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共浙江省丽水县委书记 吴耀东
我在丽水县凤山区住了七天，了解了两个乡的工作情况。从丽水县已形成合作化运动高潮的乡看来，有很多乡突破了原定规划指标。根据联城、新兴等三十四个乡的统计，已有三十二个乡突破了原定规划指标。如联城乡原来规划办七个新社，目前群众要求办十三个社，社数超过原定规划指标将近一倍，户数超过百分之四十。乡、村干部每日忙于处理农民要求入社的申请书和接见要求入社的农民。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由于我们对区乡干部的教育和帮助还不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还掌握不定，有些偏差。一部分干部离开原定规划指标不管，不论贫苦农民或富裕农民，真自愿或不是真自愿，都不加分析地吸收进来。凤街乡官桥村有三户富裕中农，原来对合作化态度很冷淡，后来害怕别人说他们落后，勉强报名入社，村干部也把他们吸收入社了。岩泉区青林乡有两户富农要求入社，干部竟也同意他们进来了（后经区委发现，已清洗出社）。总之，这些乡、村把一些不应吸收的或思想上有顾虑的人（主要是富裕中农），都盲目地接收入社了。这样必然会影响合作社的质量，给今后整顿和巩固合作社工作增加了不应有的困难。还有些干部惧怕入社的人“多了”“领导不了”，因而采取“紧闭社门，概不吸收”的办法。如碧湖镇第五选区在一日晚上召开报名大会，干部见到报名人数已达到原规划指标，就赶紧上台宣布说：“够了！够了！”“不准再报了”，报名就此结束，这就引起了真正要求入社而未能报名入社的群众不满。南明区新兴乡有三户贫农和四户新下中农曾几次要求入社，也是以“入社户数已足”的理由把他们关在社门之外。对一些继续要求入社的富裕中农则只是说一声“你明年再来”。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两种现象呢？这是因为一些干部把一些必要的控制也认为是“清规戒律”，因而就来者不拒。另一些干部仍是不敢大胆领导运动。同时，他们把规划指标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因而死啃规划数字。或者认为规规矩矩按上级规划指标办事，免得将来有个“三长二短”自己要负责任。这是没有把上级指示同当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所造成的结果。这两种现象目前虽然还只是在个别地方发生，但是值得引起注意。
那末，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地领导运动前进呢？我认为，我们每一个农村工作干部都应该像优秀的汽车驾驶员掌握汽车那样来掌握运动。作为一个汽车驾驶员，必须头脑清醒、沉着，双手正确地掌握着驾驶盘，把汽车开得既快又稳，停或开的主动权始终操在汽车驾驶员手里。我们每一个干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应该如此，正确地大胆地指导运动前进，使运动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要想做到这样，必须掌握以下几点：
每一个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要被运动高潮把自己的头脑弄得“膨胀”起来。凤山区联城乡的负责同志看到入社的人很多，大大突破了规划指标后，就不去分析哪些人是真心要求入社，哪些人是口头要求入社而心里并不想入社或者不大想入社，而是把所有要求入社的人都同样对待。这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观点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把脑子冷静下来想一想，对照对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就会弄清底细的。同时，还要看看乡支部原定规划指标是否正确。如果是原来规划指标保守，那末，即使是突破了规划指标也不可怕，可以请示上级修订规划指标。如果原定规划指标没问题，却突破了指标，那一定是工作中有毛病，就应该适时地停止发展，进行检查。
在“刹车”（停止发展）的具体工作中，丽水县个别地区也发生了问题，一种是“硬刹车”；另一种是“刹倒车”。所谓“硬刹车”就是上面所讲的慌慌忙忙关上合作社大门，闩上铁门闩。所谓“刹倒车”就是个别干部错误地采取了算合作社对中农“不利”账和中农入社“减产”账来动员中农不要入社。如碧湖区九龙乡工作干部对积极分子说：“你向他们（指中农）讲明入社是要‘减产’的，只要算算账，他们自然就不会来了。”这种作法的结果就会给农业合作化运动带来损失，并会助长富裕中农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
那末正确的“刹车”办法应该是怎么样呢？
在“刹车”之前要做调查工作，先调查社外贫苦农民中应该入社而没有入社的人还有几户，是什么原因没有入社。对应该在今年入社的人，要向他们说明如果愿意在今年入社还是可以入社。如凤街乡凤山前村在扩建社结束之后，通过检查发现在规划中把四户贫农遗漏了，既没有列入今年规划，也没有列入明年规划之内，后来才确定今年吸收二户，明年吸收二户。还要再查一查已经入社的农民中是否有个别户是勉强跟进来的；或者是在个别干部的强迫命令下进来的。对这些人可以继续说明党的自愿原则，这样就会使合作社的质量更有保证。
