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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联合诊所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章原
北京市的联合诊所事业是在卫生部的倡导，和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从一九五一年到现在，共组织了四十三个联合诊所，二十八个分诊所。这些联合诊所绝大部分是以进修过的中医为骨干，团结其它开业中西医组织起来的。根据卫生部关于联合医疗机构组织办法，这些联合诊所分设在市辖的关厢区、工矿区和近郊农村等医疗力量薄弱的地区，成为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的有力的助手。根据部分联合诊所的统计，从前年一月到去年九月，共看门诊病人达到六十九万八千九百多人次，相当于一个普通市立医院三十个月的门诊总数；进行了各种预防注射共十万九千四百多人次，相当于一个区卫生所六、七个月的工作量。
联合诊所的医生们都有一定的医疗技术水平和临床经验，经过进修，都增加了科学知识，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工矿区、居民区进行经常性的科学卫生知识的宣传，配合国家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医疗预防工作及其它季节性的卫生防疫工作。在进行这些工作中，他们也表现了认真负责的医疗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因而在工农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比如永定门联合诊所，这是一个以进修过的中医为骨干，联合其它开业中西医组成的中西医联合诊所。他们的用药原则，主要是以中药为主，但在治疗过程中，除了应用中医原有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外，还应用科学医学的诊断和检查。比较严重的、复杂的病症，经常由所内的中西医会诊，共同确定治疗原则和治疗方针。遇到为自己所无法治疗或一时诊断不清的病症，便主动和市立医院联系，转院治疗。总之，对每一个病人都力求作到诊断正确和治疗有效。没有西医参加的中医联合诊所，一般也非常重视应用科学医学的诊断和检查。为了便利群众就诊，大部分联合诊所还按照各个医师的特长实行了分科治疗，一般设有内科、普通外科、针灸科、正骨科、妇产科等；临近农村的联合诊所还根据农村的特殊情况，巡回医疗。他们改变了“强不知以为知”、“医不叩门”的旧作风、旧习气。
由于联合诊所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不少工厂企业单位、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愿意同联合诊所建立医疗嘱托关系，或者订立医疗合同。如门头沟联合诊所现在和临近的三十一个工矿企业单位建立了医疗嘱托关系，丰台、南苑、永定门、岳各庄等十七个联合诊所，先后和“星火”、“五一”等七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了医疗合同，初步解决了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的医疗问题。
北京市联合诊所事业的发展，是同卫生部、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以及北京中医学术团体的帮助分不开的。在建立联合诊所的初期，卫生部曾选择了永定门、海甸等几个联合诊所作为典型试办的重点。从试办中积累了经验，初步确定了联合诊所的组织原则，确定了联合诊所的发展方向，为北京市广大开业中西医师组织联合诊所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经验。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也配备了专职干部负责组织和指导联合诊所的工作，并在资金、医疗技术和业务发展方面都给予了可能的支持和帮助。如对资金不足的联合诊所，便根据业务发展情况，介绍银行给予贷款；联合诊所的药物供应发生了困难，便和医药部门研究药物供应问题，并且和税务部门研究，共同决定免除了联合诊所的营业税。此外，还指示区的卫生组织必须在技术上以及政治和业务学习上给予联合诊所以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北京市中医学会和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也非常关心联合诊所，如为他们举办定期的学术报告会，帮助他们解决诊断上的疑难问题等。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帮助，联合诊所的组织不仅发挥了中医的潜在力量，更多地满足了工农群众的医疗要求，受到群众的欢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西医之间的团结，丰富了中西医的医学知识，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
联合诊所这种组织形式虽然为政府所提倡，但其性质和任务并不完全为联合诊所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机关以及一般群众所了解。有的认为联合诊所是民办公助的合作社性质的机构；有的认为是合股经营的私人企业；有的认为是从个体经营经过集体经营转为国家经营的桥梁；有的认为是联营的社会福利事业。再加上一些医师参加联合诊所的动机各有不同；而卫生部门又没有能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因此，在业务发展的过程中，不少联合诊所内部也曾发生过一些问题和纠纷，一度影响到联合诊所业务的开展。
