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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营上海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已在十二月五日提前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现在，这个车间的工人正在贯彻捷克斯洛伐克专家的建议，用双刀加工第八台六千瓩汽轮发电机的转子，工作效率比加工第七台汽轮发电机转子时又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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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农业生产任务
粮棉产量超过一九五七年指标
本报讯 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十二月十二日到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农业生产任务。任务规定，一九五六年的农业生产要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指标。会议还讨论了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远景规划。
会议根据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新形势，提出明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八十亿斤，超过原定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指标一百二十四亿斤；努力争取的目标是超过四千亿斤。明年棉花总产量要达到三千五百五十万担（皮棉，下同），超过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指标二百七十五万担。明年烤烟总产量要超过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指标二十七万担。茶叶和柞蚕茧的总产量也要达到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指标。其他技术作物和牲畜都要积极发展。对于到一九六二年和到一九六七年各种农产品和大、小家畜的增长要求，会议也作了全面的规划。
会议认为，实现明年这样巨大的农业生产任务，是具备有充分的条件的。根据目前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形势，预计明年全国即可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这将能发挥巨大的增产潜力。各级党组织加强农业生产领导，是胜利完成上述增产任务的可靠保证。另外，国家在经济等方面对农业生产的支援，也是保证完成农业增产任务的有利条件。
为了完成明年和今后的农业增产任务，会议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有效的增产措施。要有计划地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行机械化；兴修小型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开辟肥源，改进施肥技术；改良种籽；改良土壤；改进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防治病、虫、鸟、兽等灾害。会议具体提出，七年内，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一般水旱灾害，做到主要作物普遍使用良种，并且基本上消灭蝗虫、粘虫、蚜虫、钻心虫（稻螟、玉米螟）、红蜘蛛、红铃虫、蝼蛄、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甘薯黑斑病等十大主要的农作物病虫害和牛瘟、猪瘟等兽疫，同时还要基本上消灭为害农作物的麻雀、田鼠等鸟兽。会议还要求各级农业部门一直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要作出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全面规划；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大力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训练干部，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好经营管理和财务会计工作；做好发动农业生产竞赛、奖励劳动模范、组织参观、举办农业展览会等工作。会议还要求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并要求各地抓紧时机，做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准备。
对于改进国营机械农场和国营牧场的工作，发展国营机械农场和国营牧场，发展山区生产，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等问题，这次会议也进行了讨论。
会议对过去在领导农业生产上的右倾保守主义倾向作了分析批判，要求各地进一步加以克服，并且改进工作作风，以保证农业增产指标的实现。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市的农业厅、畜牧厅、农林水利局等的负责人，北京、河北等省、市的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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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机械工业部积极采取措施
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第一机械工业部正在采取措施，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计划。根据这个部最近制定的生产计划草案，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九五六年的生产总值，将比原来规定的年度指标提高百分之二十四以上，这样就可以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部的主要产品如水管锅炉、蒸汽透平、发电机、金属切削机床、各种犁、民用船舶、柴油机、电动机、矿山采掘设备、冶金设备、炼焦设备、机车车辆、电力电缆、滚珠轴承、自行车等的一九五六年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或达到一九五七年的指标。
第一机械工业部最近制定的一九五六年的新的生产计划指标，是在反覆地研究了国家各方面建设的需要和企业存在的潜在能力等情况以后确定的。过去三年中，第一机械工业部为了提高机械制造的技术水平，改变设备利用等方面的落后状况，除加紧进行新厂的建设以外，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改造原有工厂的技术设备，大量试制各方面建设需要的新产品。在今年和明年内，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十几个新建和改建的机器制造厂，已经或将要投入生产。旧有工厂经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改造以后，生产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且制造成功了近两千种国家迫切需要的新产品。这样，就为进一步发挥机械制造工业的潜在生产能力创造了条件。第一机械工业部根据这些情况，在编制一九五六年生产计划的过程中，批判了各级干部的保守思想，并且决定采取有效措施超额完成国家颁布的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指标。
国营机械工业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计划，将使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更多的机械产品，从而加速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改造的速度。据第一机械工业部初步统计：这个部一九五六年总产值将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几。主要产品的产量，如水管锅炉将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九十八，蒸汽透平将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五倍，发电机增加一点六倍，金属切削机床增加百分之九十二，农业机械中双轮双铧犁增加百分之八十九，机引农具五铧犁增加八倍，机车增加一倍以上，自行车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
现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正在积极拟订保证提前完成五年生产计划的措施。这个部的负责干部最近在北京、沈阳、上海、重庆等地分别召集所属工厂的领导人员开会，作了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动员，并且要求各工厂订出具体的奋斗目标和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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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钢决定四年完成五年总产值计划
沈阳部分工厂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五年计划
本报鞍山二十三日电 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鞍山钢铁公司决定在一九五六年，提前一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总产值计划。
按照这个新计划，一九五六年鞍山钢铁公司钢的产量要比今年的计划产量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九，铁的产量要比今年的计划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钢材产量要比今年的计划产量增加百分之七十四。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炼钢厂已经决定要进一步推广快速炼钢、新炼炉法和群众性维护炉体等先进经验，以缩短熔炼时间，提高有效作业率。炼铁厂决定普遍推广蒸气鼓风、自熔性烧结矿、高压炉顶操作等苏联先进经验，以提高高炉利用系数，增加铁的产量。轧钢系统准备大力推行快速轧钢，扩大和延长精整工段，缩短检修时间，减少事故，以增加生产。
实现这一巨大任务的另一重要环节，是鞍山各基本建设工程也必须加速进行。现在，各个工程单位已经初步制定出保证提前和按期完工的计划。例如，九号高炉原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建成，现在决定提前到一九五六年七月投入生产。
