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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一种药品几样价格编辑同志：
北京市有一些公立和私立医院在出售药品的价格上，存在着非常混乱和极不合理的现象。同样
一种药品有好多种价钱，医药公司和公立医院不同，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也不相同，甚至同是公立医院而药价也相差很大。例如：同样的苏打片每瓶一千片，中国医药公司北京市公司的零售价是一瓶五千八百元（每片五元八），北京市立第一医院售给患者的药价却是一瓶二十万元（每片二百元），北京市立第三医院的售价是一瓶五万元（每片五十元），而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售价每瓶一万元
（每片十元）。又如：每瓶一千片的阿斯匹林，医药公司的零售价是一瓶四万一千元（每片四十一元），而北京市立第一医院和第三医院售给患者是一瓶二十万元（每片二百元），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售价却是每瓶五万元（每片五十元）。每瓶一千片的乳酸钙片，医药公司的零售价仅二万零一百元（每片二十元多），而北京市立第一医院的售价是一瓶二十万元（每片二百元），北京市立第三医院和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售价却是每片五十元，每瓶五万元。
一个患者在上面所说的这三个医院里治疗，所付医疗费用相差也很大。如：打一支含量百分之五十的葡萄糖针，包括注射费在内，北京市立第一医院收费七千元，北京市立第三医院收费五千元，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收费四千元。打一支含量相同的抗坏血酸针，在北京市立第一医院收费四千元，北京市立第三医院收费二千元，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收费一千元，然而在医药公司门市部里买一针才七百多元。
这种现象在一些私立医院和诊疗所中，更加严重。有些私立医院和诊疗所把一些普通的内服药按天数计算药价，不管你一天吃多少和药价如何便宜，他们都收一定的费用，如有的药片只值几十元一片，他们也按每日量五千元收费。有的私人诊疗所往往乘人之危，高价收费，如打一针樟脑磺酸钠
（这是一种强心针，医药公司的售价仅每支五百元）就要收七、八千元，甚至收几万元。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情况严重地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使得国家降低药品价格等关怀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一系列的措施不能在患病者的身上体现出来。
医院的药品大都是按照批发价从中国医药公司买来的，为什么经过医院以后药品价格却高低不一到如此不合理的程度呢？首先是有关卫生机关没有规定各医院药品的收费标准，或者虽然规定了收费标准，只是为了收费方便，却不照顾患者的负担。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曾经规定：一般的片剂每片不足一百元的照二百元收，不足二百元的照三百元收……每片五百元以上的加价百分之三十。这种规定是不够合理的。其次，有的医院为了骗取病人对药品的信任，有意把药卖贵一些。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售给患者的溴化钾溶液有时含量不同，却都要按每百西西收费四千元计算。这种做法也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一个市区，一种药品有着几种价格，而且差数很大，是很不合理的现象。我认为北京市内的药价是完全可以作到基本上统一的，建议有关方面研究解决。 陆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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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堂县果农要求合作社收购广柑和橘子编辑同志：
四川省金堂县出产的广柑和橘子，一九五四年的产量将在一千一百万斤以上，比一九五三年增产约百分之十一点四。果子增产了，对农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是，在果子大量上市的时候，国营公司和合作社，却不去积极收购，因而形成严重的滞销现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上、中旬每天上市量达十多万斤，有时达二十万斤，国营和合作社营的收购单位每天只收一两万斤；有些果农把果子运到市场上，四、五天也卖不脱。由于大量的果子得不到及时收购，以致价格不断下降，原定特等果子每斤五百五十元，现在已经跌到三百元，因而引起了果农的普遍不满。
中共金堂县委会发觉这个问题后，就及时向温江地委、温江专区财委、专区合作社办事处等有关机关反映，并请示解决办法。有关单位的回答是：这个问题要省农林厅、省合作总社才有权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县委又请示省总社、省农林厅，他们却回答说，要服从计划，不能大量收购。原来国营和合作社营的收购单位，收购广柑和橘子的计划订小了，目前广柑和橘子大量上市，他们又不肯变更这个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温江地委指示各地说服果农用贮藏的办法把销不出去的果子暂时贮藏起来，缓和一下市场上的严重滞销情况。地委的措施当然是对的，但是，合作社方面不从实际情况出发，机械地要服从计划，这是我想不通的。据了解，成都市合作社联合社、成都食品公司、专区贸易公司三个单位所订的水果收购计划还不到产量的
