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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开除孔厥会籍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于今年二月七日召开第十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开除玩弄妇女、品质极端恶劣的该会会员孔厥的会籍。决议全文如下：
最近各方面向本会主席团揭发了本会会员孔厥下列一些玩弄妇女、败坏道德、污辱作家光荣称号的极端丑恶的行为：孔厥于去年七月间在沈阳用物质哄骗等卑劣手段诱奸了一个女青年团员。同年八月初回到北京，又用同样卑劣手段与另一个女青年团员发生了暧昧的关系。上列事实经调查属实，并由受害者向本会主席团提出了控诉。
孔厥这种极端恶劣的流氓行为是一贯的。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曾在男女关系上犯过严重的错误，并因此受到了党的处分（他当时还是中共党员）。但他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八年又连续在男女关系上重犯错误，一九五一年在沈阳时并曾去嫖妓。后来甚至疯狂到在朝鲜战场竟又丧心病狂地诱奸了一位女同志。这些错误经他所在机关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发现后，在一九五二年将他开除出党。但是孔厥始终拒绝改造，在近一年来下工厂的时期，一面到处游荡，一面以“作家”的名义到处蒙混欺骗，玩弄青年妇女。他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已经堕落到极端恶劣的程度。
主席团认为孔厥这种堕落的行为，不仅完全丧失了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而且也有背于为人的道德。我们的文艺队伍里决不能容留这样的人。为此决定开除其会籍。
主席团认为，作家的任务是以自己的作品培养人民的高尚品质和社会主义道德，作家本身的道德品质对于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有着决定的意义，任何败坏道德的行为都是和作家这个荣誉的称号决不相容的。从孔厥的事件上，我们认为应该提起作家的严重注意，应该坚决反对文艺界一切道德堕落的现象。我们并号召全体会员提高政治水平和道德水平，为纯洁我们的队伍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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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看孔厥的丑恶行为
“文艺报”记者
很多人都熟悉孔厥这个名字。他是一位“作家”，是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但他这个名字又是经常和道德堕落、荒淫无耻这一类可恶的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位作家，难道可以过着两重生活吗？一个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自己的灵魂却极端丑恶，这该是多么大的讽刺！
把臭得要发霉的部分拿到太阳光下照照吧！这样做，至少可以使得青年人少受霉菌的传染，少受一些欺骗和毒害。
这并不是多余的顾虑。就在不久以前，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女青年被孔厥污害了。
去年七月中旬，孔厥在去沈阳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才十八岁的女干部。不用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这块招牌，“满可以”作为孔厥进行欺骗和迷惑人的“资本”的。就这样，在沈阳的一个旅馆里，这个女干部被这位“作家”诱奸了。事后，孔厥声称要和她结婚；给她买东西、寄钱；答应负担她的家庭生活；劝她辞去工作，到北京学习速记，以便将来不仅成为他的“可爱的伴侣”，而且成为他“工作上最宝贵的助手”，也就是成为他的附属品；和她通信时，花言巧语，哄骗利诱，各种手段是应有尽有。甚至当这个女干部听了他的话离开了革命工作，通过他私人的介绍到北京某速记学校学习时，孔厥竟劝她不要交出青年团员的关系，以便行动自由些。直到去年十二月，孔厥似乎感到风声不大对，就又向速记学校写信说，本来他是要用一个私人速记员，才送那个女干部去培养的，现在则“收集材料的时候很少”，“会产生不良影响”，说理应把她交由组织分配工作；后来又在北京亲自对她说：你今年才十八岁，我都这么大了，你别指望我了。——玩弄够了，就甩开她。
看，一个女青年就是这样被一位“作家”糟蹋了的！这个女青年已经向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提出了控诉。这不是完全正义的控诉么？
另一个被这位“作家”欺骗了的，是一个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女学生——也是一个青年团员。这是孔厥去年八月到北京以后的事。就在这时候，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干部正在火热的“爱情”之中，向往着未来的“美满生活”呢。
对于这个女学生，孔厥耍弄的是另一套卑鄙手腕。他再三宣传，说这个女学生爱他爱到狂热的程度，说她希望“改姓孔”，愿意和孔厥夫妇“一起工作、学习、生活”，“和平共居”，“绝不吃醋”。孔厥甚至写信向他的妻子苦苦哀求“饶命”，有一封信的署名处居然写着“倒悬的人泣血顿首再拜再拜”。
请看看这位“作家”的丑恶行径吧！试问：这位“作家”的灵魂里还有一点干净的东西吗？
孔厥这一套腐烂透顶的流氓行为，还并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远在抗日战争艰苦时期的一九四四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作家和一个有妻子的人，他就曾非法地跟一位有夫之妇发生过关系；当时党就曾给了他严重的处分。但荒淫无耻的孔厥对党的忠告是并不理睬的。接着在一九四五年又和一个女教员发生关系，一九四八年在冀中参加土地改革时又与房东的女儿发生关系，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又曾进行过不正当的恋爱，一九五一年在沈阳时并曾去嫖妓。孔厥的荒淫无耻，甚至发展到在抗美援朝前线工作的时候，竟又再一次重复着同类性质的丧心病狂的罪恶。
这是任何人能够容忍得了的吗？谁听到这些丑闻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当孔厥所在机关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发现了他这些罪恶以后，在一九五二年将这个道德上的堕落分子开除了党籍。
但为了给孔厥一个最后锻炼的机会，组织上仍然分配他去工厂生活，希望他能得到改造。然而，他对人民的回答，却是越来越深地陷入罪恶泥坑而无心回头。最近一年来，孔厥在东北某工地体验生活的情形，我们可以给他列一张清单：一九五四年二月到七月只参加了一些会议，住着六间楼房，要汽车，根本没有深入工区；七月去一趟沈阳，在那里度过几天败坏道德的荒唐生活，回工地后不断地写情书；八月、九月在北京，同时玩弄两个女青年，向他妻子“泣血顿首”；十月去大连旅行；十一月回工地，到俄文班学俄文；十二月到工区去过一次，十二月中旬又跑回北京。此外就是经常吵架、闹离婚。我们能够希望这样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热情和兴趣，而个人道德品质又如此恶劣的人写出什么来呢？就是勉强写出来，谁又愿意去看这种臭得发霉的人的虚伪造作呢？
