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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河南省委员会
严肃处理王兆钧被陷害事件
中共河南省委严肃地处理了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王兆钧是前郾城县委会宣传部部长，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开始时，因检举该县委机关的铺张浪费及县委书记周刚擅自动用党费，贱价收买公共物资等错误，遭到了以周刚、焦光亮（前县委副书记）为首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打击和陷害。他们给王兆钧捏造了“曾投敌自首、敲诈群众、杀害农民、打击村干部、隐瞒地主成分”等五条罪状。许昌地委听信了他们的假报告，便对王兆钧做出了“停职反省”、“建议政府扣押”、甚至“开除党籍”等一连串的错误决定，使王兆钧被扣押达半年之久。王兆钧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许昌地委，共同组成检查组前往郾城进行检查，周刚、焦光亮又操纵县委会层层布置防线，抵抗检查。至四月十四日，检查组终于突破了周刚、焦光亮的“封锁线”，揭露了他们的全部罪恶事实。这时，周刚仍然坚持不承认错误，焦光亮则畏罪潜逃（后又返回）。为了严肃党纪，河南省委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作出了决定，将前郾城县委会撤销，另组新的县委会，将周刚、焦光亮开除出党，并建议政府依法惩办，对其他有关人员，均根据其所犯错误的程度，分别给予了开除党籍、撤销工作、警告、劝告等处分。许昌地委在处理王兆钧被害事件中，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河南省委决定给以指责处分，并给地委书记纪登奎、副书记赵天锡等人以当众警告处分。王兆钧因检举违法乱纪分子竟被开除党籍是冤枉的，许昌地委已恢复其党籍。对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员张思学，因他坚持真理向上级揭发了前郾城县委的全部错误，河南省委决定予以表扬。
河南省委在领导河南全党深入学习党的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中，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三日公布了“关于王兆钧同志被陷害事件的处理决定”和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兆钧同志被陷害事件的检查报告”等文件，同时，河南省委并发出指示，号召河南党组织全体党员结合对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立即组织对这一事件的学习和讨论，认真吸取这一事件的教训，克服党内所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影响和骄傲自满情绪。目前，河南省各级党组织对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的学习讨论，已广泛展开，许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先后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周刚、焦光亮打击陷害批评者的罪恶行为，同时对自己地区的工作情况、思想情况也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一致表示，为了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必须深刻记取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的教训，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向一切压制批评打击陷害批评者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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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党分子周刚、焦光亮
打击陷害批评者王兆钧的事实经过
