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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党支部和农民群众办好合作社
中共信阳县委书记 王子祯
河南省信阳县部分乡在去冬就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经过今年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最近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有了提高，广大群众要求入社、转社的热情更加高涨。据付河、苏贺两乡的调查，积极要求入社的农户就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三。卧虎乡贫农陈联文说：“毛主席对农民好像妈妈对儿子一样的亲，我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入社。”很多农民向区乡干部说：“这次你们再不批准我们转社，毛主席还要批评你们哩！”目前，全县二百六十四个老社正在整顿巩固，几百个新社正在筹备或已经建成。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农村工作干部也更加积极起来了，很多同志检查了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深深地感到自己落在群众后面。有一部分同志虽然也看到了合作化运动新高潮确实来到了，但一天到晚忧虑着搞这样多的农业合作社是不是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靠少数干部去办社、建社确实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党的政策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使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健康地发展。因此，在工作中贯彻实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于党组织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贯彻实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中，首先必须切实依靠乡的党支部和广大积极分子，团结带领群众前进。信阳全县二百四十二个乡的党支部，目前已有办社经验的就有二百零九个，其中大部分支部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如学堂乡支部领导群众整顿巩固了黄湾二十四户的一个老社，又领导群众建成了龙坎、马庄等四个新社，另外还搭起了两个“社架子”。黄湾社今年在农业上增产一万三千斤粮食，生产管理上实行了常年包工制，社员思想日渐巩固起来，新建的四个社基本上符合阶级政策和自愿互利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实际锻炼，现在十个党员中有单独办社能力的就有五个，在运动中出现了三十九个积极分子，其中部分积极分子也学会了办社。如贫农曹瑞业负责建好了吴家畈社。类似学堂乡这样的党支部，在各区出现了很多。实践证明，那个地方大胆依靠支部，不但作好了工作，而且提高了支部的战斗力。
其次，必须搞好重点，树立旗帜，用老社来推动新社。农民是讲实际的，因此，除了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外，还得办好重点乡的重点社，树立榜样。县区直接领导的谢桥、付河、八里岔三个重点乡，谢冲、卧虎、十八里庙等七个社，都起了示范的重大作用。如谢冲社不但对本乡群众，而且对其周围三十里的群众都起了极好的影响，大王乡的群众经常到谢冲社去访问，了解办社经验。由于这些重点社都显著地提高了技术，增加了生产，对周围群众更有巨大的吸引力。有人问黄家湾贫农余新让为什么要入社？他说：“我听说胡玉山（谢桥乡支部书记）办的合作社头一年增产二十多石稻谷，社员都多分了粮食。他能办好，我们也能跟着学。”目前的缺点是县、区委对重点乡经验的总结做得不够，尤其是帮助支部总结办社经验做得不够，有的区委重点乡的工作搞的不很好，至今有些搞重点乡工作的同志还缺乏搞好的信心和勇气，要求“重点搬家”，这是不妥当的。各区应根据情况将区的重点固定下来，按照工作组领导的乡数，每片设立中心乡、中心社。确定搞重点乡社的干部，一般不要调动，同时要加强对重点支部的领导，及时总结经验，运用各种形式推广这些经验。以现有社为阵地去带动新社的大发展，这是我们扩社和建社的重要方法，辛店乡一个老社帮助互助组建成三个新社。各区也有这样的事例。如果现有的二百六十四个老社都能够平均一个带四个的话，即可带动一千多个新社。这是多么大的力量。老社带新社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是组织群众到老社参观、访问，老社的干部有计划地向来参观的群众介绍社内的生产管理、分配等经验，这样，群众不但听见而且亲眼看见了社的优越性。全县大部分有老社的乡都按照生产季节组织群众参观、访问，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如卧虎乡贫农李之光一家二口，半个劳动力，怕入社后劳动工分少，分到的粮食不够吃，怕随大家干活不自由，他亲自访问了河湾社社员杜振训。杜家三个人也只有半个劳动力，入社后除土地分得一石五斗稻外，所挣工分还可分三石五斗多，共收五石多（每石四百二十斤），比入社前增加五斗。杜振训并介绍了社里如何将轻活分给他干，有些重活如担粪、犁耙地等，过去非自己干不可，入社后是根据劳力强弱分工的。李之光参观后，顾虑解除了，现在积极要求入社。另一种方法是组织老社的社长、生产队长，轮流到新建社去作报告，介绍经验，但也不隐瞒自己社的缺点，以引起新社的警惕。李家砦区大部分的老社都先后到新社去报告数次，群众反映良好，有的社还采用了男教男、女教女等办法。事实证明，以老社为阵地去带动新社的办法，是用活人活事典型实例教育群众的有效方法，也是群众最乐于接受的方法。
