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斗争
苏联 弗·叶尔米洛夫
苏联的作家们，在共产党提出了新的伟大任务的热情洋溢的历史性日子里，正准备着迎接自己的第二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我国，正广泛展开争取进一步发展重工业、争取迅速提高农业、日用品生产和人民物质福利的事业。关怀苏联人——劳动者和建设者的幸福，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全部活动的内容。在这些条件下，苏联文学——为大地上所有劳动者的幸福而战斗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学——的作用正在空前地增长着。
从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到第二届代表大会这二十年之中，苏联文学中已经创造了许许多多为共产主义的无往而不胜利的思想所鼓舞的卓越的艺术作品。我们的文学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表现了新人物的形象，表现了人民——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形象，共产党员——群众领袖的形象。苏联文学为获得了全体进步的人类的热爱和尊敬而骄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文学胜利地克服了弱点、缺点、无思想性和脱离政治的表现以及其他敌对的影响，特别是最近对我们的戏剧发展极其有害的所谓
“无冲突论”的影响。
党关于思想问题的著名决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异常完备地确定了苏联文学的任务。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戏剧方面有了某种程度的活跃，出现了一些新剧本。在这些剧本里，关于我们现实中的正面人物的创造是加强了，这是由于这种人物的性格被表现在真实的戏剧性的冲突中、被表现在争取新的和先进事物的斗争中的缘故。讽刺作品也出现了。最近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一些优秀的特写、故事和中篇小说，证明了作家对我们人民的生活的研究是更加深入了。
但是我们还不能说，苏联文学已经充分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文学如果能够不断前进，它就不会落在我们整个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运动之后。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着文学的前进呢？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也就像科学的发展一样，不可能没有公开的意见的斗争，不可能没有自由的创造性的讨论。应当为作家所讨论的首要问题有：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描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的正确艺术方法）、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方法、为了文学中的党性原则、反对妨碍实现我们文学的伟大任务的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而斗争等问题。
党不止一次地指出，现在存在着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种主要形态，这两种形态似乎是尖锐对立并互相排斥的，但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彼此支援的。一方面，是与苏联文学敌对的唯心论的艺术方法——其中包括形式主义、颓废派艺术以及资产阶级自然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归根到底会诬蔑我们的现实，会抹煞现实的主要的、良好的、共产主义的部分。党在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中，曾强调指出颓废派艺术和资产阶级自然主义之间的联系，同时揭露出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的颓废派艺术的影响和像左琴科这样不问政治和无思想性的宣扬者的作品中对生活真实的歪曲。另一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本身，以及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庸俗化的表现。这种表现使对于我们生活的描写变得贫乏、公式化和简陋化，因而也就会贬低我们人的精神面貌，会导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会使人不理解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能保证最广阔的自由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才能和个人的风格。在我们今天，在个别的作品和批评论文中，也可以察觉到换了一种形式和外貌的上述两种倾向。