中共河南省委严肃地处理了前郾城县委书记周刚、焦光亮等人陷害前郾城县委宣传部长王兆钧事件。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反”运动开始时，前中共郾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兆钧，向中共河南省委、许昌地委检举了郾城县委机关铺张浪费，以及周刚等人利用职权贱买没收公共物资等错误。许昌地委对这一揭发未能认真负责予以坚决保护和严肃处理，却将王兆钧的检举信交回了前郾城县委会，让他们进行检讨。县委书记周刚、副书记焦光亮见到王兆钧的检举信以后，不但不检讨，反而认为王兆钧“想钻空子，挑拨离间，有意搞垮自己”。周刚当天晚上即召开县委会议，追问王兆钧的检举动机，并侮蔑王说：“王兆钧是‘三反’对象，在党内挑拨离间，打击积极分子，耍流氓手段。”其他县委委员对周刚这种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批评者的恶劣行为，不但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予以批判和制止，相反地竟违背党的原则，共同向王兆钧进行斗争，强迫王兆钧收回自己的意见。后来许昌地委接到了河南省委转来的王兆钧的检举材料才派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员张思学到前郾城县委会查对材料。这时，周刚、焦光亮仍不虚心检讨自己，并向王兆钧进行斗争。当时，张思学向他们提出了批评，回机关后，又将王兆钧检举属实的材料及周刚、焦光亮打击报复王兆钧的情况，向地委作了报告。但是张思学的报告并没有引起许昌地委的注意。问题拖延了下去。这就使周刚、焦光亮获得了进一步打击王兆钧的机会。
王兆钧对周刚、焦光亮的错误和打击报复行为，始终坚持斗争。周刚、焦光亮看到对王兆钧施用恫吓已不能得逞，便不惜采用种种卑鄙手段，对王兆钧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陷害活动。他们到处搜集王兆钧在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宣传王兆钧历史上的个别错误；两次派干部下乡动员农民向报社、县委控告王兆钧。在这样做还不能达到陷害王兆钧的目的时，周刚、焦光亮又于同年二月派县委会组织部干事任学恕到王兆钧的原籍山东省郯城县去搜集王兆钧的历史材料。任学恕为了迎合周刚、焦光亮的个人不良意图，有意识地扩大与捏造材料，把王兆钧过去在家参加农业劳动，是中农成分，说成是“不劳动”、“地主成分”；把王兆钧在抗日战争时期，作过地下工作，说成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焦光亮得这些材料后，便叫任学恕向地委报告。这时王兆钧又三次到地委申诉，要求地委迅速派人制止周刚等违法乱纪行为。地委推说到“三反”中解决。同年四月间，周刚、焦光亮又指使牛培法、任学恕到山东王兆钧家乡进一步搜集王兆钧的历史材料。牛培法、任学恕在周刚等指使之下，完全丧失了党的原则、立场，改名换姓，冒充郯城县委干部，威胁村干部斗争王兆钧的母亲和弟弟，并打击恐吓暴露真情的农民。就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王兆钧凭空捏造了“投敌自首，敲诈群众，杀害农民，打击村干部，隐瞒地主成分”等五大罪状。周刚、焦光亮就以此作“根据”，一面布置任学恕召集会议，说“王兆钧有血债，大家要提高警惕”，并搜查了王兆钧的住室，对王兆钧实行轮流看守，一面打电话给地委说：“王兆钧问题严重”。同年五月九日，周、焦又派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希旺带领牛培法、任学恕等人，向许昌地委副书记赵天锡作假报告，一再强调“王兆钧问题严重”，要求地委赶快处理。许昌地委为他们的假报告所蒙蔽，错误地决定王兆钧停职反省，同年五月十日晚，周刚又打电话督促许昌地委赶快处理。地委即建议将王兆钧予以扣押。这就更加纵容了周刚、焦光亮违法乱纪行为。当时周刚曾兴高采烈地说：“王兆钧说我们有宗派，我看幸亏我们抱的紧，不然整不了这小子。”
王兆钧遭到这种意外打击报复之后，曾屡次向许昌地委提出申诉，要求派人调查处理。这时，许昌地委即派人到王兆钧的原籍进行调查，但由于调查人员没有深入群众，调查结果都与周刚、焦光亮的假报告大体相同，无法作结论。同年九月三十日，地委将王兆钧释放。地委为了弄清问题，又派张树森等人去山东调查王兆钧历史情况。由于张树森等仍未深入群众，调查的材料又与以前的大致相同；张树森等向郯城县委作了汇报，郯城县委即以县委名义写来书面证明。地委根据两次调查的材料及郯城县委的书面证明，便给王兆钧作了“阶级异己分子”的结论，将王兆钧开除出党。王兆钧不同意这样处理。许昌地委又建议将王兆钧扣押起来。王兆钧在扣押期间，仍给许昌地委写信十余封，进行申诉，也没有引起许昌地委注意。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李祥林到许昌地委检查工作时，听了王兆钧的申诉，即向许昌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释放王兆钧并分配其工作，历史问题暂作悬案。但许昌地委并没有这样处理。后来，许昌地委在河南省委的一再督促之下，虽然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将王兆钧释放，并分配了工作，但对整个案件仍然迟迟不作处理。直到张思学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报告了周刚、焦光亮等人的全部罪恶活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用电报指示河南省委转告许昌地委进行检查时，许昌地委才积极派人到前郾城县委会进行检查，但因周刚、焦光亮坚持错误，狡猾抵赖，致使两次检查都未获得结果。