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水土保持是山区农业增产的一项根本措施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指示,我和植物、地理、农业等方面的科学工作人员共六人,在本年九月十日到二十六日视察了山西省西部和北部的水土保持工作。由于山西省党政各级负责同志的热情帮助,使我们能够在半个月内视察了太原、汾阳、离山、太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兴县、大同、阳高等地,并且较详细地视察了离山王家沟、兴县蔡家崖和阳高大泉山的水土保持工作,和一些地方政府的负责同志、农民、劳动模范、科学工作者举行了十一次座谈会,对晋西、晋北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大略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会,现在把它写在下面。一
水土保持是提高山区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它同农业生产是密切结合的。我们知道,黄土高原区的总降水量,虽然每年一般只有二百五十到五百公厘,如果能够尽量利用,还不能算少。但是这里的自然条件有它的特殊性,雨量集中在夏末秋初,七、八、九三个月的雨量占全年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五,而且年变率很大,平均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加上地形起伏坡度很大和黄土性质粗松等自然条件,遇到暴雨,水份大量流走。同时随着水份的大量流失,肥沃的土壤也被冲走了。据估计,黄土高原区每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损失土壤三千七百万公吨,每年从这些土壤中流失的氮、磷、钾肥料达到目前全国所施用化学肥料的好几十倍,以致产量低落,肥料、饲料、燃料俱缺。再加上过去反动政府只知剥削农民,农民被迫上山开荒,广种薄收,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不但使黄土高原有十年九旱的现象,而且造成了黄河中、下游的严重灾害。显而易见,在山区如不抓住水土保持这一根本措施,是不能提高农业生产的。而要想搞好水土保持,也必须组织农民群策群力合作进行。劳动农民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在我们这次所到的山西榆次、忻县、雁北等三个专区所遇见的一些丰产劳动模范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如离山的李金宝、兴县的贾保执和阳高的高进才。不论他们所采取的是修等高埂、筑梯田、挖鱼鳞坑等田间工程,打坝淤地、挖卧牛坑、排水渠、打旱井、修谷坊等水利措施,或者是深耕、密植、草田轮作等耕作技术的改良以及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等,几乎没有一样不是为了蓄水保土、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因而也没有一样不就是水土保持措施。例如贾保执用修梯田、挖水窖等办法,使白家沟生产合作社二千亩地从过去平均每亩只产粮食四十斤提高到一九五三年平均产一百四十七斤。今年山西西北部虽遇大旱,但估计合作社每亩还可产五十斤,较社外单干户没有进行这些措施的土地平均多产一倍。又如李金宝用深耕(保墒)密植办法得到丰收。一九五四年李家沟合作社十一亩丰产地平均每亩收玉蜀黍一千零三十斤,其中有一亩产至一千四百三十二斤。由此可见,黄土高原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对农业增产有着多么重大的作用。
要怎样进行水土保持工作才能达到水土资源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呢?据我们这次的视察看来,必须因地制宜地采取农、林、牧、水的统一规划,进行综合开发。过去各有关部门虽然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做了不少水土保持工作,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因为缺乏统一的规划,往往开荒、放牧和封山育林发生矛盾;停耕、还林和封山育林又影响群众的粮食和燃料、饲料、肥料问题的解决。群众对这种农、林、牧、水互不配合的做法是有意见的。而且由于水土流失现象关系到地貌、水文、植被、气候、土壤、地质等自然因素,采取改造措施的时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自然特点,有重点有分别地采取农、林、牧、水的综合措施,进行全面规划。并且应该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渐过渡,使山区林、牧业得到适当的发展。这是既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又符合自然规律的。
特别应该指出,目前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大量劳动力,这样便为水土保持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必然要求而且也有可能来发展多种经济,采取较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措施,以改变目前山区生产的面貌。同时,只有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修筑田间工程、植树造林、栽种果树、播种牧草、改进耕作、举办小型水利,才能使合作社的生产收入不断增加。再通过山区生产的远景规划,使农民看到了把穷山沟变成富山沟的发展前途,从而反过来促进合作化的发展。