影响最大的，曾使诊所内部闹不团结的，就是由于不了解联合诊所的性质而引起的所谓“劳资关系”问题。在一九五二年，曾经有人把筹资组成联合诊所的医师看成是资本家，如海甸联合诊所的司药员等，就曾经把负责领导诊所的医师说成是资方代理人，要进行斗争。后来，经过卫生部门和工会共同研究，确定联合诊所是独立脑力劳动者联合组织的社会福利事业，不是工商业。为了工作的方便，诊所可以雇用一些助手，只要医师本人是主要劳动者，便没有“劳资关系”，即使有稍许的资金分红，也只不过是逐渐改造的问题，不能因此而改变了联合诊所的性质。至于吸收药商和资本家参加，或以售卖药品为目的的，不在此列。但是，由于北京市卫生部门没有在联合诊所的成员中组织深入的讨论，使诊所的每一个成员明确认识相互间的合作关系；因此，虽然有了一些正确的规定，但医师和被雇人员之间的隔膜仍未完全消除。因而在不久以前，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又不得不去解决广安门联合诊所发生的类似纠纷。
关于工资问题，在联合诊所建立的初期，由于业务还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收入不多，当时医师们所关心的是：怎样发展业务，在诊金收入的分配和工资问题上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比较富裕和稍有积蓄的医师至多只是支取一点交通费，生活特别困难的也只领取一点维持生活的费用。但是，随着业务的发展，收入的增多，要巩固和发展诊所，便须要有一定的制度，合理地处理诊金收入。各诊所也确定了一些制度，在公积金的分配、福利金的分配、补充药品和支付维持诊所所必需的经常费用等方面所商定的比数，一般都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在个人工资上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偏向。如海甸、门头沟等联合诊所的医师，为了怕伤害彼此之间的和气，不论技术高低都给予相等或几乎相等的工资，表面上大家没有意见，实际上有意见不说。结果有的医师工作消极，有的回家私自开业，严重地影响了联合诊所业务的开展。由于卫生部门过分地强调了这是诊所内部的私人间的事情，单纯地从私人感情方面去进行调解，没有积极地向他们进行按劳取酬、按技术优劣民主评定工资的教育，也没有及时总结郭公庄联合诊所所采用的按技术优劣评定工资基数的初步经验，加以推广；因此，到现在为止，各联合诊所在工资问题方面的平均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妨碍了发挥医师们的积极性。
联合诊所的中医，对科学医学知识抱着欢迎的态度，他们不仅在诊断上注意应用科学医学知识和方法，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科学医学知识，而且普遍自发地要求和西医合作。但是，由于学习的目的不明确，卫生部门又没有积极地从各个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部分中医在接触了科学医学知识以后，逐渐放弃了中医原有的治疗方法，大量使用自己还不太熟悉的西药。这一偏向，在政府号召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以后，才有所转变，大部分联合诊所的医师都根据自己的诊断，除去几种为人们所熟知的、必要的特效西药外，凡能用中药治好的，都用中药，并尽可能照顾病人的服用便利。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从临床工作中研究和发扬祖国医学的经验还需要卫生部门有计划地给予指导和帮助。
去年，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为了加强对联合诊所的领导，已将联合诊所的具体领导工作交给各区的卫生部门负责。但是，有些区的卫生部门对这一工作重视不够，因而这些区里的联合诊所还存在一些混乱现象。如清河镇、清华园等联合诊所，在创办初期，业务情况不算太坏，但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业务远不如以前，这一方面由于诊所组成人员的技术差，工作态度不好，内部组织不健全，以及内部不团结等，另一方面则因区的卫生部门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经常给予帮助。
北京市联合诊所事业的发展是比较正常的。目前北京市卫生部门的责任在于不断地帮助它们克服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点，总结组织联合诊所的经验，继续扶植它们稳步前进。因之，北京市的卫生部门，特别是负责基层领导工作的区的卫生机关，应有步骤地加强对联合诊所成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帮助他们健全组织，建立和加强诊所内部的业务制度和学习制度，发扬民主，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使他们能在卫生部门的领导下，互助合作，从发展中医业务中，整理和总结祖国医学中的有效经验，并进一步学习科学医学的知识，加强中西医的合作，提高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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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公费医疗中的浪费现象