一九五三年四月，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及许昌地委负责人共同前往郾城进行检查，这时，周刚、焦光亮的违法乱纪活动，已发展到登峰造极，和党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检查组到达郾城以前，周刚（已调离工作）先得消息，即和焦光亮等几次商讨应付检查的办法。并互相约定“坚决不承认有报复行为，坚决斗争到底”。从四月十日到十六日，周刚就给焦光亮打了四次电话，让他“沉住气”，“要好好准备”。检查组在进行检查期间，焦光亮表面应付，背后却接连三次召开县委会议，和有关人员分头进行个别谈话，层层布置封锁，处处阻挠检查。并在干部中散布流言蜚语，说“检查组蛮横厉害”。更恶劣的事，是焦光亮竟烧毁证据，并对暴露真情的干部实行威胁利诱，为他保守秘密。最后，当事实真象被全部揭露之后，焦光亮又畏罪潜逃（后又返回），周刚则仍坚持错误，不作检讨。至此，他们便公开地背叛了党和人民，走上了绝路。
根据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的检查报告来看，前郾城县委会已完全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腐蚀，丧失了党组织的作用。为严肃党纪，河南省委已决定撤销该县委会机关，重新组织新的县委会；并将周刚、焦光亮、任学恕、牛培法等人开除出党，对其他有关人员也已根据其错误轻重，分别给以撤销工作、警告、劝告等处分。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副书记赵天锡、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坪，均受到当众警告处分。王兆钧因检举违法乱纪分子遭到打击陷害是冤枉的，许昌地委已恢复他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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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枣阳县培育再生高粱获得成功
湖北省枣阳县在增产运动中，创造了培育再生高粱的成功经验。该县已经培育再生高粱二十八万亩，占原种高粱三十三万亩的百分之八十五。杨壋区五里桥乡农民刘诗国在一亩四分田内培育的再生高粱，已于八月二十九日收割，产量是一百八十二斤。全县再生高粱按最低产量每亩八十斤计算，可增产二千二百四十万斤粮食。目前，该县的再生高粱已有百分之五十吐穗扬花，百分之三十怀苞。预计九月下旬，可全部收割。
培育再生高粱是枣阳县少数农民原有的增产办法之一，经过该县领导机关总结与提高，才在该县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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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衡山县开展群众性超额增产运动
“超额增产”的号召在湖南省衡山县已变成为声势浩大的爱国增产运动，掀起了群众性抢收抢种高潮。至九月一日，全县的十五个区、两个镇中，已有四个区和城关镇，完成“超额增产”指标的百分之二至二十。全县已收割的早、中稻田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及时种上了秋季作物。实现了“收一丘，种一丘”的口号。从全县范围来看，双季稻、红薯两种主要秋季作物，已基本完成和超额完成扩大种植计划，全县已种植双季稻、再生稻、红薯等各项秋季作物二十九万九千多亩，衡山县季节较晚，现晚熟中稻正大量收割，各地秋种面积正在逐日扩大，预计九月十日，即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秋种计划。在超额增产运动中，衡山县的干部和群众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爱国生产热情。许多区乡干部开过动员会后，黑夜数十里赶回本区本乡，随即展开紧张的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县委、区委亲自深入到乡、互助组，具体帮助农民找生产门路，并随着每一个工作步骤，及时深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总结先进经验，推广到全县全区。各地互助合作组织还大都注意到帮助周围单干农民和缺劳力户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五区石门乡六十八户困难户，有田二百二十多亩，黄熟的稻谷请不到人收割，更无劳力搞增产。这个乡的互助组织用包工、帮工、吸收他们参加互助组等办法，解决了他们请不到工的困难，做到了细收细打，还及时种上了秋季作物，预计可增产六千五百多斤。这就发挥了他们的生产潜力，鼓舞了他们增产的信心，全乡普遍地掀起秋收秋种高潮。今秋，农民们有个普遍的反应：“过去是处暑满垄黄，白露一扫光；今年是，割了一片黄，又是一片青”。
