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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吴玉章同志们！
文字改革——我们这里说的是汉字改革——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牵涉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复杂的问题。全国语言科学家们，文字工作者们和一切文化教育工作者们，要紧密团结起来，兢兢业业，积极工作，长期努力，才能使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得到根本的顺利的解决。
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还不是从根本上改革汉字，而是在汉字改革的正确方针之下，首先解决两个迫切的具体问题，这就是简化汉字和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汉字在我国人民的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有过伟大的贡献，它对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深广的影响。汉族从有历史的时期起，就用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虽然古代汉字和现代汉字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不但如此，中国近邻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也曾经用过或者还在部分地用汉字记录他们自己的语言。几千年来，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献典籍，是依靠汉字保存下来的。汉字直到现在仍然是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汉族共同使用的文字。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中，汉字曾经被用来作为向中国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的一项重要工具。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伟大事业，在文化教育和生产建设中，汉字仍然将被广大人民群众当作一种书写阅读的工具而更广泛地使用，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汉字是有严重缺点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一个形体，看了形不能就读出音，读出音不能就写出形，看了形和读出音还未必就懂得它的意义，因此，必须一个一个地死记住，这就给学习和使用汉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汉字的笔画多数是繁杂的，单拿中央教育部公布的二千个常用字来说，平均每字有十一点二笔，其中在十七笔以上的就有二百二十一个字。我们的小学校，在六年中间，只能学习三千个左右汉字，而且未必能巩固得了，更说不上完全了解。汉字比较常用的约有六七千个，一个学生不但在中学毕业不容易完全认识，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也还有许多字不认识，还有许多字常常读错写错。
由于这种情形，学习汉字比学习任何一种拼音文字耗费更多得多的时间；也因为这样，我国现行学制，需要十二年才能修完普通教育的学科，比许多国家的学制要延长两年。我们曾经试办过三年制的工农速成中学，也曾经想把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事实证明有很大的困难。虽然这不完全由于汉字的难学、难认和难记，但是汉字本身存在的缺点，确实成为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沉重负担。
从实用方面来说，汉字使用在书写、印刷、电报、打字、检字、索引上面，都要比拼音文字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制造和使用汉字的打字机、排铸机、电报打字机和其他各种运用文字的机器，都有很大困难。总的说来，要是保持汉字的现状，不加以改革，就会严重地妨碍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对于国家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有间接的不利的影响。