尹毅
公费医疗预防制的实施，对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的健康，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对这一制度的意义认识不足，若干地区和国家机关在执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浪费现象，公费医疗经费大量超支。例如天津市一九五三年度公费医疗经费超支了二十六亿余元；旅大市从去年一月到九月，超支了二十九亿余元，有些地区虽然超支现象并不如此严重，或者没有超支，但药品的浪费现象仍是严重的。
公费医疗工作中的浪费现象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部分医务人员缺乏对国家财产的责任感，错误地认为“反正药是公家的”，“用多用少有国家出钱”，或者认为“干部的意见多，难应付”，为了避免麻烦，不顾治疗原则，迁就病人，大量使用贵重药品，营养药品，或者随便开透视单、检验单、爱克斯光照像单等，而很少从积极方面去改进干部健康，改进机关卫生工作。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缺乏医药卫生常识，对国家实施公费医疗预防制的意义认识不足，盲目信赖药物，忽视体育锻炼和日常卫生工作，因而产生有病要吃贵重药，无病要吃滋补药的现象。少数人员则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不遵守医疗制度，利用职权，强迫医务人员违反治疗原则使用贵重药品和营养药品，或者本应出院，而拒绝医生出院的劝告。
为了改进公费医疗工作，纠正公费医疗工作中的浪费现象，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的领导方面，必须加强管理，深入检查和研究改进公费医疗的管理办法，健全制度，认真执行。同时，应当对医务人员进行爱护国家财产、遵守治疗原则的思想教育，并有重点、有计划地深入到国家机关中去，了解这些机关的卫生状况，进行医药卫生知识的宣传。至于享受公费医疗的国家机构的领导方面，也应当经常注意本机关执行公费医疗预防制的情况，改变不闻不问的态度，并指派专人管理这项工作，配合医疗部门培养和训练保健员；应当对本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教育，树立整体思想和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而对于破坏公费医疗预防制，浪费药品和医疗费用的人员，应给予批评和教育。只有这样，公费医疗预防工作中的浪费现象才能克服，公费医疗预防制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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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提高调查工作的质量
程今吾
为了研究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总结出切合实际的论断，从而确定方针政策，提出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方法步骤。这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一年曾专门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一决定和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著作里，都一再指出调查研究的重要，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严厉地批判了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在“整顿三风”运动当中，特别注意教育干部重视调查工作，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调查工作是如何的重视，不只看作是一般的工作作风问题，而且看作是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
“整顿三风”运动以来，各级党、政机关等一般都比较注意调查研究，有的还设立了进行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目前每一个领导机关几乎每季、每月都要作许多调查工作，“新三反”以后，派出调查人员的数字显然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一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实际不少的工作单位对于调查工作的重视还是很不够的，有些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常常忙于参加冗长而缺少效率的会议和陷身于繁琐的文牍丛中而不能自拔，不善于跳出事务主义的圈子，抓住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深入下层进行钻研，而把自己封锁在狭小的办公室和会议室里。有些事业单位距离领导机关不过几公里，而领导机关竟可以几个月或整年不派人下去了解情况。因此，领导机关由于不了解下情或了解得不深不透，凭着主观臆测或片面材料发号司令，以 致使工作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还是常常发生的。