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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河南林县县委是怎样把领导重心转向互助合作运动的
李广平
一九五一年冬季以来，河南林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较快，去年秋前全县已有一千一百六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正在走向大发展的阶段。林县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和中共林县县委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指示分不开的。
在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期，林县许多领导干部是不熟悉这一工作的。全县十三个县委委员只有三个人熟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在一百零三个区委委员中也只有二十七个人有办社的业务知识；但是有很多同志又不努力去学习这方面的政策知识和业务知识。例如：有些同志说，互助合作是长期的事，慢慢地学吧！另有些同志明明知道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存在着问题，需要解决，也正好从解决这些问题中学习办社知识；但他们却采取了另一种态度，躲避这些农业生产社。中共林县一区前任区委组织部长郭暑成有一次到曲山村检查春耕工作，他一到曲山发现曲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内有问题，他不敢多住，扭头就去到桑园村；当时桑园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研究如何巩固社的工作，他就骑上自行车又跑到王小凹；刚一进村，就听到王小凹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有人正在吵架；他又没有敢久停，最后跑到一个没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寨根村去了。这种事情虽然是个别的，但他却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干部不愿和不敢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绪。林县县委会的领导同志，包括县委书记杨贵在内，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同样是既不懂也不管。一次安阳地委书记和他谈到农业生产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林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死租制’？群众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杨贵同志无法对答。杨贵回到县里后，要县委农村工作部长解答，农村工作部长同样答不出来。这件事已使杨贵同志感到不领导不研究农业合作化是有问题的了。
尽管林县领导上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却逐年在提高产量。有的合作社小麦的产量每亩达到五百多斤。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去年七月全县就有一千六百多个互助组要求转社。这些事实使县的领导上深深感到再不转变领导重心，就不能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形势了。这时，恰好上级传达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方针。杨贵同志便在县委会上提出了贯彻全党办社方针的意见，当时，有些人表示赞同，也有些人表示怀疑，他们说：目前县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很少，把领导重心转向互助合作运动，其他的工作怎么办？依靠互助合作运动开展其他工作目前还不到时候。还有些人仍感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业务复杂，一时领导不起来。针对这种思想，中共林县县委会召开了数次县委会议进行批判。会上杨贵同志列举了推广谷子“单株密留法”事例来教育大家；一九五三年因为没有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喊破了嗓门，群众不干，一九五四年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很迅速地完成了任务。这说明：只要领导善于掌握互助合作这一环节，就可以把农村各项工作带动起来。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央的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政策，林县县委会又发动全体县委委员学习了中央有关互助合作工作的文件。接着召开了全县区委书记和乡支部书记的联席会议，传达了县委的决定，并总结了林县两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了：“努力学习，由办社外行转成办社内行”的口号，要求全党积极行动起来。会议结束后，结合传达会议精神，全县以乡为单位展开了学习运动，大部分党员都参加了。通过这次会议，提高了林县全体党员的政策思想水平和办社的积极性，为进一步贯彻“全党办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全党办社”的方针开始在干部群众中酝酿后，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当地群众觉悟程度，决定在全县内新建九百五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对林县各级干部说来都是一次全新的艰巨的任务。林县县委认为：县委的领导上不但要作一般的思想领导工作，还须要深入农村，进行典型示范。
在新建九百五十个新社过程中，林县县委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的：
