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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布了我国人民是行使国家一切权力的主人。五年来,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生活经验,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管理自己国家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并全力促进由人民代表会议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这一发展,将更加巩固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更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有力地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展。
五年来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和巩固
朱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来,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九四九年我国大陆解放的初期,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些地方的人民政府曾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宣布施政方针和各项政策,征询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共同商量地方大事。农村中则采取由农民协会、农民代表会行使行政权力的代行办法。以后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工作,革命秩序日趋稳定,人民群众也通过各项革命工作逐渐组织起来,并且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形成了群众中的领导骨干。在这种基础上,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解放较早的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召开。到一九五零年底,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县当时已达全国总县数的百分之九十四。代表的产生,也由政府邀请,发展到由各界自行推选和政府邀请等方法。如天津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三百六十名代表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机关、部队的代表,都是由本单位自行推选或选派;工商界、农民、文艺界等各界人士代表,则由天津市人民政府聘请。经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日益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江苏省泰州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李宝荣参加过五次会议,他用自己的体验说明了自己主人翁觉悟逐步提高的过程:“第一次是听会,第二次只说好听话,第三次开始敢批评,第四次大胆说话,第五次就畅所欲言了。”会议的民主形式日益完备,代表的名额逐渐增多,使会议的代表性逐渐更加广泛。代表中工人阶级的代表逐年增加,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体现了人民民主政权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同时,代表中又包括了各少数民族、各民主阶级和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充分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精神。代表的产生,直接和间接选举的逐渐占了绝对多数。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华北、东北等解放较早的市、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中,直接和间接选举的已增加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特邀和推派的代表则减少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
在这期间,许多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于条件逐渐成熟,逐步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事实,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重要发展。基层选举以前,全国所有的省、中央直辖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和五分之四以上的乡,都已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散居各地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适当名额的代表。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则实行了区域自治,建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全国已建立各级自治区人民政府一百三十个。到一九五四年五月,全国县级以上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已有五十八个。
几年来,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行使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历年来人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重大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都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由于人民代表会议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各项决议一经贯彻,立即成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人民政府每一时期的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人民代表会议都做了审查和讨论,提出意见,提出批评和建议。人民群众提交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反映着各阶层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各种要求,反映着人民对政府工作和工作人员的各种意见。几年来,各地人民代表会议一般都作到认真搜集提案和严肃处理提案。人民代表会议对于人民提案中一时难于实现的,向代表作了解释说明;能够解决的,就在会后分别轻重缓急依次办理。很多地方更在下次会议时把所有提案汇印成册,案尾注明原提案人,分发给代表和单位,使代表和群众了解提案处理情况。由于人民代表会议能够负责处理提案,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感觉迅速加强了。人民代表会议对政府工作和干部所进行的严格监督,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其他不良作风发生了很大作用。
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是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和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人民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们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在闭会期间,则在日常生活中广泛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困难,或把群众提出的要求及时反映给政府或有关部门加以解决。代表们是人民代表会议决议的坚决执行者,他们向群众传达会议决议,并带头执行决议。人民代表热心为人民服务的生动事例,到处都可以找到。
几年来,由于全国土地改革完成,革命秩序安定,人民群众已经普遍组织起来,并且积累了丰富的行使民主权利的经验,所以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一九五三年春天,选举法公布后,全国各地先后用普选的方法直接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并且在这一基础上选举了县、市、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进入更新的阶段。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共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八个,全国登记选民总数三亿二千三百八十万九千六百八十四人,参加投票的达到二亿七千八百零九万三千一百人,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八。女选民参加投票的占女选民总数百分之八十四点零一。在基层选举中,全国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百六十六万九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中的积极分子以及机关干部、军队、文化教育界、宗教界、街道居民和其他各个方面的代表。
