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1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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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依靠贫农”吗?
刘三虎
有一位耿同志,领导着一个重点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看报倒是挺“认真”,早把“依靠贫农……”的阶级政策念得烂熟了。他对重点周围的许多合作社的骨干分子讲话的时候,也会这样讲一大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贫农是半无产阶级,跟工人阶级最接近;在农村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依靠他们。特别是互助合作方面……”他怕大家接受不了,翻来覆去地一再讲解;动不动就批评这个“执行阶级政策不坚决”,那个“不懂得依靠贫农”;这个“划不清阶级界限”,那个“阶级观点不明确”。有一位合作社的社长竟被他批评得大哭了一场。
去年秋天,在耿同志领导的那个重点社所在的村子里,有十二个农户要求入社。耿同志扳着指头算了一算,突然大吃一惊,笑容从嘴角悄悄溜走,板起了面孔,在喉咙里咕哝着:“哦,这一户没有牲口,这一户缺少大农具……,还有那个家伙,看起来就不顺眼……”他在考虑:“吸收这些人入社,老社员太吃亏……社才办得像个样了,这些户一添进去,可就又难办了……”他好像碰到了多么为难的事情,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了。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入社是不能阻挡的,就让他们入吧!不久,开会评议生产资料,耿同志提出了:“旧社员的农具牲口过去评得很合理,不用再评,光评一下新社员的吧。”这个社原来有四辆大车,实际上只值五百八十万元,却故意说评的是八百多万元;当时牲口农具正是跌价的时候,要新社员的牲口农具按暂时跌了的价钱评定。有些新社员没有牲口农具,却要按照老价“贴股子”。没牲口农具的“贴”不起,有一点点农具的也嫌吃亏。有十户贫农热呼呼地要求入社,一瓢“冷水浇头”,只好不入社了。
耿同志满意地微笑着说:“贫农入社咱欢迎,格住(受得了)四评就能行!”有人对这事提出了批评,他就说:“不是不让他们入社,他们非退出去不行,我有啥法?”有人把他的“妙计”揭穿了,他无言答对,好久才说:“这是社员们的主张呀!”
口口声声“依靠贫农”,千方百计排斥贫农。耿同志的阶级立场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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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拔苗助长
仲夏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规律是由小到大。如果条件具备,适当扩大,在生产上就能表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如果不顾条件,盲目扩大,拔苗助长,将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去冬以来,在合作化运动中,有些老社在几年来的工作基础上,根据生产需要和群众要求,适当地扩大了,这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少数地区也出现了不顾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盲目扩大的不健康的现象。
这些社是在什么情况下“大”起来的?据几个地区的材料看,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不了解合作化运动的复杂性和艰苦性,或者迷惑于少数积极分子的表面热情,不能保持冷静头脑,在布置任务时助长了乡村干部的盲目积极性。就乡村干部来说,他们愿办大社,除下一般的社会主义热情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河北定县赛里村干部愿意办大社,有以下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一、在会上挑了战,要办大社,不能说了不算。二、不办则已,办就大办;这样光荣、体面。三、本村党团员不少,抗日战争时各种工作都不落后,现在老叫去外村参观、真“受刺激”。因此,党员干部就向党员们说:
“人家是党员,咱也是党员;人家能办,咱就不能办?”四、小社头绪多,领导不方便,不如干脆办大的。山西襄垣土地窑的社干部说:“一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赶,要办就办大的。小社没油水,干部照样费劲误工。”北京郊区有些干部是以“赛跑”的情绪来办大社的,这村听说那村办了大社,就说:“他们能办,我们就不能办?”田村一下办起了四百户的大社。黑龙江巴彦县有些干部认为“办小社不解渴”,天德村为办大社,把二里以外不够条件的小屯也硬拉过来并成大社。有些干部盲目地认为:办起大社,扩大面积,拔除地界,就可以开拖拉机。他们觉得办社越大越光荣,社会主义也就来得越快。这些社的基础一般都不够好,有几个小社合并的;也有以一个小社做底子扩大的;还有所谓“平地起堌堆”从互助组一下办起大社的。如京郊南苑马家堡乡,互助基础很差,一下子就办了个二百多户的大社。
