野兽肉吃;没有穿的,就缝兽皮衣穿,夜间偷偷的摸到山边的小村里,用兽肉换点盐吃。他因为要在山林里找生活,不管下雨下雪,整天在山林里转,所以把山林的情况摸得透熟。抗战胜利以后,他才下了山;以后,参加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分了土地和房屋。他觉得自己新生了,他对共产党有说不出的感激。现在,他知道森林调查队的工作很重要,决心要在调查队里好好为国家服务。
刘田奎当了长期工人以后,积极性更高了。
一九五三年,调查队从长白山移到小兴安岭。刘田奎所在的中队,因为怕他不熟悉当地山林情况,所以在黑龙江铁骊县雇了三个在当地森林里工作过的工人,和其他五个人组成两个小组,进行
“拉岭”。他们工作了三十七天,也没有把境界线划出来;同时由于划错了境界,浪费了一万四千公尺的测线,大大影响了调查小队的工作。刘田奎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着急。他想着:我对当地情况不熟悉,要把境界线划出来不是容易的事,但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才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推想着,河流必在两山之间的驼腰处(凹地方),如果溯河向上游走,一定可以到达分水岭的正岭,如果拿河流的一点作起点,顺着两边山脉的里坡向河流上游的方向走,最后也都能找到分水岭的正岭,这样,从山下往上“拉”,就可把境界线划出来了。他把这个道理讲了出来,领导同志觉得他讲得有理,就派他和另外两个干部去“拉岭”,终于找到了呼兰河和伊吉密河的分水岭,划出了调查队的境界线。
一九五四年,调查队又转移到了大兴安岭。在调查队没有上山以前,必须趁冰雪还没有融化,把几个月所需的食物和其他物资运进山里设库的地方。刘田奎所在的八中队的仓库设在贝尔赤河上游的一个地方,物资起运地点则是根河。走原有的道路,从根河到贝尔赤河上游设库的地方,必须绕行金河,全长四百五十华里,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十分难走,据估计,来回须走二十多天。要运完十九万斤粮食和其他物资,需要一百辆大车、两个月的时间,运费八亿多万元。这样,在冰雪融化以前,就不可能完成运输任务。刘田奎为这件事情耽起心来。他随着最前边的几辆车,作了一次押运的工作,在沿途细致地观察了地形,注意山脉河流的走向;沿途他还向赶车工人请教。最后,他根据地形判断,从根河到贝尔赤河上游设库的地方,不绕金河,走直线是有可能的,那条路一定要比这条路近。可是,当时大兴安岭刚刚下了三尺多深的雪,大地都被雪掩盖了,找寻一条新的道路是十分困难的。刘田奎向领导方面坚决表示:“这个任务我能完成。”在取得领导方面的同意以后,他就带上一个年轻的同志陈殿英出发了。
他们背着冰冷的馒头,带上罗盘针、火炉子和帐篷,爬过三十多个高山,经过二十多条大河,沿途每天都露宿在野外。经过十五天的踏查,他们终于到达了贝尔赤河上游设库的地方;往回走时,又把所测路线作了一次修正,在二十多天里终于找出了这条道路。这条新的道路全长才二百三十华里,比原来的路线缩短了二百多里,而且比较好走,马车经过时困难也不大。道路经过修改后,八中队的运输问题就解决了,提前四十六天完成运输任务,共节省了二亿三千多万元的费用。
刘田奎把调查队真正当成了自己的家,处处关心同志们。在找根河到贝尔赤河上游的运输路线中,来回走了二十多天;每天露宿以后,他就用树枝填在雪地上,把火炉生起,让陈殿英睡觉,自己坐着看火。他出去工作时,除背自己的工具和行李外,还经常给小队背米面和日用品。到了小队里时,他每晚督促别人烤火,使大家免除风湿、腰腿疼痛的毛病。在“拉岭”任务完成后,刘田奎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了,但是他却又送粮,又捕鱼,队里有什么工作需要人作,他都去作。同志们都为他的主人翁精神所深深感动,大家都说:“刘田奎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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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拥护苏联的建议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 李纯青
在我军解放一江山岛以后,美国政府陈兵在中国海面,逼迫我们接受它的所谓“停火”,和它划界线,割让台湾澎湖及沿海岛屿。
这时候,英国外相艾登一口吞下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念念有词,妄想使台湾地图变色。英国政府极其可怜也极其可恨地竟不敢谈是非曲直,妄想中国满足美国的侵略要求。它和美国政府有约而同地在共谋割裂中国的领土。
美国政府因为要干涉中国内战而大动干戈,迫人太甚!英国政府因为要讨好美国而公然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欺人太甚!
难道中国竟是那么可迫可欺的国家吗?
不,绝对的不!
应该通告一切侵略分子和国际政治掮客们周知:现在中国已经没有李鸿章,没有袁世凯,也没有一九三一年时代的国民党政府了。不要错误地判断中国人民对侵略会不抵抗,不可梦想中国人民会愿意谈判割让台湾。如果他们认为中国是可迫可欺的,那对他们将是极其危险的!
中国并没有和美国开火,根本无火可停。事实上并不存在需要谈判“停火”的国际问题。至于中国内政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那是绝对不容他国干涉的。中国内战,从一九四七年到现在已有七、八年,绝不能说今天就忽然威胁到五千浬外的美国国防的安全。事实是,今天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国空军两个联队进驻台湾,这才是对中国的独立和安全构成极端严重的威胁。如果美国政府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那我们绝不示弱,绝不屈服,一定和侵略者周旋到底。无可否认,此刻美国政府已经把远东形势造成充满战争的危险。
鉴于上述的危险形势,苏联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副代表索波列夫已于一月三十日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采取紧急措施,制止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我们认为苏联的建议是完全正当的,非常合时的。中国人民一致拥护这个建议。
远东局势紧张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正在扩大它的侵略;也在于英国政府支持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为了和平,中国已经一再表明严正的态度,对于那些装作聋子的疯子,不妨再说一遍: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绝不忍让牺牲一寸国土,绝不会让美国强盗把住中国的大门而不把它撵走。我们是有力量这样做的。一江山岛既然可以解放,台湾也是中国的沿海岛屿,没有不可以解放的道理。八百万台湾人民誓为挣脱锁链而斗争,他们必能挣脱锁链,绝对不做外国的奴隶。谁敢垂涎台湾三万六千方公里的中国江山,就叫他注意,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必将重重地教训他一顿,不把他撵走决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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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农民合理支配卖余粮的钱
浙江省广大农民为了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支援解放台湾和支援灾区人民,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许多农民在卖了余粮以后,都能做到计算生产和收支的细账,合理支配卖余粮的收入,对生产和生活作了有计划的安排。这样做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很大的好处。萧枫摄 (浙江日报社稿)
浙江省广大农民挑选最好的粮食卖给国家。这是平湖县祥圩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出卖的余粮。
金华县丰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卖了余粮以后,决定再买两部一百八十匹马力的大型抽水机,准备扩大生产。
平湖县曹兑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卖了余粮以后,又买回了两头水牛,准备提高生产,争取更大的丰收。
绍兴县灵芝乡大树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卖了余粮以后,按照生活的需要购买一些工业品。
绍兴县的农民纷纷把暂时不用的钱存入人民银行。
这是农民卖给国家的大批粮食,正在运往海防前线去,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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