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和平力量的重大胜利
法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 莫里斯·克列埃日—瓦尔里蒙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是令人难忘的日子。这是印度支那停火协定在日内瓦签字的日子。人们曾焦急的盼望这一巨大事件。法国人民欢呼这一事件。战争煽动者力图扩大的又一片战火被扑灭了。这是和平力量的一个伟大胜利。
对法国来说，一场进行了八年之久的非正义的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的对象是为自己的独立、为反对残酷的殖民奴役而斗争的人民，是不倦地争取和平、争取与法国建立友谊的人民。
这场战争是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塞夫伦”号军舰炮击海防开始的；这一事件造成六千多人的死亡。这一事件违反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签订的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自由国家、承认胡志明政府为合法政府的协定，这是继一系列的粗暴的违约行为之后的又一违约行为。尽管越南人民经受了骇人听闻的苦难，尽管有人荒谬地诬蔑越南政府为“背叛”祖国的政府，越南政府还是不断地提出和平建议。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曾经发表过几十次文告，提出许多具体的和平建议。去年十一月胡志明提出的谈判建议引起了广泛的响应。
过去几年来发生的事件说明，亚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不可抗拒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胜利对于亚洲亿万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有巨大的影响。很明显，只要尊重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合法权利，就能和他们建立和平关系。
但是，殖民者顽固地不肯承认这些明显的事实，并继续进行印度支那战争。他们积极地参与美国好战分子的计划。前法国驻远东空军总司令夏申将军在一个刊物上透露了这个疯狂战略的目标，他说，只要一次原子弹空袭就会消灭三千万左右的亚洲人！
罪恶的目的通常总是用无耻的手段来达到的。曾经指挥法国殖民者的冒险行为达四十四个月之久的勒杜尔诺（人民共和党人）部长供认，在印度支那制造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找到了相称的皇帝——可鄙的保大。伴随着这一血腥的冒险行为的是层出不穷的丑事。像利用支票和披阿士特（保大越南币）进行投机这一类大丑事，说明这个国家已经腐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而正是这种腐败鼓励了并支持了这样的罪恶政策。
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不可容忍的政策。这种政策首先意味着，不仅经历过许多苦难的越南人民被拖入怵目惊心的血泊里，而且由于殖民者把法国和非洲的军人送到越南去同那里的人民作战，法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也陷入了这一怵目惊心的血泊里。根据官方的估计，远征军中已经有十万人死亡，十一万四千人受伤；死亡的军人中有两千名军官和六千多名士官。在这一场如远征军司令官之一雷纳·戈涅将军最近所说的“重大的无谓牺牲”的战争中，法国军队的骨干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根据同一官方材料，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花费了三万亿以上的法郎；尽管大谈什么美援的“恩惠”，这笔军费的三分之二以上还是由法国独力负担的。看看法国的局势，就知道这笔军费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因此，非常明显，这场战争和法国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结束这一战争是举国一致的要求。日内瓦会议开幕的时候，争取和平这一普遍愿望已经变成人民的坚定意志。这一意志鼓舞了和平力量，终于把皮杜尔、普利文和整个拉尼埃政府赶下台，而使一个把解决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列为首要任务的总理当政。法国和全世界人民群众的斗争战胜了战争势力，这一斗争对于促成印度支那停火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人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一斗争在法国已经发展到多么大的规模，已经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人们可以估量法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作为群众斗争的领导力量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大。从这场战争爆发的最初时日起，我们党就一直忠于自己的原则，一直为法国与和平事业服务。我们党一贯毫不动摇地忠于自己的无产阶级职责，揭露对越南人民作战的非正义性；党不懈地为和平而斗争，正如它从成立之日起一贯为和平而努力一样；党一直维护法国的真正利益，竭力消除法国的痛苦和贫困。
法国共产党人可以为自己的党的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正确政策感到自豪，我们党坚持不渝地贯彻了这个政策。尽管遭到诽谤和疯狂的迫害，我们党还是在行动中领导群众执行这一政策。在这一斗争中，事实证明我们党是我国前途的可靠保证，是民主自由和法国的当之无愧的旗手。人民群众感谢我们党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一九五一年选举期间有五百多万法国人拥护我们党的纲领的主要原因之一。
法国工人阶级大规模地参加了我们党所号召的群众政治斗争。
码头工人站在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战斗的前列，他们一再拒绝装卸军火，并且不顾重大的牺牲，英勇地表示了他们争取和平的意志。马赛、文德勒港、波尔多、拉巴列斯、巴斯的亚、南特、卢昂、加莱、布伦以及其他法国港口的码头工人都进行了斗争。
‘巴士德’号、‘里昂’号和‘贝尔福’号的船员也用行动表示他们反对印度支那战争。