为了尽一切可能发挥企业设备的潜力，若干厂矿的设备也要在明年作相应的调整。炼钢厂在明年要增加一台百吨吊车。大型轧钢厂要添设一座均热炉，以达到设备的平衡。
目前，鞍山钢铁公司已经按照新的计划排定了各个厂矿一九五六年一月份的生产任务。全体职工正在积极挖掘潜力，设法保证实现这一计划。炼铁厂的七号高炉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已经按照明年新的定额进行生产。新定额使这座高炉每天能为国家多生产一百四十三吨生铁。
本报沈阳二十三日电 沈阳市部分工厂最近提出计划，要提前一年或一年以上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
改建的沈阳风动工具厂原计划要在一九五七年才能达到设计能力，经过职工的努力，今年的产量和品种都已经提前达到了设计要求。现在，这个厂决定争取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
沈阳低压开关厂最近编制的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草案，要在一九五六年内提前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生产任务。现在，这个厂已经着手制定一九五六年的生产技术组织措施计划，并在十二月二十日召开了职工大会，动员全体职工争取在四年内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
沈阳扇风机厂在十二月份根据现有定额和先进定额进行了一次查定，发现生产潜力还很大。例如加工车间在查定中发现刨床、镗床等设备不平衡，如果加以调整和改造，车间的生产能力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二十。经过这次查定，沈阳扇风机厂重新修订了一九五六年的产值计划。新计划规定的产值比原计划增加百分之二十。这个厂还准备在最近发动全体职工采取一系列的技术组织措施，争取在三年零十一个半月内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同时要在一九五六年超额完成七种新产品的试制计划，以保证矿山、发电站、冶炼部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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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授予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各地举行
解放军各地驻军举行军官和士兵授衔典礼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典礼，十一月下旬起陆续在北京及各地区驻军领导机关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分别在各地驻军举行的授勋典礼上，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一批授予勋章人员名单，代表毛泽东主席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人员。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已经陆续地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将官、校官、尉官的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首长也陆续地授予所属士兵以军士和兵的军衔。
九月二十八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授予在京的一批校官军衔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区驻军领导机关在十一月下旬陆续地举行了授衔典礼。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分别在北京、南京、成都、兰州、沈阳、广州、武汉等地，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各地区驻军将官以军衔，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校官以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军种和兵种的领导机关，也都在十一月下旬隆重举行了校官、尉官的授衔典礼。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大将等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到会校、尉级军官以军衔。各地驻军首长也都根据国防部命令，授予所属尉官以军衔。
军官授衔以后，各部队首长分别授予所属士兵以军士和兵的军衔。
军官和士兵的授衔典礼举行后，各驻军领导机关和各部队都举行了庆祝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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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长江大桥最艰巨的七号桥墩工程开工
新华社武汉二十三日电 武汉长江大桥八个桥墩中最复杂和艰巨的七号桥墩工程，已经在二十二日开始施工。这一天，桥梁建设者们在七号桥墩墩址上操纵着八部电动绞车和钢吊架，把巨大的钢围囹第一次沉入长江激流中。到目前为止，在长江江面上同时施工的共有六个桥墩。
现在，武汉长江水位退落到接近历史上最低水位，正是长江大桥基础工程最好的施工季节。建设桥梁的第一和第二桥梁工程队的人员，展开了提前建成大桥的劳动竞赛。江心六个桥墩正在交叉进行着下沉围囹、插筑钢板围堰、在江底钻孔和在水下灌注混凝土的准备工作。装吊工人们提前做好了现场清理工作，并且以木驳船代替铁驳船运输冲击式大型钻机，使八号桥墩的钻岩工作提前五天开工。
长江大桥的建设者们，今年初春才在长江左岸开始进行世界上最新的桥梁施工方法——“管柱钻孔法”的试验工作。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他们现在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这个新施工法的技术。过去两个月才做一个桥墩钢围囹，现在二十天就可以做一个；最初，七天下沉一根大型管柱，现在一天就可以下沉四根；用冲击式大型钻机向江底钻岩的纪录，也由六天一孔提高到平均一天一孔。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今年曾经两次追加了建筑安装计划。原来计划在江心只有两个桥墩开工，现在已经有六个桥墩在同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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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二十三日电 应邀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朱德同志率领，在二十一日下午乘火车到达布加勒斯特。
到车站欢迎的有：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斯托伊卡、基辛涅夫斯基、波德纳拉希、波里勒、德勒吉奇、法泽卡斯，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普利奥蒂亚萨和布加勒斯特的劳动人民代表数千人。
到车站欢迎的还有应邀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芬兰、瑞士、阿根廷、以色列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以及各国驻罗马尼亚外交使节、“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总编辑米丁。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全体人员、中国贸易代表团的人员和在罗马尼亚的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到车站欢迎。
代表团在二十一日上午抵达罗马尼亚边境雅西城时，受到了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阿波斯托尔、中央委员萨拉扬和达列亚以及雅西州党政负责人的欢迎。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柯柏年也到雅西迎接代表团。在雅西城车站上还举行了群众欢迎大会。罗马尼亚工人党雅西州委员会第一书记盖尔捷拉许致欢迎词，朱德团长致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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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接见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布兰敦等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二十三日下午接见了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北京访问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布兰敦及其夫人等十九人，和同时来北京的陈丕士、陈君葆等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阳翰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丁西林、郑振铎，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西欧非洲司司长黄华，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教授俞大絪，中华圣公会的赵复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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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闻天副外长同博尔茨外长继续举行会谈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洛塔·博尔茨博士二十三日上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参加谈判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团员。谈判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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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格罗提渥总理等到达鞍山参观
新华社鞍山二十三日电 奥托·格罗提渥总理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团员，今天下午从沈阳坐专车到达鞍山。
