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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的意见
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缪炳林投来题为
“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一稿，内容摘要如下：
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必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斗争武器，必需清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以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代替它。
但是，刊载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第二十二期上的胡风先生的发言，虽然也有一部分可取的意见，但总的精神却是不正确的。
在这个发言里，胡风反对过去“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对阿垅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反对文学必须有民族形式，反对批评作品必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在这个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在这次严重的思想斗争中，企图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公开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企图趁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展开斗争的时候，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拿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来代替它；企图趁反对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有领导地开展学术界自由讨论的同时，造成文艺思想上的混乱，达到他的臭名远扬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复辟的目的。
文学界所看到的新生力量是白盾、李希凡、蓝翎那样的生气勃勃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战斗者，而胡风先生所看到的“新生力量”却是“要在文艺创作中为其它阶级来与工农阶级争‘主角的资格’”的阿垅先生！“曲解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伟大成就的评价，借强调现实主义之名而贬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作用”〔一〕的阿垅先生，就是胡风先生心目中的“新生”力量！
胡风先生的发言对“文艺报”同朱光潜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美学观点和平共处的批评是应该的，然而对于阿垅先生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却又百般加以庇护，这是为什么呢？必需指出，胡风先生拿阿垅这个问题出来“打反攻”决不是偶然的，原因就是胡风先生同阿垅先生的文艺理论具有共同点。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否定世界观和生活实践在创作中的作用，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区别，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反对文艺思想中的阶级观点〔二〕。
稍为关心一点文艺的同志都还记得，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文艺报”曾发表过几篇文章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他没有认识也没有深刻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一九五三年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课时，还继续发挥他的错误观点。随便举个例子吧。他说：“谁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个社会的东西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谈到作家如何体验反面人物的思想感情问题时，他说：“到你写反面人物时，那就要这样去体验：比如写奸商，我们见了便宜的东西也是想买的，这一点萌芽的东西就可供给我们体验，”“刽子手的思想感情我们能不能体验呢？我说能的。当我们恨极了一个人时，常说：‘妈的，我枪毙你！’我们要把这种思想从思想中找出来，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体验到了刽子手的感情。”（大意）看！原来一个作家也会有奸商思想和刽子手思想。按照他这种讲法，品质极坏的人也可以有英勇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品德，天下还有什么善恶是非呢？作家要是有奸商和刽子手思想，怎么能写好作品呢？作家之所以能够描写丑恶，主要是由于作家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对生活理解得深刻，对丑恶具有切齿仇恨之故，决不是因为作家本身有丑恶的思想，所以才能描写丑恶。