所以，我们决不能满足于一般化地承认调查工作的重要，而应该把做好调查工作看作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实实在在地把调查工作放在整个工作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结合着工作计划的执行，认真地组织力量，系统而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原是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有力武器，但如果做得不好，其本身也会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缺乏明确目的的调查、计划不周到的调查、方法不正确的调查，往往花费许多时间，劳累许多干部和群众，却收不到多少实际效果。被调查单位把这种“劳民伤财”对工作缺少实际帮助的调查看成可怕的额外负担，不是没有理由的。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查工作没有做好，反映上来的情况不全面不正确，领导上却依靠这种不可靠的调查材料来解决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错误。这是值得特别警惕的。所以不仅要重视调查研究，而且要认真采取具体措施来提高调查工作的质量，使每次调查工作都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明确调查工作的目的和任务，是作好调查工作的先决条件。在调查工作的开始，首先应当弄清楚在这次调查工作中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掌握那些方面的材料，进行那些方面问题的研究，来完成调查工作的任务。明确了调查目的和任务之后，确定调查范围、组织调查力量、选择调查对象、考虑调查方式方法、制订调查计划等便有所依据。调查工作的目标分散、任务太多、范围太广，做起来总是比较困难的。最好是目的明确、中心突出、任务集中，这样，调查工作便容易做得深入透彻。
干部的强弱对于调查工作的质量高低是有决定意义的，必须按照调查的目的和任务，配备较强的干部，组成力能胜任的调查组。在配备调查干部时要考虑到政治条件、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工作经验等。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每个调查组必须有各方面水平较高的领队和一定数量能够独立工作的坚强骨干，所以，机关的领导同志和能力强的干部参加调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一般组员亦应有一定的政治、业务水平，但也可以配备少数水平较低经验较少的干部，在工作中加以培养。调查组可以由一个单位单独组织，也可以以一个单位为主联合几个有关单位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虽然有某些缺点，但只要调查的目的和要求基本一致，好处还是比较多的：第一、可以集中较多干部增强调查力量；第二、各单位的干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综合在一起比较全面；第三、以后几个单位在协同研究问题和改进工作上，认识容易取得一致。有时领导机关临时抽调有关事业单位的干部或技术人员一同下去检查另一些性质相同的事业单位的工作，这样，不仅对调查研究工作很有帮助，而且对这些参加工作干部思想和能力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作用，是提高干部的有效方法之一。调查组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分工和必要的纪律制度，防止发生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倾向，使调查组成为步调一致的坚强的战斗单位，这一点对于几个单位组成较大的联合调查组尤为必要。但在不妨碍整个调查工作的情况下，亦应适当照顾组员的工作经验和要求。
调查组在出发之前应当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首先，作出切实可行的调查计划，根据调查的目的和要求，对调查工作的重点、步骤、方法等作妥善的安排；对于所要了解和研究的问题，应当写出调查提纲；这样，就不会在调查工作中迷失方向。调查计划和调查提纲最好在出发前送给被调查单位以及有关方面，使他们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其次，对于与每次调查工作有关的政策应作进一步的研究，只有在掌握政策之后，才能正确地确定方向和辨别是非，分析问题才有可靠的绳准，也才能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和政策本身的正确程度。因此，在调查组出发之前，领导上应详细交代政策，参加调查工作的同志应阅读有关文件并进行研究讨论，力求掌握政策，出发时并应携带必要的有关文件，以备查考。再次，应当事先掌握被调查单位关于所要调查问题方面的已有材料，作为调查工作的基础，对于已有的统计数字、干部情况、工作报告、工作总结等，调查组在出发之前都应加以阅读和研究。为了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参加调查工作的同志在出发前一个时期就应当解除原有工作（时间长短视需要而定）以便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准备，如果没有时间保证，准备工作就会落空。