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开幕,我国人民将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己的最高权力,讨论通过宪法和其他法律,审查政府几年来的工作并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正式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和其他国家机关。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政治的更进一步的民主化。政治的更进一步民主化,预示着我国人民政治积极性和爱国热情、生产热情的更加高涨,也预示着中央的统一领导的更加坚强有力。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将因此获得更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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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政权建设的成就
马玉槐
五年来,北京市各级政权组织和人民民主制度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渐发展和人民群众组织程度的日益提高,已逐步建立与健全起来。
北京解放之初,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曾召开了工人、资本家、大学教授等各界人士和少数民族的座谈会,商讨全市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邀请了各界代表三百多人举行了协商性质的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亲自莅会作了重要指示:等到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经过积极准备,在同年十一月,北京市便召开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一九五四年六月止,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召开了四届十二次。历届会议的代表人数都有增加,代表中由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产生的名额也逐届增多。第二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人数增加到四百二十四人,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由各人民团体选派的。第三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人数增至五百十九名,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三点四的代表是由各界人民分别选举的。在选举中,公营工矿企业和专科以上学校已做到以生产或学校为单位,由选民大会直接选举;农民、妇女、工商界和区域代表等已普遍做到由选民代表会议选举。同时,在专科以上学校中,采用了无记名投票方式。这些方式都是当时群众所熟悉和感到便利的。第四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前三届的基础上,又有不少进步和发展。代表总数增至五百五十五名,由选举产生的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七,直接选举产生的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上届占百分之二十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自一九五○年建立,并在一九五一年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也是逐届增加的。郊区农村在一九五一年即普遍召开了村(一九五三年改为乡)人民代表大会。
几年来,首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生活有了不少的改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九五三年六月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全市进行了规模壮阔的普选。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强,如将投票日临时外出的选民除去,则达百分之九十七。这充分表现了首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和高涨的政治热情。一九五四年先后召开了用普选方式产生的乡、区、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市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审查批准了市人民政府的预算、决算和工作报告,并作出了拥护宪法草案、支援解放台湾等决议。
五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做出决定。”的指示,市、区、乡各级政府的各项重大工作都经过人民代表会议的讨论和审查,每个时期与全市人民利益有关的重要问题都经人民代表会议作了决议。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更直接组织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克服了生产和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如城内各区由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街道积极分子组成各种专门委员会,仅房屋修缮委员会在一九五○年就动员和组织群众修缮了七、八万间破漏房屋。又如,在市、区各界人民代表联席会议上,对面粉统销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作了决议,并由全体代表在各阶层人民中进行了广泛的传达,从而使市、区各界人民代表联席会议关于面粉统销问题的决议深入人心,成为全市人民的一致行动,顺利完成了面粉统销工作,并为实施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打下了基础。市、区人民政府对历届各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提案,也都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执行,并在会议上详细报告了执行情况。
人民代表会议在监督政府执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检查和督促政府改进工作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的预算和决算都提交人民代表会议审查和通过;市、区、乡各级政府的工作计划也都经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批准。对于代表会议决议应办的工作,也都做了专门的报告。在各次会议上,代表们充分表现了当家作主的精神,坦率地提出各种批评或建议,对于市、区、乡政府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的改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在第四届第四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对全市中、小学教育质量低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市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在会上做了切实的检讨。会议作了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议。会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中、小学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比较系统的解决。
市、区人民政府为了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对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的工作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市、区人民政府和所属各单位中,都设有负责此项工作的专职或兼职人员,不少单位还成立了专门机构。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一般是重视的。重要的来信、来访多由负责同志亲自处理或亲自接见。一九五三年,市、区人民政府和所属各单位从人民来信所反映的工作中的缺点着手,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深入地揭发缺点,系统地改进工作。目前,人民来信一天比一天更多起来。这说明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结果,更加发挥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更加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的联系。
五年来,北京市人民在政权建设过程中,由于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进一步体会到自己真正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在生产上、工作上、学习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为提高。这使我们深深认识到民主是力量的源泉。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克服政权建设工作中尚存在的缺点,充分发挥政权对经济建设及各种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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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举运动在江西
