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生活里主要的就是戏剧创作中主要的
苏联 康·西蒙诺夫
编者按：苏联第二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将在本年内召开。在目前筹备期间，苏联报刊上陆续登载了一些关于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若干原则性问题的评论，本文就是其中之一。西蒙诺夫在这里批评了部分作家对于创造正面和反面人物形象所持的违反文学的党性原则的错误观点，即：怀疑艺术创造中的典型化方法，认为作家应该“按人的原样”来进行描写，认为把人物分为正面和反面就会产生公式主义。中国文艺界在关于创造正面人物典型形象的论争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类似的混乱思想，出现过所谓在生活中找不到英雄人物等等论调。本文可供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参考。
在第二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前夕，当默默地回顾一下我们的文学工作和估量一下我们戏剧创作的还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时，就很自然地会提出正面人物的形象在我们戏剧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一问题。
在各种文学讨论会和会议的讲台上，特别是在第十四次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全体会议上和关于
“现代戏剧中正面人物的地位”的讨论会上，有人对于把人物分为正面和反面的规律性本身表示怀疑。他们说：这是一种公式主义呀，要知道在生活里我们不能把人分为正面的和反面的，我们周围都是具有各种性格的人，为什么把活生生的生活变成公式呢？应当就人的原样来描写他们，这样，真实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了。
骤然看来，这些论调是动听的，但本质上却是腐朽的，这些论调是企图修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怀疑艺术中生活现象典型化的必要性，忘记了文学中的党性原则。
当然，生活就是生活，活人就是活人。但是难道在评价我们生活的事件时，我们就不指出某些现象是先进的，另外一些是落后的吗？难道我们不去评定某些人的行为是良好的榜样，而另一些人的行为是不良的吗？再说，难道谈到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们，我们能不说有一些人是在成长，变好，克服着自身的弱点吗？难道能不说还有一些人是在变坏，甚至有时在堕落和失去他曾有过的优点吗？
同时，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一个人身上的善良与丑恶的抽象的斗争；我们重视一个人有利于共产主义建设的活动，同时我们谴责一个人在主观上或客观上损害我们共同事业的行为。根据这个准则，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有意识地特别指出良好的榜样，揭示不良的例子，并把某一些作为效法的对象，把另外一些作为暴露的对象。这样，任何人都不会责难我们是公式化地处理生活现象和机械地把生活加以分类的。
但是，当谈到文学，特别是戏剧创作的时候，在批评中就开始潜入对客观主义，对罗列现象和下面这种说法的鼓励，说什么：人是活人，而且所有的人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则是那样，归根到底，每一个人都是对的！这种客观主义时常是在争取生活的真实的斗争口号下被窃用的。最近“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就包含了伪装得不好的类似这样的观点的说教。
自然，争论的并不在于名词。企图取消我们文学中的正面人物这一概念，并不是探讨名词的天真的结论。不是的，这是顽固地不愿承认这个原理：在我们生活中占优势的良好的部分及其体现者——正面人物，是我们文学的核心。良好的部分所占的这种优势，也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中那种新的东西，脱离了这一点来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徒劳无益的。
这并不是说，在过去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就没有正面人物的形象。但正面人物在苏联文学中占有的那种地位，从质量上来看是一个新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和我们社会的本质相关联的。
党批评文学家的粉饰现实的现象，党号召我们去创作讽刺作品，去揭露坏人，揭露一切腐朽的，过时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文学家，特别是剧作家，都从这种批评中作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呢？
根据许多剧本看来，显然远非如此。有些剧作家忘记了，我们生活的良好的一面、正面人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过去和现在都是文学注意的主要对象，都是文学热爱的对象，英勇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高贵形象无论过去和将来都是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的核心，而且党屡次向作家指出了这点。
党和党的报刊一方面批评我们文学家常常离开对生活的真实描写，躲避生活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指示给我们一条富有成效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就能最鲜明地表现出我们时代的人物的完全面目，就能在他们的事业中、在他们同一切还在阻碍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东西进行经常的斗争中来表现他们。
