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关于从前落后的各族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马·卡马里
讲 师 马·朱努索夫
苏联是一个各社会主义民族友爱相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有着六十多个民族，他们的权利完全平等，彼此友爱合作。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苏联共产党缔造了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是苏维埃制度雄强有力的永无穷尽的源泉之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族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乃是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欣欣向荣的基础。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苏联境内为数众多的族，是怎样在俄罗斯工人阶级帮助下，消除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并且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的经验，对于好多虽然处在新的特殊条件下但毕竟要走这条道路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具有很大的兴趣和意义。一
在十月革命以前，沙皇俄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几乎全部工业都分布在中央地区。俄国的亚洲部分，占整个版图的四分之三，但是那里的工业企业的产品，在一九○八年仅占俄国全部工业产品的百分之三点五。在东部边疆地区，有一些没有来得及经过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族。这些族在中亚细亚有：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卡拉卡尔帕克各族；在北高加索有：卡巴丁、达吉斯坦部族、阿得盖、契尔克斯各族；在西伯利亚有：布略特蒙古、哈卡斯、雅库蒂、阿尔泰各族。这些族大约占俄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生产，比工业生产占优势。像中亚细亚这样的边疆，“一向被强制地充作中央地区所需各种原料的供应地。”（“苏共决议汇编”第一卷第五五九页）
东部边疆各族人民主要是务农。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土地集中在当地剥削者手里，这种情况在这里并没有导致以自由雇佣劳动力为基础的大生产的发展。在农业方面，租佃关系颇为发达。农民使用的是原始的生产工具。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前的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
若干族过着游牧、半游牧的生活，他们从事养畜业，他们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的性质。游牧的各族人民还保留着宗法、氏族的生活样式。沙皇政府极力维护这些地区的落后的社会关系。
东部边疆各族尽管在经济和文化上是落后的，但由于同俄罗斯无产阶级处在一个国家里，所以也逐渐地卷入了全俄的革命运动。带有民族解放运动性质的当地居民的革命发动，成了俄国革命洪流中的一个支流。被压迫的俄国各族人民，只是在俄罗斯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获得了民族自由。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了一切陈腐的、反动的东西，把各民族的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
社会主义革命一举摧毁了民族殖民地压迫的沉重枷锁，给俄国各族人民带来了真正的自由。这一革命为各族人民实行自愿的友爱合作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为落后的各族人民越过痛苦的资本主义阶段，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了前途。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消除俄国边疆各族人民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大家知道，东部边疆各族人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竟如此之低，以致起初连社会主义革命带给他们的那些伟大权利都不能充分享受。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宣布了各族人民完全自由和平等。在消灭民族压迫之后，民族问题并没有从日程上撤消。民族问题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继续存在。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民族问题必须用新的观点来观察，用新的方式来解决。
正如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所指出的，任务就在于要用各族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平等来补充他们在法权和政治上的平等。保证各族人民事实上的平等，是共产党民族政策中的根本问题，是使落后的各族人民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条件。