有一些戏剧作品，装出是在讽刺那种粉饰现实的作法和无冲突的理论，并对它们作斗争，但实际上却表现出对现实的歪曲。例如，在阿纳托里·马里也恩戈夫的剧本“皇太子”里，描写了一群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和道德完全堕落的坏蛋。阿·马里也恩戈夫没有与不良的现象作斗争，而是可耻地利用了它们。作者把自己的作品称为讽刺，但是它与讽刺体裁毫无共同之处。讽刺的本质就是借助它的讥笑来揭露生活中的黑暗和丑恶。剧本“皇太子”的作者，尽其所能使迎合美国强盗脾气的品质恶劣的渺小人物具有某种“戏剧性”和“趣味”的外表，具有廉价的“恶魔主义”的色彩。作者把颓废的诗放在一个主要的反面人物的口里，这种诗就是“恶魔主义”的变调。诗中的主人公宣称，他是一种患“早发性痴呆症的一代”的代表，这就说明了这个剧本的真正的文学的来源：当二十年代的时候，阿·马里也恩戈夫曾出版了一本名为“没有谎话的小说”的令人厌恶的小书，这本小说就是某种
“早发性痴呆症的一代”——颓废派的“花花公子”、漂亮家伙和“纨袴子弟”——的“忏悔”，这些人把生活中诚实的、质朴的和光辉的一切看作“虚妄”，而把黑暗和肮脏的一切看作“真实”和“诚实”。剧本“皇太子”就是与“没有谎言的小说”前后呼应的。所以，他在讽刺的外衣下偷运来的只是颓废派的艺术而已。
在伊·格罗捷茨基的剧本“活动家”里，对于一位“被揭露的”人物——身为市苏维埃主席的冷酷官僚——有不少愤慨的声调。但是，无论阿·马里也恩戈夫的剧本中的坏人们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被迫与自己的可厌的“生活方式”告别也好，或伊·格罗捷茨基的剧本中的腐朽的“活动家”的好运仅仅是由于他的庇护人最后认识了他的丑事不愿再支持他而遭到破产也好，都是一样的。在这样描写反面人物的情形下，即他们的破产不是由于与法律、与我们社会本质的冲突，而仅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些反面人物就好像是与我们的现实溶成一片，而不是与它互相矛盾的。这种描写是如何不自然、不真实和反艺术，那是无须证明的。勒·左林在他的诽谤性剧本“客人”中也走了这样一条道路。这个剧本中曾谈到一些恶徒，但只是为了表现他们。在这个作品中完全没有真实生活的冲突、戏剧性的活动，没有与反面人物的真正斗争。在这一类的剧本中，在揭露丑恶的“讽刺话”的幌子下面，事实上暴露出粗暴地歪曲我们生活真实的那种无冲突论。
真正的讽刺总是肯定现实的良好的方面的，它从来不品尝邪恶的滋味，而是在精神上消灭它。我们的文学是有丰富的讽刺传统的。党教导说，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林，他们应该用讽刺的火烧毁一切因循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烧毁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
争取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正确描写真实的现实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点。宣传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的颓废派艺术，相反地是号召脱离客观现实，把真实的生活说成幻梦，而把主观的幻梦说成现实。这种思想完全是陈词烂调，这种思想从世界上有了主观的唯心论起就已经存在。我们的读者居然在布·巴斯切尔纳克的一首诗“婚礼”中看到这种调子的变调，这是多么惊奇呢！这首诗发表在“旗”杂志今年第四期，下面是这首诗的最后的、带有总结性的一段：
要知道，生活也只不过是一瞬。
只不过是我们自己
溶化在其他一切里面，
像赠与它们的礼品一样。
只不过是窗后深处举行的婚礼
只不过是歌、只不过是梦，
只不过是灰蓝色的鸽子。
生活，只是一瞬，只是梦，只是飞去追逐梦，追逐溶化在一切之中的、溶化在云朵和大气中的一闪而过的幻象的灰蓝色鸽子——这就是布·巴斯切尔纳克的诗的内容。主观主义的艺术常常是证明：生活“只不过是一瞬”，“只不过是梦”，因而也就是证明：企图改善生活和把力量用在争取祖国与人类的美好未来的斗争上，都是可笑的。原来是兴致勃勃地对待布·巴斯切尔纳克的新诗作的读者，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了在所有的颓废诗人（包括科·巴尔蒙特和伊·谢维尔雅宁）的诗中都唱过的这种曲调的“礼品”而感谢他的。“婚礼”这首诗，按其内容来说，与下面列举的诗有什么区别呢：
谁回顾一下生活，
他就会对一切失望。
最好是生活在妄诞的，
奇异的幻想中，
把自己的一生在睡梦中度过。
睡吧，睡吧……
这真是催眠曲。
我们教育我们青年要以光辉的、明朗的、乐观主义的、勇敢的态度来对待现实，这种态度就是创造的、建设的、积极行动的、为一切更美好和合理的生活形式而斗争的态度。但是培养像对待溶化的、飞逝的、瞬间的梦那样的生活态度，就是意味着培养安适、无忧无虑、悲观主义或是空洞的讽刺。力图摆脱颓废艺术的束缚和主观主义的梦幻的大诗人阿·布洛克，曾热情地、痛苦地咒骂过这种空洞的讽刺。
谈到这里，不能不注意到，类似布·巴斯切尔纳克的“婚礼”的一些现象，最清楚地证明了：把
“文学的诚实”这一概念作为文学发展的主要和无所不包的口号，那是不正确的。即使“婚礼”这首诗完全是诚实的，这也不能抵消它的内容的虚伪性。同时，在伏·包米兰采夫的“论文学中的诚实”这篇糊涂而有害的论文中（刊载在一九五三年第十二期“新世界”），诚实是作为作家才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基本的、主导的口号而提出来的。但是谎言也能够是诚实的啊！列·尼·托尔斯泰曾说过一个绝妙的定义：“谎言的诚实”。尼·迦·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在题为