鞍山市市长李维民、中共鞍山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杨士杰、中共鞍山市委员会第二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经理袁振、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副经理李超等到车站欢迎贵宾。当贵宾们走出月台的时候，聚集在车站前广场上的两千五百多市民热烈的鼓掌欢呼；在广场上，工人们为贵宾们表演了喜庆节日的龙灯舞和狮子舞。
格罗提渥总理等先后参观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在各个车间，贵宾们受到了职工们的热烈欢迎。格罗提渥总理等不断地向他们含笑招手致意。在大型轧钢厂，庞大的轧钢机正在轧制供给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用的三角钢。在一块画着和平鸽写着“和平万岁”的黑板报上，格罗提渥总理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职工同志们万岁！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这里成长。”在无缝钢管厂，格罗提渥总理参观了生产过程和各种规格的钢管，他祝贺工人们在制造新产品方面获得成就。格罗提渥总理在无缝钢管厂的纪念册上写着：“你们的新产品，对于中国的工业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下，向着新的胜利前进。”
参观后，七千多鞍钢职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格罗提渥总理向鞍山钢铁公司的全体职工转达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热情问候。他说，当我们在你们的工厂里看到有德国机器帮助你们建设祖国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互相进行帮助，不必说什么感谢的话，因为如果没有相互帮助的话，就算不得什么好朋友了。他说，中德两国的人民都在积极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体现在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在你们这个巨大的钢铁工厂里，我们看到了朴素勤劳的、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这种工人可以创造无限的奇迹。我们认识了著名的劳动英雄王崇伦和别的许多工人，我建议你们要尊重他们，努力向他们学习，赶上他们。这样，你们的工作就会又前进一大步。
格罗提渥总理讲话以后，鞍山钢铁公司经理袁振代表全体职工，向格罗提渥总理赠送了职工们用自己轧制的钢材制作的天安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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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缅甸驻昆明总领事吴巴茂
参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新华社昆明二十三日电 缅甸驻昆明总领事吴巴茂和夫人参观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吴巴茂和夫人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个星期里，曾先后在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允景洪参观了景德工厂，在自治州的商业中心勐海参观了中国茶业公司勐海制茶厂，访问了版纳景洪曼赛寨傣族农民、西双版纳民族干部学校、勐海师范学校的少数民族学员；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祜巴勐召开的宗教代表座谈会，和勐海佛寺举行的“赕”（做功德的仪式）。
吴巴茂和夫人还出席了西双版纳民族文工队主演的民族歌舞晚会，看了傣族民间艺人用傣语演唱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等节目。
吴巴茂和夫人在允景洪时，曾经听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召存信（傣族）关于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执行民族政策、全州经济建设、农业、文教、卫生等情况的介绍，还接受了自治州州长召存信赠送的礼物。
吴巴茂在离开西双版纳以后说：“我深信这一次参观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吴巴茂和夫人在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处长李晨陪同下已经于十六日返抵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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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马尼亚排球队访问比赛开幕式在京举行
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到场观看球赛并接见罗排球队领队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罗马尼亚国家男子排球队来我国访问比赛的开幕式，二十三日晚上在北京体育馆的比赛馆中举行。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贺龙观看了今天的球赛，并且在球赛开始前接见了罗马尼亚国家男子排球队的领队亚·格鲁亚，副领队扎·弗莱伊谢尔和国际裁判尼·索蒂尔。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孟天努和他的夫人也出席了今天的开幕式。
在开幕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首先致词，他对罗马尼亚来我国访问的第一个排球队——罗马尼亚国家男子排球队表示热烈欢迎。接着，罗马尼亚国家男子排球队领队亚·格鲁亚也讲了话。他说，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带来了千万个罗马尼亚人民的敬意。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交流在体育运动方面的经验，并且更加巩固两国之间的友谊。
开幕式以后，罗马尼亚国家男子排球队同中央体育学院男子排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罗马尼亚队以三比一得胜。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球赛结束后到球场上同罗马尼亚国家男子排球队和中央体育学院男子排球队队员们亲切地握手，并在一起照了像。这时候，全场六千多观众起立热烈地鼓掌。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同罗马尼亚国家男子排球队队员亲切地握手。 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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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挪威首任驻华大使克洛格—亨生到京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挪威王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克洛格—亨生在二十三日下午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我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黄华和礼宾司专员王拓。
各国驻华使节、外交人员和挪威王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季茂登也前往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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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朝鲜和德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斗争必定胜利
以奥托·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十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访问期间，格罗提渥总理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互相交换了意见，并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中表明：它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德国问题以保障世界和平有着完全一致的意见。两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中重申了它们对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尊重，并且表达了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的真诚愿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以及两国政府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不但将增进两国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和联系，并且将有助于巩固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中国人民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支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虽然分处欧亚两洲，两国之间有着遥远的空间上的距离，但是两国人民在精神上和他们为之而奋斗的目标上却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是因为两国人民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共同的崇高的事业而努力，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国家都处在被人为地分裂成两部分的情况下，他们都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斗争。在这个为统一祖国而进行的斗争中，两国人民面对着同样的敌人，走着同样的斗争的道路，并且同样地认识到他们的斗争在保障世界和平的事业中的巨大作用。这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特别是为祖国和平统一而斗争的一致性，使得德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之间更加感觉到有互相声援、互相支持的必要。因此，格罗提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不能不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推行的“冷战”政策，德国和朝鲜在战后都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部分，并且长期不能得到统一。美国利用它在德国和朝鲜一手造成的分裂局面，在欧洲和亚洲制造紧张局势。