中国人民很早就要求把他们自己的文字改成更容易认、容易记、容易写、容易读。很久以来，人民群众就创造出许多简笔字，并且习惯于用行草书来代替笔画繁多的楷书。近六十年以来，随着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文字改革这一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从清朝末年起，一直到全国解放为止，各阶级各阶层出身的爱国人士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汉字改革的主张和具体方案。很多人为了实现文字改革的主张进行长期的奋斗。辛亥革命以后所产生的读音统一和国语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对于汉字改革都起过一定的作用。过去许多年以来无数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文字是可以改革并且必须改革的。他们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对于今后解决文字改革问题有很大的贡献。
尽管我们前辈的文字改革工作者曾经作过长时期的努力，并且有过卓越的贡献，但是在那个时代，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到底是不可能的。这只有在今天，当全国人民已经团结、组织起来，在人民掌握政权、国家完成统一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可能。
毛泽东主席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就已经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之下，语言科学家、语文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团结起来，一方面致力于国内兄弟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另一方面也尽力于汉字的改革。文字改革现在不止是一种理想，而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我们这次会议所提出的两项议程，就是按照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指示的方针确定的。
汉字简化是为了逐步精简汉字的笔画和字数，以减少汉字在记认、书写、阅读和印刷中的困难。目前汉字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方面在书本和正式文件上用的是笔画繁复的楷书或宋体字，另一方面在人民群众中很久以来就已经普遍流传着一大部分群众所创造的简笔字和行草书。无论印刷体或手写体，从形状笔画来说都缺乏严格的规范。这样，在手写的文字中时常发现所谓错别字，在书本上也时常发现所谓异体字。汉字简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群众手写已成习惯的那些简笔字用到印刷上面，以代替原来的繁笔字，同时淘汰印刷和书写中常见的异体字。这样，使汉字的笔画简化，字数减少，逐步做到汉字有定形、有定数，并且使印刷字体和手写体接近。在完成汉字拼音化之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仍然需要用汉字来记录语言、印刷书刊、教育儿童和成年人。就在实现文字拼音化以后，现在的汉字也仍然有许多人要学要用。汉字简化，虽然不是根本改革，却可以大大减少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并且节省在使用文字时所需要的劳动力，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工作来说，这都是一件好事。
在汉字简化工作中，我们采取的方针，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约定俗成”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很多简笔字，是群众的智慧所创造出来的。首先采用群众所创造、并且为群众已经习惯使用的那些简笔字，同时运用群众习惯使用的那种简化方法（例如同音代替、草书楷化和减省笔画等）来创造一部分新的简笔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大部分笔画繁复的汉字都简化了。另外，我们把汉字的某些组成部分——部首和偏旁——逐步简化，类推到同一偏旁的汉字（例如把東简化成东，陳、棟、凍这些字都可以类推简化。把龍简化成龙，凡是从龍的字都同样简化），这样就有更多的字可以简化了。
用上述的办法，很多汉字都可以简化。但是我们不主张一次简化很多字，我们主张稳步前进。这就是说，不是一次简化，而是分成若干次，并且每次公布的简化字，还可以分成若干批推行。今年北京和全国各地报刊试用简化字，第一批试用五十七字，第二批试用八十四字，试用的结果极大部分读者很满意。事实证明这种分批逐步推行的办法是很好的。当然，把应该简化的字一次简化，从印刷、出版和语文教学方面来说，都比较省事。可是一下子把大批汉字都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许多已识汉字的人读书看报，一定会感觉到不顺眼，不习惯。而且事实上有许多汉字的简化形式，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确定下来的。先在群众中间讨论并试用一个时期，等到群众已经熟悉的时候，才正式推行，是比较妥当的。从印刷技术方面来说，铸造简化字的铜模需要有一定时间，要一次改铸大批汉字的铜模，尤其要铸得好看，也有困难。至于偏旁简化，一个偏旁类推到许多个字，更应当分作多批逐步简化。分次分批逐步简化，虽然需要的时间比较久，但在推行的时候，却比一次简化顺利得多了。
