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五年来新中国的商业
本报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随着工农业生产不断增长、人民购买力的逐步提高,全国商业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三年全国零售商品流转总额比较一九五○年提高将近一倍。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在贯彻为生产与人民生活服务并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方针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一九五三年年底止,国营商业机构近三万五千个,工作人员共达六十六万余人,其中商业部系统达四十四万人,机构达一万七千余个。国营商业供应的商品数量和品种逐年增加,经营比重也逐年提高。一九五三年,在国内市场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约占百分之七十左右。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已占到百分之四十二左右。
国营商业是我国商业的领导力量。由于它的发展、壮大,对于稳定市场、扩大城乡互助、活跃物资交流、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供应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长期通货膨胀,使物价波动,商业投机盛行,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人民生活遭遇到很大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就把稳定物价当作重要工作之一。一九五○年春,在国家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指导下,配合各方面的措施,国营商业向市场大量出售物资,给投机商业以严重的打击,从而停止了长期的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
一九五○年夏,全国物价初步获得稳定后,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曾一度出现呆滞局面。国营贸易机构一方面在城市用加工、订货、收购等办法帮助了正当私营工商业渡过了困难;同时大量收购农产品与副食品,扶植了合作社的发展并鼓励了私商参加城乡物资交流,从打开滞销土产的销路着手,使市场逐渐活跃起来。
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以后,对我国采取了封锁禁运政策,企图窒息我国经济,为了有力地粉碎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一九五一年初,国营商业在各方面配合下,大力开展了城乡物资交流运动。首先,扩大了国营商业的收购、销售计划,帮助了合作社网的迅速发展,组织了私商小贩的资金与人力,从大城市一直到农村的初级市场,召开了几千个不同类型的城乡物资交流会,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各种土产交流的商业路线,开辟了新的商业网,并扩大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因美帝国主义封锁禁运而造成的农村土特产的滞销情况,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
一九五二年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三反”
“五反”运动,使国营商业对市场的领导地位进一步获得了巩固。“五反”以后,私营工商业进行了改造与调整,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妨害国家前进的污毒,已被普遍揭发并大量扫除,全国气象一新,城乡物资交流更加健康地开展起来,城乡经济益加活跃。
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国营商业的任务更加繁重。但是,在一九五三年初,国营商业部门,由于对市场新情况估计不足对商业工作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与任务,缺乏深刻的认识,曾一度采用了减少收购、压缩库存等一些不正确的措施,影响了社会主义商业阵地的巩固。这些错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和帮助下,才迅速纠正。国营商业部门在进一步明确了国营商业在国家过渡时期的任务以后,为了更好地为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服务,积极扩大了收购和销售计划,大量扩展了对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和对农产品的收购等工作,从而,掌握了货源,扶植了生产,密切了与国营工业、地方国营工业的联系,巩固并扩大了社会主义商业的阵地,加强了对市场的领导,并且配合了粮食计划收购,大量供应了农村所需的工业品,尽可能地供应了人民的需要。
由于大规模建设的进展,我国市场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其中主要的一点是:若干商品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这是由于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量投资,就业人数增多,农业增产和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人民购买力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经提高的基础上,更加迅速增长起来的结果;是购买力的增长走在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增长的前面的结果。为了合理地供应人民对若干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国家除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外,在一九五三年冬曾先后实行了粮食和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今年九月十五日又实行了棉布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和棉花计划收购。国营商业除了大力做好有关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工作以外,还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国家扶植供销合作社发展的政策的指导之下,国营商业积极帮助合作社商业的巩固与发展。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共有三万二千多个基层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有十三万二千多个固定的零售店和三万五千多个流动的零售点。