（本报湖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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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各地农业技术推广站发挥显著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今年新建立了一百二十三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组）。连原有站（组）在内，共已有一百七十多个站（组）。各推广站在推广技术时，首先了解当地土质、气候及互助合作等条件，确定指导内容，对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起了很大作用。今年东部地区各站继续推广了肇源丰产的经验，按季节深入田间，指导农民改革旧农具、适时早种、间苗保苗、施肥及防治病虫害等技术，因此，今年哲里木盟等地区绝大部分农田作到了两铲两趟，大部分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达到了三铲三趟。目前大豆、玉米、高粱等秋季作物都生长良好，可望丰收。西部产麦区各站在当地党、政统一领导下，推广了小麦“疏播密植、深耕浅浇、合理施肥”的丰产经验，今年全河套行政区小麦疏播密植面积，占一百二十多万亩小麦总面积百分之七十四。这些密植的小麦普遍获得丰收，杭锦后旗每亩小麦平均比去年增产三十六斤。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每亩收六百四十斤高额产量。（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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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泸州市桂圆大量上市
四川省著名的特产——泸州市桂圆大量上市。据调查，今年泸州市郊区可出产生桂圆一百多万斤，比去年的产量多五倍以上。泸州市国营农场果园今年两千多株桂圆树可产桂圆十二万斤左右。现在，泸州市合作社联合社已经和各乡农民订了收购桂圆的合同，展开收购工作。四川省合作社联合社也和泸州市合作社联合社订好合同，除了供应成渝铁路沿线大城市一部分生桂圆外，其余将炕干，运销北京、天津、上海和东北等地，有的还将出口，运往缅甸等国家。
泸州市地方国营第一酒厂今年在技术革新运动中，用桂圆核酿酒成功，四斤核可酿酒一斤。中国专卖事业公司泸州市公司已经和泸州市合作社联合社订了合同，大量收购桂圆核酿酒，以便为国家节省红粮。（曾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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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超额完成超额增产计划！”
——记河南安阳“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村农民争取超额增产的活动
木风
立秋节前，河南省安阳县郭王度村“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样样庄稼长得远远超过了去年：三百多亩谷子齐刷刷地都抽出了半尺长的穗子，沉甸甸地低垂着；五百五十多亩棉花开遍了红色和黄色的花朵，桃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社员们一个个都说：“立了秋，把锄丢”，忙了大半年，把庄稼苗儿伺弄得这样好，现在也该是歇歇的时候了。许多年轻的女社员过去一直担当着全部管理棉花的工作，现在也想要去串亲戚，走娘家。在社务委员会开会讨论时，许多社务委员也说：现在庄稼收成已成定局，应当立即转向收拾修整农具，准备秋收、秋耕、秋种。
正当这时候，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号召全省农民超额完成农业增产计划（要求在原来计划基础上粮食每亩超额增产六斤，棉花每亩超额增产皮棉一斤）的决议传来了。很多社员听了都摇摇头说：“谁不知道‘立秋十八天，寸草结籽’，现在节气已经过了，怎么能够再增产呢？”同时，还有不少社员认为：今年社里三百多亩谷子全都进行了单株留苗；棉花摘心整枝又及时又细致，五百多亩很少有空棵；渠边地头和棉花地里缺苗的空地也都点种了小菜和豆子，在耕作技术上已经再也找不出什么潜力来了。
