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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禾登乡支部在建社中的领导作用
本报记者 纪希晨
四川省新繁县禾登乡在秋前大规模建社中，党支部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坚持了说服、教育方针，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在近两个月内，除有一个老社扩大外，新建立了四十四个新社。全乡十六个村，已达到了村村有社。入社农户占全乡农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入社土地达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四。全乡基本上已经合作化了。
一
一年多来，禾登乡经过总路线和统购统销的宣传，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罗世发领导的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显示的生产优越性的影响，全乡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高涨起来，成群结队地到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访问，许多农民关切地对罗世发说：“你们社的门是开的？还是关的？”“你们能不能在我们村建立一个分社？”有的当场掏出土地证说，“从去年盼到今年，这回说啥也要入社哩！”
面对着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势，中共禾登乡支部，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在去年七月间召开了全乡党员大会，讨论建社问题。大量发展新社呢？还是继续搞一个重点老社呢？会上展开了争论。有的人强调“稳步发展”、“慢慢来”，让要求入社的群众暂时在社外“站一站”，理由是“树大要出桠，儿大要分家”，怕办多了生麻烦，怕办坏了要负责任。另有一些人则忽视了建社中的困难，表现盲目乐观，说：“建社有啥难？只要上级有命令，开个群众大会，一个动员号召，保证百分之百！”支部组织大家学习了党中央有关互助合作的政策文件。在学习讨论中，大家批判了退缩不前和急躁冒进两种情绪，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大家认识到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和遵守耐心说服、自愿入社的建社原则。同时支部并引导大家分析了建社的有利条件。如：全乡互助合作基础较强（全乡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百分之八十七）；领导骨干较多（有三十五个党员，一百多个青年团员，每村还有八九个积极分子）；会计人员也不缺乏等等。只要很好地运用这些条件，耐心说服教育群众，大量发展农业社是完全可能的。支部书记兼乡长的黄静仙说：“如果再不建社，我们就会落在群众的后面。只要全党动员，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我们一定能把全乡农民领导到合作化道路上来！”
党员大会通过建社计划以后，支部就积极地训练建社骨干。建社前，全乡开办了一期二百六十人的建社训练班。这些人中有共产党员、青年团支部委员、老社骨干和准备培养为农业社正副社主任的积极分子。除学习党的有关互助合作政策特别是农村阶级政策外，老社干部还向大家介绍了办社的具体经验。这就使建社骨干从政策思想和具体作法上武装起来。大家普遍反映：“有原则，有办法，办社有了本钱！”学习回去以后，纷纷组织起建社筹备委员会，积极进行建社筹备工作。后来又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会议和全乡互助合作代表大会，继续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把广大积极分子吸收到建社工作中来。支部为帮助各村开展建社工作，除支部委员具体分工进行领导外，还从老社中抽出一批骨干，经常到各村去帮助工作。
二
建社开始后，有些群众说：“社会主义来了，随潮流走吧！”十六村干部杨国民向农民说：“谁现在不入社，以后永辈子不叫他入社！”党支部发现了干部和群众的这种情绪，认为思想发动工作做的还不深不透，随即在全乡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各村除普遍召开三四次群众大会外，各建社单位还分别召集老农、青年、妇女、贫农、中农有牛户等举行座谈，通过回忆和对比，结合具体实例，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给农民带来的好处，针对各种人不同情况，采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具体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东林村有些人怀疑合作社人多，怕增不了产，党小组就以夏收中新民一分社每亩菜籽收一百三十九斤，洪兴互助组收一百二十七斤，单干农民徐继良每亩才收一百零二斤的事实，说明只有土地统一经营和劳力统一使用，才能更多的增加生产。