我们常常在真空中来表现我们的正面人物，用地毡为他们铺好道路，亲手推开他们道路上的木头，并填平他们面前的坑。我们有时把坏人和危险的人从正面人物走过的那条宽敞的道路上拉到一边去。这样我们就剥夺了正面人物与那些丑恶和落后的事物的斗争的真正困难，我们原则上承认了丑恶与落后事物的存在，可是并没有体现在人物的斗争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正面人物在许多情况下，就成为公式化的、没有性格和热情的人；在文学中就有了很多虚构的困难和脆弱的敌人。因而也表现不出人物在同它们进行斗争中的力量。
党号召我们要更深刻地观察生活，了解生活，并表现出生活中先进的如何与落后的斗争，新的如何与旧的、过时的斗争，以及新的如何战胜它们。但是有些剧作家把表现生活的阴暗面和坏人的号召，理解为一种孤立的任务，而忘记了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我们应当在艺术中表现坏的和黑暗的，但不是为了表现它们，而是为了借助艺术工具去消灭生活中的这种丑恶。如果我们同意我们在文学中描写丑恶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消灭它——不能不同意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要描写，在生活中，在我们周围，先进的怎样战胜落后的，好人、正面人物怎样反对坏人。因为再也没有更有成效的和更确切地符合现在真正发生在生活中的事物的道路了！
前些时候我们曾过分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喜剧里是不是可以只有反面人物？我们曾特别讨论了斯·米哈尔科夫的通俗喜剧“龙虾”，当时讨论的那种热情就好像是谈到我们戏剧创作的总路线一样。其实，这个通俗喜剧（在这个剧作里作者搬上舞台的全是反面人物）依我看来，是与戏剧创作发展的主要道路无关的。这是件小事情，无须从理论上来研究它，以致反而离开了认真地考虑我们戏剧发展的道路。
显然，有些人会来反驳这点的：“那么果戈理的伟大的喜剧‘钦差大臣’怎么样呢？怎么对待果戈理的传统呢？”
要知道，继承传统是一回事，机械地搬运戏剧手法又是一回事。
当谈到现代讽刺时，应当把这种讽刺和果戈理的传统联系起来，这儿所指的是这种讽刺的力和热，而不是简单地运用果戈理的情节，就好像不能运用其他各种和别的历史时代、和别的社会关系有关的情节一样。
是的，果戈理没有能够创造出在他那个时代能够和市长和地主对立的那种形象。这一点应当补充说，这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所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
但是，请问，生活在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苏联艺术家，苏联剧作家，能不能发生类似这样的问题呢？难道他们需要苦恼和苦苦寻求有充分力量和伪善者对立的人物吗？难道在我们周围没有先进的好人吗？不是他们而又是谁会无情地摧毁那些隐藏起来、伪装起来和处处碰壁的官僚和野心家呢？未必有人反对这点吧。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请问：那种虚构的理论问题——能否写只有反面人物的喜剧——从何而起呢？把这个非常小的事情当作是个问题的那种热情是怎么回事呢？
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中，怀着对苏联人非常崇敬和为他们而自豪的心情写道：
“我们生活在有可爱和可尊重的人的一个幸福的国家里。”
可惜，有时就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有些剧作家既不了解高尔基的这句话，更坏的是，也不了解高尔基所说的和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国家。
如果谈到高尔基的戏剧创作传统，那么在文学史中很难找到另一个像他这样酷爱强壮的、开朗的、健康的人和如此蔑视所有的和各种各样败类的榜样。高尔基还在二十世纪边缘的那个俄国，就不仅能够用自己的尼尔〔注一〕来对抗小市民的世界，而且使他成为这个世界的控诉人和审判官。
至于那些剧作家呢，他们现在唠叨说，他们几乎是遵守着高尔基揭露小市民的遗训，而事实上在他们的剧本中未能充分表现出摧毁我们真实生活中的小市民的残余和各种资本主义卑鄙行为的残余的人。
这些剧作家中有些人不适当地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勇敢地宣称自己是除秽者和运水人。但是他们忘记了最主要的—马雅可夫斯基知道为什么他把自己称为除秽者和运水人：他以巨大的力量创造了苏联护照的持有者，大写字母的苏联公民的形象，而且正是从这种公民的立场摧毁了丑恶和败类。
无怪乎现在上演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澡堂”是这样的成功，他在这个剧本中，在过了许多年以后给所有的官僚和左右逢源的人以无情的叱责，而且他以一个能远瞻未来的人的身份来歼灭他们。
关于一般地在戏剧中，特别是喜剧中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数目问题是一个不甚重要的问题。我深信，阿·柯尔涅楚克在写自己的讽刺剧“前线”时，不会先计算他要写出几个正面人物和几个反面人物。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事情的实质—消灭我们军队中的“戈尔洛夫们”，他是按照对于实现他的创作构思最好的方式来创作了这个剧本，结果他获得了成功。
实质并不在于这种或那种人物的数目，而在于作者为了什么来创造自己的剧本；在于他是真正仇恨自己的反面人物或只是装着仇恨他们的样子而实际上对他们容忍、甚至对他们发生好感呢？以及他是真正全心全意爱自己的正面人物或者是为了艺术上的均衡而冷漠地把他们拉上舞台呢？
近来，有些剧作家和批评家提出一个奇怪的“二者选一”论：完全没有正面人物的喜剧和有软弱的正面人物的喜剧，哪一种好一些？同时在喜剧中把反面人物表现成为生动的人，把正面人物表现成为公式化的人的这些情况，几乎被认为是一种规律。为了维护这种怪论甚至提出古典的范例：“科列钦斯基的婚礼”中的涅里金就是作为喜剧中正面人物的“永远的典范”而提出来的，正面人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的。
老实说，如果苏豪沃—科贝林〔注二〕根据他那时候的条件和他的观点而不能在他的喜剧中使真正的正面人物来和有才能的坏人科列钦斯基对立，那么为什么使苏联的喜剧也陷于这同一境遇呢？