胡适派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应该反对，朱光潜的资产阶级美学观点也应该反对，阿垅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应该反对，而我们同胡风的资产阶级的“主观战斗精神”也决不能和平共居，也应该反对！我们必需反对一切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管他以什么名目出现。
反对压制新生力量，决不是保护反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于它们，那怕只是一星星、一点点的暴露或萌芽，都要给予坚决的“压制”。开展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决不容许资产阶级理论的自由泛滥，决不容许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毒害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
〔一〕周扬：“我们必须战斗”。
〔二〕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详见“文艺报”
总第七十九期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
主义的文艺思想”与总第八十期何其芳的：
“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在对青年的阿谀下面……
南京第八文化速成中学陈辽投来题为“在对青年的阿谀下面……”一稿，内容摘要如下：
胡风先生在两篇发言中，摆出一种给青年、小人物打抱不平的姿态，极尽对青年、小人物阿谀的能事，企图煽动起青年、小人物的“斗争要求”，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斗争，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报“人民日报”进行斗争。请看看这些令人作呕的阿谀罢！“青年同志们能够执行了这个先锋的斗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他们的斗争要求结合起来了的结果。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因为，他们是在革命斗争中教养出来的，身上的旧影响少，能够感受到我们看不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是宝贵的真理，不会歪曲它，一和他们的斗争要求相适应，那就变成了斗争的武器。”“就是现在所说的小人物罢，当他们被斗争要求所推动，是能够在某一关联上接近、投入、掌握马克思主义，把那当作斗争的武器”的，不仅如此，胡风先生在他两篇发言中还大为青年、小人物叫屈。他以李希凡、蓝翎二同志为例，说“如果没有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他们这篇批评就消灭了，他们自己也就被闷住了”。似乎这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纯粹是一个偶发事件。接着他甚至企图歪曲这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是党直接领导的客观事实，把功劳完全放在李希凡、蓝翎二同志身上，说什么“如果埋没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上面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就打不开这一个缺口了”。
但是，胡风先生并不停留在阿谀这一点上，他进一步提示是谁首先压制、打击了青年和小人物。他举出了一九五○年三月“解放后是破天荒的耸人听闻的例子”，明白告诉大家正是“人民日报”“破天荒地”而且还是不断打击了一位具有强烈的“斗争要求”的小人物，并使那位小人物“已经到了非完全被闷死不止的地步”。至此，胡风先生以青年、小人物的卫护者自居，已是直接向党报进行攻击了。以后胡风先生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十多年来追随革命的阿垅（就是胡风先生一再为之呼冤的那位小人物）尚且这样，至于我们的青年作者和青年读者，会处在一种什么状况里面？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接触到过青年作家底苦恼和青年读者底不满的。”这样，就把我们目前的文艺界描写得简直是漆黑一团，毫无光明了。