“论批评中的诚实”的文章中强调了诚实对文学家的重大意义，但同时也指出了，诚实还远不是作家才能的主要特点，评定作品的决定性的东西是作家对现实的鲜明和正确的观点。当然，诚实是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把任务的条件之一同任务的解决混为一谈，是非常不正确的。对于一切伟大的作家来说，主要的永远是生活的真实的准则，高度思想性的准则。
先进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敌人，常常责备现实主义文学的“不诚实”，常常责备现实主义文学好像是受思想性的“束缚”。当文学公开地把它的命运同共产党的英勇斗争联系起来，以及后来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系起来以后，为钱袋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就不断地责备它的“官方性”、“不诚实”，硬说思想性、党性同艺术性和诚实是不能共存的。伏·包米兰采夫实际上是走上了这条道路，他在自己的一篇论文中描绘出一个虚伪的作家的概括形象，这个作家坦白承认他所写的作品是迎合伪君子和逃避责任者的，虽然他分明知道，如包米兰采夫论文中所构想的一个对话者所说的，“党不止一次地谴责过这类人”。这个奇怪的“对话者”不了解文学永远是斗争，并厚颜无耻地承认自己有意逢迎伪善者和逃避责任者，尽管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不能代表党的路线的。如果把这样的人也认为是作家，那就是说要抹杀作家同随声附和的人、粗制滥造者、文学市侩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以此来为后者辩护和帮助他们。
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准则——真实地描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的意义作任何的削弱，包括用抽象的诚实来代替这种准则，都是意味着放弃唯物主义的美学而追求唯心论的美学，放弃党性的原则而追求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离开了现代的主要的主题的平坦大道而走进僻巷和死路。在伏·包米兰采夫的文章中，使人惊奇的是借读者的名义所说出来的那种老爷式的蔑视的措词，例如：“我不满意文学中的机器的隆隆声”，或是说，“拖拉机震得”我们的读者发聋。伏·包米兰采夫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一般地”判断苏联文学，不举出作品和作家，他评论的并不是作品，而是笼统的一般的文学，是关于“文学中的机器的隆隆声”。因此，实际上几乎把我们全部文学不分青红皂白地归咎于它只是充满了排挤人的机器和拖拉机。
伟大的高尔基在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说过：
“我们应当选取劳动作为我们书中的主人公，就是说，应当选取那种被劳动过程组织起来的而且在我们国家里是由现代技术的一切力量武装起来的人，那种本身又把劳动组织得更轻易、更富生产性、而且把它升高到艺术阶段的人。我们应当学会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创作。”
同时，高尔基也曾警告要反对庸俗化、反对描写劳动时脱离开人，他曾强调指出了发掘社会过程的充满情感的一面对文学的首要意义。高尔基曾说过：“我们文学工作者仅仅是叙述，而对于这些变化的充满情感的过程却描写的很坏”，这里所谈的过程是指苏联人精神成长的过程。
伏·包米兰采夫的文章之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这篇文章的本质是企图使文学不去完成它的高贵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深刻地揭露出我们时代的人的事件、生活和斗争的思想意义，积极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
文学和批评中庸俗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学特性的破坏。高尔基曾用一个最美的字“人学”来确定文学的本质。安·马卡连柯说得很好，他说高尔基的创作就是对人的研究。这些说明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对人的研究——就是为了帮助我国在精神、思想、政治和文化上的不断增长并使人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丰富起来。苏联文学积极参与这种增长的形成和加速，积极参加争取全面提高文化的顽强斗争，其中包括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感情。
在我们今天，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的本质、当作为共产党的全部政策和斗争的根本基础——对劳动人民幸福的服务，愈益完整愈益明确地被揭示出来的时候，这个任务的提出就更加显得有力。所以，无论是读者和作家现在都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体，就是有思想、感情和感受、有创造性劳动、有个人生活的苏联人。在作品中把我们的建设问题与人分开，读者在作品中感觉不到作家对这种永远不重复的、永远在其感情、思想、行动方面有其特点的苏联人的热爱，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不能接受的。任何问题之所以存在于艺术中，只因为它是体现在具体形象中。否则，人就成为插图，成为“问题”的附件，其结果，任何问题、任何人就会实际上不存在。