一半。这样的计划不是显得很保守吗？为什么坚持保守的计划而不肯变更呢？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广柑和橘子等水果的需要量是不断增长的，金堂县的党、政领导方面曾说服教育农民安心地发展果树生产，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系统却偏偏不肯积极收购，这样怎能提高果农的生产积极性呢？
中共四川省金堂县委会 方以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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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光辉事迹的鼓舞下编辑同志请转最敬爱的荣誉军人、伤病员和复员转业军人叔叔阿姨们：
当你们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度春节的时刻，接到我们这封信，你们一定会更加高兴吧！
叔叔和阿姨们：你们是我们心目中最可爱的人。我们深深地记得志愿军尤辉叔叔，他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双手，依然坚持革命工作，写出了很多动人的文章。我们牢牢地记住他的话：“努力学习就是光荣，克服困难就是胜利”。我们记得不少解放军叔叔阿姨在解放战争时立过功，受了伤，变成了残废，他们还是在生产战线上发扬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努力生产和积极工作。你们的英雄业绩是数不清说不完的，你们的光辉事迹，不仅是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力量，而且也是带动我们小朋友不断前进的火车头。
回想去年春天，我们的各科成绩是不好的，在老师和辅导员们的教育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大家都提出要学习叔叔阿姨们，要以优良的学业成绩献给祖国。现在各科成绩都比以前大不相同了。像最近一次的算术成绩全班四十四人中有三十九人得到甲等，只剩五人是乙等，丙等已经完全消灭了。
在暑假中，上级领导全市人民英勇地进行防汛斗争，我们班上的班主席谈远胜只有十八岁，他也自动报名参加了得胜街防汛突击队。我们曾经捐了一百七十五件书籍文具支援灾区同学，写出慰问战士的信二百四十二封。最近老师、辅导员号召我们要警惕腐化堕落，广播电台也号召我们不要看内容坏的“伢伢书”。我们现在都完全做到了。在寒假中大家提出：
“战胜寒冷，提高成绩，考好期考；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支援解放台湾！”
我们应该做的事还很多。希望叔叔阿姨们经常教育我们。
武汉市汉口第二十小学五年级四班全体同学（王彬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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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关于“依靠贫农”的几个问题
近来我们接到一些读者来信，反映有些区、乡干部在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的时候，对“依靠贫农”这一最根本的政策的认识还不很明确。如为什么要“依靠贫农”，“依靠贫农”是否包括新中农在内，在执行“依靠贫农”的政策时应注意哪些事情等问题。现在，就上述问题答复如下：
（一）
过渡时期党在农村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生产资料的农民个体所有制逐步改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坚决贯彻“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阶级政策，而且首先应该坚决依靠贫农。
为什么必须依靠贫农？因为：贫农，包括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它们是党和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人民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贫农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曾经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前线。现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贫农由于过去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特别惨重，对小农经济的痛苦感受得特别深刻，因而对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道路的要求最迫切，对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斗争也最坚决。正因为贫农（包括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又是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所以坚决依靠贫农仍然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不可动摇的政策。
目前有些农村干部对于依靠贫农还有一些糊涂观念：有人认为“过去搞土地改革斗争地主，一定要依靠贫农，现在发展生产，应该依靠人强马壮、地好车大的中农”；有人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农民都一样了，没有什么阶级了”，因而主张“谁生产积极就依靠谁”；还有人认为贫农人数少，又是孤寡老弱，缺乏劳动力，不能作为依靠对象。