对待富裕中农也决不允许用“硬刹车”的办法。一般说，富裕中农对待自己的入社问题是顾虑重重，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我在同五个要求入社而未获批准的富裕中农座谈中，发现他们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怕入社后会“减少收入”或“不自由”，个别的甚至怕“财产要匀分”。如六十多岁的老上中农张祥信说：“工作同志说贫农中农是亲兄弟，我夜里翻来复去睡不着，我想入社总会把我的土地、耕牛、农具分点给贫农，不然怎样叫亲兄弟呢？”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站在社外将来雇不到工，怕统购要“吃亏”，怕买不到商品肥料，个别的怕把他当“坏分子”看待。正如富裕中农叶加银说：“我对入社问题总是东想西想，直算横算，算这算那，心神不定。”多数人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入了社，感到自己站在社外孤立，就硬着头皮报名入社。后来我给他们说明了自愿原则和分批组织的道理后，他们表示愿意站在社外再看一年，明年再来。个别的还表示要再看两年，后年再来。张祥信说：“这样我心也放下来了，觉也睡安了，干活也有意思了”。因此我们在“刹车”的同时，必须向社外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说明道理，安定他们的情绪，鼓励他们积极生产，办好互助组，争取明年再入社。这一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刹车”之后，一面抽调骨干到县里学习，一面要迅速地将社员要求办社的热情体现到生产上来，制定和安排小段生产计划，在生产上很快地做出成绩来。这样才能进一步安定新社员情绪，使他们亲身体会到集体生产的巨大力量，从而安下心来办社。
第3版()
专栏：
怎样作扫除农村文盲的规划
苛勉
规划农村的扫除文盲工作，必须有一定的资料做根据。我认为下面的一些资料是不可缺少的：
要了解当地农村青壮年中有多少文盲，有多少半文盲，并了解这些人对于学习的要求和学习的条件，以及在学习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掌握了这些具体情况，就可以提出适合于他们的学习组织形式，确定哪些人采取班级教学，哪些人采取小组教学，哪些人还需要采取包教包学的办法。
了解了文盲的情况，只是提出扫除文盲的任务，完成任务需要有力量，这主要是师资。因此，应该了解当地有多少识字的人，这些人的文化程度、生产和生活情况、政治情况如何，这些人中间有多少人可以组织他们担任扫除文盲的教师，他们每天能够教几个小时。有了这些情况，就可以组织力量，时间多的人可以担任班级教学，时间少的人可以担任小组教学或包教包学。农村识字的人在不断增加，今后几年内中学、高小和初小毕业生，以及脱离了文盲状态的人都将有所增加，在计算师资力量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农民的识字是在业余进行的，农民学习时间的多少决定着扫除文盲的速度。应该根据当地的农事季节，对农民的学习时间进行详细的了解，弄清农忙季节和农闲季节各有多长时间，农忙季节应该放多长时间的假，农闲季节每周可以学几次，每次可以学习几小时。在计算学习时间的时候，要考虑到许多复杂的情况，防止偏高偏低的现象。就生产时间来说，农民由于生产负担不同，也由于所种农作物的性质不同，农民的学习时间也有所区别，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互助组组员和单干农民不同，种植粮食作物的和种植技术作物的不同，青年和壮年不同。农民除生产外，处理家务事情所需要的时间也有不同，有的人要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有一部分青年人更少。所以，学习时间应该根据这些不同的对象分别计算，在学习上提出不同的要求。
农民的学习时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农民参加了合作社，生产时间的统一、生产负担的单纯化，农民学习的时间就会多一些；合作社生产管理的改善、生产技术的改进，也会增加学习时间。因此，在研究学习时间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文盲情况、师资力量、学习时间，是规划扫除文盲工作的基本资料。把这些情况弄清楚，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情况，如当地农民文化教育的基础、群众办学的经验等，就可以作出扫除文盲的规划。
要取得这些资料，就必须调查研究。假如一个省或一个县，能够认真选一、二个（或者三、四个）乡和合作社，作详细的调查，根据调查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制定出本省或本县的扫除文盲规划。最好在调查的同时，能够协助乡和合作社订出扫除文盲规划。这种作法对于制定本地区的规划有很大作用，它可以帮助摸清情况，发现问题，取得经验，训练干部。
规划的制定，一般的应该是：由上而下提出总指标、总要求，由下而上地制定计划。比如一个省、一个县，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本省、本县的扫除文盲总指标；乡（村）、合作社，根据上级提出的要求，结合本乡本村本合作社的具体情况，订出几年内扫除文盲的计划和实现计划的具体办法。省、县再根据下边的规划，对原订规划加以必要的修改，使省、县的扫除文盲规划更加符合实际。
规划扫除农村文盲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应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要向工作人员和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懂得扫除文盲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要具体地分析当前扫除文盲工作中的有利条件和客观困难，以防止过去曾经发生的两种偏向：一种是看不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给扫除文盲工作带来的有利条件，以及扫除农民文盲的重要性，而对扫除文盲采取消极保守的态度；一种是不根据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情况，不注意客观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第3版()