本报记者 孙祖年
江西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很多地方都曾建立过由人民用选举方法产生的民主政权。这在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建国五周年的前夕,我们能够了解富有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在解放五年来的民主建政运动中,如何选举人民代表,如何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访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在一间不太大的办公室里我会见了他。邵主席笑着对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江西解放初期,那时为了集中力量消灭省内国民党残余匪帮,很短时期得利用原有的保甲长,这对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是有利的。不久,赣东北老革命根据地有几个农民代表来到了南昌,直接找到邵式平主席的办公室,提出质问说:
“十六年以前,赣东北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你和方志敏烈士带领我们进行过革命斗争,那时一切苏维埃政府都是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今天解放了,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又在你的带领下,为什么还要保、甲长来管我们呢?为什么不让我们选举自己的代表办理自己的事情?”邵式平主席听完了他们的意见以后,向这几位农民代表说:“你们的问题提得很对!人民是应该当家作主的。”并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乡长、县长、政府委员等等,并审查政府工作,确定工作任务。正是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现在就要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并依靠这个组织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直接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然后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民主基层政权,再进入由人民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制度。你们赶快去发动雇贫农,并注意团结中农,组织农民协会吧!”这几位农民代表听了邵式平主席这一番话,都兴奋极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江西省广大农村特别是老革命根据地,陆续以农民协会为基础,召开了由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会议,并开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了乡人民政府。全省六市、八十二县、一个特别区也先后召开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不但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更积累了民主选举的新经验,同时并在各项工作中也熟悉和了解了人民中间的代表人物。因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产生方法,由推选和邀请逐步过渡到由人民直接和间接的选举。到一九五二年,全省除九个县以外,各市、县的人民代表会议都先后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政府委员会、协商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一九五三年六月到一九五四年三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全省胜利完成了九千七百八十八个乡、镇、市辖区和不辖区的市的基层选举。在完成基层选举的基础上,各市、县和庐山特别区均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江西省广大人民十分重视自己的选举权利。在基层选举运动中,全省参加选举的选民,平均达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各老革命根据地的比例更高,如瑞金县平均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七,井冈山区平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人民这样珍视自己的选举权利是不难理解的。这可以从横峰县清湖乡的情况得到具体的解答。这个乡是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省苏维埃机关驻地之一。这里的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洗礼,蕴藏着无限的革命动力和强烈的民主要求。所以,当基层选举的喜讯传到这里以后,人们都流露出欢欣愉快的心情。不少人曾回忆到红色政权时期的民主生活。那时选举代表也是先由群众团体提出候选人,经过选民反复讨论评比,在好的当中挑选最好的人。选举的方法用过“豆选”,也用过其他的民主方式。这样美好的日子在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人们看不到民主的影子。虽然当时也有过“选举”,但是蒋介石“圈”出来的官儿骑在人民的头上,人民都不敢说话。人民形容那时的选举是:经过一次选举,人民遭受一次“选灾”。在遭受灾难的日子里,这里的人民并没有向反动派屈服。他们一面向反动派进行斗争,同时也把希望寄托在红军的胜利归来。清湖乡人民并没有失望,现在人民重新获得了民主权利。
在基层选举运动中,全省共选出人民代表十八万九千三百八十二人,其中妇女代表占百分之十八点一八。
江西省人民懂得,组成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他们的决策,他们的意见,关系人民的未来的生活,人民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代表的条件,而“社会主义带路人”则是广大群众挑选代表的主要标准。许多共产党员和著名的工农业劳动模范都以最高的选票当选为代表。许多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也都被人民选为代表。有些有缺点的基层干部,在这个伟大的选举运动中,对于自己的缺点向人民进行了诚恳的检讨,仍然能够获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只有少数严重违法乱纪的分子在选举运动中都落选了。全省原有基层干部当选为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达百分之八十二点七七,这个数字证明江西省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并为人民所信任的。
江西省各级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对于选举政府委员会也是十分慎重。乐平县去年第一次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第九区的代表曾提出当年在老苏区工作的程正旭为副县长候选人。有的代表却认为程正旭年纪大了,怕他能力不强,不如选既年青、作风又好的杨科长。双方争论不下,最后专门派代表去程正旭的家乡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程正旭在苏维埃时期领导过全县的革命工作;红军北上后,他坐了五次牢,吃尽了苦;出来后一直在家参加劳动,并经常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好处;现在是农民协会主席,工作表现不错。结果大家一致选举程正旭为副县长。
江西省人民五年来就是这样行使了民主权利,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并组成自己的政府,并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充满信心地朝向社会主义社会奋勇迈进。


第6版()
专栏:

全国基层选举参加人数统计
郝童木 绘


第6版()
专栏:

山西省的民主建政工作
尹书
八月中旬,当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之后,我访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世英同志,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山西省五年来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全省解放之初,那时还没有立即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曾采取了人民代表会议并由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形式。同年冬季,全省市、县一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已普遍建立;一九五○年春,省人民代表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即代行了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省人民政府。随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召开,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并逐步锻炼了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从一九五二年以来,除极少数县以外,全省共有九十四个市、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先后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了市、县人民政府。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行政村,在划乡以前,也都先后召开了村人民代表大会,并选举了村人民政府。