做调查工作的同志必须有谦逊的态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谦虚地倾听别人意见。切忌趾高气昂，随意指摘批评，稍稍了解到一些情况即轻下结论。上级领导机关派下去的调查组应当特别注意这一点。调查组对于一切事情的安排，都应以是否便利调查工作为转移，例如，工厂的生活条件可能不及地方党政机关，但为了便于调查，就应当坚决住在工厂；到农村中去，如果缺乏交通工具，就应当步行，在生活和行动上应当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有些做调查工作的同志在吃饭、住房、坐车等生活问题上斤斤计较，不仅妨碍调查工作，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调查组必须和被调查单位密切合作才能顺利完成任务。不论调查或被调查方面，目的都在于弄清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以便改进工作，调查组可以邀请被调查单位派出干部参加调查工作，被调查单位也有责任帮助调查组弄清情况。可是，有些调查组不善于采取同志态度和被调查单位商讨问题，争取被调查单位的合作，到处吹毛求疵，使被调查单位感受到压力，因而被调查单位也就处处采取应付和提防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既不易弄清真实情况，双方也不易取得一致意见，因而，调查工作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微弱的。另一方面，有时由于调查工作涉及被调查单位工作上所犯错误问题或其他原因，被调查单位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对待调查工作，因而，调查工作便可能受到抵抗和封锁。这种情况虽然不常有，但做调查工作的同志也是应当提防的。
调查工作必须依靠党、依靠政府、依靠群众。地方党委对于各方面的工作负有保证监督的责任，经常从政治原则上考虑问题，掌握干部情况，看问题比较全面；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负有保证完成行政任务的责任（工厂党组织并且要监督生产），和群众的联系密切，一般都能提供可靠的材料。所以调查组必须取得地方党委和被调查事业单位党组织的指导和协助。政府各业务行政部门是各项事业的主管机关（如工业行政部门对于工厂，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医院等），对于他们所主管的事业单位情况和问题了解得比较清楚，他们也有责任帮助调查组弄清所要了解的情况，所以调查组必须取得他们配合和帮助，请他们提供材料，乃至派出干部协同进行调查。更重要的是向群众调查，有些调查组满足于向地方党委和政府了解情况，而不深入现场向群众调查，所得到的材料常常是第二手的，对问题的看法只有领导的一面，缺乏群众的一面，往往是不深刻、不全面的。因而，便不能很好地完成调查任务。所以调查组必须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医院……等，向做实际工作的干部调查，向基本群众调查，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医生等，情况了解得真切，虽然，有时只能提供不系统的原始材料和简单朴素的意见，但这些材料和意见都常常包含着重要的情节和客观真理，调查组可以从这里得到强有力的启发和确凿的根据，作为研究解决问题的坚实基础。所以调查组必须深入群众，适当地组织各种调查会、座谈会和进行个别访问，多多倾听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基本群众的意见。
每一方面的工作都有一定的事业单位，例如工业的事业单位是厂矿，教育方面的事业单位是学校；每一种事业单位又都有自己的基本工作单位，例如工厂的基本单位是车间，部队的基本单位是连队，中、小学校的基本单位是班，高等学校的教学行政的基本单位是系（科）、教学工作的基本单位是教研室等。调查某一方面的工作情况，必须深入一两个事业单位；调查一个事业单位的情况，必须深入一两个基本工作单位，作为调查工作重点，集中人力、用充分的时间进行细致周密的调查，避免平均使用力量。但对非重点的单位也应适当地作一般了解，把点和面结合起来，互相对照研究，使调查工作做到既深入又全面。
调查组必须全面而正确地掌握情况，才能为整个调查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领导与群众、内部与外部等各方面搜集材料。由于各方面各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工作的接触面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也就不会完全相同甚至根本不同。这些材料和意见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对证，互相发挥。调查组掌握各方面材料以后，看到他们共同的地方、一致的地方，也看到不同的地方、矛盾的地方；经过分析综合以后，就可以看清事物的全貌和问题的本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话很有道理，偏听偏信是很危险的。所以调查组应当向党、政领导机关调查，向工会、青年团等群众团体调查，向做实际工作的干部调查，更要向基本群众调查；可以从一个事业单位外部的调查来了解其内部工作情况，也可以从事业单位了解上级领导情况和有关部门的工作情况。在调查当中可以向被调查单位搜集现有的统计数字、工作报告、工作总结等书面材料，这样，可以了解若干基本情况，节省许多时间；同时又可以和当前实际情况对照起来研究。在调查中参观或参加被调查单位的各种实际工作和具体活动（工作、会议、生产、学习、文娱……等）是有特殊意义的。从生动活泼的事物运动中最能看到真实情况、发现新鲜事物和重要问题。
