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充分发挥读者批评性来信的作用
董谦
充分发挥读者批评性来信的作用，是广泛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上展开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批评的一个重要前提。自群众来的批评信件愈多，愈有助于报纸吸引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并对群众进行自我教育。但是，报纸又不可能把来信都在报上一一发表。这就要求编辑部各个部门的同志认真研究读者来信，除了选出一些可以单独发表的以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批评信件中的材料、线索、观点和问题来撰写各种文章，纠正那种把批评信件
“推出去了事”的作法。上海劳动报的实践表明，只要善于想各种办法来运用批评信件，就能比较充分地发挥这些来信的作用，就能有效地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
要充分发挥读者批评性来信的作用，就要善于从个别问题中去发现普遍问题。这就要求处理来信的同志，对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和党的政策方针，进行反复的研究和必要的调查，以彻底弄清它同国家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同广大群众生活的关系。只要能够真正辨别清楚这些关系，那就不难判断读者提出的批评，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例如，上海劳动报编辑部，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处理批评国营棉纺织一厂无故解雇临时工高佩芬的来信时，他们不仅根据上海市雇用临时工暂行办法和雇用职工暂行办法研究的结果，发现这种作法违反劳动法令；而且根据对国营棉纺织十一、十九厂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这种不经劳动部门自行雇用或任意解雇临时工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报纸发现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后，就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发表了一篇“来信综述”，指出“部分国营棉纺织厂雇用临时工情况非常混乱”。这篇“来信综述”发表后的第三天，华东纺织管理局即通报所属各国营棉纺织厂注意检查纠正，并会同当地工会、劳动部门组成专门小组，深入国营棉纺织七、十两厂进行重点检查。这样就使一封“个别问题”的来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只要报纸肯认真根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从“个别问题”的来信中发现带普遍性的问题，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但不少处理来信的同志，因为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妨碍了他们去作这样的努力。例如，有的同志认为：“关于这一问题，来信数量少，是个别问题，不是普遍性问题，不值得发表。”来信数量多少虽是衡量是否普遍性问题的一个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标志。因为，在报纸群众工作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读者很难把一切工作和生活中所发生的普遍性问题，都在一个时间内反映给报社。同时，有很多问题，在开始萌芽时，虽还是仅仅表现在个别问题上，没有普遍发展起来，广大群众也许还不大看得出来，然而它们却发生着、发展着、表现着一种趋向，很值得注意；或者虽是个别性的问题，但关系重大，报纸可通过这一个别问题，对读者进行普遍教育。报纸编辑部就应该善于识别这种趋向，正确估计它的教育意义，不应根据来信数量的多少来形式主义地决定问题和处理问题。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的确有一些批评信件，同国家工作、党的政策、广大群众生活没有多少关系，或者只需个别解决，不需公开发表。这就要求处理来信的同志，能够从实际从政策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要充分发挥读者批评性来信的作用，就要善于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并经过提炼，提高到应有的政策水平。发现普遍性问题，仅仅是提出问题。至于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什么，那就需要透过现象从本质上加以分析研究，提炼概括，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处理。例如，上海劳动报编辑部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接到不少读者来信批评工人群众中流行的“标会”现象后，虽然发现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但“标会”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些工人群众为什么要参加“标会”？“标会”的活动是否违背政策？读者在来信中都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尽管如此，上海劳动报编辑部并没有因此而就不去想办法运用这些来信。上海劳动报编辑部派人深入新沪钢铁厂、中国纺织机器厂、上海卷烟厂第四厂、新中动力机厂等厂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标会”是以放高利贷的方式来从事剥削的性质；弄清了一部分工人群众参加“标会”的原因，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报纸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三十一日以“谈来信”的形式，阐明“标会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正确地解决标会问题”时，并根据自我教育的原则，要求工人群众划清思想界限，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以互助储金的办法来解决参加“标会”问题。经过报纸这样补充、提炼，肯定了问题的性质，提高到应有的政策水平后，这些原来没有从本质上说明问题的来信，不仅能够为报纸所利用，并且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上海劳动报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两封来信中，就曾反映了它在实际工作中所达致的成效：在中国纺织机器厂和某造船厂的工人群众中，已经用互助储金会代替了“标会”。