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开始,山西省政权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到今年四月,全省各地普遍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基层选举,并在这一基础上胜利完成了市、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普遍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五年来,山西省人民从自己的实践中,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并通过自己的代表行使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人民政府各个时期的重大工作和各项重大政治运动,都是经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或作出决定之后贯彻执行的。各级人民政府各个时期的工作计划,尤其是生产计划,更是作为每次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样就使政府的计划更加符合于人民的要求和客观实际,使计划能够胜利完成。如忻县二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政府原计划兴修小型水渠八十二道,但经过各代表讨论之后,想出了许多办法,把计划修改为二百零九道,结果均按时完成。每次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特别是普选后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由于各级人民政府的坚决贯彻执行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都得到完满的实现。如五台县大部分群众过去没有秋耕地的习惯;一九五二年秋季,县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动员群众秋耕,在代表的宣传带动下,全县秋耕地即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五年来,山西省人民已经逐渐习惯于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因而在每次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之前,都踊跃地向代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仅据一九五二年后半年安泽、长治等十九个县一次会议的统计,收到人民提案即达二万一千四百三十件之多。各地都把处理提案工作当作每次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一般都作到了“案案有着落,件件有交代”。一九五二年六月左权县召开的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该县十里店村的代表提出了他村畜力代耕牛分定得太高,应该降低,和小学教员不称职要求另派教员的提案。这看来虽然是比较小的两件事情,但却是当地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案审查处理的结果,牛分改订了,小学教员另派了。
经过五年来民主生活的锻炼,山西省人民已懂得通过自己的代表对国家机关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和提出批评。一九五二年在进行司法改革和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各市、县人民代表会议上,都突出地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临汾县在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出有关揭发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方面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提案即达三百四十余件,会议根据群众意见对所揭发出的坏人坏事分别作了认真适当的处理。各市县在最近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代表们更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审查了政府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改进意见。对代表揭发出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除由有关干部当场作了检查并提出改进办法外,对性质严重的问题,都经过代表讨论,政府根据多数代表和群众的意见,立即作了处理。如五寨县在此次会议中经过代表提出,对两个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政府分别给予了降级和撤职的处分。
由于人民的认真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能密切联系群众、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在每次会议中,除了政府负责人对政府工作进行检查外,不少干部都能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绛县在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政府机关干部为了使代表能更多地对自己提出意见,在会议期间纷纷给代表写信,并进行访问,要求代表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这就更加启发了代表们当家作主的积极性,而代表们对政府工作人员严正和尖锐的批评,又大大地教育了全体干部。
五年来,山西省的民主建政工作虽然发展很不平衡,各方面还存在不少缺点,但是人民已经提高和锻炼了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完全懂得了怎样当家作主。人民有效地运用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办理了各种必要办的事情,解决了所要解决的问题。但山西省人民也深深懂得这个权力是来之不易的。襄垣县一个老农的话道出了全省人民的心意。他说:“受苦一辈子,如今当主人,不是共产党,那有这权柄!”因而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政权,追根思源,也就更热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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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座浮桥
周守瑾
在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峙山山脚下,有一座一百多公尺长的崭新的浮桥,横跨在滚滚的浦阳江上。桥上行人络绎不绝:从桥南来的农民,挑着草纸、土纸等土特产去赶集;往桥南去的,多是些拿着毛巾、布匹、生产资料和其他日用品的兴高采烈的人们。
偶然,我在张家坂村遇到一位老太婆。她是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村里群众管她叫做“繁忠老妈”。她对我谈起这座桥。她说:“说起这座桥呀,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真要谢谢毛主席。在过去,唉,真罪过呀!江上没有桥,来来去去靠摆渡,这里的渡口水势急,一不小心就要出险,三联村华海的阿囡就是因为摆渡时翻在江里死的。没有桥,来来去去多不方便,这里的人哪个不盼望有一天在这里造起座桥!”
原来浦阳江北岸的临浦镇是萧山县的一个重要城镇,它南沿浦阳江,东靠浙赣铁路的临浦站,像纽带似地促进了萧山地区的城乡物资交流,有时甚至富阳、浦江一带的农民也都要把当地的土特产运到临浦镇来集散。可是在过去,这里唯一的渡江工具只是几条破破烂烂的小木船,而且经常要出险。农民们是多么希望能够在江上架起一座桥来啊,哪怕是最简单的也好!可是多少年来,当地的人民怎么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曾经在农民中间流传过这样一个传说: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前,也许是现在已经五、六十岁的老伯伯的爷爷手里吧,有一个管庙的人,决心要在这里的浦阳江上造一座桥。于是他就背着
一只大木鱼,四处去化缘。许久许久以后,这个管庙的人化到了许多钱。可是不幸得很,他竟没有完成他的事业就死了。这笔钱也叫人贪污掉了。于是造桥的事情又化为泡影。但是人民造桥的愿望,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这里附近各个乡都经过普选产生了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是农民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和意见告诉人民代表,要他们把意见反映到县里去。自然,大家不会忘记把造桥的事提出来。
这一件关连着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提案,立刻引起了萧山县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注意,会议详细地讨论了这个提案,并向萧山县人民政府提出了造桥的建议。萧山县人民政府考虑到这是一个当地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以后,便决定在十月一日破土动工。
要造桥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县,人民群众都高兴得欢腾起来了,他们纷纷传说着,欢笑着。有的说:“天底下真有这样好的事情,老百姓提了意见,人民政府就来造桥了。”有个叫关法的老伯伯,那时正在生病,他听到要造桥的消息,竟急得对儿子讲:“哎哟,盼望了一生的浮桥,现在人民政府来造了,让我去走一趟,就是死也瞑目!”