社员共有一亿六千余万,较一九五○年增加了八倍多。各级合作社目前共有资金十万亿元,较一九五○年增加了十九点五倍,其中社员股金增加了十点七倍。一九五三年全年合作社零售额占市场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三,它已日益成为我国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更加巩固了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国营商业对于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它要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配合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代销、经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对资本主义零售商业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逐步改善生活,改变经济上落后的状况,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国营商业部门先后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国营贸易公司的门市部、采购站、加工厂和贸易小组等。据一九五三年底不完全统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共建立大小贸易机构一千八百多个,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点八三,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六一点一六,其中最适合民族地区特殊条件的固定和流动贸易小组,由一九五二年的五百多个发展到一九五三年的八百多个。五年来已培养了少数民族的贸易干部六千多人。据一九五三年六月不完全统计,全国少数民族牧业区已建立各级供销合作社共达四百六十多个,拥有社员四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人,自有资金二百八十亿元。各地国营民族贸易机构建立后,大量收购和推销了各少数民族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并大批供应了他们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到一九五三年年底止,在少数民族地区收购土特产的总额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三倍左右;供应总额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三倍以上。国营贸易通过购销活动改变了历史上交换比价的不合理现象。刺激了各少数民族区域畜产品及其他特产品的增长,人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因而各族人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过去各族人民长年吃不到盐巴、大米,喝不到茶,穿不上布衣的悲惨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五年来新中国的商业工作已获得了重大成就。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光辉照耀下,今后将会有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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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大门的钥匙真正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副署长 丁贵堂
旧中国是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国家,旧中国海关更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工具。帝国主义利用它大量倾销商品,掠夺我国原料,摧残我国的民族工业和农村经济。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投靠了美国帝国主义,如在海关工作方面,从一九四三年起,以美帝国主义代理人李度为伪海关总税务司。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贼与美国签订了卖国的“中美商约”,允许美国商船可以在我国任何一个港口通航,任意起卸货物;一九四七年蒋贼又与美国签订了“关税减让协定”,对最主要的一百多项美货减低了进口税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五;加上以救济及出售剩余物资名义大量公开走私,独占了我国市场,在短短几年中,本来已经极度脆弱的民族工商业就被摧残得无法维持。仅就上海一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初,一般工业被迫倒闭的即达百分之五十至九十。
全国解放,集中反映了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的官僚买办制度的旧中国海关,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性质。五年以来,全国海关,遵循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在改建中首先调整了机构,改变了旧中国时代各地关卡林立,便利帝国主义倾销的情况;并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我国人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撤销了某些内地不必要的海关和许多分支机构;实施了海关法和新税则,奠定了人民海关制度的基础,实现了保护贸易的独立自主的关税政策。新中国的人民海关以实际监督进出口货运,征收关税和查禁走私,来贯彻实行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与保护贸易的政策,它已成为我国实行对外贸易方针政策的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和人民海关对保护对外贸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国对外贸易获得了重大成就。旧中国对外贸易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已完全肃清了,在平等互利和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首先扩大了我国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虽然受着美国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的阻碍,但在整个和平民主力量斗争的伟大胜利影响下,也逐步有了发展。