专栏：
祝匈牙利探矿设备展览会开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 许杰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探矿设备展览会十八日在北京开幕了。这是关于地质勘探技术的一种专业性的展览会，它将展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石油和其他矿产勘探中所使用的地球物理勘探仪器、钻探机械以及采油工业方面和土木工程方面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认识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有关矿产勘探方面特别是在有关地球物理探矿方面的科学技术上的辉煌成就，从而进一步加强我国科学工作者学习这些先进科学技术的努力。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这次派遣了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地质总指导委员会主席贝西同志为首的专家代表团来到我国，将在展览期间向我们作出一系列的有关地质勘探的专题报告，并且将在展览会结束后赴野外实地表演各种设备的用途和操作方法。他们这样热诚地、毫无保留地将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介绍给我国人民，充分地说明了中匈两国之间兄弟般的深厚的友谊。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开展矿产勘探工作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这一展览会的举行在提高我国地质勘探的科学技术水平上是会起重大作用的。我们谨以兄弟般的友情对展览会的举行和匈牙利专家的热情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匈牙利在地球物理探矿工作方面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匈牙利的伟大科学家埃特渥斯，在前一世纪便已成功地研究和创造了一种重力法勘探的仪器——埃特渥斯扭秤。利用了这种仪器，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地区曾找出了不少储有大量石油的隐伏在地下的地质构造。这一精密仪器直到目前还是地球物理勘探的重要工具。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飞速发展，他们在地球物理勘探方面，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上或实际勘探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对地震勘探法的研究和改进，使匈牙利制造的地震勘探仪器集中了其他各国同类仪器的优点而又克服了它们的缺点。在不能顺利进行地震勘探的地区，对地震勘探的工作方法作了很多的改进，因而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由于成功地应用了大地电流法——一种新的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地质钻井的电测井工作在匈牙利已成为地质勘探工作中不可缺少的方法。这次在我国展出的一种电测深钻井的全自动记录装置和电测浅钻井的轻便型设备，都是匈牙利人民在研究地球物理这一门科学上所作出的出色的贡献。
几年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不但在地球物理探矿工作上有着巨大的发展，他们在钻探技术和设备方面的进步也是很突出的。这次展览会展出几种最新的钻探机械、采油机器和它们的模型。另外，关于如何提高钻探工作的生产效率的问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展览会期间准备举行的十多次有关地球物理探矿和地质钻探等等方面的学术报告，是由几位知名的匈牙利专家来担任的。他们将把丰富的经验和学识作系统的介绍，并且将对听众所提出的问题作详细的解答。
我国地质勘探工作几年来虽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工作水平还急待提高。目前我们的经验还是很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却很多。特别是地球物理探矿工作在我国的基础更为薄弱，而国家对这方面工作的需要则日益迫切。因此，我国地质工作者和地球物理工作者都必须抓紧这次展览会的良好机会，认真地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
第3版()
专栏：
三个受欢迎的独幕剧
吴天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最近在北京演出的三个独幕剧给观众带来一股清新的生活的气息，得到观众的喜爱。剧场里不断发出笑声，反应热烈。这次演出，再一次地证明独幕剧确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活泼、尖锐的戏剧形式。
“时刻警惕着”尖锐地讽刺了某些领导人员的严重麻痹思想；“两个心眼”揭露了某些农民的自私自利思想；“刘莲英”刻划了一个先进女工的优美形象。这三个独幕剧都描写了我们社会中出现的新人，歌颂了他们的新的品质，同时也批判了某些人物的错误思想，给予观众以生动的教育。