真的再也没有潜力可以发挥了吗？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的。中共支部一方面向社员进行教育，讲明今年长江、淮河流域部分地区遭受水灾，非灾区保证超额完成农业增产计划对于保证祖国建设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组织力量，下地实际检查当前生产情况。经过检查发现：棉田里的摘心整枝工作虽然比去年细致得多了，但是，棉棵上不少“毛芽”和“拐头”还没有打掉，甚至有的顶尖都没有打掉，不结棉桃的枝条还在疯长；还有一片片的棉桃已被盲椿象虫咬破了头。参加检查的许多人，想起去年社里的棉花因为忽视了后期管理，很多蕾铃都白白地落掉了；本来看着长得很好，结果每亩只摘了籽棉一百六十斤。于是，大家就都积极开动脑筋想保蕾保桃的好办法。有的说：棉花落桃的原因之一是肥分不足，去年本乡大碾屯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学习先进经验，用过磷酸钙液根外喷射，对保桃起了很大作用，今年咱们要学习。也有的提出要用“六六六”药粉把棉田普遍喷打一遍，防治盲椿象。就这样一边检查，一边讨论，想出了很多增产门路。空地过去虽然曾经补种了二十多亩，但是经过仔细检查计算，渠边地头加到一起最少还有十多亩可以再种些青菜，一共就能收获三、四万斤。红薯在根部培土，再勤翻蔓，到收获时每亩最少也能多收一百斤。根据这些已经找到了的增产门路，中共支部和社务委员会研究制定了超额增产的具体计划：全社五百五十七亩棉花，每亩在原计划产量二百四十二斤的基础上，再增产籽棉九斤；谷子、玉米每亩在原计划产量基础上再增产七斤；加上沟边、渠岸等空地补种菜蔬收入计算在内，全社初步计算共可增产粮食一万二千多斤，籽棉五千多斤。这样一来，许多过去认为已经无法再增产了的社员，都打破了保守思想。
为了保证这个超额增产计划的实现，社里邀请专署农业技术指导站派驻该村的干部向社员传授了在棉花根外施磷肥和精细整枝打杈的技术，讲解了为什么要打“拐头”和“毛芽”等等道理。他们还根据棉花生长情况和地质好坏，分别规定了每棵棉花留几个果枝、每个果枝留几个棉桃的具体标准，以保证棉桃不落和早熟。接着，又根据当前全社各样农活，具体计算了所需的时间和力量。全社三百多个男女劳动力，按照往常一般出勤率计算，在八月份不但劳动力没有剩余，而且还差一千多个工没有着落。许多本来要去串亲戚、走娘家的年轻的媳妇们听了，都取消了原来的打算。人们都争抢着自报参加多少劳动。连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张秀英也订出全家参加劳动的具体计划，保证在这段生产中，一家三口人（儿子、儿媳妇和她）一个工也不缺。第二生产队的副队长、农业技术员郭振玉，在生产中看到在往棉棵上喷射过磷酸钙液时，两人抬桶、两人使用喷雾器，用人太多了；他便认真钻研，想出连抬桶带使喷雾器只用两个人的办法，工作效率没有减低，劳动力却节省了一半。许多社员都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提高劳动效率。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社员们只要看到雨稍一停歇，便照常下地工作。第二生产队里的女社员，在八月十日那天刚下过雨，便都赤着脚下地，细心地晃掉每朵棉花里的积水，以防腐烂。初晴的太阳把雨后的大地晒得像蒸笼一样，人们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还不停地工作着。八月十二日下午，村子北面的几十亩谷地积水了，全社社员立即扛着铁锨，冒着大雨下地挖了一条半里长的排水沟，把被淹的谷地全救了出来。
争取超额完成增产计划的竞赛在“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村里的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看了都说：“看！人家合作社里的庄稼长得这么好，还认真加工施肥，咱们可更得好好地加油干啦！”全村的八个互助组在几天里便到供销合作社里买回过磷酸钙二百五十多斤，还又抽出七十多个妇女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学习了棉田管理技术。于是，全村的争取超额增产的活动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带动下也展开了。现在，经过精细管理的棉田，棵棵都已结了鸡蛋大的棉桃。“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五百多亩棉花，已从原来每棵平均四、五个棉桃，增加到了七、八个，多的到十几个。
在最近一次社员大会上，社务委员会的负责人用响亮的声音向大家说：“……为了保证祖国建设，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要超额完成我们的超额增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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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力的支援，伟大的友谊
——记湖南省湘阴县石塘乡农民支援灾区农民安家生产
本报记者 力文 新湖南报记者 见初
第一天的见闻
八月十九日，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湘阴县石塘乡。洞庭湖滨的湘滨大垸溃决后，王家乡的农民转移到这乡安置生产，已经一个月零四天了。