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在土地改革以后，由于农民经济上升的状况不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不一样。他们中，有发展合作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中农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它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最易接受富农的影响。如果只注意发展生产而不注意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只依靠生产中的积极分子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积极分子，结果必然会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相违背。
土地改革以后，大部分贫农都上升为新中农了，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这一部分贫农所以没有上升，主要是由于人口多、家底薄、劳力缺或遭受了其他意外灾害，因而在生产上、生活上有很多困难。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培养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走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因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剥削和贫困，使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
为什么依靠贫农，必须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呢？因为新中农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升起来的。在政治上他们同现有贫农一样，都拥护党和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合作化运动。过去党在农村的一切工作中，他们曾是骨干和积极分子，今后也仍然会是这样。在经济上，新中农虽然比现有贫农有着较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仍然存在着若干困难，仍然迫切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因此，“依靠贫农”必须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
有人说，“存在决定意识”，由于新中农的经济地位有了变化，他们之中有些人的私有观念也就有所增长，而且也容易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那么在具体执行党的政策时，对于现有的贫农和原为贫农的新中农是不是要加以区别呢？新中农在经济上比贫农要好一些，在经济利害的关系上同老中农是一致的，因此，在互助组或合作社处理新中农具体利益的问题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新中农经济上升的道路是同老中农完全不同的，这种“存在”就决定了他们都会积极拥护社会主义。只要党组织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就会坚决跟着党走，坚决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新中农是可以依靠的，就忽视了对现有贫农的依靠。相反，在发展互助合作的过程中，还必须更好地依靠现在的贫农；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是缺乏劳动力的孤寡老弱，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最需要互助合作，并且一贯到底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排斥贫农是极端错误的。
（三）
究竟应该怎样贯彻“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以下讲到贫农的地方都是这个意思）的政策呢？首先应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树立贫农的领导优势。党的组织应该认真地对全体干部进行依靠贫农的教育，说明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党必须找到支持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才能更有效地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贫农也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并有计划地培养、选拔贫农骨干，耐心地、细致地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树立他们的工作信心，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农村中的党和青年团组织，应该注意培养、吸收贫农中合乎条件的积极分子入党入团。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地调整农村中的党、团、基层政权、互助合作组织的领导成份，把贫农放到领导岗位上去，树立贫农在各种组织中的领导优势。目前有的地区认为贫农“没文化、没能力、没时间”，因而不注意培养、选拔贫农骨干，不让贫农当领导干部，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其次，在经济上还必须坚持长期扶植贫农的方针，帮助贫农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以免他们因天灾人祸而贫穷破产。