再者，难道我们缺乏那些揭露我们现实生活中坏的典型的有才能的和机智的人（不仅一般地对事物有正确观点，而且在性格、才能、人的感化力方面都较坏典型占显著优势）吗？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可是令人难解的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喜剧之中！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乍看起来好像驳倒了我上面所说的。在沃·明科的“不提姓名”的喜剧中，反面人物比正面人物写得更漂亮。虽然如此，这个喜剧一般是成功的。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喜剧之所以获得了成功，是因为反面人物的揭露不是用一些大道理，而是用生活过程本身，并且在正面人物的面前是一些蠢货，尽管正面人物写得不够细致，可是观众是同情他们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沃·明科更有才干地、漂亮地和幽默地，我特别强调这个—幽默地，刻画了自己的正面人物，那么我们打交道的不是一个单单成功的喜剧，而是一个好的喜剧了。
揭露反面人物的任务，程度不同地摆在希望写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不回避锐角和阴暗面的每个艺术家的面前。艺术家对于揭露这种反面人物所注意的尺度，不可能用命令来规定：很多事情取决于艺术家的个性和艺术家所注意到的生活现象的性质。但是有一点是无疑问的：艺术家的良好理想的力量，应当充分表现在任何一部作品里。我们应当感觉到艺术家由于憎恨和蔑视那种败类而发生的颤栗，他不得不——是的，正是不得不——揪住这种败类的耳朵拉到阳光下，拉出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而不是搜集。
如果败类只是被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揭露出来的，或只是形式上被揭露出来的但不能在观众身上引起蔑视和憎恨感，是文学中的丑事。只在搜集中表现反面的，就是意味着作了一件有害于社会的事。这样做的，时常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指责我们生活的阴暗面的幌子下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当的理由，借口执行社会职责就把自己多年积下的内心的庸俗都透露了出来。
当读到像阿·马里也恩戈夫的“皇太子”这类剧本时，绝不会感到，作者是因为想消灭这些败类和霉霉才不得不拉出它们来的。相反地，有时好像觉得，如果这种败类和霉霉被消灭了，那么作者就会不知道要讥笑什么，写什么，因为其他一切对他是没有兴趣的。
像我们已公正地指出来的类似这样的剧本，就是真正无冲突戏剧创作的例子，因为虽然在这些戏剧中可以推测到正义好像也胜利了，但是这种正义的胜利只是在舞台以外。在舞台以外，某人某地通过了关于解除野心家们和官僚们的职位的决议，在舞台以外有人揭露了卑鄙的人，在舞台以外什么地方暗示有一种能够战胜舞台上出现的卑鄙的人的力量的存在，但是在舞台上，真正的斗争是没有发生。在舞台上，作者把全力都放在更有风趣、更兴致勃勃地来表现卑鄙的人，而他们的反对者——好人——在粗略的几笔勾画下成为了一种没有血肉的人，因而大大地歪曲了我们的现实。例如拉·左林的“客人”就是这样，许多文学家，其中也包括本文作者都没有能立刻揭露出这个剧本有害的本质。
总结一下这一类虚伪的剧本，就会得到这样一种结论：剧本中的反面人物确实存在于血肉之中，而正面人物仅仅是在场，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战胜丑恶，只是指望着外来的援助。
这不是我们过去曾反对的和将来也要反对的那种无冲突的戏剧创作理论，还会是什么呢！
苏维埃政权、苏联人民归根到底总是成功地战胜着各种卑鄙的人和异己的人，各种资本主义残余的积极保存者和资本主义传染病患者，这当然是真实，但是这个真实即使没有剧作家的帮助也是众人皆知的。在我们生活中如何具体地揭露和摧毁坏人和异己分子，这就是观众希望在舞台上看到的！
在真实的生活中，一切优势是属于真正的苏联人这一方面的。他们占大多数，因为他们也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是更聪明的和更有力的，他们所以战胜，并不完全是依仗中央报刊上的小品文和州委会的决议，相反地，中央报刊上的小品文或揭露坏人的有关决议，是苏联爱国者、具有高尚共产主义道德和原则性的人的行动、工作和斗争的结果，在一种情况下，他们把这种斗争进行到斥责败类和危害行为的小品文的出现为止，另一种情况下就是把这种斗争进行到侮辱共产党员称号的人们受到应得的社会舆论的谴责为止。
如果把事情想像成为另外一种样子——就是说把我们的人想像成为不是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软弱的带有各种劣点但又似乎是无力克服的人。这就是对于我们的正面人物的性格的力量，对于他们的积极性、原则性和坚强性的程度有不正确的概念。而正面人物的称号是人民的儿子，他们的数目是数以百万计的。
当批评的声音针对那不了解党给文学所提出来的任务的全部意义的文学家时，那么对他们的这种批评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出了坏人：坏人是应当表现出来的。所以批评他们也完全不是因为他们把丑恶搬上了舞台：丑恶应当揭穿，而不要隐讳不谈，所以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表现出了这种丑恶实际上是怎样在生活中被苏联人的手所揭露，苏联人在建设新的世界，掌握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伟大武器，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和政权彻底肃清着社会里的坏人并从自己的道路上扫除丑恶。
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而我们在建设并且在胜利地建设着它！
这里所指的绝不是像药铺里配一剂药一样——有多少好的，有多少坏的。这里所指的是：作家是不是知道我们社会的生活，是否理解它，是否看到它的发展远景，还是不理解，不知道，看不出这种远景。他是空谈他相信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思想的胜利，还是在具体的生动的人身上看到这种制度、这种思想如何和为什么战胜。