孔厥的灵魂深处已经浸透了腐烂的资产阶级的血液。这样的人不仅已经完全不配冠戴作家这个光荣称号，而且也有背于为人的道德。我们认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开除孔厥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拥护这个决定。我们并要正告孔厥：任意地胡作非为是人民和人民的文艺队伍决不能容许的！玩忽法纪和败坏道德的丑行，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决不能容许的！
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光荣的职责，是以自己的作品培养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不难想像：作家自己的道德品质同样是应当成为人民学习的榜样，如像鲁迅和高尔基那样的——这也正是人民的作家能够完成其光荣职责的一个重要条件。任何道德败坏的行为，都是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绝不相容的。现在，一个道德上的堕落分子已经从我们的队伍里驱逐出去了！这是我们文艺战线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说，我们的队伍里就已经肃清了其它各式各样的与各种不同程度的品质恶劣的行为。深刻接受孔厥事件的教训，为纯洁我们的队伍继续进行斗争，这是文艺界当前的任务之一。为了我们事业的繁荣，是切实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了！（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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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创造性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
——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五四年第五期社论
编者按：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的这一篇社论，指出了苏联哲学界研究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哲学界进一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任务，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社论原文较长，这里略去了前面的一部分和其他若干段落。
我们的哲学家究竟是在怎样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呢？我们哲学的这一极重要的部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毫无疑问，自一九四七年的哲学讨论会之后，在这方面是有一些成绩的。在普及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揭穿资产阶级哲学的最新的唯心派别方面进行了斗争，讨论了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但是，所有这些，如果从共产主义建设、科学的发展向哲学所提出的要求看来，和进一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任务相比，还是非常不够的。
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差，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工作，是最荒芜最落后的一个部门。
“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五四年第十四期的社论“要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十分公正地指出了我们哲学家在研究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问题（其中包括辩证逻辑问题、唯物辩证法范畴问题、认识论问题）方面的严重缺点。
正因为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好，表现了消极态度，所以在实际宣传工作和许多有关论述重要理论问题的著作中犯了不少重大的错误。例如，在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起着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时所犯的唯意志论的错误，如果不是由于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那末又是由于什么呢？哲学家首先要对这些错误负责。在我们哲学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部像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规律的学说这类重要问题的专门论著和像样的著作。
当我们否认了对立的统一和斗争这一普遍规律的作用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时候，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混乱现象，难道这不是由于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采取漠视态度和研究很差而造成的吗？在这里表现了我们哲学工作的一个根本缺点，就是与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联系很少。
否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产生矛盾的规律性，在颇大的程度上正是因为没有研究这个一般的社会学的规律性在社会主义胜利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是怎样发生作用的问题所致。有人认为，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规律性，似乎就等于承认两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就像资产阶级社会那样。这种看法是脱离社会主义实践的，因为社会主义实践在新的条件下大大地改变了一般规律的作用，不会把矛盾弄到对立和冲突的地步。
这种混乱现象暴露了我们在研究辩证方法的根本问题方面的弱点。我们经常引用列宁的名言：对立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部专门论述这一重大而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的科学著作。我们常常把“矛盾”这一概念看成某种始终一样的、不能区分的、静止不变的概念，然而在实践生活中矛盾是在发展着的，它有它的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它的紧张、增长的不同阶段，因而也就必须把“差别”、“矛盾”、“对立”等这样一些概念区别开来。正如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的，估计到矛盾的多面性，对于了解下述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与资本主义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不存在城市和乡村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对立，所保存的只是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变成简单的、不重要的差别。