贝尔西、拉夏培勒、弗吉拉德、巴黎区的伊夫列、南特、里昂、布勒斯特、圣比埃尔得柯尔和其他交通要津的铁路员工，都为反对这场战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冶金工人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雷诺工厂和里尔市菲夫工厂的员工，土鲁斯、格累诺布尔、尼斯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中心的工厂员工，在这一伟大的争取和平的斗争中，都赢得了声誉。
企业中的劳动人民采取写请愿书、游行示威、派遣代表团等方式抗议印度支那战争；为了响应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号召，法国总工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举行了争取和平日。
由于工人阶级进行了斗争，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更广泛地团结起来了，特别是共产党工人和社会党工人团结起来了。工人们为争取印度支那和平而采取的联合行动的次数增多了。
七月二十三日托叶的社会党工人、共产党工人、隶属于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力量”的工人以及其他打着自己团体的旗帜的爱国人士举行了一次联合大游行，庆祝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如果我们还记得右翼社会党领袖经常投票赞成对越南采取战争措施的立场，那末很清楚，这次游行是大力争取团结的结果。居伊·摩勒甚至企图用反共的谰言来为越南战争辩护。但是最近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所发表的反对战争的声明，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共同意志。前不久，在政府宣布准备把新兵运往印度支那后，社会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曾经联合起来举行好多次游行示威。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发展表明了全民斗争的日益高涨。
在每一次人民的运动中，总是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利奥·斐盖尔，曾经因为在访问越南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在越南有可能恢复和平的声明而被判处了七年徒刑，他被迫转入地下，现在我国人民公认他是人民愿望的真正维护者了。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创造条件，使利奥·斐盖尔能进行正常的、不受阻挠的活动。
亨利·马丁和雷蒙德·第安的英雄业绩不仅闻名全法国，而且闻名全世界。由于雅克·杜克洛、阿兰·勒里普、居伊·杜科朗等人曾经被捕入狱这些事件，我国人民已经认识到统治集团为了要继续进行这个非正义的战争，藐视自由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对我们党、法国总工会以及青年团体的领袖所施行的野蛮行为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被判处苦役的亨利·马丁恢复自由还不到一年。取消共产党领袖的议员特权的要求遭到否决，还只是去年年底的事。坚持不渝的斗争终于使被监禁的活动家恢复了自由。
在印度支那取得和平以前，人民不得不为争取保卫和平的权利进行斗争。后来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和平战士们被控告的“阴谋”事实上正是普利文、皮杜尔之流反对和平的阴谋。
青年和青年团体参加了人民的一切斗争。法国妇女在这一斗争中也有着光荣的地位。她们支持劳动人民的斗争。远征军兵士和阵亡兵士的母亲所举行的令人感动的游行示威具有重大意义。
一九五二年全国农民会议举行以后，农民在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一九五三年秋天举行的农民大会上和一切农民运动中，农民都有力地表示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意志。
大学教授、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医生和律师等知识分子越来越有力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曾经多次呼吁越南停火；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对于人民的斗争也作出了贡献。
和平运动在争取越南和平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活动。最近这几年，开会、游行示威、请愿、派遣代表团以及各地和平委员会的活动是有助于教育我国的舆论界的，同时也有助于为恢复越南和平而更广泛地团结法国人民。
在这一斗争中，民主力量和民族力量越来越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在争取团结、争取越南停火与和平的委员会中，跟共产党活动分子在一起工作的已经有好几十位著名人物，如前社会党部长、戴高乐派部长、激进社会党议员、天主教作家、不同见解的作家、著名的大学教授以及高级军官等。
可见我们党一贯坚持提出的民族要求已经得到响应和拥护；在所有和平力量的帮助下，和平事业胜利了。×××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这是各国人民的愿望，是因为各国人民都曾为停火进行过斗争。这种成就是在战争贩子施加强大压力和玩弄阴谋诡计的情况下获得的。从最近奠边府战役以来这一段时期，我国各地人民组成的代表团纷纷到日内瓦去表达法国人民的意志。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以及不同见解和不同职业的人们纷纷举行会议，并通过决议把法国人民的要求告诉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代表团的旅费常常是靠募捐筹集的，这些代表团的确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法国人民。
人民的行动是促使印度支那停火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又一次表现了它的力量。按照孟戴斯—弗朗斯自己的话，这一斗争
“决定了命运”。
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还证明，为了采取符合民族利益的独立政策，法国必须摆脱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控制。日内瓦会议已经证实，法国是能够摆脱这种压力的。