“轰起来,大报名”是他们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有些社只经几次大会就“成了功”。定县赛里村经过短期酝酿,一天就报了四百多户。干部最后还声明:“要退社的三天内可退,三天以后想退也不能退了。”为了办大社,成立了一个六十一人的筹委会,委员办公记工分;还没有“四评”,就已经记下两千多工分。社员反映:“光这就要闹穷哩!”河北满城大固店村已报了九十多户,干部还嫌少,要“挨门动员”,凑成大社。个别村甚至采取粗暴手段来“动员”群众。如东光县徐官屯连开了几昼夜会,干部说:“白天不通黑夜开,黑夜不通白天开,谁通了就不用来开会了。”
群众是什么态度呢?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贫农,一般地说是积极入社的。他们有些人心中虽然没底,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很大的。其他农民的思想则是各种各样。赛里村一些中农户本来想“看看再入”,给干部一“轰”,空气压得非叫
“入了再看”不行,就勉强入了社,他们说:“入就入吧,天塌压大家。”没有入的,就组织假社来对付这个“运动”。杨老锁等九户有车有牲口户就“组织起来单干”。经人揭破,他们就大卖起牲口来。老锁卖了骡子,杨登科卖了驴。东光县徐官屯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社员不是自愿入社的,有些生活很好的中农入社也不投资;京郊马家堡乡张永安入社后,老婆整天和他吵嘴,说:“这样一大摊,弄不好。”
社“大”起来以后是个什么样子?由于合的太多,并的太大,扩的太乱,社干部普遍感到“包袱沉重”。徐官屯的大社社长愁的吃不下、睡不着。他说:“区里再不管,我可就要跑了!”满城大固店村社干部处于“愁、怕、忙、乱”状态:社大事多太忙,经营管理太乱,没有办法光愁,又怕挨上级批评、落群众埋怨,觉得“掂不起来,放不下去”。宋老东社的社长觉得一下办这样大,“超过了自己的心事”;社员也说:“俺社长办四五十户的社还差不多,弄这样大就没了办法。”定县赛里村大社社长杨秋谷(党员)说:“为了大局,有苦难诉;前进不能,后退不得。”觉得“越走水越深”。区委副书记对这情况办法也不多,就说:“走吧!走到哪里算哪里!”
社干部缺乏领导经验,社员思想动荡不安,必然的结果是生产管理混乱。京郊万寿寺办起二百多户的大社,劳动组织混乱,社员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没几天就又要退社;最后还剩四十多户,生产也受了不少影响。满城县有些大社干部不敢开会,怕社员提出问题解决不了;有些社员去问社长该到哪块地去干活,干什么?社长也答不上来。这些情况,不但影响社员情绪,对社外群众的影响也不好。有些群众说:“看起来轰隆轰隆,实际上背背不轻。”有些大社办起来以后,牲口集中喂养,社员不愿投资,缺草少料,牲口开始瘦弱起来了。定县北俱估社已死了牛、驴各一头。“四评”中的问题也很多,有些评得很草率,有的评不下去。柏乡县有些社员反映:“新的多,老的少,一吵吵半夜,什么也干不了。”有些终年习惯拾粪的人,入社后因生产秩序混乱,粪筐也不上肩。
盲目扩大所造成的混乱现象,已经使有些干部的头脑开始清醒起来。在各地党委的检查督促下,这些不健康的现象有些已经纠正。山西阳城县的五十七个百户以上的大社,已有十八个“分社、减户”,变成较小的社;出社的二百多户组成了十三个互助组;中共当地支部并调整出来一些党员参加到组里去帮助把组办好。河北沧县地委检查大社情况后,提出对确实有条件办好的加强领导,帮助办好;条件不具备或勉强合并的,坚决分散或缩小。这些措施都是适时和必要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整顿工作必须通过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来进行,和他们共进共退,严格防止“泼冷水”。除对个别思想作风特别恶劣的分子给以严肃的批评以外,对一般干部和积极分子只能采取说服教育办法,使他们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合作化运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盲目冒进的危害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方针的正确性。要宝贵他们的社会主义热情,鼓舞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继续把合作化运动向健康的道路上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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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油茶可以提早四年结实
赵起
