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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全国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已经先后闭幕。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人民群众所热烈拥护的优秀分子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这里介绍的几个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只是千万个人民代表中很普通的几个。这些人民代表辛勤地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和他们的高尚的品质，值得人们尊敬，并向他们学习。他们的工作和活动，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实现着宪法草案上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
和工人阶级一起前进着
谢清平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董福生，现在是昆明冶炼厂的副厂长。两年多以前，他是这个厂反射炉的冶炼工人。在生产中，他忘我地劳动；在担任副厂长的职务中，他依靠党和工人，虚心学习，掌握了科学的管理知识。由于这些，他被评选为劳动模范，被选为昆明市人民政府委员，现在又被选为云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董福生几年来的经历，清楚地反映了我们党的伟大，反映出伟大祖国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无限优越，反映出我们国家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解放之初，工厂被接管的时候，董福生还不懂得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和大家一样，只希望有工做、有饭吃。通过发动工人献纳器材，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等工作，他初步认识到党的正确。但是那时他也还不敢完全相信会有完全为劳动人民办事的党和政府。
不久，政府又在困难的条件下，设法恢复工厂的生产。停了很久的烟囱冒烟了，老鸦从烟囱上被赶走，熔炼车间几十个工人恢复了工作。董福生在高温条件下积极操作，眼睛烤得出了毛病，经常淌着泪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他的一双眼睛常被烤得发痛，眼毛倒生，眼珠充满血丝，大概有四年多一直没钱到医院去医。这回恢复生产，他的眼睛被烤得更痛，模模糊糊地看不清东西了。他时时刻刻耽心眼睛瞎了，工厂会不要他做工，一家老小会挨饿受冻。那时候，军事代表王心良经常到车间去，他看到董福生常用手揉眼，就问：“你的眼睛怎么啦？”董福生取下眼镜给他看。军事代表关切地说：“要想法去医好，这样下去太危险了！”董福生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样关心的话，这回，他反而觉得不安了，连忙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这双眼睛常这样，不要紧。”
军事代表的关心，使董福生在当天晚上没有睡好觉。他过去也曾想到医院去治眼，因为没钱，这个愿望从来没有实现。然而就在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生产小组长告诉他说：“行政上要我通知你，工会给你请了假，军事代表送你到昆华医院去医眼睛，叫你赶快去。”他赶出车间，迎面看见军事代表王心良站在吉普车旁等他。在去医院的路上，王心良对他说：“你安心去养病吧！钱由国家出，用不着耽心。”在医院里，他想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回忆着人民政府所做的工作，以及军事代表经常对他们所说的话：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现在工人干活是为着自己，不是为官僚资本家。这些道理他现在完全用不着再怀疑了。他想着想着，第一次淌下了感激的眼泪。接着，党和政府又在国营厂矿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清除反革命分子，改进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这一系列的企业改革工作，逐步逐步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觉悟。
董福生和其他工人一样，一天比一天更加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他亲眼看到厂里工人生活的变化，他感到党和国家对工人的关怀。他常对工人同志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处处关心我们的利益，我这双眼睛要不是共产党来了，那里会好，以后，我们都得努力搞好生产。”董福生在生产上更积极了，他和老工人冯明雨、徐正龙、杨自贵等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次带头签订了集体合同，并且超额完成合同所规定的任务。一九五
