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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是光荣的豪迈的事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北京市工业劳动模范 刘德珍
我十四岁的时候，就跟我父亲一起进石景山发电厂做工。在旧社会里，我们一天做十几个钟头的沉重的工作，有时甚至连续做三、四十个钟头的工作，但是得到的却是奴役和耻辱。日本帝国主义者拿皮鞭子和东洋刀打过我们，国民党的厂警拿枪托子和刺刀打过我们。我们发出来的电被剥削者拿去享受，而我们却半饿着肚子住在阴暗的房子里。我记得，在敌人压榨得最残酷的时候，在石景山发电厂、石景山钢铁厂和铁路上的工人们之中，每天都有人因连豆饼面也吃不上而丧命，尸体被日本人拖到石景山的小沟里喂野狗。我也曾经看到过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工人被日本人或国民党赶出了工厂，最后在山沟里很悲惨地自杀了。那时候，反正是谁干的活越多，谁就被剥削越多。反动派骂我们做“臭工人”，不把我们看在眼里。旧社会也认为“当工人”是不光采的，没有出息的。对于我们工人来说，劳动就是受活罪，就是被歧视，就是挨饿和死亡。人们把进入工厂当作是不幸的和不得已的事情，生产情绪当然不高。
解放了，我们工人成为国家和工厂的主人。我们劳动是为了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富强，也就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幸福。五年来，我们努力劳动，获得了巨大成就，国家正一天天繁荣起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的生活也不断地得到提高。我们工厂建设了巨大的桥型运煤机、机械除灰设备，它们代替了工人的沉重的体力劳动。国家花了不少钱来改善机房的通风设备和保温设备，建设了新式的除尘器，以保护工人的健康。新的职工宿舍也一幢一幢的在山坡上建立起来。
五年来的许多事实使我们认识到，保证首都的安全用电和降低发电成本，就是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贡献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光荣、最庄严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谁劳动得好，谁贡献大，谁就受人尊敬。劳动竞赛日益开展起来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被认为是最光荣的事情。一九五○年六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厂里有一个煤粉炉内后面保温墙突然倒塌了，为了使它不影响供电，工人凌需木、张文兴、赵崑、郑国太、张春弟等冒着高温钻进炉子去抢修了。炉内灰烟呛眼，四面砖墙滚热，水管炙手，工人脸烤得通红，汗水不停地流着，但精神始终都很旺盛。他们头昏了，出来凉十几分钟后又进去，一直坚持到把炉修理好。
因为劳动是光荣的，我们便想种种办法来提高劳动的效果。我们在没有增加新的发电设备的情况下，五年来，使发电量增加了一倍多，使耗煤率降低了三分之一。今年，全厂职工保证发电量比去年高百分之十一点一二。在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晚上举行的技术革新献礼会上，汽机车间我原先所在的那个小组献出了不拆叶轮拆汽叶的工作法，王世起小组提出了凉油缸不漏油的保证，佟惠增小组献出降低含氧量的经验，运输车间老师傅王春庭保证马上把第一运煤器改为自动的。大家都下决心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贡献出来，以争取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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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解决失业问题的巨大成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张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有五年功夫，上海市的失业问题已经基本上接近解决了。现在，失业现象不仅在程度上比过去大大减轻了，而且在本质上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在解放前失业的工人现在基本上都得到了职业，现在的失业者大都是缺乏劳动力的和没有技术的工人，是要求就业的家庭妇女。
