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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的政策上的错误
任小风
一
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的政策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十一月十九日贺诚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检讨文章；但检讨得不够深刻。继续批判他的错误思想，清除他的错误思想在卫生部门留下的不良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对待中医的政策，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对待我国民族医学遗产的态度上，和我们党的观点有着原则的分歧。这种分歧，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分歧。党一贯认为中医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对于我国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过重大的贡献，在今天，依然还是我国广大人民赖以战胜疾病、维护健康的主要力量。正确地团结中医力量，发展中医的学理和经验，是进一步发展我国医学科学和改善我国人民健康状况的重要关键之一。党从来重视中医力量，坚持团结中医的政策，把一切轻视和歧视中医的行为看作是和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相容的。但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则奴颜婢膝，盲目崇拜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竭力诋毁我国民族文化遗产，把中医贬得一钱不值。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曾公然通过“废止中医案”，对中医采取了完全消灭的政策。这种反动的政策，虽然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敌视我国民族医学遗产的资产阶级奴化思想，却传播很广，流毒很深，直到全国解放之后，还在我国卫生部门中有一定的影响。贺诚同志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之一。
贺诚同志长期以资产阶级的消灭中医的思想来抗拒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把积极从事消灭中医活动三十多年的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学者余云岫说成是中医的功臣。在一九五○年中央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时候，贺诚同志“特邀”余云岫为“中医代表”出席会议，并且说：“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基本精神还是好的……我以为，为显得中医代表先生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求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余云岫究竟是中医的功臣、还是中医的罪人？人们是完全了解的。远在一九二九年，余云岫就曾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废止中医”的提案，并得到批准，在我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一九五○年余云岫向中央卫生部提出的“处理旧医的提案”中，又指中医为“神话”，“占星术”，“非完全革除不可”。直到一九五二年，他还公开叫嚣说中医的悠久历史“是黑暗的历史，不是光明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不是光荣的历史”。很显然，说余云岫对中医有“好处”，这是十分荒唐的。贺诚同志对于余云岫的备加赞扬，使鄙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这是不能隐讳的事实。解放后数年来，余云岫等变本加厉，大肆活动，公开出版诬蔑中医的书籍，印发消灭中医“方案”，未曾受到卫生部门的任何干涉。所以余云岫之流兴高采烈地说：“可见我们历来主张和所走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医学革命（按：即消灭中医）在现阶段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是绝无疑问的；四十年来的医学革命，从今以后，应该是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阶段了。”贺诚同志的思想究竟对于什么人有利，为什么人所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二
贺诚同志否定中医的主要论据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中医“落后”，“不科学”，“缺乏近代自然科学基础”，因而根本要不得。其实，这种论据的本身，就缺乏起码的科学气味。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医学和其他各种自然科学一样，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人类为要生产、生活，从人类历史揭幕之日起，就开始和疾病进行剧烈的斗争。认识导源于实践。随着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人类便必然由浅到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地认识疾病的现象、性质和内部联系，获得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规律知识，即医学知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医学遗产也极为丰富、可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医就是我国人民从长期劳动中创造出来的，适合于自己民族特点的独特而系统的医学体系。中医对于许多疾病有良好的疗效，这是事实，这是早为数千年来亿万人民无数次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医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斯大林说：“科学底原理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考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断绝了关系，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列宁说：“作一个唯物论者，就是说要承认我们的感觉器官所展示的客观真理。”然而贺诚同志却不承认事实，不承认数千年来亿万人民感觉器官所展示于我们的无限丰富的客观真理，而妄谈科学，妄加中医以“不科学”的罪名，足证贺诚同志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