我们认为青年是代表新生力量的，但青年之所以可贵并不是如胡风先生所一再强调的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发性的“斗争要求”，而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小人物是应当重视的，但小人物如果具有错误观点，也还是应当受批评的。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对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所放出的第一枪是可贵的，但不能忽视这场斗争是由党发起、领导和支持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从外面”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的，提倡自发性的“斗争要求”，只能说是拒绝和轻视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工作，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对青年、小人物的阿谀、逢迎，给青年、小人物打抱不平的任何虚伪姿态，都掩盖不了胡风先生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青年、小人物要的是正确的指导，热情的帮助，并不要胡风先生别有用心的阿谀逢迎；我们青年、小人物要的是党的忠告和批评，并不要胡风先生无的放矢的呼冤叫屈；我们青年、小人物要的是对我们共同事业的真正的关怀和爱护，并不要胡风先生的把这次思想斗争看作是个人私事的庸俗的态度；我们要的是对“文艺报”错误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分析，并不要胡风先生对“文艺报”流虚伪的同情的眼泪！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党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的，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和文艺修养的老同志和新同志也是很多的（并不如胡风先生所自称的“我们老同志不多”），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取得对这次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彻底胜利。无论什么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伪装起来，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万丈光芒的照耀下，被党和人民所揭破，而使它原形毕露的。
应该这样看待革命报刊工作吗
沈阳市陈明权来信说，这次对俞平伯先生在
“红楼梦研究”和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我们继批判“武训传”之后又一次广泛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地参加这一个斗争，使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进一步的提高。
我是一个喜爱文艺作品的读者。在这场斗争中，看到胡风先生的不正确的态度，我忍不住来说几句；同时，也作为一个建议。
读了胡风先生的发言，特别是在十一月七日这天的发言（一九五四年“文艺报”第二十二期），不能不令人怀疑胡风的批评的锋芒，实际上是针对着“人民日报”。他批评“文艺报”，只不过是“穿针引线”，借题发挥。胡风因“人民日报”批评了阿垅的错误的文章，所以“义愤填膺”，所以要攻击“人民日报”，攻击袁水拍同志。胡风并以自己狭隘的想法，硬说“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月报”之所以批评阿垅的书，都是与袁水拍同志有关系。他把革命报刊的工作看得如此庸俗，实在是可惊的。胡风那样“激动”地一再为阿垅的错误文章辩护，谴责曾经批评过阿垅作品的同志和文艺刊物，这不仅使人感觉到胡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缺乏接受正确批评的应有态度，而且，胡风对待阿垅那种宽宥态度，与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温情”并无两样。
因此，从胡风先生的发言来看，就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胡风在无产阶级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这场斗争中，为了阿垅的作品受批评的“委屈”而乘机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月报”进行报复。
我们新中国的文学，是反映我们国家的优越制度的。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武装起来的。我们的文学应是遵循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刻划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英雄人物。那末，我们的作家就应该热情地努力反映一切进步的、新的、成长的东西，不遗余力地打倒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残余、落后的东西。