第一，深入调查研究，纠正干部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左”的和右的情绪。当时，在县区干部中普遍地存在着两种情绪：一种是把农民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认为“合作化”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林县四区企图一下子就在全区建立几个合作化乡。另一种是把群众的觉悟程度估计得过低，说什么群众的自愿入社都是假的，甚至想把已经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缩小，动员社员退社。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看法，县委书记杨贵组织了工作组，深入到林县一区白杨凹钱家庄进行具体调查。他们召集各阶层的代表举行了座谈，进行了田间访问和家庭调查，从调查得来的材料，他们将群众的思想分成了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真正属于社会主义觉悟高、积极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二种是看到别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后，自己也会跟着入社的；第三种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还不完全了解，还有些思想顾虑；第四种是对互助合作运动有抵触情绪的。杨贵同志根据这四种不同的类型，将全村农民逐户地排了队，发现属于第一种和第四种的人是少数，第二、三种类型是多数。这就是说：在互助合作运动大发展初期，党对农民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到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另外一方面，还须要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耐心地进行教育。县委亲自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不但澄清了干部中的错误思想认识，同时在工作方法上，也给区乡干部和农村党员做出了榜样。接着林县四区也按照县委的做法，作了详细的调查，从而订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
第二，训练大批办社骨干，提高县、区、乡干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能力。在互助合作运动大发展初期，林县县委根据中央的建社方针和政策，结合本县三年来办社实际情况，编写了一些小册子，印发给干部作为学习材料。此外还训练了全县乡支部书记、乡长、各区委委员和一般区级干部六百多人。在训练过程中，县委领导上特别强调干部要向老社长学习，对那种不愿向老社长虚心请教的干部，进行了批评。经验证明：这种学习方法效果很好，大部分干部通过学习，提高了业务能力，有一部分乡干部已能够单独进行办社工作。区委的领导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县一百零三个区委委员中现在已有九十七个委员能够掌握建社的工作。
第三，运用互助合作站（就是互助合作网）组织，交流建社和农业生产中的先进经验。为了在全县范围内及时推广先进经验，林县县委曾在建社过程中建立了七十五个互助合作站。这些站分布在各个区，每个站管辖若干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有一个是重点社，站设站长，大部是区委委员兼任，此外每一个区还设总站，由区委书记负责。区、乡干部在办社中有那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在站的碰头会上交流，工作上有些什么困难也可以在会上提出研究解决。譬如在评产工作时，七区安家峪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根据土质好坏，单凭收成大小进行评产，结果引起社员的不满。这个问题提到互助合作站以后，大家进行了研究，并请先进社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结果找到了评产的正确方法。一区区委书记李运保在龙得江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了改良土壤的经验，通过互助合作站也得到普遍推广。
第四，当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取得一定成绩后，县委注意领导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如何与互助合作运动相配合，如领导公安局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建立保卫工作制度，保卫农业社的集体财产。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向社内党员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推广优秀党员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领导青年团有计划地发展团的组织、增强社内的新生力量。县民主妇女联合会总结发动妇女参加合作社的经验。经过这些工作，把互助合作运动引上了正常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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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设置法律科的经验
任建新
国家机关和重要企业为着有效地使国家的法律法令在具体业务中正确贯彻，有必要设置法律工作的专门机构，以便协助机关、企业领导方面处理有关法律问题的各项工作。苏联在这方面早有经验；我国有些机关、企业也在这样做，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已有显著成效的一个。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设有一个法律科，是一九五三年在原中长铁路管理局法律处的基础上成立的。它是铁路管理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处理有关法律工作问题的专门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管理局长监督和检查国家的法律法令在铁路企业中的正确贯彻；审查各业务单位草拟的各种法规和命令；研究处理业务单位提出的有关法律工作的问题；代表机关、企业在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整理和编纂同业务有关的各种法规、命令、决议等文件。哈尔滨铁路管理局除设置了法律科这一专门机构以外，另在所属各分局和商务处、职工生活供应处等，设立了法律顾问，在管理局法律科的指导和联系下，协助各分局和各处领导方面分别进行有关法律的工作。