我们所建设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才来建设、才来创造的。我们建设中的任何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问题，都充满了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内容，艺术应当揭示这个内容。但是，庸俗的社会学的批评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漠视对人的描写的质量问题，漠视某一作品真正具备的、在读者身上形成的和培养起来的是什么样的感情。这种批评不愿意考虑：如果在作品中不真实地、虚伪地、粗糙地描写人的感受，歪曲感情的逻辑和真实，那么提出的问题就会是虚伪的，粗笨的，捏造的。庸俗的社会学的批评机械地把作品分为“内容”与“形式”，而且它所指的“内容”就是脱离艺术具体性的纯论理的、纯理性的抽象的问题。庸俗的批评不可能也不想明白：把苏联人的感情和思想表现得粗拙、贫乏和简陋就是意味着作品内容本身是非常不正确的。庸俗的批评是轻视争取高度艺术性和培养严格的艺术鉴别力的斗争的意义的。它不想理会：美学的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从庸俗批评的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例如，阿·苏洛夫的剧本“规矩的人们”（一九五三年第十期“十月”杂志）中的一切都好像是“正确的”：这里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工人，卓越的合理化建议者。这里提出了许多关于炼钢、快速方法、改善工人生活的“迫切的生产问题”。这里有人非常乐意地一再宣称一切都应当是美丽的。这里也包含冲突。这里也提出一些道德上的问题。但是该剧中的全部“问题”只是外层，在外层的下面，暴露出这部实际上对我们现实加以诽谤的作品所具有的卑劣的野蛮的感情。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仅仅是存在于人物的谈话中，并不真正决定行动；所有“有问题的”部分都发生在舞台以外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只能从人物的报告中知道——如果相信作者和他的人物的话——一位是“受过锻炼的共产党员”代表（！）的老工人在舞台以外什么地方进行了世界冶金工业中的改革。至于在舞台上，这位人物只是忙于不断的酗酒，所有的人物都是以可以原谅的宽容、并且是以庸俗的、浅薄的戏言和唱高调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那些登场人物按照作者的安排，都走弯路，有错误，但却是优秀的、“规矩的人们”，他们主要是靠吵架或殴打的威吓来解决他们的分歧。他们用“黑话”和唱高调的特种混合语来表明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感情是野蛮而原始的。这些客观上是庸人（但是无论他们自己，无论四周的人，无论作者都没有注意到这点）的人物对于不同的重要问题说出或多或少的正确的话。就在这种基础上，暗示读者来接受并在道德上来原谅那种夹杂着正确的说话的卑鄙的感情。作者表现了一种诬蔑性的思想：仿佛我们的先进工人，完全不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实际上是受升级思想和其他卑鄙的动机所激发的。庸俗的社会学的批评对于亵渎、诽谤、感情的堕落是不注意的。这种批评之所以危险，是它准备对任何庸俗“大吹大擂”，如果这种庸俗是在迫切问题和高贵语言的掩饰下出场的话。例如，特·特利弗诺娃在“戏剧”杂志（一九五四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文章就具有这种性质。阿·苏洛夫的庸俗的、不真实的剧本“规矩的人们”受到了赞扬，就是因为这个剧本好像是提出了迫切的问题。文章的作者仅仅发现了剧本中的个别的缺点，这位批评家连想都没有想到从作品所实际肯定的那些感情的质量的观点来评定作品，来反对对苏联人的精神面貌的侮辱。
布·普拉托诺夫的文章（一九五四年“星”第四期）说明了类似这样的批评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成就”，这篇文章谈的是弗·潘菲洛夫的小说“母亲—伏尔加河”。小说的作者曾打算提出我们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毫无疑问，他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印象，但是没有解决了艺术上的任务，没有把人描写好，走了一条非常简陋化的道路。
但是，在布·普拉托诺夫的“批评”文章中，完全忽略了对艺术分析的严格要求。在对作品所提出的问题的噜囌的讨论中，批评者忽然好像顺便要谈一谈最精致的细节，他毫不犹疑地下了个评语：“作者特别使人讨厌地，没有分寸感地来‘证明’人离开动物界还没有多远。作者几乎把每个人物在某种适当或不适当的情况下同动物界的代表相比”。读者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文学——世界上最人道主义的文学——的热情，就包括在高尔基的这句话中：人——这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字眼啊！而我们有一个批评家，对于他来说，关于苏联文学人道主义的原则的问题，关于对人的尊重——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对苏联人的尊重——的问题是偶然的，不重要的问题，而弗·潘菲洛夫的小说的庸俗的自然主义的手法也只不过是作者失去了“分寸感”。