大家说：“单干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农业社，要发展生产只有加入农业社！”全村百分之九十的农户报名入了社。十三村中农冉兴汝，误认为入了社会“明不扯平暗扯平”，不愿入社，后来当他知道了新民农业社“多劳多得”的原则后，便报名入了社。六村的妇女，顾虑入社以后，评工分时吃亏，同时又怕吃菜、烧柴、喂猪不方便，经过共产党员冯三娘挨户宣传解释，说明社里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每户社员还可以留地种菜以后，大家都欢欢喜喜地入了社。在大家自愿报名入社的基础上，党小组又引导群众讨论入社的条件，结合宣传和座谈，在群众中广泛地展开了个别串连工作。民主村青年团支部委员杨廷，在村里通过和群众个别交谈，说服了二十多户农民自愿组织起农业社。八村贫农冉四时，串连了十五户贫农和十二户中农成立了农业社。
当思想动员基本成熟以后，支部就领导群众转入具体问题的讨论。在有利生产、照顾群众习惯、平等互利、公平合理的原则下，经过民主讨论，合理地解决了土地、耕牛、农具、肥料、种籽、水碾等的入股和分配问题。由于在一切方面都贯彻了互利原则，因之便进一步巩固了贫农和中农在农业社的经济联盟，从而也就巩固了农业社。中农黄三河便说：“照这样公公道道，两不吃亏，农业社不用喊我也要进去。”
三
建社初期，许多党员和建社骨干对依靠贫农
（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这一阶级政策的认识还很模糊。有的人忽视依靠贫农，怕提出依靠贫农，会“得罪”中农；有的小看中农，认为团结中农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不用团结，中农也会跟贫农走。对富农则丧失了警惕，轻视富农的破坏作用，说：“他们成不了啥气候。”针对这种情况，党支部首先在党员大会、乡人民代表会和建社骨干中，进行了关于阶级路线的教育，使大家从政策知识和实际生活中，认识到只有中农贫农团结起来，才能孤立富农限制富农剥削。五村贫农邱荣武谈到贫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作用时说：“贫农缺乏耕牛、农具，最需要合作互助。贫农过去在各种革命斗争中都出了力气，这次在建社中也要起带头作用，要很好地团结中农。”中农温存齐起初认为贫农缺乏耕牛、农具，卖粮又没有中农卖的多，因此对贫农很不服气。经过学习讨论本村贫农和中农在工作中的一贯表现以后，温存齐认识到：“从土地改革到统购统销，贫农处处表现得好，事事都跑在前面。中农常常观前望后，处处把‘我’字放在前头，中农不依靠贫农啥事也办不成！”吴德华更把贫农和中农的关系比作了骨和肉、眉毛和眼睛，他说：“眼眨眉毛动，有肉骨头硬，只有贫农和中农团结起来，力量才更大，才能跟富农作斗争。”贫农李泽成用富农在村里进行破坏活动的事实，说明不限制富农就不能很好的团结中农，他说：“不限制富农，中农就要跟着富农跑。只有把富农的资本主义道路堵住，中农才容易向社会主义路上走！”
干部和群众了解党的阶级政策以后，都改变了过去的认识，五村干部把原来曾借口有某些“小毛病”，而被审查掉了的十多户贫农，都又重新吸收入社。二村贫农曾孝全自己入社以后，又积极发动中农入社，全村一百九十六户中有一百六十七户报名入了社。中农也消除了思想顾虑和不满情绪，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十六村中农宋德山等初听到耕牛、农具要入社时，情绪很不安，到处对人说：
“人家依靠贫农，咱们中农可没眼无名啦。”后来他了解了党的阶级政策，看到农业社合理地解决了耕牛农具入社问题。于是全家人马上带着土地证，穿着新衣服，一齐到农业社去报名。党支部非常注意对新建社领导骨干的培养和选择，因而在农业社的组织上保证了贫农的领导优势。同时也吸收中农参加了对农业社的领导。现在全乡农业社的四十六个社主任中，贫农占到百分之七十二。
建社中，地主富农用造谣、暗害、拉拢和收买群众等卑鄙手段，阻挠农民群众加入农业社。地主郭润华把碎玻璃撒在田坎路畔上，刺破了赤脚下田生产的群众。富农李坤三以五十万元拉拢贿赂农民；并暗暗怂恿把“自留地”留在农业社大片土地的当中，破坏合作社的统一经营。富农聂仲华造谣说：“财产入了社就要充公”，阻止群众入社。党支部发现这些破坏活动以后，便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揭穿地主富农的各种破坏活动；同时还组织被欺骗的农民揭发地主富农的阴谋。此外，县人民法庭并根据群众要求，对进行破坏活动的不法地主和富农分别判处管制和徒刑。
四
建社一开始，支部就提出“搞好生产，迎接建社”的口号，使建社过程变成了组织群众生产的过程。建社初期，支部注意领导，使建社工作不能耽误薅秧、锄草、积肥等农事活动。建社后期，乡支部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又领导各社普遍制订了秋收、秋种和多种一季短期作物的计划。由于合理组织劳动力，统一收获和耕作，全乡提前完成秋收，增种了晚秋作物一万二千八百余亩，使全乡继夏收秋收之后，又获得了第三次丰收，充分的显示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建社同时，还建立了一个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一成立便结合生产展开信贷业务，为各农业社贷款一千八百万元，解决了各农业社耕牛和投资的困难。