在讽刺剧“时刻警惕着”（作剧：刘禹，导演：郑天健）中，张经理只想为本公司增加行政费，而一切工作制度和办事手续在他看来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结果让坏分子很容易地钻了空子，差点儿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他在口头上也要大家提高警惕，在他的办公室里，贴满了这一方面的标语，但就在这个办公室里，他被坏分子愚弄了。这是一个尖锐的讽刺。
通过张经理的舞台形象，观众具体地看到了自满思想情绪的危害性，这是产生麻痹现象的重要原因。扮演张经理的演员常耕民抓住了这一种人物的特征，突出地表演了人物的言谈举动，而不流于过火。饰演骗子的演员杜澎不使人一看就觉得他是坏人，这是演得好的；可惜“伪装”的动作没有将这一角色的整个行为串连起来。作为斗争中正面人物的田科长，缺少行动，因此显得无力，这个缺点在演出中也没有得到弥补。
这个戏虽则有不够深刻、有些地方不合生活的逻辑的缺点，但主题的表达还是鲜明有力的。演员的表演也都努力。
“两个心眼”（作剧：赵羽翔，导演：郑天健）是一个极有风趣的喜剧，它利用误会刻划出一个农妇贪小便宜、不顾大体的落后思想。二嫂子这样的人物，在农村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她并不反对合作化，但总是想着自己，想沾一点光，没有想到她的行动危害到整体，从个人方面说，也会引起贪小失大的后果。这种思想往往是潜伏着的，它常在不知不觉中露出头来。“两个心眼”针对这一点，进行了批判。
二嫂子误会任大伯偷窃，于是自己也去拿合作社的东西，说：“有他拿的，没有我拿的？”看起来这个误会是戏剧性的安排，纯属偶然性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它的必然的根源。这个误会的发生是符合人物的性格的。她既然有这种贪便宜的自私思想，它总会借端露头。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是真实的：她为自己的行动找出解释，同时又以自己的思想解释别人的行动。而在偷窃之后又不满意自己的行为，表现出自我矛盾。这一系列的动作画出了这一类型的农村妇女的生动形象，造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我觉得这个戏如果更多一些地刻划任大伯的积极、幽默，故意逗弄人的性格，使这个喜剧的正面人物形象，和二嫂子的形象旗鼓相当，你来我往，从中挑开矛盾，引起误会，那末，这个戏的戏剧效果就更强烈了。
演扮二嫂子的演员在表现这个人物的心理变化的过程方面还不够细致，独白和旁白的运用还不够自然，但在刻划人物的思想矛盾、焦急和狼狈的心理状态等方面，还是生动的，真实而有力的。“两个心眼”确是一个新颖动人的独幕剧。这种短小精悍的独幕喜剧，值得大力提倡。
和上面两个戏不同，“刘莲英”（作剧：崔德志，导演：郑天健）是一个正剧型的独幕剧。它正面反映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中国工人的精神面貌。这个剧被公认为最近独幕剧中较好的一个，剧本的教育意义是很显著的。
刘莲英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是从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因而人物不显得虚假。她所表现的党性正是一个活人的党性。她关心自己的爱人张德玉的生活，更关心他的思想；她敢于批评，但是对爱人仍很体贴。她的行动有时免不了有点过份，但她能够及时纠正自己的偏向，克服自己的缺点。
张德玉的形象没有刘莲英那样完整。他为什么坚决不愿调出王娟呢？这里的思想根源不够明白，不免使人觉得这个人物的性格，多少是为了反衬刘莲英的先进，才写得这样落后。
在这次演出中，王娟这个人物被表现得最为生动。她年轻、单纯，爱刘莲英，因为刘莲英进步，值得学习。她孩子气地愿意跟刘莲英在一起，不愿分开；但是当别人对她说明分开的必要时，她也就同意了，虽然仍旧恋恋不舍。她认为张德玉“在全厂挑不出第二个”，他和刘莲英是天生的一对，希望他们快点“结婚”。她天真地帮助他们，使他们接近。当他们的关系恶化的时候，她竟忍不住伤心地大哭起来。这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少女形象。她能够发展成为跟刘莲英一样的人物。演员贾铸创造了一个天真纯洁的新社会的小姑娘，充分地运用动作表现内心的感情，这些动作根据角色的性格贯串到底，所以人物形象显得完整可爱。
扮演刘莲英的演员吴凤媛表现了这个角色应有的气质，突出地刻划了角色性格坚强、稳重的一面，创造了一个令人敬爱和摹仿的典型人物形象。但在热情、激动方面却表现得较弱，有时过于沉郁。
孟庆良所表演的张德玉恰如剧本中所要求的那样：诚恳、正直，就是思想上有毛病。可惜这个人物动作的发展缺少足够的逻辑性。
导演处理这个戏，是异常认真、严肃的。他尽量发掘剧本中动作的喜剧性。例如张德玉和刘莲英双方都想表示心中的爱情这一场，导演的调度和演员的表演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又如王娟从中撮合，站在窗外偷看，推张德玉上场等场景，都给予了必要的强调，增加了喜剧的气氛。这些场面都是观众所热爱的场面。
这个戏的演出很流畅，可惜尖锐的冲突场面，缺少针锋相对的坚实力量。在场面调度上，对突出刘莲英的形象，注意得不够。
这三个戏的作者和演员都很年轻，在艺术实践上都还没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都有显著的初步的成就，这是值得表扬的。在三个独幕剧中，“刘莲英”是青年剧作者在话剧创作上最可喜的收获之一。无论就导演和演员来说，这个戏也都有着较高的水平。
第3版()
专栏：
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
贺诚