要充分发挥读者批评性来信的作用，就要善于使批评性的来信尽量结合中心工作，但也不能只是限于中心工作。在批评的重点上，毫无疑问，报纸编辑部应十分注意结合中心工作，并尽量选择这方面的来信发表，以便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国家工作和群众生活的中心方面。上海劳动报在总路线提出后，因为运用读者来信，比较集中地揭露了私营中、小厂生产上的盲目性，经营管理上的腐败，特别是产品质量低劣和劳动条件低劣的现象，所以把职工群众的注意力，就更多地吸引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中心工作方面。但在国家工作和群众生活中，中心工作并不是唯一的。除中心工作外，还有围绕着中心工作的一系列的工作，还有其他各项工作。这许许多多的工作，就构成了国家工作和群众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就构成了读者来信所反映的问题的丰富多样性。既有以中心工作为主的批评，也有对国家工作和群众生活各方面的批评。因而，如果只片面强调结合中心工作，而忽视了围绕中心工作，对国家各项工作以及对群众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批评，那也会限制群众的积极性，影响报纸同群众的广泛联系，甚至会因为失去群众对各项工作的监督和批评，而影响到中心工作的顺利发展。例如，上海劳动报有一个时期就曾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批评有些工人宿舍秩序不好，影响睡眠，有些基本建设工人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有些资本家虐待工人。从现象上看，这些问题都似乎不是什么中心工作。所以，报纸就没有及时发表这些批评信件。但后经检查，发现这些都是紧紧围绕着当前生产的问题。工人睡眠不足，就要影响出勤，妨碍生产；基本建设工人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就要影响到国家建设；资本家虐待工人，不只会影响工人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影响到对资产阶级的改造。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报纸要充分发挥批评信件的作用，就必须善于使中心工作的批评同一般工作的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至于怎样才能更好地结合，依据上海劳动报的经验，那就是处理来信的同志，要能够辨别清楚中心工作同其他各项工作的内在联系，要能够认识读者来信广泛反映群众生活这一特点，并能具有完整的群众观点。
要充分运用并充分发挥读者来信的作用，还要善于广泛地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近数月来，有些报纸如上海劳动报，就曾根据读者来信的特点和报纸多方面的需要，采用了读者来信摘要、读者来信述评、来信综述、答读者问、谈来信、来信杂谈、读者接待室、读者的呼声、思想修养、小品、漫画、调查报告、讨论会、没有发表的来信的回音等形式。来自群众的许多有益的批评，经过报纸这样广泛地利用后，不仅提高了读者来信采用率，扩大了读者来信运用的范围，团结了广大读者在报纸的周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报纸的内容，加强了报纸的群众性和战斗性。例如，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劳动报发表了老工人阮学生表示应该取消年奖制度的来信后，因为在工人群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报纸就曾根据很多读者来信中提出的疑难问题，在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从理论和实际情况出发，阐述了“年奖制度为啥不合理”的道理，消除了部分工人群众中的怀疑。再如，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八日的上海劳动报，在批评上海市一些工厂疗养所管理工作上的缺点，和揭露春申打字蜡纸工业社的欺骗行为时，还运用了漫画的形式。前者在题为“对不起，床位已经住满了”的漫画中，有力地讽刺了一些疗养所收容的病患者，有不少是患有“享乐病”、“恋爱病”、“思想病”的职工，以致疗养所发生“客满”之患。后者在题为“春申打字蜡纸工业社的真面目”的漫画中，则尖锐地揭露了资本家怎样“挂着羊头卖狗肉”，欺骗顾客的行为。这些漫画虽然还不是画得很好的，但运用它来加深来信的宣传鼓动力量，却是不能忽视的一种有效形式。
上边列举的例子，虽然表明了上海劳动报编辑部在运用这些批评信件方面作得较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对所有批评信件的处理，都已经完全作到这样。相反地，他们在处理批评信件过程中，也有过运用不当，调查研究不深入，来信作用没充分发挥等等缺点。针对这些缺点，上海劳动报编辑部已拟定从端正工作人员对待批评信件的认识和态度入手，争取今后在运用来信工作中逐步作到经常和深入，使来自广大群众的批评完全变成报纸广泛开展自下而上批评的动力。
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上广泛展开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加速国家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每个报纸负有的重要职责。所以，每个报纸也都有责任注意改进自己的读者来信工作，并充分发挥读者批评性来信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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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
苏联经济学博士 勒·卡托夫斯基
共产党所领导的苏联人民的伟大改造活动，他们实现几个宏伟的五年计划的创造性的劳动，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的胜利，苏联之变为顺利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和苏维埃国家所起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经济作用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作了科学的论证，指出它是人民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主要工具。