浙江省宣平县永丰区明山乡叶山头自然村的互助组长涂金地,用扦插方法繁殖油茶,可以提早四年结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增产油料的方法。
涂金地的这个试验是在一九五○年开始的。那年“清明”时节,他在当地潘金山腰部扦插了一百二十七株油茶枝条,有百分之九十八成活了,并且都长的很好。据浙江衢州专署和宣平县人民政府去年派员调查结果:这些用扦插方法繁殖的油茶,一般根系发达,生长良好,平均株高二尺六寸六分,树冠幅围平均四尺八寸一分;其中二十六株已开花结实,比当地用种籽繁殖的,提早了五年左右结实。已结实的树中,有一株结有六十一个茶蒲(果实),相当于一般种植十龄的油茶树的结实数。
油茶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这种作物的适应性很广,在华南亚热带和长江流域多数地区都能种植。茶树果实的产油率较高。油的用途也很广泛。油饼可以做肥料。这种油料作物可以在山区大量发展,不和棉粮等作物争地。
油茶要七、八年结实(在长江流域),无法很快获得收益。
涂金地的繁殖方法能把油茶开始结实的时间缩短到四年。它提早四年结实,国家可以提早四年得到油料,农民可以提早四年获得收益。这在争取时间上说,是有意义的。
涂金地扦插油茶枝条的时间是“清明”前后,距现在还有一个多月,准备大量种植油茶的地区,运用这种方法种植,或选择重点进行试验,是来得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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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卢氏县“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卖粮前后
姚放
一九五四年夏季国家统购粮食时,河南省卢氏县下柳村“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部分社员思想上有些抵触。有些妇女社员看到自己丈夫把整布袋的粮食背出去,还“哭了一鼻子”。有的抱怨地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别的倒没有啥,就是卖余粮太蹩劲,一点马虎打不得,还不胜单干户自在咧!”
秋后的统购统销工作开始的时候,中共乡支部召开了党员团员联席会,了解了社员的思想情况,感觉到了进一步提高社员的政治觉悟的必要。这时,恰巧乡支部书记、社长侯树立从北京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回来。就用他看到的一切向社员们作了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前途教育。接着,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向全乡人民广泛宣传了支援解放台湾、支援灾区人民、支援工业建设的重要意义。社员们纷纷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号召,给个体农民做出榜样来。”但是,待要“实际行动”的时候,许多人又踌躇了——社员们的思想并没有真正弄通。
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支部又召开了一次党员团员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学习了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向祖国报告”。这篇通讯里说:共产党员张自芳为了藏族人民,为了建设祖国的边疆,不怕饥饿、不怕寒冷,直到被大树压伤,快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时,还念念不忘毛主席,念念不忘亲爱的党,念念不忘通车拉萨。大家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沉默了一小会,共产党员乔友朋才抬起头来说:“比起张自芳同志,咱们真惭愧!人家那样艰苦工作为的是啥?咱们呆在家乡,不受冻,不受饿,做一点工作,动不动还要为自己打算,讲价钱。”党员刘进贤,团员蔡当锁说:
“人家觉悟咋那样高!咱们要是都跟他一样,啥事情都好办了!”乡支部书记侯树立说:“人家是党员,咱们也是党员,虽然工作不一样,可是同样是做社会主义工作。这一次统购统销,我们党员要把全社带起来,把自己的思想提高一步,才对得起这位张自芳同志。”当场党员团员们都表示:保证全部卖出自己的余粮,同时还要说服自己家里的人;并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党员团员负责几户,把统购统销的宣传工作做好。
思想酝酿成熟了。第三天晚上,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会上,社员们都表示:根据实际情况,有多少余粮就卖多少。当全乡许多农民还在徘徊观望是不是要“实打实”地卖余粮,还在考虑是不是加入或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五三”社用行动向全乡群众作了一次有力的教育。他们把要卖的余粮集中到一处,根据粮食公司收粮标准,自己先分类验了级。在一个大晴天,排着大队,挑上余粮,打着锣鼓,直奔城关仓库。不上五十分钟就全部卖完了,卖粮的款子也一次拿到,手续简便,又快又好,二十一户老社员,共计卖出余粮八千二百多斤,比原来预定的任务超过了将近百分之四十;连十四户新社员的余粮,总计卖出一万一千多斤。另外,还卖了两千斤左右籽棉。
