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内蒙古草原牧民的欢乐
林沫 阿拉坦
内蒙古草原凄凉的往日
在北中国草原上的内蒙古牧民，许多世代以来曾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赶着牲畜，带着蒙古包，伴着夏天的太阳和冬天的暴风雪，终年四季在草原上游动着。那时，牧民自己所有的是：不多的牲畜，一身破烂的羊皮袄，污黑的蒙古包到处是窟窿，里边放着一口破锅。有许多人终生给封建王公当奴隶，他们养育着牲畜，自己却得不到肉吃。历代反动统治者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使牧民过着极度悲惨的生活。草原是荒凉的、贫困的，疾病流行，人和牲畜逐年减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牧业劳动模范胡和勒泰过去就生长在这样的草原上。他八岁就给人放牛，十一岁时，一家四口人去给“将根”（相当于伪区长的封建主）当奴隶，一直干了二十三年。每年的工资是一头瘦弱的牲畜。胡和勒泰是很爱自己的父母的，当他比较懂事的时候，就很想自己能有牲畜养家，不再给人当奴隶。他为这事拜佛爷、“祭敖包”。当他赶着主人的畜群在草原上放牧的时候，就一个人跪在旷野上祷告，祈求自己能有一小群牲畜，好让当了一辈子奴隶的父母，在临终以前能看见自己的牲畜，心里快乐。
但是，沉默的草原从来也不回答他。他的父母含着痛苦的希望死去了……。
草原上欢乐起来了
在旧社会，胡和勒泰用辛勤的劳动和虔诚的祈祷所得不到的东西，在新社会很快地就得到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得到的更多。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苏蒙联军的帮助下，内蒙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下解放了。一九四七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的人民开始了自己的新的生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牧业区正确执行和贯彻了保护与发展牧业生产的方针和各项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发展了牧业生产。从解放初期到一九五三年，全区牲畜头数增加了一倍多。在草原上，建立了为牧区人民服务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网；发展了地方工业；并普遍为牧区人民医治了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性病，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多年来的人口下降趋势停止了，人口开始增加了。在内蒙古出现了一个民族友爱团结、草原平静、生产发展、“人畜两旺”、人民过着幸福生活的新社会。
新社会给胡和勒泰带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他永远摆脱了奴隶的枷锁，开始过着愉快的、自由劳动的生活。一九五零年秋天，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他试着和另外三户牧民组织了一个打草互助组。结果，每家打的草比单干的人多过一倍。胡和勒泰因此被选为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呼纳盟的劳动模范大会。他第一次感到了劳动的光荣。这年冬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普遍给贫苦牧民发放生产贷款，胡和勒泰互助组的四户牧民每家得到政府贷给一百只羊。他们四户人原来总共只有四十一头牲畜，当接到政府贷给的四百只羊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啊！“那时，在我们眼里，”胡和勒泰讲起当时的情景，“四百只羊像是无数的羊群，布满了整个草原。羊群走近了，羊的‘咩咩’的叫声和人的欢呼混成一片。过去，我们每家只有几头牲畜卧在破烂的蒙古包旁边，人和牲畜都是很寂寞的。一下有了这么多牲畜，草原马上热闹起来，人也额外紧张、忙碌起来了。”