必须承认，“文学报”上对弗·潘菲洛夫的小说的那种大张旗鼓的、完全不符合作品真正价值的讨论，无论如何也不能有助于争取高度艺术性的斗争。特别是最后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多半也是谈作品中所提出来的迫切问题，可是对于苏联人的精神生活描写的简陋方面只是略略谈了一下。“文学报”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论点滑稽得可怜，对于弗·潘菲洛夫的小说的人物，这样写道：“在逻辑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面前是重要的人，他们的感情是形形色色的和细致的，思想是丰富的，但是正是这些品质还没有揭露出来。”如果作者正是并没有把这些品质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些品质在作品中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怎么能够“理解”在我们面前是一些有细致的感情和深刻思想的重要人物呢？如果在这种“理解”中是有某种“逻辑”，那么这也只是完全忽视作品的真实的艺术内容的庸俗的逻辑罢了。
遗憾的是“文学报”上对作品的评价，时常缺乏那种必要的明确性和逻辑。该报（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对维·潘诺娃的小说“一年四季”的评价也具有这样的性质。这篇评论充满了支吾搪塞和互相矛盾的议论。类似这样的批评对于作家是没有益处的。
我们作家是有这样的任务的，就是要描写我们的现实和它的各种各样的有思想的开朗的人和他的热情的沸腾的绚烂的生活、斗争、劳动、恋爱、友谊、对敌人的憎恨、对堕落的敌对的思想的憎恨。
苏联作家协会应当认真地帮助文学家去研究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人。高尔基希望苏联作家协会变成集体创作的中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和人从艺术上来作系统的研究的中心，以便作家们在研究我们建设的问题时，共同来研究这些问题的人的、人道主义的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劳动、斗争等各个领域内的诗的潜力。例如，由于党和政府关于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号召，忘我的热潮席卷了我们的美好的青年，在这样的现实中，包含着多少伟大的诗啊！
我们的批评应当发扬我们卓越的、最先进的和有思想性的、真实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伟大的先驱者所积累的一切先进的传统，应当帮助作家去理解这些传统的全部精华，去理解能够促使为我们伟大时代的热情所燃烧的文学达到新高涨的一切。
苏联作家的使命，是要以全副心灵来感受我们时代的伟大。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明确而经常地看到社会主义远景，而这个远景是替诗人照亮了当代各方面的生活以及各种实际困难和矛盾的，作家应该同样明确而经常地看到我们面前的伟大的、引人入胜的未来的远景。苏联作家应当站在那种历史的、思想的高处，从这个高处可以明确地看到我们社会、苏联人民——历史的创造者和它的领袖与领导者强大的共产党的主要的、指导的、不可抗拒的建设性力量。我们社会的全部生活展开在艺术家的心灵的前面，艺术家应当看到我国的新的和先进的力量如何不断地胜利，他应当带着自己的全部才能投身到这个斗争和胜利中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表现生活真实的文学，是表现那种符合历史客观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力量的文学，在这种社会制度面前有新而又新的，困难的然而是宏伟的胜利，因为未来——是属于这种社会制度的，也只能是属于这种社会制度的！
作家以其作品的全部形象为最公正的和最强有力的社会制度的完全胜利、为无往而不胜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战斗着，能够做这样的作家是非常幸福的。
（刘竞译自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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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版画展览会今日在北京开幕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版画展览会，今日（五日）在北海公园天王殿开幕，昨天上午举行了预展。