中医缺乏近代自然科学基础，这是事实。这正是中医丰富的经验和学理得不到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生存在古代社会的我们的祖先能为我们准备下具有近代自然科学基础的医学；也没有可能要求在近百年来旧中国反动统治之下，中医能有很大的发展；却有充分的理由和可能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卫生部门，忠实地执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担当起继承和发展中医的光荣任务，逐步使中医获得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然而，也正是在今天，贺诚同志却拒绝执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拒绝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武器开拓中医的丰富宝藏，使中医至今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究竟是罪在古人，还是错在贺诚同志？
从上面的分析看，否认事实，否定科学，阻碍科学发展，就是贺诚同志所标榜的“科学”二字的真实含义。
第二、是中医“过时”了，已经“不适合”今天的需要了。贺诚同志说：“中医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他说：“一定的人，一定的技术只适合于一定的时代……社会推进了，必然产生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一切。但是，对于旧的一切还应承认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这自然是说，产生于封建时代的中医，只适合于封建时代的需要。封建制度消灭了，中医就随之而失去作用，不能再治病了。中医果然因社会推进，时代变迁，而不能再治病了吗？任何一个懂事的中国人，都可以立即举出千真万确的事例来证明，贺诚同志是在歪曲客观事实。这种把医学看作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谬论，无论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它不是某一时代和某一阶级的产物，而是人类从有史以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的积累和发展。它对于各个时代，是一视同仁的。它适合于封建时代，适合于资本主义时代，也适合于社会主义时代。它不是上层建筑，也不随某一基础和某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中医在千百年以前能治病，在今天依然能够治病，谁能够推翻这一事实？时代推进了，社会变迁了，科学因为摆脱旧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桎梏，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我国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被消灭、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迅速成长，就给我国的科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极为宽广的道路。医学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就是要沿着这条宽广的发展道路迅速前进，以便创造出比之过去时代更高级的医学科学，以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但是，这种新的和更高级的医学成就，是不能够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不能批判地吸收和进一步发展古今中外医学遗产中的一切积极的有价值的东西，新的和更高级的医学就根本无从产生。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底必然结果。”抛弃科学遗产，就是毁灭科学。贺诚同志一笔抹煞祖国医学遗产的观点，就是早经斯大林严加申斥的“穴居野人”的观点，是彻头彻尾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按照贺诚同志的“理论”，西医当然也是完全要不得的了。既然“一定的技术只适合于一定的时代”，那末来自欧美资本主义时代的西医，如何能够适合我国人民的需要呢？可见贺诚同志的“理论”丝毫也不反映客观实际事物，而仅只是为否定中医而捏造的。
西医是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比之中医要先进，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因此党对西医，从来是重视的。但是西医并没有把全部世界医学知识包括无遗，中医至今还能治愈许多为西医所不能治愈的疾病，这也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中医一经同近代自然科学相结合，必将大放异彩，对近代世界医学提出光辉的贡献，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但贺诚同志既不承认中国人民过去有过什么医学成就，也不相信中国人民今后能有什么医学创造，坚持以“西医代替中医”。这就是贺诚同志全部否定中医的“理论”的出发点。
三
数年来，贺诚同志就是以他的这种错误的“理论”指导中医工作的，因而在中医政策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
第一、限制中医业务。贺诚同志在计算全国卫生工作力量时说：“按中国人口来说，如果一千人配备一个医生的话，就要有四十五万个医生。现在仅有四万个左右医生，那就差得太远。”我国有中医五十万，在贺诚同志看来，连一个西医也不顶。因此他说：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中的医务人员的来源“一方面靠学校的培养，一方面……从大城市的医务人员中输送”。城市医院和门诊部更不能让中医参加，因为“即使政府将中医安插在医院和门诊部工作，如果本身不进步，还是会被淘汰的”。贺诚同志是根本不打算吸收中医到国家卫生机构中去工作的。