党支部为适应合作化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党对农业社的领导，除建立了乡的农业生产合作委员会外，还在新建社中发展了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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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志们，中国朋友们！
许多中国读者要求我在“人民日报”上讲一讲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年间苏联实行集体化时的最突出的现象和问题，同时也讲一讲我的作品的创作过程。
关于这一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斯大林曾把它看做和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运动，在报纸上的一篇短文里，要多少完全和详细地加以叙述，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部甚至几部长篇小说里，要做这样的叙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运动中的一切，正如自然界的力量一样，是壮丽雄伟的，从这一雄伟的生活图卷中单独撷取下来的一些断片，显然是不能使人看到整个画面的。况且，苏联各地的集体化虽有它的一般特征，但它的经过却各不相同，这一点也限制了做这样的叙述的可能。大约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我不能设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据地的地区同那些从蒋匪帮压迫下解放得较晚的地区，向集体经济过渡的过程会是一样的。
至于说到我的写作的创作方法，那末，在原则上它是和任何苏联作家的工作方法没有什么区别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按照不同方式来解决创作任务，但我们的目标却只有一个：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我们用以武装自己的东西也是同样的：眼睛、心灵和对于劳动人民的巨大的爱，我们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艺术来为他们服务。
关于我自己，我只能简单地谈谈下面一点：我正在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卷、也是最后一卷的结束部分。这一卷所叙述的是：顿河流域集体化的彻底完成时期，通过各种不同的经历成长起来的英雄们的命运。
写完“被开垦的处女地”之后，我将继续写作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这部长篇小说将是一部三部曲。它的第一部已经快要写完了，但为了最后的润色和整个地完成这一工作，还需要很多时间。
如果直率地说，亲爱的朋友们，我应该带一点忧郁地向你们说明，我是有些落后于我们突飞猛进的生活的速度了：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苏联战士已经在德国国会大厦上竖起了胜利的旗帜，而我却未能完成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第一部；当我写完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二百来页的时候，在这时间里，在苏联却已开垦了一千七百五十万公顷的处女地。
唯一能够使我自慰的是，我们苏联人，有千百万人曾为祖国而战，有成千累万的人曾去开垦处女地，而我却不得不只是一个人来从事我的小说的写作。但是，这也只是很小的自慰，为了赶上我的读者们，并和他们齐步前进，我还将付出不少的努力。
最后，我想由衷地对你们说：我们牢牢地爱着你们，热情地注视着你们在劳动战线上的英雄业绩，为这些成就欢欣鼓舞，并在心里拥抱你们。
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获得新的劳动成就和生活的幸福，祝我的同行们在写作上有新的创造性的成就和大胆的企图。
米·萧洛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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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胡风的影评“人道在控诉”
李蕤
意大利的进步影片“偷自行车的人”在中国放映以后，受到了许多观众的欢迎，也受到了文艺界的普遍赞扬，这是完全有理由的。
因为通过这个影片，我们看到了美帝国主义践踏下的“马歇尔化”的国家意大利的社会一角，了解到意大利工人遭受到的失业和其他不幸和痛苦。中国的工人，中国的劳苦大众，是经过漫长而痛苦的道路才得到解放的，对于噩梦一样的旧社会，记忆犹新。片中主角里西的不幸遭遇，竟和我们所受过的差不多，而环绕在里西周围的社会现象，也和旧中国的社会面貌那样的类似，因此，我们看起这部影片来就感到特别亲切。观众像同情自己的弟兄一样同情里西的悲惨命运，为他鸣不平，痛恨压迫他侮辱他的旧社会。