一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创立了新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资本主义，使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国家，是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组织者。以前任何一种国家都没有也不能有这种组织新经济形式的任务。苏维埃国家能够顺利解决这样的任务，只是由于存在着解决这种任务的客观经济条件。苏维埃国家在其政策中反映了社会业已成熟的经济需要，这种需要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本身来看，这种经济不能像一切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形式那样自发地产生出来。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有计划的建设的产物，是劳动人民群众的自觉创造和他们国家的组织工作的结果。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使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成为迫切的需要。同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也使国家有可能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对国家的经济生活实行计划领导。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组织活动的强大物质基础是包括全国十分之九的生产资料的全民的即国家的所有制。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也是苏维埃国家的坚固支柱。
以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人民的国家。它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切身利益。它的使命是保证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和文化，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和国防力量、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的东西同时就是人民的东西。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他们的积极支持。
苏联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同时也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社会财富创造者——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其经济组织活动中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泉源。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它的经济作用，是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不起这种作用也就不能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需要。
指导并鼓舞苏维埃国家活动的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苏联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领导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党有可能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巩固的科学基础之上，正确估计每个阶段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科学地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很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
这样，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组织职能是由社会主义的整个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国家是没有这种职能的，因为这些社会的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政权是掌握在剥削者手里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有经济组织职能，这种职能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及其生产无政府状态、大量失业和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相抵触的。
受最大的垄断组织支配的资产阶级国家，是资本大亨剥削人民而发财致富的工具。它是一种与人民为敌的力量，它是压迫和镇压劳动人民、奴役殖民地和附属国、煽动流血战争的工具。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计划经济的任何尝试都是注定要破产的。大家知道，曾有过几次这样的尝试，例如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毁灭性的危机仍然爆发，并使美国在采煤方面后退了二十八年，在炼铁方面后退了三十六年。英国在采煤方面后退了三十五年，在炼铁方面后退了七十六年。在这次危机的三年内，美国曾拆毁九十二座熔铁炉，英国曾拆毁七十二座。无数的工厂被拆毁，大量的商品特别是食品被毁坏。
社会主义最伟大的优越性表现于苏维埃国家有计划地、合理地领导着经济以为人民谋福利。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活动包罗经济的一切方面。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管理自己的无数企业。国家根据经济需要拟定发展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计划，规定生产和商品流转的数量、结构和增长速度，分布生产力，调整价格和工资水平，分配并有计划地利用物力、人力和财力。国家估计到农业劳动组合的合作社性质，指导集体农庄的活动，尽力巩固城乡的经济结合。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给以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
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组织作用是与它的文化教育工作，与整个培养干部、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的体系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苏维埃国家领导着共产主义建设，组织千百万人的劳动，吸引他们积极地参加生产活动，提高他们的觉悟性和主动性。它培养劳动人民对待劳动、对待公共财产的共产主义态度，它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观点的遗毒，反对人民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
苏维埃国家根据列宁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和平共处的原理，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扩大和平建设，努力发展对外贸易联系。它加强和民主阵营各国的经济合作，这种合作是各国人民之间的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关系。