在欧洲方面，美国积极重新武装西德，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并且通过巴黎协定把西德拖进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同时，美国又不顾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努力，无视德国人民的意志，竭力阻挠德国的和平统一。美国企图这样来加深德国以及欧洲的分裂，阻挠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以达到在欧洲保持紧张局势、继续进行“冷战”的目的。
同样，美国在亚洲用保持朝鲜的分裂来制造亚洲紧张局势，威胁亚洲的和平。美国分裂朝鲜的政策导致了朝鲜战争，而在朝鲜停战以后，美国一方面不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中国的努力，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拒绝和平统一朝鲜，另一方面积极加强李承晚集团的武装力量，并且屡次违反停战协定，甚至企图取消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破坏朝鲜停战的稳定。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它要把朝鲜南部变成侵略基地的打算。
十分明显，德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统一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美国侵略、保障世界和平的斗争。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事业。正因为这样，德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斗争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关切、同情和支持。
格罗提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在联合公报中正确地指出，外国军队驻留在朝鲜和德国境内，是对朝鲜和德国统一的巨大障碍，一切外国军队必须迅速从朝鲜和德国境内撤出。公报中说，朝鲜和德国的统一必须由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自己在民主的基础上以和平方法来实现。为此，有必要消除分别存在于南北朝鲜和东西德之间的不信任和紧张局势，实现为争取相互间的接近和关于统一的协商。两国政府并且认为，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必要尽可能迅速地召开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为了铺平在民主基础上重新和平统一德国的道路，有必要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在这些方面作了很多努力，提出了不少积极性的建议。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这些建议，并且愿意为促使这些建议的实现而努力。
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一向有着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在为保障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一贯地为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努力，并且坚决支持德国人民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正如格罗提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在联合公报中所指出的，“任何力量也不能继续阻挠朝鲜和德国重新统一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独立的国家”。中国人民坚决相信，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必然将获得胜利，因为朝鲜和德国人民的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因为全世界的同情都在朝鲜和德国人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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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
丁伟志 李学昆 高禹
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一书，首先在山东大学校刊“新山大”和“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过，以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并大量发行。这是一本利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学习运动而投机骗人的书。学术界已经有人对这本书提出了一些批评（高清海作“评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刊于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一九五五年第二期。陈昌曙作“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两对范畴——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刊于“哲学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三期），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华岗在这本书中所采取的卑鄙的剽窃手段和这本书中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情况。
一、公开的剽窃
这部标明华岗“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不是没有特色的，剽窃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根据我们初步核对的结果，全书五百多页的篇幅至少有四分之一是逐字逐句、成段成章地从别人的作品中剽窃下来的。这种剽窃是如此不加掩饰、毫无顾忌，看来华岗好像根本不懂得这是一种非法占有他人劳动果实的犯罪行为。
华岗“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基本上是依据苏联高级党校一九五一年教材“辩证唯物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以下简称“教材”）一书写成的，他从这本书中偷来的东西最多。在华岗的“大纲”中，有些章节几乎是一字不易地从“教材”中剽窃下来的，第五章第二节“不可知论的阶级本质”和同章的第五节“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参看“教材”下册一六九—一七七页、二二五—二三五页）。这两节中可以说没有一点是华岗自己的创作。在华岗的“大纲”中还有更多的篇幅是从“教材”中节录下来的。属于这一种剽窃的数量很多，差不多每一章都有。比较集中地存在于以下一些章节中，即：第四章的二、三、四节；第五章的三、四节；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九章的第二节等等。在这些章节中也掺杂有华岗自己的“创作”，但是这种“创作”无非是对抄袭来的文字作些许注释，或者是更换个别字眼而已。让我们从华岗的“大纲”和苏联高级党校教材中各找出一段来对照一下：
“感觉和知觉，如列宁所说的，是意识与外界的真正直接的联系。它们只在感官感受外界这种或那种对象的刺激时产生，在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可能性消灭时消失。然而，如果说没有对象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就不可能有感觉和知觉的话，那末，虽然不直接地知觉对象，却可能有观念。观念是在对象（这一对象在人底记忆中尚保存着它的形象）的过去的知觉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看见过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尖塔的人，当他不直接感知它们的时候，可以再现出它们的形象。”（“教材”下册一九六页）
“感觉和知觉是感觉器官和外界对象的直接联系（这句话是因为华岗不懂得或者有意歪曲列宁的话而抄走了样——引者），它们只在感官感受外界这种或那种对象的刺激时产生出来，一到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可能性消灭时就会消失。可是，如果说没有对象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就不可能有感觉和知觉的话；那末，虽然不直接地知觉对象，却可能有表象，因为过去被人感觉和知觉过的对象，可以在人的记忆中保存着它的形象，这样，表象就可以在过去的感觉和知觉基础上产生。例如曾经看见过天安门和中南海的人，当他不直接感知它们的时候，也可以复现出它们的形象。”（“大纲”一九四页。以下凡引自“大纲”的引文，都只注明页数。）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后面一段是前面一段的翻版，在字句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华岗用“天安门和中南海”来代替了“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尖塔”。
华岗除了剽窃苏联高级党校的教材外，还剽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讲义，剽窃了国内外哲学家们的哲学论文。例如，华岗把苏联哲学家凯德洛夫所写的一篇论文“论自然界与社会发展中的飞跃形式”
（见米丁等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论文集”），转抄到自己书里，冒充自己的“创作”，变成了他的书中的第九章第三节“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中的两种飞跃形式”。又例如，华岗的书中的第十一章“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前六节大量地抄袭了马特同志的论文“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可怜马特同志的这本一共五十七页的小册子几乎全部都被一段一段地支解开来，化成了华岗的“著作”。
（在华岗的第十一章内还从其他著作作了大量的剽窃，如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