开始认识了集体的力量
他们的互助组原是临时性的，一次添了这么多牲畜，各家都缺少用具，单独放牧都有困难，大家就决定长期互助下去，合群放牧。
互助组顺利地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到第二年春天，冰雪开冻、水草发青的时候，四百只贷的羊就下了二百多只羊羔，有的还下了双羔。他们是第一次接下这么多羊羔呀！有的羊羔奶不够吃，妇女们就把羊羔抱在怀里，用牛角做的奶瓶喂它们。有的母羊不认羔，她们就把羊羔抱在母羊身边，唱起“认羔”的歌儿：
“水鸟飞来啦，
草儿发芽啦，
你的娃娃要长得雪白肥胖。
妈妈不爱他，
羊羔孤独地快要死了啊！
好心的母羊哪，
快亲近你的娃娃吧……”
羊羔个个长的又肥又壮，到秋天，各家都用剪下的羊毛做了新毡子，组长胡和勒泰还做了一个蒙古包。这是胡和勒泰生来头一次住上崭新的蒙古包。他在里边坐不住，一会儿到外边看看，用手摸摸那新毡子。在这样又暖和、又结实的蒙古包里，他又想起在旧社会死去的妻子了。他说，那时他们住的是苇子做的蒙古包，上面糊着些烂泥巴。在暴风雪的夜里，他和妻子轮流在野外看守着主人的牲畜。那样的夜里是多么冷啊！在野外浑身都冻成冰了，但回到蒙古包里也暖和不了。妻子冻病了，又没钱医治，大风围着破烂的蒙古包呼啸着，胡和勒泰眼看着她在病中慢慢地死去。
胡和勒泰住上了新的蒙古包，他碰到人就谈起自己的新生活。有些老朋友很远骑着马来看他，他们互助组的事也就在草原上传开了。
周围的牧民们听说互助组能把牲畜饲养得好，发展得快，能够更好地改善生活，有的就仿照胡和勒泰互助组的办法，自动组织起来，并有十九户人要求参加胡和勒泰互助组。一九五二年春天，胡和勒泰互助组又吸收了四户牧民。互助组扩大了，集体的力量更大了。
不再怕冬天，不再怕狼
过去，一般牧民完全过着游牧生活，一家老小终年四季逐水草而居。这样游动不定的生活，很不利于人的健康；同时也不便给牲畜搭盖较好的棚圈和储备饲料，难以抵抗自然灾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这种情况，从一九五一年就号召全区牧民逐步实行“定居游牧”的办法（即一部分人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出外游牧）。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自然草原，使牲畜吃到好草；一方面留在定居地的人，可以给牲畜搭盖棚圈，准备过冬饲料，自己可以学习文化，改进卫生，渐渐还可以造些房子。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渐渐形成牧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胡和勒泰互助组扩大后，就把全组男女十九个劳动力分为定居、游牧、副业生产三部分，选择水草好的地方作为定居地，渐渐过起“定居游牧”的生活。到一九五三年，在组长胡和勒泰的创设和领导下，发挥集体力量，经过通盘筹划，用土坯、柳条和泥修盖了一座避风雪的大畜圈。这座畜圈面积将近七万平方尺，里边骆驼、马、牛、羊圈都有，能容纳互助组的全部二千多头牲畜。每种牲畜又按不同类别分圈饲养，如羊圈中又分卧羊圈、美利奴羊棚、羊羔房、孕羊圈等。畜圈还有挡风笆、向阳场、通风窗，并有专人负责清洁卫生工作，使圈内保持温暖、干净。
胡和勒泰互助组还从政府贷到了马拉割草机，自己买了搂草机。冬天，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牲畜缺乏棚圈和过冬饲料担心发愁了。
在过去，牧民们无力战胜自然灾害，狼吃了牲畜牧民不敢打。人们说：“狼是天狗，打死一只要来一群。”牲畜得了病也无法医治，看着它死。现在牧民们认识到自然灾害是可以逐渐用人力战胜的。牧民们展开了“打狼保畜”运动，几年来全区打死了几万只狼，它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猖狂地为害牲畜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几年来培养了大批兽医技术人员，大部分盟、旗都设立了兽医工作站，牧民们已开始用科学方法给牲畜治病。胡和勒泰互助组组员那银太，曾到旗人民政府办的兽医训练班学习，回来后成了互助组的“兽医专家”。现在他们互助组有十几种常备药品，牲畜的普通病症都可以自己医治了。
胡和勒泰互助组还买了三河种马、苏联种牛和美利奴羊来改良牲畜品种。
牲畜更多了，生活更好了