对于私人开业的中医，中央卫生部“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中规定，中医诊所要负责进行传染病防治工作、卫生宣传工作、环境卫生工作、疫情报告及其他有关公共卫生工作等。但关于中医的政治及经济待遇问题，却一字未提，许多中医每年无代价地参加劳动达四、五十天到六、七十天之久，严重地影响到中医的生活，以致部分中医迫不得已而“洗手”改行。
对于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民赖以治病的中药问题，贺诚同志长期不加过问。中药生药共两千多种，常用药也有三、四百种之多。但中央卫生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收载的生药很少，对于大部分中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
中医无论在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和爱国卫生运动中，都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国医务人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因此多扩大一分中医业务，就对人民健康多一分利益，对社会主义建设多一分利益，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发展中医业务，壮大中医队伍，使之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的根本目的。而贺诚同志却偏要用种种办法来限制中医业务，缩小中医队伍，减少中医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以致增加了人民看病用药的困难。这种行为除了出自卑鄙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心理之外，还能讲出什么别的道理呢？
第二、中医资格审查。中医资格审查的措施是根据贺诚同志制造的所谓中医“资格”去审查全国中医，合格者发给医师证书，不合格者取消其医师资格。农村中医约占全国中医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中医审查结果，以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进行的华北区六十八个县为例，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医被认为“不合格”。
贺诚同志曾经说：中医“为兵不可能，为工机会也少，所以将来的发展主要是为农”。按照贺诚同志原来的计划，在农村要实行“先中医，后中西医合作，最后以西医代替之”的办法。按照这个计划，农村中医存在的时间应该是最长的了。因为要培养几十万西医来代替中医，决不是十年、二十年可以实现的。然而贺诚同志却用中医资格审查的办法对农村中医来了个“一扫光”。问题的严重，实在是难于想像的！
中医资格审查的重要办法之一是中医考试。天津市考试及格的中医尚不及应考中医的百分之十。如果普遍考试一下，全国能有多少“及格”中医，也是不难想像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贺诚同志审查和考试中医的内容吧。
据以审查中医的所谓“资格”，共有六条：一、持有四年制以上的中医医学校毕业证书者；二、经中央或大区卫生部考试及格者；三、经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发给中医医师证书或考试及格证书者；四、原领有国民党（或伪满）中央政府中医师证书、考试及格证书者；五、中医进修学校毕业者；六、领有临时中医证书，工作二年从无过失者。但六条中除了第四条有些实际内容之外，其他各条，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的。因为在中央卫生部审查中医之前，全国各省、市以上卫生机关，一般既没有审查和考试过中医，又没有批准过什么“临时”中医；全国审查中医的工作开始后，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学生尚不足千人；解放前，中医学校毕业生不仅为数极少，而且差不多完全包括在国民党和伪满政府批准的合格中医数字以内。但据卫生部统计，国民党和伪满政府，数十年来发给过证件的中医师总共不过五万人，即使这些中医至今仍然全部健在，全部继续执行中医业务，也不过是我国中医总数的百分之十。用这样的所谓资格标准来审查中医，其结果，绝大部分中医要被淘汰，这难道不是贺诚同志的意料中的事吗？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贺诚同志有什么理由确信国民党和伪满政府对中医的审查的正确性，而无条件地加以全盘承认。
据以考试中医的必试课目内容共有四种，其中中医课目只有一种，西医课目占绝大部分。由此可见，一切被考试及格的中医，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中医知识（有也用不上），而是因为他们懂得一些西医。贺诚同志的考试，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选拔中医，而是企图从中医中选拔出一批西医，这难道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吗？以西医课目考试中医，其用心之卑鄙，真是达到不能言喻的程度了。
如果不是为了消灭中医，而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中医，分别不同对象，适当地采取审查、考试和其他办法，对中医的技术和经验进行一番考核，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在进行这种考核的时候，也应该依靠群众，听一听群众的呼声。诊断是否正确，治疗是否有效，这对于患病服药的人们来说，是最具体、也最现实不过的问题。服药后，有效就有效，无效就无效，来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只要确实能为人民治病，即或仅有一技之长，能为人民治好一种疾病，为实践所证实，为人民所信任，他就具有足够的中医资格。真正为人民所信赖的中医，是任何人也消灭不了的。贺诚同志既不相信群众，又不承认事实，凭空臆造一套所谓中医“资格”，作为取舍中医的标准，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第三、中医进修。贺诚同志给中医指出的唯一出路就是进修。贺诚同志说：“所谓进修，就是学习现代科学医学的基本知识……用科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去解释问题，以代替唯心的方法。”他说：“如果也办中医学校，教以中医的学理和诊断方法，是不经济的。学完了中医，将来还要进修，也是不经济的地方。”“如果办进修学校，还教中医理论，对中医的前途并不有利。”“如果说这就是中医西医化，我想这是好的。”一言以蔽之，必须放弃中医，学习西医，才是中医的唯一出路。长春市经过进修的中医，转为西医的占百分之四十三。这就是贺诚同志中医进修的“收获”。既不准举办中医学校学习中医，又不准医学院校讲授中医课程，仅有的中医进修学校，则又只准学西医，不准学中医，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十分清楚的。