二国家对经济进行的计划领导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苏维埃国家在其经济政策和计划工作中，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法则为根据的。国家不能随心所欲地订立发展经济的计划，不能随心所欲地提出某种经济任务。它的活动的实质、经营的方法是由客观经济条件、由社会发展的物质需要决定的。
不理会这些条件和需要就必然会使经济措施遭到破产。忽视经济法则就会使经济中产生比例失调现象和各种困难，引起计划工作中的错算。
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客观性，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造成经济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任意妄为。
经济建设的成功首先决定于如何一贯地估计和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法则。社会主义社会愈充分地认识这些法则，愈正确、愈真实、愈有知识地反映这些法则的要求，它就能愈顺利地执行自己的经济任务，国家就能愈顺利地克服经济中的现有矛盾，防止比例失调现象的产生，并消灭各部门之间已产生的不相适合的现象。
必须学会以完备的知识运用经济法则，也就是说，要全面地估计这些法则在每个时期借以发生作用的那些具体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一改变，就必须相应地改变和改进经营方法，以使这些方法更充分地符合经济法则在新环境中的要求。于是在经济政策和计划工作上就产生了新的任务。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根据对群众的实际经验的总结，进行着很大的创造性工作来改善经济领导方法。
在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建成了社会主义，这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在其政策中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法则，依靠了随社会主义成分的出现和日趋巩固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随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法则获得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
如果没有人们的积极活动，如果没有人们为克服矛盾和困难而作的紧张斗争，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本身是不能自动地导向共产主义的胜利的。自流论和自发论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顺利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提供了可能。这一可能正在变成现实，这有赖于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实行正确的政策，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天天进行顽强的斗争，使新的进步的东西战胜旧的落后的东西。
同时苏维埃国家的政策首先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为根据的，这一法则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决定着它的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完成基本经济法则所要求的任务，对于国家利用其他一切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个别方面和个别过程的经济法则，起着决定的作用。
关心人民福利，关心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一切活动的最高原则。苏维埃国家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指导生产的发展，计划国民收入的分配，保证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和人民消费品的增加，不断降低零售价格。苏维埃国家正实行发展教育、科学、保健、住宅建设的庞大计划，广泛地使居民享受各种文化生活设施，发给养老金和补助金，实行各种优待办法等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直接以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为转移。忽略这一原理就会在经济建设中狭隘地注重消费，妨碍执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苏维埃国家估计到社会的多种多样的需要，使生产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地、迅速地增长和完善。
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断增长要求优先发展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不优先发展这些部门，即这些部门不比制造消费品的部门增长得更快，就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是客观的经济法则。苏维埃国家是一贯保证首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在宣布工业化政策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二十八年内，苏联的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二十八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五十四倍，消费品的生产增加了十一倍。
社会主义制度和它所固有的经济法则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使生产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协调起来，确定一种既保证社会主义积累有高度水平又保证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当前条件下得到尽量满足的比例。
苏维埃国家一面保证优先发展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同时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特点确定重工业增长速度和制造消费品的部门增长速度间的具体比例。在个别情况下，在需要迅速克服消费品生产落后的情况下，这些部门的发展可以快于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