华岗还竟然剽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在很多地方成段地抄录了经典作家的原文，不注明出处，也不加引号，把它夹杂在自己的话中间。例如，华岗的“大纲”第五章第六节和第十章大量地抄录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只有少数地方用了引号，指明了出处，但是更多的地方却是毫无注释地把毛主席的话和自己的话混杂在一起，于是，明目张胆地把经典作家的原文也归于自己的名下了。
二、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
在华岗的书中，除了大量地直接地逐字逐句地剽窃以外，还有许多地方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因而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逻辑混乱的话。夹杂在这样大量剽窃中的也有华岗的真正“创作”，这种“创作”以其违反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特征而同华岗所直接抄袭来的话互相矛盾。因此，如果以为我们所遇到的不过是一个不知抄袭为犯罪行为的“老实的文抄公”，那还是过低估计了这本“大纲”的作者。这本“大纲”事实上是在抄袭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下起着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作用。
华岗的“大纲”究竟有什么独出心裁的“创作”呢？因为问题太多，这里只好拣主要的谈谈。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科学的标准。正确地阐明哲学基本问题，对于阐明哲学上的其他问题有着关键性的意义。但是，华岗在他的“大纲”中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论述，不断地陷入了混乱。
在“哲学的根本问题及其所以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据”一节中，华岗一开头就说：“唯心论的哲学家，认为哲学本来就是抽象的东西，因此，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研究和解决精神、意识或理性究竟如何发生以及究竟有何作用的问题……”（四七页）并且说：“唯心论者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乃是因为他们认定宇宙或世界的本原就是精神和意识，其他一切都是精神和意识的派生物”。这里华岗是把研究意识如何发生以及有何作用的问题当成唯心主义的特征。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都要处理意识如何发生以及有何作用的问题，并且只有唯物主义才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解答。因此，是否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绝不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它们的界限是在怎样处理和解答这个问题上面。唯心主义者因为从精神决定物质的观点出发，所以不能正确地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而照华岗说起来，只有唯心主义者才重视研究意识如何发生以及有何作用的问题，好像唯物主义者并不要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华岗的这种说法不但没有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相反，倒是混淆了这个界限。
紧接着，华岗又说：“唯心论者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既然看不见精神和意识以外的东西，只有精神和意识可以支配一切，当然也就把哲学史只看成是说明人类根本思想及其体系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只看成是人类对于周围宇宙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和发展的历史。”（四七页）这也是使人糊涂的话，为什么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就“当然”把哲学史看成是“人类对于周围宇宙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和发展的历史”？这种看法的唯心主义错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哲学史是“人类对于周围宇宙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和发展的历史”这句话是曾受到日丹诺夫批评的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中为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错误的，但是日丹诺夫在批评它的错误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定义是从唯心主义观点中引申出来的，而是说这个定义把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一般科学史研究的对象等同起来了。请看这和华岗对这个定义所作的解释究竟有何共同之处呢？可见华岗自己根本没有搞清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因此才这样任意地解释。
从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华岗并没有打算认真地去论证哲学基本问题，他只是一方面套用和抄袭了各种教科书上的语句，一方面按自己的意思发表议论。从华岗自己说的这些话中可以表明他实际上并不懂得哲学基本问题，也不懂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证明。
在“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这一章里，华岗写道：“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是辩证唯物论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在这个基本特徵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重要涵义，即：（一）物质是宇宙的本原；……（二）意识是物质的高级产物……（三）物质先于意识……”这些本是从任何一本哲学讲义中可以抄到的话，但华岗由此却作出结论说：“根据这三个基本要点，我们就可以把辩证唯物论和唯心论、机械唯物论及二元论更严格区别出来。”（一二九页）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只能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不能区别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道理很简单，因为机械唯物主义也承认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在这一点上，它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如果以为根据这个原理，就能够把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更严格区别开来”，那就是既不懂得什么叫做机械唯物主义，也不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华岗这种错误观点是贯穿在“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这一整章中间的。在另一个地方，华岗又写道：“……辩证唯物论肯定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就可克服上述机械唯物论的缺陷……”（一三二页）这句话当然也是错误的。肯定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对于克服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是无济于事的。实际上辩证唯物主义是由于它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相结合，才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
至此，人们不禁要发生怀疑，为什么华岗一再地把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作为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标准呢？原来在华岗的书中有很多地方都违背了经典作家的指示，偷偷地把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问题，也包含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基本问题中间去了。
阐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和主观的能动作用，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必须首先在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然后才能提出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问题。机械唯物主义不懂得意识的反作用，这是它的重大缺陷；但它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原理，因此它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就是唯物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正确的。所以，华岗把承认不承认意识的反作用问题拉到哲学基本问题中来，虚无主义地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回答的正确性，把它和唯心主义相提并论，这就不可免地混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明确界限。