“偷自行车的人”的编导以朴素的精练的艺术手法，把贫困残破的罗马城底层人民的生活，真实地拍入镜头，描绘出一幅惊人心魄的图画，这是对于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意大利统治阶级的一个有力的控诉。任何人都会看出来，里西是没有罪的，逼迫他犯罪的，是那个人吃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
华尔街的战争贩子们，以及他们的帮凶梵蒂冈和天主教民主党，自然不会高兴这部暴露他们的罪恶的影片，他们恶毒地对这部影片大肆攻击，因为，他们正是逼害千万个里西和他的孩子的幕后的凶手。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有正义感的人民，都热烈鼓掌欢迎它，它是对于企图把意大利人民更深地推向悲惨深渊的反动统治的一个有力的回击。
但是，这个影片有没有不足之处呢？是不是没有明显的缺点呢？不容讳言，它还有不够的地方，还存在着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可是有的批评家在赞扬这部影片的时候，竟然拿影片的缺点也当作优点来宣传，并且借此暗暗地散播着似是而非的文艺理论。我认为胡风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北京“光明日报”“文艺生活”版上发表的“人道在控诉”一文中的看法，便是值得提出来商榷的。
这部影片的缺点就在于它虽然真实地反映了失业工人里西的痛苦和悲惨的生活，却由于没有使人看到他的个人的挣扎是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有联系，因此，就看不出里西的斗争的方向和道路。直到里西走出银幕的时候，里西还是“四顾茫茫，不知所之”。无论如何，这是不能令观众完全满足的。
人所共知，作为一个失业工人的里西，他今天在意大利决不会是孤独的，更不会是始终孤独的。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已经有他的十分强大的先锋队伍。意大利共产党拥有二百多万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是对意大利人民政治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意大利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有组织的斗争，正在日益广泛地开展。里西的命运，只有和这群众的洪流联系起来才有出路，而且依照生活的逻辑，他也应该能够联系起来。如果像现在这样，缺乏这种联系，那么里西这个人物的典型性，就有不足了。
“瞧！公式主义又来了！”有些人会这样轻蔑地劈头一棒。我在这里正色地告诉他们，这不是公式主义。真实地反映生活，同时正确地响亮地给生活以答案，这是今天的革命的艺术家的神圣义务，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高尔基曾告诉我们：“作家不仅要看出旧事物的冒烟，而且要从旧事物的冒烟中看到新的火光。”今天的意大利，有两个意大利同时存在着，一个是旧的反动的腐朽的意大利，一个是新的、人民的意大利，旧的在不断崩溃，新的在不断壮大，而两者的互相消长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在里西旧命运崩溃的时候，就应该能够看到他的新命运的诞生。
“你是主张加一条光明的尾巴了！”有些人又会这样严厉的斥责。不，我决不是说要在这原封不动的故事上硬插一条光明尾巴，而是说在这幅旧社会崩溃的图案上应该贯穿着一条通向广阔斗争的红线。在实际生活中，这条红线也会存在的。在今天的意大利，里西已不像契诃夫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那样孤独了。像每一条小溪都会流入大江一样，里西应该有走入广阔道路的机会。
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我联想起中国古代的画龙点睛的传说来。如果这影片能进一步反映出失业工人里西和整个意大利人民斗争的联系，它将会像点睛后腾入云端的龙一样在和平斗争中起更大的战斗作用，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群众更热烈的欢迎的吧！影片之所以有这一缺点，一方面是由于作者的思想认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影片是在意大利反动统治的环境下拍摄的，这当然要受很大限制。但我们总不能说，这部电影之所以好，所以令人感动，正是由于这些主观上的和客观上的限制的缘故。胡风先生却正是这样，他说这部影片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其中没有“政治号召”，“没有表现什么斗争”的缘故。