编者按：贺诚同志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工作期间，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否定中医的实际作用，鄙视祖国文化遗产，坚持限制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对中医抱着卑鄙恶劣的宗派主义态度，使卫生工作遭受不小损失。尤其严重的是党中央一再指出这种方针性的错误以后，他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一种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贺诚同志的错误思想不仅表现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同时也表现在卫生工作的其他方面。经过党和同志们对他的帮助，贺诚同志对于他的错误思想已经作了检讨。我们现在先发表他的检讨。由于贺诚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危害性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准备继续发表有关批判这一方面错误思想的文章。
本年二月初健康报开始进行的对王斌思想的批判，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它启发了我检查自己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使我认识到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纠正错误的办法。
七月份人民日报登载了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同志及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批评了卫生部在中医工作方面以及其它方面的错误，我正是那种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我愿在这里揭露我的错误思想如下：
首先我要提出的是中医问题。中医问题关系到我国广大人民的保健事业，关系到祖国宝贵医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关系到几十万中医和十万户以上中药业的业务。卫生部掌握中医政策是否正确，对是否能顺利地完成人民保健事业的任务，关系极为重大。而我却在中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党对待中医的政策是“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而我在几年来的中医工作中，则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政策。”很明显这是同中央方针相违背的。
这种错误是怎样形成的呢？
首先我单从形式上去看中医技术，只看到中医的落后和不科学部分，忽视了中医的医疗效果和在人民保健事业中的巨大作用。由于对中医技术的轻视，就对团结中医失去了依据。虽然我曾一般地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在一九五○年的第一届和一九五二年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上提到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及团结中医的重要性，却并没有真正地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只是觉得当前西医数量很少，人民保健事业非有中医参加不行，而不是从全面的长远的对待中医的政策观点去看中医问题；因此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所以凡是有西医的地方，就不去设想如何妥善安排中医的问题。当城市中医业务清淡的时候，没有首先去检查卫生行政部门限制和排斥中医的错误，反而认为这是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中西医的技术比赛的自然结果，因此曾号召城市中医下乡以解决业务清淡问题。同时又认为中医目前虽然主要为农民服务，但在将来的农村中，中医也必为西医所代替。这就是说，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更由于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措施，就会加速中医的自然淘汰过程，归根到底是使中医走向消灭，因此也就不会从积极方面去发挥中医力量，和紧密地团结中医了。其次也由于看不起中医技术，对中医担任人民医疗工作是不放心的。因此便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考试和进修的办法。如一九五一年公布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由于进修内容主要为西医的理论和预防医学，不是采取在提高中医技术的基础上兼修西医理论及预防医学，致使不少进修过的中医既动摇了对中医学的信念，又未学好西医学。一九五一年公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凡根据条例举办过登记、审查中医的地区，就使大量中医不能得到合法执业的地位，便产生了所谓“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这就证明了这是一个脱离实际，因而也是脱离群众的条例。一九五二年公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更不合理。对中医急于采用考试办法定优劣，定取舍，已属不合客观情况，且在考题中加上西医内容，更是主观之极，实际上是与中医为难。天津考试结果，被录取者约只占投考人员的十分之一，这就证明考试办法的不当。