调查组所取得的材料必须是切实可靠的。因此，对于提供材料人的政治思想情况怎样？对待事物实事求是的精神怎样？在工作中所处的地位和利害关系如何？是亲身参加亲眼看到的还是道听途说的？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内行还是外行？等等都应当弄清楚。对于重要材料，必须寻根究底地追问下去，不怕麻烦地从各方面调查对证，直到完全弄清楚了为止。对于时间、地点、人名、数字、证据、重要的事实等，弄清楚以后，都应详细加以记载。有的并应拍成照片或搜集实物作为例证。
要善于发现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也要善于发现工作中的成绩和经验。调查组在工作中能够发现缺点和错误，指出问题之所在，提出解决问题改善工作的办法。这是调查组必须求得的一个方面的结果。可是有些调查组的工作往往偏重于这一方面，而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优点则很少注意研究，有的调查组做完了一个大区的某项事业调查，在上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里竟看不到一点成绩和经验，这显然是不对的。实际，即使工作做得很坏的单位，个别的成绩和优点还是可以找出来的。所以，调查组对于工作中的新鲜事物必须有敏锐的感觉，善于发现新生的东西，纵然还处在萌芽状态；对于工作的革新者和先进工作方法，应当特别感到兴趣，即使是点滴经验和不很成熟的建议，也要加以重视和爱护。应当相信，我们许多干部和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其他劳动人民，整年累月辛勤地工作着，不断运用他们的体力和智慧，在各种不同具体条件下，克服困难，取得成绩；在工作的过程中必然不断产生新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的革新者。领导机关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及时发现这些经验，加以研究总结，把它推广出去，以提高各有关单位的工作质量；及时发现工作中的先进单位和优秀工作者，加以帮助、培养，使成为工作中的模范和骨干。如果我们在调查当中只注意发现缺点和错误，而没有注意发现工作中的良好经验、先进工作单位和革新人物，这样的调查工作，顶多只能算完成一半任务。
“调查”和“研究”必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一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消化材料，如果只顾搜集材料，而忽视运用已取得材料来研究解决问题，将会成为材料的奴隶或埋葬在材料的大海里。所以调查组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应当一面调查，一面采取汇报、漫谈、讨论等方式加以分析研究，找寻解决问题的线索。在研究当中又会发现某些方面的材料不足、某些事实还没有弄清楚、某些方面出现值得注意的新的情况，对调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调查组搜集到基本材料、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时，就应当用较多的时间，作较为全面的讨论研究。然后在这一阶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提出几个重要问题，更进一步作细致深入的调查，逐步把问题研究清楚。所以在调查的过程中，必须把整理和研究材料的时间，调查组内的交换意见、漫谈、讨论的时间，适当地安排进去。
调查报告是调查研究成果的集中表现，必须写好这个报告。调查组掌握丰富而确实的材料，从错综复杂的现象里找出问题的本质，用所取得的材料说明问题、解决问题，是最关重要的事情。写报告的时候，看问题应力求全面，应当看到好的、正确的、有利的……方面，也要看到坏的、错误的、不利的方面；各方面程度的深浅、关系的轻重、作用的大小等，都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恰当的估计，分寸掌握不稳，很容易得出片面性的结论。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两类的调查报告：一类是列举许多事实，但没有深入地分析，没有明确地提出问题和讲清道理，也没有肯定地说明是非；另一类虽然提出了问题，肯定什么是对的或错的，但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结论却是一般化的，如“思想领导薄弱”、“掌握政策有偏差”……等等；至于思想领导如何薄弱？为什么薄弱？引起什么后果？等等，则没有交代清楚。前者罗列事实，后者作出一般化的抽象结论，这两类报告所表现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共同的缺点都在于没有能针对着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调查报告必须有确凿的事实根据，提出具体问题，从对事实的具体分析上找寻事物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根据事实进一步研究问题是在什么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发展的情况怎样？对各方面的影响怎样？性质是什么？有那些特点？根源是什么？关键在那里？……把这系列的问题研究清楚以后，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对策。