上海职工为了生存，为了保障职业，自一九二一年以后，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跟反动统治者进行着不屈的斗争。远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虐待和开除工人，上海日商纱厂四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这次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前导。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拖延开工，以便乘机盗卖工厂机器原料，破坏工厂生产，使美国剩余物资能大量在我国倾销。以纺织业工人和机器业工人为主的上海职工，曾先后在沪西平民村和沪东平凉村集合起来，举行要求复工的请愿游行，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反动统治者当时派宪兵、军警特务来殴打职工，逮捕职工，企图把工人的斗争镇压下去。但是工人没有屈服，最后取得了复工的胜利。这是比较大规模的斗争，至于小规模的斗争，每年总有几十起甚至数百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年中，职工为反对解雇、要求复工的斗争，即达四百二十五次。
当时的斗争，虽然也获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由于政权掌握在每天制造失业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手里，职工的职业和生活并没有一点保障：工厂商店关门了要失业，年纪大了、病了、因工伤残了要失业，女工怀孕了要失业，不按时按节孝敬地痞流氓、封建把头也要失业。原来职工们过的就是吃六谷粉、豆渣皮的日子，一失业连这些也吃不着了。许多职工流落街头“讨饭”度日。此外，半失业现象更为普遍，许多职工的职业极不固定，旺季有“活”做，淡季就失业，一星期上不了三四天工，工资七折八扣，加上通货膨胀，实际收入连自己还养不活，一家老小只有受冻受饿。在解放前夕，上海有上万个工人的家庭是吃烂山芋、菜皮过日子的。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我们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
在业工人的职业有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具体规定，工矿企业、商店、农场、机关、学校等的行政方面或资本家，不得违反人民政府法令或集体合同来解雇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又规定了对“生、老、病、死、伤、残”的保险办法。有些工厂、行业暂时发生困难，暂时停工或开工不足的时候，工人也不会因此失业的。像一九五一年夏季纱厂因原棉不足而停工一个月时，工人一面组织学习，一面还拿工钱。工人说：“只因为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有书读还有工钱拿。要不是解放了，我们的饭锅子早就吊起来了。”
党和政府是最关心失业工人的。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主席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示我们：“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且把这个工作列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一九五○年六月十七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全国的在业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们也支援上海失业工人，仅东北工人一次就捐献了八十三亿六千多万元。上海市人民政府、华东及上海生产救灾委员会也先后共拨了一千多亿元物资来救济失业工人。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政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指示各级人民政府对失业人员进行全面统一的登记，登记以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工会组织，按照政务院的指示，一方面积极进行了劳动就业（包括介绍就业和鼓励自动就业）工作，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组织学习、以工代赈、转业训练、生产自救等措施，以减轻失业工人的痛苦和提高部分失业人员的就业条件。