今年一月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后，中央各有关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全国各省市文教界人士和人民团体，纷纷组织座谈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讨论的共约二十万人。此外，我们还从各方面收到个人和集体讨论的意见，共计五千一百六十七件。事实证明，全国人民对汉字简化工作是十分关心的。从我们收到的群众意见来看，极大多数赞成用简化字代替原来的繁笔字。此外，群众对草案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初步修正了原草案，于本年九月，提请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审订委员会最后同意了包含五百一十二个简化字和五十六个简化偏旁的“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为汉字简化的第一步，现在提请会议讨论。此外，异体字整理表，经过各地群众讨论，并由中央一级报社、出版社共同审订，修正补充，现在一并提请会议讨论。至于手写体简化，根据群众要求，将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写印成范本提交有关机关，供初学习字的人临摹和参考，因为这方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争论，不需要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
这个汉字简化方案，经这次会议讨论通过后，我们拟请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作最后审订，然后提请国务院公布。由于这个方案包含有五百多个简化字和五十多个简化偏旁，一下子全部推行，在阅读习惯和技术方面还是会有困难的。因此我们建议请国务院把这些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分批推行。
这一次的方案并没有包括全部需要简化和可以简化的汉字，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用行草书楷化的方法，汉字的偏旁还有很多需要简化，可以简化。有一部分已在群众中使用的简体字，因为各方面的意见不一致，还没有完全采用到这一次的方案里来。此外，群众还将继续创造新的简体字；在这一次方案正式公布施行以后，群众创造简体字的过程还会更快些。因此，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继续汉字简化的调查研究工作，经过一年或两年时间将再行提出新的简化字表。总之，这一工作将继续进行，直到汉字简化工作最后完成为止。
大家知道，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汉字拼音化的准备工作。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现在起，需要研究和确定一种妥善的切实可行的拼音方案，需要研究汉语词汇和同音词的区分方法，需要研究汉语的方言状况和拼音文字适用于方言区的妥善办法，需要调查研究各国文字改革的经验，特别是调查研究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如越南、朝鲜、日本等）实行文字拼音化或汉字改革的经验。这些准备工作，有的我们已经着手作了，有的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进行。但是在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逐步统一汉语的语音，或者更正确地说，使汉语语音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且逐步扩大这个统一的标准语音的使用范围。怎样才能达到这一个目的呢？这就必须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我们把这一项工作，作为迫切的具体问题之一，提到这次会议的议程上来，其原因就在此。
当然，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并不只是为了文字改革才有必要，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汉语方言复杂，差别很大。不但南方人和北方人通话困难，就是同一个省甚至同一个县的人们，语音也不一致。在过去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停滞在封建社会，语言不统一是不容易改变的现象。当我国已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完全的统一，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伟大的建设时期，这种情况对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不利就更加突出，而且改变这种情况的条件也完全成熟了。