华岗还以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思维运动看成是物质运动的形态之一（一○九页），把意识说成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态（三三○页）。作为物质运动形态之一的思维运动是什么呢？华岗举例说，从原始辩证法，转变到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再转变到辩证唯物论；文艺思潮中从古典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到批判的现实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都是思维运动的形态。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华岗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话：“物质的运动，不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变动，而且还是热和光、电和磁的应力、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并且最后是意识。”但华岗显然不懂或故意歪曲恩格斯的这段话的意思。意识是最高级的物质——大脑皮质——运动的产物，大脑皮质的运动是思维的基础，意识是不能脱离开物质运动而存在的。恩格斯上面的一段话中所说：“物质的运动……最后是意识”就是指这个意思而言。但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它和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不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就绝不能认为意识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绝不能把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文艺思想都当做物质运动的形态。所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这正是说，把思维看做物质运动的形式，是不能表明思维的全部本质的。
华岗的错误说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人的意识形态和独立于人的意识以外的自然、社会之间的区别，就势必会导向把社会意识形态看做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客观实体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失去了意义，也就使我们无法判明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所以正如列宁所说：“不论思想或物质，都是‘现实的’、即存在着的，——这是正确的。但是把思想叫作物质的，——这就是向混淆唯物论与唯心论方面走了错误的一步。”
关于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历史作用的估价问题
华岗说：“唯心论在历史发展中也曾经有过它的积极性”（五四页），并且还找出两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说法是正确的：第一、笛卡儿和黑格尔的哲学都曾有过积极作用（参看五四—五五页）。第二、“在历史上还曾经出现过未成熟的阶级用唯心论的口吻来表达他们的改革要求，例如一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过去德国与中国的农民起义，都曾带有宗教色彩。”（五五页）
华岗这种“唯心主义有功论”是完全错误的。哲学唯心主义历来都是反动的、是反对科学、反对民主的力量。虽然在历史上，有个别唯心主义者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唯心主义哲学本身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个别唯心主义者所以能起进步作用，是因为他们的某些言论和行动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进步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或者信仰宗教的缘故。谁都知道，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就是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的内核；至于他的唯心主义理论，却正是起着反动的、反科学的作用。笛卡儿则是一个二元论的哲学家，一方面他固然有“我思故我在”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同时他在物理学中发展了唯物主义，以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笛卡儿哲学中起积极作用的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革命的群众仍抱着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情形也是有的。起义的农民或者未成熟的无产阶级曾经用过“唯心论的口吻”，“带有宗教色彩”，但这是不是就能说明唯心主义是有功于农民起义或者无产阶级革命呢？显然是不能的。在革命中起积极作用的是革命的阶级及其革命要求本身，却不是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所不可避免地利用或带有的“唯心论的口吻”和“宗教色彩”；事实上，这种“唯心论的口吻”和“宗教色彩”在很多情况下恰恰还妨碍了他们的革命运动的彻底程度。
华岗在一方面认为唯心主义有功，而另一方面他又在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名义下加罪于唯物主义。前面已经说到，华岗对于历史上的机械唯物主义是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的，此外华岗还硬把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也算作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罪名，说什么“机械唯物论者把意识和物质等同起来，看不见两者之间的任何区别。”（一三二页）
机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它曾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当然机械唯物主义的全部理论是有重大的缺陷和错误的，但它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却是明确的，它并没有像庸俗唯物主义一样，把意识和物质等同起来。在今天，谁要宣扬机械唯物主义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这固然是完全反动的、反科学的；但是像华岗这样给机械唯物主义制造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否定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作用，用以陪衬其“唯心主义有功论”，同样是反动的、反科学的。
关于否定之否定
华岗极端不满恩格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提法，他嚷道：
“不过无论如何，‘否定之否定’这个公式本身，就带有均衡论或循环论的性质，而且在事实上，并非一切发展都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的形式，因而‘否定之否定’就决不是普遍的法则。”（二五○页）
这是公开地斥责恩格斯。这是说：“不过无论如何”，你恩格斯用这个公式总是错了！而且华岗还毒恶地打出了斯大林的旗号来反对恩格斯，反对辩证法。事实上，这是一方面歪曲恩格斯，同时又歪曲斯大林。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否定之否定乃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的内容，做了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的解释。简略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主要内容就是：运动是前进的、上升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并且吸取了旧事物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在前进的发展过程中，新与旧之间，低级与高级之间具有继承的性质。发展是螺旋式的，而不是循环，发展是过去的事物在新的更高阶段上相对的重复。这些内容是不是客观的、普遍的规律呢？当然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并不意味着任何其他神秘的道理。华岗首先把恩格斯说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歪曲为黑格尔的神秘的三段论法，然后就来攻击否定之否定规律本身，攻击恩格斯。这是历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惯用的手法。
斯大林表述辩证法的特征时，虽然没有用否定之否定这个名称，但是他不仅从未否认过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的内容，并且在量变到质变这一特征中表述了它。华岗却硬把斯大林说成是反对这个规律本身，这显然是歪曲了斯大林的原意。
华岗在这里是用经过他的手歪曲过了的斯大林，来反对也是经过他的手歪曲过了的恩格斯。其实，恩格斯和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和恩格斯、斯大林正确意见有原则分歧的是华岗的反辩证法的观点。
关于辩证法的范畴
华岗把辩证法的诸范畴也写得一塌糊涂。对于有些重要的范畴，如形式和内容，他根本没有提及；对于有些范畴，如因果性、必然性和偶然性、本质和现象等等，则写的极混乱、极不确切；对于有些范畴，如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可能性和现实性等等，则作了一些极其明显的曲解。关于这一方面的错误，陈昌曙同志和高清海同志的文章已加以指出。我们这里也要来谈一下华岗对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两对范畴的错误观点。
华岗用含混的推论代替了给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的任务，用大量毫无意义和不相干的例子代替了对这对范畴的理论阐述。
华岗在说明什么是本质联系时举例说：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联系、苏联和中国的联系是本质的联系；同时据他说，一切本质的联系都应当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二八一页）。把华岗这两种说法联系起来，就自然会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关系、苏联和中国的关系都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的表现。
由于华岗庸俗地简单地解释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并以此来说明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于是他就断定说，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的相互关系是本质联系，而他们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是非本质联系。这种毫无意义的推论，是把事物间复杂的、多种多样的联系简单化了的结果。其实，一个事物不仅在和多种事物的不同联系中，有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之分；而且只就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来看，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联系，其间有本质的，也有非本质的。例如，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仅有非本质联系，同时也有本质联系，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促进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危机，这就是一种本质的联系。