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我们文艺发展的一个原动力。所以，在文艺界，应该经常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不应该是阿谀的，不应该是宗派的和友情的，而应该是真正的、大胆的、不偏不倚的、有思想性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日丹诺夫：“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作家不断提高作品的政治水平与艺术水平。希望胡风能够端正参加这场斗争的态度；并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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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铜臭染污了灵魂
廖西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午，沈阳市徐州街三号辽宁省文联创作组的小楼里演出了一出很不雅观的丑剧：在厨房，一个正在切菜的青年妇女恶狠狠地瞪着一个老太太说：“车票都给你买啦！你走不走呀？”年老的女人回答说：“你们这么撵我，我还得些日子才走哩！”青年妇女一听这话，立刻耍起泼赖喊起来：“哎呀，我的亲娘呀！你要不走，我就不活啦！”说着操起菜刀虚晃着就要“抹脖子”，老太太见势不佳，急忙扑过去把菜刀抢过来，于是她们互相撕扭着，号叫着……。
这个青年妇女名叫里扬，曾经受过大学教育，她和她的丈夫韩彤两人都是辽宁省文联创作组的干部，用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他们的职业应该叫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那老太太就是这位要“抹脖子”的女干部的母亲。他们夫妇二人因感到多一个老人，多一份开支，所以千方百计地硬逼着老人走，而老人一则是因回家之后生活艰难，不愿意离开；二则是不甘心离开，她以为被人家撵走了是一种耻辱。特别是，她在不久之前曾经被女婿韩彤打过，她觉得连口气也没挣回来，就这样离开也太令人难堪了。
除了“抹脖子”这一丑剧之外，先前还有一出更为卑劣的丑剧：那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早饭之后，老太太的女婿——韩彤，几次三番地像讨债似地跟在老太太身后说：“走吧！你今天走吧！”“走吧！……”这使老人很难堪，她寻思：“撵了我这么些日子，我还不走，这也太不像样啦！”便回到屋里拾掇行装，她已经决定离开了。但在收拾行装时，却为了一件皮背心又惹得她的女儿里扬大吵起来。原来里扬曾经答应给她母亲一件皮背心，临时却又不给了，老人坚持着向女儿里扬索取，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顶起来，越说越上火，“你啥都要，连这尿盆你也拿去吧！”里扬一边骂着，举起一只尿盆劈头扔将过去，幸而没有打中。她并没有就此罢休，转身就把老母亲的行李也扔在过道里了；接着，便撞起头来，往墙上撞，往桌上撞，往床上撞……其势凶不可当，好在始终没有撞破头皮。然而，这时韩彤在一旁却怒火万丈，他大声喝道：“你这个老东西！你也太没脸啦！都快出人命啦！你还不走！”说着就是一拳头，正“杵”在老丈母娘的额上；当老丈母娘也连吵带骂地往前“扑蹬”时，韩彤又接连往老丈母娘身上狠踢了两脚。这时，幸亏创作组的其他同志赶来劝阻，才使老人脱离险境。
人们一定要问：为什么老太太偏偏要“死屈白赖”地跟着这样残暴不仁的姑爷和不愿尽起码做儿女的本分的闺女呢？说来话长：
原来，两年前，里扬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他们夫妇曾经核计过：两个孩子雇一个保姆，不行，忙不过来；雇两个保姆？花钱太多。因此，就决定把老丈母娘请来，其好处有三：第一，不必雇两个保姆，省钱。第二，姥姥带外孙女说什么也比保姆强，还可兼管一些家务，省心。第三，当时老人的长子入了勘探队，次子在学校念书，幼子新丧，正是无所依归的时候，趁此机会接到家来，还能落个“孝顺”的美名，此之谓“一举三得”。于是，里扬在一九五三年的秋天就给她母亲去了两封信，在信里面情意深长地写了些“妈妈，你来吧，来看看你那长得又白又胖的外孙女儿”之类的话；此外还拍去一封火急电报，催促老人赶快动身。老人感动了，她终于来到了自己女儿的身边。
在老人未来之前，韩彤和里扬都曾向外人极力夸奖过她的为人，里扬并且向人表示她把老人接来的目的是为了安慰老人晚年。但老人来了之后，在女婿和女儿的眼里都是不中意的。他们认为她不算是一个很称职的“保姆”；嫌老人手脚笨，干活不洒脱，侍弄孩子不够干净，不会收拾屋子，做的菜饭也不可口，等等。不久，他们夫妇就开始用闲言碎语来讥讽她，有时甚至直接给她脸色看。但是，因为是处于“用人之际”，也毕竟可以节约开支，所以韩氏夫妇还尽力忍耐着，他们还没有下“逐客令”。老人也就委曲求全地住下来了。可是，最近大孩子送进了托儿所，小的孩子也送去日托，老人在他们眼里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变成增加开支的累赘了。为了使老人感到“不如归去”，他们就在日常生活中给她许多难堪：常常用些难听的“指桑骂槐”的双关语去顶撞老人，如常常指着小的孩子骂道：“你要死呀，你为啥不死呀！”“我非撵你出去不可！”等等。吃饭时，里扬对着韩彤说：“你吃得这么多！”韩彤会意地应答说：“我吃得多？”一面眼睛斜睨着老丈母娘。这些话老人当然是完全听得懂的。她很伤心，她常常一个人在厨房坐到小半夜还不敢回到屋子里去（因为都住在一间屋子里）。特别是自从十五日那天打过架之后，老人的处境就更难了。有一回包饺子吃，里扬给自己的丈夫包肉馅的，却给自己的母亲包酸菜馅的，这种待遇更使老人难堪。