一年四月，正是抗美援朝运动在厂里开展起来的时候，董福生小组提出“多生产一斤铜，多消灭一个美国鬼子”的战斗口号。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提出合理化建议，找窍门，使冶炼时间缩短，炉子寿命延长。但在四月二十一日，反射炉炉顶突然有一排砖垮下去了，窟窿里立刻冒出通红的火焰。对于这样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故，谁都着急，但都拿不定主意。董福生想：“这炉铜炼了几十个钟头，费了五吨多煤，几十个人工，停下来就白费了，而且影响这个月任务的完成……”他立即和其他工人研究对策。老工人冯明雨提出了热补的办法。董福生看看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己带头热补。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董福生小组冒着一千多度高温热补反射炉的英雄事迹。
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在这个工厂开展了。这个厂里很多管理人员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曾大量贪污和盗窃国家财富。党号召工人群众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自己起来当家作主。当时，不少工人被提拔起来负责车间和科室工作，董福生被提拔为昆明电工厂副厂长。董福生当时想：一个厂那么大，不说管生产，就是管吃饭也不容易，一个工人那里管得来呢？这时，军事代表王心良就召集所有新提拔起来的工人干部开会，告诉大家说：“我们成天说工人当家做主，现在就是看我们工人能不能当家做主的时候了。如果让贪污分子来做主，我们辛辛苦苦为国家积累的钱，就进了他们的腰包，我们就实际上还没有作好主人。”这以后，董福生坚强起来，负起领导全厂生产的责任，天天和新提拔的工人干部商量事情，下车间听取工人的意见。他们都不熟悉业务，都感到工作困难。董福生说：“不管怎么困难，比贪污分子管事总要好多了，我们不懂就依靠党和群众，虚心学习，不管好工厂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当时，差不多所有的工人干部都有这样的决心。董福生整天考虑各种问题，深夜两三点钟了，他还支持着工作。就这样，他在“三反”期间锻炼了自己做主人的能力和意志。
由于忠心工人阶级的事业，在这年“五一”前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当时，昆明电工厂职工人数增加了四、五倍。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原昆明电工厂分为昆明冶炼厂和昆明电线厂两个工厂。董福生被分配在昆明冶炼厂担任副厂长。他原来所在的熔炼车间的工人增加了好几倍，原有的老工人都成了干部，负责车间生产。分厂不久，在一块新辟的田野上盖起了一排排的工人宿舍，在宿舍旁边，新盖的公共洗澡室、理发室、合作社等随着开放。这些发展的景象使他看到工人阶级的前途和力量，看到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他这时只恨自己懂得的东西太少，不能适应这种情况，正在这期间，组织上决定送他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去学习，以提高他的政策思想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
在党校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董福生恍然感到自己过去存在过一些不符合总路线要求的东西。他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有企业担负着出钱、出人、出产品的任务；作为一个党的干部，我应该提高自己的水平，把自己锻炼成为国家有用的干部。”这样，他下决心要学会科学的工厂管理工作。他从党校回到工厂，随即又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边疆去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边疆，他和英雄、模范们在一起，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解放军战士们什么工具也没有，什么现成的材料也找不着，可是，他们创造了工具，把曾经被敌人蹂躏的边疆建设得非常美丽，用双手盖起一排排崭新的房屋。在这次慰问中，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模范行为，更加鼓舞了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热情，增加了他克服困难的决心。
董福生回到厂里，觉得厂里的一切都变了。除了一排排新宿舍外，他所在的反射炉，从一个炉子经常炼铜到两个炉子同时炼，并且又建设了第三个炉子；鼓风炉改建了，上料变成机械操作；原来的一个车间，现在改成三个车间了……！这一切给他一种新的感觉，新的鼓舞；但是也给他的工作带来新的困难。他初回到厂长室时，看不懂生产日报表，有些新的管理生产的办法，都得从头学起。这时，党总支委员会决定他负责全厂的生产，管理五个车间，虽然他勇敢地担当了，不过一天忙得顾了这里又顾不了那里。
他把这情况告诉给薛祖佑副厂长，取得薛祖佑的帮助。薛副厂长是厂里的总支委员，管理生产的时间比他长，业务熟悉。在薛副厂长的帮助下，他自己又能辛勤地学习，渐渐地学会了看报表，学会了分析问题和适当地解决问题的方法。每天上午，董福生总是先下车间了解情况。他和工人的关系素来好，所以工人都愿主动找他谈问题。他了解全厂的生产情况后，就回厂长室和薛副厂长商量解决这天新出现的问题的办法。他就凭依靠群众，虚心学习两条基本原则，学会了掌握比较现代化的管理方法。