胡和勒泰互助组的牲畜很快地发展着。拿最初参加互助组的四户人来看，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秋的三年中，他们养的牲畜由六百只（包括私有牲畜四十只、政府贷羊四百只、养“苏鲁克”——租放别人的牲畜——羊一百六十只）繁殖到一千四百七十八只，增殖将近一倍半。四户人私有的牲畜，则由四十只增加到六百零二只（包括从政府贷的羊和“苏鲁克”羊所得报酬）。
牲畜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丰裕的生活，到一九五三年，互助组八户人有六户已经住上新的蒙古包。包里边整齐、清洁：床上垫着皮褥子，铺着花被单（过去是铺一块毡子睡在地下），放着布被子；饮食用具洗刷得干干净净，上面盖着布。白面、大米成为他们的经常食物；砖茶、布疋用量大大增加了。穿的衣服有大皮袄、小皮袄，每人都有两件洗换的衬衣。互助组还有自己的幻灯机和留声机。
胡和勒泰和他的组员们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生活。经过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宣传教育，组员们看清了牧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在今年六月建立了牧业生产合作社。胡和勒泰被全社十四户牧民选为社长。
胡和勒泰在旧社会是奴隶，到新社会成了主人；他获得了幸福的生活，又领导人们创造更加幸福的未来。他用自己的劳动获得了社会的尊敬和荣誉。他被选为内蒙古的牧业劳动模范，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的幸福是全内蒙古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时代所获得的幸福，他的光荣更是全内蒙古人民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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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莽村变成了一个合作化的新农村
文华 陈泰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蒲忠智是一个平凡的劳动农民。解放前，他全家婆娘娃娃六口人，只守着
一亩薄地。一年到头都是吃不饱、穿不暖。这个饱经苦难的人，在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培养下，在群众的支持下，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一个过去只管自己六口之家的家务的人，成长为领导王莽村全村农民和周围的许多村子的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旗手。解放后不过五年，陕西省长安县的王莽村，就由一个贫苦的村庄变成了一个共同走向富裕生活的合作化的新农村了。
组织起来的第一步
王莽村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的。这年冬天，蒲忠智根据减租减息工作组的意见，组织起了一个二十八人的变工队。那时雪下的足有半寸厚，大家的生产劲头很高，天微明就起来拉粪。可是，不到一月光景，算了一下账，都嫌给自己记的工少了。你争我吵，没法下场。最后，短了的工资还是由蒲忠智和几个干部垫赔了事。大变工队也就垮台了。
这次大变工队的失败，伤透了蒲忠智的心，可是他并没有灰心。他这样想：“组织起来是毛主席的号召，错准是错在咱的办法上。”
一九五一年二月，蒲忠智接受了大变工队的教训，参照陕北老区组织起来的经验，领导村里的农民成立起十四个互助组。成立起来后，蒲忠智每晚召集干部在一块开会，研究怎样计工算账，怎样安排活路的先后，……所有的互助组都巩固下来了。这年秋天，全村互助组各样庄稼的平均产量比一九五零年单干时高百分之六十三点九，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的奖励。
组织起来多打了粮食的生动事实，强烈地吸引了单干农民。许多单干农民都要求组织起来。到一九五二年二月，全村已有二十五个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村农户百分之九十四。这年，虽然旱涝不均，但水稻及小麦的产量都不低于一九五一年。