我们向着韩家大屋走去。这是一簇拥有百多间房的“屋场”，王家乡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住在这里。我们走进一座宽大而光亮的堂屋。屋的一边开着六张大铺，每个铺上都有凉席，挂上了蚊帐，虽显得有些拥挤，但是收拾得却也干净利落；另一边，摆着一张大八仙桌，一把圈椅，桌上放着厚厚的一堆账簿，笔、墨，还放着一盏带罩的煤油灯。这就是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临时办公处和住处。会计闵宪章正坐在八仙桌旁，手拨着算盘，眼看着帐簿，整理着近日来的劳动工分，和供应社员粮食的账目。几个年老的妇女在缝补衣服或搓麻线。小孩们从门口跑进跑出忙个不停。这个地方称得起四通八达，沿着两侧的走廊，可走进附近的几座房子，在这些房间里，住着当地的主人，也差不多都住有灾民，还看得见，两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从王家乡来的），在隔壁房子里，正在习字……
迎面走来一个长得结实的老婆婆，她手里拿着刚洗净的衣服。我们向她问好：“您生活得还好吧，我们来看看您！”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年纪这么大，还有什么好看的。”她刚说完，站在左边门口的一个妇女，连忙插了一句：“干部同志不是来看你的摩登，是来看你的生产哩！”
“我早晓得，我这个人就爱开开玩笑咯！”老婆婆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个有风趣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引我们到另一间凉爽的房子里坐下，几个老婆婆和大嫂子也拿着手里的针线活，跟着走过来了。这个老婆婆又顺手拿起一个还未缝完的蚊帐，她说：“政府对我们这样好，我心里想：自己能做点什么，便尽量多做点事。”
大家都叫这个老婆婆姚二?毑。她一边缝蚊帐，一边谈起从王家乡转移到此地来，沿途的情景：
“那一天，水涨得很猛，大家心里蛮着急，政府派轮船接我们来了。我们上了船。我本来有点肚子泻，轮船一靠湘阴码头，肚子疼起来，一个年轻人走过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城关镇纽扣厂的一个工人），问我有什么不舒服，他连忙跑到卫生院，找医生给我看病，我吃了药便安静下来。
“下了码头，石塘乡派来这样多人迎接我们，帮我们挑担子啦，抱小孩啦，还抬着轿子，沿路有人招呼我们喝茶，够多亲热啊！到了这里，马上安了锅灶，我正想，那里去找烧柴？我们社里想得真周到，已给我们每户社员准备下三天的烧柴，头一天便用船运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坐在我们旁边，我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一个老婆婆猜透了我的意思似地，忙解释道：“青壮年都下田生产去了，他叫陈田生，臀上生了几个疮，才躺在家里歇息。”
这个青年深有所感地说：“如今社会够多好啊，人民政府关心我们灾民，石塘乡农民待我们亲兄弟一样。在伪政府时期，那个还管你死活！”
提起“伪政府”，一些辛酸的情景，突然出现在老人们的眼前。老婆婆们向我们痛诉了许多悲惨的往事：
她们曾经住过民新垸和鼎新垸。一九四八年民新垸倒了垸子，三千多灾民，无食无衣，妻离子散，有七百多人病死拖死在外乡。辛未年（一九三一年）发大水，鼎新垸灾民把野草都吃光了，有三百多人死在外乡。
姚二?毑说：“辛未年发大水，冲倒了垸堤，我的老倌子（丈夫）挑起一根扁担，一头是细人子（小孩），一头是破烂，逃荒到了长沙。你晓得细人子那经得起日晒夜露，没有好久就拖死了。又一次倒垸子，我们又逃荒到长沙，老倌子找零活，我讨米。同志，我生下细人子刚三天，就背起细人子沿门讨米啊！我一共生过九个崽、女，现在身边的只剩下一个崽，一个女儿出嫁了。七个崽女，有的病死，有的是逃荒拖死了。”说到这里，她扭过头去，暗暗用衣袖擦着眼睛里的泪花。
今年的水，比那年都大，但是，在解放后的今天，情况却完全不同了。老婆婆们满意地告诉我们，就在她们住的这个院子里，有个叫梁梅英的妇女，从王家乡搬到此地后的第三天，生了一个胖胖的娃娃。房东让给她一个不透风的房间，政府派接生员给她接生，社里特地多供应她十斤白米，还借给二万元，让她买猪肝和发奶的黄花，为了补足营养，她还吃了三只鸡（鸡是转移时带出来的）哩！
在同一个院里，还有个叫刘大秋的社员，正计划着在农历七月二十六日结婚。他爱对别人讲：
“解放以前，倒了垸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是：团结生产，战胜灾荒。不是毛主席领导的好，我那能在这个时候结婚！”
我们顺便到梁梅英屋里去看她，她正给孩子喂奶，穿着一身洁净的青色裤褂，两颊丰润，精神饱满，看样子已恢复健康了。
“比自己屋里的人还亲”