当辽宁省文联的领导上发觉这种情况，并召集会议公开地进行批评的时候，韩、里两人在会上不但不虚心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给老人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夫妇两人，一唱一和，卑鄙地用一些下流无耻的话来污蔑老人。他们想用这些无耻的话语来把老人“贬之入地”，使别人都同情他们的虐待行为；更主要的还是企图用这些不堪入耳的话来掩饰自己卑鄙的难以见人的目的。那就是：一、孩子们都有了着落，“保姆”没用了，再把老人留下来，多一份开销。二、他们听说文联不久要搬进另一座大楼，又打听到那座楼里一般地都是较大的屋子，家里人多，必然会分到较大的屋子，这样房租就得多掏；韩彤和里扬都曾经说过：“要是弄到一间四十平方米的屋子，每月的房租就得十五万元，这可受不了啊！”但老人一走，人少了，就有资格去争取小房了。三、同时他们还害怕老人到外边散布“不满”情绪，把那些虐待老人的丑恶事实揭露出来，会影响夫妇的“作家声誉”……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叫做“用得着拿来，用不着踢开”。
怎么里扬对自己的生母也这样残忍呢？这不是不近人情吗？里扬当然是够残忍的。然而问题还不仅在于里扬，而在于里扬的后面有着韩彤。他一心想撵丈母娘走。里扬完全懂得丈夫的心理，就扮演了“花脸”的角色。
这就是问题的真相。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之前说过的一段话：“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的关系。”韩彤和里扬两人就正是这样，他们把老丈母娘接来是为了“省钱”，为了“钱”可以“毕恭毕敬”，为了“钱”也可以翻脸不认人。其实，他们夫妇并不缺少“钱”花，生活过得很富裕，除了稿费所得之外，每月还有固定的六百五十分工薪的收入，养活一个老丈母娘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然而，他们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不愿意别人得到自己一点点好处；因而，他们最后毫不掩饰地撕破了脸皮，虽然是骨肉至亲也可以拳打脚踢，驱出门外。
老人终于被撵走了。她是哭着走的。最后，韩彤和里扬总算答应了每月给邮去十五万元赡养费。为了这十五万元，韩氏夫妇还唱了一幕活剧：老太太想要带一个外孙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们硬是不同意。这里的秘密是：如果带了孩子去，每月十五万元就非寄不可了。但即使只是一句诺言，在他们已是大发善心了。他们甚至因此而又理直气壮起来，韩彤当人说过：“她就为的是钱啊！”嘿嘿，原来就为的是钱；原来，一切都怪老人的不是；千不该，万不该，老太太不该不拿钱就白吃姑爷的饭啊。里扬在会上公开说过：“就是把我粉身碎骨，也是妈妈的不是。”其实，用不着去“粉身碎骨”，只要剥开皮来看看，就知道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的败坏已经发展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了！
（原载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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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党组织应该严肃对待国家法纪
本报记者 曹葆铭
去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武昌造船厂铆钉工段段长李桂林（候补党员）接受了铆一块铁板的任务。这块重达六百多公斤的铁板，需要翻个面才能施工。本来，翻铁板是属于上一工序的工作，但李桂林没有严格执行交接制度，含糊地就将它接受下来。在翻这块铁板之前，工人王世和向他建议：“铁板背面脚点要有人顶住。”他不听，也没有研究操作方法，就盲目指挥起来。结果铁板竖起约半人高时，因为铁板背面脚点无人顶住，滑动倒下，把工人王世和打伤了。这时候，工人袁金汉又向李桂林建议：
“再不能用人翻了，要用吊车吊。”工人顾纪根也说：“旁边有吊车，为什么不用吊车呢？”他回答说：“吊车上没人。”袁金汉又告诉他：“吊车上有人。”但他嫌用吊车麻烦，强调没有“千斤”等理由，仍旧不接受工人建议。他又想起翻铁板不是自己的工作，就去找前一工序的工段长。中途遇见前一工序的七级工人范根荣，他就拉范来帮助翻铁板。但是，他只向范简单说了一句：“刚才翻滑了，打伤了王世和，要想办法注意。”说完了，就自行离开现场。范根荣找来几个工人又把铁板竖起，因为现场没有人负责指挥，工人步调不一致，结果铁板右角又滑动，把工人王妙根打死，工人孙穆庚打伤。事故发生后，有关机关都派人到厂进行了联合检查，认为这次重大伤亡事故基本上是由李桂林的错误造成的，并初步提出了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在处理李桂林的意见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初，有关机关联合检查组认为李桂林在行政上应受撤职处分，同时建议由武汉市人民检察署进行侦讯，按其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中共武昌造船厂委员会多数委员却提出了“本厂制度不健全”，李桂林“很老实”、“平日工作积极”、“动机善良”等“理由”，主张只给记过处分。后来，武汉市人民检察署根据侦讯结果，认为李桂林玩忽职守，情节严重，按照宪法第一百条和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第十六条规定，应受刑事处分。中共武汉市委接到市检察署党组的报告后，认为必须严肃法纪以保卫国家经济建设，就作了“李桂林玩忽职守，应受刑事处分”的批示。武昌造船厂党委会见到市委批示感到“很突然”，“是个新问题”。但是，他们又不积极地去研究领会批示的精神，把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一步。