没有朝气蓬勃的，精神上美丽的，为我们所爱戴的正面人物的戏剧创作，就像没有好人的生活那样空虚、无味、甚至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想起最近出现的许多戏剧的时候，首先就会热情地和激动地想到真正苏联人的生动的，在斗争和运动中刻划出来的性格，这绝不是偶然的。你可以想起阿·阿尔布左夫的“漂泊的年代”里的巴夫里科·图奇科夫这个不气馁的热情人和温柔动人的同时又不屈不挠的柳霞·维捷尔尼科娃。你可以记起阿·萨雷斯基的“危险的伴侣”中的肉体上死亡了的，但在斗争中战胜了的，寡言的和坚强的谢里豪夫。可以记住阿·索夫罗诺夫的剧本“心不饶恕”剧中的叶卡切丽娜·托皮里娜，她是一个依靠着自己的精神力量、勇敢和原则性处理好个人最深重的痛苦的女人。
当谈到我们戏剧创作中正面人物的地位和描绘不良现象和典型的原则时，就应当坚决强调指出我们号召的不是缓和批评，而是加强批评。
把我们文学中描写正面人物的问题和描写反面人物的问题分开，这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对一个问题不能正确地理解，那么对另外的一个问题也不会有正确的理解。
企图根本忽视这些问题，把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概念融合在“单纯的活人”即不坏也不好的一般的人这一客观主义的概念之中，同样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我们文学的任务是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所规定的。学习了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我们艺术家就会看到党的这些文件中所含有的批评的全部力量和不妥协性。但是我们之中如果有人看不见所有这些批评是以真实地评价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远景为基础的，是以提出成百成千的具体的良好榜样为基础的，是以客观地和全面地考虑到我们所获得的全部历史性胜利和现在发生的那种良好的事物为基础的，是以深信我们的制度、党和人民的力量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人就是瞎子。
只有瞎子和聋子才不明白所有这些和文学任务有着怎样的直接关系。写我们社会的真实而不把描写那种良好的，决定性的东西作为中心，是不可思议的。良好的，决定性的东西规定社会的前进，正是依靠着这种威力才使我们能够这样直率和坚决地提出关于我们的缺点和弱点的问题，提出生活中和文学中的缺点和弱点的问题。（刘竞译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四日苏联“真理报”）
〔注一〕尼尔是高尔基所著剧本“小市民”中的
人物。
〔注二〕苏豪沃—科贝林（一八一七年—一九○
三年）伟大的俄国剧作家，著有剧本“科
列钦斯基的婚礼”（一八五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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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万万
若水
中国一向号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可是究竟有多少资源，多少人口，却一直是笔糊涂账。这两个问题，旧中国的统治者是不关心的；帝国主义虽然为了侵略的目的而作了不少调查和估计，也不很靠得住。特别是人口数字，历来就有许多种说法。一九一○年，满清政府为了筹备所谓“君主立宪”，曾经作过一次全国户口调查，但没有完成，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把这个政府连同它的“君主立宪”把戏一同送了终。后来美国人威尔柯克斯根据这个不完全的调查，估计当时中国的人口是三万万四千二百万。一九二二年“基督教中国继续委员会”的估计数字是三万万五千万到四万万之间。一九二九年伪邮政局的调查数字是四万万八千多万。其他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估计还很多。比较流行的说法，先是四万万，后来是四万万五千万，再后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近年来有了比较可靠的估计，多说是五万万以上。这些悬殊的数字，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它们的不够“权威”。
解放以来这几年，人民政府才开始作了一番大清理，结果发现地下的宝贝比我们料想的多得多，而人口数字也远远超出向来的估计。据最近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中国的人口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的数字是——六万万零一百九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
这一下好了，中国的人口再也不是一笔糊涂账了。六万万零一百九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这是一个权威数字，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普查的准确的人口数字。这些年我们老在口上挂着“四万万五千万”“五万万”，为这个巨大的数字而骄傲，却不料在无意中把全国人口减少了六分之一以上。
除去零头不算，就算六万万吧。这是一个好消息，不但我们自己高兴，和平民主阵营的人民也会感到鼓舞。
但对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御用“学者”，这可不是好消息。
马尔萨斯人口论者长久以来就在嚷着世界人口太多。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曾在伦敦食粮会议上说过，世界人口以每三秒钟两个人的速率增加着，因此减少人口是个迫不容缓的问题。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皮尔生和哈柏两人合写了一本“世界的饥馑”，这本书告诉我们说，地球能够维持的适当人口最多是九万万。有的人还嫌这个数字太大，减低到七万万五千万，甚至……五万万！