对于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中落后的各族人民，需要实行特殊的措施，来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俄国共产党人在从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里，在土尔克斯坦等这类落后的国家里所做的实际工作，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条件下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一七—二一八页）这是一项繁重而复杂的任务。必须使东方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适应为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封建残余而斗争的任务，必须使这一机关为提高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消除当地剥削者对群众的影响而努力工作。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曾反对为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编造各种成方，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看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本身所拥有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创造性。他天才地预见到，每族人民由于发挥自己的力量，考虑自己的方式和可能性，并利用先进民族的帮助，他们就会创造性地发现这一过渡的道路和方法，并在实践中予以检验。二
苏联的经验证明，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其活动中注意从前被压迫各族人民在经济制度、阶级构成、生活上和文化上的特点，只有国家政权机关使用当地居民的语言行使职权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才能得到巩固。
在从前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地区里，苏维埃是在消灭经济中的封建制残余和克服宗法、氏族生活样式的进程中，是在提高居民文化水平和发展当地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进程中得到巩固的。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创立和巩固从前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民族的国家制度，是巩固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的最可靠的手段。
非俄罗斯民族几乎占了俄国整个人口的一半。为了发展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必须实行苏维埃自治，在国家管理中使用当地居民的语言。
在实行自治以前，对各民族地区居民的民族成分进行了一番巨大的研究工作。好些边疆民族区的居民几乎个个都是文盲；好多族甚至都没有文字；没有能够帮助苏维埃政权扫除文盲和培养当地干部的民族知识分子。因此，民族自治是随着给当地政权机关培养忠于苏维埃制度的干部这一工作的进展而开展起来的。比如，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土尔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包括现在的中亚细亚几个共和国的领土，即：乌兹别克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土库曼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的一部。
由于当地居民出身的民族干部的增多，以及政权机关接近居民的需要，后来就在土尔克斯坦共和国的基础上成立了一系列新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苏联共产党在为创立从前被压迫各族人民的苏维埃国家制度而斗争时，考虑到他们想拥有为他们所亲近和了解的政权机关的极殷切的愿望。共产党善于灵活运用的各种自治形式（民族区、自治州、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激发了大小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力量，团结了他们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努力。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目的在于巩固苏维埃在当地居民中的威信，逐步地使剥削者在劳动群众中间孤立起来。这种政策和策略的特点，就在于政权机关“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二九六页）。首先，是在税收政策、信贷等方面遵循了列宁的这个指示。劳动农民根据切身的经验逐渐地确信，他们从国家得到信贷比向当地剥削者借债有利得多。
共产党对待所谓“回教法庭”的态度，可以当作说明共产党为了在落后各族人民中巩固苏维埃政权而照顾居民觉悟程度的一个例子。“回教法庭”是以宗教道德的规范为指导的。在这里，两个妇女的证词才能顶得上一个男人的证词。由当地剥削者把持的“回教法庭”，是巩固旧道德及宗法生活样式的手段。企图刻不容缓地、立刻取缔“回教法庭”，就会把武器交给当地剥削者手里，便于他们从事欺骗人民的勾当。他们就可能别有用心地扮演起维护“民族习尚”的角色。
因此，苏维埃政权指出，如果居民愿意保存“回教法庭”，就让他们保存好了。并且规定，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找“回教法庭”和苏维埃法庭。
为了使苏维埃法庭接近当地居民，曾经实行了用民族语言履行诉讼手续的作法。并且制定了一项惩罚因固守氏族生活残余（例如因血的复仇而引起的凶杀、多妻制、讨财礼、早婚等等）而犯的罪行的法令。