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顺着起伏的地形，依山傍水，筑成一簇簇几户到几十户人家的“屋场”。石塘乡就是由藕塘、五里、栽松等八个村，方圆十几里以内的大小数十个屋场组成的。我们在一个星期里，曾普遍访问了分住在八个村中的来自王家乡的灾民。住在五里村的灾民说：“村长杨保清对我们比自己屋里的人还亲。我们初来这里，杨村长忙了三天三夜，帮我们找房子，找铺板。半夜了，他还不放心，到处看望，看到谁睡在屋外或天井里，便喊醒他，劝他到屋里去睡，免得着凉。看到有一个人睡在地上，他便想尽办法，给他找到铺板……”住在栽松村的人就说：“互助组组长老周（周咏泉）对我们灾民关心，能数第一！”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说：“党支部书记胡金良对我们帮助顶大咯！”反映不一，却有一个共同之点，都自以为自己屋里的房东顶好，对灾民最关心。
走近蒋家屋场，除了觉得有些拥挤外，实在分不清谁是客人（灾民），谁是主人。年岁大些的孩子，引着小孩子玩耍，妇女们聚在一起，一面做活，一面亲热地谈笑。田四爹一家四口人，共有三个房间，开始，他让出来一间给客人住，后来，感到客人住得还挤一些，他让十几岁的小儿子和自己睡在一个铺上，又让出一张床和一架蚊帐，让灾民陈德保的妈妈睡，使老人睡得更舒适些。他看见客人没有撑起蚊帐，问他们是不是没有？原来，客人都有蚊帐，只是没带来帐杆，又不愿到处找竹杆，打扰了主人。田四爹埋怨客人们，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他连忙从各处找到些旧帐杆，又到山坡上竹林里，砍了些大小适宜的新竹杆，当天晚上，客人们的每张床上都撑起了蚊帐。
桃花村有个名叫徐维生的农民，平素最爱干净，孩子们到他屋里来玩，他都不高兴，怕弄脏了房子。傅家山农业生产合作社转移到此地后，办公室设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为了让农业社社长刘述清开会和工作方便，他却让刘述清夫妇带着两个小孩，搬到他屋里来了。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的生活着。徐维生是个单身汉，他的早稻收割了，他下田去生产，刘述清的小孩便替他晒谷看谷。有次他听刘述清说：社里的一个生产队出发到五区生产，路不熟，想找个带路人。他对刘述清说：“不用找人了，我去！”那天，他的牙齿正疼得厉害，没有吃饭，他喝了碗稀饭，便领着合作社的生产队出发了。
灾民陶友宾、李德胜、聂贵湘住在桃花村徐茂堂、徐培堂家里。徐茂堂弟兄不只准备了铺板，还给买了水缸和洗澡的脚盆，使他们生活得方便些。自己屋里吃什么新鲜菜，便分送给他们一些，让客人尝尝鲜。早稻该收割了。陶友宾等提出帮徐茂堂扮一天禾，来答谢主人的盛意。徐茂堂说：“好啊！”于是，他秤了二十四斤米，买了一包香烟送到陶友宾等人的屋里，陶友宾等执意不收。他们说：“要帮你扮禾，工资可不能收！”徐茂堂说：
“不收工资，不能让你扮禾！”后来，徐茂堂想起农业社也正忙着插红薯，正需要劳动力，他恳切地对陶友宾等说：“不让你帮我扮禾也好，你们社里正忙着插红薯，我的几亩早稻，我们互助组紧张些，也就行了。”
是不是王家乡农民转移到石塘乡以后，没发生过任何问题呢？不，在栽松村，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个灾民的十一万元钱，不知被谁从箱子里偷去了。这件事引起当地群众的愤慨，“是那个坏蛋破坏我们两乡人民的团结？一定查出来！”大家都积极调查，很快查出了结果，一个曾经当过土匪和国民党特务的，名叫周作云的坏蛋，把钱偷去了。追回来灾民的钱，让坏蛋当众检讨，并把他送区政府反省。个别坏分子破坏行为的被揭发，两乡人民的团结更紧密了。
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
石塘乡农民对王家乡灾民有力的支援，更多的表现在生产方面。帮助王家乡灾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生产中的困难。
王家乡灾民转移到石塘乡的第二天，石塘乡的干部、积极分子们便热情地带领灾民寻找荒地。只要是那一块荒地能够利用，而且最合算，便一一指点给灾民。这样，全乡共借出三百多亩荒地，让灾民开荒。可是，灾民从垸子里带来的工具，不但数量少，而且不适合山区开荒，许多农民便自动节约工具，把能够让出来的工具都供给灾民使用。荒地有了，工具够用了，曾经是一片片的荒地，变成了良田，这时最感困难的是缺乏种子。这个问题马上引起石塘乡农民的注意，各个互助组开了会，讨论如何帮助灾民，当时最需要的是红薯苗，于是送的送，卖的卖，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灾民本来种垸田，对山区土性，耕作技术不熟悉，红薯垄子搞得不均匀，挖眼不是太深，就是太浅。看吧！住在各个屋场的主人们和“客人”们，这几天谈论的差不多都是怎样插红薯，像村长杨保清、老农田四爹等许多殷勤的人，还时常亲自到地里，细心地给灾民指点，亲自做个样子，教会灾民插红薯。
当地农民没有忽略了帮助灾民积肥。滨湖区王家乡农民没有烧灰土粪的习惯，不少房东认真教给“客人”如何铲灰土，如何点火等积肥的本领。也有些人把自家的粪缸，借给了灾民。
更加宝贵的是石塘乡农民借出二百二十多亩水田，让灾民赶种一季晚熟作物，这将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收获。