按照这些人的逻辑，世界之大，还不能够容下一个中国的人口加上一个印度的人口，或者甚至容不下单单一个中国的人口。因此，皮尔生和哈柏就荒谬地认为只有战争和饥饿等等才能解决人口太多的问题，他们在讨论减缩世界人口的“计划”时，不禁慨然说：
“战争、鼠疫和饥荒是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但是每一个人却作种种努力去阻止或削弱它们。”
这两位打算把十几万万人口从地球上清除掉的憎恶人类者，他们的具体计划如何，比如说，究竟什么人没有生存的权利，应归于淘汰之列，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世界人口太多，首先应该归咎于中国，因为中国人占了四分之一。
马尔萨斯本人也研究过中国人口，早在那时，他就认为中国人口太多。据他的高见，中国只应该有两万万八百万人，而他估计清朝康熙时中国人口已经不下三万万两千三百万了。美国前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九四九年的“中美关系”白皮书里说：“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言外之意就是：非靠美国的面粉“救济”不可，不然中国永远是天下大乱，共产党也没有办法。
可是，事实却偏偏和这班人口论者以及帝国主义者开玩笑，中国人口现在已是六万万之多了。
现在中国听不见人们谈论什么“人口问题”，只听见“人材问题”。我们六万万人口中将来会产生无数人材，那是没有问题的。
伊林在“地球和人”一文中曾经计算过，在今天，即使没有任何惊人的科学发明，世界人口增加到三倍，人们还是有力量使饥馑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地球上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有合理的社会制度使人们能够好好利用它。
“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一九四九年新华社“六评白皮书”中的话，五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并正在继续证明着这些话。
六万万，这是一个强大的力量。
过去鲁迅曾经嘲笑过某些不长进的人动不动就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慰，他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六万万人口已经从沉睡中觉醒，挣脱了身上的锁链，屹然挺立在亚洲。亚洲的人民望着我们，全世界的人民望着我们。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们六万万勤劳而勇敢的人民而傲骄。
六万万加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人口，就超过了九万万。我们手挽着手，环绕着地球，构成了一道坚强的和平阵线，足以使一切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胆战心惊。而现在，我们的六万万又正在和亚洲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联合。
难怪英国泰晤士报在谈到我们新近宣布的人口数字时说：“这种宣布不能不深深打动任何考虑它的重要意义的人。”
但是世界上还有这么一小撮又聋又瞎的人，六万万人站在他们面前，他们看不见，六万万人的声音响在他们耳边，他们听不见。他们说，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只看见蒋介石。
大概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吧。
不过“不见”是不行的，因为泰山是客观存在，否认客观存在的人一定要碰壁。杜鲁门就是因为不相信这句话，闭着眼睛从朝鲜往中国边界闯，果然噹地一下，一头撞在泰山上，皮破血流，大大丢了脸。
杜鲁门受的教训，杜勒斯大概不会不知道。然而他并不死心，被逼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和周总理坐在一间屋子里了，还要想尽办法抹煞中国的大国地位。据美国通讯社宣传说，杜勒斯甚至把头偏过去，不向周总理看一眼。
不久前的日子，美国反动政客诺兰之流又在唾沫飞溅地直嚷，说什么拼死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先后发表谈话，继续抹煞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看起来，这些人的头还在偏着。
“偏过头去”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不愿看，
一是不敢看。大概这些人这两种心理兼而有之。但不论是不愿也好，不敢也好，不看是不行的。有谁见过偏着头走路的人么？
帝国主义者要小心这六万万人筑成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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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一届代表大会闭幕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共青海省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历时十天，已在七月二十七日胜利闭幕。大会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以及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在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检查和总结了青海地区四年多来的工作，讨论并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大会选出高峰等十九人组成新的中共青海省委员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三百零五人，其中有藏、回、蒙、土、撒拉、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党员代表四十一人。这是和从前两次党代表会议显著不同的特点，它标志着少数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干部正在逐渐成长。