这样的报告，有充分事实根据，有深入的分析研究，说明了是非曲直的道理，发现了症结之所在，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使调查工作得到应有的结果。对于工作所提出的批评或建议应当是客观的、切合实际的；同时，在提法上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使这些批评建议能对当前的工作发生最大的积极作用，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避免产生不良的副作用。不站稳工人阶级立场，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不加区分地把所有的情况和意见都“和盘托出”，显然是错误的。调查报告应力求在事实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
调查报告，一般应当就地写好，这样做法，好处很多：第一，写完调查报告才算做完结束阶段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有始有终地完成一项调查；第二，调查组思想集中在所要调查的问题上，刚取得许多材料，印象很清新，及时加以总结较为便利，免得事过境迁，思想不集中，情况逐渐模糊下来；第三，调查组在外作调查，没有别的事情分心，较短时间内就可以把报告写起来；否则，回到机关以后，各人都可能有紧急的工作要做，不易集中力量研究总结，如果是几个单位联合组织的调查，各回各的机关，商量问题也不方便，工作的进行会增加很多困难，容易拖延时间，失去时效；第四，在进行调查工作的地方写报告，遇有材料不足，情况不清的地方，加以补充和对证时，也比较方便；回机关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麻烦得多了。
调查组在结束工作离开进行调查工作的地方以前，一般应当和被调查单位以及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交换意见，虽然调查报告尚未经过本机关批准，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不是正式决定，但作为调查组所看到的情况和初步意见提出来和他们交谈，还是有好处的。一方面被调查单位的同志一般都很希望听取调查组的意见，以便研究如何改进工作；另一方面，调查组也可以请被调查单位的同志对调查组所了解到的情况和意见作某些修正和补充，有些问题还可以共同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这样，可以使调查报告更加完善。调查组对于交谈的内容应当经过充分准备，并应当采取研究和商量的态度来交谈。
调查组回到本机关以后，应将调查报告提到有关的会议上讨论，并根据工作需要，作出某些改进工作的决定，尽可能采取具体措施使调查工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实际效果。如果认为调查报告写成以后，便算万事大吉，调查对实际工作不发生任何实际影响，这种形式主义的调查，是没有意义的。
每次调查工作做完以后，调查组本身工作也应当认真总结一下，从而吸取每次调查工作的经验教训，以不断提高调查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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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鲍家塘村的文化生活
程鹏
江西都昌县北山乡鲍家塘村的四十三户农民都已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随着生产的发展，文化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这里已有了民校、黑板报、图书室、山歌小组、业余剧团、幻灯、收音机、广播筒。
从前，村子里没有一个识字的人，现在青年人都能上民校学文化。徐季灏原来没上过一天学，现在能认识两千来字。他最喜欢给别人读一段报，念两页书，谁要是找他代写封信，他就更高兴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徐声颂原来是个文盲，现在能给社员讲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讲农业技术和化学肥料的使用。
过去，鲍家塘村的人民，在地主压迫剥削下，因为拿不出钱打井，全村人吃水用水，共用一口塘。人们常年在疾病痛苦中，虽然诚心诚意地求神拜佛，还是年年死人。现在，他们都懂得吃水不卫生，容易生病。他们新打了一口吃水塘，改进了村内外环境卫生，杜绝了病源，劳动效率也提高了。
打篮球已成为全村青壮年喜爱的活动。休息时，青年男女就在球场上练习打球。七十二岁的老农民徐家扬说：“我们年青时，不是生病，就是偷着去赌博。现在可好，青年人一有空就锻炼身体，真是新社会的新风气。”
鲍家塘村订每月十五日为全村的文化娱乐活动日。在这一天，附近的农民，像赶集会似的，都来参加。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姑娘、小伙子跳着舞，业余剧团也演出为大家所喜欢的节目。
每天傍晚，鲍家塘村到处洋溢着从收音机播出的优美的音乐和当天国内外新闻。电影队也经常在这儿放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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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曙光照进了打样室
敏永