此次展出作品共二百一十件，包括十九个省市的八十六位作者的木刻、铜版画、石版画和少数玻璃版画；其中以木刻为最多。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版画在最近三年来的发展情况。中国版画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在这次展出作品中，许多题材取自国家的工业建设，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多作品描绘了兄弟民族的新的生活状况，以及祖国的锦绣河山和美丽的花卉草木等等。在表现形式方面也有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如出现了过去未曾展览过的石版画、铜版画等，并且有很多的套色木刻。
这次展出作品的作者中除著名的版画家如古元、李桦、彦涵等外，出现了不少的青年版画家如赵宗藻、李唤民、张建文、江平、吴燃、宋广训等，还有个别多年没有创作的老版画家，这次也参加了新作品；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这次展览会，预定于本月二十二日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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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全国版画展览会
李桦
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举行的美术展览会中展出了全国的木刻作品以来，已经五年了，一直没有出现过一次版画展览会。我们常常感到版画的创作实在是沉寂了。沉寂的原因，我们知道：不是人民不喜爱版画，只是由于版画家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发挥创作力量。鉴于这种情况的存在，一九五三年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之后，根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广泛展开了美术创作运动，争取美术各部门的多样发展，自然版画的发展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此，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创作委员会之下，成立了一个领导版画创作的机构——版画组，负责组织全国版画家进行创作。
版画组自去年十二月成立后，第一步工作是了解情况，组成了一个全国版画通讯网，选定天津、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沈阳等十个地区设立通讯站，选聘当地版画家为通讯员。这些通讯员除了组织该地区的版画创作外，并负责和版画组联系、汇报创作情况、交流创作经验及交换作品。
版画组估计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版画家是为数不少的。他们近年来虽然不常刻画，但是绝大多数还没有离开美术岗位，不论在哪种情形下，一般版画家重拿刻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要恢复他们的创作热情，必须先造成一种版画创作的气氛。因此，我们决定经常举办与作品观摩相结合的座谈会。在北京，这样的座谈会保持了每月一次。在座谈会中，除了观摩作品、互提意见外，还进行了专题讨论：如版画的题材与表现形式问题，版画的形象刻划问题，版画表现的多样性问题，国外木刻研究等。由于讨论时与作品观摩相结合，便能解决一些创作上的实际问题。我们又组织了些有成绩的版画家谈谈创作经验，提供大家参考。大家的创作情绪便逐渐高涨了。全国各地区的版画通讯站，除了少数因版画家太分散、无法集中开会外，都和北京的情况相似，由于版画座谈会的举行，普遍收到了鼓励创作的效果。
为了很好地向古今中外优秀的版画作品学习，小型观摩展览的举行是必要的。半年来，版画组在北京举行过中国古代木刻、苏联版画、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版画、以及日本木刻等对内观摩展览，更将苏联版画移去杭州、上海、南京三个地区作流动观摩展览。
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四月间，全国版画家差不多已经普遍动员起来，在这基础上，我们决定举办
一次全国版画展览会。我们这样做，为的是想把这个展览会变成大家努力的目标，进一步以实际行动来鼓励创作。这个号召发出后，马上获得全国各地版画家们的热烈响应。经过最近两个月的筹备，到八月初，从全国寄来的作品，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估计，达到三百幅了，而且大部分是新创作，这说明了版画创作的潜在力量实在不小，一经发动，果然能在半年间克服了几年来歉收的现象。使人兴奋的还不仅在于数量的相当可观，而且质量也显然是提高了。从选出的二百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点：
版画新的力量的生长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我们发现了许多优秀作品的作者，名字是陌生的，他们有些是刚离开美术学院的学生，有些是中学的美术教员和机关干部，更有些是工人和战士。这些青年版画家都是以高度热情来从事版画的创作，他们在互相帮助之下，很快的把技术提高到一定水平了。最可贵的是他们都有比较多方面的生活经验，所以能创作出一些反映真实生活的作品来。
由于版画家掌握了正确的创作方法，从生活中吸取主题，集中表现了在建设中的祖国各方面的面貌，因此这次展览会的作品，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从国家过渡时期的伟大建设，一般人民（包括少数民族）的生活、祖国的锦绣河山以至美丽的花草，都表现到了，消除了过去版画题材过于偏狭的现象。