这些例子表明，在认识方法和认识论的一些看来是“抽象”的问题与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一些现实问题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
只因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所以才在“对立的统一”这个术语上产生了混乱的错误的看法。对于这种混乱的看法本刊编辑部也是要负责的。由于否认“对立的统一”这个概念，就产生了不正确的观念，好像在整体的对立方面之间没有统一，其实，如果没有这种统一和相互联系，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立的、即发展的斗争。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特别重视研究这个问题，他在这里使用了“对立的统一”这个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表明矛盾双方的内在联系就不可以利用其他概念。例如，恩格斯就曾说过“对立的相互渗透”，马克思说过“相互对立”，等等。但是，完全合理的哲学概念则是“对立的统一”，当然，不能在对立的调和这种意义上来解释统一这一概念。
哲学工作者对于标榜一时的“无冲突论”的产生和传播，要负不小的责任。在许多哲学论文中宣传了反列宁主义的思想：好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旧东西可以由新东西“一帆风顺”地来代替，好像垂死的旧东西不是发展的障碍，等等。这类观点之所以会产生，同样是由于哲学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如何发生作用和被克服这个问题的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
党揭穿了“无冲突论”的错误性和危害性，要求作家和剧作家无情地批评我们现实中的反面现象，大胆地揭发我国发展进程中新旧之间的实在冲突。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上都号召我们大胆地揭露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因为不知道这些矛盾，就不能为顺利克服这些矛盾而斗争。在一九四七年的哲学讨论会上曾责备哲学家们，说他们由于胆怯而不敢谈论这些矛盾。哲学家能够而且必须（这是他们的起码的责任）创造出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冲突的实质的著作，帮助作家们研究这个问题，使他们避免过去许多作品中所发生的错误。
在我国，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下，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阶级间的冲突。但是，在我们这里可能有而且已经有社会先进人物和落后分子之间的冲突，整个社会和个别人或少数人（他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毒还很深）——官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浪费人民财产的人、阿谀奉迎的人、贪图名利的人——之间的冲突。
但是必须估计到，要正确地指出这种冲突，不仅要揭发矛盾的一个方面，即反面的阻碍发展的一面，而且要揭发矛盾的另一方面，即正面的、反对前者并不断获得胜利的一面，这一方面必然在我们的现实中占主导地位，并且会得到苏联政府和党的全部权威和实力的支持。企图片面地描写冲突，只指出反面东西，是违反辩证法的精神的，这种企图也就是无冲突论，只不过是把问题反过来而已。
这些问题由于即将召开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译者按：这个代表大会最近已经开过了。）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这次代表大会是我们思想战线上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苏联作家履行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要职责，他们创作了许多博得人民称许的优秀作品。苏联作家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哲学家应当帮助苏联艺术文学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帮助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作家正确反映我们现实的强大力量。
高尔基曾教导苏联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激发革命的世界观。在解决苏联文学的这项任务中，哲学家可以并且应该给作家们以大力的帮助。这之所以需要，正如“新世界”杂志的错误所表明的，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在阐述苏联文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时，还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相容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趋向。
哲学家对许多自然科学部门所发生的意见争论采取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无人过问。我们在帮助自然科学家从哲学上来理解自然科学的一些迫切问题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而且也很差，还没有经常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曾明确地谈到，而且这种联系对于双方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下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大家知道，最近在生物学家中间展开了关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无疑地，这种关于生物学的根本问题之一的讨论是有益处的。争论的焦点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怎样理解物种的质变过程，物种的质变和转化的形式是怎样的。争论的问题还有：关于有机界的飞跃和飞跃的性质问题，关于种内矛盾和种间矛盾的问题等等。
显然，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哲学家是能够而且应该大力帮助生物学家的。它所以特别需要，是因为讨论会在某些哲学问题上、尤其是在解释生物界的质变、飞跃的本质问题时暴露了一些显然不正确的观点。一部分人把有机界的质变、飞跃只同它们的一种形式即缓慢的逐渐的变化形式看成一回事，而把其他任何形式都说成是“非辩证的”。相反地，另一部分人则把关于生物界质变的渐进性的任何见解都说成是“形而上学的进化论”，认为只有较快的变化形式才是唯一辩证的形式。两方面都没有接触到自然界质变形式的多样性的思想。