这些不适当的规定、条例和办法在全国卫生部门中形成了不少恶果，从思想上就给全国卫生行政干部以限制和排斥中医的影响，致形成在中医政策上带普遍性的偏差，对中医中药的合理安排和力量发挥亦未加以重视，如中医不能合法地进入医院，中药的产供销处于自流状态，公费医疗中对中药费的报销限制甚严，对中医使用多报酬少，长期以来未将中医业务纳入国家卫生计划之中等。也由于对中医技术的轻视，就忽视了组织学习和研究中医技术。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虽然号召了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只着重要中医学习西医学。也不曾有计划地组织中西医间的学术交流。由于对中医药研究机构的不重视，致使研究成绩很小，几乎近于虚设。对中医书籍的出版，根本没有重视。中国一向被称为生药宝库，对生药的种植、采集、识别、使用、泡制等都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但在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上收载的生药很少，对中医的有效治疗方剂，也未作认真的搜集和推广。
由于我有轻视中医技术的思想，自然不会对轻视、歧视、排斥和消灭中医的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实际上我对这种错误思想是默认和支持的。对余云岫等的狂妄叫嚣消灭中医的言论和著述，自然就不会去给予任何批评，甚至对曾任高级卫生行政干部的王斌的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也长期采取放任态度。如王斌的“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论文中对中医学的言论，荒诞已极，却毫无阻碍地传播开来，不只在东北有人著文称赞王斌的论文“有明确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即在关内也曾有人将王斌的论文奉为至理名言，并且还曾被作为卫生人员思想改造的学习材料，在卫生部也曾有人推荐王斌论文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材料。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长期未得澄清，也就不可能遵照党对待中医的政策根本扭转中医工作。
从上述这些事例说明，实际上我对团结中医政策，起了破坏作用；对中医业务起了限制作用；对民族医学遗产，表现了漠视的态度。这些正是限制和排挤中医政策的具体表现，这个错误政策的危害，也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不但将使我国人民保健事业继续受到重大损失，我国这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这和党的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力量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党中央指出：“他们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政策，以致长时期来在社会上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这是卫生部门工作中一项极为严重的方针性错误。”这是完全合乎实际，完全正确的批评。我应对这个错误负责。
产生上列错误的根源，是由于自己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对待中医的宗派主义情绪，我被这种宗派主义情绪蒙蔽了眼睛，把中医问题看错了。我对于中医学并没有进行过学习和研究，单凭主观臆测，人云亦云，错误地认为中医既然产生于古代（主要是封建时代），其落后是必然的，便武断地轻视了中医技术。我对中医技术的看法，也是片面的形式的，没有着重地从中医的医疗效果去看，没有体会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几千年来，我国人民曾赖中医治病，就是最大的实践。从实践中证明中医既然能治好病，其中也包含西医认为难治之病（如近来证实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有惊人的效果。事实使我折服了），就是说中医的许多诊疗办法是合理的，否则就治不好病。不承认中医的医疗效果这一事实，是反科学的态度。对证实了的中医医疗效果，若不推广使用，就是对人民的疾病痛苦漠不关心。更由于中医总结了长期的经验，也应当承认它有一定的理论。即使中医的诊疗技术由于缺乏现代诊疗设施，还不是较完备的，中医学的理论由于缺乏现代自然科学基础，还不够系统和准确，但是它包含有合理部分却是不能否认的。由不完备到完备，由不认识到认识，正是医学发展道路上必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对中医的技术和理论采取否定态度，是极端不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把这一份遗产全部接受下来，经过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去掉其中不合理部分，吸收它的一切合理部分，并加以继续改进和提高以充实现代医学科学，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而我对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却无正确的认识，采取了片面的看法和漠视态度，这既不是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也违背了党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方针。