汉族人民很久以来，就要求一种明确的统一的民族共同语，而且事实上在近几百年来，这种统一的民族共同语也逐步接近完成。辛亥革命以后的“国语运动”就以统一全国语音为主要的目的。“国语运动”在这一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当时所提倡的“国语教育”曾经使不同地区千千万万的中小学生以及国外华侨，学会了北京语音。近几十年的广播电影，戏剧所用的语音，一般也都采用北京语音，这一事实大大促进了北京语音的推广。同时，随着我国近代经济交通的发展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通话，这种普通话的词汇和语法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它的语音虽然还没有做到标准化，但也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接近北京语音的，因此尽管在广大农村中和许多方言区的城镇，方言仍占着极大的优势，中小学校和工农业余学校在很多地区仍然用当地的方言进行教学，方言纷歧的情况仍然严重，但是汉语目前正在朝着统一的方向迅速发展，却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依靠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力量因势利导，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第一，要在全国的小学校、中学校和各级师范学校中用普通话进行教学。第二，要在部队和机关中提倡使用普通话。第三，还要把普通话逐步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以便逐步做到汉民族语言的统一。
民族语言的统一，不但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也是给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只有在统一的语音标准已经普及全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了解的条件之下，文字的拼音化才便于在全国范围内比较顺利地实现。因此，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这是一切文字改革工作者所必须重视的。推广普通话需要做很多繁重的工作，如调查研究全国方言，编辑各种教材，大力培养师资，进行广泛的宣传等等。这些是语言科学工作者和语言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同时也是文字改革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积极准备文字拼音化，这些都是十分艰巨的工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积极动员群众，才能完成这些工作。文字改革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没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知识分子、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力支持，文字改革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全国关心文字改革工作的专门家、学者和一切热心人士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之下，积极工作，稳步前进，贡献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为完成文字改革的伟大任务而共同奋斗。
同志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接受我这一诚恳的建议。我们的事业虽然还不过是开端，但是我们对于最后的胜利成功是满怀信心的。祝我们的会议成功！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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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拟定合作化规划中坚持了阶级路线的梅联乡党支部
陈章淮
今年夏收一结束，广东省揭阳县梅联乡许多贫苦农民，因为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入社。九、十月间，这个乡的中共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和觉悟水平，进行了全面规划。
全面规划是自上而下拟定计划和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讨论而确定下来的。这是一个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在尖锐的思想斗争的基础上贯彻阶级路线的过程。谈到全面规划，这个乡党支部副书记魏汉坤说，他在全面规划中体会比较深刻的是：由于党内首先反对了富农思想，就能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由于依靠了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合作化运动便迅速而健康地开展起来了。