辩证唯物主义指明：所谓本质联系，就是指在事物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存在着的一些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所谓非本质联系，就是指一些次要的、表面的、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联系。要善于区分开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才能够发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它的规律性，在实践中也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华岗的论述不仅根本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本质联系，什么是非本质联系，而且是混淆了两种联系的性质。
当华岗谈到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的时候，他给可能性下了一个错误的定义，他说：“哲学上对于某事物的存在条件已经具备，但还不能断言其必然实现的，称为可能性”（三四四页）。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并不是一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都不相容。有些可以“断言其必然实现的”现象，亦即合乎事物发展规律会一定实现的现象，在未实现前，仍然是可能性。例如，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当然不是说“不能断言”社会主义在我国必然实现。可见，虽然不是一切可能性都有其实现的必然性，但符合于必然性的可能性却的确是存在的。正因此，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同样是一个变可能性为现实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像华岗这样不承认未实现的必然性也是可能性，就会使我们忽视主观的能动作用，消极地坐待必然性的实现，陷入宿命论的泥坑。
在另一处，华岗又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一个谬论，结果也同样会达到否定人们在变可能性为现实性的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他说：“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使事物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但在一定条件、时间和地点，其中只有一种是实在的可能性”（三五一页）。这是完全不对的。正因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使事物的发展具有了多种可能性”，所以在任何“条件、时间和地点”下，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就都会起码具有两种实在的可能性，即新的、先进的东西发展的可能性，和与此相对立的旧东西的暂时保存和反动的落后的东西暂时胜利的可能性——虽然后一个可能性并非就是必然要实现的可能性。——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单独存在的情况，是不会有的。正因如此，主观能动性在争取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排除另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活动中才有巨大意义。例如，在我国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实在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防止和排除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复辟的实在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民政权和全国人民的活动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见，华岗的错误见解是会在实践上起妨碍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对革命事业和科学发展是非常有害的观点。
应当指出，华岗的书中关于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一节，大部分是抄袭了一个青年作者的文章（即章世鸿作：“论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可能性向现实转变的途径”，见“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三期），但上举这些错误都是华岗自己的“创作”。
混乱的用语和违反常识的错误
在华岗的“大纲”中，混乱的用语、违反常识的错误更是不可胜数，我们在这里只拣几个例子来展览一下：
他不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常识，硬说先有了资产阶级，然后才有了无产阶级（十九页）；他不顾运动和物质是没有“始”也没有“终”的常识，而说“规律是和运动着的物质相始终的”
（二九○页）；他不顾时间过去就再也回不来这个连七、八岁孩子都可以懂得的常识，硬说时间和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是一个“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过程，是一个可以“后退”的“螺旋式的而非直线式的过程”（一一六—一一七页）；他不顾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是在生产领域内不起调节者的作用，在消费领域内仍然起调节者作用的原理，硬把斯大林“……价值法则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作用……”一语窜改成“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起调节者的作用”（三四七页）；他以其“翻天妙手”把辩证论者黑格尔写成了形而上学者（三三五页），把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派马赫主义说成是二元论（五二页），把十八世纪英国大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贝克莱说成是“反映了中世纪封建主的需要”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唯我论”的代表（六七页）；甚至他还制造出了“资产阶级个体农民的制度”（二六○页）这一类荒唐的术语。
三、庸俗、荒唐的联系实际
从形式上看，华岗的“大纲”似乎也颇为重视联系实际，并且在序言里还有意地把这一点夸张了一番。但是，第一，“大纲”中专门讲实践意义的几节，是极端一般化的，不仅空洞抽象，而且也有凭剽窃手段弄来的。其次，华岗在全书中不理睬我们党的整风经验，根本没有具体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和我们实际工作的关系，尤其是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改造思想的问题。第三，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华岗进行“联系实际”时举的例子。以下就是华岗的所谓“联系实际”的一些标本。
第一种类型：纯粹字面上的联系。例如在八十八页上华岗写道：
“唯能论是唯心论的变种，是唯心论在科学上的反映，是和最反动的行动主义相结合的，也正像美帝国主义一样，认为只要有能力，有原子弹，就可以冒险地进行它的种种野蛮行动。”
自然，唯能论是反动的、反科学的，是唯心论的一个流派，它企图证明“物质消灭了”，只有“能”保存着。可是它和倚仗“能力”的美帝国主义的行动主义有什么直接联系呢？如果有，应当清楚地指出来；华岗却没有这样作，他只是认为：唯能论是讲“能”字的，行动主义也是讲“能”字的，所以就“相结合”了。这是纯粹字面上联系的第一个标本。
再一个例子，在九十五页上他写道：
“宇宙的物质性和统一性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确地认识世界和在实践中改造世界的指针。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把……辩证方法和……唯物理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于一己之身。……认识和掌握这种统一的科学宇宙观，……具有莫大的现实意义。……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如果没有革命政党的统一，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解放。”
这样来说明宇宙的物质性和统一性的原理的实践意义。可以说，纯粹是胡扯。华岗不过看到了“统一”这两个字，所以就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扯到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统一”性，然后又扯到党和革命队伍“统一”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世界的统一性的根本内容是指：客观世界就是运动着的物质，而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因此世界并不是有两个互不相关的实体——物质和意识，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一些唯物主义的原理。那末，试问华岗，如果有人破坏党和革命队伍的统一，难道就是意识向物质“闹独立性”的表现吗？这是纯粹字面上联系的第二个标本。
这种“联系实际”的戏法，只不过证明了华岗原来根本不懂得或者有意模糊唯能论、行动主义、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统一、党和革命队伍的统一这一些问题的实质。
第二种类型：混乱不同的原理。本来讲的是这一个原理，联系实际时却用的完全是另一个原理，得出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结论。例如他在讲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的物质性时，突然大谈起空间、时间的重要性来，似乎是有人否认过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一定空间、时间这个常识，所以他来仗义声讨。在这里，他还特别举了两个例子来武装自己。一个例子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的卫国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就是因为中苏两国都具有大国这个“空间”，又都是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时间”，再加上其他条件，所以胜利了。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培养建设人材，也需要一定的“空间”（学校、教室、实验室、实习场所等等）和一定的“时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参看一一一页——一一三页）。