由于在日内瓦会议举行以前以及会议进行期间，有人屡次企图粗暴地对法国加以“约束”，因此，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便更加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战争贩子在疯狂地准备扩大战争，企图使这场战争“国际化”。当时，皮杜尔及其伙伴们暗地里已经决定让美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干涉，他们曾把法国推到了深渊的边缘。
美国国务院官员摩顿狂妄地宣布了美国力图扩大这场战争的愿望，他说，“美国不会参加根据姑息精神所达成的协议。”
现任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曾对皮杜尔说：“从一九五○年起，只是为了得到美国的补助，你就一直企图把应该局部化以便尽可能使其缓和下来的这出在印度支那上演的戏变成威胁世界和平的、引起严重纠纷的主题。”
日内瓦会议表明，美国代表并没有放弃他们破坏和平的阴谋；他们对于各协定提出保留，他们拒绝参加制订这些协定，他们发表单独声明，所有这些，都暴露了他们的恶毒意图。
像皮杜尔、杜邦之流唯白宫之命是听的法国政客已经暴露了自己是主战派。人民共和党是站在战争拥护者的最前列的。
在法国，正是在反对这些势力的斗争中，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是可能的。但是在现在，由于存在着各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特别是由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还在企图拼凑东南亚侵略集团，所以我们必须特别提高警惕，密切注视这些协定是否得到遵守。
法国奉行独立的政策是可能的。法国需要一个像我们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制订的提纲那样的纲领。七月二十二日雅克·杜克洛同志在冬季赛车场的盛大集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在这个极其广泛的纲领中规定着：削减军费，减少服兵役期限为十五个月，增加工资和薪金，迅速增建住宅，建立新学校、增加教师以改进儿童教育。总之，必须满足劳动人民和全体人民的主要的切身要求。在印度支那战争停止以后，还必须完全放弃用武力镇压北非人民的政策。
最后，必须拒绝“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必须消除法国的严重威胁——重新武装德国复仇主义分子。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一事业的胜利要求今后取得更多的胜利；为了赢得更多的胜利，必须沿着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道路前进，因为这是团结民主力量和民族力量的先决条件。
这就是日内瓦会议为法国展开的前景。
使印度支那获致停火的这次会议的某些重要方面给予全体法国人民极为深刻的印象：伟大的中国派代表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际和平的大家庭中，中国代表的参加是完全必要的。
在日内瓦，以艾登为代表的英国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态度。孟戴斯—弗朗斯向艾登表示感谢；同样，他也向维·米·莫洛托夫表示感谢，他说：
“他努力进行和解。在会议的最后时刻，他的努力是特别成功的。”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和平之友和法国之友苏联所作的努力的决定性意义。
因此，各方面发生了变化。首先，人民进行的斗争在这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如同莫里斯·多列士针对这件事所说的，这一斗争甚至影响到议会和政府的活动。议会和政府的活动是不能不受到影响的，因为归根到底，所有这些变化都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客观发展。
在改变法国施政方针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跨出了第一步，这是决定性的一步。
谁也不能有根有据地说在亚洲做得到的事情在欧洲就做不到。如果通过协商的方式，可以获致亚洲的和平，欧洲的安全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保障。
国民议会名誉主席爱德华·赫里欧从前说过的一句话，今天我们在“世界报”上也可以读到了：“六个月以后，莫洛托夫的集体安全计划和关于重新统一中立化的德国的意见……将获得新的反响。”×××
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它在争取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斗争中的任务。在开展胜利的人民斗争中，我们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在议会中，也是由于我们党的斗争和党的投票，才决定了后来皮杜尔的下台。我们党投票赞成孟戴斯—弗朗斯，是因为我们希望结束战争。我们党目前正在加强斗争，争取和平、争取法国人民所要求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的进步。
共产党人过去严斥和平事业和人民的敌人关于法国注定要衰亡的那种悲观失望的论调，今天看来是何等的正确！
只要法国能确保自己的独立并为和平事业服务，谁也不能阻止它再度在世界舞台上起重大的作用。
（原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四年第三十一期）
第3版()
专栏：
信用制度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作用
萧清 程曙光
信用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共同结合劳动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中，信用制度会当作一个有力的杠杆来发生作用”〔注一〕。列宁也曾认为大银行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注二〕。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环节。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动员和分配亿万资金到工业中去。国家借以动员和分配资金的强有力工具，有国家预算和信用制度两种。国家预算在动员和分配资金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按照财政计划动员起来的资财，就有三分之二以上经过预算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信用制度也起一定的作用，它能够按照信用的方法，把那些用预算方法所不能动员的企业在再生产过程中所暂时腾闲出来的货币资金与货币积累、国家预算暂时浮存的资金和后备资金，以及人民手中的货币积蓄等汇集起来，并且把这些资金按照归还性的条件，用在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特别是重工业的需要上去。