为了反对人们指出影片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典型性的不足和人物形象的代表性的不足，胡风先生主观地牵强地硬把影片所揭露的里西的苦恼、绝望说成就是新的斗争。譬如，里西在自行车丢掉以后，因为绝望，去找看相的人，这一行为，只能被理解为里西因绝望而失迷生活方向。里西最后为了挣扎求生，盲目反抗，偷窃别人的自行车，这一行为只能被理解为里西被生活所迫，挺而走险，走上更不幸的道路，而胡风却说：“从里西的内心遭受和行为揭露了这个感情倾向，正是为了和里西共命运的观众经过这样一次感情锻炼，消灭它，为里西们，和里西一道去寻求真正的生路，斗争的道路的。”这显然是唯心的臆断。从里西偷车子这一具体事件中，怎么就能判断里西和观众就一定能去寻找真正的生路、斗争的道路呢？当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断，里西可能以后去参加斗争，但谁也难保证他不走到另外的错误的道路。子弹是能射杀敌人的，但它得装入枪膛，而且还须对准目标，扳动枪机。生活的痛苦，有可能成为人走上正确道路的因素，但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还是不可能的。痛苦也可以使人走上自杀或其他错误的道路的。难道能够说揭露了旧的，就等于建立了新的吗？盲目的个人反抗就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吗？影片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说成存在的呢？如果说揭露旧的，就等于建立新的，那么，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就都已经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再也用不着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法则来了。
也许有些人会说，这中间彷佛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只隔薄薄一层纸，但实际上，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我们完全同意说普通的人民日常生活，都和历史大斗争有脉络的联系，但这不等于说平常的事情本身，会自然而然地、没有经过领导就“通向”历史的大斗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的弱点，也正因为它没有把自发的个人的求生的斗争，和千万人自觉的有组织的运动联系起来。胡风一方面把平凡生活的描写强调为能“推动普通人民走向斗争的历史真实”，一方面又把斗争和生活割裂为二，放在互相对立的位置，这实在是很难理解的。
正因为胡风是这样理解生活和历史大斗争的关系的，所以，在他赞扬“偷自行车的人”之余，就悄悄地又弹起他唱了好多年的“随处是生活”的老调。依照他的看法，只要有艺术家的一副“关怀普通人民和正视平凡生活的热烈心肠”，就到处都能找到通往大斗争的道路。至于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等等，似乎都是不相干的事了。
毛主席一再号召作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建立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要全心全意地长期地无条件地投入群众的火热斗争，而且指出只有经过这个锻炼，经过这个感情的变化，才能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言人，如果不如此，只凭主观的“热烈心肠”，无论自以为如何“热烈”，一经脱离了斗争，脱离了群众的沸腾的生活，它是仍然会
“冷却”，甚至逐渐成为“麻木”的。
胡风硬要把生活割裂为两块，把斗争划分为
“生活此岸”和“生活彼岸”，而且把二者放在平衡的天平两端，这已是多年的老调子。在这篇影评里，他再一次顽强地宣传这种论调。他说：“如果不从人物所体现的历史内容去看典型，那不仅是要求把另一面的生活来代替这一面的生活，而且是对这一面的生活冷情地避过脸去，把这一面的生活的痛苦和要求放逐到斗争外面。”他的所谓生活的两方面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一方面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巨大的历史潮流，而另一方面，是普通人民的自发性的个人求生存的斗争。胡风一向崇拜自发性，而把作家描写人民有组织的斗争嘲笑为“廉价”的
“政治号召”。可是，生活是可以这样划为两半的么？离开巨大的历史潮流，这些个人的自发的求生的斗争能有任何出路么？难道我们的作家的任务不是突出地刻划表现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事物，通过这来使群众觉醒起来，奋勇地投入大斗争的巨流么？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见，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文学艺术家正是要把“到处存在着”的、“人们也看得很平淡”的生活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加以典型化，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人民群众惊醒、感奋、走向团结和斗争，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是革命文艺的不容肢解的任务。