两年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的法律工作，由于领导重视，由于吸取了原中长铁路法律处的工作经验，对于贯彻国家法律法令，教育职工遵守国家法律，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以及维护铁路企业的合法利益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协助局长审查各业务单位起草命令、条例、规章、指示等文件方面，根据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的统计，经过法律科和法律顾问审查的文件有一千八百七十件（包括各分局的），其中有一千一百多件是经过他们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后才发布的，占发布文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经审查后认为不适当而由领导方面决定不发布的，仅管理局的就约八十件。如一九五四年三月业务部门起草了一件关于组织铁路医师劳动鉴定委员会的命令，经法律科审查，认为以劳动鉴定委员会来代替劳动保险委员会和残废审查委员会的职权，是同国家劳动法令有关这个问题的规定的精神不符的。领导方面采纳了这一意见，没有发布这一命令。又如法律科在审查
“管内各站改革信号显示办法及信号处理方法”
（草案）的时候，发现内有“在新的信号未公布前，以上各项指示与现行的铁路信号处理规则抵触之处暂按本指示的规定办理”的规定，认为这同铁道部技术管理规程所规定的信号规则有所抵触，经提出意见，作了修改。由于铁路管理局的各项法规、命令、指示等文件的发布，事前经过法律顾问的审查，一些不应当发或者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确定不发，一些可以改用电话或其他联络方式解决的问题尽量避免发文件，因此，在机关反对文牍主义作风的斗争中，法律科和法律顾问们的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统计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管理局和各分局共发布了一千四百零四件文件，比一九五三年同时期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强，其中属于管理局发布的文件为二百七十五件，比一九五三年同时期管理局发布的文件则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二强。另一方面在文件的质量上较以前也有了提高，文件中显著的错误和相互矛盾的情况逐渐消除了，这样，下面也更容易执行了。上述文牍主义现象的减少和机关工作的改进，固然是由于铁路管理局党政领导方面注意督促检查，但显然也是同法律科的建立和法律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科和法律工作者在这方面的作用，哈尔滨铁路管理局于去年五月四日专门发布了一个命令，指示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律工作对业务单位的监督作用，并规定各业务单位草拟的文件在签署前必须经过法律工作机构的审查。
在维护国家铁路企业和群众的合法利益方面，管理局法律科和各分局法律顾问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审查合同方面，一九五三年审查各种合同、协议、契约等共计三千二百三十五份，一九五四年共计审查了八千九百七十八份；共计款数在一万亿元以上。凡是经过审查的合同，都符合国家的计划，并基本上保证了签订合同的双方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同时使那些不合国家法律、法令的合同，得到修正。合同的质量显然提高了，如一九五三年合同修改率为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到一九五四年即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监督检查税收方面，由于法律顾问不断进行重点检查，对保证国家税收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去年抽查时，即发现仅基本建设合同少贴印花一项即漏税一亿五千七百三十六万元，后令其补缴。在监督检查保险方面，根据一九五三年抽查结果，不少单位没有按国家法令规定进行保险，仅材料部门上半年的财产保险就少保了五百五十三亿元，卫生部门没有办理保险的财产达七十余亿元，机务部门哈尔滨分局三棵树机务段四十台机车和值十七亿元的材料都没有投保。这些现象经法律科提出建议得到纠正后，一九五三年第三季度遭受灾害的财产便得到及时补偿，据初步统计即达人民币约四百亿元。一九五四年各部门对保险已较重视，但经法律科检查后仍发现：哈尔滨机务段和三棵树机务段有十六台机车约计三百二十三亿元以上的财产没有投保，经提出后，都已纠正。所有这些工作成绩，都是根据管理局领导方面的意图，并按依法办事的原则取得的。经验证明：为保障企业各种业务活动的合法性，建立和健全法律科，并使之成为贯彻法令和检查工作的有力助手，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在代表机关、企业进行诉讼案件的处理方面。由于法律顾问是专门进行法律工作的干部，他们比较熟悉法律法令，比较能够从法律的角度上客观地考虑问题，因而在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财产、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以及教育铁路职工守法等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解答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各业务部门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方面，法律科也作了许多工作。两年来经过法律科解答的有关法律性的问题，有记录可查的，一九五三年全年为一百三十八件，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经验证明：有关法律性问题的解答工作，是向铁路业务单位和广大职工灌输法律知识和宣传守法的一种必要的方式。这一工作是相当繁重的，特别在宪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已经颁布之后，国家的法制建设已进入了新的时期，必须适当加强法律科，才能够把这项工作作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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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护你的证件
奔放