在残酷的斗争过程中，剥削阶级的阵地不断削弱，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影响不断减低，而苏维埃机关的威信却不断地在增长。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地去找苏维埃法庭了。“回教法庭”的活动很快就受到了限制，过了一些时候，它们就完全吃不开了。
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在发展苏联为数众多的各族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强大的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原则，是苏联各族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最高原则。苏维埃制度给苏联各族人民（无论是大族和小族）开辟了走向经济和文化真正繁荣的道路。
三
正如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好些民族地区遇到了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关系。只有在消灭经济中宗法封建残余的基础上，才能把吸引落后各族人民参加新生活建设的事业推向前进。苏联共产党在东部边疆区进行消灭剥削者的斗争时，曾照顾到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以及他们拥护苏维埃国家为消灭封建经济所采取的措施的决心。
大家知道，在俄罗斯中央地区，地主和大资本家早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已被消灭了。但是要在东部边疆区消灭地主经济，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实行土地和水源改革以前，中亚细亚的农民每年向当地地主缴纳的地租，约计二千五百万到二千八百万卢布。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苏维埃政权在中亚细亚各共和国实行了土地和水源改革，这次改革的任务是要消灭经济中的封建制残余。在实行这一改革时也照顾了各地区的特点。比如，费尔干州和塔什干州的商品关系比苏尔汗达里亚州和花拉子模州发达得多，所以这里的土地和水源改革实行得比较早（是在一九二五年），而其它各州，则是在一九二八年实行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农具，尝到了革命的果实。这就促使俄罗斯无产阶级同从前落后各族农民的联盟进一步巩固了起来。
农村里封建关系残余的消灭，促进了农业的高涨。
在游牧地区用革命的办法摧毁封建制残余，要困难得多。这里，当地的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影响相当大。他们在保存氏族公社土地使用制的掩护下，霸占了最好的牧场，剥削劳动群众。一九二六年，在哈萨克斯坦从剥削者手里没收的草地约计一百四十万公顷，没收的牧场达一百二十万公顷。大牲畜所有主拥有的牲畜在游牧区达四百多头，在半游牧区达三百多头，在定居区达一百五十多头，他们的牲畜被没收后都分给了雇农和贫农。
个别的大牲畜所有主，利用宗法关系的残余，有意识地挑起各山村牧民之间的敌意，并且依仗他们对劳动群众的影响，来阻碍山村的苏维埃化，并且通过行政手段迁出共和国和州境以外。
无论在游牧区或定居区摧毁封建制残余，都导致了经济中小商品经济结构的加强。小商品经济结构也是靠宗法制度的解体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增长起来的。小生产者农民经过合作化的各种形式，逐步纳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
发展民族地区的工业对于吸引落后的各族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分布（工业生产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使得苏联的各州、各共和国（包括民族区在内）有可能促进工业的发展。
在苏联工业以高速度发展的条件下，东方各民族共和国的工业也发展得特别快。比如，拿一九四○年大工业的总产量同一九一三年比较，整个苏联几乎增为十二倍，而哈萨克共和国却增为二十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增为一百五十三倍，塔吉克共和国增为三百零八倍。
在民族地区的工业分布中，不仅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而且考虑到政治的因素。大家知道，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社会力量，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是民族内部的联盟，而且是民族间的联盟，国际的联盟。事实上也是这样，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中，以它同从前被压迫和落后的各族农民的联盟，补充和扩大了它同俄罗斯农民的联盟。实践证明，当边疆民族区形成了当地的工人阶级时，这一联盟才更加巩固了。当地的工人阶级，按斯大林的说法，乃是联结俄罗斯工人和民族区劳动农民之间的一座桥梁。
各民族共和国和州内的工业，是在最大限度地吸引当地居民参加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哈萨克斯坦在八年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工人总数增为六点七倍，其中哈萨克人出身的工人则增为三十一倍。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共同的事业，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都按照自己的能力（矿产、动力及劳动等资源情况），来实现这项历史性的任务。
农业的集体化对于落后的各族人民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各民族友爱合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落后的各族人民，可以利用工业发达的民族所创造的那种物质技术前提，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苏联的经验、苏联共产党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