在他初步学会管理生产后，便有时间对车间主任一级干部进行切实具体的领导了。阴极炉车间主任杨品中原来是个工人，担任车间领导后，不知道如何工作。出了问题不能冷静地考虑产生的原因，只是亲手去干活，又抓不住主要问题，因此，电铜锭废品多的情况长久没有改变。董福生看破了他领导思想上的毛病，就把自己的体会告诉他。并对他说：“你们车间的废品多，从各方面讲都是个主要问题，你应该经常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依靠群众，不动脑筋，还解决得了？你一个人又不能包着干。”不久，他发现金学义班的废品很少，操作上有特点，就帮助总结经验，并且指示车间主任等领导开生产会议，交流经验。群众接受先进的操作方法后，废品减少了。车间主任也学会了领导车间的方法。
四年多以来，董福生和其他工人一起在前进着，他们在党的各项事业中，通过自己切身体会，感到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他们对国家应负的责任；他们也通过切身体会看到工人阶级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现在，在社会主义的远景的鼓舞下，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在管理自己的工厂，建设自己的国家。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我访问了董福生和他的选民。他们向我介绍了这些情况。他的选民金学义等还说：“董福生一心给我们办事，不骄傲自满，在他成为劳动模范和副厂长后，更加关心群众，虚心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都相信他可以代表我们的意见，办好国家大事。”现在他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表示了人民对他更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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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黄泛区来的人民代表
本报记者 吕建中
黄泛区人民过去遭受的深重灾难，不仅祖国的同胞看了难过，就是国际朋友看了也非常难过。最近，在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从黄泛区来的人民代表高玉梅向关心他们的同胞们、朋友们宣布了：黄泛区人民已经战胜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灾难，他们现在正在通往社会主义的大路上阔步前进。
黄泛区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积累了一条十分成熟的政治经验，这就是高玉梅所说的：“人民政府从来就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办事的。”
黄泛区人民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愿望只有在人民民主制度的保证之下才能实现。远在十几年前，他们曾强烈地表现过自己的愿望，那时候他们的最大愿望是“打倒日本，铲除汉奸”。他们一面鼓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纷纷参加了共产党员王其梅、路岩岭等同志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面组织起群众抗日组织，坚决要给进犯的日寇以迎头痛击。可是蒋介石匪帮对抗日的人民横加摧残，高玉梅所在的西华县南凌村一次就被活埋了十二人。尤其可恨的是，当一九三八年日寇打到河南的时候，蒋介石不独不抵抗，反倒在溃逃之前，用罪恶的手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堤，滚滚黄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余县约一千七百万亩土地和数千个村庄，使六百万人民到处流浪飘泊，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死亡无数。仅河南省的西华、扶沟两县，在大水中就被淹死了十四、五万人。
一九四七年刘伯承将军所领导的部队渡黄河南下，黄泛区各县先后解放了，面黄饥瘦的灾民从四面八方陆续归来。那时，黄泛区没有村庄和树木，到处是芦苇、荒草，泥淖里横着腐烂的人尸。冷冬数九，衣食无着，灾民们蜷伏在荒草窝里临时搭起的茅棚里遮蔽风雪。
那时黄泛区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开荒生产。人民政府立即颁布了“谁开谁种，谁种谁收”的奖励开荒政策。同时又发放了大批粮食、牲口和农具，并告诉大家说：“政府的救济，只能帮助大家渡过最困难的关头；要彻底克服困难，渡过灾荒，必须靠大家互助合作。”于是灾民们便纷纷组织起来开荒。西华县南凌村由凌体民、陆秀英、高玉梅等积极分子带头组织起十四个开荒互助组；牲口不足，就把妇女也组织起来拉犁拉耙。到了炎热的夏天，她们的肩膀勒得红肿，但是心里却很舒畅。她们知道，有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她们就一定能够战胜灾荒，争得幸福。
到一九四八年秋，全村开出的两千多亩荒地，播种了小麦。一九四九年，受灾最重的西华县全境九十多万亩荒地就全部开垦完毕，种上庄稼。与此同时，河南省人民政府又拨给三十万斤粮食，邻县农民也募集了数万根木料送来，黄泛区人民凭着记忆，把淤在地底下的房屋砖瓦石料挖掘出来，筑起矮矮的小屋。