从一九五○年五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的四年里，通过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介绍或办理备案手续的已长期就业和得到安置的失业人员就有二十七万一千余人。很多长期失业的工人，得到了职业，如良工机器厂工人韩林生，他自己失业已经六年，他父亲原来是一个打样师，已经失业了十二年。一九五二年，他被政府介绍进良工机器厂学习技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钳工，他的父亲也在同年被分配到华北基本建设公司工作。他感动地说：
“旧中国使我失业，新中国使我得到职业。我明白了，只要祖国有前途，我们失业工人也有前途。”
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已陆续对三万多失业工人进行了训练，其中六千多名是进工厂学习技术的失业青年。今年除准备陆续吸收三千多名失业人员进五金机械训练班学习外，并将陆续组织一千多名失业青年进工厂学习技术。很多过去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的失业工人，现在都已变成有技术、有文化的优秀的熟练工人了。奚小琳是一个解放前就失业的袜厂女工，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关心与培养下，学会了刨床技术，一九五二年被分配到上海失业工人第四机械训练班当助理教师。女工顾兰芬，解放前长期失业在家里，一九五一年被介绍到第二机械艺徒学校学习，在短短的六个月里就掌握了车工技术，现在已经是上海机床厂的车工了。
对于暂时还没有得到就业和转业训练机会的失业人员（都不是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现在找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还找不到呢！）人民政府除继续进行救济外，又曾大力组织并协助他们进行手工业生产。去年一年，人民政府帮助了近千名失业工人组织了服装、割绒等三十多个生产自救工场。商业部门也向这些工场加工订货。有十三个工场，因为生产发展和条件成熟，已经正式转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了。
随着工业的逐渐恢复和不断发展，劳动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五年来，失业工人除了由劳动局介绍就业以外，还有不少人是没经过劳动局介绍而就业的。这一点，可以从上海市的职工总人数的增长情况看出来（虽然有部分是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上海职工总人数，据一九五一年一月的统计，是九十三万二千人，其中工厂中的工人为四十六万人；
一九五三年年底的统计，为一百四十四万二千人，其中工厂中的工人为七十七万人。
由于旧上海遗留下来的失业灾害太沉重，由于我国刚刚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以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灭失业现象。但是，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我国，将像宪法第九十一条所写的那样，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来保证公民享受劳动的权利的。所以，我们相信，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一定能逐步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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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在学校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纺织工业劳动模范 郝建秀
两年前，我在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的细纱车间做工，现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习。