扶植的办法，主要是教育贫农积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等组织，通过党和政府对这些组织的扶植和帮助，使贫农和其他劳动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最后，应该注意在贯彻“依靠贫农”的政策时，必须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作用，防止离开党的领导的倾向。做好了这些工作，才是真正依靠了贫农，也才能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以至逐步消灭富农经济，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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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空喊支持工人的创造发明编辑同志：
走进鹤岗矿务局南山机电工厂的大门，你可以看到一台锈得不成样子的装煤机模型。熟悉情况的人会告诉你：这是为了响应领导号召，解决一九五四年生产中的关键课题而提出的一项设计。可惜，这项设计因为遭到阻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试验，就一直搁在露天里。
一九五四年初，鹤岗矿务局机电处长徐永增号召各矿机电职工想办法解决装煤过程机械化、改进现有放炮器和天桥滚笼自动化三个生产关键课题。矿务局各单位的职工都热烈响应号召，积极提出了各种合理化建议。
当时，对装煤过程机械化的问题，仅南山一个矿就提出六种不同的装煤机设计。三月份经过南山矿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召开专门技术研究会议鉴定，通过试做机电见习技术员程恩昌等提出的装煤机；工程师和矿长在会上并对这个装煤机模型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矿务局机电处又把各矿提出的设计集中审查鉴定，结果也认为程恩昌的设计比较合理，决定在南山机电工厂试制。程恩昌很高兴，他盼望自己牺牲休息时间制图做模型的创造能够早日实现，使工人可以不再费劲地用铁锹装煤。
但是，经理科不能及时供应材料，装煤机也就没有很快开始试制，直到六月份，试制工作才算开始了。机电车间党支部还做出决议，要抽调人员加工，一定在七月一日前试验。六月末，果然如期进行了试车，因为靠背轮是用废料做的，在装煤转动时震坏了。于是又在矿务局机电总厂定做了新靠背轮。
等新靠背轮做好拿来后，试验工作还是不能进行。不能试验的原因是装煤机上的电动机是借来的，被人家要回去了。当时南山矿机电科副科长靖成祖曾答应另调电动机试验，但是一直拖到八月末也未解决。南山矿合理化建议委员会把情况向矿长陈学增反映，陈矿长答应过一星期调到，结果过了一个月也未调到。矿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又通过局合理化建议委员会找机电处处长协助解决，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矿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又把情况向南山矿党总支书记萧洗文、鹤岗市委办公室生产组顾万余等同志反映，十月份矿务局和南山矿的技术革新联合检查组也检查了这件事，但是装煤机至今还是因为没有电动机而不能进行试验。
据说，问题所以一直拖下来是因为这种苏联式括板流子的十五马力电动机是进口货，并且和流子成套来的。领导方面虽然曾想用普通电动机来代替，但是也没有把问题提出来让原设计人和广大职工来继续研究。解决一九五四年生产关键问题的设计一直放到一九五五年，仍然无人过问。这种情况，不能不压抑了职工的创造热情，原建议人程恩昌就说：“今后我再不提建议了，提了也白搭！”
鹤岗矿务局机电处空喊支持工人阶级发明创造的口号，光号召职工提建议，但是却不解决具体困难，这样什么创造也难得到成功的！
鹤岗矿务局南山矿合理化建议委员会
王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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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批工作母机“报废”以后编辑同志：
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三四二勘探队的某些领导人员盲目丢弃旧设备和添置新机器，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三四二勘探队一九五三年在山东工作时，机器设备很多，仅龙门刨床、牛头刨床、钻床等各种工作母机，就有二十多台。这些机器如果加以细心护理，是完全可以满足生产上的需要的。可是当勘探队从山东调往安徽工作时，机电科科长刘万兴提出
“消灭旧式皮带车床——宁可不用机器，也不带走旧式机器”的口号。当时工人们意见纷纷，舍不得把这些可用的机器丢弃。工人康祖德要求把一台压力机带走，铆工组的工人也一致要求把辊床带上，刘万兴却说：“宁肯用手捶，也不要这些旧机器”，
“将来要用，上级不能为我们买新的吗？”并斥责工人们“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这样，各种旧的工作母机就有十多台被扔在破屋和茅草丛中了。其中不少都是很好用的机器，有的只要经过修理就能使用（他们报废的一台龙门刨床，后来调到吉林工程公司修理后，成为一台很好的工作母机）。
他们把大批工作母机“报废”后，去年却盲目地向国家要六呎、八呎、十二呎精密全齿马达车床和二十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重型万能车床各一部，要刨床、钻床、砂轮机等机电设备。根据工作任务来看，去年是可以不购买这么多新机器的。修配工段长赵希伍说：“如果把扔掉的八尺和十二尺两台车床带到安徽来修理一下，那就用不着购买新车床了。”事实也正是这样，例如一台新买来的捷克式的二十尺重型万能车床，连壳子板都没有拆，就在露天放了三个多月，无活可做。这台车床的价值能买普通精密全齿马达车床七、八部。花了十多亿元买的两套变压器和一套配电设备，从去年五月份运到工地后，也是一直让它在露天睡觉。