荒地开完了，人民政府又继续不断地发放贷粮贷款，扶持黄泛区人民恢复生产。但是横贯在黄泛区的一条长达百余里的淮河支流——颖河的河床，被黄水卷来的泥沙淤塞了，每逢夏秋两季就溃决泛滥，酿成巨灾。这时候，挖河开渠，发展生产，就成为黄泛区人民最迫切的要求了。
人民政府就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要求。
随着我国伟大的治淮工程的开展，人民政府数次以工代赈治理颖河。一九五零年秋我去黄泛区的时候，一次大规模的治颖工程正进行得热火朝天，漫长的颖河岸上，红旗彩霞交相辉映，数万民工在欢腾的口号声中挥动着铁锹。那时候，陆秀英、高玉梅（她们先后被党接受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和凌黑妮等所领导的十几个开荒小组已经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正规的互助组了。高玉梅领着一队青年妇女和男人们一起涌上治颖工地，陆秀英因为生孩子便留在村里组织起二百多个妇女进行农业生产。他们在“男挖河，女生产，千里泛区变良田”的口号下展开了竞赛。颖河岸上，微风不断地送来民工挖河的声响，辽阔的田野里也阵阵荡起妇女们爽朗的笑声。
那时候，颖河岸上有一位劳动模范陈大娘曾经到北京见过毛主席，民工们觉得这是一件最光荣，最幸福的事情。因此，“争取到北京见毛主席”就成了全体民工最大的鼓舞力量。高玉梅也就在这种鼓舞下和妇女队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她每天劳动之后，晚上等民工们都睡下了，拖着疲惫的身子把泥兜统统洗一遍，把工具、碗筷都收拾停当，再去看看民工们睡得好不好，自己才躺下。早晨天不亮她又起来了，喊醒姊妹们把饭做好，让民工们吃得挺舒服，吃罢饭她又随着民工去抬大筐，挽起裤腿下沟泼水。她的肩膀压烂了，两腿泡得红肿，她却总是笑着鼓励别人说：“过去咱越劳动越受穷，如今劳动是光荣的，咱们赶紧把河挖好，以后尽管好好生产过幸福日子啦！”高玉梅和她的妇女队就是这样从精神上鼓舞着民工，从生活上关照着民工，结果南凌村的“前线”和“后方”同时取得了胜利：“后方”在收获了第一季好麦之后，陆秀英领导着村里的妇女在缺乏牲口农具的条件下，用人力把秋地及时耕种完毕；“前方”则提前二十天完成了挖河任务。在全县治河评模大会上，高玉梅被选为特等劳动模范。同时她的愿望也实现了——她带着黄泛区人民的荣誉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黄泛区人民就初步免除了颖河水患，同时几年来他们亲身体验到了互助合作的好处，因此各地互助合作组织像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起来。这就越使他们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能力一天比一天加强，粮食生产量也一年比一年提高。以西华县为例：一九五一年全县小麦播种面积六十三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亩，每亩平均产量一百零五斤，总收入是六千六百七十三万五千四百八十斤；到一九五四年全县小麦播种面积扩大到一百零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亩，每亩平均产量提高到一百二十七斤，总收入达到一亿二千八百多万斤。这个县南凌村凌黑妮、陆秀英所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是村里逃荒回来时最困难的四十多户组织起来的。一九五一年全社收了十五万斤粮食，每人平均收入一千斤，除了吃、用、归还国家贷款，又向社里投了资，添了肥料和新农具。到一九五二年，全社小麦每亩平均收到一百四十七斤，比一九五一年每亩增产四十四斤。去年全社小麦虽然受了霜灾，但是由于肥料足，又实行了密植，仍然获得了丰收。从此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走向丰衣足食了。
现在，黄泛区变得实在富饶美丽，阳光照拂着无边绿野，绿柳掩映着簇簇新村，静静的颖河水面上，船舶来往，鹅鸭成群。逢年过节，村落里红旗高挂，歌声荡漾，人们穿起新衣，朝着毛主席像鞠躬行礼，每个丰满红润的脸上时时现露笑容。
黄泛区人民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向往很久，解放以后特别是学习过总路线以后他们已经在自觉地创造着这种幸福生活。
国家先后在黄泛区建立了机耕农场和农业机器站，去年秋天并开始有重点地给农业生产合作社耕地。这件事情又给黄泛区人民带来了对新生活的渴求。过去，黄泛区人民苦于土地多，劳力不足，顾不得好好在土地上加工；用拖拉机耕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仅犁得深，耙得细，播种及时、匀称，而且大大节省了劳动力。高玉梅和凌黑妮领导的两个社在农业机器站帮助下用机器耕作，从去年种麦到今年收割完毕，就节省出八千个劳动日用到土地加工、兴修水利、副业生产和积肥等方面去。高玉梅在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喜气洋溢地告诉大家，她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用机器耕种的第一季小麦就比去年增产一成多，吸引得周围农民纷纷由互助组转为合作社，光南凌村就成立了四个新社，准备用机器耕种。在农民的迫切要求下，黄泛区第一个集体农庄不久的将来就会在南凌村建立起来。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就在黄泛区人民的脑子里凝结成了一个新的愿望——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去年，他们为了实现自己这个愿望，把大批的余粮卖给了国家，高玉梅和凌黑妮领导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卖出余粮二百八十石。