整顿党的队伍
正当有大批贫苦的农民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梅联乡党支部的二十一个党员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想法和看法，比较普遍的是，不敢大量发展合作社，怕社多了办不好。在中共渔湖区委传达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上级党委对梅联乡提早合作化的要求以后，当时的支部副书记魏逢泉对今年要建立十五个新社就没有信心，他还武断地说：“我看老社社员有半数人要退社，社外农民一个也不愿入社！”其他党员也有附和魏逢泉的说法的，如青年团支部委员魏大德和党员锺龙井也说最多能再办两个社。党支部委员林石部则消极地说：“要办就办吧！办多总是好事，不过要上级派干部来，不然就办不起来。”乡长魏汉坤马上反驳他们说：“真是一个人也不想入社？我不相信！”支部书记魏基森说：“你单看到三两户农民不入社就说大家不入社！你不看看社外多少人拚着要入社。大发展的消息一传出来，魏炎如、魏大增他们就连夜开互助联组会要求转社了。”魏基森是燎原社主任，社内一百二十八户社员，只有魏林江、魏大德两户要求退社，他们都是生活较一般农民富裕的老中农。他说：“魏逢泉说的完全不符实情。”
通过摆出来的事实，发现那些闹退社的、扬言不入社的、说他们互助组里没人要入社的，绝大部分是富裕的中农。后来查明：魏老存互助组中，只有富裕的老中农魏老存不想入社，其他七户贫农都迫切要求入社。
魏逢泉因为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受到了富农思想的侵蚀和影响。他不但过多听信富裕中农的意见，少听取贫苦农民的意见，而且在潮安县的农业合作社向梅联乡农民买晚造稻秧时，他有意抬高价格，进行资本主义剥削。受到富农思想侵蚀的党员不止魏逢泉一人。其中比较严重的还有党支部委员林石部、团支部委员魏大德。他们想找寻最短捷的道路来求个人“发家致富”。魏大德曾经再三要求退社单干。林石部是副乡长、又是厚宅村燎丰社的主任，但他却几次要求支部把社解散，让他去福建等地贩运土杂货，走个人发财的道路。
支部大会上，严格批判了侵入党内的富农思想影响，大家启发林石部回忆他过去的生活。解放前他给地主当了六年长工，没田没地，土地改革以后才分到一亩六分田和一间房子。在批判中，大家指出他不该因为今年早造歉收便放弃对社的领导和不关心全乡贫苦的农民，只顾自己去贩货倒卖赚钱。大家批评他说：“解放前你也在外头闯过，你怎么不想一想，那时你逃荒到外头，东奔西走，得到的是什么？而现在，当大家受灾的时候，你却一心想走个人发财的路！”在大家启发教育下，林石部认识了自己思想的错误，表示决心要站在合作化运动前头，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两天半的支部大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批判了富农思想。同时，表扬了四个党员，有两个党员被评为模范；最后还改选了支部委员会，魏逢泉、林石部都落选了，好党员选进了支部委员会，形成了新的领导。支部得到了整顿，党员们思想提高了，接受了建社任务，并拟定了全面规划草案。
深入访问贫苦农民
接着，在整顿好团组织及布置了全乡当前的生产以后，梅联乡党支部召开了全乡的互助合作代表会。但由于会前缺乏宣传教育工作，而选拔的代表又大多是富裕中农，因而在会上发言的人只反映了富裕中农的意见。贫农和下中农虽是积极拥护合作化运动的，但是他们交不起入社基金。有的贫农和下中农去年三申请、四申请，都没有被批准入社，而社却再三再四去串连原来不想入社的富裕中农。因此，贫苦农民看到富裕中农在会上发言很多，便不大作声，因而在这次会上，贫苦农民的意见就没有反映出来。
看到这种情形，有的党员很苦闷：难道贫农和下中农不想入社吗？难道不久前进行典型调查得出的全乡有八成左右的贫苦农民有入社的要求这个结论不切合实际情况吗？这时，中共粤东区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下到乡里来，明确指出这是工作中没有发动贫农和下中农、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开展运动的结果。于是支部的委员们便深入访问，才发现虽然有些富裕的中农互助组组长表示不愿转社，而组内的贫农和下中农却是日夜盼望入社的。支部书记魏基森去串连贫农魏秋松，他对魏秋松说：“你们组长在会上说大家不愿入社。”秋松就急得不得了，说道：“谁说我们不入社！我参加互助组就是为了要争取入社呀，组长不入我也要入！”
摸底的结果，证明贫农和下中农坚决要求入社，富裕中农则大多表示不愿入社。
弄清依靠谁
但是在讨论依靠谁的问题时，党内就有着不同的意见。魏映雪说：“不依靠这些互助组长依靠谁呢？”群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魏锡龙说：“依靠这些人不会错！”而谈到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时候，映雪说：“这些人又穷，又没有文化，自己生产搞不好，怎能搞好社的生产呢？”魏瑞泉则说：“要是依靠贫农和下中农，我看将来一个社要找一个统计员都找不到！”