再前进一步
一九五二年冬天，中共陕西省长安县委为了使王莽村农民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就派了工作组到村子里帮助订立三年建设计划。在订计划过程中，蒲忠智等领导骨干进一步认识了：互助组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才能更多增加生产，于是要求把他直接领导的那个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委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派干部帮助他们解决了各项具体问题。从此，十四户的蒲忠智农业生产合作社便在一九五二年年底正式成立了。社成立后，在生产上显示出了很大的优越性。不只做活先后问题解决了，而且把小牲口换成了大牲口，使用十吋步犁深耕；换用良种；劳力由社统一调配，抽出劳力专门搞磨粉副业生产；养下肥猪，扩大了肥源。转社后的第一季庄稼（小麦）就获得丰收，平均每亩收了五百六十斤，高出全村互助组产量百分之三十三；高出单干农民百分之九十。秋季稻田作务也比互助组细致，水稻也获得丰收，每亩平均产量达到六百七十五斤，高出全村互助组的产量。
全村基本上合作化了
一九五三年，王莽村的夏、秋两季庄稼又获得了丰收。丰收之后，有些人又打起小算盘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夏季预分后，社里最穷的叶灵娃不仅还清了欠债，交给社六十万元的牲口投资，而且净吃小麦，到稻子上场时还吃不完。可是不久，这个从渭河北岸讨口叫化来到王莽村的年青人，思想上就起了变化。下稻田捞草的时候，他在家里装肚痛歇凉。别人叫他，他却说：“入社不入社淡事！”现在，他也嫌农业生产合作社束缚他的发展了。他小两口只分得四亩地，还要生孩子，他认为地太少了，要“出社多买几亩地再说”。就在这个时候，村里有两户中农要退出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赛产量；村里有两个互助组要散伙了。秋收结束后，自发势力更发展了，原来入社时就是三心二意的中农叶振贤，看到社里把他的地上壮了，来年可以长一季好庄稼，也借口社里给他分的少（事实上并不少，净收入比入社前增加细粮三百多斤），退社想个人发财去。在他退社的影响下，社里还有一、两户中农也犹豫不定了。这些自发势力，使这位久经锻炼的共产党员蒲忠智也感到难以招架了。
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日趋明显和尖锐的时候，总路线的宣传开始了，粮食计划收购也开始了。宣传总路线工作组一到村，蒲忠智兴奋万分，他兴奋得好几个夜睡不着觉。他对人讲：“毛主席住在北京，咋把咱农村的情况摸得这样清，这下子有办法了！”王莽村在总路线宣传后，社会主义正气又大大抬头了，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全村掀起了入社的高潮。蒲忠智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为六十五户，另外还成立了三个新社。全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共有一百三十五户，占全村总农户百分之八十四。全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全村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
变成了一个新型的农村
王莽村原来是个穷村子。在旧社会里，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家都缺衣少吃；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家全年缺口粮；有不少人到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天也穿不上棉衣。社员赵景堂的母亲在解放前曾幻想啥时能喝一顿“喉咙不响的米汤”（稠米饭）也就好了。如今，全村的日子大变了。就以赵景堂家为例，他家里早已超过喝稠米汤的生活水平了，几乎每天都吃大米饭和馍馍；全家大小五口人，在一九五二年冬天就都穿上新布面棉袄了。