县区要适时地召开互助合作代表会，运用互助合作网交流经验。信阳县里从去冬到现在召开了三次互助合作代表会，一次整顿农业合作社代表会，各区也都召开了，效果都很好。如八月中旬召开的一次互助合作代表会主要是解决秋季分配问题。参加会的代表反映：“要不是开这次会，秋季分配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着手哩。”如黄湾社社长柯士刚说：“会计去县参加会议，学会了分配办法，他回来后就把分配方案制定好了。”县区召开代表会一般应在生产季节、新建社的开始或结束以及进行分配等重大问题之前。会前作好充分的准备，尤其要做好总结典型经验，研究具体政策等方面的工作。会议内容要突出具体，时间不要太长，并发扬民主，启发代表的积极性，集思广益。
在一乡或数乡（一片）应很好地运用互助合作网及时交流经验，以重点乡、中心乡为主，吸收周围三、五个乡参加组成互助合作网，乡建立互助合作委员会。这种群众性的组织对推动合作化起了很大作用。如东双河区以车站乡为主组成的五个乡的互助合作网，今春总结了五星社解决牛草困难的经验、季节包工的经验，对周围社推动很大。互助合作网的活动，一般的采用定期会或巡回传授的方法。目前为了适应合作化的新高潮，更必须系统地运用互助合作网，适时地召开互助合作代表会，借以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前进。
此外，信阳全县组成近百人的一支工作队，已分赴各乡工作。县委应加强工作队的思想领导，表扬工作队在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批评工作队中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使这批工作队员逐渐地变成办社能手，成为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坚强力量。
（原载河南日报，本报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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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的正义的呼声
——印度电影“流浪者”观后
杨刚
编剧克·阿巴斯乌·布·萨特海导演拉兹·卡普尔
印度拉兹·卡普尔电影公司出品 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
成千成万的中国人关心印度的一个流浪者。高高的喜马拉雅山隔不断人民的相互关怀。拉兹为了他的母亲，他的爱人，为了他自己生活的权利流了汗，流了泪，也流了血。他代表着一个时期中印度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人民作了不平之鸣。他感动了我们。通过他，通过整个故事，我们觉得自己同印度人民更接近了。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笑，为什么哭，为什么愤怒；我们了解他们是怎样的聪明能干，了解他们有多么顽强。
可以想像，影片的这种强烈的感染力，使从事译制工作的人们投进了他们的全部心灵和全部感情。这些中国艺术家们的深刻的、激动人心的表演，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外国影片变成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
印度影片“流浪者”是对社会不平的强烈抗议：它的复杂曲折的故事显露出人的命运和社会条件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贯穿着主张正义和人道的精神。本应该出身于富有家庭的拉兹，由于假正经的父亲法官拉贡纳特的偏见和懦怯，在母怀里就同母亲里列一道被赶到贫民窟里去了。他要养活他的母亲办不到，要读书办不到，要工作办不到。他能够接近的人是那些和他一样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那些为了肯定自己的存在，为了使自己活下去而对社会不平进行报复的人们，就是像札卡这样的强盗们。这样，拉兹就做了小偷和强盗，做了监犯和流浪者。中间他碰到了儿时的女友丽达，两人发生了爱情，为此，他决心放弃做贼的生活而走进工厂里去。但是，工厂却因为他曾经做贼而把他赶出去了。既不能做工，又不愿再做贼的拉兹经过了许多波折之后，走上了最后的一条绝路，为了母亲为了爱人而成了杀人犯。只有在他做了杀人犯之后，在法庭上，他才得到了一生中仅有的机会，为不平的人们发出了不平的呼声，为正义和人道作出了有力的呼吁。这是对于社会的强烈讽刺。