没有种过田的人，没有亲眼看到过，如果有人不小心在田边上踏坏一棵庄稼，会引起农民怎样愤怒的人，是很难真正懂得“借田”的全部意义，和它所蕴蓄着的深厚友谊的。
让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农民、藕塘村互助组员傅友贤吧。
在藕塘村，人人称赞他：田种得肥，禾做得好，作出来的禾，蔸子有菜碗大一个。他种田最殷勤，也最珍惜田，他从不肯让一点土，一小片田浪费。他一共有三丘田（共计五亩二分）。他却把一丘最大的也是最肥的三亩田借给灾民兄弟了。在一次互助组的讨论会上，讨论如何帮助灾民找生产门路。开始，他沉思地一袋又一袋地抽烟，静听组员们谈论，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借出一亩，八分，或二亩田，也有人没有适宜种晚熟作物的田，要送给灾民一些红薯苗，来表示自己对灾区兄弟的关怀。傅友贤发言了，他说：“我想把屋前那丘田借出来。这块田很肥，当阳当晒，上水也方便，灾民同志插上红薯，保证多收一些。”这个行动，引起组员们的热烈称赞。
我们访问了傅友贤。谈起借田一事，他谈得那样自然而恳切。好像兄弟在路上跌倒了，哥哥自然会把他扶起来一样，他觉得应该借田帮助灾民兄弟，便把田借出来了。他说：“我当了十多年长工，种了二十多年田，搭帮毛主席，我翻了身，土地改革，给我调进三亩好田。干部同志说，天下农民是一家，这话很对，要人人有饭吃，光我一人有饭吃，我吃不下。再说，让灾民同志多生产些粮食，政府少救济些，节省了粮食，也是我傅友贤支持了国家建设啊！”
这是一个朴实而伟大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曾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来。我们访问来自王家乡的灾民，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张菊青告诉我们：“今年发生百年来没有的大水，倒了垸堤，全十七区没有收一蔸禾。要是没有人民政府领导，真是不得了啊！从现在到明年扮禾还要十二个月，到收红薯也要一百天，政府供应十七区人民，每天要用四百五十担米，政府领导我们有组织转移到东乡，进行生产自救。在伪政府时，不要说一个区一个乡在一起，一家人妻离子散，不知要分多少地方哩！我们人人有个想法：洪水不能减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我们积极搞好生产，多生产一颗粮食，一来是为了自己度荒，二来也减少政府的供应，让政府用更大力量开办工厂，也就是我们支援了国家的建设！”
“支援国家建设”，正是为了这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石塘乡农民用最大力量支援王家乡灾民进行生产自救；来自灾区的王家乡农民，也把帮助石塘乡搞好超额增产当成自己的责任。当地农民没有种晚稻的习惯，王家乡种晚稻的习惯开始得早，技术好，工具好。王家乡的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选派最好的种晚稻的“里手”，指点当地农民，教给他们种晚稻的技术。为了使晚稻田精耕细作，他们特意到湖区取来“蒲滚”等农具，并帮助当地农民学会使用。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饶福林发现了当地稻田里有了蜢子虫，便立刻召开社务委员会，抽出专人，划船到王家乡，取来社里的三部喷雾器，交给当地农民使用。二十四日，是我们离开石塘乡的前一天。丰收的季节开始了。石塘乡农民已收割了二百八十多亩中稻，紧接着插上一百五十多亩晚熟作物。王家乡农民在当地农民全力支援下，也在开出的荒地和借出的水田里种上红薯一百五十一亩。这天，为了赶季节，抢火色，王家乡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了生产突击队，工作效率比平时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平时要七个工作好一亩田（从挖土到把土打匀），今天，四十个劳动力作好了八亩田。
我们随办社工作组的老郑、老胡同志，去田间参观。从清水塘畔向着田塍小道走去。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幅紧张劳动和团结的景象：左面、右面，到处一片扮禾的响声激荡着沸腾的田野，远远山坡上，人们的劳动给翠绿色的山坡，织成一片片的黄色“地毯”，“地毯”上正迎风浮动着一簇簇红的、白的、蓝的花朵——这是王家乡的妇女生产小组在收拾荒地。在同一块稻田里，一面是石塘乡农民扮禾，一面是王家乡农民挖土。当我们走近蒋家屋场东北方的一块稻田的时候，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农民正挑着一担茶水，向着这里走来。他放下担子，亲热地招呼正在挖土的洞庭围农业社的突击队员们吃茶。突击队员们放下锄头，高兴地把茶桶围起来。我们想，这大概是社里送茶的人来了，和他攀谈以后，才晓得，这个人叫郑希尧，就是借出这块田的主人，他今天到田里挑禾，看到突击队员们住处离这里远，吃茶不便，顺便给他们挑了担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