苏维埃东方各共和国的农业集体化有好些特点。在这些地区，不仅需要消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关系，而且需要消灭仍然保留着的宗法封建制的因素。这一情况不能不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胜利增加许多困难。因此，东部民族地区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比农业发达的地区慢得多。在这里，广泛流行的是初级形式的集体经济，即土地共耕社。在极北地区的小部族当中，土地共耕社直到三十年代的末期才转为农业劳动组合。
在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中，完成了游牧、半游牧居民在一定地域上的定居。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转为定居生活方式的劳动群众给了很大的帮助。国家拨给他们贷款、建筑材料等等。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保证了苏联各族人民全面的经济繁荣；现代工业和巨大社会主义农业的建立，保证了苏联各族人民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保证了落后的各族人民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四
苏联的经验证明，发展从前被压迫各族的民族文化，克服他们在文化上的落后，就会便于和加快使这些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只有用当地居民的语文大量出版报纸、杂志、图书，只有在学校里使用本族语言授课，以及在国家机关里用本族语言办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政策，才是从前落后的各族人民最能理解和最感到亲切的。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给没有文字的各族创造文字。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在俄罗斯学者的积极帮助下，已经给苏联的四十八个族制定了文字。
在全国实行文化革命的进程中，苏联共产党保证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加速发展。一九四○年全苏联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人数比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学年度平均增为四倍。在这一段时间里，哈萨克共和国的学生数增为十点九倍；土库曼共和国增为三十五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增为四十七倍；乌兹别克共和国增为七十三倍；塔吉克共和国增为八百二十二倍。这样算来，哈萨克共和国的国民教育发展速度比全苏联发展的平均速度快二点七倍；土库曼共和国快八点七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快十一点七倍；塔吉克共和国快二百零五点五倍。文化建设的这种高速度，保证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消灭了苏维埃东方各族人民数世纪以来的文化落后状态。
共产党在各共和国和各州内，培养了人数众多的苏维埃知识分子干部。这是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党从当地人中间培养出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他们能够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并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沿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前进。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在落后的各族人民中间实现革命的改造。当地人出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干部，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
“苏维埃政权在各边疆的最重要的，而归根到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堡垒”。（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四页）
在民族地区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干部所遇到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来反对从前被压迫各族人民同俄罗斯民族的友谊。因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就企图使这些族丧失消灭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可能性，以及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和粉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吸引从前落后的各族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他们同伟大俄罗斯民族及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友谊所必需的条件之一。