当然，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的生物学上的分析，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够而且必须表明动植物界这些或那些质的转化形式的性质。但是，毫无疑问，哲学家参加讨论，对于解决生物学中的争论问题是会有所帮助的。可是他们却保持缄默，袖手旁观，这是不能容忍的。同时也应当谈到本刊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冷淡态度，实际上对讨论会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个不可容忍的缺点，就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问题重视得不够。然而，认识论问题却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中心问题。应该指出，好几十年以来，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唯心主义者首先是从认识论方面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列宁曾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这一事实，并且谈到，唯心主义哲学专在认识论上捣鬼。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企图通过对科学材料进行认识论的加工而使唯心主义死灰复燃，使自然科学家不知所从，使他们离开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这就责成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要不断地揭穿现代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的现代形式，要根据新的科学材料和社会生活的经验来深入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一本完善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这一事实是我们研究辩证唯物主义问题方面的一种严重的落后现象。对这一点，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负主要责任。只是在不久以前研究所才出版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这本教材对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正像许多高等学校教研室在讨论本书时所指出的，它还有不少严重的缺点，不能算做一本完善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哲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应该而且早就应该给我们的青年学生和大量的苏联知识分子干部编写一本完善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
因此，甚至稍微分析一下研究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状况，就会清楚地看出哲学这一非常重要的部门的落后现象。而这种落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在这些原因中占相当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占主要地位的就是在一部分哲学工作者中间流行着一种观点：似乎研究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不现实”，好像这些问题有些“不切实际”，“抽象空洞”，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联系不大。很难令人设想还有什么比这类的观点更荒谬更有害的看法了。必须永远消除这种无稽之谈。无需证明，不管辩证唯物主义的哪些问题——如认识过程中的历史东西和逻辑东西的问题，或是分析和综合、抽象东西和具体东西、归纳和演绎等问题——听起来似乎是如何“抽象空洞”，但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现实的问题，因为它们使我们的干部善于正确地对待现实中的各种现象，因而也就能正确地进行自己的实际活动。
在确定研究的主要问题的范围方面，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方面，还存在着未被根除的教条主义，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进行大胆的科学研究的巨大障碍。对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理论的问题，还没有从其全部复杂性和多面性来研究，在一些论文和小册子中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引证过多的风气。在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对社会实践的巨大意义时，往往是狭隘的“实践主义”的说教，把理论归结为事例的总和。我们也很少进行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迫切问题的创造性的争论和讨论。还不敢就哲学问题交换意见和进行不同意见的争论。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科学工作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哲学研究部门和各教研室对这种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是因为教条主义的存在，以及不敢大胆地尖锐地提出新的问题。造成这种落后还有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深刻地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没有好好地执行列宁的那些对于进一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指示。我们的任务就是：坚决克服这种不可容忍的落后状况，并在最近期间力求使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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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按什么方针进行工作呢？辩证唯物主义急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是什么呢？
这里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条件下，即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条件下，一般的辩证发展规律性具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形式。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以顺利进行实践活动的途径的知识来武装共产主义建设的干部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必须注意到列宁的指示：根据资本主义现代史和革命运动的经验来研究辩证法是很重要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我们懂得：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各种历史条件下不会有同样的表现，它们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恩格斯的这一著名指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证明现成真理的方法，而是必须对具体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研究的方法。