送粮队伍在路上不断听到赞美的声音:“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好,你看人家一个社卖的余粮,差不多顶咱小半个乡的余粮!”售粮后,下柳村一带的个体农民对社员们更显得亲近了,不少人打听社啥时候再扩大,好准备参加。
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社里卖了余粮后添购了七条耕牛,还打算买一匹马。社员们自动把卖余粮得到的钱向社里投资。他们修建了两个公共厕所,添购了四十个尿缸;冬耕前筹划建设的一座粉坊,卖粮以后也因为资金能够周转而提前开始磨粉了。他们还准备发动社员买几条半大的猪交给粉坊喂养;并且准备烧两窑石灰。这些,不仅对于冬季积肥有直接的帮助,而且也给农业社经营多种经济创造了初步的条件。此外,全社和社员个人,还归还国家贷款二百多万元,储蓄了一百四十多万元,增添了五十多股信用社和供销社的股金。
统购开始时,恰巧市场上灯油、食油供应不及时。一部分社员不满意地说:“成天说‘社会主义’好,谁知道社会主义还没来到,把人眼睛都过瞎了(晚上点灯没油),肠子都烤干了(吃菜没油)。”支部就发动大家讨论:“粮食、棉花、油料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增产了还不够用?应该怎么办?”据侯树云等十户社员(四十五人)的统计,三年来棉布消费情况是这样的:一九五二年他们只用了细布四丈八尺;一九五三年增加到十六丈四尺五;一九五四年还没到年底,就用了三十三丈二尺八。油的消费也一年比一年多。可是,油料棉花的产量,却没有增长那么多。加上工厂工人多了,部队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消费量的增加,再加上有些农民不肯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和出卖农产品,怎么能怪供销社卖油少呢?通过这样讨论,大家明白了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和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他们按照社里土地的特性和国家的要求,制定了一九五五年作物种植计划和增产计划。接着,农业社又和供销社订立了合同,集体解决了社员们的灯油、食油消费和耕畜油饼的供应问题,大家更满意了。
为了巩固和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社里的党小组和管理委员会又组织了一次讨论。内容是:在一九五四年两次统购中,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思想表现咋样?入社后的劳动态度怎样?是不是虚心学习别人生产经验和耐心地给别人传授技术?对社里公共财产是不是关心?队和队、社员和社员之间是不是有意见?对社外农民的联系和帮助咋样?方法是:先党内后党外;由骨干到群众。党员团员以鉴定的方式作自我检查,并提优缺点;一般社员以座谈的形式交换意见;最后开全体社员大会,由乡支部书记和社的管理委员会作总结。大家对这一次讨论,一般的都很赞成。有些社员说:这一次陈谷子、烂芝麻一齐晒出来,谁做的很对,谁做的不对,哪件事做得好,哪件事做得不好,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今后大家都有个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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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耕畜
连治水 路礼先
去年十月到十二月中旬,山西襄垣县发生了农民大量出卖牲口的严重现象。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甚至到屯留、长治等地出卖牲口。十一月上旬每集平均上市牲口一百头左右,中旬有一百五十头左右,到下旬就增加到二百头左右。上市牲口中,青年牲口约占百分之三十,中年牲口约占百分之五十,有毛病的或老弱的牲口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短短的两个多月全县就卖出了牲口二百多头,还有四百五十五头牲口准备出卖,牲口价格暴跌。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根据九庄等乡的调查材料看,农民大量卖牲口是有各种原因的。