一九五三年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大大的不同了。大家都已看到,从海关进口的大部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资,是建设器材和人民生活必需品,而不是香烟、洋酒、玻璃丝袜、口红这些东西了。帝国主义梦想像过去一样任意走私或倾销商品是不可能了。我们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对外贸易的管理和海关各项工作,扶助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随着整个和平阵营的繁荣强大,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来往是更为密切了。日益增多的国际友人、外交人员、和平人士、商人、旅客、船员来到了我们的国家;不少华侨回到了祖国。当他们进入我国国境时,他们首先就看到:现在的海关和旧中国的海关是完全不同了,现在中国大门的钥匙是真正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里了。新中国海关的关员严肃地有礼貌地接待我们的友人和侨胞,热忱地为人民服务,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那些至今仍时刻企图破坏人民中国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蒋贼反革命分子。 美国帝国主义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时,曾威胁我们说:“中国人自己办不好海关”。伪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曾从香港、台湾等地纷纷发出函电,勾引海关人员,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破坏。可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是完全破产了。事实证明,只有赶走帝国主义,推翻了反动政权,中国人民才能办好自己的海关。在伟大的爱国主义鼓舞下,原来曾在旧海关工作过的员工,参加人民海关工作之后,逐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明白了自己今天是新中国的主人,和过去在旧中国海关时替帝国主义做事完全不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认识了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大大加强。在旧海关时,他们的才能被埋没了,现在新的国家制度为他们建立了发展才能的条件。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注意对他们的培养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业务水平,合理地使用了他们。
我过去在旧海关工作了三十三年之久,长期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但过去我对旧海关是帝国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缺乏正确的认识。几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亲切的帮助和领导下,在新旧海关本质上不同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下,使我逐渐认识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海关的丑恶面貌,知道人民革命的伟大真理。现在,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我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相信全国海关工作者,也一定能和我一样,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水平,百倍警惕地看守国家大门,为扶助国内工农业的发展,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进一步为做好海关工作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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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了我们增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 耿长锁
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建立到现在已经有十年多的历史了。在这段长期的经历中,我和全体社员都深切体验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同供销合作社密切结合,才能使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断地成长和壮大。因为,只有我们两者密切结合,才能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削弱农村资本主义商业对我们的剥削和影响。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使国家通过供销合作社掌握到足够的农副产品,供应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我们可以从供销合作社买到物美价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对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帮助我们完成农业增产计划,保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起着很大作用。
现在,我可以拿事实来说明:在一九五二年的夏天,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经遭受了一次比较严重的虫灾。当时,在广阔的田野上,棉花、花生、豆子、高粱,甚至树上都密密地爬着一层红糊糊的红蜘蛛,成块成块地庄稼叶子被虫咬得枯黄了。在这个紧张的关头,供销合作社把消灭虫害的有效武器——喷雾器和烟叶、硫黄药水源源地供应给我们。我们拿着这些武器,把红蜘蛛基本上消灭了。再加上我们对干旱的土地进行连续的浇水,就使得这年的农作物产量并不低于往年。平均每亩棉花产二百多斤,花生产一百四十九斤。可是单干农民由于不如我们除治虫害这样及时,他们每亩只产棉花四十斤,花生产八十斤。这些事实说明,供销合作社和我们密切结合,对于保证我们农业增产有多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单干农民都纷纷组织起来,以便与供销合作社取得更密切的结合。这年秋后,我们全村由四个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规模较大的二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另外还组织了十二个互助组。