因此，国家要完满地、灵活地运用国家的一切资财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把动员和分配资金的预算方法和信用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把信用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工具。斯大林在论及工业化资金的积累问题时，曾指出：“必须使国内超额的积累不分散开来，而集合于我们合作社的和国营的信贷机关……，以便把它们首先用于工业底需要”〔注三〕。
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运用信用制度来动员工业化资金，曾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长期信贷就已大大增加。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就增加了十三倍之多，其中最主要部分是投到工业中去。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建设的规模日益扩大，生产与流通对资金的需要也相应地扩大，因而短期信贷也迅速增长了。从一九二五年十月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国家银行提供的短期信用投资总额几乎增加了三倍，而对重工业的短期信用投资则差不多增加到六倍。从这些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信用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了。
正因为信用制度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验时，曾指出：“在这方面，工业和银行国有制大大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迅速聚集巨量资金，转用到重工业方面去。”〔注四〕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农业，通过集体化的道路，对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和促进农业的集体化，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信用援助。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就曾按照工业化的需要，通过信用制度来促进农业生产，特别是集体农庄的发展。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中，银行的农业贷款增加了将近五倍，其中以对集体农庄贷款的增加为最显著。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展，在国民经济内部要不断寻求新的资财来源。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厉行节约，在一切国营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就成为必要。为达到上述目的，实行信用制度对国民经济的货币监督，就很有必要。
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商业信用还在国民经济中普遍地存在着。这种信用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对动员资金来恢复生产以及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作斗争等方面，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是一种盲目分配资金的方法，它能混乱信用流通的道路，直接妨害企业经济核算制的推行。因此，在一九三○年一月，苏联政府为了巩固经济核算制，加强国家银行的卢布监督作用，就通过了“关于信用改革的决议”。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取消商业信用，代之以直接的银行信用。
（二）把一切短期信用都集中在国家银行，使国家银行成为国民经济中唯一的信贷中心。
（三）使国家银行成为国民经济中唯一的划拨结算中心。
关于信用改革的意义，斯大林这样说：“合理组织信贷事业和正确运用货币贮蓄的工作，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党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朝着如下两方面进行的：把全部短期信贷事业集中于国家银行；在公营经济部分中实行划拨清算制。于是，第一，国家银行变成为统计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国性机关；第二，有大量的货币从流通范围中间空闲出来。毫无疑义，这些措施一定会（而且已在）促进全部信贷事业的整顿和我国金融的巩固。”〔注五〕
苏联的信用制度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作用大致如此。
我国目前正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毫无疑问，信用制度对于这一事业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的信用制度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统一集中化的信用制度。我国国家银行的性质和任务，也正如列宁所谈过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种机构”，“全国范围的产品生产与分配的统计机关”，“社会主义的一种骨干”。我国的私营银行，也已经按照国家的需要，用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统一在公私合营银行中。我国农村中的信用合作组织，也日益成为强大的力量。现阶段的中国信用制度是由强有力的国家银行加上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和广泛的信用合作组织构成的。