在党员大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支部说明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并且摆出大量事实来说明贫农和下中农在合作化道路上如何坚决、任劳
任怨，要把合作社办好。而富裕中农则往往稍有挫折或一碰到和自己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就表现动摇、犹疑，甚至退缩。党员们也发表自己的意见。魏茂仕说：“我们社建立时，再三动员两户富裕中农入社，指望他们有钱可以多投资，有生产经验，又有牛，哪知道他们入社后既不投资、又不积极搞生产。可是贫苦的农民则不是这样，现在看来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才对。”
支部还检查出：去年建社中某些党员光欢迎富裕中农入社，排斥贫苦农民，以致有的贫农组织了建社筹备会，也要他们解散；碰到贫农来要求入社则又推三推四，加以拒绝。经过讨论，大家明确认识了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而不能依靠富裕中农。
串连教育贫苦农民
党员大会上重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审查了原有的互助合作骨干，确定了九十个贫农、下中农为骨干，发动党员们去串连教育这些人。在贫农和下中农骨干会上及各村的贫苦农民会议上，支部检讨了过去工作中没有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看不起贫苦农民的错误。支部又宣传了合作化的方针政策。会上，贫农和下中农骨干情绪十分热烈，纷纷表示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并且要深入各个角落去串连发动贫苦农民。
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经过串连教育，认识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积极投入合作化运动。贫农红毛说：“全乡现在有谷磨米的是社员，有甘薯干的也是社员；全乡因为受灾，家家户户缺粮，可是社员却不缺。”贫农魏碧花要求入社，她说入社好处大，“比如阿羊一家两口人，入社前要政府救济，今年受灾却还分到四百斤谷、一千多斤甘薯，不怕闹秋荒”。经过这样串连活动，贫苦农民的队伍逐渐形成了，更加倾向合作化了。不富裕的中农魏玉川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确有好处，像我这样的中农，资金是有的，但只够一造用，如果碰到天灾，资金马上就会发生困难！”
半个月过去了。支部所提出来的全面规划草案，在群众大会上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现在贫农和下中农已经选出他们所信任的一批骨干参加了建社训练班，建社工作已经开始了。梅联乡的合作化运动正在向前迈进。
（原载南方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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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部印度故事影片的某些特色
锺惦棐
这几天来，我国观众以极大的兴趣欣赏和谈论着此次在我国放映的三部印度故事影片——“两亩地”（编剧：赫·穆凯尔吉，导演：比·罗伊）、“流浪者”（编剧：克·阿巴斯，乌·布·萨特海，导演：拉兹·卡普尔）和“暴风雨”（编导：契坦·阿南德）。由于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生活，使中国广大观众可以说是第一次感觉到这样亲切地接近了印度人民，了解到他们的正直和善良的品性，他们的生活和愿望。
观众的兴趣大体集中在这些方面：影片的人民性、民族色彩和优异的电影艺术技巧。
一
首先，这三部影片都接触到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这便是地主对农民的勒索（“两亩地”）；传统的种姓制度和宿命观念的危害（“流浪者”）；城市高利贷者对普通人民的欺压（“暴风雨”）。由于这些问题在印度人民中造成了如影片所描写的各式各样的不幸，因而当影片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两亩地”的可贵处不仅由于它是在深受好莱坞影响的所谓娱乐片浪潮中出现的描写农民生活的影片，还由于影片是完全站在同情农民这一方面的。“流浪者”的可贵处不只是在于它出色地叙述了一个悲剧性的故事，而且在于它强烈地反对传统的种姓制度影响下的偏见。人们深深地同情拉兹，正因为他是这种偏见的牺牲者。“暴风雨”则是把高利贷者从道义上完全孤立起来的影片。
由于作者深切地同情人民，因而在艺术描写上表现了强烈的倾向性。在“两亩地”中，地主、资本家和为他们服务的法官、狗腿子，成为影片主要的攻击对象；而在另一方面，小旅社的老板娘，擦皮鞋的流浪儿童，甚至小偷，都被描写成为多少值得同情的人。
在“暴风雨”中，这一特征被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几乎一切人都帮助拉莫罕律师，而仇恨高利贷者。古贝尔达斯结婚时那个空空荡荡的场面，便最显明地表示了影片对这一阶层的嘲笑，而把同情放在拉莫罕、江吉一家人和女仆拉尼的命运上。“流浪者”中的强盗札卡当然是反面人物。但影片也仍然指出了使札卡成为强盗的社会原因。影片开头，他对里列说：“有一年，我被抓了去，是你丈夫审的案子，给我捏造了个罪名。其实那时候我什么罪也没有，就是因为我是强盗的儿子，就把我关进监狱里去啦！是你的丈夫断送了我这一生！”