不到两个月,浮桥造好了。每天,成千的人们从这里通过。去年年底临浦镇的物资交流大会原订计划作二亿元左右的交易,但是结果交易额提高到六亿元,这说明浮桥造好以后,对加强城乡物资交流是有重大关系的。
浮桥造好之后,当地人民都进一步认识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意义。正如浦南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县人民代表、浮桥建筑委员会委员孔关根所说的:“造桥的事情是我们提的,桥又是我们自己亲手造的,我每次走过这座桥的时候,便想到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的。……”
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在宪法草案中明文规定下来的一句话,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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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代表回来了
宋大水 王庆楼
中午炎热的太阳照在雨后的大地上。人们吃着午饭,不停地摇着扇子,还是汗水直流。出席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郁洛善,就在这炎热的中午回来了。一进村,在街上的人们都迎了上去。人们兴奋极了,互相传告着:“洛善回来了。”
一个比较宽绰的屋子里挤满了人,大家都以兴奋的眼光望着这位归来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着人们问这问那的时候,洛善也就详细地谈起他一路上的情景。
八月九日早晨洛善乘火车离开保定,在火车上,他还兴奋地想着大会上的情景;想着每一件重要的工作;想着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想着自己责任的重大。急雨横扫着车厢,火车冒雨向前疾进。隔窗闪在眼前的是肥沃的田地,有的积满了雨水,淹了农民们辛勤劳动培植起来的庄稼。他深深地记得会议上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很多代表都强调农业生产上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做好农作物后期管理工作。他暗自盘算着:到家后,首先把自己社的农作物后期管理工作做好,增产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以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灾区人民。要很好地向群众传达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决议,要用自己合作社的模范作用来影响其他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村庄。
傍晚在王家井车站下车。第二天早晨,送他的那个交通员花了十万元雇了一辆大车让洛善坐,但他坚决拒绝了。他说:“今年河北省有些地方受了水灾,我们这里没有被水淹,要增产,还要节约。从这里到家只有三十里地,走着满可以。还是省下这十万元吧!”交通员只好把雇好的车退了。两人扛着行李包袱,踏过了三十里地的泥泞道路,中午十二点才到了西沙疙疸。
中途路过冀县最北边的一个村庄——南土路口。恰巧赶上村集,认识洛善的人就接过洛善的行李,在靠集的一个大门底下休息起来。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郁洛善归来的消息被人们兴奋地传开了。不一会大门底下围满了人。他们都亲热地向洛善打招呼。洛善便和他们谈起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事情。尤其是谈到“做好后期农作物管理工作,缩小灾情面积,力争超额完成增产计划”时,显得格外有劲。洛善说:“今年雨水过大,咱省有些地方受了灾,我们这里没有遭水灾,就应当加强农作物后期管理工作,超计划实现增产,弥补受灾损失,支援灾区人民,支援国家建设。”接着他谈了一些关于如何做好后期管理工作的具体办法,人们都静心地听着。这个途中的传达报告,直延续了一个多钟头。
这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套好了大车,准备送洛善回家。洛善想:“坐车就要耽误劳力和畜力生产,虽然劳累,也不能为我一人,使他们社里的生产受到损失。”于是他婉言谢绝了。
人们在听完洛善述说着道上的情景后,时间已是不早了。可是这天下午郁洛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定召开干部和生产队长会议,郁洛善不顾劳累,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他向大家报告了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情形和通过的各项决议。他虽然有些累了,但声音还是那么宏亮。最后他又说:“做好农作物后期管理工作,超计划增产是目前咱社最重要的工作。我在道上作了检查,咱们社里做得还不好,有的棉花还没打完顶尖,地里很湿也不破皮,有的山药蔓上扎了根还没有翻。这就会影响庄稼生长,影响增产。我们要做好农作物后期管理工作,带动其他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单干农民以及其他村庄。”他还说:“我们要增产,还要节约,才能更有力地支援灾民渡过灾荒,才能有力地支援国家建设。”郁洛善的话使人们听了都很振奋。在讨论时,大家一致表示,要努力增产,还想出了许多实现增产的具体办法。
一天的走路和报告,已使这位六十岁的人民代表很劳累了。但从他的表情上看来并没有倦意。脸上带着微笑,显得那么高兴愉快。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民把我选为代表,给了我这样大的荣誉,我就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尽到我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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