有不少人马马虎虎、丢三忘四，害了随随便便的麻痹症。从报纸刊登的遗失证件启事里也可以看出来。
许多报纸的广告栏里，差不多天天登出十条、二十条甚至更多的“遗失证件，声明作废”的启事。连年累月，究竟有多少证件遗失了，没有人去统计。仿佛，遗失证件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现象”。
要是看一看阶级斗争和敌我斗争的严酷现实，深思遗失证件现象蕴藏着的危险后果，我们就不能不为这种“普通现象”捏着一把汗。
最近，报纸不断公布出破获了的反革命特务间谍案件，证明那些叛卖祖国、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恶棍们，还在我们中间隐藏着，并且不断地被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派遣进来。这都是些狡猾、阴险、机巧的家伙。他们最爱用的伪装手法，就是政治上的两面态度。因为他们很清楚地了解：只要他们一公开出现，人民就会像踩小虫一样，把他们踩碎。所以，他们就竭力模仿“工人”、“干部”甚至“共产党员”的样子，涂上各种保护色，暗中进行罪恶的破坏和暗害勾当，来实现他们主子的计划。
反革命分子在伪装自己时，特别努力于谋得、盗取和假造一张党和政府的证件，一纸军人护照，一枚职工会、合作社及其它人民团体的证章。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宣判的美国空投特务案件的罪证中，就有特务分子刻制图章用的大批刻刀、木料和笔墨，并且有伪制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的“护照”。个别漏网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得以钻进我们内部，也是借助于假“证件”的功用。
反革命分子想方设法获取证件，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知道，共产党员、政府干部、革命军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他们一旦获得了这种证件，就容易骗取人民的信任，便利自己的破坏活动。
在这方面，那种粗心大意的遗失证件的行为，自然是敌人十分欢迎的。他们不但会给反革命分子、敌对阶级分子、流氓骗子的伪装、蒙混、诈骗和破坏捣乱造成机会，甚至可能给敌人打开一条钻进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军事要地去的道路。有些被捕获的特务间谍供述：本来要费尽心机才能假造成不大像样的“证件”，但遗失证件的人却使他们获得了地道的真证件，并可仿造出更多的一丝不差的证件来给他们的同伙；本来应该在较长的时间内用复杂的方法才能偷得的证件，有时从证件遗失者那里很容易就得到了。
证件的遗失，往往不是由于什么“难以避免”的“客观原因”。其实，我们中间有不少具有高度警觉性的人，他们即使在最紧急、最危难的情况下，也能严密地保护国家的机密和证件；有很多人遇到了火灾、洪水、失事等灾害，但是仍然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证件和证章。可是由于不少党组织对干部和群众缺乏经常性的提高警惕的教育，不少人漫不经心，毫无警惕，甚至在平常的情况下也把证件丢掉了。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证章、证件是区别内外、分清敌我的一种标志。证件一旦落到敌人手里，结果就会完全颠倒过来。为了在今后有效地堵塞这个漏洞，我们认为一方面应该不断地改进制发证件的工作，各机关、企业和学校等发给工作人员的出入证，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尽量采用贴有像片的工作人员证，少用甚至根本不用只有机关、企业的名称和号码的证章。因为这种证章的流弊很多，一经遗失就能立即为坏人利用，不易察觉。另一方面，根本的办法还是在于教育工作人员应该十分爱护自己的证件。要善于通过一些典型的事例，来教育提高工作人员的革命警惕性，使他们认识到遗失证件的严重危害性。对于漫不经心、粗心大意因而遗失证件的人，应该给予他们严格的批评，如果这种行为是一贯的，并且已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损失，还应给予他们必要的纪律处分。目前不少机关、团体、企业部门的党政组织，对于丢失证章现象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严格态度。对丢失证章的人员既不严肃追查处理，也不认真进行教育，顶多要他们登报声明了事。这种态度当然不能唤起工作人员的警惕性，而只能使他们滋长麻痹松懈情绪。
爱护证件，牢固地堵塞一切足以为敌人利用的空隙，是每一个爱国人民的神圣义务。如果全体人民随时随地凝神注视敌人的阴谋诡计，每个企业、每个机关、每个农村都造成经常保持高度警惕性的环境，敌人就很难躲藏在我们的土地上，在他们初次试图破坏时，就会受到揭发和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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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党组织的活动
广州大批优秀职工入党
去年广州市的四百个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工厂企业及基本建设、交通运输部门的统计，去年一年中有三千四百五十五个优秀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被党组织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工人占的比例最大。在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企业和基本建设、交通运输部门的
一千七百七十五个新党员中，工人占了一千零六十九个。在这些工厂企业中还新建了党的委员会七个，总支十九个和支部二百零三个。
这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一般都是经过几年来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考验、在生产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和模范人物。在去年入党的三千四百五十五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中，广州市劳动模范即有六十一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三百三十二人。
去年入党的工人中，很多已经成为生产工作中的核心和骨干，有一部分已被提拔担任领导工作，有的被提拔为干部和党的工作人员。如中共广州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去年接收的新党员中，有一个被提拔为工地副主任，十三个被提拔为工段长，八个被提拔为干部，一个被提拔为建党组织员，并有七个被培养为工地支部委员会委员。（南）