今年八月上旬，高玉梅又出席了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会上，人们对于这位从黄泛区来的代表给以亲切关怀，高玉梅就以黄泛区人民的这种高尚的、珍贵的愿望为标准，和全体代表一起，审查了省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通过了以中共河南省委向大会提出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建议做为全省人民的中心任务。黄泛区人民有理由相信：过去，他们的愿望在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之下一件一件的都实现了；今后，在更加完备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保障下，他们这种愿望的实现就会更有把握，就像是抓在自己的手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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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祖国培养水利建设人材
潘荻
严恺先生是全国有数的水利专家之一。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他接受了国家委托他创办水利学院的光荣任务，担任了华东水利学院副院长，和学院全体干部一道，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筹划着学院的基本建设事宜。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解放前，当他在各校教书的时候，他是一再拒绝出任水利系主任的；而今天他却贡献了他的全副精力为祖国培养水利建设人材。
谁都知道：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奔流着许多巨大河流，这些河流对我国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有极大影响。但是，在反动统治时期，这些河流没有被利用来为人民谋福利，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河流经常泛滥成灾。而反动政府对此无动于衷，不设法防汛和兴修水利，因此，那时，水利技术人材是学无所用的。严恺先生虽然对水利学术有造诣，有着这一门专长，而当时却只能当作求生工具。他伤心地告诉记者：过去教了多年书，但是每年不过培养十多个学生，毕业后仍然无处发挥作用。那时，他曾决心亲自到宁夏去参加黄河水利勘察工作，希望对水利事业有所贡献，可是，到了宁夏，反动政府既不给钱，又没有人，什么事也干不成，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只得再回到学校教书。他说最使他伤心的是：我们中国不是没有，也不是不能培养水利人材，可是过去建筑海港，反动政府偏要投靠帝国主义，由荷兰筑港公司来建筑。治理黄浦江时，始终是由荷兰、瑞士、英国人担任总工程师，当他为了研究黄浦江航运发展前途，去向国民党浚浦局借材料时，不料我们国家治河的基本资料，竟都让帝国主义的工程师带走了。
解放后他看到人民政府重视并鼓励科学研究工作者，关心水利建设，经常向他以及他的一些有水利专长的朋友虚心征询意见；又看到有些地方很快就开始了水利建设工程，他很受感动。想到自己多年来希望发展祖国水利事业的宿愿，现在正在国家的鼓励下实现着；自己的专长，现在有了用途。科学技术人员现在有了建设祖国的机会，严恺先生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许多事实使他真诚地相信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人民政府的确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他决定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技术和力量。他一面积极教学，培养人材，同时还热情地参加实际工作，或与实际工作取得密切联系。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他几次到山东、苏北参加治理沂水、沭河的勘察和规划研究工作，以及淮河入海水道的勘察工作；一九五○年他还参加了塘沽新港的建港工作；今年长江洪水很大，他和教授一起参加防汛研究工作。严恺先生在为祖国社会主义水利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技术和能力。
严恺先生重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理论，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和业务水平。一九五○年，他开始自学俄文，虽然每天教学工作很忙，但他仍然规定每晚九点到十二点钟为自学俄文时间，这样坚持了半年多，到一九五一年，他已能阅读并能翻译一些苏联书籍了。在教学改革中，他积极团结全院教授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教学方法；他常亲自带学生到外地实习，并耐心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严恺先生踏实负责的工作作风，在学术方面的虚心态度，以及他朴素可亲的生活习惯，博得了水利学院师生们的爱戴。