苏联各族人民的经济的蓬勃增长、国家制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都是同伟大俄罗斯民族给予从前各被压迫民族的那种巨大而经常的援助分不开的。俄罗斯民族忠诚地履行了列宁关于必须给落后的各族以全面援助的遗教，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博得了苏联各平等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荣誉。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为了感念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行为，一致把它称作自己的老大哥。
× × ×
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政权掌握在由伟大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手里时，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能够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取得巨大的成功。
让我们拿五个苏维埃共和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同相邻的四个东方国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来作一番比较。总共不过三十七年以前，苏联的这几个国家同相邻的那几个东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几乎处在同样的水平。但是现在却根本不同了。拥有约一千七百万人口的苏联境内的五个东方国家，在一九五三年生产的电力，比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四个相邻的东方国家多三倍半。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单拿高等学校学生的人数在各共和国居民人口中的比例来看：阿塞拜疆共和国每一百零七人有一个大学生；乌兹别克共和国每一百四十二人有一个大学生；吉尔吉斯共和国每一百五十六人有一个大学生；土库曼共和国每一百六十六人有一个大学生；塔吉克共和国每一百八十八人有一个大学生。同时，伊朗是每三千三百人才有一个大学生；土耳其和埃及是每八百八十三个人才有一个大学生；英国是每五百九十一人才有一个大学生。由此可见，中亚细亚的苏维埃各族人民所达到的高等教育的水平，不仅赶过了附属国和半殖民地国家，而且还赶过了像英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帝国主义强国。
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果，是因为有苏维埃的社会制度，是因为有十分关怀苏联各族人民在文化上进步的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里，广泛地帮助和支持从前被压迫的落后的各族人民发展文化。只有在各族人民全面合作的基础上，在他们完全平权、互助（包括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对从前被压迫的落后各族人民的帮助）的基础上，这些族才能越过痛苦的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消除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保证一切民族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有飞快的进步，保证他们一往直前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 × ×
苏联境内的东方各族人民在俄罗斯工人阶级兄弟般的援助下，卓有成效地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他们的经验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面前，开辟了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一九一九年，列宁向东方各国的共产党人指出：“如果俄国布尔什维克已把旧的帝国主义打破了一个缺口，自己担负起了一个非常困难然而又非常崇高的创造新的革命道路的任务，那末在你们东方劳动群众的代表们面前就摆着一个更伟大和更新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三七—一三八页）
列宁和斯大林曾号召东方各国的共产党人，要在革命地改造社会生活中，创造性地、巧妙地运用一般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列宁主义关于从前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光荣队伍之一。中国共产党人英明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发展的非常丰富的实践结合起来，卓有成效地领导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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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所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医院
新华社记者 朱实
七月间，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医内科病房里来了一个患左侧上下肢关节炎很厉害的病人。经过中、西医的会诊，进行了二十四次针灸治疗，同时配合西医的检查护理，三个星期后，这个病人就出院了。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一九五一年就成立了中医医疗部，一九五二年开始中、西医会诊到现在，全院已有了上千次的中、西医会诊记录，在这些会诊中，他们合作治好了一些疑难的病症。