与广泛的题材相适应，我们看到了多样的形式。这是现在的中国版画，尤其是木刻艺术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次作品中，套色木刻竟占半数，这不仅说明了版画家已不满于过去的水平，正要求着向各方面提高，也说明了版画家已注意到要发扬我国民间彩色木刻年画的传统，使今天的版画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至于铜版画和石版画的出现，也是这次展览会的特色之一。在我国，这两种版画比木刻年青得多，而由于它们的出现，可以说中国的版画已发展至更全面的阶段了。为了迎接祖国的文化高潮，我们正为独幅版画、书籍插画和招贴画准备好适当的条件了。
但是，我们为要求版画进一步的提高，就不能不检查一下存在着的问题。我们看到许多反映生活的作品，但能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的还是不多，一些画面仍停留在表现生活的现象。我们在作品上看到一些工厂的大场面和机器，也看到农村的牲口和新式农具，但看不出作为机器和农具的主人的思想感情的活动。仅是生活现象的纪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的，我们的版画必须抓紧生活的本质，表现它的矛盾与斗争，才可以有力地教育人民。至于人物的典型性和多样性，以至人物间彼此的关系和体态表情的刻划，也还有许多做得不够，呆板的人物仍有不少出现在画面上。
在印刷技术上，我们觉得有些版画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作者不明确版画是一种要经过印刷才能完成的绘画，因此只集中力量在刻和画，而最后潦草的印出来，结果由于墨色、纸质和印刷技术的恶劣，这张版画的创作就大为逊色。至于刀法变化的贫乏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肖像版画的一般水平较差，也应在这里指出。
这次全国版画展览会是最近三年来中国版画的检阅，它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使我们从既有的成绩和种种发展条件中，看出了今天的版画艺术已经有充分的力量突破过去的水平，而踏上更广大的发展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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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村中有大批优秀农民入党
经过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来，湖北省广大农村中，又有大批具有政治觉悟的优秀农民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荆州、黄冈、孝感等三个专区的统计，近半年来入党的优秀农民积极分子有一万零九百二十人。
这些新入党的农民积极分子，都是积极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今年二月入党的黄绪富，是青年团武昌县龚家桥乡支部委员和乡人民政府委员。去年春天，他在第四村首先组织了互助组，秋收时每亩田比单干户多打了一百多斤谷，推动了这个村农民在秋后又组织了四个互助组；去年冬天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黄绪富积极向农民宣传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并耐心地打通母亲思想，带头出卖余粮，因而带动了其他农民也踊跃出售余粮。
由于大批优秀农民积极分子不断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使农村中共产党的支部也增多了。据荆州专区统计，建立中共支部的乡已占总乡数的百分之六十四点六。这些支部已成为领导广大农民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堡垒。今年春天，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后，宜昌县白羊乡有些农民因对统购统销政策有些误解，影响了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中共白羊乡支部便详细地研究了这一情况，深入地向农民宣传党的总路线，并运用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宣传党的政策。后来这些农民的顾虑打消了，到四月下旬，这个乡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户组织起来。
湖北省今年雨水特多，有些地区遭受到水灾。这些地区的中共支部都全力领导群众防汛抢险，生产自救。许多共产党员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奋不顾身地和洪水搏斗。七月二十七日，梁子湖的巨浪把鄂城县芦洲乡的芦洲民堤打决了口。当时，风急雨大，情况危急。正在堤上守卫的共产党员杨先台马上带领十多个青年跳进激流中去，把满载麦草的船推向决口处，接连运了三船麦草后，杨先台的鼻子被水呛出了血，但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仍然冒着危险和越来越大的洪水搏斗。最后终于光荣牺牲。杨先台的英勇精神和高贵品质，鼓舞了在堤上抢险的几千个民工的战斗意志，经过几个钟头的艰苦奋斗，终于抢修成一条横堤，挡住了洪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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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召开工人座谈会