现在，严恺先生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他接见记者时，他不安地说：“我感到很光荣，但是更惭愧，因为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当我们谈到有他参加设计的中国人民自己建筑成功的第一个海港——塘沽新港时，当我们提起他参加过勘察工作的沂水、沭河的治理工程完工时，他总是谦逊却又兴奋地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有人民群众支持，没有什么做不好的。”同时，他谈到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鼓励和帮助，真是超过了他过去所希望的；全国水利建设也超过了他所想像的速度。他说：“过去几十年做的也没有解放后这几年做的多。今年水利学院毕业的学生有四百零二人，比解放前十几年来各大学水利系毕业生总人数还多得多，但是对全国各地水利工程部门的需要来说，却仍是不敷分配。”他说：国家如此迫切需要建设人材，又信任他，要他领导水利学院培养人材的工作，如果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将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他说：“今后我一定要经常与实际联系，关心全国、全省水利建设，尽可能帮助建设部门解决一些问题，同时也吸收各地建设中的经验，丰富教材，为祖国培养优秀的水利建设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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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心革命事业的人
单圣浚
在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会场里，坐着一位身着蓝衣、头披白毛巾、面容显得非常慈祥的人民代表，她是神木县二区二乡副乡长阎来爱老大娘。为了继承丈夫的革命遗志，她曾在神木县这个有近二十年革命历史的老根据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动群众生产，战胜当时解放区在经济上的困难。在解放战争期间，她还献出了自己的儿子。十几年来，阎来爱一直是二乡王家庄的人民代表和劳动模范，一直受着二乡群众热诚的拥护和爱戴。
阎来爱家原是贫农，一九三五年前后红军在神木一带打敌人、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阎来爱家才有了地，真正翻了身。她丈夫王玉玺是个中医，那时认识了共产党和穷人是一条心，就离开家参加了革命队伍。从此阎来爱成了光荣的革命军属，对敌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敌人离王家庄二、三十里远，阎来爱没有考虑到自己怀孕的困难，就带动妇女到村头去放哨；后来阎来爱生产了，正“坐月子”，按说一般妇女在月子里最好不要走动，但这时正碰上前线下来了人民军队的伤病员，阎来爱不顾自己的身体，就在家里殷勤地服侍了七、八个伤病员，给他们煮饭烧水。伤员中有个重伤员，阎来爱就煮上枣子、做米馍给他吃，还杀了自己的猪，用猪肉汤煮面条喂他。这时她丈夫在军队里也不分昼夜地给伤病员治病，两个眼睛熬得通红，救出了许多的战士，但最后他自己病死了。这时阎来爱十分难过，但他看到自己丈夫是为革命而死的，更下定决心要革命到底。
一九四三年，蒋匪帮封锁陕甘宁边区，那时老解放区人民吃穿都很困难，外地的棉花和布进不来，解放区人民又没有很多人会种棉花和纺线。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号召边区人民搞生产，自己种花纺线，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阎来爱积极响应了党的这一号召，她充分认识到只有响应这个号召，才能生产自救。但那时她村里没有人种过棉花，也没人会纺线，一部分妇女信心不足，难于发动。阎来爱这时是村里的农会会长，又是妇女主任，所以在当时乡、村政府的支持下，她就召集村里的群众开会，再三宣传种棉花的好处。会后，她自己买了纺线车带头纺线，还叫她大女儿教给其他妇女纺线。在她的带头和宣传下，全庄的妇女都发动起来了，成立了几个纺织小组。一年以后，全村八十多户人家，差不多都有了纺线车，家家都种上了棉花，这样不但解决了当时王家庄群众穿衣的困难，还支援了对敌的斗争。一九四七年，蒋匪帮进攻延安时，阎来爱毫不迟疑地鼓励自己的大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她儿子在打宝鸡的蒋匪军时，因为奋勇作战，肺部受了严重的影响，到一九五二年终因肺部溃烂不治而死了。阎来爱这时伤心得哭不出声来，但从此她更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她发誓说：“我一定要继续丈夫和儿子未完的事业，革命到底！”