队的领导人员这种错误思想作风，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进行。我们到安徽以后，由于铆工组的设备没有带齐全，新的设备又没有来，工人只好成天抡大锤，用落后的手工操作代替机器制作零件和截料。把长管子截成一节节地加工，耽误了生产，也造成了国家财产的损失。
刘万兴这种错误的思想作风是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放纵和对现有设备心中无数、盲目批准计划分不开的，我们工人要求有关监察部门，对这件事进行检查，帮助他们改进工作。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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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人认领的货物编辑同志：
去年十二月，北京广安门车站按照无人认领的货物处理办法，把一批黑猾皮四百张售给了中国畜产公司北京市公司。这批皮张是去年五月四日由北京广安门车站转站发往天津的（同车的还有从西安发天津的皮张七十五件），因为没有货票，也没有其他标记，天津北站就把原货退回了北京广安门车站。几个月来无人过问。
这些皮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畜产公司北京市公司为了查找货物的主人，对货物进行了详细的鉴定。证明这种黑猾皮产自西北张家川一带，并且发现皮张尾部都盖有“平”字印记。再经过调查，原来是去年四月十五日，西北区畜产公司业务科（地址在西安）发天津的第二十二批四十二号皮张就是七十五件，其中有小毛黑猾皮二十件，小毛白羔皮五十五件。五月里，这些货物运到天津以后，在验收时发现其中缺少了平凉收购的黑猾皮一件（四百张）而多了白羔皮一件（四百张），同时，并查出西北区畜产公司发往天津的第二十五批皮张中短少了白羔皮一件（四百张）。这样，从运输时间、装载数量和短少数量，收购地点同“平”字印记等情况看来，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件“无人认领”的货物的主人，一定是西北区畜产公司。然而，西北区畜产公司却不承认是他们的货物！
这真是怪事！皮张明明是西北张家川一带的货物，皮张尾巴上盖着平凉的“平”字，是随西安的货发往天津的，为什么西北区畜产公司却不承认这是他们的货物呢？
在一九五四年度里，西北区畜产公司在调运商品上经常发生霉烂和错数事故，这个公司的领导同志虽然也做过书面检讨和保证，但是错误仍然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西北区畜产公司仅在皮张运输数量上发生的差错就有六十九起。像这样彰明较著的差错难道还能掩盖吗？ 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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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昌市柴炭市场管理得不好编辑同志：
近来，南昌市的一些贩卖木炭的私商抢购柴、炭的现象很严重。南昌是一个拥有将近四十万人口的城市，平时每天需要大量的木柴、木炭作煮饭的燃料，入冬以后，人们要用木炭烤火取暖，需要量就更加增大了。但由于南昌市国营商业部门没有根据市民需要及早掌握充足的货源，以致入冬不久，就出现了木炭供应不足的现象。去年十一月底，南昌市贸易公司已发生了木炭脱销现象。现在，他们把冬季供应计划扩大到二百多万斤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于是一些贩卖柴、炭的私商们就乘机活动起来，他们用高出国营牌价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价格到城郊拦路抢购，然后以超过国营零售牌价一倍以上的价格卖给市民，以致一部分市民受到了私商的高利剥削。木炭的供应不足，当然是有它客观困难的，但如果南昌市国营商业部门对这一关系全市数十万人民生活的大事，及早筹划，加强柴、炭市场的管理，并提倡群众采用煤块和煤屑。那么，取暖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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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建设中的拆迁工作急须改进编辑同志：
去年，随着武汉市的部分基本建设工程的先后兴工，住在施工地区的居民已纷纷迁移。各有关部门对拆迁户的动员、补偿和安置工作一般说来是注意的，但是拆迁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
前年，在修建解放大道江（江汉路）黄（黄埔路）段时，由于城市总体规划没有确定，有些拆迁户曾一连搬了几次家，当时群众意见很多，可惜有关部门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去年十月上旬修筑汉阳沿江沿河堤防时，具体的线路还没有最后确定，便在“大体上差不多”的施工“范围”内大拆房屋。结果，可以不拆而拆了的房子有六十几栋。当汉水公路桥开始施工时，汉阳区人民政府建设科曾经动员施工地区武圣路的陶老太太等二十户居民迁往鼓楼西街。现在鼓楼西街又在施工地区以内，武汉市拆迁委员会又通知这些刚刚重建起家园的居民再迁往顿甲岭。这样一迁再迁，给陶老太太造成了不少困难。类似这样的事件还有。
有些干部把拆迁工作简单地认为就是“按平方公尺公平议价，给予赔偿，让他搬家”。而对拆迁户的职业和生活等切身问题照顾很差。中南电业管理局征用万松园路土地时，接收了六个土地被征用的农民转业当工人。后来他们不用这块地了，却对已经接收下来的农民也推出不管了！有些干部不去摸清或解决个别拆迁户的思想情况和特殊困难，而简单生硬地采取“重点教育顽固分子”的办法，让他们在群众面前“检讨”。这种做法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目前，武汉市还有少数拆迁户没有被很好地安置，而几个新的基本建设工程就要开工了，又有近五千户居民要搬家。因此，切实地吸取以往的教训，慎重而周密地处理征用土地和妥善而及时地安排拆迁户的居住、职业和生活等问题，是急不容缓的事。 林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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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没有执照的“汽车驾驶员”编辑同志：