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进工厂以后，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没有文化的痛苦。我们工厂是实行计划生产的，车间里挂着各种图表，有文化的人一看便知道哪一个小组、哪一个工人每天完成计划多少；而我只看见红线、蓝线向上向下弯曲，要是没有人给我解释，什么也不懂得。小组里的工人们常常推选我去听领导同志的报告，但我不能写笔记，边听边忘，听了半天报告，回来给同志们传达时，只几分钟便没话讲了。我非常羡慕有文化的姐妹们。前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去苏联观礼，在那里参观一些要具有高度技术水平才能生产的自动化工厂以后，更迫切地感到：我们工人提高文化水平，是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我从苏联回来以后，就盘算着怎样进行业余文化学习。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厂里的中共党委书记告诉我说，党和政府要送我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我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出生在一个搬运工人的家里，七、八岁的时候，爸爸曾想尽一切办法送我上了学校。但是，由于家里穷的连饭都吃不饱，我就不得不整月整月地旷课，领着我的弟弟到煤渣堆去拾煤核，帮助家里维持生活。在旧社会里，为了找活做，我不知跑了多少趟工厂，结果都因为没钱给经理买礼物而进不去。在新社会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仅给我工作做，并且送我进中学读书！这真是我从前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工农速成中学”就是专为我们工人、农民迅速提高文化而建立的，这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儿。我们学校里的绝大部分同学都跟我一样，以前没读过多少书，是从工厂、农村或者机关和部队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杭佩兰同志，就是我的同学。其实不只在我们学校里，就是在紧靠着我们学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预科里也有许多同学跟我一样，是工、农出身的。例如早在解放战争中就当选为革命根据地的劳动模范的李凤莲同志，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陈树兰同志等，都是我以前所认识的。
我们原来的文化程度比一般高小毕业生的都低，但我们却在三年内学完一般中学生要六年才能学完的课程。在工厂的时候，我连四位数字的加法和减法都算不出来，连工程师帮助我总结工作方法时用的“巡回”两个字的意思也不知道；而现在，要同时学好文学、语言、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生物……十门功课，困难是相当大的。但我不怕困难，因为学校通过老师来具体帮助我们。我们的老师真是一心一意地为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而努力，为国家培养工农干部任劳任怨的工作。在上课的时候，他们总是结合着我们的实践经验解释课本，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课本内容。为了巩固我们的学习成绩，他们差不多每天对我们进行十分钟左右的测验，以便及时地督促我们学习。在课余的时候，他们不惜牺牲休息时间，个别帮助我们学习。今年暑假，教我们语言的杨老师和教算术的李老师，每天都来帮助我补习这两门课，有的时候，他们的小孩没人看管，他们就带着小孩一起来。
学校很注意发扬同学间的友爱互助精神，组织功课好的同学来帮助有困难的人学习。上学期，我的算术和文学两门功课老赶不上大伙的进度，班里就派刘保璋、于常明两位同学来专门帮助我。刘保璋同志是从新华书店来的，数学很好；于常明同志原来是一位电业工人，对文学特别爱好。我是在老师的耐心教导和他们两位的帮助下，这两门功课才跟上同学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鼓舞我们的学习热忱。宪法第九十四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事实上，国家为了保证我们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不仅为我们专门成立了速成中学，并且在我们学习期间，还照常给发工资，以保证我们的家庭生活，使我们能安心学习。在国家的关怀下，我们有信心取得学习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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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矿工生活的变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抚顺市工业劳动模范 张子富
我们抚顺煤矿职工讨论了宪法草案以后，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更加提高了。有的人说：“日本人统治时，我们碰到的是‘宪兵队’，国民党统治时，遭到的是‘现打’，而现在，我们则讨论宪法草案！”我们知道，由于我们已经由奴隶变为主人，五年来，在生产和生活方面都起了深刻的变化。