好多地方上演了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它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观众欢迎它，是因为它有教育意义。在实际工作方面，这个戏也发生了一些好的影响。别的方面我们不知道，只说华东纺织管理局的印花布花样设计工作人员吧，他们看了这个戏之后，就直接地受到启发。他们为了按着美的原则“为产品的美丽”而斗争，曾多方面地到各地去搜集各种新鲜的花样，作为设计上的参考。这原是很好的事。引起社会上注意这类新鲜事物，也是应该的。为了报道这一创造性的工作，上海的许多报纸的摄影记者纷纷来到了花布图案打样室。打样室的同志们高兴地说：“打样室红了，曙光照进来了。”到此为止，这也都是很好的事。
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三十日上海“劳动报”上出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登在报头的左方——报纸最醒目的地方，它的说明是：“华东纺织管理局美术设计人员，参考了民间艺术品，设计更多人民喜爱的各种新花样。”这张照片，后来北京“工人日报”的一期画刊上边转载了。可见这张照片是照得不错的。画面上是两个设计人员的特写像，前面的一个，或者说主要的一个，是一位年青的姑娘，一条辫子搭在肩上，她的面前铺着一张花布的图案。她正在执笔描绘。这张照片的确给人以美的感觉。到此为止，如果只有这一张照片，也没有什么太不好的事。
然而，这以后，事情就怪起来了。摄影记者一到打样室，就找这位“小辫子”，“小辫子”不在的时候，摄影记者提着照像机就走了，好像打样室里其他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不堪入镜头似的。
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劳动报”的摄影记者又来了。这次是“老天不负苦心人”，恰好“小辫子”在。于是这位记者就忙起来了。他把带来的鲜花摆上，又要“小辫子”换上一身浅绿色的春装，又拉开两张办公桌，摆上了画架，原来他是要给
“小辫子”拍一张正在速写的照片。这张照片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的上海“劳动报”上登出来了。果然拍得不错，鲜花，画架，正在速写的美丽的姑娘，从窗子射进来的很好的阳光……应有尽有，只可惜不是彩色照片，看不出衣服是浅绿色的。
这以后，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六日“解放日报”的题为“花布”的画刊上，有一张特写照片，照的也是这位“小辫子”，她一手拿着花布的图样，一手持笔，托腮沉思。显然这张照片也是经过记者的一番匠心设计的。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新闻日报”上，也登着一张照片，其中的中心人物，仍然是这位“小辫子”。同时和照片在一起刊出的还有她写的一篇拥护宪法草案的感想文。
上面说的是照片。此外，还有不带照像机的记者所写的新闻。这条新闻登于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上海“劳动报”上，题目是：
“让人民穿到美丽多采的花布
纺管局设计人员设计大批新花样”
题目虽是这样写的，可是内容却大半是表扬前面说的那些照片里的主角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有成绩，为什么不应该表扬呢？但问题就在这里，了解情况的人，都不能不摇头。
也还是先就那些照片来说吧。上海“劳动报”上登的那张经过记者匠心安排的正在速写的照片，有一点前面忘记讲了，就是画架上的那张速写图样。原来，当时打样室还没有订出正规的写生计划，当时找张写生的纸也找不到，所以只好临时找了张跳棋盘，翻过来当做写生的纸，而纸上的图样，也是另一位同志画的，照片里的人不过坐在那里做做样子罢了。“解放日报”上登的那张托腮沉思的照片，照片里的人手里拿的图案，也是别人画的，那是一位工作很有成绩的设计工作者设计的。当时摄影记者对这一点也是知道的，同时也拍了这幅图样的真正设计者的照片，但报纸却没有登出。这位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设计工作者的照片为什么反倒没有被选中呢？也许因为她年纪大了些，摄影记者和编辑就认为不那么合于“美”的原则了吧？
可惜，他们的这种“美”的“原则”，却和群众的原则不相符。群众原以为人民的报纸要表扬一个人，首先是要从他的工作出发的。但这几位记者们偏偏在采访时就没有很好地去了解他们所要拍照的对象的工作情况。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根据群众的反映来补充一下吧：群众说她自由散漫；吸收她上团课，她却要到火车站去送朋友；有时参加了听课，却在下面看小说；纺织工会举办花布色布展览会，她担任讲解员，却把参观的人撂在一旁不管，坐在小凳上入迷地读着小说；在设计工作上也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积极。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位女同志多所非难。问题在于我们那几位带着照像机和不带照像机的记者。如果不是碰到那几位记者，也许她会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进步会快些。可是她却碰到了那样不负责任的胡吹乱捧，这正是她倒楣的地方。倘如说某些“大人物”，听了过多的赞美歌，尚不免晕头涨脑，那么何况一个年青的女孩子！许多摄影记者带来的“曙光”，像聚光灯似地都集中到她身上，怎能不照得她眼花缭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