而胡风的论点，却把它分裂开来，好像各自可以成为一面，他一再强调重视平凡生活的“热烈心肠”的重要，而对于这样做的目的——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却避而不谈，而且把政治号召说成“廉价”的，说成“强迫人物去参加斗争”。在这里，恰恰使我们看见胡风对于群众火热斗争的“冷情地避过脸去”的真面目。我们反对公式化，反对概念化，反对讲空洞的大道理，但并不等于要取消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并不等于要反对正面地号召群众参加斗争。我们是要反对概念化，但不能因此一概而论地反对政治号召，把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和教育意义都说成是“强迫人物参加斗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要求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就是要求作家能够看到并描写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生活发展的规律、生活的前景，使作品具有鼓舞人民前进的思想教育作用。我认为胡风先生的那种文艺理论不是在引导人们走这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而是要叫人们离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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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述评
立即动手改善工矿企业和冬季施工中的消防保安工作
奔放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市华北直属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中央体育馆工地练习馆工程，在进行冬季施工时发生严重火灾。整个练习馆工程的脚手架、合子板以及稻草、苇席等保温材料被全部烧光，已经砌完的两层砖墙及钢筋、混凝土的梁、柱也受到严重毁坏。据初步统计，这次火灾损失达五十多亿元。现已初步查明，这次火灾事故是由于中央体育馆工地领导人的麻痹大意、疏于防范和技术措置失当造成的。冬季施工开始后，工地领导人只顾赶进度，忽视消防保安工作。他们光喊叫“火灾危险”，实际上并不积极动手防止火灾。北京市公安局消防队曾先后几次到工地检查防火工作，督促工地设置消火栓，接通水源等，但工地负责人心存侥幸，认为不解决这些问题“也一样施工”，因而推一下动一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工地的防火状况。既没有建立专责的消防组织，又没有对职工进行消防知识的教育，更没有预置足够的消防物品。失火前一天，测温员发现锯末和石灰的混合物（保温材料）的温度不正常，有着火的危险。这一情况反映到练习馆工段技术主任庄镇祥和工程师白葆琦那里，但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以致锯末自燃，大火延烧到稻草、苇席等易燃物品上，转眼即成一片火海。职工们在大火时束手无策，乱成一团。工地上有三个泡沫灭火器，有的因保管不慎失效了，有的因工人不会使用，在慌乱中被扔到火里。待消防队赶到时，烈火已烧遍工地，而工地又缺乏水源，以致大火无法扑灭，造成重大损失。
事故发生后，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厂矿企业工地党委立即采取措施，改善防火工作的状况，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对于这次事故的责任者，有关部门将予以严肃处理。
这一重大火灾事故向全国各地基本建设工地和工矿企业部门发出了警告。这个警告就是：在争取工程进度和进行生产的同时，绝对不能丝毫忽略和放松消防保安工作。否则，生产和施工就处于没有保障的危险境地，国家计划和人民的财产随时都有可能付之一炬。那种认为“生产要紧”、“施工迫切”而消防工作可以放松甚至抛开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和极端危险的。随着严冬的到来，工厂、矿山的车间和冬季施工的现场上，添置了防冻、保温、加热、照明等设备，置放着很多易燃物品如煤、木炭、刨花、木柴、稻草，工地上还暂时设置了暖棚、电灯和电线，这就使火源、火险大量增加。在气候干燥、大风时起的冬季里，如果对这些火源、火险管理稍一不慎，就容易酿成重大的火灾事故。同时，由于冬季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密切关系着国家建设计划的全面完成，所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会利用冬季生产和冬季施工对我们不利的条件，加紧进行纵火、制造事故等破坏活动。这些情况，要求厂矿企业和建筑工程部门刻不容缓地加强冬季的消防保安工作。