一提起解放以前的日子，矿工们都说：那是在地狱里受罪。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只顾掠夺我国资源，不顾资源的浪费，更不顾矿工的死活。他们采取最落后的开采方法，把大部分的煤炭都糟蹋在地下。我们工人不仅用的工具落后、费力，不仅挨饿受冻，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且作业环境很坏，随时有伤亡的危险。我们担心患职业病，尤其担心矿坑冒顶，担心矿井冒水，担心天然瓦斯爆炸。我们工人仅仅因瓦斯爆炸而丧命的不知有多少。一九一七年，胜利矿区西井的一次天然瓦斯爆炸，就有九百多个工人丧命；一九四○年龙凤矿区的一次天然瓦斯爆炸，有一百五十多人丧命；一九四五年本溪矿井的一次瓦斯爆炸，就有一千六百多人丧命。因为生命安全一点没有保障，所以解放以前有一句流行话说：井下工人是“三块石头夹一块肉”，是“做阴间活！”
我们工人阶级成了矿山的主人以后，情况大大改善了。我们实行苏联先进的采煤法，提高了原煤的回采率，减少了伤亡事故；在井下，我们用割煤机和风镐、电钻来代替丁字镐采煤，用全部现代的运输工具来代替手推车运煤，这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减轻了工人的体力劳动。“安全生产”被宣布为企业管理的起码要求。费广泰工程师领导研究根除天然瓦斯爆炸事故的方法已经成功。现在，龙凤矿区和老虎台矿区的天然瓦斯已被利用来制造炭黑——橡胶的原料之一，以及供给市民家庭做饭用。胜利矿区的排除瓦斯计划也在拟订中。五年来，生产大大发展了，现在煤的平均日产量已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五倍以上，去年油母页岩的年产量也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四倍多。
我们矿工的社会福利事业也跟着发展了。解放以前，没有人关心我们矿工的健康，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封建把头就拿棒子撵你下坑；坑下不仅没有开水，连清水也没有，工人不得不喝脏水，结果许多人经常拉肚子，有的甚至拉得抬不起腿来。现在，我们矿务局设有“井下食堂”，保证工人吃到热饭，喝到热水。在以前，井下工人因经常不见阳光，很容易患潮湿症。现在，为了预防和治疗工人的潮湿症，矿坑上设有“太阳灯”，工人们每天上井以后，洗完澡就可以作太阳灯浴。工人可以到保健食堂、福利食堂吃饭。如果身体不好，还可以进业余疗养所。从各矿成立业余疗养所到现在，已有七千一百七十五人疗养过。有很多先进生产者到过北戴河、汤岗子等地休养。今年一至七月，仅是劳动保险费一项，就支出了几十亿元。这在解放前，我们真是连梦也没梦见过啊！过去，我亲眼看见多少老矿工为反动派干了一辈子，当年老了，劳动力被榨干了的时候，就被赶出矿山，生活没依没靠。现在，我们矿区有了养老院，有在职的养老工人，有退职的养老工人。到今年七月，享受退职养老的就有了一百五十九人。矿工再不害怕因无劳动能力而挨饿受冻，流落街头了。
我们矿工的平均工资逐年增加，不说吃的、穿的、住的，只说几件小事，就可以知道矿工生活提高的情况了。露天矿有个姓张的工人，在伪满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因没钱，二因生命安全没保障，所以没人肯嫁给他，他认为自己这辈子算完了，连媳妇也娶不上了。但是解放后，他讨了媳妇，现在还有了两个孩子。他高兴地说：“从良心说，吃水可不能忘挖井人，我们可不能忘共产党、毛主席啊！”像他这样的人真是不少。差不多每天都有工人要求给房子好结婚呢。从解放到现在，新建的住宅和宿舍，论面积，有二十余万平方公尺，论栋数，也有一千一百四十八栋。
人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感到孩子是累赘；生活富裕了，就千方百计地要孩子养。抚顺有个孤儿院，但是里面的孤儿大部分都被无子女的矿工夫妇要去抚养了。劳动模范王文彩也从孤儿院要到一个女孩，他乐的说：“我现在有老有少，也算一家人家了！”
往上数六辈，我家没有识字的人。刚解放时，矿区实行上班翻牌（即签到），因为我不认得自己的名牌，竟把别人的给翻了过来，自己弄了个迟到。这是以前的事。现在，我已认识了一千四百多字，能看文件、报纸和写简单的工作报告了。其实，在这两年，矿工识字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矿上有业余文化学校，设有普通班、高小班和初中班，几辈子文盲的成万的矿工正向文化堡垒大进军。（附图片）
抚顺胜利矿为井下工人安装了太阳灯。
新华社记者 贾承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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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工们