在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信用制度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满足工业的需要（国家银行的信用首先满足工业需要的这一原则，是指整个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来说的。在事实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由于经济建设和资金分配周转等若干具体因素，商业贷款的比重却是大于工业贷款的比重）。也必须以大量的资金帮助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除此以外，信用制度还必须促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要从发展工业生产着眼来支持这一政策。在现阶段，对于公私合营的工业应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分别地在贷款条件、利率及其他方面较比对私营工业应给予不同的便利和优待。对于向公私合营企业发展的私营工业，在贷款条件方面，较之私营工业可予以放宽。对于为国家加工订货的私营工业，在充分利用其自有资金的原则下，必要时也可贷款。国家银行在贯彻国家对私营工商业信用政策的时候，应该注意运用公私合营银行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中，由于生产与流通规模不断增加，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对于国家银行信用的需要也随之增加，国家银行依靠什么资财来源来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方面这种不断增长的需要呢？
发行货币固然是国家银行资财的重要来源之一，但货币发行的增加必须适应于流通界对于货币量增长的需要，这个来源是有限度的。因此，国家银行的主要的资财来源，不是发行货币，而是依靠吸入资金，即国家预算帐户浮存的资金，机关和团体往来帐户的资金，经济组织结算帐户和结算中的资金以及人民的储蓄等。上述吸入资金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预算帐户的资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中是随着国家预算收入与支出规模的迅速增涨而不断增加的，因而它是国家银行较重要的、经常的资财来源。人民储蓄是随着劳动人民收入的增多而不断增加，它也可以成为国家银行的经常的资财来源，但是这些资财分散在众多的城乡居民手中，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才能把它们动员起来。经济组织的资金也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新建、改建企业的加多而有所增加，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中，尤其是在工业化初期，许多现有的工业主要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资金的合理运用来扩大生产的规模，因而它在存款增加的速度上却可能有停滞甚至降低的趋势。苏联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国家银行中工业方面存款的比重由百分之十六降至百分之十五这一事实，即可以证明这一情况。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不仅依靠上述“开源”的方法，而且还要用合理组织信用事业的方法来解决。
合理地组织信用事业，就是要以合理分配资金来满足工业化过程中国民经济对于资金的需要，同时要通过信用关系来加强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以便促使企业合理地运用资金、促使企业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增加积累。
发挥国家银行对企业日常经济活动的监督作用，对于保证并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说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正如上面所说，为了充分发挥国家银行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必须改变国民经济中的信用关系，尤其是国营企业、合作社之间的信用关系。这就是说，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取消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业信用而代之以国家银行的信用。一九五○年末政务院颁布的“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就是为了要取消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中的商业信用，把一切短期信用集中到国家银行，以便保证信用制度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中发挥监督作用。
发挥信用制度对经济组织日常活动的监督作用，重要的事情还在于加强国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直接信用联系。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家银行对于国营企业的贷款，约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五是按照集中的程序贷放，即先把款项发放给各部、局或总公司，然后再由它们分配给所属的工矿企业和贸易组织，这种办法是很难加强国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很难使国家银行充分发挥对企业的监督作用的。自从国营企业实行清产核资，开始转向经济核算制之后，这种情况已有改进，许多工厂、矿山已经和银行建立了直接的信用联系。一九五三年，国营商业部门也开始推行了经济核算制，国家银行也随着商业部门资金的下放，开始和各省公司以及许多基层机构建立了直接的信用关系。这一措施，无疑地是把国家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国家银行对实行经济核算的企业直接信贷，是发挥银行对企业监督作用的必要步骤。但要充分有力地发挥这个作用，必须改进信贷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组织上与经营上的特点，吸取苏联先进的经验，开始按照信用的目的，制定了一些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信贷方式。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创造条件在国营企业中逐步推行科学化的信贷方式，逐步贯彻国家银行信用的计划性、目的性、归还性、期限性以及物质保证性的原则，充分发挥信用制度对国民经济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日常监督作用，是今后国家银行的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信用制度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加强信用制度，就可以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向前迅速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中，不但一切信用机构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就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各经济部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应该努力支持各种信用工作，使它能够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