最难能可贵的是：王莽村农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互助合作组织互相帮助，土地改革以后，没有一家出卖土地。全村没有出现阶级分化的现象。土地改革时的贫农，已有百分之八十上升为中农了。目前，中农（包括土改后由贫农上升的新中农）已占全村农民总户数百分之八十三点七五。
随着经济生活的上升，王莽村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在迅速地向前发展。村里在解放前虽有一所小学，但只有三十来个娃娃上学。到去年秋天，全村所有的学龄儿童都上学了。过去在旧社会里无机会学文化的贫困农民，解放几年来在民校的帮助下，有的已能认识上千字了。蒲忠智、王桂兰（妇女）等领导干部，过去都是一字不识，现在能读通俗书报了。旧时遗留下来的敬神敬鬼一类的愚昧现象，也逐渐消除了。
在不断克服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过程中，王莽村已经成为一个富裕、幸福而且具有新文化的新型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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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棉产区的一个村庄
晋闻
令人难以相信的数字
我在翻阅吴春安（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领导的山西翼城西梁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总结的时候，在收益分配栏内，发现了两个难以令人相信的数目字：一九五二年，每个社员人口收入的棉、粮平均是四千七百三十九斤小麦；一九五三年因灾减产，平均每人的收入仍有两千零五十四斤。我怀疑统计的人不是以户数作为人口数弄错了，就是弄错了数目字的位数。经反复查算，一点也没有弄错。按这个数字计算：一九五二年每个社员人口的收入，光吃白面、穿细布，加上日常开支，足够三年吃用；一九五三年每个社员人口的收入，同样也还够吃用二年。
西梁村农民们住的房屋，都是整整齐齐的；日寇、阎匪破坏的残迹，已经看不到了。
在访问过的十几户社员中，我看到三顿饭就有两顿是吃白面。据说，这还是自去秋提倡增产节约后，“以粗代细”了一顿。各家的炕上，都放着大老高的花花被褥。年轻的妇女们大都穿着毛衣、球鞋。一个叫王志宏的老汉，还用十五万元买了一双皮鞋穿。不少人家还有暖水壶、自行车。雨鞋更是普遍，大人、小孩，甚至老太太，都是每人一双。入夜，街上来往的行人，多是拿着明晃晃的手电灯。俱乐部里，社员们在白亮的汽灯光下，听着收音机放送的歌曲。据说，一个叫刘桂兰的社员，算是比较困难的了；她的丈夫早参加了工作，只她一个人参加劳动，还养着婆母和一个小孩。我去她家时，她不在。从和她的婆母的谈话中了解，她们不但常年吃白面，这位老太太还经常吃糖果、鸡蛋、牛肉；在售粮运动中，她们共卖给了国家一千一百斤小麦，另外还在社内投资四百万元。
在“十字路口”上的斗争
这村的社员们都很健谈。在问到他们这样美好的生活是怎样得来的时候，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从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谈到现在。这几年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九五一年。社员卫丙德把那一年形容成是“打倒皇上坐皇上”。意思是说：土地改革以后，全村四十七户，又有八户雇上了长工。就在那时贫困下来的徐怀义告诉我说：土地改革前他给地主、富农扛了二十多年长工，土地改革后他曾分到二十四亩六分地、一头骡子、五间房。因他过去缺少底垫，又没独立地进行过生产，开始生产时，就以“加五”利息，借了一千七百斤粮食。顾吃顾不了地里底垫，生活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就把骡子变卖成了牛；后又把一条牛，变卖成半条牛；最后没办法，就把牛和车全部卖了，并且计划把地卖了当佃户。