结果,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全村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为了进一步加强结合,在一九五二年冬季我们和供销合作社订立了结合合同。为了解决旱地的浇水问题,在结合合同里规定:供销合作社供应我们打锤井需要的树棕、铁丝和竹竿等东西,保证我们打井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仅在一九五二年冬和一九五三年春天,我们就打锤井二十眼,另外再加上原有锤井三十八眼,基本上解决了社内的六百亩旱地的浇水问题,就在这年,虽然先旱后涝,我们全社达到了每亩平均三百一十八斤的产量,比较当地单干农民每亩的产量多百分之四十二。今年春天,我们又继续和供销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供销合作社供应了我们大量的肥田粉、农药和种籽等生产资料;同时还收购我们的花生果十二万斤,籽棉四万斤,肥猪四十三口,以及农副产品二千五百多斤麻绳和一千五百斤干粉,并预付给我们定金三千多万元。这样,我们全体生产合作社社员就可以集中力量,安心生产,对于“买”和“卖”这两件事再不需要我们操心了。
通过结合合同,我们全体社员也知道了国家需要我们发展那些农副产品,以及这些农产品的规格和质量等,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去种植,不再盲目进行生产了。譬如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种植棉花的习惯和技术、但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今年社里也种植了三百六十七亩多棉花。我们深深感到:这一切都与供销合作社和我们订立结合合同,保证供应我们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指导我们有计划进行生产分不开的。正如大家所说的:订了结合合同有“三省”:一是省工,不需我们到集上买卖东西费工;二是省钱,因供销合作社的东西,样样都比私商便宜;三是省心,不再担心买来的东西不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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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城市职工服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沈阳市消费合作社副主任 马世芬
沈阳市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城市之一,是全国机器制造业的中心,沈阳市消费合作社担负着保证及时供应广大职工消费需要的光荣任务。
沈阳市消费合作社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建立到现在已五年多了。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建立二百六十个基层社(包括市郊农村的九十五个),社员发展到六十三万人,消费合作社所属直接供应职工的零售单位(门市部)有五百零九个。几年来供应职工和市民的商品增加很快,商品流转总额一九五四年上半年较一九五○年同时期增加九点七倍。从这些数字中就可以看出消费合作社发展的概貌了。
沈阳市消费合作社注意到大城市职工多的特点,加强了组织生活品的供应,以满足全市职工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商品供应中经常进行社员购买力调查,并利用柜台缺货登记簿和社员意见簿,广泛征求消费者意见和要求,不断改进业务。并且还尽量照顾到职工购买东西的方便,普遍实行了“轮休日”和“连带上班制”,做到了星期日照常营业,平时也能延长每日的营业时间。很多消费合作社对节日商品或对季节性商品实行了“订货制”,通过预约的办法,使职工能买到可心的商品。
根据人民生活上升的趋势和广大职工对副食品要求的逐渐提高,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全市消费合作社大力开展了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现在全市基层社都经营副食品,绝大部分的合作社供应干、鲜菜、鱼、肉和各种调味品,这些副食品的收购是通过签订供销合同和组织起来的农民建立供销关系,不但保证了货源。并且价格普遍低于自由市场。据一九五三年社员购买力的调查,重型机器厂工人李世春工薪三百五十分,在合作社用去二百五十分,比自由市场可节省五万元。如果把合作社供应的商品和自由市场价格的商品相比较,几年来就给广大职工和消费者节省了约计五百多亿元。
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合作社业务的发展,各消费合作社还兴办了不少附属企业与社员的福利事业,到目前已有八十九个缝纫部,社员作衣服加工费低于私商百分之二十;理发部三十四个,社员理发低于市价百分之三十。距市区较远的职工消费合作社为照顾职工日常生活所需,建立了浴池、修表、刻字、修理鞋、修理自行车等合作社附属部门,得到职工的拥护与欢迎。
在为生产为生活服务的经营方针下,沈阳市消费合作社自一九五二年起到现在已建立了基本建设工地服务部二十九个,工地合作社三个,此外还有流动供应站一处,直接对基本建设职工进行物资供应。
沈阳市消费合作社虽然有一定的发展和成绩,但在工作中还是有许多缺点的,我们对职工需要的了解还不够,经营管理上特别是财务工作还很薄弱。我们全体职工决心努力工作,克服缺点,为完成消费合作在国家的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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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牧民带来了幸福生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奎璧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广阔草原上,国营贸易和供销合作社日益发展。目前全区设有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机构。固定或流动供销合作社共有二百二十多个。参加合作社的社员约占牧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些强大的国营贸易与供销合作社网已成为广大牧民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牧民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面积一百一十余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适合于发展畜牧业的牧区。在这里,有二十六万多蒙和索伦等族牧民,长期从事于牧业生产,放牧着约近一千八百六十来万头牲畜,过着日益繁荣幸福的生活。