有些农业社对牲口入股作价太低,部分中农不愿养牲口。韩保乡石灰村农业社平均每头牲口作价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五。社员崔木良说:“农业社不公道,谁有牲口谁吃亏。我的牲口别人出一百二十五万元,我还不愿卖;社里只给作九十五万元,宁卖给别人,也不归社,”后来他到底把这头牲口以一百一十万元卖给外乡了。有一些车马齐全的老中农担心牲口、农具公有后捞不到现钱,因此宁愿少卖钱,不愿将牲口作价归社。段河乡农业社社员任文锦,把价值二百多万元的好骡子,以一百六十万元就卖掉了。有部分农业社在对牲口作价时,提出了不正确的口号,如有的提出:“好牲口欢迎入社,坏牲口社里不要。”因此有些贫困户伙养着的不好的牲口就非出卖不行。在农民大量出卖牲口当中,投机的牲口贩就趁机活跃起来。他们不仅投机赚钱,而且造谣欺骗,煽动农民出卖牲口。另外,部分农业社干部和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缺乏正确的认识,也是某些农民不愿饲养牲口的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襄垣县委首先组织各乡党组织在新老农业社中结合粮食统购工作,进行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各项政策的教育;并召开全县五百七十九个新老农业社的社长、会计会议,研究保护耕畜的办法,提高了社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许多社干部在学习政策后检讨了自己在执行政策中的错误。庄里乡农业社社长检讨说:“不要贫困户的牲口,就是忽视依靠贫农的错误做法,今后可要时刻按照阶级路线来进行工作。”长隆乡农业社社长郝大久说:“检查起来,我前后做过两件糟糕事。建社时我只怕大家不愿入社,就向大家说:入了社什么都不用自己发愁啦……结果,有的户入社前就把牲口卖了。社建成后,我又对社员说:凡有牲口的户都得入到社里,牲口作价的钱借给社里,五年还清。社员申广贞(中农)怕牲口入社后得不到现钱,没过两天就把牲口卖了。这两件事情全是我没有执行好政策的后果;以后做工作可得首先学习好政策才行。”在对社员进行教育过程中,批判了那种“先卖车马后入社”的思想。九庄星光农业社社员李贵林说:“这次学习后,我心里更亮了。农业社是大家出力大家富裕,卖了牲口光依靠社是不对的;我的好骡不卖了。”经过教育以后,这个社六户有牲口的社员不卖牲口了,并自动报出了七石五斗牲口料,社里还增买了三头母畜,准备为农林牧业全面发展打根基。
为了消除某些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思想疑虑,县委领导同志还深入基点,推动全县分片进行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教育。五阳乡南沟村农业社许多社员打消顾虑后,不但不喊牲口没料吃,而且又多卖了不少余粮。
县领导机关还召开了农业社饲养员代表会议,交流了饲养经验。饲养员李富小介绍了他们社饲养和保护牲口的经验:喂牲口要做到定时、定量,使牲口也要定时、定量;饲养员和使用人订立合同,互相交代牲口的情况。会上还介绍了牲口分槽喂养和要经常保持草料、畜体、畜圈清洁的经验。会议对某些不负责的饲养员把肥牲口喂瘦了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
和这同时,县供销合作社也根据县委的指示,加强了对牲口市场的管理,达到市场平稳,价钱公平,并取缔了那些投机欺骗的牲口贩。
采取了以上各项措施以后,襄垣很快就停止了农民大量出卖牲口的现象。据今年一月十四日统计,全县有三百九十六个农业社原来计划出卖四百五十五头牲口,现在除一部分可以卖的老牲口外,好牲口一头也不卖了。还有许多农业社向牲口多的地方买回了牲口,根据四百二十七个农业社的统计,近来买回了牲口一百六十九头,用坏牲口换好牲口三百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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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的养蚕业
孙沸
山东是我国养蚕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商、周之前,山东人民就已开始养蚕。远在战国时代养蚕就已相当普遍了。据近百年历史资料记载,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是山东省养蚕事业最盛时期,当时全省一百零八县中有一百零七县栽桑养蚕,年产柞丝二百多万斤、桑蚕茧四千多万斤。
山东人民对蚕丝生产是极其热爱的。在临朐县就流传着“临朐县桑一半,临朐丝买不断”的谚语。山东人民在数千年的劳动中积累了宝贵的养蚕经验,也培育了优良的桑树和桑、柞茧品种。“鲁桑”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桑树品系之一,“鲁桑”的修剪技术也是当地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很好的植桑经验;再如柞茧种的“克领庄”“威海庄”,桑蚕种的“鲁黄”,都是极宝贵的遗产。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蚕丝业被封建统治阶级和买办资本家所操纵,蚕丝生产是随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变化而消长的。一九三一年以后,由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山东蚕丝产量逐渐下降。抗日战争期间,经敌伪残酷破坏,桑树被砍伐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茧丝无销路,大部分蚕民被迫停止养蚕。到一九四九年全省解放时,全省仅产柞茧丝六百担,桑茧二百一十万斤,一些优良蚕品种也损失无存。