后来，中共翼城县委对西梁村支部进行了社会主义前途和党的领导责任的教育，指出雇长工、放高利贷，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错误的。吴春安当时是支部副书记，他接受不了这个批评，并且辩驳说：“雇长工是为了使我抽出更多时间参加工作；放高利贷是为了解决人们的困难。”县委启发他回忆过去的苦难历史；想一想放高利贷、雇长工是给农民增加了困难，还是给农民解除了困难。一幅苦难的图画在吴春安的眼前展开了：在老家河南时，受地主富农剥削，遇到荒年时，还不了租债，被地主扫地出门，才流落到山西；到山西后，又看到天下地主、富农的心都是一般狠，夜里连个大门洞都不让住，到处被赶着走。父亲卖菜，母亲给人家做针线，自己扛长工，也维持不住生活，没法子，又把自己的弟弟姐姐卖了。吴春安想到这里，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他又想到解放后，给他扛长工的人，借他债的人，都不是一天一天富裕了，而是一天一天贫困了。他开始感到：如果不领导大家走集体富裕的道路，照这样下去，不知要有多少人要走他过去走过的老路。阶级觉悟促使他作了沉痛的检讨。他说：我对不起党的培养和领导，对不起被卖掉的姐姐和弟弟，也对不起全村过贫困生活的农民。他提出保证：要领导全村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过集体富裕的生活。他当即拿出两千三百斤余粮，无利地借给贫困户，帮助他们渡过春荒。在他的影响下，雇上了长工的党员和翻身农民，都自动地解雇了长工，并且组织他们一起参加了生产。一九五一年春天，他开始领导建立了一个互助组。
金星奖章是怎样得来的
有些社员在谈起他们走过的道路时，都感到有些好笑。在组织互助组时，一般农民都不相信互助比单干好。他们认为“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吴春安便领导着三个党员和一户翻身农民，组织了一个五户的互助组，打算先做出个样子来给大家看。生产底垫有困难，吴春安就把自己的余粮、余棉拿出来，变卖成肥料借给大家用。耕地时买了一张新式步犁，用两个牲口拉，耕得又快又深。到棉田播种时，吴春安又往返四百多里地，到解县买回了一百六十斤斯字棉籽。棉花发生了棉蚜时，他们又合买了杀虫药和喷雾器。这些是单干农民都没做到的。这一年，互助组每亩棉花平均收到了二百七十斤，最高的收到了五百二十斤；而单干农民，每亩平均才收到一百五十斤。大家看到互助组就是比单干好，到一九五二年春，全村就又增加了七个互助组。
这时，吴春安互助组又提出转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人们又发生了怀疑，觉得社不一定比组好。地主富农分子也趁机造谣，说：吴春安领导大家共产了，成立起社后，就要吃大锅饭。一般中农都惶惶不安，见了吴春安连话也不说。外村的农民也来打听“怎样共产”，“大锅饭怎样吃法”。吴春安为了反击地主富农的破坏、解除群众的误解，便向全体农民详细地宣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办法和分红方法，并揭露地主、富农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破坏，是为了恢复他们对农民的统治剥削的阴谋。当大家了解了社的好处以后，就有其它互助组的五户组员，自动要求入社。
社成立起来以后，他们更加注意提高技术了。吴春安两次到解县访问了曲耀离的棉花丰产经验；为了提高小麦产量，吴春安又跑到曲沃调换来了“大洋麦”籽，又学习了赵城小麦丰产模范张德有的丰产经验。一些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竞赛的互助组、单干户曾提出：“社里能做到那一点，我们就也能做到那一点。”结果呢？互助组连农业生产合作社做的活一半都没有，单干农民就更没法和社比了。秋收的结果：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亩棉花平均收到了籽棉四百七十二斤，最高每亩收到了一千零二十一斤六两。每个社员人口平均收到了籽棉一千五百一十四斤半，小麦一千四百五十九斤，比互助组员人口每人平均收入多百分之六十，比单干农民人口每人平均收入多百分之一百五十。社长吴春安因此荣获了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颁发的爱国丰产金星奖章。
社员卫丙德说：“这年各家都买了不少花布，会骑自行车的就买自行车，年轻的妇女们就买毛衣、球鞋……。最有趣的是周围村子的人还不相信我们这样富裕。有一个外村来参观的农民，到各社员家到处找空甕。他发现一个盖着的甕，掀开盖一看，似乎是空的。他伸胳膊一摸”，卫丙德立起来，做着胳膊向甕中伸的姿势，喊了一声‘真糟糕！’一下涮了他一袖子油。原来甕中盛着半甕棉籽油。周围看的人，哈哈大笑了一通。这位农民再也不到别家找空甕了，说了声‘我信服了’，就到一边擦油去了。”