注：
〔一〕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七八九页。
〔二〕列宁：“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国家政权？”，莫斯科中文版，第二七页。
〔三〕斯大林：“论苏联经济状况与党的政策”，莫斯科中文版，第十三页。
〔四〕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两次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七页。
〔五〕“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八九页。
第3版()
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召开全国文教财务、基本建设管理工作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六月间曾召开了全国文教财务、基本建设管理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地方文教部门及有关部门代表共一百一十九人。会议检查和总结了一九五三年文教部门的财务和基本建设管理工作，交流了管理经验，并明确了今后管理方针和改进办法。
一九五三年文教部门的财务、基本建设管理工作，在中央和各级中共党委、各级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以及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是得到了相当大的改进的。首先是结合全国文教事业计划的编制，相应地将全国文教支出和基本建设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同时在执行中，各级文教部门根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加强了管理，注意了节约，使财务支出得到了适当控制，绝大部分建筑工程争取到在当年内完工，基本上保证了文教事业发展的需要。参加会议的代表除肯定了上述成绩外，还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管理方针不够明确，计划性比较差，财务、基本建设和事业需要的结合还不够密切，对计划执行情况缺乏系统的了解和检查，各项管理制度也不够健全，精简节约精神还没有深入贯彻，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现象还相当严重。
会议认为：今后各级文教部门在财务和基本建设管理工作上必须根据文教工作的方针任务，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人力、财力、物力，以保证一九五四年文教事业计划的实现。同时在各项管理工作中，应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文教部门的职责范围，健全管理制度，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加强对财务预算和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充分发挥潜力，厉行精简节约。会议并对今后改进的办法作了具体部署。
会议中，中央和地方文教部门的代表都贯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互相学习的精神，并交流了工作中的重要经验。
在会议期间，中央财政部戎子和副部长、中央建筑工程部周荣鑫副部长及国家计划委员会文教计划局刘皑风局长先后到会作了有关财政、基本建设和计划工作的报告，使到会代表得到了很多重要指示。
会议最后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刘墉如副秘书长作总结。他在说明这次会议的成就后，还着重指出，大区行政机构撤销后，加强省（市）文教财务、基本建设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在大区撤销过程中，各级文教部门必须负责作好有关财务和基本建设的交接工作。为了贯彻执行会议所决定的文教财务、基本建设管理工作方针与任务，他更强调提出，各级文教主管部门必须加强对财务、基本建设工作的政治思想领导和具体领导，一方面财务、基本建设工作必须为事业服务，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必须认真贯彻精简节约的政策。在工作方法上要善于抓重点，抓关键，并善于依靠群众，密切与群众联系，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要善于总结经验，表扬好人好事，揭发和处理坏人坏事。最后，他号召全体文教财务、基本建设工作同志应努力学习文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其他部门的管理经验，提倡刻苦钻研并联系实际改进工作的作风，坚决防止和反对骄傲自满的情绪，以争取胜利完成一九五四年的工作任务。
第3版()
专栏：
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学生运动会在旅大开幕
一九五四年十三个城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田径、体操运动大会十日在旅大市人民体育场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学生运动大会。