现在，由于重工业的成就，已有可能加紧发展消费品的生产。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法则的要求，党和政府既不削弱对继续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关心，同时又实行急剧提高农业以及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计划。现在正用这种办法来克服已存在于消费品生产水平和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的不相适合的现象。
党和政府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二—三月全会和六月全会的决议而实行的一系列的提高农业的措施，对生产丰富的消费品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苏维埃国家在进行自己的经济组织活动时所依据的原理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一直到共产主义建成，价值法则是必然要起作用的。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发展城乡间、各经济部门和全国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国家利用了价值法则和货币、价格、商业、信用、经济核算、预算等经济范畴。国家根据货币流通的经济法则调节着国内的货币流通。
国家对企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实行有系统的卢布监督，以求完成并超额完成计划的质量指标和数量指标，合理使用资金，降低费用和提高企业的赢利。
三苏维埃国家在解决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任务时所持的出发点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增进人民福利的主要因素是尽力不断提高所有经济部门、所有企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是十分必需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法则。
苏维埃国家作为共产主义建设的组织者，现在正发动城乡劳动者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其办法是加强劳动的技术装备，改进劳动组织，改善工资制度，提高工作者的熟练程度。它尽力促进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和先进工作者、生产革新者的经验的推广。
战后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一九四○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一。一九五四年计划规定，劳动生产率在工业中要提高百分之八点三，在建筑业中要提高百分之八点六。
冶金工业、煤炭工业、林业所面临的任务是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这些部门还有很多潜力没有加以利用。例如，煤炭工业好几年来一直没有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一九五三年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矿井和露天煤矿没有完成劳动生产率计划。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根本改变了。劳动已成为不受剥削的劳动，成为光荣豪迈的事业。劳动者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社会工作。但是与共产主义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尚未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尚未变成为共同利益工作的习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从物质上鼓励劳动。工作者的劳动报酬是按照他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付给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法则，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一贯遵守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社会生产发展的原则，是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经济杠杆。这个原则保证个人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积极参加全民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不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性质的差别，就会缩小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劳动结果的原则的意义。列宁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的必要性。
苏维埃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依靠按劳分配的经济法则，坚决反对一切平均主义的表现，竭力促使劳动者更加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社会生产的发展。
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促使集体农庄和庄员更加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农业的发展，来消除这方面存在的重大缺点。大大提高了许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购买价格，降低了征购定额，增加了按高得多的购买价格购买的比重，大大减少了庄员个人副业的农业税额。同时也采取了重大的措施来改善工业和运输业中的工资制度。
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最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在节约社会劳动方面提供的可能性特别重要。党和政府正动员苏联人民最合理地利用我国拥有的一切经济资源，以便不断扩大生产和增加物质财富，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
国家正进行斗争使国民经济和管理机构的一切环节彻底实行节约制度，不断减低生产费用和流通费用，发掘蕴藏在经济内部的一切潜力，消灭不善经营和一切浪费资金的现象。
国家的经济组织活动旨在从每部机器，每台车床，每一单位厂房面积、原料、燃料、电力获得最大的生产效果。
充分而全面地利用农业中的主要生产资料——工地，在目前具有特殊的意义。提高各种农作物的产量是增加农产原料和农产品生产的基本方法。同时要开展全民的斗争来胜利完成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计划。已规定在最近几年内开垦近三千万公顷的新土地。