大会听取了高峰、周仁山和陈思恭三人分别代表前届中共青海省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青海地区四年多来的工作和今后任务、关于青海地区党的建设工作、关于青海地区四年多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及今后意见等报告，大会讨论和批准了这三个报告。
大会认为：前届中共青海省委员会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年多来，省委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领导着青海地区各级党委和全体同志，根据青海地区的实际情况，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紧密团结了全省各族人民，认真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因而在安定社会秩序、加强民族团结、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各项工作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改善和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四年多来，全省工、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日益增长。截至一九五三年年底，在各项工作中共培养和提拔了脱离生产的少数民族干部三千四百七十一名（占全省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多），吸收了少数民族党员七百三十二名（其中有九十三人担任了党的县委委员、部长及区委书记等职务，部分已被提为县委副书记）。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截至今年六月底，先后建立了十一个相当于专区和县级的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各民族中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为今后在全省逐步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会指出：青海是多民族地区，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必须充分考虑和照顾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特点，继续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民族的团结，继续发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共同作好工作。今后，在农业地区应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为主要任务，相应地作好各项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在牧业地区应以继续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效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作好以发展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工作为中心任务。大会还作出了在今后三年内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的具体计划，通过了“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决议。
大会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检查和讨论了青海地区党的团结问题，通过了为继续贯彻执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决议。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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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和卫生部
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和卫生部在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五日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大区卫生局长、部分省、市的卫生厅、局长、各高等医药院校的负责人和一部分教授以及北京市著名中医师等共二百九十多人。
解放以来，高等医学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工作，调整了院系；补充了领导骨干；初步建立了学校的政治工作；培养和提高了大批师资；扩充了校舍和设备，因而招生名额逐年增加。数年来，已培养出一万一千多名高级医药卫生技术人材；目前全国医药院校在校学生已增至二万七千多名，为今后给国家培养更多的德才兼备的高级医药卫生技术干部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几年来医学教育工作中也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问题，主要是教育方针不明确，各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以及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不统一。在学习苏联方面也做得很不够，尤其是没有系统地翻译和介绍苏联教材，使教学工作缺乏依据。对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宝贵遗产也未引起重视。到会代表对以往工作中的优缺点，作了适当的估计和批评。