这样,水土保持工作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开发河流水利根治河流水害的根本方法,而且是一项群众性改造自然的伟大工作,是提高山区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减免平原洪涝灾害的有效措施。山西省山区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它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特别在目前,水土保持应该成为山区农业合作化技术改革的主要工作内容,同时也必然要成为有关的科学研究人员为山区农业合作化服务的主要工作。
我国黄土高原区共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其中丘陵沟壑区占了二十三万八千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六十四,高原沟壑区占四万五千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十二,两者共占黄土高原区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六,此外是石山区和风沙区等。即在高原沟壑区如陇东董志原上,沟壑的面积也扩展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今年五月间有机会和苏联地理学家格拉西莫夫院士、土壤学家柯夫达通讯院士一同到甘肃平凉专区西峰镇,参观了水利部的水土保持试验站和附近农民的水土保持工作。他们曾指出陇东的水土流失主要是沟蚀而非面蚀;同时,“固沟”也是消极的防止沟头进展的办法,沟的自然坡度、乡村的道路都会引起陷穴和侵蚀。
因此,我认为在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沟的改造和利用问题。因为(1)沟是迳流集中、水土集中,引起冲刷、泻溜、陷穴的薄弱环节;(2)沟中常常是最肥沃的。就是说,沟是水土流失的矛盾集中点。黄土高原缺乏的是水,而沟中的水份最丰沛;黄土高原缺乏的是肥料,而沟也是肥料比较多的地方,因此,在沟中植树种庄稼总是丰产的。如能对沟加以适当的利用和改造,再配合梁、峁、坡上的其它措施,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黄土高原区的水土流失问题。二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他们艰苦卓绝的长期生产斗争的经验中,获得了不少对于水土保持的宝贵知识,其中最可珍视而为全世界山区劳动人民所普遍采用的是梯田这个制度。梯田起于何时我们还不知道,但元王祯农书中不但已有梯田的说明和图,而且告诉我们老百姓如何被统治阶级逼迫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想出开山造梯田的办法。他的梯田诗极其生动逼真,诗说:“世间田制多等夷,有田世外谁名题,非水非陆何所兮,危巅峻麓无田蹊。层磴横削高为梯,举手扪之足始跻,伛偻前向防颠挤,佃作有具仍兼携。随宜垦斸或东西,知时种早无噬脐;稚苗亟耨同高低,十九畏旱思云霓。凌冒风日面且黧,四体臞瘁肌若刲;冀有薄获胜稗梯,力田至此嗟欲啼。田家贫富如云泥,贫无锥置富望迷。古称井地今可稽,一夫百亩容安栖,余夫田数犹半圭,我今岂独非黔黎,可无片壤充耕犁,佃业今欲青云齐。一饱才足及孥妻,输租有例将何齐,惭愧平地田千畦。”这是何等富有人民性的一首诗。这首诗从头到尾充满了控诉和愤慨。我们从历史的记载知道元朝正是大官地主压榨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侵夺农民开垦的良田,使农夫不得不上山开荒。霸占掠夺行为竟如此普遍,甚至当时皇帝也不得不下谕禁止。
所以梯田是封建时代劳动人民被迫上山开荒,在实践的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保持水土的一种办法。目前我们山区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同自然作斗争中,仍在继续创造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由于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这些经验都能得到及时的整理和提高。根据我们在山西所了解到的,可以举两个例子作为劳动人民同水土流失作斗争的典型经验。
例一,大泉山。大泉山在山西阳高县东南二十五里,属于永定河上游的黄土丘陵区。大泉山一共包括有大泉山、井沟梁、骆驼凹、孙家山等四个小山,面积共约五百亩。这个山在未改造以前,是一个极其贫瘠的地方,单大泉山一座小山,就有小沟三十二道,大沟九道,沟壑前进每年约一——二公尺,水土流失严重,山上不长山柴蒿草,人们难以生活。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张凤林、高进才两人先后来到大泉山,开荒种地,打算积点钱修庙留名。但是这里是“天旱庄稼不长,雨涝又要成灾”,生活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天旱和洪水作斗争。经过了好几次的失败,他们才摸到了一系列的同水土流失作斗争的方法,作出了“要想用水、先当治水;蓄水保土,就能抗旱”的治理方针。他们因地制宜地采取了挖鱼鳞坑、堵沟、培埂、修梯田、开渠等田间工程,并且种植果树林木,进行了一些耕作技术的改良。经过十七年来的辛勤劳动,特别在解放以后得到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鼓励和支持,大泉山的面貌已经彻底改变:花果满山,杨柳成林,生产发展,生活提高,水土流失已基本上被制止。整个大泉山现有果树林木三万多株,每年收入三百四十元,预计五年以后,每年可收入三千多元。同时他们还有几十亩梯田和坝埝地种着农作物,收成很好。去年他们两人共卖给国家余粮三千斤。他们对解放后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很是感激,思想觉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现在也不再迷信了。两人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并且娶了老婆,生了孩子,盖上新房,过着幸福的生活。