相反地，他们仍然强调发生事故的客观原因，顾虑这样处理可能犯“惩办主义”的错误。他们甚至认为武汉市委只是根据市检察署党组的报告作批示（武昌造船厂党委没有把这次事故向上级党委作书面报告），市委“不了解实际情况”。同时他们还在市检察署党组报告中某些事实细节上纠缠不清，使事情拖了一个月。后来，上级党委催他们写报告，这才花了三天时间（这样做使当时的增产节约运动受到了影响），重新进行调查，整理出一份报告来。其实这个报告中所叙述的事实与市检察署党组的报告并没有出入，只是在分析事故原因时，他们仍然强调“制度不健全”等“理由”，坚持只给李桂林行政处分——撤职。这件事情一直拖到十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委第三书记李尔重召集武昌造船厂党委书记刘广泉和有关单位党员负责干部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大家严格地批判了武昌造船厂党委会的错误意见，该厂党委书记刘广泉也作了初步检讨。这才使这件事故得以正确处理。
中共武昌造船厂委员会在处理李桂林责任事故中的错误在哪里呢？正如中共武汉市委所指出的：他们不是以对工人阶级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态度来对待革命法制，严肃处理责任事故。
他们错误地以为国家的法律只对反革命分子、惯窃和流氓才适用，而没有明确地认识到法律人人必须遵守，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应该成为守法的模范。这个厂党委书记刘广泉事后也检讨说：“像李桂林这样历史清白，工作积极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违犯了国家法律时，我怎么也认识不到应该给以法律制裁。”武汉市委已经明确指出，李桂林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而造成了打死、打伤人的严重事故，他就必须负法律责任。他平日工作积极和动机不坏等，只能作为审判机关量刑时的参考，绝不能因此不给予法律处分。道理是很明白的。但武昌造船厂党委会却不这样认识，他们强调“要对一个干部负责”，李桂林既然“平日工作积极”，“动机不坏”，如果给予刑事处分，似乎就说不过去。按照他们这种认识，就是说：一个人犯了罪，就可以因为他平日工作积极原谅他，而不给予法律处分；一个人只要动机善良，就可以不对他的行动后果负责；作为一个工厂的党组织就可以只对自己认为好的干部负责，而不必对全厂工人的生命安全负责。这样做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样作的结果，就会使社会上出现一些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约束的人，就会削弱了革命法制的威力，使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缺乏法律的保障。据工人反映，就在这次事故发生时，有些参加翻铁板的工人看见李桂林一再不接受工人建议，不考虑生产安全，就感到生命没有保障，借口上厕所，而不参加第二次翻铁板的工作。这就更具体说明如果再不严肃地依法给违法犯罪分子以法律处分，工人群众就会感觉到国家法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命以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很不利的。
武昌造船厂党委会错误地把执行纪律和教育对立起来，强调怕犯惩办主义的错误，就不敢严格执行纪律。过去他们在执行纪律时，对群众的教育工作作得不够，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形成从道德上抵制败坏劳动纪律行为的风气。所以上级机关曾经提醒过他们要防止惩办主义的偏向。但他们没有认真领会上级指示的精神，还不懂得对违法乱纪的人严肃地给予处分，实际上对大家就会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同时，只要处分是正确的，而且在执行纪律时，注意对群众对受处分者进行充分的教育，就不会犯惩办主义的错误。他们因为怕犯惩办主义错误、怕影响别人的积极性，不同意李桂林应受刑事处分，而群众对他们这种态度是什么反映呢？大家一直都在观望着，看领导上怎样处理李桂林的错误。紧接着，一个七级工人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七十五马力的柴油机机座与机身报废事故，损失国家财产八百多万元。领导上对这件事也迟迟不作处理。工人很不满意，都说：“七级、八级工人出了事故都不处理，我们三级、四级工人出点事故算什么！”
武昌造船厂劳动纪律松弛，事故频繁，机器损坏很多，在一年零十个月中，伤亡事故竟达七百多次，死五人，重伤八人，仅工资与生产两项就损失国家财产十三亿三千多万元。这个厂机械车间去年上半年便损坏了机床二十八部。这种情况是和厂里党委不重视革命法纪、不严肃处理责任事故的错误分不开的。
当武昌造船厂党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正确地处理了李桂林的问题，积极地向群众进行革命法制的教育以后，群众情绪并没有受什么影响，相反地大家都认为李桂林应受刑事处分。
在武汉市委领导下，这件事情现在已告一段落：李桂林已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了徒刑；武昌造船厂党委会正积极地通过这个案件向群众进行革命法制与劳动纪律的教育，同时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但这件事的教训却值得我们很好记取，特别是在宪法公布以后，革命法制正日趋完备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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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韶山冲