这次会议确定了高等医学教育的具体方针任务是：有计划地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保健事业服务的、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的、体魄健全的、掌握先进医药卫生专门知识和技术的高级医药卫生人材。为此，必须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继续进行教学改革，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切实团结中西医药人员，大力提高现有教师，培养新教师，努力发挥潜在力量，提高教学质量，以完成培养高级医药卫生干部的任务。
会议经过认真学习苏联医学教育的先进经验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缜密讨论后，确定了专业设置和明确了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对于教学大纲的编写也作了原则的规定。此外，还讨论了培养和提高师资，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各院校培养干部的具体任务，医药院校的领导关系，全面地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具体内容，学习宝贵的祖国医学遗产，培养少数民族卫生干部以及迁校和新建校舍的原则等问题。应邀到会的中医师们也参加了讨论。
到会代表还充分交流了数年来在改进医学教育方面的经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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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举行文艺干部的政治业务常识测验
并召集有关方面座谈加强文艺干部学习问题
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为了了解华东文艺干部时事政治和业务学习的情况，最近举行了一次文艺干部的时事政治及文艺常识测验。参加者六百多人，包括华东一级及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单位二十多个的文艺行政工作干部和专业创作干部。测验分两部分：一、时事政治和社会知识；二、文艺常识。测验结果，六十分以上（及格）者约占总人数四分之三，六十分以下者约四分之一。这次测验的成绩，比两年前华东三个文艺业务单位（编剧、导演、演员）的常识测验成绩，有了一些进步。那次参加测验的有一百六十多人，及格的只有十六人。测验的平均成绩只三十九分多。
这次及格人数百分比虽然增高了，但成绩还不是很好。试题的绝大部分是比较容易的，可是相当多的文艺干部，以至一部分比较负责的干部，竟答不出或答得不完全，甚至有的错误到把“危地马拉”答作是人名；把乌鲁木齐答作是某个国家的总统；把“子夜”的作者答作是高尔基；有些人回答不出“儒林外史”和“三国演义”的作者姓名。
从测验成绩中看出，有许多文艺干部依然不关心政治、不学习业务，甚至有些人连报纸也不看。例如“印度支那包括那三个国家？”就有五十多人回答错了；又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农业方面的任务是什么？”竟有十分之七以上的人回答得不正确或不完全。
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已经根据这次测验的结果，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召开了一次各机关、团体负责人的座谈会，就今后怎样加强文艺干部的学习问题交换了意见。
解放日报在七月三十日报道了以上情况，并发表题为“加强文艺干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的社论，指出华东文艺干部的学习情况虽然有了一些改进，但还有不少文艺单位对干部的学习缺乏领导，没有一定的学习制度，没有规定必要的学习时间，或者虽然有了，却常常有头无尾。有些作家、艺术家在政治上既不求上进，在业务上也存在着严重的自满情绪。甚至从来不参加任何集体学习，也不自学。一部分高级干部不关心政治，学习荒疏，更值得注意改进。社论并响应“人民日报”的号召，要求文学艺术界充分认识提高政治和艺术修养对于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
第3版()
专栏：
塘沽新港工人文化生活很活跃
塘沽新港的码头工人和筑港工人的业余生活充满着愉快和欢乐。
当码头工人们装卸完万吨巨轮上的货物、当挖泥船上的筑港工人们劳动了一天以后，新港码头和工地上的运动场、俱乐部、游艺室就都热闹起来，广播器也开始放送音乐。工人们有的拔河，有的举重，有的打篮球，有的打排球，也有的打羽毛球，在单杠、双杠场上也都是参加运动的人群。新港的码头工人和筑港工人们已经成立了篮球、排球、足球等十八个球队，队员有二百多人。为了适应工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需要，新港地区现在正在修建一个大体育场，每天有六、七百人参加义务劳动。
新港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四百多个爱好文艺的工人们组成了京剧、评剧、话剧、歌咏、舞蹈等十多个业余文艺组织，他们经常在文艺晚会上给广大的工人群众演出。从一月份以来，筑港工人举办的这种文艺晚会就有近二十次。新港的工人们每一个星期都能看到一次电影。有五部电影机的三个电影放映队经常巡回为工人们放映影片。从一月到七月，三个电影放映队就放映了近二百场电影。工人们还常常举行舞会，七月二十一日晚上的一次露天舞会，就有一千多人参加。天津市的专业剧团也经常到新港来为工人们演出。七月中旬，天津市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曾来到新港，为工人们演出了四天歌舞节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