孟凡夏
天大的变化
五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起了天大的变化，这从一个工厂的女工生活所起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从前劳动人民一天到晚像牛马一样；今天，劳动人民管起国家大事来了，这不是天大的变化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很多工人代表，而且有许多女工或女工出身的代表，其中有一个代表叫杭佩兰。她是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的织布女工，也是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去年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现在在首都的怀仁堂讨论着国家大事。五年来，杭佩兰在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了天大的变化。同样，上海国棉一厂里的许许多多女工，五年来的生活也是有了天大的变化。
比如学文化，工厂里的女工都晓得：要知道国家大事，要参加生产管理和提高技术，都要有文化。像杭佩兰的好朋友朱法弟，她是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是从工人中提拔的车间副主任，也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年前，她不识字，报社请她写文章，她虽很高兴，但做不到。很多志愿军写信给她，她得请别人读给她听和代她写回信。去年，领导上把她送进速成识字学校，没多久，她就具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现在，她已能写简单的复信了，能读劳动报了。她常常见了人就说：从前看见生产报表像碰到陌生人，它对我扳面孔，现在看见报表可亲热啦。细纱间的老工人沈小妹原来也是一字不识，进速成识字班后认识了二千多字，真好比瞎子见青天，看到什么都稀奇。她回家时，在马路上看到布告就停下来念念，看到标语又走过去读读，而且读得津津有味。一刻钟可以走完的路她竟走了两个钟头。
在厂里，像她们这样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每天下了工，职工业余学校的十多个教室里，满满的坐着一千多个男女工人。这里有初级、中级和高级学生，工人出身的女厂长史小妹和党委副书记杭惠兰，都是业余学校的学生。今年有一百人考进了业余中学，二十二人进了速成中学，二十一人进了纺织技术学校，还有三人进了华东纺织工学院。
新的家庭生活
女工的家庭生活也起了很大变化。和杭佩兰同一车间的女工唐春弟，是个木匠的女儿，没长大成人父母就死了，于是十二岁就到杜家做童养媳。杜家也是个靠劳动吃饭的人家，所以春弟到他家，就被送进缫丝厂做工。年纪那样小每天在厂里做十二个钟头工；晚上回家还要给一家大小洗衣服，早上三、四点钟又要起来烧早饭给全家吃。开始时，她丈夫杜万金见她太辛苦，帮帮她的忙。但是，杜万金的父亲、母亲一看见，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板凳打桌子，说：“哪里有男子汉做家务事的！快放下给她做，别婆婆妈妈的。”这一来，杜万金连洗脸水都要春弟端到面前了。而老头子、老太婆碰到像赚钱不够用、户口米挤不到等不称心的事，就把气往春弟身上出，常常挑唆杜万金打春弟。他们说：
“小媳妇出了头，力气大如牛。你现在不把她打服贴了，等我们死了，你就弄不过她了。”以后杜万金碰到一点不如意事，就把春弟打个半死，唐春弟就这样的过了十二年。
解放后，杜万金经过厂里教育，再也不和春弟吵架了。他俩每月的工资足够家里八个人生活。生活虽然安定了，但杜老奶奶还要找事跟媳妇吵嘴。一天，春弟跟丈夫说：“我们在厂里生产积极，家里也要过得和和气气的才好。”杜万金说：“你看怎么过法呢？”春弟说：“头一个就是你妈妈。现在我讲话她是不听的，你可以多和她谈谈，我们尊重她，她高兴了，就会帮我们带带孩子，这不就好了吗？”杜万金就这样做了，一有功夫就跟他妈妈谈天，里弄里开会讨论婚姻法时，他也叫妈妈去听听。老太太虽然不在儿子、媳妇面前说一句在外面听来的许多新道理，但却跟邻居老同伴们说：“我们老早对媳妇是不好的，人家也是一个人呀！”慢慢的，她也变了。以前她带一个孙子也嫌麻烦，现在她带四个，只有最小的一个由春弟带进托儿所。儿子媳妇领到了工资，全部交给她支配。她一个钱也舍不得乱用，经常备些好小菜留给儿子媳妇吃。每逢星期天，儿子常常读几段报纸给她听听，媳妇则叫她出去玩玩。一个和睦、温暖的家庭形成了。每当谈起这个问题，唐春弟的回答总是：“只有在今天，才会有像我们这样亲密的家庭关系。”
正当的婚姻