例二,羊井底。山西平顺羊井底乡在浊漳河上,基本上是个石山区。东南北三面环山,起伏不平,山多地少,石厚土薄,坡陡沟深,河流急湍。有些农民被生活所迫,乱开荒山陡坡和滥伐树株以及深刨柴根,因而形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据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七年的统计,共开荒山约达二千余亩。在这同时,仅黎园沟一道河内就被冲掉良田五十八亩,还有一百五十亩土地受着冲刷。此外,每年还有五百八十多条堤岸坍塌,使大块良田变为石滩。致使农、林、牧生产逐渐降低,每亩平均产量一百五十斤,每人平均仅得二百五十斤。因此农民生活困难,百分之七十的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但是,羊井底乡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着群众几年来的积极努力、艰苦奋斗,依靠着科学力量的支持,他们的生活面貌已起了很大变化,水土流失现象已得到基本控制。一九五三年,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郝景盛为首的一个勘查测量小组到达了羊井底乡。他们对地形、土壤、地质等进行了调查,同乡干部、群众一道,到现场查勘,根据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分沟分坡分片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羊井底乡全境土地利用、农林牧业全面发展的十五年建设规划。并且立即向群众宣传,交给群众深入讨论,反复修改,然后召开全乡群众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一规划。同时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以合作社为基础成立了羊井底乡水土保持委员会,着手筹划这件事,全乡动员起来,走上有计划建设的道路。几年来克服了不少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山坡治理上,采取了先封后造的办法,封山育林一万亩,荒山播种三千一百四十亩,砌岸二百三十四条,修梯田三十九亩。在沟壑治理上,采取了“自山顶到山底、先支沟后干沟、由河内而河外”的办法,已在全乡各个支沟干沟内建筑起谷坊二百八十座,并栽护沟林四万四千株,同时,还栽了很多苹果、葡萄、梨和核桃、花椒。因为牲畜饮水、吃草问题得到解决,畜牧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农、林、牧全面发展的结果,羊井底乡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今年武侯梨领导的社总共收入七万六千二百二十三元,大人小孩每人平均收入七十九点五六元,可折原粮一千三百二十六斤,生产、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农民们看到这些事实和想到十五年的远景,不禁就唱起“高山松柏核桃沟,河床两岸插杨柳;满山遍野是五果,骡马成群五谷丰收”的诗歌,更加提高了建设山区的信心。
以上说明了我国劳动农民长期以来,在同水土流失作斗争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经验是极为丰富宝贵的。我们科学工作人员必须十分重视这些经验,学习这些经验,要像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拜老百姓为老师,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当群众的小学生。那些不重视群众经验,甚至还说什么中国农民不知水土保持的重要等等的人,必须及早清醒过来,才会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有所贡献。
同时,由于群众的经验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和局限性,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个水准上。科学工作者必须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巨大的研究试验工作,因地制宜地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去提高和指导群众的工作。例如,修筑梯田,正如上面所说,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地形坡度、土壤性质等)下,梯田究竟应该如何修筑,则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和科学数据。又如阳高大泉山的经验虽然很好,但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农、林、牧业的综合开发和土壤肥力的提高、果树品种的选择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解决。过去老百姓已培育了若干牧草、灌木、藤类,对于覆盖地面保持水土起了作用;但是适宜于这个区域的不尽适宜于另一个区域,必须由植物学家精心选择。如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培育的草木樨,目前在西北已大量推广,为农民所乐意接受,对水土保持起了很大作用,即是一例。还有一些基本性的理论问题,如黄土的性质和成因、侵蚀类型(迳流、陷穴、崩塌、泻溜等)和小气候等的研究,在水土保持研究工作中也应占有重要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得到及时的科学指导和提高。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随着大规模水土保持运动的开展,对水土保持的科学研究工作将会提出更迫切更多的要求,我们科学工作者应该满怀信心地来完成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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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埃及全国拥护和平委员会委员律师穆罕默德·艾卜勒·赫尔