全村互助组员、单干农民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确实好，到一九五三年，除三户没改变成份的地主、富农外，全部自动要求入了社；离西梁村二里地的寨子村的九户农民，也来参加了这个社，并且在四次受虫灾的情况下，也全部达到了“耕一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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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把沙荒逐步变成绿洲
——我国营造防护林的初步成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副部长
李范五
我国西北和内蒙古有广阔无垠的沙漠。靠近沙漠的地区，风沙是人民生活上的一大灾害。仅东北和内蒙之间，就有八百三十三万公顷风沙地区。在这里，八十二万多公顷沙荒地，因为风沙为害，收成常常没有保障，六万公顷流动沙丘连年埋没或侵占着农田。在河北西部，及永定河下游河南东部等地区，由于河流的泛滥、改道和风沙的侵袭，造成大片的沙荒或碱地。这些地区的农民，历来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怎样减免风沙灾害呢？这是许多年来困顿于风沙地区的人民所梦寐以求的事。过去，农民们曾经和风沙作过不断的斗争。在吉林、辽宁、永定河下游，他们曾营造过小型防风林来阻挡风沙。然而，在封建统治下的农民，一没有地，二没有权，力量又是分散的，虽然作了不少的努力，却没有收到多少效果。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的多年希望开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东北、内蒙、西北、河北、河南东部的一百六十个县、市、旗的范围内，先后制订了营造防护林的宏大计划。这些地区的防护林营造成功后，就能保护或改造二千零七十万公顷的农田和沙荒。
为了实现防护林的营造计划，五年来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并且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仅在初步实施东北西部防护林的计划中，国家就曾派遣了二千六百名专业干部和工人，建立了一百二十九个造林站和一百三十三处苗圃，培育了三十八亿多株苗木。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这一带地区的农民仅为完成二十一万公顷的造林工作，就付出了六百多万个劳动日。在许多地区，人们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解决了农忙和造林的矛盾。河北西部行唐等五县的造林地区，在二百五十多个造林合作社，将近三万个社员的带动下，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营造了防护林六万七千多亩。现在，河北西部、河南东部、永定河下游三处的防护林营造工作已基本完成。东北西部、内蒙东部已营造防护林二十一万八千多公顷。陕西、甘肃境内东起榆林西至酒泉长达三千里的防沙线上，已造林二万七千多公顷。全国防护林的营造，截至今年上半年，总计已完成六十五万多公顷。
随着营造防护林计划的逐步完成，若干沙荒地带改变了原来的面貌。
在东北西部，人们如果在高空俯瞰，已经隐约可以看到一条条绿色的林带，断续地穿过南北千余公里，东西三百公里的广阔原野。不要多久，这一带的千万顷沙荒地，将变成丰产的农田和肥美的牧场。这带地区人们的生活条件正在变化。黑龙江省的白城县四区大兴村，大部土地原是跑风地。在这种地上耕种，春天往往要毁种两、三次，秋季的狂风又经常刮倒禾苗，一公顷地平均才打两三石粮食。一九五一年开始造林，到去年秋天全村营造了十九公顷林带。第一年造的两公顷林带，幼树已有六尺多高。在林带的保护下，一九五二年十七亩地打了四石七斗谷子，一九五三年打了五石四斗。热河省敖汉旗的下树林子村，全村面积一千零五公顷。八十多年前曾是林区。封建地主砍伐了森林，带来了风沙。到一九四六年全村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成了跑风地，洪水又冲毁耕地一百六十多亩。那时人们吃树叶、吃糠皮。不少农民为饥寒所迫，向外逃荒。解放后，全村农民从一九五○年开始造林，到去年止，共恢复和新造幼林三百四十多公顷。这些网状的幼林，改造了三千多亩沙荒地，保护了四千多亩跑风地。在林网里的张子季等十户的耕地，一九四四年每亩产量不足一斗，到一九五二年每亩产量已达五斗。幼林长起来，不仅保护了农田，还增加了副业收入。全村一百四十七户，平均每户有幼林二十亩，三年中全村林木副业收益共值三十四万多斤粮食。如今全村不仅没有了逃荒户，而且搬来了新的住户。农民生活开始改善了，入学儿童不断增加。三年之中，全村还盖了二百四十八间新房。