全国大陆解放以后，阎来爱在王家庄仍旧保持了优良的革命作风，不骄不傲，虚心联系群众。一九五三年她参加了农业互助组，年纪虽然大了，但她始终带头生产，天一亮就下地。她的两个女儿都是革命干部，有时寄点钱给她。有些妇女就对她说：老了少干点吧，你两个女儿忘不了你。但她想到自己是村和乡里的妇女主任，又是个共产党员，不带头生产怎么行呢？她回答说：“不劳动不行！”平常互助组里有散漫现象，个别党员也不起带头作用，阎来爱是党的小组长，就针对这种情况在党的小组会上经常提出批评。她说：“我们党员不走在群众的前面能行吗？要想把互助组搞好，我们就得作骨干，带动大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去年人民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她虽然在谷米上没有多余，但也自动卖出了五斗黑豆。一九五二年乡妇联开会决定在各村组织识字组，阎来爱就赶紧把决议传达给群众，还亲自配合区、乡干部跑到五个村子里作了动员，以后群众就都渐渐地参加识字班了。由于十几年来阎来爱一直热情为群众办事，表现了妇女坚强的意志，今年在普选中她当选为二乡副乡长，接着又当选为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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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一切献给人民
姜宗昌
八月十五日，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大会发言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只剩两只半截腿的特等模范荣誉军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万忠，扔掉双拐，登上了讲台。他以战士一般简短有力的语言开始了讲演；当他说到：“我身体残废了，可是我的思想并没有残废，我的双腿没有了，我还有两只手可以劳动，还能为社会主义工作，还能为人民办些事……”的时候，全场的掌声截断了他的发言。
这位发扬革命军人光荣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残废军人，一九四六年为了保卫翻身胜利果实，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年在解放彰武的战争中，炮弹炸去了他的双腿。当他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想到自己的前途和家庭的生活时，他也曾悲观过；但是由于党的教育和人民的鼓舞，他坚强起来了。他时刻想着党对他讲的话：“你身体残废了，但思想并没有残废，鼓起勇气，还能为人民办很多的事。”伤口逐渐好了，每天早晨休养员作操的时候，他就悄悄地爬下床来，用剩下来的一双半截腿练习走路。疼痛使他一次一次地昏过去，但是醒过来以后他又继续练习。医生发现了，禁止他，他温和而庄重地对医生说：“我不能总住在医院里，我更不能‘水来张口，饭来张手’，我要继续为人民服务！”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终于学会用剩下的半截腿走路。他高兴极了。他一刻也不闲着，帮助护士擦地板，给新来的病员取水打饭……。有些有着悲观情绪的伤病员，在他的影响下也安定下来。他在住院期间被选为模范休养员，以后在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学习时又被评为模范学员。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万忠在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学习期满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白城县永合村。故乡的一切都使他感到亲切可爱；农村新的变化使他非常激动。他说：“我不能拿枪了，我要把生产搞好，尽一切力量为人民服务，把家乡、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土地改革时他家分了五垧地（小垧），父亲年老不能下地，他参军后全都由群众代耕。他回来就向村干部提出不用群众代耕。因为他是一等残废，村干部不同意，经过再三的争执，最后他留下两垧地自己种。
一个失去双腿的人，不用说种地，就是行动都是很困难的。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鼓舞着陈万忠克服一切困难。一九五零年夏锄时，他母亲有病，弟弟念书，他每天起早做饭打发弟弟上学，还要给母亲煎药。地里草长起来了，群众几次要帮助他锄，都被他谢绝了。他把家里的事忙完了就去铲地。他的个子矮小，垄沟不平，常常碰到伤痕，有时疼得他在地上乱滚，可是当他想到党的鼓励、想到前方的战友，马上又振作起来。就这样，他自己种的二垧地当年得到丰收。
陈万忠从来不顾疲劳，在忙碌的生产劳动中，他还主动地帮助政府工作，热心为群众办事。一九五零年冬天村里办冬学，没教员也没教室，陈万忠在家里找了一块胶合板作了一块小黑板，并亲自担任教师，办起了冬学。陈万忠受到群众的爱戴与拥护，连年被选为特等模范荣誉军人，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群众并把他选为自己的人民代表。陈万忠没有辜负人民对他的信任，他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如群众反映白城县农具厂制造的铡草机不好使，陈万忠把群众意见反映给政府，不久工厂就派工人下乡给农民修理。还有些群众反映房木缺、大车辕木质量不好，要求多拨木材，提高木材质量，陈万忠把这些意见在上次省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来，并都解决了。群众提出来的要求，有些一时还解决不了，他就耐心地向群众解释，群众明白了之后，都很满意。