在开始时，这个医院并不是很多西医都愿意同中医合作的。西医内科主治医师张晶洁就是一个例子。最初她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觉得中医不科学，不可靠。有一次，张晶洁治疗一个患肾脏炎很严重的病人时，病人全身水肿，尿中毒，已进入昏 迷状态。张晶洁认为这个病人已经无法挽救，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她想让中医来试一试，于是，便请中医师张澄庵来诊治。出她的意料之外，病人服了几剂中药后，病状立刻减轻，并且不久就完全复原了。这个事实使她开始认识到自己对中医的错误看法。以后，医院里许多西医认为难治的病症，如肝硬化、肾脏炎、关节炎等，都在中西医会诊下治好了，医院又组织了西医们学习共产党对待中医的政策。许多西医就开始虚心地同中医合作了。现在，这个医院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西医经常同中医交流治疗情况。全院西医和护士还邀请中医作了两次学术报告，并且分别同中医组织了各种研究小组，选择中医疗效最好的病症，共同整理临床的经验。在西医内科病房里，经常可以看到由中医治疗、服中药的病人；许多西医阅读了中医书籍并到中医诊断处实地学习。五官科西医主任医师周镕清从一九五二年起开始学习中医针灸疗法治疗病人，现在已治好了十五个患神经麻痹的病人和八个患耳聋的病人。
在西医的帮助下，这个医院的中医也开始用西医的方法来帮助诊断。许多中医也开始用温度计、血压计来量病人的体温和血压。并且采用西医化验方法，检查病人肺部、肠胃、血液和大小便等，他们认为这样检查，对帮助他们诊断病症有很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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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兆坤找到了自己的岗位
沙汀
在晴朗的天空下，我穿过连结西郊旅舍每一座楼房的水门汀便道，向五号楼走去。前一天我就约好了要看看胡兆坤。胡兆坤是山东潍县申家村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一九五一年申家村成立互助组时，他就被选为组长。一九五二年冬天互助组转为社，他又担任了社长的职务。
现在，除了四户地主、三户反革命分子、两户赶车的和一户商贩，申家村全村农业人口，都已经加入了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但是得到这个成就可不那么容易。在红星社的发展过程当中，胡兆坤就曾经碰到过不少困难，进行过不少斗争。建社初期，由于增产不多，制度混乱，少数社员就闹着要退社。但他并不气馁，终于在县委帮助下使社得到巩固。
当我同胡兆坤第二次见面时，我记得，在上次谈话中，这个精干的高个子年青人曾经向我谈到他自己解决复学问题的经过。我们谈话一开始就又接触到这个问题。
因为家庭生活一时发生困难，胡兆坤一九五○年在潍坊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休了学。他准备一年半载后再复学。这个想法是相当顽强的。而在回到农村以后，由于不断受到某些人的刺激和嘲笑，他就更加感觉参加农业劳动不很光彩。这年秋天，当区委书记动员他参加征粮工作时，他就曾用准备复学作理由表示拒绝。成立互助组被选为组长时，他也提出过同一理由：“我还要上学呵！”可是，正同他对待区委书记的动员那样，当一想到这是有关群众利益的事，他还是让步了，而且干得很好。
让步当然并不等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当一九五一年他被选为乡人民代表和乡人民委员的时候，他又重复表白他的愿望——还要上学。而且，到了一九五二年秋天，那个暂时压制住的念头，又重新抬头了。在赶集时，他往往会听到这样一些消息：这个同学在铁路上工作，那一个升学了！或者亲戚熟人问他为什么还不上学？……
为了达到复学的目的，他还故意不同区委书记接近。
“为什么？”他大笑着重复我的问话，好像我提出的反问使他回忆起了无比愉快的往事，“区委书记那么好，一见面你会什么思想都向他暴露。他不会碰你的，也不会笑话你，可是慢慢同他一拉，就不由得你自己了，思想就通了！”
“可是区委书记还是知道了！”我打趣地插嘴说。
“是呀！看见劝我不住，互助组的组员胡君德就一个人找区委书记去了。有一天晚上，一个组员忽然跑来叫我，说，区委书记在民校等我呢！我一听，炸了，心里老是那么盘算：去呢，不去？……
“最后我想，丑媳妇终归要见公婆，就到民校去了。
“到民校一看，我才知道，不止是区委书记，还有好几个组员同区委书记坐在一道。
“一见面区委书记就问，‘听说你准备上学呀？’
“我懵里懵懂答道，‘是呀，你看行吧？’
“区委书记说：‘行，怎么不行？’
“我多少有一点放心了，松口气说，‘这就对！互助组也搞好了，有前途了，我呢，也得找我自己的前途。’
“区委书记冷不防切断我的话道，‘要找前途，你还得下深水！’区委书记接着慢慢拉起来了。……”
区委书记从互助组几年来的成就，谈到群众对胡兆坤的信赖，谈到一些农业劳动模范的奋斗经历，然后指出：胡兆坤的前途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用不着再找了——这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前途！
胡兆坤坦白地告诉我：这中间，他也曾经企图替自己辩解，但是，有的话，他刚一说出口，就感觉不对头；有的话始终说不出来。他说，谈到最后他满头大汗，越来越觉得离开一个党和群众迫切需要自己坚持的工作岗位，太自私了！
区委书记虽然已经停止了讲话，但是胡兆坤还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组员们不吱声，可是他们一心指望胡兆坤这一次能够彻底打通思想。而末了，他们实在耐不住了，就一齐劝说道：“应该通了，区委书记讲了这么半夜。”“怎么样呢？你上学也是为的社会主义前途呵……”
这时，胡兆坤终于站起来向大家表示自己的意见：“下深水吧！党这样关怀和培养我……”
当胡兆坤向我叙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健康的，因为从此他不再每天晚上复习几何代数，把工余时间全部搁在农业技术的钻研上。他早就非常重视农业技术的改进工作。一九五一年，他帮助父亲总结了种烟的经验同时又采用了先进方法，结果每亩烟的产量比一九五○年增产一倍。一九五二年，他领导组员们改进了整个耕种程序，把每两年种三季改为每两年种四季，使得全组增产一万多斤粮食。
