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了党的统一、团结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四条的笔记
校纪英
伟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列宁、斯大林经常教导我们,要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因为党的统一和团结就是党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基础,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建立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基础上的。以斗争来克服党内的原则分歧而达到统一、团结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规律。如果认为党内的原则分歧可以不用斗争的方法而用调和与掩饰的方法来解决,那就必然会像第二国际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一样,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办,成为帝国主义的支柱。
党内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什么人的臆造,而是与社会阶级条件相联系的。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根源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无产阶级斗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这种压力常常使工人阶级中的最不坚定的阶层,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最不坚定的分子屈服;另一种情况是工人阶级成分不纯。无产阶级是由三个阶层组成的,即“纯血统的”无产阶级,不久以前才从小资产阶级分化出来,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者,工人贵族。其中“纯血统的”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最可靠的柱石,后两个阶层则是培养一般机会主义的园地。在工人贵族的情绪占上风时,就产生公开的机会主义,而在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半小市民阶层的情绪占上风时,就产生以“左”的词句掩盖着的机会主义。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一〕苏共底历史,就是与各种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并把它们清除出去的历史,也就是在与它们斗争中不断获得巩固和发展因而保证革命事业节节胜利的历史。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为了建立新型的党,是为了捍卫并巩固这个新型的党。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基本任务便是夺取政权,为了夺取政权,就必须有一个思想一致,组织统一,能把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及革命农民组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队并领导他们利用革命高潮夺取政权的党。不然,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开始进行革命活动时起,就为建立这样的政党而进行了原则的斗争。列宁粉碎了经济派和孟什维克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一二年普拉加党代表会议上,形成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政党,它对资产阶级采取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对机会主义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它有着为每个党员所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因而确保了它的坚强团结和组织统一。正是这样党的领导,才保证了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夺取政权后,党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党所面临的基本任务,便是捍卫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比夺取政权还艰巨复杂得多的任务,因为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势力还很强大,同时帝国主义的包围随时都威胁着苏维埃政权的生命,而俄国当时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这就使党的统一和团结问题显得特别重要。斯大林曾指出:“当其他各国还被帝国主义统治着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仅仅一个国家——能够冲破了资本底战线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以铁的纪律为武装的党底统一,那是一分钟都不能存在的。”〔二〕所以,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内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便是捍卫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时期,党内充满了最复杂最尖锐的斗争。党内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决定革命事业胜败的斗争,决定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建成的斗争。同时,这种斗争又由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与党内蜕化变节分子相勾结,使党内斗争更复杂更激烈,并且使党内斗争会带着一部分党外斗争的性质。
社会主义在地球六分之一地面上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震惊和痛恨,它们便和俄国已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想尽办法进行破坏,企图消灭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失败以后,他们便采取更加卑鄙和毒辣的手段进行其阴谋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制造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从共产党内部寻找代理人,以便从内部夺取堡垒。他们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找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直到贝利亚之流。这些可耻的野心家和人民公敌,结果变成了法西斯侦探机关的走狗,变成了间谍、暗害者、杀人凶手、军事破坏者和卖国贼。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最困难的时期,托洛茨基匪帮利用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以“左”的词句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并勾结社会革命党人图谋逮捕并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他们在一九一八年夏以卑劣的手段刺伤了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最敬爱的领袖列宁;在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这些可耻的人民公敌又以各种手段协助外国武装干涉,企图使红军失败,分裂苏联,消灭苏维埃政权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制度。
在外国武装干涉结束后,由于多年战争,工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因而苏维埃政权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苏联共产党当时必须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首先恢复农业,为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创造条件,并在这一经济关系上巩固工农联盟。但是,托洛茨基匪帮在这一转变关头却故意加深当时党内意见分歧,并使其尖锐化起来,企图分裂工人阶级,破坏工农联盟,从内部来动摇党并推翻列宁的领导。接着,他们利用列宁卧病和逝世以及在他们自己执行违反苏维埃的价格政策而造成的经济紧张情况,向党进攻,企图以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并试图推翻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