在旧社会里，做亲要“笆门对笆门，板门对板门”。纱厂女工要想找个比较宽裕的人家，人家嫌你是工人，不要你；找个工人吧，又怕养了几个小孩，嘴巴就得挂起来；再加上婚姻不能自主，很多女工都是孤孤单单的过了大半辈子。织布间的女工周爱囡，今年四十岁了。过去大家不喊她的真名字，都叫她“老姑娘”。她在年轻的时候，看到邻居一个叫彩素的女孩子出嫁以后，常常被丈夫打得哭回来，自己也很伤心，常常陪着彩素哭一场。她觉得结婚没意思，还是不结婚的好。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她的爸爸和妈妈都因操劳过度病死了，留给她的是五个妹妹、两个小弟弟和两间破房子。她一个人在上海做工，还要帮助弟弟妹妹过日子。人总是有感情的，上了三十岁以后，她常常感到不结婚将来怎么了结啊？可是，她一想到彩素挨打的样子，想到自己父母因子女多累死了，想到乡下七个弟妹的生活，心就冷下来了。在厂里，人家一问起她的婚姻事，她就脸一板走开了。解放后，什么都变了，工人生活有了保障，政府不允许丈夫压迫妻子。彩素回家时也总是欢天喜地的。她还对爱囡说，她丈夫经政府教育后，不但不打她了，还帮她做些家务事哩。爱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有的妹妹出嫁了，弟弟在土地改革后也分到了地，生活安定下来了，“老姑娘”不由得又考虑起自己的婚事来。车间里很多工人也关心她，可是大家都不敢讲，怕刺伤她的心。有一天印阿雪，大着胆子问她：“老姑娘，解放了，好结婚啦。要是没有对象，我们替你介绍一个，包管好。”老姑娘一听“噗刺”一笑。不久，老姑娘就开始和张金民恋爱，以后，他俩就结婚了。现在，每到晚上，在厂门口常常看到张金民骑着脚踏车来接“老姑娘”回家。
以前很多被人叫做“老姑娘”的，这几年都一个跟着一个变成“大嫂子”了。
至于年青的姑娘们自然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的了。布房间的刘宝玲，在前年青年团委组织的青年工人联欢时，认识了汽轮机厂的工人唐剑。唐剑很直爽、朴实。他们两人很谈得拢，以后就恋爱起来。并且在去年结婚了。厂里还有十几对青年男女工人正在谈恋爱。
幸福的第二代
上海国棉一厂有几千女工。女工结了婚，就要生孩子。去年每月平均生五十五个小孩，今年到现在为止，每月平均生六十多个。
孩子的增加比托儿所的扩大快的多。去年，在工厂小花园的对面，又新造一所可托四百个孩子的托儿所。每天，医务室都要派专门医生为这些小家伙检查身体，大多数小孩都是胖胖的。
解放以前，很多女工都怕生小孩：一来是生了小孩没人照管，二来是生多了也养不活；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更是气煞人，怀了孕还要被开除。朱法弟在解放前生了八个小孩，只有一个活着，而这一个还是快要解放时生的。她解放后生了两个小孩，都长得像小老虎一样。说来真奇怪，有很多女工，解放前很久都不生小孩，解放后不久就生了。像细纱间的徐凤英，结婚九年没有孩子，前年到医院治好了妇女病，不久前就生了一个小孩。和杭佩兰同一车间的陈银珍，结婚十三年，去年才生第一个儿子，夫妻俩欢喜得了不得，还按老规矩染了许多红蛋送人报喜。托儿所的保育员跟妈妈们开玩笑说：“好哇，你们存心跟厂长为难哪！新房子才造好，又来了一批‘生力军’，把房子占满啦！”
两种理想
每个纺织女工都有自己的理想。这个，她们平常是不大会说的，但当闲着没事的时候，最知心姊妹一碰头，就谈论起来啦。织布女工张秀兰说：“你可晓得，现在我们全国纺织厂出的布，平均下来每人只摊到九尺，将来国家不知要开多少纺织厂呢。我呀，就想做个纺织专家。”细纱间女工朱萍则一心一意想做个演员。细纱间女工李玉珍起先坐在一旁不响，最后她才说：“我呀，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就想………在厂里好好做生活。”另外的人连忙接着她的口气说：“学杭佩兰的样子，做个劳动模范。”接着，大家都嘻嘻哈哈地笑了一阵。
她们可不是说着玩的。张秀兰这几年已把自己的文化程度提高到高小程度，今年又考进了同济大学附属速成中学，她的第一志愿是学纺织技术。她说：“以后的问题呀，是要下决心往里钻。”朱萍现在还没去演什么电影，但已成为厂里的“名演员”了，而且在生产上也不肯落在人后。她说：“我是工人，做演员就要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演出来；现在没把生产搞好，将来怎能把工人演好呢？”李玉珍呢，最近一两年内已成为车间的先进生产者。
在我们国家里女工们有远大美丽的理想，也有实现这种理想的条件。谈起现在，也使人想起从前，从前女工有没有理想呢？有的。有什么理想呢？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就说张秀兰吧，她十四岁进了工厂，看到做工这样苦，又被人瞧不起，她就打算：现在没有办法，就做他几年工，将来嫁一个“好好叫”的人，不做这短命生活了。现在，张秀兰一谈起这个来，就把它叫做“可怜的理想”。可是旧社会里，就连这个“可怜的理想”也不能实现啊。
社会变了，女工生活变了，女工的理想也变了。杭佩兰是千百个女工的缩影。千百个女工像杭佩兰一样的生活着。（附图片）
妈妈上班了，孩子们多乖。 解放日报稿
五年来，国家投资为广大职工修建大量宿舍，仅去年修建的面积就有一千二百万平方公尺。这是广东揭阳糖厂新建的工人宿舍。
新华社稿 简 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