我省鸡西煤矿恒山建井公司经理施斌不是一个汽车驾驶员，却经常违犯交通规则驾驶汽车。早在一九五一年五、六月间，施斌曾经因为擅自驾驶汽车被鸡西县人民政府查获，表示承认错误，不再重犯。但是到九月间，施斌又私自驾驶了一辆小轿车到鸡西矿务局去，又被鸡西县第二次查获了。当时施斌借口说开会紧急，驾驶员又不在家，所以才自己开了出来。但是，他的谎话却被驾驶员揭穿了，他才勉强承认了错误。可是他尽管已经承认了两次错误，但事情一过，交通法令又被丢在脑后了。
据我了解，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像施斌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他们自以为是什么“长”，可以不受国家法令的约束，不受交通警察的“检查”，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当地党的组织应该对这种人加强遵守国家法纪的教育，对于屡教不改的应该予以适当的处理。
黑龙江省交通厅 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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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建社不一定都要“评劳动”编辑同志：
在互助合作运动日益发展和提高的情况下，很多互助组都采用了按劳取酬原则的“按件计工”制，过去采用“死分活评”的办法，事实上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实际需要。在一九五四年秋季建社的试点工作中，我们虽然也按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进行了“评劳动”，但社员们劲头不大，好几个社干部都提出“评不评还是一样，有啥评头？”群众这个反映确实值得我们考虑。因为：“评劳动”多占时间，作用不大。因此我建议各地在建社中，可以根据组转社前使用的评分计工办法来决定是否需要
“评劳动”的问题，不要一律都进行“评劳动”。而且我觉得即使有的社初建时仍采用了“死分活评”的办法，也不必和牲口、农具一起评，可以在建社末期再评底分。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委 梁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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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为哥哥的转变而高兴编辑同志：
一月六日吃罢晚饭，回到我们的宿舍，正好桌上放有几张报纸，顺手拿起一张一月五日的人民日报，习惯地先瞧瞧各版的大标题。猛然，我的视线落在“裴青源为什么会转变”的标题上。“未必是我大哥吗？”很希望是他，但又有点不敢相信。急急匆匆地看下去，问题总算肯定了：是的，就是我大哥！我的心在欢乐地跳动着……。
哥哥的转变的确值得人高兴，因为他不仅这次被乡里评为“爱国售余粮模范”，而且据最近姐姐来信说，哥哥已愉快地参加了饶兴礼农业生产合作社。
慢慢的，兴奋的情绪平静下来了，我禁不住想起很多很多的过去的事情：一九四八年，故乡还没有得到解放。这一年，由于国民党的残余匪军溃退到湖北东部一带，到处抓丁、抓夫……，使本来已经遭受着重重苦难的故乡人民，更加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成年的男人总是去到白石山密树丛林的山沟里逃避抓夫、抓丁，根本不能在田里干活；有一次国民党匪军几乎把所有的男人都抓去当挑夫，我哥也被抓去强迫挑上了一百多斤的重担，家里的人都哭哭啼啼到处找寻。
以上惨痛的经历，好像对我哥哥没有影响似的，解放好几年了，大家都在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可是我哥哥却没有转变；中农的两重性，在我哥哥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我的哥哥保守、自私，眼光短浅，只看到现时生活不坏，看不到长远利益，对互助合作运动、统购统销等，都不能在短时期内体会到它的好处，因而遇到具体问题思想就不通。由于他经常来信向我打听党的政策和诉苦，我也经常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但他的思想总是很难打通。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我急躁过、苦恼过，好像对他就没有办法了似的。今天落后自私的哥哥，终于被生动的事实教育了过来，才使我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体会到党在农村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
我高兴，我衷心地感谢党、感谢人民群众对我家庭热诚的帮助、关怀和改造。我一定要永远为国防事业服务，积极工作，努力学习，熟练地掌握军事技术，练好本领，时刻准备着为解放台湾、保卫祖国的安全而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七连 裴景峰
第6版()
专栏：
高等教育部关于浪费和积压教学设备费以及违犯财政制度的检讨编辑同志：