——访毛主席故居
严辰走过一道山岭又一道山岭，深山环抱里有个古老的山村，青青的竹林掩盖着它，大路上走不完瞻仰的人群。泥墙被柴烟薰得漆黑，瓦楞里有野草丛生，就在这简单的小土屋里，却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屋前那两口清水池塘，仿佛一双慈祥明智的眼睛，它照映着人民的苦难，闪耀着创造美好世界的信心。屋后的山谷里，早晨的露水，打湿过小小的赤裸的脚板，那一层一层的梯田里，曾滴落多少汗珠，踏遍多少足印。靠近短窗，伏在褪色的八仙桌上，曾勤奋地度过无数的白天和黄昏，清新的风吹开了智慧的心灵，我仿佛听到朗朗的读书的声音。在厨房的四方形的火坑里，还留着当年茅柴的灰烬，梁上挂起的泥茶炊嘟嘟直响，松明的光亮映红了一颗颗火热的心。一个牛篦子，一本教科书，都给了我无限庄严的启示，一间碓屋，一片晒谷坪，都充满了诚恳、淳朴的气氛。这里的一切是如此平凡，可是，最伟大的不也最单纯？站在三十年的风雨里面，山前山后的映山红愈开愈茂盛。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于湘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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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罗马尼亚影片“理想实现了”
唐漠
编剧：根据密哈伊尔·萨托维亚努所著小说改编
导演：玛·萨托瓦维·伊里乌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电影制片厂出品
翻译：尹广文 配音导演：白景晟 东北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
罗马尼亚影片“理想实现了”所描述的是罗马尼亚一个普通的农民米特里·柯可尔的命运。这个农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他在地主家庭中的受折磨，他在反动军队里的非人生活，他在侵略战争中又被送往战场……；但是这些苦难并没有压倒他，在农村的黑暗和战争的风暴中，米特里经受了锻炼，并且找到了真理。
影片所描写的米特里受折磨的一些场面，是一幅幅揭露人吃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的图画。米特里被警察局毒打了一顿的一场戏就是一个例子。他为什么挨打呢？那不过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哥哥面前，对他的主人——地主克利斯加表示了一点不满，而已经堕落为地主走狗的他的哥哥把他的不满向地主密告了，地主就假手警察局去打了他一顿。在这一场戏里，各个人物的性格得到了鲜明的刻划，同时它也对旧社会作了有力的揭露，对于无依无靠的米特里来说，旧的社会就像一个布置得极为周密的陷阱，只要你稍一表示不满，就立刻受到了严重的迫害。米特里在反动军队里的那些生活场景也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那无休止的、折磨着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操练，那狂妄而又愚蠢到极点的军官的训话。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士兵都可能被当作小偷来对待，军官在大声地对他们叫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偷东西的？”……在那样的军队里，人的地位和尊严是完全被磨灭了！
影片着重地描写了米特里的成长过程，描写了他如何在受折磨的生活中一步步地提高了认识。在表现米特里那种天真纯洁的内心，和他对待压迫者的不屈精神方面，影片的描写特别动人。当他拿着粪义对抗那狠狠地追赶着他的伦古——他的哥哥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对生活表示了抗争的态度。在父母的突然逝世以后，他原是满心希望得到他亲生哥哥的同情，那知所得到的却是完全两样——他的哥哥要把他从家里赶出去。生活为什么这么残酷？从他那年幼无知的眼睛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米特里向生活提出了疑问；但是到后来，当他当过了几年长工，受过了很多折磨以后，当他被警察毒打了一顿，从警察局里冲出来，再遇到地主克利斯加的笑脸的时候，米特里已经更进一步地认识地主的诡计和狠毒了。他愤怒地把地主老婆给他的钞票扔在地上，并且用脚踩着。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农民对地主的仇恨。
严酷的生活就是这样地教育着、锻炼着米特里，因而当他得到了党的领导，当他在兵营中遇到了“为穷人的权利而斗争的人”的时候，当他在苏联被俘时期亲眼看到了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很快地就成为一个坚强的为着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战士了。
在米特里身上，我们看到了罗马尼亚农民所有的坚强的毅力，我们看到了他们那种坚定不移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尽管困难重重，尽管风吹雨打，但是米特里像一颗茁壮的幼树，坚定地、倔强地往上长。