要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必须在每一企业中和全国范围内大大改善对社会劳动的分配和利用。
苏联对劳动资源的利用要比资产阶级国家无比地合理得多。然而这一方面我们还有重大的缺点。这些缺点首先表现于行政管理机构在工作人员总数中占了过大的比重。
苏维埃国家力求改变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创造社会产品的人员的人数和非生产领域的人员特别是行政管理人员人数的对比。生产人员比重的上升是进一步增加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中生产的物质资料的重要因素。同时，精简行政管理机构，撤销其多余的环节，能使国家的整个经济组织活动更加实际、灵活和有效。
现在的任务是要更加巩固国家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鼓励创造主动性，和官僚主义的各种不同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壮大和实际经验的积累，苏联经济的计划领导方法日臻完善。党和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把集中领导和地方机关的主动性及责任心正确结合起来。
列宁教导说，在苏维埃制度下，集中制“以历史上第一次创造的这种可能性为前提：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创举、地方的主动精神和达到共同目标的各种道路、方法与手段得到充分的和毫无阻碍的发展”。
计划工作过分集中，企图给地方规定大量细小的任务，企图由中央确定企业工作的无数详细指标，这些都是会使国民经济利益遭到损害的错误。这会妨碍中央计划机关集中力量制订各部门间的正确国民经济比例，提高落后部门，动员现有资源等等。这会束缚地方机关的主动性，降低它们的责任心。
加强地方机关的主动性和它们对于经济状况所负的责任，将有助于提高计划工作的质量和更有效地利用地方资源。
× × ×
党、政府和人民的团结一致是我们祖国的极伟大的创造力量。苏维埃国家正日益广泛地展开自己的经济组织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顺利地执行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
（荣敬本、张奇方译自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日
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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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纪录影片“战斗的友谊”
钟惦棐
编导：王水 总摄影师：郝玉生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
“战斗的友谊”是我国去年出品的较好的长纪录片之一，也是历年来纪录各国访华团的影片中的较好的一部。它底成功方面，一是由于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活动本身有着丰富而动人的内容，一是在创作上开始突破了一些老套成规，确定了影片的主题。
现在看过影片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影片纪录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和黄妈妈（烈士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的会见，代表团访问罗盛教和史元厚的家乡，以及代表团在东北扫祭烈士的陵墓等镜头是十分动人的。在影片中，这些镜头的不可估量的价值，正是由于它的确抓住了“伟大的瞬间”，作到了“真实地再现”。影片通过这些镜头，把中朝两国人民最真挚、最深厚的情谊表现出来了。
影片通过这些镜头，使我们看见了自己民族的深刻变化。我非常喜欢看史光成在车站和代表团挽着臂膀走出车站的镜头，他的神态是那样安详，步伐是那样有力，每看一次，我都分享到一次快乐。因为他表达了我们的一种理想：我们——中国人，中国的普通人，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了。我们从这样的接触中看见了他的精神状态。
黄妈妈也是这样的。在电影上，我们看见她拍着手走过来，一个朝鲜女孩子扑上她，这位青年女战士倒在妈妈的怀里哭了；黄妈妈为她擦眼泪，安慰她。一会儿，一个男孩子扑上她，黄妈妈却哭了——她有些“触景伤情”！在战争中丧失了儿子的黄妈妈，重新又得到了姑娘和儿子。这位长年生活在乡下的老太太，和两个不相识的朝鲜青年搂得紧紧的，当她掏出手巾为那个朝鲜女孩子擦眼泪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的母亲和国际主义的儿女，我们看见了新的人类。
在罗盛教的故乡，影片使我们看见了新的家庭：“一下车，崔?就扑到他中国爸爸的怀里。”“崔?，这就是你盛教哥哥生长的地方，这就是你在中国的家呀！”“这是妈妈给你做的鞋子，收下吧，孩子。”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溶合在共产主义的情感之中。
影片的编导王水同志回来告诉我：“西南的老百姓最热情”。西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当那里的人民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并且参预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的斗争的时候，他们便迅速地改变了自己。你看，一个母亲抱着孩子去和具富力说话，少先队员拦住汽车和代表团交谈，无论是黄妈妈、胡修道的母亲或刘兴文的父亲，拥抱和交谈都极其自然。中国人民已经为一种崇高的情感和愿望所鼓舞。我看重这点，是因为人民这种精神状态的变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战斗的友谊”纪录了这种变化，并且将推动这种变化。
无疑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我国各地的活动之所以具有极丰富多采的内容，是由于中朝两国人民数十年来在反对共同敌人——日、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了千丝万缕的不可分解的联系。代表团在石家庄烈士陵园凭吊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朝鲜子弟，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访问金日成将军当日作战的战场，在医院会见那些曾在大同江、“一二一一”高地、上甘岭作战受伤的英雄们。这些镜头深刻地表现了中朝两国人民最真挚深厚的友谊。