一九三六年,英帝国主义把双边协定强加在埃及人民头上。这个条约的最重要条文是,规定要在苏彝士运河地区建设许多军事设备和营房,由英国占领军驻扎。此外,还要按照一定的条件和规格,在埃及境内修建大量的公路和飞机场,以便用于战争。埃及承担发生战争或有战争威胁的时候把这些公路、飞机场和各港口无偿地交给英国支配和使用的义务,埃及将在这两种情况下给英国以任何便利和帮助,以满足英国的需要,如劳动力、粮食、房屋、土地、以及铁路、邮电、交通运输工具等。
由此可见,这个条约形式上是一个双边协定,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统治埃及的工具。
自从签订这个条约的那天起,埃及人民就为废除这个侵略性的条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更加高涨。他们起来要求废除一九三六年的条约,要求英军无条件撤退,要求取消自一九三九年大战爆发后就宣布的戒严令。宣传这些主张的运动在爱国青年中,特别是在开罗大学的学生中发展起来。在开罗大学里组织了一个学生协会。同时由开罗大学学生代表和工人代表共同组织了破天荒的“学生工人全国委员会”。
一九四六年初,各党派的学生团结起来了,接着学生和工人也团结起来了。开罗大学的学生从大学的所在地吉赛经过尼罗河上的阿拔斯大铁桥到开罗城来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废除英埃条约”,“英军无条件撤退”等口号。当时的埃及总理诺格拉希下令冲散示威游行的队伍,阻止他们到开罗城来示威,即使动武也在所不惜。警察局长赛利姆·宰基竟命令警察先把学生们引到阿拔斯大铁桥上来,再把这座机械桥拉开,对他们开枪射击,学生们三面临水,一面受敌,有好几十个被打死打伤,有好几十个学生淹死在尼罗河里。
诺格拉希不许报纸发表这个消息,然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国,全国人民一致表示愤慨和哀悼。
这个事件激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学生工人全国委员会”号召全国总罢工总罢课,对迫害爱国青年的暴行表示抗议,对为国牺牲的学生表示悼念。埃及全国人民,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一致响应这个号召。到了第二天,全埃及陷于完全瘫痪,政府各机关停止办公,因为公务员们都罢工了。各级法院停止审判,法官们和律师们在判决书登记簿上记载了他们对这个事件的抗议。除医生们因为照料病人外,各种自由职业者一致罢工,商人们都关闭商店,各工厂工人和运输、铁路、港口、飞机场工人,也都全体罢工。那天是埃及空前的爱国日,是埃及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生动的表现。
示威的高潮弥漫全国,各阶层和各团体都参加了示威,工人们在这次示威中占有重要地位。示威群众高呼:“废除英埃条约”、“英军立刻无条件撤退”、“打倒诺格拉希内阁”等口号。示威群众进攻在开罗尼罗宫区域的政府军队的营房。这个示威运动吓坏了英国人,他们把坦克车开到大街上来,但没有能够冲散群众,大街上的警察和军队参加到群众队伍里来,共同抵抗英国军队。
这种情况使国王和帝国主义大为不安,政府不能控制局势,国王只好下令把诺格拉希撤职,命令绥德基组阁。绥德基和英国人布置了一个阴谋,首先破坏人民的团结,然后打击共产党人。
他先要英国人把驻在开罗和其他城市的英军撤到苏彝士运河地区去,以安定人心。以后,他要求群众解散示威游行的队伍,大家各归各业,把这件事委托给他。
绥德基开始同英国谈判,结果签订了绥德基—贝文条约草案。这个条约草案就是在所谓“共同防御”的名义下,由英埃两国的军官组成联合司令部,“防守”苏彝士运河。英国人承担在签订条约后两年的期间内逐渐撤退的义务。
在绥德基公布条约草案之前,为了给签订条约作准备,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夜间,突然下令逮捕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分子。他对他们捏造了各种罪名,而且把许多人提交法庭审判。同时下令查封他们的报馆、俱乐部,解散他们的社团,没收他们的书籍。
但是他才公布了条约草案,埃及人民就重新起来反对他,因为要求英军无条件撤退已成了埃及民族运动的主要口号和必须达到的目标。各家报纸开始抨击这个条约草案,并揭露它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学生、工人、各党派和各团体的青年,组成了示威游行大队,在开罗、亚历山大及其他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条约草案”、“反对共同防御”、“英军无条件撤退”等口号。民族运动不但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比头一次声势还要浩大。埃及人民坚决要实现自己民族的目标,坚决反对和帝国主义缔结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
英国人看清楚了,把“共同防御”强加在埃及人民头上的阴谋已经失败了,他们要求埃及国王命令政府辞职,以便于他们进行新的阴谋。
华夫脱党的内阁组成了。华夫脱党政府里的反动分子开始活动,他们企图使民族运动停止而且软化,使共产党人脱离这个运动,他们策动国会议员中的一个同路人向国会提出两个法案,一个是关于政治嫌疑犯的,一个是关于新闻事业的。第一个法案的目的是以维持公安为借口,逮捕共产党人,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使他们脱离民族运动。第二个法案的目的是以维持公安为借口,限制新闻自由,勒令爱国主义的报纸停刊。但是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分子揭露了这两个法律草案的真面目,爱国的报纸也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了。政府不能不授意提出这两个法律草案的议员,把草案撤回,这一场斗争就以民族运动者的胜利而结束了。
在这以后,华夫脱党政府和英国人之间的谈判继续进行,但是毫无结果。华夫脱党政府在民族运动日益高涨的压力下,不能不停止谈判,而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正式宣布废除一九三六年的英埃条约。宣布废除条约的那一天,变成了埃及人民喜庆的日子,各党派的领袖都出来参加人民的壮大的示威游行,表示对于废除条约的支持和庆祝,参加游行的群众在百万人以上。