这一天天气时阴时晴。热心的旅大市人民冒雨赶到会场。会场四周飘扬着红旗。主席台上高悬着毛主席大幅画像。主席台对面的巨幅标语上写着毛主席的指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在标语前边的看台上，旅大市的学生们排列成“和平万岁”的字样和和平鸽子的图样。看台上坐满了三万多观众，其中有来自各地的参观团。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马约翰、前东北行政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车向忱、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中共旅大市委员会书记郭述申、旅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乔传珏等。苏联驻大连总领事馆代表和帮助我国从事经济建设的苏联专家也应邀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在八时三十分举行。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运动员举行了入场式。以总裁判马约翰为首的裁判员行列走在最前边，后边是北京市代表队，接着是天津市、上海市和南京市的代表队。观众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了广州市代表队和武汉市代表队；前者跋山涉水克服各种困难赶来参加大会，后者当中就有防汛抢险人员，曾以他们的英雄行为保卫武汉市的安全。观众也热烈欢迎了来自祖国西北的西安市代表队，来自祖国西南的重庆市和成都市代表队，接着是沈阳市、哈尔滨市和长春市的代表队。作为这个城市主人的旅大市代表队走在最后边。
参加这次运动大会的运动员共六百三十八名。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十七岁，最小的仅十三岁。他们当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有的还是少年先锋队队员。运动员中包括汉、蒙古、朝鲜、藏、苗、布依等民族的青年学生。这些运动员在校的学习成绩都相当好，大多数人学习成绩是四分和五分。
大会主席团主席车向忱在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他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发展，国家需要大批建设人材。今天的学生正是建设祖国的一支雄伟的后备大军，全体运动员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除了努力学习政治和业务外，还必须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逐步改善健康状况，以便更好的投身祖国建设事业。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在讲话中举例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经常的关心青年学生们的身体健康。他向运动员说明，青年学生不能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看作个人的私事，而应作为准备参加祖国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崇高的政治任务。全体运动员在这次大会上应该相互观摩、交流经验，并和全国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一起认真响应毛主席向青年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
开幕式结束，接着就开始了各项比赛。
这一天共举行了田径赛、体操和自行车表演等二十个项目，其中女子掷标枪、男子跳高、男子推铅球和男子八百公尺等四个项目已进行决赛。决赛结果，男子八百公尺北京市李琦以二分零秒三成绩获第一名，这个成绩和一九五三年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上最高纪录平。男子推铅球天津市陶严鼎以十一公尺七十六公分的成绩得第一名；男子跳高沈阳市李百鹏以一公尺七十六公分成绩获第一名；女子掷标枪成都市唐荣清以二十九公尺七十五点八公分成绩获第一名。
竞赛进行得十分紧张精采。在男子八百公尺决赛时，北京市李琦始终保持着轻松平稳的步伐跑在第一。旅大市七个中学的女学生表演的艺术体操深深地吸引了观众。女子八十公尺低栏预赛时第二组显得特别紧张，当信号枪一响，北京市李治初一人当先越过了第一个栏；在中途，旅大市张辑追上李治初；但在最末的一秒钟，李治初以她熟练的动作 跨过了最后一个栏，优先到达终点。
观众的情绪始终很高。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穿着白、蓝两色衣服的观众们，用他们衣服的颜色相间地排成“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
（据新华社讯）
第3版()
专栏：
上海许多工厂
筹办职工子女学校
上海许多工厂积极筹办职工子女学校，以适当满足职工子女的入学和升学要求。目前，条件具备并已决定开办初级中学的有国营上海电机厂，国营上海汽轮机厂，申新纺织厂一厂、五厂、九厂，华成烟厂等；决定开办小学的有上海钢铁一厂。这些工厂都成立了工作组负责进行筹备工作。学校的经费、师资、校舍等问题基本上都已获得解决。国营上海电机厂和国营上海汽轮机厂距离很近，两厂都有办学需要，就决定联合开办初中一年级两个班级。申新纺织厂的三个厂共开办初中一年级五个班级。上海钢铁一厂今年先开办小学一个班级。各厂在筹办职工子女学校的过程中，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教育局和上海总工会等单位的鼓励和协助。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西南区高等学校毕业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西南区一部分高等学校毕业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今年，西南区各高等学校毕业生有四千四百多名。其中一千二百多人是工科毕业生。各校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前，纷纷提出保证和决心书，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安心工作。他们被调到工矿交通企业部门的有一千多名，另有六百多名学生被调作高等学校助教和研究生。为适应少数民族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还有许多学生（包括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将被调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其中，调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毕业生有二十多名。
目前，重庆大学、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西南俄文专科学校的部分毕业生已陆续离校，走向工作岗位，其他各校学生，也都即将离校。重庆、成都、贵阳、宜昌等地已设立过往毕业生的接待站，帮助他们解决交通工具和食宿等问题。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