由于故事的复杂曲折和演出的戏剧性，由于音乐和舞蹈的优美动人，影片是吸引人的。但是，深刻地抓住人心的却是在拉贡纳特和札卡这两种强烈地相对立的力量下面的人的命运。法官拉贡纳特处在一种能够叫人死也能够叫人活的地位上，相信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坏人的儿子一定是坏人。他说这是他的信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正是一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东西。拉贡纳特按照这种信念（其实是偏见）来执行他的职务，他坚决地要贯彻实现他的信念。强盗札卡受了这种信念的残害，于是也就坚决地顽强地要粉碎这种信念。这场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使法官的儿子成了父亲的罪恶的替祭羔羊，同时也使法官受到了他自己的信念和社会正义的裁判。在这里，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是卓越地成功的。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影片“流浪者”有一种高贵的格调。显然，一种同拉贡纳特的信念完全相反的信念促使整个影片的合作者们强调了劳动人民的真正要求。人民反对偷盗抢劫，反对杀人放火，他们要求用自己的劳动力去创造自己的受尊敬的生活。这就是同拉贡纳特的信念相反的东西。要做工，要做好人，这是拉兹从小到大永不泯灭的愿望和呼声。擦皮鞋，求札卡介绍工作，进工厂，这些都不用多说了。做了十二年强盗的拉兹，在监狱里还不肯忘记他怎样变成监犯的原因。他拿着一块饼说：“我家就没有这个东西！当初我家里要是有这块小东西，我就不致于遭到这样不幸的命运。就是因为这一块面包，十二年前头一次被送到这里来的。”不能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自己的生活，不能不被迫去当强盗的命运使拉兹的心经常是鲜血淋漓的。他初见丽达，就忍不住要讲出他的实情；他就要指出：“有一些人尽做坏事，就因为他有钱，穿着漂亮衣服，人们都尊敬他称他为绅士。那些诚实的穷人，每天辛辛苦苦地做工还常常饿肚子，因为他买不起漂亮的衣服穿，人们说他是贼，是流浪儿，是罪犯，甚至还要把他送到监狱里去关起来。所以说，有钱的财主们才是真正的贼，和我一样！”正是因为愿望同现实的深刻矛盾刺伤了他的心，所以尽管他深爱丽达，但是在丽达叫他是“野人”的时候，他却会忘其所以地粗暴地痛打丽达。
强烈的人的愿望尽管受到顽固的现实的无情压力，但是它却永不低头。札卡是盲目的反抗者的典型。他和拉兹同样有着做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一个好人的愿望。正是因为这种愿望被毁灭了，他才对毁灭他的愿望和生活的拉贡纳特抱了永不可解的仇恨。为了报复，为了粉碎那种毁灭了他的愿望的信念，为了做一个诚实的劳动者的道路对他已经关了门，他笔直朝着做强盗并且引诱拉兹做强盗的道路走去，决不回头。但是，札卡有没有矛盾呢？他为什么不敢肯定他自己和拉兹是好人呢？他为什么讽刺拉兹“你自己还以为你是个好人……”呢？他不能说他的道路是好的。但是，他却肯定他和拉兹只有一条不好的路可走。他说：“不管是谁，只要上了这条道，他就永远也别想再回头！”这里有着何等沉痛的心情！这是何等毛骨悚然的揭发和抗议。作为一个坚持反抗而不能辨明自己的道路的人，札卡是一个典型。影片的制作者们通过他深刻地强调一个信念，人民心底的愿望是要做一个好人，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自己的受尊敬的生活。就性格来说，拉兹是多样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导演兼演员的拉兹·卡普尔在这里表现了多方面的天才。他使拉兹又是善良温柔，又是粗暴冷酷；又是正义凛凛，又是玩世不恭；拉兹既复杂又单纯。他依靠札卡，他又玩弄札卡；他爱丽达，他又打丽达；他拒绝当强盗，他又去偷项链。在这些矛盾的每一面上都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因而整个的拉兹就显出了一个复杂的受损害者的形象。如果导演和演员能够更多地照顾到矛盾之间的相互关联，那末他所创造的人物可能就更加完整一些。譬如说，拉兹出狱之后的形象是过于丑化了一些。甚至在他和母亲见面的时候（对于观众这是他十二年前被捕之后第一次见面），他也是一付痞子形象，内心毫无所动，这是不容易为人所理解的。十二年的盗窃和监犯生活可以使拉兹玩世不恭，但是过多的丑化尽管可能在影片的表面戏剧效果上有作用，它同拉兹的主导性格：正直和善良却不能完全调和。
演员普·拉·卡普尔入神地刻划了一个假正经、假坚定而其实是十分懦怯的人物——拉贡纳特。雷电之夜，在巴比的威胁和里列的哀求之间，拉贡纳特站在门前不敢正视里列。他的面部肌肉似乎在颤动，活刻出一个虚伪的、并无真正骨气的人物。这同他咬牙切齿地宣布宁可让丽达死，也不让丽达嫁拉兹的时候的形象是一致的。人们从这里完全可以了解拉贡纳特的虚伪丑恶的灵魂，甚至可以设想他的所谓信念在另外的情况下也是不堪一击的东西。
优美、纯洁、活泼而又富于正义感的丽达的形象，是印度少女的高贵的典型。丽达的快乐和忧愁在演员纳尔吉斯的两段歌唱中得到最感人的表现。观众看到丽达不仅是用声音在唱歌，而且是用她的腰支，用她的手臂，用她的眼睛，用她的脚步，就是用她的全灵魂在歌唱她的欢乐和烦恼。为了挽救拉兹而创造这样一个完整的形象可能引起观众的问题，但是，我们欢迎在反对社会不平的行列中，出现这样一个性格典型。这是现实生活中应该而且能够发生的。
影片“流浪者”不但能抓住观众的感情，它也使人们眼花撩乱。天才的导演的手法好像是无穷的。他创造气氛，制造预感，使用了许多式样的伏笔和暗示，使用了对照和对立。有时他是简洁的，有时他却留连忘返。印度人民生活中的歌唱和舞蹈使印度的故事电影成了一种不是所谓歌舞片，但也不是单纯的故事片的综合艺术。在那里，音乐、歌唱、舞蹈、语言、动作都是情节中的有机成分。印度电影中的这种独特性丰富了“流浪者”，但是有的地方也增加了它的负担。同时，美丽的抒情场面把椰子林、水池、月亮、云彩、人影都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同拉兹和丽达共了命运。但是，海滩上和小船中的情节如果节省一些，就可以使导演的简洁手法更为突出。