这些成就提高了胡兆坤学习技术，推广先进经验的积极性。他买了很多农业技术书籍，一有时间就读。而且，常常因为考虑一个实际问题，连生活秩序都打乱了，吃不好饭或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翻书。申家村一带谷田的蝼蛄是很多的，每年都要蹧害不少庄稼。依照旧的方法，只有用小米拌“信石”可以抵制；但这太浪费了。一九五四年他介绍了“六六六”拌麦麸的新方法，成效很好，同时减少了浪费。但是这一年夏天，麦麸一时缺货，哪里都弄不到手。
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蝼蛄比往年多，搞迟了庄稼就会遭到损害。
“社员的思想也相当混乱”，胡兆坤追述当时的情景道：“好多人都主张用小米拌‘六六六’。他们说：‘横竖社里还有谷子，不能够再拖了！’可是我总不愿意：这浪费好大呀！后来才想到用谷糠拌‘六六六’。”
“结果怎么样呢？”我忍不住追问道。
“一点也不管用！谷糠是干拌的，蝼蛄不吃，药不死呀！这下大家都抱怨我，‘我说你乱搞吧！别白费功夫了！’可是我总不死心，还是在谷糠上打谱。有一天，闷得慌，我东荡西荡，不知怎么跑到养猪场去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闹着玩尝过猪食，糠是甜的！——这下我找到窍门了！”
“这回你一定成功了！”我插嘴道，已经从他的神色猜到了事情的结果。
“当然是成功了！你想，就像搞猪食样，把谷糠同‘六六六’用水一拌，搁在盆子里一捂，味道变了，蝼蛄也肯吃了。当天晚上，就药死了好几十个。隔了一夜，就药死了一两百个！我把它们穿成一串，提在手里要大家看，‘你们不相信药得死，这下怎么说呢？’……”
他比比手势，告诉我说，把小米改成谷糠，他们每年要节约五百斤粮食。
由于技术上的不断革新，到了目前，申家村全村的粮食产量，已经比解放前增长了近一倍了。但是胡兆坤并不因此满足，认为只要继续改进耕作技术，发掘土地的潜力，还可能生产更多的粮食来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但他感觉他的文化科学知识太不够了。
当谈到这点的时候，他显得有点着急，一种庄严的责任感显然使他感觉事情并不怎么轻松。
这时他把两条腿盘在床沿边上，手里舞弄着一根扎书用的橡筋。
“是呀！要搞社会主义，农业是一门大学问呵。”他热情地高声说，当我引用列宁的话，进一步说明科学知识在农业合作运动中的重大作用的时候，“我们村的土有好几种：黑土、粘土、黄土、半沙土……老年人都懂得这种土该种什么，什么对这种土不适宜。比方黑土，种小麦就不肯出。可是它们的化学成分怎样？怎么喂肥合适？这需要有科学知识才能闹得清楚！”
他停下来，现出沉思的神气；一张一合的，双手把那橡筋拉得很大。
“现在连我父亲也感觉他不行了！”最后他望定我说：“一九五一年采用新方法种烟，他好反对我呀！总说，‘我种了三四十年的烟，还赶不上你？’为了试验一次，不知费了多少话。现在算服气了，老向我说，‘这两年书念得值得，没有碰瞎！’……”
他爽朗地笑起来；随即告诉我说，他父亲是个老农，种庄稼很有经验。
我想更多了解一些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中的思想斗争情形，我向他说出了我的愿望。
“斗争多呵！”他很激动地挥挥手臂，不由自主地从床边站起来，“一九五一年我主张用‘西力生’拌麦种，免得长起来那么多‘乌麦’，——有的多到百分之七十几呵！可是好多人反对！他们说‘乌麦’多是‘天年’不好，哪里来什么病菌。还出难题给我做：‘把病菌拿出看看吧！’我说，‘那是病菌呀！看看？说得容易！’‘哪你怎么知道的呢？’‘书上写得有呀！’‘写书的人他就有本事看见？’‘人家有显微镜呀！’‘对呀，你也找个显微镜看看说吧！’……”
胡兆坤又一次失声笑了，但这笑没有丝毫轻视的意思，而且充满了同情。
“农民都是眼见为实的！”他又接着说，“没有看见过他就不信。最后我说，‘你们不相信，我先来做给你们看吧！’一九五二年大家一看，果然不错，我家麦田里很少有乌麦了，这才有人开始试用。”
想起了我所知道的老一辈农民的习惯，这时候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你以为他们就完全相信了吗？”胡兆坤紧接着反问，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不！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大家都用开了，还有人向我说，‘告诉你吧！原早是嘴上通，现在思想才算通了。’”
最后，我们又谈到了干部作风问题，在我的请求下，他还告诉了我好几桩他自己的事情。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九五四年新年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红星社养了三四十头毛猪，都已经很壮了，每一头有二百多斤。而且已经同国家订了合同，准备运出国换机器。因此全社都很重视这一批毛猪。但是年节的前一天，胡兆坤忽然发觉饲养员胡宏来的神气有点反常，老是对他不很自然地笑；似乎有话想说，但又难以出口。胡兆坤断定他有心事，就问他为什么老是笑。
胡宏来答道，“笑什么，明天就过年了！”
胡兆坤说道，“是呀！怎么样呢？”
胡宏来道，“怎么样？另外找个人吧！我想请几天假……”
这是一个毫无道理的请求，它立刻遭到了别的社员的反驳。
“过年你不干了？这不是说瞎话！”
“你想串亲戚，别人没有亲戚？”
“他怕把新衣服弄脏了！……”
这些七嘴八舌的责难弄得胡宏来很窘迫。
“好吧！”这时候胡兆坤说话了，他望着那个狼狈不堪的胡宏来，又拍了拍对方的肩头，“你明天休息吧，我找个人代替你！”
“这太便宜他了！”有人嘀嘀咕咕不同意胡兆坤的作法。
“这两天你到哪里去找积极分子呵？”也有人向胡兆坤提出警告。
“不要担心！有的是积极分子，你们等着瞧吧。”
尽管胡兆坤说的满有把握，但是社员们全都感觉事情很不好办。因此，到了新年这天，那些穿戴一新，准备好好休息两天的社员们，刚一吃过早饭，就陆续走向养猪场去。因为他们都想早一点弄清楚，社长找的积极分子是怎样一个人。
猪圈边的情景使他们每个人都吃了一惊：同样穿戴一新的胡兆坤正在那里忙着喂猪。他们大笑说：“原来找的你自己呀！”他们随即走了过去，争着代替饲养员的职务……
故事正讲到这里，有人来催促胡兆坤去开会。还要把他留下来是很不合适的，我们热情地握手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