其次由于没有坚持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而是在许多方面带有宗派主义的情绪，就表现出看不起中医，不愿尊重中医，不愿了解中医的长处，甚至夸大了中医某些弱点，抹煞一切。过去卫生部所公布的管理、考试和进修办法、以及其他不适当的措施，正是宗派主义态度的具体表现，起了破坏团结中医政策的作用，使中医继续处在被轻视和被排挤的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对待中医的正确态度是：应当肯定团结中医是长期的方针，团结中医不只由于中医学具有足以丰富世界医学的内容，而且由于他们是人民保健事业中一支巨大力量。全国近半数以上的城市居民和几乎全部乡村居民现在还依靠几十万中医治病，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紧密地团结中医，正确地发挥中医力量，是卫生部门的一项政治任务。根据实际情况，中西医间的团结，西医应负更多的责任，站在卫生领导岗位的西医更应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我过去对这样一项政治任务，既然没有认识，也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为了今后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必须进一步批判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反对不经调查研究便妄图抹煞中医的作风，大力宣传党对待中医政策，扭转中医长期被轻视、被排挤的局面，大力扩展城乡中的中医业务，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然后在团结基础上改进和提高中医，使中医在人民保健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祖国医学遗产采取了漠视态度，对担负着广大人民的保健任务的中医力量采取了限制和排挤的方针，这是极为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对广大人民健康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正是极为恶劣的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这就是我在中医工作上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
我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原因则在我坚持了自己的错误见解，未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迅速地纠正错误。如一九五二年底前中医问题上的错误，已较为明显了，但我在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则认为中西医团结这一基本问题，已大体解决。到一九五三年，卫生部公布的对中医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业已先后开始实施，就有从各个角度来的批评意见纷纷反映到卫生部。正当的态度应当是虚心地考虑批评意见，承认错误，仔细研究改正错误的办法。而我当时却认为：中医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便把许多正确的批评意见顶回去了。更为严重的则是一九五四年冬党中央、毛主席指出中医工作犯有方针性错误的文字指示下达之后，我曾错误地认为自己在中医问题上的主张同中央基本一致，如果错了，不会是方针性的错误，也只是执行中的偏差，或下级的错误，甚至继续寻找根据，坚持中医的落后和不科学的错误见解。在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情况下，自然就不会立即地主动地进行对王斌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的批判，更不会虚心地检查自己的思想错误，实际工作也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错误思想发展到这样地步，是由于我曾过分地强调了卫生工作的特殊技术性，忽视了卫生工作关系六亿人口的生老病死的严重政治性，更把中医问题只视为技术问题，自以为自己懂，党未必清楚，这就产生了卫生工作不依靠党，忽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思想根源，促成自己在自以为是的心理下，对重大的中医问题，草率从事，妄作主张，既未仔细地研究和体会党自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明确了的中医政策，许多重要的条例、办法和规定的制定也未向党中央报告。当党中央发觉和严格地指出中医工作有方针性错误之后，也未把党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为检查思想和纠正错误的指针，也未虚心地接受卫生部党组织的批评意见，反而把某些轻视、歧视中医的谰言，视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在中医问题上同党中央的看法和作法不一致。因而影响了中医工作的正常开展，使自己成为在卫生部门中贯彻执行党对待中医的政策的阻碍，实际上就是拒绝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把自己所主持的工作部门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正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正是既不能防止错误，也难以纠正错误的症结所在。