注意在少数民族中建党
四川省汶川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共汶川县委会根据这一地区的特点，最近举办了各族人民积极分子训练班，对他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经过教育并接收了已具备入党条件的十六人入党，其中有十人是羌族。这些新党员都是在各项工作中的先进人物。如新入党的羌族人陈宗彬，就是一个生产能手和治安模范。
（逸之）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发展新党员
安徽省农民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全省有四万七千多个农民先进分子参加了共产党；另外有十万多个农民先进分子要求参加共产党，他们正在积极创造入党的条件。
随着大批觉悟了的农民参加到党的组织里来，全省已有百分之八十的乡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些支部已成了农村中领导和巩固互助合作组织的核心力量。涡阳县农村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以后，很快加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内的政治工作，克服了部分社原来忽视农业、盲目经营商业的资本主义思想。六安县十里岗乡有四个新建社，原来因缺乏思想教育和生产管理不善，使一些社员动摇不定；党支部立刻通过这些社中的十一个党员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推行“小包工”制度，改进生产管理，使这四个社得到了巩固。（新华社）
学习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
中共黑龙江省委基本建设部于一月二十日通知各市委基本建设部、工业部、矿区党委、工程公司党委学习人民日报一月十三日刊载的苏联尼·谢·赫鲁晓夫“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一文，通知中说，这篇论文“很重要，对基本建设工作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报黑龙江记者站）
北京市委党校第七期开学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第七期开学了。参加这一期学习的党员干部有四百多人。
这一期学习的主要课程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的建设理论和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十二章等。教学的方针是：进行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使学员深入地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学习过程中贯彻党的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批判学员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一期还开办了初级班次，以满足一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理论基础较差的干部和新提拔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学习要求，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京）
布置春耕生产工作
最近，中共河南孟津县委召开了各区区委员、区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骨干联席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去年冬季孟津大雪成灾，很多社的冬季生产受到影响，有一部分人对今年能否增产缺乏信心，但也有少数社盲目乐观，说什么“麦盖三重被，头枕油馍睡”。全县大部分社都没有开始准备春耕工作。针对以上情况，会上批判了这两种错误看法，同时决定各区委应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一面要做好麦田管理工作，一面抓紧时间做好春耕准备工作；备好种籽、肥料、牲畜、农具，为确保农业增产创造条件。
（中共孟津县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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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一九五五年第四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五年第四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这一期以“防止原子战争的威胁！”为题发表了社论。社论指出，世界和平理事会发动的反对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正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展开。人民正在经历着自己历史上最紧要的阶段。世界人民能够而且必须禁止原子武器。每一个正直的人，每一个社会团体都应该起来反对原子毁灭战争的威胁。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为本国人民争取美好的前途的斗争是和保持和巩固和平的任务分不开的。它们将用全部力量来保证人民的这个事业完全胜利。
这一期刊载了苏联一九五四年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和第一次俄国革命五十周年宣传提纲。
这一期发表的重要文章有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奥·诺曼的“不许迫害德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指导处委员鲁·格雷科的“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和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和匈牙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艾·安迪奇的“匈牙利人民争取和平和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等。