没有一个一般的辩证发展规律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发生的作用，会和它在对抗性的剥削社会形态的统治下所发生的作用一模一样。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这样一些规律，如通过对立斗争的发展，量变向质变的转化，以及其他等等。
其次，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估计到：除了那些虽然具有不同的表现，但在各社会形态中都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存在着表明每一特殊社会形态的本质的特殊规律。因此，在专门的科学著作和论文中，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规律观、规律的客观性质、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不同，它已消除了自发性）的作用的特殊性等问题，是很迫切需要的。同时要求共产主义建设的干部掌握客观规律，并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
必须特别注意研究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矛盾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的性质，必须澄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的混乱现象。要在研究这一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重要哲学问题中获得成就，绝大部分要取决于科学研究同对现实生活过程的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的程度。当然，这一点也适用于对所有其他哲学问题的研究。
苏联经济已进入高涨和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苏共中央最近几次全会在决议中制定了重大措施来克服消费品生产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落后状况，指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途径。只有注意研究这些决议和实在的经济过程，才能做出有用的哲学概括。
共产党非常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在苏维埃社会中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的斗争形式。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揭露和克服发展中的矛盾的重要方法。尽管我们哲学家对于苏维埃社会中矛盾的这种斗争和克服的新形式谈得很多，但是，我们还没有写过一本科学的哲学著作来论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一般的辩证规律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作用的新形式有很大的意义。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共产主义教育，对于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宣传和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科学问题的工作中，对于要唯物地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因此，在说明一系列的共产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时常常发生错误：如，不了解物质条件在解决社会发展的这些或那些问题上的决定作用，跳过还没有走过的发展阶段，脱离实际的空洞议论。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缺点，由于不太善于唯物地分析共产主义建设的迫切问题，所以一部分宣传员才把产品交换问题看成是今天的问题，过低估计了集体农庄所有制形式的巨大的、还没有挖掘出来的潜力。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唯物地处理社会生活现象的优秀范例，用共产党决议的榜样，以善于冷静、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的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干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二—三月全会和六月全会的决议就是这种深刻的、冷静的和唯物的分析的光辉榜样。
研究一般的辩证规律性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发生作用和表现的特征问题，要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理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密切地联系起来。对于辩证方法和认识论的许多方面研究得不够，正如我们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为例所指出的，妨碍了对共产主义建设的迫切问题的分析。
直到目前，哲学家把精力往往只放到研究辩证方法的四个特征或唯物主义理论的三个特征上，这个缺点也必须克服。应该估计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任务在于，仅仅是通过易懂的形式来阐明唯物辩证法、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认识论的基本特点。这本书中所指出的辩证法的四个特征，还没有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全部财富和所有方面。
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要求我们研究辩证法的所有方面。在“哲学笔记”一书中草拟了辩证法的十六个因素。列宁列入这些因素的有许多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列宁称范畴为认识的“中心的”支撑点。例如，辩证唯物主义的极为重要的范畴——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偶然性和必然性、本质和现象、可能性和现实性等等就是这样的范畴。列宁和斯大林在其著作中对上述的许多范畴都做了深刻的研究。
然而，最近几年来，几乎没有人研究辩证法的范畴。甚至在部分哲学家中间还流行一种荒谬的根本错误的看法：好像为了避免陷入“黑格尔主义”和烦琐哲学的危险，就不应该研究辩证逻辑的范畴和全部辩证逻辑。这种缺点在高等学校的哲学教学大纲中也表现出来了。把唯物辩证法弄得这样贫困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从辩证法的全部复杂性和多面性来研究辩证法。必须在最近期间写出一些有关辩证法范畴的专门性的著作和论文，阐明这些范畴对于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全部意义。