“流浪者”的结局使拉兹回头去走他父亲的路，去当法官，悲剧忽然变了喜剧。这同整个影片的主要格调不大相符，削弱了拉兹的性格的典型性，在观众的感受中是有一些反高潮的作用的。但是，尽管从一个中国观众看来，“流浪者”有那种最好的影片都难以完全避免的个别弱点，它却是印度人民生活里的产物，它表现了印度人民的高尚品质，热爱正义，勇敢地面对现实。他们是生气勃勃地、强烈地生活着的人民。影片使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是诗，是音乐，是舞蹈，而贯穿着这一切的是他们坚决地要战胜困难，为了使生活更加合理，更加合乎自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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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新中国的观感
法国 让·保罗·萨特
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一些法国朋友们从中国回到法国后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个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我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上和某些市区里已经变了样子：有一些房子已经完工，另外一些又在动工。像我这样一个人来到这样一个国家住了四十五天，而这个国家的历史是那么样的丰富，它当前的情况又是那么样富有活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只有不讲话。可是，我的中国朋友们却要我谈谈对于中国的感想。我认为他们想知道的是，那一些事情引起了一个最不了解情况的旅客的注意。既然是这样的话，不了解情况倒变成了一种优点，而初步的印象也许会包含一些真理。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中国已经显示了它的无所不包的容貌。至于一些特定的真理，那是下一步专家们的事情。
正如你们可以想像得到的，首先令人吃惊的是你们任务的巨大。在几年以前，照你们的说法，你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好些地区，你们农民的生活还和一千年以前没有多大区别。你们现在决定用五十年的时间，来追上一千年的历史，把你们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彻底改变。关于这一事业的伟大性，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到你们这里，参观了东北的大工厂，在归途走过你们的农村，在同一天里面，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这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使人得到的一种最肤浅和最仓促的观感。一开始，人们就看得到你们事业的多种多样性：中国必定要能够自己制造飞机、载重汽车、拖拉机，但也必定要扫除文盲，同时作家也必定要改造自己，然后改造他们的作品，以便适应新的公众的需要。但是，只要对你们的各种问题做了稍为深入一些的考虑，特别是，只要听到你们专家的谈话，人们就会发现，你们的一切任务都是互相联系着的，都是彼此锲合着的，好像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任何后果都会反映到原因上来，使原因再起变化。不错，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使农民得到拖拉机来完成农业集体化。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集体化运动不从今天起就在农村中大规模发展起来，那末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在完全另外一个领域内，你们想用音符来代替汉字，以便简化汉文的学习，并且在借用或制定新的技术名词时获得便利。这样一来，文字的改革就更可以为生产服务了。然而，反过来说，发音的统一是文字改革的先决条件，而发音的统一又大部分要依靠交通：如公路、铁路、车辆等等，总而言之，工业生产又反过来变成文字改革的必要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如果你们不耐心地帮助一个外国人来了解的话，那末，他看到了你们一切事业的错综关系，也许会弄得迷失路途，白白地转起圈子来。过了几天，一个外国人所感到惊讶的，将是你们的远见。他很快就会察觉到，你们的政府不但不把这种错综的关系看做是额外的困难，而且还把它当做是达到目的的最可靠的方法。你们的综合精神和辩证精神总是全面地来处理问题。你们决不肯孤立地对待问题，你们总是把你们整个社会最不相同的现象结合起来看的。在听你们谈话的时候，人们终于会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特定部门的进步，怎样会促进其他一切部门的进步。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请你们相信吧，我们这些欧洲人也曾读过许多有关新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但是，这些作家都是你们的朋友，究竟应该采取些什么办法并不需要他们来决定，所以他们往往不由自主地有一种倾向，即强调你们前进的道路上那些像里程碑似的困难。