你报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读者来信专页”上“坚决制止浪费和积压国家资金的现象”一文，揭发和批评了我部在去年追加高等学校教学设备费问题上和对教学设备费使用方面有严重的浪费和积压国家资金以及违犯财政制度等错误。我们感到问题是严重的，当即进行了检查。据初步检查，证明所揭发的事实，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这一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我们认为这一批评对于改进本部领导工作、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贯彻增产节约的政策和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将从这次事件中深刻地领取经验教训。
发生这次错误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我们对执行国家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政策和中央“少花钱、多办事、把事办好”的指示，缺乏高度的责任心，没有把它贯彻到每一个干部和每一个学校的工作中去；对如何合理分配经费，用之得当，缺乏认真的审查和检查。其次，在考虑问题时缺乏全局观点，主观片面地强调工作需要，加上对学校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对市场情况和可能条件也估计不足，因而在审批学校采购计划时，有可以在经常费内解决的项目，未予剔除，有的为照顾学校困难或是为凑整数，原来要得少的批准数反而多了。在拨款手续上，为“争取时间”，没有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法令，直接拨款给非直属学校，更是非常不对的。并且由于时间紧迫，在款拨下去之后，没有进行深入的教育，没有及时地进行检查，以致在有些学校中发生了不分轻重缓急地乱买东西和违犯财政制度预付定金等现象，我们也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再者，当财政部发现了问题向我部主管司提出意见后，我部只同财政部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会衔发文进行纠正，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采取有力的措施，这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的作风是严重的；而主管人员在办理上述追加预算、拨款和对于财政部所提出的意见均未及时向本部领导上请示报告，擅自主张，也说明本部内有关人员分散主义的错误是严重的。以上种种，我们正在进行深入的检查和检讨，以期在今后工作中坚决加以克服。
根据我部对若干高等学校情况的了解，除郝莲承等同志所列举的这次采购教学设备的各校事例外，其他学校也有不少计划不周、盲目购置、严重积压浪费的现象。尤其是对仪器设备的爱护保管一般不够，损坏浪费情况还相当严重。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来，很多学校对仪器、图书等教学设备未曾很好地进行清点工作，缺乏一定的管理制度，对各系科和各实验室之间的教学设备没有作合理的调整，这也造成了或助长了积压和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应严重注意而注意不够，应大力加以整顿而未能及时作到的。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现的另一方面是：有不少学校在教学设备急待补充，因经费有限，购置不易的情况下，师生员工亲自动手，克服困难，自己装配或改装仪器、机器，采集、自制大量标本和教学用具等，为国家节省了开支，但我们对于这些成绩和经验，既缺乏表扬，更没有及时地介绍推广。
为了纠正错误，改正缺点，提高干部，改进工作，我们正在进行下列工作：
（一）首先对本部全体干部进行贯彻国家政策，严格遵守国家法令制度的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提高工作责任心。结合一九五四年年终工作总结，对采购教学设备工作专门进行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必要的财务管理制度，克服不重视财务工作的现象，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倾向。
（二）责成各高等学校注意对基本建设、教学设备和财务工作进行检查，总结经验，改正错误。首先要求各校对教学设备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清查，建立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的制度。凡本校今后用不着或不适用的教学设备，一律造册上报，由我部加以调整，充分利用。指导各校按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拟订较长期的购置教学设备计划，以便提前审查，预先商洽订货，克服盲目采购或临时抢购的现象。
（三）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有计划地逐步修订和制订各项有关财务方面必要的制度和规定，如高等学校各项定员定额、各项开支标准、预算、决算制度和调整预算的办法等，大力改进财务管理工作。
（四）关于某些高等学校有关图书的积压和浪费现象，我们也拟采取办法，着手整理。
最后，高等教育工作人员必须深刻认识：高等学校现有的教学设备还远远赶不上教学的需要，我们应更加珍惜国家的财力、物力，以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合理使用，充分发挥效用。因我们责任心不强，计划不周，管理不善，监督检查不严，以致造成严重的积压和浪费，使教学设备费用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更加影响教学，我们的责任是更严重的。郝莲承等同志这次的揭发和批评，是异常有益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应该大力改正错误，克服缺点，将工作做得好一些。
高等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