在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长期反动统治的年月里,蒙古草原上牧民的生活是贫困和痛苦的。那时,不仅反动统治者及封建势力对他们奴役压迫,征收重税,抢掠牲畜和强占牧场;而且旅蒙奸商也用不等价交换及欺骗行为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旅蒙奸商用价值很低的日用品来换取牧民价值很高的畜产品:一块砖茶换一只绵羊,两双靴子换一匹马,三两酒换一张羊皮。有的旅蒙客商春天进入草地时,拉上一小车货物,秋天就赶回一大群牛羊。这些旅蒙奸商们每年掠夺草原牧民的财富是惊人的,据统计,仅张家口一地通年转口的蒙古畜产品,价值约有两千万两以上的白银。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内蒙古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由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的照耀,不仅使内蒙古人民获得了解放,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主自由的愿望,而且还在牧区建立了为牧民服务的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从此,牧民们永远摆脱了被奴役被压迫的生活,走向了欣欣向荣的新生活。
早在一九四六年内蒙古解放初期,党就注意了牧区贸易工作。
当时,开展牧区贸易工作,是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首先是那时很多地区残存着土匪,特别在一九四六年张家口被国民党匪军占领后,土匪们同草地反动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到处破坏骚扰,劫夺我们的物资,屠杀我们的贸易工作人员。但是我们的贸易工作人员懂得他们任务的重要,并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们组织了数十个游动组,利用各种机会,冒着危险来对牧民组织供应。
其次,解决物资来源,给畜产品找销路,也是一件困难工作。当时,物资是没有什么来源的,畜产品也没有销路。这种情况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全部解放后,由于东北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就在这年年初陆续由东北运来物资,交换了牧民们一些牲畜,皮毛。华北解放区也对我们进行了帮助。
此外,贸易工作干部对牧区情况缺乏了解,又缺少民族干部,加之,牧民一开始对国营贸易公司还认识不够,这些也影响牧区贸易工作的开展。但是随着我们工作的进一步展开,随着我们对合理价格政策的执行,服务态度的忠诚,特别是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这样就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从而为贯彻党的政策,做好牧区贸易工作,满足牧民的需要,起了极大作用。
随着全国大陆的解放,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内蒙古草原社会秩序的安定及牧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旅蒙奸商又乘机进入广大牧区来盘剥牧民。这时,党和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务是:除了要求国营贸易深入牧区扩展业务外,还采取了在牧区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措施,使它同国营贸易共同担负起牧区贸易的任务,逐步排除旅蒙奸商的非法剥削。国营贸易除了积极扩展自己的工作,并大力扶植合作社的建立。很多国营贸易公司把干部、货物、房舍等等,都交给了合作社。很多牧民纷纷参加了合作社。这样牧区的供销合作社也就从无到有地建立并发展起来。
几年来,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为了发展牧区贸易工作,曾采取了如下几项重要措施:
一、为了恢复并发展牧业生产,防止牲畜死亡,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配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增畜保畜”指示,一面收购牧民的牲畜外运,一面调运了大批粮食供应牧民,每到冬初又由外区运进大量的豆饼、饲料来支持牲畜过冬过春,使牧民生产得到改善,又减少了牲畜的消耗。
二、为了活跃牧区物资交流,改变牧民以物易物或使用白洋、元宝进行交易的习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采取了在牧区大力推行人民币的措施,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积极配合,通过供销业务大量投放与回笼货币,银行及时兑换白洋、元宝。这样逐渐使牧民喜爱人民币,改变了以物易物的习惯,给活跃物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通过各种形式,如召开那达慕大会、物资交流会等,积极为畜、土产品打开销路,并组织牧民剪羊毛,搞副业,因此使很多过去一向没有销路和销路不畅的产品都找到销路。
四、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通过在牧区的贸易,还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和国家经济建设。据极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供应国内各地的牲畜达六十四万二千多头;供应国内和向国外输出的毛绒一千九百九十二万四千三百四十七公斤,各种皮张一百六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五张。供应国内各地的牛和马,大多是供农业区作耕畜;羊毛、皮张等畜产品,为祖国的工业生产供给了丰富的原料。
五、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逐步扩大了经营品种、由主要生产资料的供应逐渐扩大到一般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供应,并通过试销的方法来满足并指导牧民的消费。锡林郭勒盟贸易公司过去经营的品种仅有三、四百种,到一九五二年扩大到九百种,到一九五三年又扩大到一千七百种了。
六、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正确贯彻了“以质论价”、“优等优价”的合理价格政策,打击了旅蒙奸商对牧民的残酷剥削,合理地提高了畜产品的价格。比如解放前一只二岁绵羊只换一块砖茶,到一九五三年可换七块了。合理价格政策的执行,首先打击了旅蒙奸商的不等价交换。据统计,仅一九四九年一年,就使牧民减少了相当于十万只羊的中间剥削,给牧民增加了收入,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牧业生产的发展。
几年来,党和人民政府在牧区所采取的各种正确措施,以及贸易工作的大力发展,牧区的生产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发展了。一九五三年,全区已拥有各种牲畜一千七百二十七万多头,比一九四七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时增加了一倍半。据一九五三年五月统计,牧区平均每人已拥有六十四头牲畜,新巴尔虎右翼旗平均每人已拥有一百零八头了。