他们担心地说：“不过，文字是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发生联系作用的呀。假如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把文字拉丁化起来，那末，中国的北部同南部，东部同西部的文化联系，就会受到破坏的呀。”因此，我们来到贵国，心里面充满了这一类令人担心的问题，同时也沉重地带着许许多多问题，慢慢地向你们提出。我们察觉到，你们对于这些问题是没有不接头的，但是你们是从实行方面来考虑这些问题的。你们决不从这里面找一些借口来推拖。你们只在这里面看出，应该依着什么次序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想向你们提出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你们的解答就在组织工作和工作方式里面。既然统一发音是文字拉丁化的必要条件，那不要紧，你们就先把语言统一起来。
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人们也许会说，这不过是一个方法问题。但是，只要稍为想一想，人们就会察觉到，仅仅这一个初步任务就已经需要极大的努力。你们镇静地说：“大概需要十五年。”你们使人家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不仅是你们的远见，而且还有你们那种无限的耐性。不错，统一语言需要十五年，然后才能够处理拉丁化问题。过了十五年，有些主张文字改革最为热烈的人，也许已经看不见他们的意愿变成现实。没有关系，他们只要为了实现这个意愿而工作就够了。既然走向目的地的道路只有一条，那末在这条路上多走一段或是少走一段，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民是不会死亡的，他们确信自己能够走到这条路的终点。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时常非常感动地看到，许多工程师、工人、农民，像未卜先知的人那样很自然地对我们描绘一个他们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儿女们来代替他们看到的未来社会。有一位工程师在抚顺很安详地告诉我说：“这个城下面有矿苗，我们要把这个城搬开。”他微微含笑，觉得住在一个临时的城里也很愉快。这个城固然是临时的，但是比起这位工程师的寿命来，也许还会长一些。在南方，一位农学家做了一些接种的试验，他说：“我们要把平原的果树都移植到这些山坡上去。”他指着那些山给我看：在他眼睛里看起来，这些山坡都已经长满了香蕉树和木瓜树；我似乎也看到了他所看见的景象。这一天，西蒙娜·德波娃对我说：“在中国，一个法国人自己觉得已经是一个死人。”这话是真的，因为，等到香蕉在山上长起来，抚顺城搬了地方，我们也已经不在了。但是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所以我们通过你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是我们已经离去了的世界。但是，请你们不要以为这会使我们感觉哀伤，恰恰相反，你们把你们的耐心和虚怀若谷的风度传给了我们。由于你们，由于你们的劳动，由于你们的信念，未来已经在眼前。我一向觉得，如果所有的人都和我一道死亡，那末，我将死得非常难过。如果，人类在我死后还活着，而且我还能够清楚地知道人类朝着什么方向前进，那末，我个人的生死问题是无所谓的。
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地信任你们，无疑是因为你们在谈工作的时候，毫不隐讳困难，也毫不掩饰错误。尤其是因为中国人民的进步从两方面给外国人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也是不可分割的。我今天要强调的就是这两方面。
的确，从一方面说起来，你们显然除了现在所作的也不能有其他的作法。你们走向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化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你们也许会说：这在到处都是一样。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在任何其他地方，社会主义化的客观必要性也没有这样的鲜明显著。这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为反对压迫而进行斗争的最终目的，对于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假使不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如何能够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呢？假使不以严格的计划经济来代替自由资本主义，又如何能够提高生产呢？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如此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理会出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