解放后几年来,山东蚕业在恢复生产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九五四年柞蚕总产茧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六倍。根据四年来的统计,全省共训练蚕农约达二万人,培养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桑、柞蚕技术员约五百二十余人;桑蚕良种推广数量比解放时增加了六点五倍,蚕农养蚕一般地都能采用科学的养蚕技术,基本上消除了“讲财命”的迷信思想,因而单位产茧量普遍提高。一九五○年全省平均每张改良种产茧二十七斤,一九五一年三十三斤,一九五二年三十四斤,一九五三年四十二点七斤,一九五四年更增加到四十七点八斤,四年来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七。随着互助合作的发展,一九五四年桑蚕改良种集体催青张数已达百分之八十点五,稚蚕和壮蚕集体饲育的占总蚕户的百分之七。据一九五四年临朐县调查,全县春期饲养改良种四万零七百七十一张,平均每张收茧五十斤二两,其中合作社饲养的一千零五十六张,平均每张采茧六十斤十四两,超出当地个体农民的生产量百分之三十以上。清泉农业生产合作社饲养蚕种四十一张,每张平均产量达七十三斤十四两,树立了大共育室高额产量的旗帜。蚕茧质量也逐年提高,数年来改良茧的出丝量一般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在柞蚕生产方面,蚕农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当中,取得了不少经验。一九五四年五莲县大沽家沟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运用科学技术发动了大规模的除虫保苗运动,用“六六六”防治柞岚害虫,每市亩仅合成本一千三百元,树立了战胜虫害保证丰收的范例,转变了多年来群众中存在的“虫害没法治”的想法,因而提高了群众防治虫害的信心,给今后保证单位产量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蚕丝业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和支持农业生产,也起了很大作用。据临朐县调查,一般蚕户的蚕茧收入平均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并且茧收正在春夏之交、农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就更给了农民生产和生活上很大的帮助。临朐县六区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养了一百张蚕种,卖茧后即用茧款买了化学肥料七千二百多斤,买豆饼四千二百六十斤,养蚕剩下的残桑蚕沙能喂肥五十口一百多斤重的肥猪。又如五莲县大沽家沟村一九五四年全村一百九十三人放蚕,收柞茧一百八十一万粒,共约收入六千五百余万元,相当于九万斤谷子的价值,比全村两年生产的谷子还多。
几年来山东的蚕丝生产虽有很大的发展,但还远远跟不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由于蚕丝业务部门忽视了领导农民对桑树的栽植,对原有桑株又缺乏培育管理,虽然蚕茧单位产量有所提高,但桑叶没有增加,个别老蚕区养种张数有减无加。目前有的蚕农有顾虑,如认为:“快要入社了,现在栽上桑将来就白搭了。”有的合作社在对桑田入股的处理上没有做到农桑兼顾和合理评产,因而产生刨桑的现象。柞蚕生产方面,连年遭到严重的病虫害。这些都影响着蚕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为了贯彻国家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的方针,保证到一九六二年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山东省已决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发展养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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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鄂伦春族人民的冬季狩猎
我国黑龙江省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的猎民们,在冬季狩猎中超额完成了预定的打猎计划,为国家增产了大批的皮毛。这是猎民们正跟踪野兽的足迹前进,准备追捕。
发现了野兽以后就进行瞄准射击。
猎民们打中了一只肥壮的大鹿。
猎民们在空地上烤火休息。本报记者 纳一摄
兴安岭一带有着各种各样的野兽。猎民们打到了黑熊以后,把熊掌取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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