诺曼的文章指出，审讯德国共产党是美帝国主义者指使而且按照他们的办法进行的。德国共产党认为这不仅是对共产党人的威胁，而且是对一切爱好和平的爱国人士首先是工人和工人组织的威胁。国内和国际上反对这次审讯的斗争，是和反对巴黎军事协定、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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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四年的一些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在一九五四年都获得了不少的成就。
在技术科学方面，配合钢铁工业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选矿、冶炼及耐火材料等试验研究工作。为钢铁工业地区炼焦用煤的需要，进行了炼焦原料基地的研究，确定了长远用煤煤种。对合金钢的研究，试制出苏联40X汽车钢的代用品——锰钼合金钢，为我国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提供出适合我国资源情况的新钢种。在粉末冶金研究方面，协助大连钢铁厂掌握了粉末冶金方法，制成了五种TK硬质合金，初步解决了影响质量的烧成扭曲问题，为机械切削及矿山钻探提供了优良的合金。青铜含油轴承也已试制成功，可以在纺织机械以及其他机械上应用。
在生物科学方面，对金霉素生理的研究，发现接种培养基能影响金霉素的单位产量，并找到了提高金霉素单位产量的方法。对紫菜生活史的研究，解决了紫菜人工养殖的孢子来源问题。微山湖和洪泽湖蝗区的调查研究，找出了这两区蝗虫发生的规律、食性、生理现象等，为根治微山湖和洪泽湖区蝗虫提供了重要资料。棉花落蕾落铃的研究，证明了光照不足，影响脱落，从而可以提出整枝、去叶等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古脊椎动物研究方面，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了三枚相当于北京猿人时代的人类化石牙齿。在地学方面地震的调查研究，鉴定了许多城市和地区的地震烈度，编制出区域地震图，供各产业部门作为防震设计的依据。中期天气预告的研究，对防洪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气候研究方面，对黄河流域气候，特别是雨量方面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参加黄河流域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提供了黄河规划中的地形、土壤、植物等各方面的科学资料。
物理学方面，在合金组成规律的研究中，对于两族副族元素化合问题和晶体结构的关系，获得初步成果。数学方面，在拓扑学和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方面的研究获得了有价值的结果。化学方面，对金霉素的发酵、提炼和结晶的研究，已收到很大的成绩。对有机矽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对抗血吸虫病锑剂的研究，也有很好的效果。对稀有元素的研究工作也获得了成绩。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对少数民族语文的研究，完成了西双版纳傣文、怒江傈僳文、云南德宏傣文三种文字的改进方案。考古学研究方面，在西安、宝鸡等地发掘了战国、汉、唐各时代古墓一百多座。在洛阳发掘出西汉河南县城遗址，根据文献记载推断这是中国第一座古城“王城”。在陕西长安半坡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期遗址。此外并探出战国墓四百多座。在近代史研究方面，对于研究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和台湾历史等方面，作了一些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写成了少数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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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选出省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六日在广州市举行。会议选举了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陶铸当选为广东省省长，古大存、冯白驹、贺希明、文敏生、陈汝棠、丘哲、尹林平当选为副省长。丁颖、王国兴（黎族）、朱光、李沛文、李坚真（女）、李朗如、李洁之、杜国庠、沈一公（瑶族）、沈育民（女）、周楠、周铮、林克泽、林美南、林锵云、容祖诰、秦元邦、高兆兰（女）、区梦觉（女）、寇庆延、曹若茗、麦蕴瑜、云广英、云应霖、冯燊、张永励、张?村、黄洁、杨一辰、杨荣国、赵紫阳、欧阳文、邓文钊、萧文、萧隽英、萧焕辉、罗梓材、罗雄才、罗浚、蚁美厚、谭天度等四十一人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周楠当选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还选举了粤东、粤中、粤西、粤北、海南等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会议传达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精神，审查和批准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广东省人民法院一九五四年的工作报告。“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明，到一九五四年底，广东全省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已经从一九五三年的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增长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粮食生产比一九五三年增产百分之十一点四六，已完成五年计划增产任务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八。其中稻谷增产达到五年计划增产任务的百分之五十点九。经济作物，如甘蔗、花生、黄麻、柑桔、香蕉、菠萝、蚕桑等也普遍获得增产。同时，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也有了发展。