正是因为这些影片强烈反对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现象，批判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地主、高利贷者等人，同时也就提出了它们所理想的人物，而其中突出的是几个善良、勇敢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这便是向波的妻子芭萝，拉兹的爱人丽达和单恋着拉莫罕的女孩子拉尼。
芭萝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她代表着许许多多印度的善良的妇女。影片真实地刻划了她的性格。她忠实于爱情，具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灾难面前，她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当向波决定了要去加尔各答挣钱来还地主的账时，她还担心向波到了大地方会变了心，不爱她了。但是她爱向波，便是当向波一贫如洗的时候，她也绝没有说过一句呕气话。
丽达和拉尼，在现实性上不如芭萝，而带着若干幻想的成分。但她们的出现，对今天印度人民仍是有积极意义的。丽达在“流浪者”整个影片中，是反对种姓偏见最强烈的人。她以她的律师身份，勇敢地为一个强盗、杀人犯拉兹辩护。因为她了解拉兹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拉兹的父亲拉贡纳特。因而自始至终她都不掩饰她对拉兹的爱情。在“暴风雨”中，被歌颂的主要人物是拉尼。当拉尼证实了拉莫罕所说的要和“一个漂亮姑娘”结婚乃是江吉而不是她时，她作为第一个见证人去传播了这一消息，这给了她情感上最初的考验——她是否能够为了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爱情。
有人觉得拉尼后来竟为拉莫罕牺牲了生命的事情是不值得的，因为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是主仆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牺牲是缺乏它必要的阶级基础。是的，如果拉尼和拉莫罕之间不存在这种主仆关系，将会更加强这一性格的社会意义。但从整个影片看来，主要问题在于拉莫罕、拉尼、江吉以及拉拉等人和高利贷者古贝尔达斯之间的矛盾，古贝尔达斯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因此，当拉尼眼看拉莫罕与江吉之间的幸福已经完全被古贝尔达斯所破坏时，她便毅然决定最后地牺牲自己——在刺杀了古贝尔达斯之后，服毒自杀了。正是因为拉尼的自我牺牲同反抗高利贷者的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便肯定了拉尼这一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在每年有二百五十部左右的外国影片进口，而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好莱坞影片的印度电影市场上；在年产二百五十部左右的印度影片，而进步影片只占极少数量的印度电影市场上，进步影片的胜利，不能不首先是由于它所反映的内容的人民性，和它在艺术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二
印度影片中浓郁的生活情调——风俗习惯及语言等方面的特征，使它富有鲜明的民族色彩，而其中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音乐，在我国观众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以最富于印度色彩的语言来解释了这些影片，丰富了这些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在怪声怪气的爵士音乐的包围中勇敢地坚持了民族音乐的道路，这同样应视为印度进步电影的重大胜利。
印度进步电影的音乐不仅与充满了资产阶级糜烂情调的爵士音乐区别开来，而且它发展了印度民族音乐的传统。正是因为有声电影这门艺术首先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后起者以为所谓电影音乐，就是如此如彼的以西方音乐为范本的音乐。印度进步电影音乐作曲家在实践中排斥了这种极没出息的思想，这不能不特别使我们兴奋。
这里应该说明：印度电影音乐也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音乐。在若干感情激动高昂的地方，也仍然采用了西方音乐的旋律，如“两亩地”在向波错打了儿子之后父子两人拥抱在一起时的音乐，以及如“流浪者”和“暴风雨”的配音，也都是这样。但我们以为值得珍视的是它的主导方向是民族的。我们希望它引起我国音乐家重视的，也正是这一点。
印度电影的歌曲，也和它的配音一样，是具有特色的——它在影片中代替了一部分语言的作用，而且把影片所要表达的情感加重了。