中医进修是完全必要的。在进修过程中，让中医学习一部分西医的基本知识，是完全应该的。但作为唯一为中医举办的“正式学校性质”的进修学校的主要课程，无论如何应该是关于中医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医很有用，因为进修的成员是中医而不是西医。所谓中医“科学化”，是要运用近代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医的学理和经验，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中一切具有科学价值的东西发掘出来，发扬光大，充实到近代医学的宝库中去。因此，中医“科学化”，绝不是短短一年的中医进修学校所能担当得起来的任务，这须要中西医亲密合作，进行长期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须要西医学中医，须要专门的研究机关来作这项工作。贺诚同志对于中医研究工作根本不重视，却错误地强调中医学西医，并且美其名曰“科学化”，这不过是借中医“科学化”之名，而行其中医“西医化”之实而已。
从以上几点，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贺诚同志对待中医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消灭中医的政策，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针锋相对，毫无共同之处。应当指出，由于党的及时制止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贺诚同志的“政策”是没有实现的；但即使这样，它已经阻碍了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的正确实施，已经给我国人民的卫生事业带来了难以计算的损失。
四
更为严重的是，贺诚同志的错误，早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的批评教育，令其切实改正；但他长期固执己见，坚持错误，拒绝党对他的领导。他的理由是：卫生工作是“特殊”的科学技术工作，党中央“不懂得科学技术”，所以就领导不了卫生工作。这种否定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的荒谬思想，正是贺诚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顶点，是他的一切错误的根源，是他的一切错误中的最根本的错误。
科学技术是我们赖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一切科学技术部门必须严格遵循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所制定的路线、政策和建设计划，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把自己部门的工作，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战斗的组成部分，在统一的指挥下前进，才能有效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真正有用的建设工具。否则，脱离党的路线，为所欲为，必然迷失方向，给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党指出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而贺诚同志却偏要长期不管工业卫生工作；党指出要团结和发挥中医力量为人民服务，而贺诚同志却偏要去限制、消灭中医，使有用的科学技术得不到正确的运用，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科学技术离开党的领导的危险吗？
科学技术工作有其特殊性，但唯一能够正确反映科学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任何科学工作如果不能稳固地建立在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就抵挡不住资产阶级观念的攻击，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就是说，只有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才能够最完善地领导科学的发展。而贺诚同志所犯的否定民族医学遗产的错误，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的必然结果。而且我们的党，是一个同广大群众时刻保持密切联系的党，有成千上万的忠实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科学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这就是党的力量所在，就是党的无穷无尽的知识源泉。党是能够充分集中群众的智慧，善于运用科学工作者们的知识来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把党的知识和广大群众的知识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
一切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要使自己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应当决心服务于人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成果交给人民。也就是说，要作一个真正自觉的、光荣的人民科学工作者，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路线和政策，以提高觉悟，改造思想，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卫生部门所以长期政治空气稀薄，工作效率不高，广大医务人员的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这和贺诚同志的不要政治，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党的领导，有很大关系。
贺诚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教训是：一切工作，包括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严格放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发展，才能成为真正有用的东西。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就根本谈不到有正确的业务领导，这是一条真理。