在河北西部，消灭三大沙荒的防护林网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营造的。过去，这里的风沙掩埋了田地、房屋，水井也填干了。靠近沙荒的田地，非但不能种麦子，连别的庄稼每年也要播种三、五次。春季一刮大风，农民就睡不好觉，担心禾苗被风沙摧毁。只要风一住，就得出动全家，一齐跑到地里去用铁锹和簸箕艰难地往外铲沙子，搬沙子，搬掉了沙子，就焦急地天天盼望着幼苗出土。那时，他们不由得衷心地祈望：“谁要帮助咱们制服风沙，
一定给他修个庙！”现在在这块千百年前由磁河、沙河泛滥和改道遗留下来的十一万七千多亩沙荒上，因为营造了六万七千多亩防护林，已把全部沙荒固定下来。到一九五二年秋季，许多靠近耕地边缘的幼林已高达丈余。秋收作物大多不遭风灾了，产量提高了。过去不能种小麦的跑风地改成了麦田。全沙荒区一百零五个村庄，比造林前共约增加了麦田三万一千五百亩。有的村子，每亩麦的产量已达到一百二、三十斤。在这里，纯沙荒也被改造成了能够种植的土地。行唐县??村去年新开垦的纯沙荒一百六十亩，收了四万斤花生。一九五三年，仅据正定、行唐等四县的统计，在造林的沙地上，共采紫穗槐叶四万七千多斤（是很好的肥料）。
在河南东部地区，因为黄河屡次改道，特别是蒋介石匪帮在花园口决堤放水以后，给当地十七县人民留下了将近四百二十万亩的沙荒和碱地。沙区成千累万的群众在饥饿中挣扎，常常被迫成群结队地向外地流徙逃荒。如?县西砦村十八年没收过麦子。一九四六年全村七百六十人，有一百三十多人离乡背井以讨乞为生。解放后，农民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各项号召，五年之内在一百八十万亩沙荒上，造成了密布的防风林网。现在，种了四年的树高五、六尺到一丈多，种上五年的柳树已长到十来公分粗。沙荒被驯服下来了。许多高大的沙丘被数行或数十行密密的幼林包围着，逐渐被风刮平。树上的落叶变成的腐植质慢慢地改变着沙土的性质。一九五二年起，在林网附近和网眼内的大量沙荒已能垦种。原兰封县四区蔡冈村百二十户人家，以前只种二百几十亩地，去年增种了八百亩。在林网里，家家户户还种了二、三亩棉花。据河南省林业局估计：河南东部沙区近半年来扩大耕地约十五万亩，等于给五万农民每人增加了三亩耕地。
去过河南开封的人都很熟悉，多少年来，开封北郊一望无际的沙荒和城墙连接起来，行人和车辆不用过城门，只须借着沙堆，便可出城入城。今天，那大片沙荒已为绿荫所覆盖，“杨树成行，柳树成荫”，整齐茂密的林带像千万座绿色的墙，保护着二万亩农田。加上人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增产措施，去年这里已出现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丰收。原来较为贫瘠的土城乡，全乡土地面积一万五千七百多亩，一九五零年还没有一亩麦田；一九五一年开始种小麦七百一十亩，每亩收麦四十六斤；去年种麦面积扩大到三千二百亩，每亩产量提高到一百一十斤，最高产量达三百五十斤。
在原兰封县四区的沙丘里，防护林营造以后，还出现了面积五千亩的大果园，种植了千万株梨树、苹果树和已经结实累累的葡萄。
“沙漠变成绿洲”在我国来说已经不是神话，仅仅五年的时光我们就已看到这些事实。当然，现在来谈我国营造防护林带的效果还是为时太早，如果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前途来看，我们的造林事业更仅仅是开始。不太远的将来，有千百公里的铁道要通过沙漠和草原，有亿万亩荒地将要逐步开垦；因此，在西北、内蒙古等广大地区都需要大量营造防护林来配合。十分艰巨和伟大的改造自然的任务，要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去一步一步地完成。在今天，六亿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了的新中国，我们相信，什么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