唯物辩证法是完整的、活生生的、创造性发展的科学。列宁正因为普列汉诺夫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才责备他，指出普列汉诺夫把辩证法归结为例证的堆积，而不注意把它当做一门哲学来研究。不应该把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责备了解为：在说明哲学问题时不需要例证。如果没有例证，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站不住脚的。列宁责备的意思在于普列汉诺夫在引用许多例证时，只限于说明辩证法的个别原理，而不是把辩证法当做规律、范畴、概念（它们反映客观世界并给我们以认识和革命实践的强大工具）的科学体系来研究。
列宁提出了研究唯物辩证法这门科学的结构的任务：把这门科学中的全部辩证法因素、规律和范畴当做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研究和发展。
列宁也批评了普列汉诺夫不了解辩证法就是逻辑和认识论。然而，没有这一方面（列宁称之为事情的“实质”），就没有辩证法这门哲学。
直到现在，还有人没有足够地估计到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这一指示的深刻意义，以及由这一指示而产生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任务。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的原理表明：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客观世界规律和认识规律之间、认识的内容和形式之间、实在世界和逻辑思维之间的脱离，而这种脱离正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特色。辩证法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现实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的唯一正确的学说，同时它又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和逻辑。既然如此（必然如此），那末我们的任务就不仅要完整地研究客观辩证法，同时要研究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认识的辩证法。
列宁的“哲学笔记”包含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取之不尽的思想财富。列宁在其评语中草拟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巨大纲领，制定了研究它的办法，指出了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必须依据的那些知识部门。
“哲学笔记”中所包含的下述指示对于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具有不可估价的指导意义：为了创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必须探溯各门科学的历史，研究小孩和动物的智力发展史以及语言等的发展史，研究认识的历史进程和思维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辩证性质。
上述的列宁每一指示都是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所要研究的对象。现在已经是着手解决这一艰巨而又非常重要的任务的时候了。还在哲学讨论会上就已指出，我们停留在普及工作上。无需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及工作今后还是需要的。并且要竭力加强这一工作，因为这一工作还不能满足渴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苏联人的巨大需要。
同时，必须认真研究复杂的和有现实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术问题。在哲学中也像在任何一门科学中一样，不容许在重大而困难的问题面前表示畏惧和胆怯。在这条道路上困难一定会有，但我们在这些困难面前，应当是勇往直前，而不是退缩止步。不谈别的，就从这样一些争论中就可以看出这一工作的迫切性：这一或那一范畴应放到哪里，逻辑是怎样的，或者像恩格斯说的，各个范畴排列的从属、次序应该是怎样的。显然，只有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体系，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
我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些重要的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如认识过程中的历史东西和逻辑东西、抽象东西和具体东西、本质和现象的相互关系。我们没有研究像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这样一些认识的方法。然而，所有这些对于了解认识的过程、途径和方法，以及对于进行顺利的实践活动，都有重要意义。研究逻辑和认识论的这些问题，可以用如何认识周围世界的知识来武装我们的青年学生和干部。这种研究对于自然科学家也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曾提醒我们不要把客观现实在人头脑中的反映过程简单化，指出必须研究这种反映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也就是研究辩证法和认识逻辑的问题。我们必须用全部热情来进行这种研究。
研究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哲学家面临着重大的任务，必须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材料，估计科学的成就，以便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后的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列宁的下述预测：现代自然科学产生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一条非常复杂和痛苦的道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无数改头换面的哲学唯心主义占着统治地位。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中的产生过程，是一往直前和不可阻挡的，因为，正像恩格斯早已指出的，辩证法对于自然科学家是绝对必需的。像郎之万、约里奥·居里、贝尔纳等这些卓越学者的事例，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郎之万承认，他在最近几十年来之所以能理解物理学的历史，只是由于依靠了辩证唯物主义。我们杂志第四期上刊载了著名法国物理学家路易·戴·勃罗依利的论文，他就反驳了物理学中非决定论的糊涂思想。