废除条约之后,民族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把英国人从苏彝士运河地区驱逐出境的阶段。过了不久,由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的游击队就组织起来,而且在运河地区对付占领军的游击战实际开始了。
在这个时候,英国、美国、法国、土耳其共同向埃及政府提出以“中东联合司令部”为名的军事同盟计划,要求它同这四个国家举行谈判,讨论这个计划。但在人民高涨的压力下,埃及政府只好断然拒绝考虑这个计划,并且宣布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同盟。
帝国主义者为了制止人民的斗争,进行了新的阴谋活动来绞杀民主。他们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以放火焚烧开罗来执行他们的计划。当天晚上,政府宣布全国戒严,并下令逮捕了几百个游击队员、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与和平人士。第二天早晨,国王下令叫政府辞职,并且命令阿里·马赫尔组织新内阁。阿里·马赫尔政府才统治了一个月就辞职了。接着就是奈吉卜·希拉里政府上台,这个政府解散了国会,用戒严令统治国家。
但是这个政府并没有维持得久,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埃及军队发动政变,他们宣布政变的目标是清洗王宫和政府里的贪污腐败,在宪法的基础上恢复代议制的生活。他们首先废黜国王,把他逐出国境,然后逮捕了大批的国王亲信、国会议员、少数党的前任阁员,同时释放了政治犯——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并且宣布几个改革法令,最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法。
在这种国内政治形势之下,纳赛尔政府和英国人签订了改组苏彝士运河基地的协定,协定的条文最重要的是埃及政府承担了管理这个基地的义务,这个地区的军事设备由英国非军事技术人员来管理。这个协定从签订之日起,有效期间共为七年。英国人承担了在二十个月内分批撤退基地驻军的义务,但在七年之内,如果某个阿拉伯国家或土耳其遭受侵略,英国军队有开入基地的权利。
埃及人民为反对外国人在本国建立军事基地,要求占领苏彝士地区的英军撤退、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终于获得重要的胜利。埃及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主权,正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而继续斗争。埃及人民的这些斗争,实际上也是为和平而斗争,同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关系,都是有贡献的。(本报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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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迅速改进农业合作化书籍的出版工作
马林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五四年一月到一九五五年八月,全国三十一家出版社共出版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书籍二百九十四种。这些书籍在合作化运动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有不少问题。
首先,从出版种类上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这方面书籍的出版工作,计划性是很不够的,这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已经出版的书籍绝大部分是通俗书籍,这当然是必要的,并且需要继续加强它;但关于理论性的著作却出版极少。这样,就不能帮助我们干部来了解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在规律。第二,有关介绍、阐释和研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某些专门问题的书,也显得太少。例如,改进和提高县区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工作,是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项重要的事情。但是这类书一共只出版二种。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必须做好农村中党和团的支部工作,而这方面的书,只有九个出版社出版了十一种。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日益迫切地提出了如何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组织剩余劳动力、提高耕作技术、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以及农业和畜牧业、林业、副业的多种经营结合的问题,而这些方面的书籍,有的只有一、二种,有的根本没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农业合作化书籍的出版工作,还没有密切地和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实际生活中提出来的许多重要问题,还没有在出版物中得到充分反映。
为要加强关于农业合作化书籍的出版工作,必须进行全面的规划。各出版社都应该在各级党委领导之下,掌握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全貌和存在的问题,更有计划地组织书籍的出版工作。既要更多地照顾到广大干部和群众需要的通俗的书籍出版,也要照顾到较高级干部需要的理论性和研究性书籍的出版;既要出版阐释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解释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的书籍,也要出版阐释和研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重要意义的专门问题的书籍;出版工作应当全面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服务。