但是，不少企业部门的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上述情况的严重性。他们看不见自己所处的环境，忘记了敌人的存在。他们片面强调生产和施工的重要性，认为消防工作可有可无，甚至认为消防工作会“妨碍生产”，会“影响工程进行”。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单位到今天还没制订冬防计划，或者虽已制订计划，但没有认真实行，因而防火组织没有建立和健全起来，没有规定切实可行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设备不足，不能严密控制火源、火险，对于易燃和易炸的产品、废品、原料以及防寒设备的保管、使用不妥当。特别是忽略了对职工群众进行安全生产的思想教育，消防工作没有成为职工群众经常注意的大事。北京市公安局和建筑工程局最近曾经检查了冬季施工工地的防火工作情况，发现各工地施工前的防火工作普遍准备不足，消防力量很薄弱，火源火险没有很好地控制起来，工人随便在现场上吸烟，有的整个工程处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之下。
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不了解：只要我们对反革命分子放松了警惕，只要我们对那怕是微小的火险表现出一丝的疏忽，都可能引起严重的火灾，使广大职工积年累月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在顷刻间化为灰烬。湖南省地方国营马田煤矿，就是因为领导上平日只知道“赶任务”，没有认真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因而被混入该矿的流氓犯罪分子梁中恕纵火烧毁了该矿二工区的大部工房、宿舍，并且因此引起矿井内的瓦斯爆炸，当场死伤四十四名职工，二工区被迫停工一个半月，国家损失达六亿多元。北京市中央体育馆工地练习馆工程领导人员思想的麻痹更是达到了极点，他们不但平日放松了消防保安工作，而且在接到有失火危险的报告以后，也不及时采取措施，结果一把火就烧毁了五十多亿元的国家财富。这一重大火灾事件的发生说明：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有时候并不亚于故意纵火破坏的反革命分子。
现在正是严冬季节，改善工矿企业和冬季施工工地的防火工作状况，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不论是为了保证安全生产和安全施工，或者是为了保护职工生命的安全，都不容许我们对这个重大的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凡是还没有做好冬季防火工作的企业单位和建设工地，都应该立即建立或健全专职或兼职的消防组织，设置必要的消防设备，做好对消防人员的训练和对消防设备的保管工作；同时还要发动职工群众讨论制订消防安全制度，并且在生产操作、物资保管和日常生活中切实加以贯彻。冬防工作已有布置和准备的单位，也应该立即组织职工作一次深入的检查，及时发现和堵塞漏洞，做到牢固地控制火源和火险，纠正一切违反消防安全的措施和行动。对于那些爱护国家资财、认真做好消防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该给以表扬和奖励，并且及时地推广介绍他们的经验。对于那些漠视国家财产的安全因而造成失火事故的官僚主义者，必须严格追究责任。公安机关对改进企业的防火工作负有督促和帮助的责任，也应该经常地有重点地深入工矿企业、冬季施工工地和重要仓库所在的地区，进行防火的宣传教育，检查、发现消防工作中的问题，并且切实帮助他们加以解决，对于各单位的消防工作人员，则应加强对他们的业务指导，帮助他们把工作做好。
过去工矿企业部门的火灾事故，有不少是由于街道的民房、机关和学校等失火延烧而引起的。这就说明，做好一般机关、学校和居民中的防火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不但直接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对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部门的安全也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各地公安机关在协助工矿企业和冬季施工工地做好防火工作的同时，还应该在街道居民中加强防火宣传和督促检查工作，切实控制和消灭一切起火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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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海防、保卫生产的福建民兵
福建省沿海各地民兵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加强海防巡逻和解放台湾的斗争，并组织了武装护渔队、巡逻队，保卫渔民下海捕鱼。
福建日报 叶大开摄
福建海防最前线某岛的解放军指挥员同民兵队长，在前沿观察地形，研究进一步巩固海防积极展开对敌斗争问题。
民兵们经常互相学习射击技术，努力提高战斗素养。
民兵和解放军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驻守某岛的解放军部队，为民兵讲解怎样消灭敌人的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