会议确定了广东省一九五五年的工业农业生产任务，今年全省要求粮食增产百分之十，甘蔗增产百分之十五点一八，花生增产百分之四十一点八，黄麻增产百分之八十七点六二。会议指出今年农业生产任务的完成，主要靠互助合作运动的巩固和发展，因此要求办好全省预计在今年春耕前发展的一万三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地方工业在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下，要充分利用现有工业设备潜力。今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要求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六八。在讨论中，代表们对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批评，并一致表示一定更好地团结全省人民，为胜利完成一九五五年的任务而奋斗。
会议并一致通过了“拥护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的决议”。（本报广东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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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一江山岛战斗中被俘的蒋贼军官
承认抵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击
在一江山岛战斗中被俘的蒋军军官说：我们经过一江山岛战斗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国民党想守住沿海岛屿和台湾是不可能的。
被俘的原蒋贼突击第四大队大队长王辅弼说，当解放军进行登陆作战的时候，他曾想起蒋贼国防部长俞大维说过的话。他说：“在去年十一月里的一天晚上，俞大维陪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和美国顾问等十多人到了一江山，把我们叫到他跟前去。俞大维说：‘一江山是大陈的门户，大陈是台湾的屏障；一江山不保，大陈难守；大陈不保，台湾垂危。’从前我认为一江山岛有坚固的工事和险峻的地势，我们起码能守几十个小时，可是实际上解放军一登岸只不过二个钟头，就把我们一千多兵力消灭了，我本人在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就当了俘虏。”
王辅弼说：“蒋介石为了激励部队士气，说什么制空权、制海权都在他的手里。但事实怎样呢？我曾在一江山用望远镜亲眼看到停泊在大陈岛的四艘军舰被炸毁炸伤了。当解放军空军炸得最猛的时候，一江山地区司令王生明要求台湾空军来支援，但是连飞机的影子也没见。”他说：“解放军海军力量的迅速增强，也是我们料想不到的。过去上面对我们说，解放军的海军不足道，不可能发起渡海的两栖登陆作战。但是解放一江山岛那天，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海军在大白天就攻击我们，无数舰艇直扑一江山。当时蒋介石的军舰躲得不见影子，出来的几只舰艇都被解放军海军打了回去。”他说：“我对解放军海军力量估计不足的另一面，是我们认为即使解放军打一江山岛，也不过是用像过去打舟山时的机帆船和风船。因为岛子很险要，而且我们有炮火和各种火力，想从正面登上滩头是很困难的。但我们没有想到解放军不仅有强大的空军，并且有这样强大的海军，用来登陆的都是现代化的登陆艇。”
被俘的原蒋贼一江山地区司令部情报参谋葛覃谷说：“去年蒋经国到一江山时曾经对我们说，一江山是反攻大陆的大门，我们不仅要守住这扇大门，而且要从这门里出去反攻大陆。因此‘一江山地区司令部’和‘大陈防卫部’都苦心孤诣地加强工事的构筑，加强炮火等等火力的配备。”他说：“可是这抵挡不了解放军陆海空军的强大攻击。一千多人几年来不断构筑的工事和数以千计的机船运来的武器弹药，在短短的二个小时以内，就被彻底摧毁了。在解放军的炸弹和炮弹的猛击下，我看见我们的炮身都被烧得通红弯曲了，许多钢骨水泥工事被炸得几乎连影子也没有了。当我从碉堡里出来投降时，高地上已经竖起了解放军的红旗。”
被俘的原蒋贼一江山地区司令部作战组长刘五中说：“蒋介石曾经吹牛，说什么‘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可是他说这句话快六年了，还是困在台湾这个孤岛上。现在蒋介石还在梦想回到大陆上来做‘总统’，又说什么‘五年生聚，五年复国’，和美国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但是单从我们打败仗的经验来看，这些阴谋也都是要失败的。”（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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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烈属军属生活过得很好
甘肃省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们积极劳动生产，生活都过得很好。据酒泉、泾川等十三个县四十八个乡的统计，去年烈属军属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占其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四，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十二。磴口县河濠村军属安九镇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全家得了五百八十个劳动日，分得细粮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多斤，除改善生活外，还卖给国家二千二百六十六斤余粮。他本人被评为县的模范军属。
一年来全省共拨发优抚事业费二百九十多亿元，扶助烈属军属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据高台等十个县二十八个区的初步统计，享有补助费的二千七百三十八户烈属军属共买进耕畜五百六十六头。
在城市的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参加了各种副业生产，有的到工矿企业部门工作。兰州市人民政府去年介绍烈属军属到合作部门及工矿企业单位去工作的有一百三十四人。同时还组织烈属军属建成了三座豆腐坊、粉坊，五处洗衣局和洗衣小组。此外，各地对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和贫苦的烈属军属，都给予了定期的实物补助。（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