其次,从书籍内容的正确性方面来看,也包含着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在这些书籍中也有所反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看不到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例如,通俗读物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九月出版的“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办社方针”,就是强调“不能把农民的觉悟估计的过高”,强调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于农业合作化“还是不够熟悉的”,着重地批评所谓“不顾群众觉悟程度和可能条件”的“盲目地大发展”,把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说成“未来”的事情。这就是只看到少数富裕农民思想动摇的一面,忽视了多数的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日益高涨。同时,也只看到干部有着这些那些缺点的一面,而看不到几年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党领导之下已经培养了并且还要在运动中继续培养一大批比较熟悉农业合作化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又如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的“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认为“目前合作化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发展数量,而应集中注意于提高质量,应当全面地转向巩固工作”,更明显地表明了对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估计错误。另一种是只看到或夸大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缺点,忽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成绩和优点。例如华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的“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几个问题”,在“编者的话”中通篇都是强调“原有的一千多个老社”,“经营管理水平都没有什么提高”,“新建成的一万二千四百多个新社,生产上的混乱现象,仍未完全克服”,“各级领导和干部既缺乏巩固社的经验,又不深入合作社”,部分社员思想“仍不巩固”,“发生波动”等等,而没有认识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成绩是主要的,广大群众是积极的,许多干部是经过锻炼的,党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经验是在积累着的。结果,这本书就只强调,巩固社“还必须进行艰苦的工作”,却把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寄之于“将来”,认为不是“今年”(即一九五五年)的事。
农业合作化书籍在内容方面另一个突出的缺点,是对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客观可能性缺少分析。党中央一九五三年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曾经指出:党关于领导农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的“可能性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第一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第二是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获得了解放和土地,因而能够相信工人阶级领导的正确性;第三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有共同的利益以及贫农和中农有共同的利益,而这一切共同的利益就是大家都力求或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可是,绝大多数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书籍和几乎全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书籍,对于这一指示,有些未进行较仔细的分析,有些甚至完全不提。绝大多数书籍,都只限于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来分析农业合作化的必要,而忽视了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条件来分析小农经济改造的客观可能。