华岗大约自己也弄不清楚，在这里说了一堆空间、时间重要的废话，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原来在前一个例子中他是把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原理代替了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 的原理。华岗用诡辩主义的手段，以一个原理代替了另一个原理，结果使两个重要的原理都失去了它的光彩和价值，自然更谈不上解决实际问题了。
第三种类型：任意缩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范围。华岗在八十八页上写道：
“……世界主义是唯心论最反动、最卑劣的发展，国际主义是唯物论最高和最彻底的表现。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斗争，粉碎和清除世界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就是目前哲学战线上的主要任务。”
这是有意缩小两种思想体系，两种哲学斗争的范围，当然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间、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间斗争的重要的一方面，但却不能说这是两大思想体系斗争的全部内容或“主要的”“最高”的任务。我们近年来和胡适、胡风以及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反动思想的斗争，只用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斗争绝不能说明其全部的或者“主要的”内容的。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特别是从认识论上，对唯心主义的反动世界观展开全面批判。
能不能解决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实际问题，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在联系实际的问题上，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以及蓄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都免不了把狐狸尾巴露出来的。华岗在联系实际方面的荒唐无稽，就暴露出了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完全无知的原形。
总之，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是一本充满了剽窃，也充满了荒谬论点的坏书。撕下像华岗这一类冒牌学者的假面具，驳斥华岗所散布的一些荒谬论点，正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1版()
专栏：
真诚的友谊，紧密的合作
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 “新德意志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瓦尔特·弗兰策
我在新中国作了两个半月的客人，在共和国的国土上行走了约一万公里，见到了人们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劳动、在紧张地学习、在愉快地交谈和歌唱。
在我离开之前，我能够陪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进行访问，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对德国人民的代表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衷心的、诚恳的、兄弟般的感情。
要我从多方的见闻中，说出哪些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确是困难。
十二月十一日，我们的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和政府代表团参观了大部分是用民主德国的机器装置起来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我们的总理致辞说：“我们向站在德国机器旁边的优秀的中国工人致以衷心的祝贺。”他又说：“好的技术需要有好的政治觉悟。”奥托·格罗提渥的这些话使我回想起，当我在今年九月到达北京之后，和许多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年轻人谈话的情景。其中有一位是来自大连水泥厂机修车间的车工齐长源。当时我问他：“什么力量促使你取得那样大的成绩，获得那样大的光荣，得到了奖？”起初他很难理解我所提的问题，经我一再地说明后，他说：“我是青年团员，是工会会员。”对于齐长源来说，一位青年团员、一位工会会员在企业工作中起模范作用是理所当然的。在哈尔滨我同样感受到这一点。我和百货公司售货员吴桂兰交谈。当她一九五二年进工会举办的训练班的时候，她才念过很少的几本书，她碰到不少困难。可是她每天要学二百多个生字。经过了她的努力学习，终于在学期快结束时得到了“优秀学生”的称号，被分配到百货公司工作。在很短的时期内她就成为模范的售货员。她对我说：“我们应该一眼就观察出顾客的要求，照顾到他们的收入，研究他们的需要，经常向上级反映情况。”
一九五五年她代表哈尔滨的劳动人民到北京参加了“五一”节观礼。她现在是当地的人民代表。她一有空就积极钻研业务，设计新的衣服式样，并且有的已被采用。她说：“通过工作我清楚地认识到商业在社会主义迈进的大道上也有着巨大的意义。”同齐长源和吴桂兰的会见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路上和许多劳动者交谈，到处对于这样的问题都得到了一致的答覆。因而我想起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说的很好的政治觉悟的问题。这样高度的政治觉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能够取得那样巨大成就的泉源。这些成就给予我国政府代表团在访问中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哈尔滨新建的大工厂量具刃具厂中，我见到了不少来自民主德国的机器、光谱检查仪器、蔡斯—耶那国营工厂和德累斯顿精密仪器厂出产的机器。在这个工厂中同时我也见识到如何培养技术人材。在这个工厂中，有着许多优秀的工人。他们的机器旁插着流动的红色奖旗。我很感兴趣的是，到处可以看到每个优秀工作者的旁边都站着一个年轻人，他们充当助手。他们详细研究优秀工人的工作方法，他们抱着这样的目的：明天自己要能更好地掌握这样复杂的机器。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使许多人能尽快的掌握新的技术。
我在中国也看到，许多大的新建工厂，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新建基地。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知道这个工厂的建设，但是只有身历其境，才能对这个巨大的工地得到确切的印象。不久，每年就将有三万辆四吨的卡车从传递带上滚滚而出。
在旅途上我的巨大的难以忘却的经历就是参观鞍钢，访问在地下三百四十二公尺深的开滦煤矿矿井。正在工作的矿工操纵着苏联的采煤联合机，每一台采煤联合机的效率和一百个用手工操作的矿工效率相等。我也看到党和政府是在怎样努力地在逐步消除资本主义的遗迹和改善矿工的社会地位。以平均工资为例，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此外，如物价的稳定和其他社会的福利的改善，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中国的建设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上海我获得了机会研究这个问题。我在那里和一个以前的企业主谈过话。这个企业主经营一个规模巨大的“信谊”化学制药厂。他自己主动地要求公私合营。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热烈，我真想有几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能在场。陈铭珊十分满意地讲述他和厂方公股代表的协作。现在，这个工厂产品的销路有了保证。这位从前的企业主现在是这个厂的厂长，能够充分发挥他的能力。他说他自己在他从来还没有这样轻松愉快和兴高采烈地生活过。而且他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以新的觉悟工作过。
我认为，我们在德国应当对这个极有兴趣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寄以更多的注意。特别在民主德国，我们能从此学到怎样在过渡时期中利用一切力量来进行建设。
在旅途中还有一些事是我不能忘怀的。这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中所起的积极的领导作用。
在南京、上海尤其是在广州有一系列的无可争辩的实例。在参观这些以往的光荣的革命斗争纪念地的时候，我又必须想起上星期日我们的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在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所讲的：
“党永远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指挥部。”
这样短的时间里要把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义的旅行所得到的感受全面完整地写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要将这次旅行和我们政府代表团访问联系起来说几句话。
不管在中国或者在德国都具备有紧密的有效地合作的条件。我有意地说到德国，我所说的德国是整个的德国，因为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祖国的西部也在很快地消除那些阻碍着这种紧密合作的障碍。这些障碍就是美国监督和波恩政府的某些统治者造成的。
对于民主德国来说，通过我们这次政府代表团的访问，将促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建立起来的友谊更加牢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这种友谊。这次友好访问是和最近在印度、在缅甸所发生的事件一样，都将大大地促进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对于那些迄今在发展的现实面前还是把头埋在泥沙中的人们，这应该引起他们的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