影片着重描写的另一个人是米特里的哥哥伦古。他最初虽然并不富有，但作为一个磨坊老板，后来又当上了村长，他已经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的附庸和走狗了。通过他向地主克利斯加密告他弟弟表示不满时的一段谈话，影片一针见血地刻划了他的性格。他先说：“我想了好半天才敢来见你，是我老婆叫我来的。”又说：“这话很难说，这是我兄弟的事儿，我可怜他。”这样假装了半天，才说出了他的来意，“他可挺厉害啊……我可不能打他，叫别人打吧。”这是多么愚蠢、无耻和贪婪的脚色。为了霸占自己兄弟的一小块地，为了得到地主阶级的青睐，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良知。作为一个腐朽的没落的阶级力量和一个新生的追求人民幸福生活的力量来看，兄弟两人之间的对比是多么强烈！
米特里，罗马尼亚农民的新的一代，以淳朴善良的心地进入了社会，在现实和党的教育下，找到了生活的真理，看到了新的生活的方向。在这里，影片在描写我们主人公道路的同时，还表现了另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罗马尼亚普通人民对苏联的友谊，以及统治阶级对苏联的仇视。这两种态度，也几乎成为贯穿着整个故事的一条线索。
在伦古那里，米特里听到地主阶级对柴纳茨——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农民的敌视；但是，在柴纳茨大叔那里，少年的米特里第一次看到了一本题为“今日苏联”的书，听说了世界上还有那样一个没有地主克利斯加和磨坊主的国家。
当罗马尼亚反动政府追随在希特勒后面，将要参加到侵略苏联的战争里去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村子里的青年人唱着忧伤的和对统治者充满愤怒的歌。但是地主和伦古却盘算着粮食、羊毛等物资的价格，盘算着他们会在战争里获得暴利。
在兵营里，米特里的老师同他说明为什么穷人总是那么苦，地主阶级为什么要支持这个战争，他们的将军为什么要叫喊着去参加“最神圣的”战争，叫喊着“元首希特勒万岁”。
这时候的米特里已经不是年幼无知的小孩了，他已经懂得更多了，当他即将被送往苏联战场的时候，他的爱人娜塔茜亚向他说：“……村子里的人都在掉眼泪，眼看着都要走光了。把咱们送到外国去干么？咱们靠着劳动吃饭的用不着战争。咱们没有什么可争的。”米特里的回答是：“你说的对，我们跟东方那些人没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在这儿战斗！”
这时候的米特里已经开始有了坚定的目标和明确的意志了，他已经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他已经明白了要按照什么模样去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我们要在这儿战斗！”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去侵犯别人，我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幸福的生活，并且扫除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一切敌人——这是千百万人民的声音。
让战争贩子们也来听一听这样的声音吧。自从苏联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起，资产阶级的野心家就梦想着消灭苏联，并叫喊着向东进军。一直到今天，也还有一些丧心病狂者在作着这样的打算。他们并没有从历史的经验中取得教训。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今天还作着这样的痴心妄想已经狂妄到什么程度！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人民觉醒了，千千万万的米特里已经觉醒了，他们已经从痛苦的生活经验中走过来了。欧洲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出卖人民、支持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所付的代价是多么惨重，只就罗马尼亚一国来说，为直接参加战争的结果，罗马尼亚人民牺牲了五十多万。影片中所重现的当时战争的若干镜头，它的意义是深重的。今天，罗马尼亚的人民，已经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正坚决地建设着像苏联那样的生活，并且以新的突击队一员加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团结和友谊的力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我想，这一点正是影片“理想实现了”的重要主旨，也正是人们热烈欢迎这一影片的原著〔注〕，及第七届国际电影节授予这一影片以“争取社会进步斗争奖”的重要原因。人们在这里看到了他们自己所经历的道路，看到了他们自己对和平生活的愿望和坚定信心。
〔注〕影片“理想实现了”的原著“米特里·柯可
尔”在罗马尼亚已经出版了一百多万册，并
已被译成了十多种文字，它的作者密哈伊
尔·萨托维亚努，罗马尼亚杰出的政治活动
家，伟大的作家，并曾因此获得一九五○年
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金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