当我们提到这点的时候，我们是懂得印度进步电影艺术家们在这事情上的苦闷的。他们往往为了要照顾到在今天印度电影市场上一部电影如果没有几支歌曲，没有几个较大的舞蹈场面，观众就不买账的事实，这也就妨碍了他们在创作上的某些理想。最明显的结果是超乎一般惯例地增加了影片的长度，使影片在某些地方显得结构松散。但聪明的艺术家们有时却很善于运用歌舞场面，解决这一矛盾，比如“暴风雨”开头的歌曲和结婚时的舞蹈就都是和内容结合得很好的。
三
印度进步电影艺术家们对于自己的业务是有素养的。这表现在许多编剧家和导演们善于用电影来讲述故事，并注意寻求新的电影语汇，演员的多种多样的才能和全体人员都充分注意电影画面的造型价值。
在这三部影片中，“流浪者”是最富于故事性的。但是“流浪者”的故事要用普通的语言讲起来，却也并不复杂。它只是说：一个法官的儿子后来成了流浪者。影片有看头，是在于它叙述这故事的时候，充分地使用了电影的语言。我们在“流浪者”中看到，被人称做“小姑娘”的拉兹，上课时还想着擦皮鞋的事情；拉兹为了母亲去偷面包的时候，立刻被一只肥胖的手抓住了，而且立刻便被推向警察的面前，拉兹便在这样一个镜头下受审，并且立刻被关进监狱；牢里发给他一张饼，拉兹看得出神，大笑，以为是面包，这样影片便进入了青年时代的拉兹——从“小姑娘”的拉兹，进入了玩世不恭的职业强盗的拉兹。在整个影片进行中，丽达小时的照片，成为故事连结和引起拉兹感情上的冲突的关键；丽达的画外音和强盗札卡的画外音，又成为拉兹行为上陷于矛盾的重要表现。
因而当我们感到这一影片的思想力量的时候，同时也感到电影艺术的力量。
“两亩地”在章法上的流畅，同样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影片从形象上很令人感同身受地提出了两亩地的问题，而且在向波到城里以后，城里的生活和乡村的生活完全被电影联结在一起。
“暴风雨”的编导契坦·阿南德在寻求新的电影语汇上是有显著成绩的。拉尼回忆她和拉莫罕的交往时的画外音（拉尼心理上的声音），不仅优异地表现了拉尼当时的心情，而且因此省掉了从正面去表现他们的往事的篇幅。另一处，当拉莫罕对母亲讲到他和江吉的关系时，作为第一人称的拉莫罕则始终没有出现在和江吉的同一画面上。导演在此始终以拉莫罕的第一人称作基调，使这回述具有亲切感；而江吉为了照映回述的内容出现在画面上，又加强了回述的实在感。两段回述紧相连结着，而表现的方法却绝不相同。
直接负担了这两部影片的创造任务的主要演员巴拉吉·萨尼和拉兹·卡普尔，真称得起是印度电影界的瑰宝。萨尼扮演的向波，用我们中国常说的“传神”这两个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在向波到达加尔各答之前的不长的戏中，萨尼便把角色的气质特征完全确定下来了（这主要依靠他对动作的韵律和节奏的把握）。因而当向波在加尔各答街上行走的一个俯瞰镜头中，画面上出现的人很小，但我们仍然能够在熙来攘往的行人之中立刻分辨出谁是向波。
萨尼在演技上的全部特征在于恰如其分——对角色的心理描绘既不夸张，也不虚饰。甚至当向波是在街头小息时问另一个洋车夫“鞋子多少钱一双？”听说要两块钱，然后说：“这太贵了，我不买，找块破布包上不一样嘛！”这样极简单的场面中，我们也看见两亩地在角色心理上的全部影响。
拉兹·卡普尔所表演的青年时代的拉兹，全部是以喜剧的外表而刻划出悲剧的本质。在这一点上，他确是很接近卓别麟的。而正是这样，他就得以把握住了角色性格上的深度。如果说萨尼扮演的向波是一幅真实的印度农民的素描，那末拉兹·卡普尔扮演的拉兹，便是一幅流浪者的彩色斑烂的肖像。从他在监狱中的谐谑，后来偷表，夺取别人的自行车，而又立刻登上行驶中的汽车的歌唱中，我们看出一个孤独到连对母亲也不敢说真话的灵魂；而在当他最后一次从丽达家里出来，到了海边，独自一人用小刀在树上刻丽达的名字的“泪珠儿滚滚”的歌唱中，我们体会到：拉兹是多么需要正常的人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像萨尼这样质朴和拉兹·卡普尔这样多彩的演技，那末，“两亩地”和“流浪者”的思想内容是无法表现得如此深刻动人的。
最后，关于电影的画面，这应该认为是电影艺术家们全部劳动的结晶的东西。当观众在若干年后来回忆这些影片时，首先浮现在他的脑子里的，便是这些画面——镜头。比如“两亩地”中向波和芭萝分别的镜头，向波和格奈扬初到加尔各答市街上的镜头，向波误打了格奈扬之后而又拉着格奈扬的手打自己脸的镜头，都由于它运用电影的手法集中地表现了生活中的戏剧，而留给人一幅幅深刻动人的图画。在“流浪者”中，当拉兹从监狱回来，“玩”了他的师父，又骗过他的母亲以后，墙上突然出现了丽达的照片，当演员背着观众而转脸看这照片时，画面上是丽达的照片和犯罪的拉兹的脸！这镜头要显示的，乃是一幅残酷的人生的图画；而在造型上看，又极其完整。法官拉贡纳特在怀疑妻子的贞洁以后，有不少画面是背向观众的，他和妻子的对话，使我们只能窥见一个庞大的背影和一个半侧面的狡诈的脸。
“流浪者”是一部充满着“动”的感觉的电影，这主要是由于它利用了一切可能的角度，从各个方向把电影画面呈现在观众之前。其中若干俯视的长镜的运用是尤为出色的。如小丽达的生日，镜头便是从通过屋顶的汽球而一直摇到小孩子们为丽达祝贺的中景，这祝贺的全部过程，就只用两个这样的长镜头解决了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印度进步电影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通过这几部影片的上映，我国人民不仅进一步了解了印度，更增强了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而且，对于年轻的中国电影来说，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