苏联学者自觉地掌握着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断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不应忘记，就是在这里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过程也是复杂的，在苏联科学中还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的残余，苏联科学还不能保证不受那种我们必须竭力克服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因此，哲学家在这方面负有双重的任务。第一，必须一贯地和有系统地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唯心主义在自然科学中的散布，反对企图利用科学技术成就来保全和挽救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但是，必须善于进行这种斗争。不要忘记，许多外国的学者往往还唯心地来表述和说明这些或那些自然科学的成就。这是由于唯心主义哲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缘故。所以，借口同唯心主义作斗争而抛弃科学所获得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这种趋向在我们杂志发表的讨论相对论问题的个别文章里也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遵循列宁的英明指示：在评价这些或那些自然科学的理论时，必须清除它的糟粕，保留它的精华，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它。
第二，哲学家必须大力帮助科学家阐明现代科学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概念和理论。例如，物理学家就面临着一项困难的任务：从现代的观念来分析这样一些概念，如质量、能、核电荷、空间和时间、动力学的和统计的规律性、间断的东西和非间断的东西及其他许多概念。上面列举的这些概念表明，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帮助，就不能解决这项任务。同时必须记住，这并不是说哲学家必须解决具体的物理学的任务或其他任务，必须代替科学家的工作。正如贝尔纳教授明确指出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只是完成战略任务，给科学家指出正确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帮助他们从唯一科学的哲学观点来正确地思考自己的工作。
同时，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苏联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等本身能够而且必须更加大胆和坚决地把哲学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给现代的科学发现做出哲学的概括。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的科学家在掌握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经受了很大的锻炼。现在在科学工作方面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是从特别重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苏联高等学校毕业的。因此，我们的科学家要充分地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能够练达地解决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卓越的苏联科学家斯·瓦维洛夫一贯重视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在从哲学上分析新的科学材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公正地责备了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在这方面缺乏应有的关心。他在谈到物理学方法论方面的巨大任务时指出，这件工作，“物理学家根本不能推托给哲学家，而应该自己来完成，最好是同哲学家密切合作来完成”。
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要求哲学家在深入研究一系列的哲学概念、范畴、原理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以便进一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例如，必须根据科学的成就，写出论述物质、物质的形态、物质和运动、物质运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物质和意识等方面的专门性著作。当然，这件工作要求哲学家认真地深入地研究自然科学。
不能要求每个哲学家都知道所有复杂的和特别专门性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是，可以而且应该要求哲学家专长于科学的这些或那些方面。我们在从哲学上考察自然科学问题时还存在着轻率态度，这是不能容忍的。只要分析一下在各学术研究机关进行答辩的论题就可以看出，我们还很少指导我们研究哲学的青年去专攻自然科学的个别部门，我们这里研究物理学、生物学、宇宙演化学、数学等等的哲学家还为数很少。必须更积极更大胆地提拔毕业于自然科学学校的青年到哲学研究部门去。应该注意到，不消除我们工作中的这种缺点，我们就不能承担对自然科学最新材料进行哲学概括的艰巨任务。
最后，还应当指出一项任务，就是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反对宗教和迷信有关的一些问题。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任务”一文中把这一任务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我们哲学家对列宁的这一重要指示执行得很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反对宗教偏见和宗教欺骗的强有力的武器。这里的任务不仅在于通俗地解释这些问题，而且还要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中应该研究的问题。
当然，上面谈到的，并没有包括进一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全部任务。但是，这也就足以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复杂、艰巨和责任的重大。党教导我们不要害怕复杂的和艰巨的理论任务，并且给我们树立了创造性地解决这些任务的榜样。在研究复杂的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是难免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但是，因此就不去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违背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错误是可以而且必须在开展创造性的卓有成效的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同志般的交换意见而得到纠正的。
总之，要认真地、勇敢地、创造性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
（王治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