但是，这种要求非常严格，而且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情况都使之成为极其迫切的建设工作，还有另外一方面，这连一个仅仅路过这个广大国家的游客也会看得出来的。这一方面，由于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就称之为深切的人道主义吧。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不仅是指一个民族有了非常明确的方向，既不容许开倒车，也不容许停顿不前而表现出来的令人钦佩的耐心，而且是指这个民族不愿意强迫任何人，而是用解释、说服和讲理来代替发号施令。我特别想到这种值得钦佩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中国的头上的，而正是你们在前进中产生的果实，也就是你们继续前进的必要方法。将来，你们一定会用工业生产的强大力量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你们的重工业还刚刚在开始建设。将近六亿的中国人民完全要靠土地来维持生活。当一个外国人穿过中国的大平原时，他看到这种特殊的情况不禁感到惶惑：没有拖拉机，牲畜不多，树木很少，很多的人，他们的影子无边地反映在大地上。目前，除了改变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来提高农业生产。首先，他们把自己从压迫、剥削、饥饿、物质上的欠缺和愚昧中解放了出来。由于他们得到了自由，生产已经提高了。但是，为了使生产更进一步地提高，必须使生产合理化，建立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这样，如果他们提高了生产，那是由于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了。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无保留的赞扬。你们曾和我讲过某些官僚主义者的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也有些有钱人从中捣乱。你们曾经告诉我有些地方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有些地方不顾劳动者的意愿而限制了集体化的发展。这些不可避免的错误，你们都不断地在揭发和纠正。这些错误并不能影响那主要之点，即：友爱变成了生产的原动力。今天，中国还是贫困的，而使我们深刻感动的，就是那些贫穷人们的互助。必须向苍蝇进行斗争，向老鼠进行斗争，向细菌进行斗争，向水灾或干旱进行斗争。每一次斗争都是像十字军一样，全体群众都动员起来了，而它的成就不仅是消灭了一亿两千万只老鼠，而是友谊在亿万人民当中建立起来了。我非常钦佩在你们的国家里，群众不断地自己影响自己，并且通过一种互相推动而得到解放，这种互相推动不断地使每一个人和大家都更加密切起来。你们还缺少学校。但这并没有关系，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可以去教另一个中国人。这就是说，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将成为另一个中国人的朋友。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最严格的必要，同时又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合乎人情的关系。对我说来——同时我相信对大多数来中国访问的人也是如此——使我感动得最深刻的就是新中国的这种双重面貌。
难道还需要我在我的国家里在很多其他人士之后去驳斥某些报纸的论调，而证实你们对和平的普遍愿望吗？这里，我们又遇到一件在两方面相辅相成的具体事实。一方面，凡是学习要互相友爱的人决不可能企图发动战争。当一个国家变成凶蛮好战的时候，那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使得它困苦到本国人民都彼此仇恨。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维护和平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客观的必要因素：中国所建设的和指出的前途，是中国人民唯一关怀的前途，只有和平能够成为这种事业的保障。对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又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本报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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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苏联“泽尼特”足球队
苏联“泽尼特”足球队同我国中央体育学院和第一机械足球联合队的队长交换队旗。
我国女运动员向“泽尼特”足球队全体队员献花。
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志愿体育协会足球队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来我国访问比赛的开幕式。这是在比赛开幕式上的苏联“泽尼特”足球队同我国中央体育学院和第一机械足球联合队。
十一月一日下午，苏联“泽尼特”足球队同我国青年足球队举行友谊比赛。这是青年队队员向“泽尼特”队球门进攻、“泽尼特”队守门员列·伊凡诺夫抢救险球。
（本组照片均为本报王志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