在选举运动中，陈万忠被选为代表出席了黑龙江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陈万忠感到光荣，也感到责任更加重大了。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那样激动，他说：“我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一切贡献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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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满美丽理想的人
敖效宗
七月的一个早晨，我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际处大楼，会见了内蒙古著名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莫日格策。他十分兴奋地和我谈起了他出席这次大会的感想。他说：“同志，你瞧瞧我这个庄稼汉，从小给地主扛活累成了这个样子，还用说，过去我这样一个人能有什么权利？连个权利的边儿也沾不上的。解放后可不同啦，我得到了权利，也得到了权利的好处。今天又当了人民代表，真是从前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事。这光荣，还不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反动政权给我带来的吗！我感到：今后更得处处为大家伙着想，多给大家伙办事，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啊！”他坦率而诚恳的几句话，说得非常逼真而动人。接着他从土地改革翻身分地谈到组织起来走向互助合作的好处；从社员们过去的悲惨经历谈到今天过的幸福光景。特别是，他还念念不忘苏联老大哥的恩情，并且告诉我说：“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改名叫‘中苏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啦！”随后他又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早在一九五二年三月间，莫日格策曾到苏联去参观集体农庄。当他在苏联参观期间，社员西连由于滋长了个人发财的打算，就在社内进行挑拨，想拉拢几个觉悟不高的社员一块退社单干。这样，到秋收时，社员佟宝、小超鲁、齐金宝等情绪波动，不愿拉地打场，而社员富贵更公开表示要退社单干。当时已经严重到这种局面：这个有五年多互助合作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垮台的危险。正在这个紧急关头，莫日格策从苏联回来了。他拿在苏联亲眼看到的实际事例反复宣传苏联农民走向集体化的好处，并依靠社内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了解和掌握社内存在的真实情况，打破了西连的挑拨手段，扭转了社员的思想情绪，大家又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生产。因此，这一年全社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在一向只打四、五石粮的土地上，每垧地打了十石多粮。苏联集体化的优越性的事实，丰收的喜悦，使社员们的觉悟提高了，都认识到：只有走苏联集体农庄的道路，才能过更美好的光景。不久，社员们提出要求，经过上级批准改用了中苏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名称。
现在，莫日格策领导的中苏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变成了土地集体所有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春天又有二十四户农民自愿参加到社里来，他们都在努力争取今年更大的丰收。
莫日格策谈完这段故事以后说：“我们社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是和学习宣传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作用分不开的。有许多社员都说：‘苏联老大哥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认为：我们要走向苏联那样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必须坚决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临别的时候，莫日格策告诉我几句他对将来的打算：他们要努力把自己的家乡（扎赉特旗胡尔勒努图克白音花嘎查）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村庄：成立集体畜牧场，植树造林，要使牲畜成群，满山遍地都是树木，还要争取早日使用拖拉机！
“同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还有不少毛病。我总是这样想，若是没有党的教育和培养，没有群众的信任和帮助，一个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他又微笑地说。在归途上，我为自己能有机会会晤这样一位坦率而谦虚，肯干并有美丽理想的人民代表而感到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