贺诚同志的错误，给全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并且在卫生部门中散布下极其恶劣的思想影响，成为卫生工作前进的重大障碍。因此，必须彻底批判贺诚同志的错误思想，并从这个批判中提高广大卫生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彻底纠正卫生部门中的非政治倾向，使人民的卫生事业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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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祖国医药遗产
——记中医研究院成立
本报记者 鉴远
一片新楼房在北京广安门里，北线阁落成了。这里就是中医研究院。十二月十九日，它宣告正式成立了。
几千年来，世代相传并不断地发展丰富起来的中医学术，它保障了我国人民的健康和繁荣。今天，继承和发扬这份文化遗产，认真学习和研究它的学理和实践经验，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总结，逐步提高它的学术水平和医疗水平，使它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就是中医研究院的任务。
中医研究院设立的内科研究所。是以原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门诊部为基础组成。一年以来，门诊部接受了九万九千七百多人次的治疗。曾经治疗的疾病主要是神经衰弱、关节炎等六种。根据今年第二、第三季度的统计，各种疾病共门诊三万五千六百多人次，总的治疗效果约为百分之七十。他们还参加了北京市各医院的会诊工作，并学习和推广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现在，肝肾病、喘息病、风湿病、胃肠病、臌胀病、经带病、高血压病和传染病八个研究组，作为内科研究所的组成部分。这是初期规划。过去有人认为“中医不能治疗传染病”，现在这种说法已被事实击破。内科研究所的建立，将进一步战胜类似这样的说法。
中医研究院的外科研究所是以正在北京传播经验的重庆痔瘘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枯痔法和挂线法是中医治疗痔瘘的许多方法之一，这种方法简便、经济，治疗效果彻底。它的适应症往往是西医手术治疗的禁忌症。它在广大劳动人民中早已有着很高的信誉。重庆痔瘘医疗小组，半年中挂号求诊的一千四百多患者，三分之二以上已经他们治愈。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欢迎和重视。外科研究所初期规划，除了设立痔瘘病研究组以外，还设立性病、骨结核淋巴结核病、妇女盆腔病、肿瘤病、眼科病、伤科病等研究组。
中医研究院的针灸研究所有着特别好的基础。它是由原属中央卫生部的针灸疗法实验所组成的。四年多来，它在研究、治疗和培养干部工作方面，都有了显著成绩。他们完成了疟疾、高血压等八种病的临床治疗研究。他们还以针灸对人体胃蠕动的影响的观察为重点，进行临床生理研究。治疗工作以门诊为主，四年多来，门诊共接受十六万二千四百多人次。据今年对一千四百六十六名病人的统计，有效率达百分之八十五。他们曾经多次组织针灸医疗研究组织，到少数民族地区、工矿区和农村，为群众治病。针灸疗法实验所为培养针灸干部先后在各地主办和协助办的针灸班共计二十三班，学员一千二百三十六人。他们和全国各地建立了联系的单位已经有六百六十多个，国外还同苏联等八个国家有了联系。这些活动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针灸研究所初期规划设立循环、运动、消化、呼吸、神经、小儿、妇女、手法及工具、血吸虫病及临床治疗、基础医学等研究组（室）。
中医研究院的另一组成部分是中药研究所。中药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光辉历史，比古代巴比伦人最先采用药草治病的时间（公元前二五五○年），还早一世纪多。在我国最早的药书“神农本草经”里就收载了中药三百六十五种，以后历代累有增加，到现在不下两千多种，产量也极为丰富。中药研究所将针对中药品种繁多的特点，逐步加以整理，进行生药学的研究，以鉴别中药真伪好坏，发挥中药作用。中药研究所是以中央卫生研究院的原中国医药研究所为基础组成的。现在他们已经搜集了一千五百多种中药，共计二千五百件。中药研究所设立生药、药理、化学分析、中药栽培、剂型改良等研究室。三百多年前的伟大药学家李时珍走过的道路，鼓舞着中药研究工作者们。
中医研究院的附属医院在美丽的北京西郊万寿山畔。它设有内、外、妇、小儿、针灸、口腔、眼耳鼻喉、放射线等科，暂设床位一百张，门诊二百人次。附属医院的病床，主要将为各研究所需要进行临床观察的患者和配合教学服务。为了培养研究人材，中医研究院特建立了中医研究班。第一期已经开课。教师是来自全国的三十多位著名中医，他们一面教学，一面进行研究；学员有一百多名，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医院的具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师和新毕业的高等医学院校的学生。另外，中医研究院院部的医史室，将担负起整理和研究中医史的任务。为了加强领导，在中医研究院院部和各研究所，还建立了研究委员会，聘请全国中西医学者担任委员，借收集思广益的效果。
周恩来总理特为中医研究院的成立题辞：“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伟大的事业开始了。中医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满怀信心地迈开了光荣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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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成立的中医研究院
中医研究院外景。
内科研究所的钱伯煊大夫结合临床诊断进行研究工作。
针灸研究所的大夫在利用爱克斯线透视观察针灸对胃蠕动的影响。
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拥有两万多册中医书籍。这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整理图书的情形。外科研究所的大夫正同西医大夫一起研究病例。
中药研究所的朱颜大夫在药理试验室做动物试验，比较牛黄和牛黄代用品的效果。
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暂设有一百张床位。这是护士们在整理病房的情形。 张力摄（健康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