“战斗的友谊”在编辑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纪录代表团的活动是有重点的，而且不完全按照代表团的活动日程和项目来编辑影片。现在我们看见代表团在呼和浩特、山西、西安、兰州、广州等地的活动是不多的，因为影片要把重心放在代表团和黄妈妈、史妈妈及罗盛教父母亲的会见方面。而在这重点中，代表团从在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扫墓到西南会见黄妈妈，在山东会见史妈妈和到罗盛教的家乡——情绪是一步紧接一步的，在艺术上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当然，这样安排和代表团的实际活动日程是有出入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影片的最高任务在于真实地表达出中朝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至于实际上是先到了那里然后再到那里，原是个日程安排上的技术问题。
在编辑工作中，电影制片厂大胆地把代表团在北京的各种宴会和各地举行的座谈会的材料省略了。这自然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虽是同样纪录访华代表团，但既然成为一个影片，一个作品，便不能不有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有的在于交际和观光，有的则不是。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便不是。所以影片大大地删除宴会的镜头是必要的。各地的座谈会确也有实际内容，它原是代表团访华目的之一，但是纪录影片不能不注意到观众的兴味，影片用更多富于行动性的镜头，更能直接表达人们的心情的镜头去代替各地的座谈会，对于更加集中地突出这一影片的主题，显然是有好处的。
尽管如此，“战斗的友谊”也还有缺点。
作为纪录影片的创作设计是关系影片成败的重要问题。影片主要表现中朝两国人民的深厚的友谊，着重表现两国人民在情感上的交流，但在整个影片的设计和拍摄工作中，由于对未来的影片的蓝图还不是“胸有成竹”的，结果作者为不必要的材料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胶片。影片所拍的素材共有二万七千二百零一呎，现在编用的是四千零八十七呎（约七比一），其中宴会、座谈会等素材共有二千七百呎，现在编用的则只有三十四呎。过去我们在纪录影片上原有一个习惯叫做“汇编”，这就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拍下来，等到通通拍完了，然后才坐下来编辑。结果常常发现：不该要的太多，该要的太少，竟至没有，因之使得出品的质量往往不高，有时连中心思想也不明确。按照几年来的经验，这样做法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
其次，这影片，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有着许多异常动人的、光辉的镜头，但同样地也有着一些拍摄水平很低的镜头——这主要表现在艺术节目的纪录方面。拍摄黄妈妈的和拍摄艺术节目的都出于同一摄影师之手，一个拍得很好，一个拍得很不好。这就看出：我们今天有不少纪录片的摄影师已经比较精通在新闻现场摄影的业务，但到拍摄艺术节目时，便感到有些无能为力了。不仅在拍摄“战斗的友谊”的艺术节目时是如此，别的影片也有许多相似的情况。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应该有系统地提高摄影师的艺术和技术修养的任务。虽然新闻片摄影师不一定拍摄舞台纪录片，但掌握了这种能力，对于进一步提高新闻纪录摄影的质量是有好处的。
这个影片的艺术节目纪录得不好，当然还有布景及灯光方面的原因。我们看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些舞台纪录节目，搭的外景，几乎是一律的——半明不暗的天空，沉重而不美丽的云，灰暗的远山……这种设计，常常与节目的风格不协调。“大众电影”曾经发表读者来信批评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民间歌舞”在这方面有粗制滥造的作风，但从这影片看，改进是不大的。毫无疑问，在工作中的一些因陋就简的思想，是会直接妨碍出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的。
最后，关于解说。这影片的解说词是在努力不止于解说画面，而企图赋予画面更多的内容，这正是我们目前所需要提倡的。但解说（朗诵）者对朗诵这一艺术还缺少钻研。现在的解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充分地表现出解说词内容的意境，缺少感情上的起伏。影片开始说：“鸭绿江！江北是中国的白山黑水，江南是朝鲜的三千里江山。”这原是一般的叙述，如果有可以着力的地方，那便是开始唤起一些对中朝两国关系的回忆。但解说者一开始便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一开始便把调子定高了，及到黄妈妈等人出现，解说的感情便再也昂涨不上去了。由于缺少这种艺术上的张弛，使得整个的解说缺少变化。解说者的情绪也不够饱满。因而不能使观众受到深深的感染。
第3版()
专栏：
“人民中国”杂志创刊五周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专在国外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创刊五年以来，受到世界各国进步读者的热烈欢迎。
“人民中国”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以英文版创刊，接着又增出了俄文和日文版。现在每期直接在六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九万份。五年来，“人民中国”曾系统地报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社会改革和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报道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各项活动和成就，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为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五年间“人民中国”先后刊载了一百多篇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文章，在国外发生很大影响。“人民中国”专为帮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而刊载的有关我国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的文章，也特别受到欢迎。
“人民中国”和各国广大读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创刊以来，编辑部曾收到五十多个国家的读者来信二千七百多封。这些来信都充满着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的欢呼，表达了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愿望。英国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露丝·勃拉特莱在一九五零年夏天给“人民中国”编辑部写的信中附来了一小包花籽，她说“希望这些花每年欢笑的脸就会提醒我们永矢勿忘的友谊”。编辑部把这包友谊的花籽，送给了西郊公园。当这包花籽第二年在公园里变成了一片美丽花朵时，编辑部拍了照片，寄给了这位英国友人。
为了纪念“人民中国”创刊五周年，人民中国社将于六日起在北京举行纪念活动。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