听取工人对文学创作的意见
为了加强作家和工人读者的联系，更多地听取工人对文学创作的意见，从而提高文学创作，更好地满足工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需要，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于八月二十九日召开工人座谈会。到会的有北京人民印刷厂、北京农业机械厂、仁立工厂、永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北京第一机床厂、长辛店铁路工厂等厂的爱好文艺的工人和干部；到会的还有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青年团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北京市总工会等单位的同志；作家沙汀、周立波、曹禺、臧克家、艾芜、严文井、康濯、杨朔、马烽等也参加了座谈。共到会二十多人。
到会工人在会上反映：各厂工人普遍喜爱阅读文艺作品，尤其近年来由于工人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大家对文艺作品的兴趣也更浓了，欣赏能力也大大提高。有些好的和较好的新作品如“保卫延安”“三千里江山”“铁道游击队”等，在工人中受到了热烈欢迎。不少优秀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活在人们心里，成为鼓动人们前进的力量。但工人们普遍感到目前我国的文艺创作还存在着作品不够旺盛、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作品的题材不够宽阔，一般作品中对英雄形象的塑造还不够有力和丰满，作家在揭露和表现生活中的矛盾时还不够深刻和大胆等缺点。会上，大家并对一些具体作品提出了批评。最后，作家周立波、曹禺、马烽、沙汀、杨朔、臧克家、艾芜等相继发言，认为工人对文艺创作的许多意见是尖锐的、正确的，对今后文艺创作的提高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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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中国少数民族的第一座大学
新华社记者 金昌范 李德天
在延吉市西郊布尔哈通河畔，矗立着一幢幢高大、美观的建筑物，建筑物的周围一片丛林，风景十分幽美。这就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最高学府，也是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第一个正规的高等学校——延边大学。这里，每年有成千朝鲜族青年，用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学习各种专门科学，他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
延边大学由师范学院、医学院和一个农业专科所组成，共设有十六个系、科和二十四个专业班。师范学院专门培养自治区和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地朝鲜族中学校的师资，医学院和农业专科正在培养为国家和朝鲜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医疗及农、林、畜牧、兽医等专门人材。到现在止，毕业的学生已有三批，共七百八十二名。他们分布在自治区各地和东北、华北、华东、内蒙古自治区，热情地参加了祖国的建设。
这座大学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创立的。当时，延边地区的土地改革早已完成，人民生活迅速提高，中、小学校已普遍发展，国家便根据朝鲜族人民的迫切需要，大力协助自治区建立大学。几年来，中央人民政府每年都拨出巨额款项，为这所学校扩建校舍和扩充设备。现在，学校校舍、实验室、办公大楼和宿舍等所占面积已达三万平方公尺，比初创时扩大了三十倍，还有游泳场和各种球场。全校三十个较大的实验室，都配置着最新式的实验仪器，以满足学生实验的需要。在医学院，平均每三个学生用一架显微镜；农业专科设有牛、马、猪、羊、鸡、鸭等农场供作实验。另外，校内还有一个藏书十七万册的图书馆。
年轻的延边大学，曾经受到国内各兄弟大学的亲切关怀。北京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都不断地寄来了本校的教材，仔细介绍教学经验，帮助朝鲜族兄弟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延边大学每年组织教师到各兄弟大学观摩时，都受到热诚的欢迎。几年来，经过教学改革和学习先进教学经验后，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迅速提高了，师资也增加到一百七十四名，其中除了九名教汉文的汉族外，全都是朝鲜族。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