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广大牧民的生活空前提高,购买力也大大的增加。一九五○年,呼伦贝尔盟的那达慕大会上,牧民买的布大多数是粗细布,但到一九五一年的那达慕大会上,他们大多数要的是质好色美的绸缎,在五天的大会期间,呼伦贝尔盟的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共卖出六千多疋绸缎。以前他们从来不使用的脸盆、牙刷、布鞋、袜子、汗衫、电筒、帆布床、手摇缝纫机等现在也大量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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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了山区人民生活的面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郭城
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是一个多山地区,除一般农作物外,土特产产量最大。全区共产三百余种大小土特产品,其中有价值很高的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像大红八角和五角茴油等,都是在世界市场上被誉为“山中之宝”的珍品。全区土特产每年产值达一万三千多亿元,它占各族人民经济收入的比重很大。根据一百一十二个乡的典型调查,农民土特产的收入占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这就说明:认真开展民族贸易工作,扩大对土特产收购,对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稳定市场,改善各族人民生活,加强民族团结方面,都起着重大作用。
几年来,桂西僮族自治区的民族贸易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这表现在全区社会商品流转总额年年都有很大增长。譬如:一九五二年全区商品流转总额较一九五一年增长百分之八点四,一九五三年又比一九五一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二点四。这种情况恰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工农业生产日渐萎缩、城乡交流阻塞、市场萧条的现象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僮族自治区贸易工作的日益发展,是由于逐步贯彻民族政策和过渡时期党在民族方面的总任务,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国营经济的优先发展,使国营贸易在市场上逐渐发挥了领导作用的缘故。现在全区国营商业已经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贸易网,设立了民族贸易公司五百三十六个,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三点二倍;供销合作社共设机构四百二十个,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三倍。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机构普遍建立和迅速发展,就使得社会主义商业在市场上的经营比重逐年增加。这对进一步做好物资交流工作,减少私营商业的剥削,增加僮族人民经济收入,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解决山地交通不便的困难,以便更好地供应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与收购他们的土特产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还组织了“流动购销组”,深入山区开展购销业务。如去年配合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各县贸易公司即先后组织了五百零五个流动组。这不但逐步满足了各族人民的需要,在价格上也大大地打击了投机奸商以往超经济的剥削。由流动购销组的活动做基础,有的地区并逐步创造定期成墟的市场。如都安县七百弄,是瑶族聚居的地区,交通极不方便,过去没有市场,瑶族农民所有的土特产要用肩挑到离二百多里远的墟镇去卖。现在,在这个深远的山区,流动购销组固定下来,开辟了新的市场,进行充分供应与大力收购,现在每墟只投放款就有三、四百万元。解决了少数民族的土特产出售的困难。这些新的市场已逐步形成了全区的经济中心。
随着民族贸易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市场管理,贯彻了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如解放前百色地区三十斤大米才能换到一斤盐,现在只需一斤十两大米就可以换到一斤盐,宜山地区解放前一百斤黄豆才换得一丈士林布,现在四十斤就行了。去年一年只以民族贸易公司方面在纱、布、盐、煤油、百货等五种工业品销售额计算,由于比一九五二年平均价格的降低,就提高了各民族人民购买力折款达一百五十二亿元。在全区土特产收购上,只以食油、八角、黄糖、毛猪等四种计算,由于价格比一九五二年合理的调整,即增加各民族人民收入一百五十八亿元,诚如此次全区人民代表大会有的代表在讨论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时所讲:“民族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只拿食盐来讲,比起过去来,每年吃盐省下的钱就可以养活几个孩子。”
现在,由于全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民族贸易工作的大力展开,各族人民的生活已起了根本的变化。许多地区由吃杂粮到吃白米饭,从穿旧布烂衣到添制新装,根本改变了过去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压迫、剥削和摧残所造成的“山薯野菜半年粮”,逢年过节还见不到一两盐巴的悲惨生活。如右江上游,离田东县城四十华里的一个深山峡谷的地方——作登区,聚居着一千四百八十二户瑶族和二千九百三十九户僮族(汉族五户),过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经常在这里抓兵、派款、掠夺,造成了他们生产、生活极端困难,其中五户十七个人共一把菜刀,有九个村一千一百五十四户中,有一百九十五户没有锅头、农具,耕牛更为缺乏,只好使用木犁耕种。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他们的生产、生活都变样了,他们有了田地和房子,农具平均每人已有两件,每户养猪一口半,全区耕牛已增至一千余头。所以僮族贫农黄义深为感动地说:“我做梦都没想到这几年来就改变了我几十年几百年的生活,不但有衣服穿,还有了替换的,并有了两顶蚊帐三床被,锅碗也都齐全了,还有牛一头,这一切好处都是解放带来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共产党和毛主席。”


第3版()
专栏:

食品和日用品的销售量迅速增长
方成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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