党是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力量,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积极性必然日益高涨起来。这些观点应该在农业合作化书籍中得到发挥。可是,在已经出版的书籍中,绝大多数对于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无限威信以及从阶级分析观点说明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这两个重要方面,也大都忽略了。只有很少几本书进行了简单的阶级分析,而有些书叙述某些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思想动摇的情形时,完全忽视了阶级分析,没有指明究竟是农民中那一阶层思想动摇,更没有指明更多的农民是在坚决要求组织或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虽然在很多书籍中都谈到了,但一部分书籍把小农经济的互助合作和个体生产的两种积极性平列起来,没有指出劳动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主导的一面,是发展中的主流。
一些书籍还忽视了国家支援在发展农业合作化中的作用。像通俗读物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解答”以及大部分以“农业生产合作社问答”为题的书籍,都完全未提到这一点。有的书籍把国家的支援简单地说成是“结合”、“联系”。如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怎样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信贷组织、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关系说成是“加强和各方面的联系”,而不是指明这些就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支援。有的书对国家支援的内容说得过于狭窄,往往只把农业贷款、技术推广、供给新式农具等作为国家支援的项目,而不全面地指出国家对农业合作化的多方面的支援。例如,没有指出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进行其他有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商品交换、通过统购统销减少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受的资本主义中间剥削,修筑城乡交通道路,为农业合作化训练和培养干部等等,也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支援。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大的支援。但是,许多书籍没有强调这一点。许多书籍都只限于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在将来提供农业以现代化的农业机器以及在目前能提供新式农具等生产资料。多数书籍都没有指明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提供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丰富的、并且不断地降低售价的生产和生活消费用品,能够不断地充裕国家财政力量而使国家增加对农业合作化的财政支援。至于工业化的每一发展,都更加推动了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一点,几乎所有书籍都未予指明。有的书籍,如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出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问答”,甚至只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国家工业化的支援,而不指出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支援。
由上所述,这就说明关于农业合作化书籍的思想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已经明确地指示了党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改革中的方针。各有关出版社应该根据党的方针对自己出版物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对上述内容方面的缺点,在再版时予以必要的修订,对今后的出版工作应该进行全面的规划,以便出版工作更好地为这一伟大运动服务。


第3版()
专栏:

山西作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站的初步规划
江西到明年将建立二十二个县的有线广播站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对于农村工作的全面总体规划的要求,对全省农村的无线电广播事业也作了初步的全面规划。规划的初步轮廓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一九六二年)分期分批地把全省九十五个县的有线广播站建立起来,共安装收听广播的小喇叭十八万二千个,平均每县安装小喇叭两千个左右,达到村村有、社社有一个以上的喇叭。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即在较大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建立广播站的分站,并逐步在农户院落中和农户家中安装喇叭。
今年在潞安、榆次等五个县建立的有线广播站,正在紧张施工,每站各带小喇叭四百个。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建立的十五个广播站,也正在筹建中。在规划农村有线广播的同时,太原、大同等五个城市的有线广播站,也计划到一九六二年末增设喇叭七万七千个,以满足郊区农民收听广播的要求。
(秋原)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确定到一九五六年在全省建立二十二个县的农村有线广播站。在高安县建立起来的全省第一个农村有线广播站,已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播音,这是江西省广播事业从城市普及到农村的开端。