× × ×
我在思想上以及对党的关系上的错误，除表现在中医问题上外，也曾表现在其它问题上：
在高等医学教育问题上，也曾同党的教育方针有过分歧。我曾不顾条件的变化搬运了东北区战争时期的医学教育制度精神，拟订了高等医学教育专科重点制及课程计划，于一九五二年公布试行。我曾过分强调了专科重点制和短期速成教育的作用，忽视了它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只想借此解决当前卫生干部数量问题，忽视了全国解放之后应当着重办正规教育，为国家培养质量较高的建设人材。这是在医学教育问题上当前需要和长远利益未能结合的表现。由于分科过细，专门化过早，重点过于突出，使学生不能获得应有的全面的知识，这就限制了毕业生在全面知识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和发展。且由于不仅本科采用专科重点制，专修科亦采用专科重点制，以致班次种类繁多，时间长短不一，要求又各有不同，一门课程便要编好几种不同的讲义，使改制的几个医学院负担过重，工作忙乱，影响了教学人员的情绪，降低了教学质量，使许多专科毕业生完成不了专科医师的任务。我也曾支持过违反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形象教学法。
在经济恢复时期，对工业卫生没有重视，把全部工业卫生建设以至业务指导，都推给工业部门自行负责，以致当时工业卫生工作没有全面性的工作方针和适当的业务指导，工业卫生的制度、步调和方法都不一致，干部的数量和质量都缺，使工业卫生工作落后于经济恢复时期的客观要求，也就未从卫生工作方面来大力支援国家工业化，这对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都造成很大损失。这就是我对卫生工作的安排没有结合党所规定的当前政治任务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未能使中医发挥应有力量，也影响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曾错误地认为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医师，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助手作用，没有把他们视为医学科学工作者、脑力劳动者，而是对他们吹毛求疵。
在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上不是首先注意政治品质，王斌的问题正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未认识出他极其恶劣的政治品质，竟信任了他，随着他便带来了不少的错误思想。他在中医、西医和医学教育等问题上所发表的文章，我没有及早给予严肃的批判，这就是对他的错误思想的默认和支持，助长了他的思想毒素的传布。也由于王斌这样的坏人被信任，使好的干部疏远了。
× × ×
我愿意在这里公开揭露自己的错误思想以及在卫生工作上所造成的恶果，引为深刻的教训。其次也借以警惕同我有共同错误思想的卫生工作人员，他们之中有些人的错误思想所以未能克服，是同我的领导思想的错误有关系的。我愿接受批评和指责，我从揭露和批判我的错误思想中，使我们都能共同地警觉起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给人民保健事业开辟更广阔的前途。我从切身的教训中清楚认识到，只有在坚强的政治领导下，才能胜利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也才会有真正的和有效的业务和技术领导，才能发展和提高业务和技术水平。也只有严格地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才能实现坚强的政治领导，否则都是幻想。我们党过去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和军队，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解放之后又能够在短短时期内顺利地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各项任务，也必然能够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完成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的建设。党必须领导一切，实际经验也证明党能够领导一切，只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使国家的建设事业，以统一的目标和步骤迈步前进。维护党的统一领导，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是我们赢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关键。削弱以至脱离党的领导，就会发展资产阶级思想，造成严重错误。片面地强调卫生部门是特殊技术部门，拒绝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值得我严重警惕。我还必须记着虚心地接受批评，认真地进行自我检讨，这样才能为自己的光明远景拨开云雾；自负自满、自以为是的态度，则是一种毁灭自己，危害革命事业的毒焰。今后必须严格地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以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尽自己一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