根据高安县建立有线广播站的经验,在有电源设备的县城,利用现有的地方电话线路和农村现有的物质设备(包括扩音机等),建设一个能带动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喇叭的农村有线广播站,只要四、五千元就够了。如果买二百部收音机,就比建立一个安装有二百个喇叭的有线广播站所耗费的资金多十倍以上。
江西省发展农村有线广播有许多有利条件。全省现有八十一个县有收音站,五十个城镇有有线广播站,四百五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收音站。在这些地区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业务、技术知识的广播收音工作干部。现有的扩音机,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有一万零八百九十五瓦,有三十三个县的扩音机在一百瓦以上,七十多个县有电源设备。绝大多数县的电话线路通达区乡。把这些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和发挥,加上广大农民对广播事业的积极性,几年之内,完全可能把广播普及到广大农村中去。(本报驻南昌记者)


第3版()
专栏:

全国有二万二千多干部和职工
参加业余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
全国业余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今年已经发展到八十所,各地厂矿企业职工和机关干部有二万二千三百多人参加正规的专业学习。
在业余的高等学校中,工科夜大学有十一所。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矿业学院、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等工科院校,今年都新建立了夜校部或夜大学。这些学校根据产业部门需要和科学体系,设置了采矿、动力、冶金、机械制造、电机、化工和建筑等类二十多个专业,并且参照日校的教学计划制定了夜校的教学计划,规定了培养目标,一般要求学生在六年内利用业余时间学完规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基本上达到高等工科学校毕业生的水平。设立夜校部的高等工业学校都配备了比较有经验的教师担任教学。东北工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还开办了补习班,为准备升入夜校部的干部补习文化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和东北财经学院等校都设了函授部或夜校部。中国人民大学函授部在北京、天津、太原设立了三个函授教学辅导站,帮助附近厂矿企业和机关干部进行业余学习。东北师范大学设立的三个函授专修班,吸收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铁路沿线六十七个城市的三百五十多个中等学校教师学习。财经科和师范科的业余学校学习年限是两年到三年。
业余中等专业学校都是工业部门设置的学校。这些学校都设置了专业,吸收有关厂矿的工人和职员学习,要求他们在四年到五年时间内学完规定的课程,达到中级技术人员的水平。
各地业余学校的学生学习都很认真。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的夜校部从今年秋季开学以来,按时上课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东北工学院夜校部最近参加“高等数学”测验得五分和四分的学生占夜校部学生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各地业余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已经有七千二百多名学生毕业。抚顺煤矿工业专科夜校第一届毕业的三十五人中,有一人被提升为副厂长,十四人被提升为车间主任和其他领导职务。(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在沈阳成立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十二月十二日到十九日在沈阳举行了金属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金属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由在科学研究方面有成就的王应梧、丘玉池、李薰、吴自良、何怡贞、佟明达、邵象华、高景云、孙德和、张作梅、张沛霖、张绶庆、杨尚灼、葛庭燧、叶渚沛、靳树梁等十六人组成,他们之中有的是厂矿的工程师,有的是高等学校的教授和科学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
这次会议审查了金属研究所一九五六年的工作计划,讨论了十二篇学术报告,对研究所长远发展的规划也提出了意见,并通过了研究实习员升级的论文答辩。
关于金属研究所的工作,会议认为:要在三五年内进行钢铁方面,包括冶炼、加工和物理性能的研究;同时加强关于钢铁冶炼方面耐火材料等问题的研究。
会议认为:金属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在工作中曾取得许多成绩,如曾经为大冶、包头等新钢铁基地作选矿试验和耐火材料原料的质量评价及技术评价;并为鞍钢和抚顺等钢厂解决了生产中提出的一些科学技术问题。今后金属研究所要进一步发挥学术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和所内科学家的集体力量,全面学习苏联和吸取国际先进科学和技术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密切同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的联系,共同努力完成党和人民给予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本报集体通讯员沈阳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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