当恢复时期结束,苏联共产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重工业着手实行国家工业化,以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这时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组成的反党集团,提出了苏联仍应为农业国的叛逆“计划”,来反对党中央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并进行了严重的反党活动。当全党和全体工人阶级正为国家工业化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使工业化的事业顺利向前推进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就配合帝国主义加紧对苏联的挑衅行为,加强了反党活动,企图破坏工业化事业的进行。
在苏联共产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在农村建立基础而向富农开展进攻时,原想把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富农阶级身上的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便起而公开反对党的政策。他们说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制造了一种荒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以此麻痹工人阶级和反对党。
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匪帮的这一切罪恶活动,总是在阶级斗争最紧张的情况下加紧进行的。他们收罗了党内一切不稳定的分子,采取了各种最卑劣的手段,利用每一个空隙,来破坏党的团结。他们提出了无数反党的“政纲”,不管这些“政纲”是以“左”的词句来掩盖,或是公开以右的方式提出,归结起来都是为了从内部来毁灭党,破坏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联共(布)党史”指出:“党是工人阶级底领导部队,工人阶级底先头堡垒,工人阶级底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有缺乏信念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要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这样的斗争分明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三〕所以,在这一时期内如果不击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便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苏联共产党一贯坚持了和展开了反对各种反党集团的斗争。在一切紧要关头和关键问题上,苏联共产党都以坚定而正确的原则,揭露和击破了一切反党的阴谋集团。党用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胜利和在一国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用正确而具体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教育了团结了全党和全体工人阶级。党在与各种反党集团作斗争中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党中央的威信更加提高了,这也就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超过预定计划地顺利进行。
但是,如果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功越大,阶级敌人就越会减弱他的反抗,以至于俯首就降,这便是极端幼稚的想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阶级斗争越到最后越尖锐,阶级敌人愈是失去其立足基地则其反抗也就愈是加紧。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原理。帝国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的反党活动和荒谬主张,被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事实所粉碎时,便采取了政治上两面派的手段。他们表面上过分地颂赞党的成绩和过分地责备自己的错误以便藏身党内。他们暗地里却干着谋刺革命领袖的勾当。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全党和工人阶级最敬爱的基洛夫同志的被刺,便是他们这种极端手段的第一步。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的几年侦讯中,完全查明了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同伙们,从十月革命最初几天起,就勾结起来阴谋反对列宁,反对党,反对苏维埃国家。匪徒们的这一切罪恶行为,都是遵照着外国资产阶级侦探机关的指令进行的。
苏联共产党从基洛夫被刺这一惨痛事件中所得的基本教训,就是要消灭政治上的麻痹和提高全体党员的革命警惕性。党中央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告全党各级组织的信上指出:“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马马虎虎。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团和气,而是警惕性、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
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了政治警觉性的重要意义,揭露了政治上麻痹的根源和危害性,并指出了克服的办法。他指出,托洛茨基等匪徒之所以能长期潜伏党内,进行其破坏活动,是由于我们布尔什维克过去迷醉于经济上的胜利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包围,因而轻视了加强党的政治工作以及与暗害勾当作斗争的重要性。他说:“因经济胜利而产生的阴暗方面,表现在自满自足、漫不经心、政治嗅觉迟钝上面”,“过分迷醉于经济工作和经济胜利而过低估计和忘记党的政治问题,就会陷入绝境。”他强调指出,只要有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外国侦探机关就会派遣暗害者、军事破坏者、间谍、杀人凶手到苏联的后方来。
苏联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的揭露和惩办,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因而保证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发现和揭露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的这一经验,也有助于各国兄弟党及时发觉和清除党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间谍分子,以巩固党,因而也就保证了他们国家的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
当然,如果认为由于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的被清除,党内再不会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出现,这同样是极端幼稚的想法。苏共在去年所揭露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贝利亚反党集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贝利亚反党集团,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党的阴谋集团都更卑鄙龌龊。他们骗取了党的信任,长期潜伏在党内。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帝国主义者的反苏活动猖獗起来的时候,他们开始了其最卑鄙阴险的活动。苏联共产党对这一阴谋反党集团的及时揭露与惩办,证明了苏共的团结一致和它的高度警惕性。但是,也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提高政治警惕性,并在集体领导下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
苏联共产党,在清除了贝利亚阴谋反党集团后,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在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沿着共产主义大道胜利前进。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党,曾经历了种种牺牲奋斗,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一致在与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中日益加强和巩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由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才保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在,我们党正领导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由于我国经济上的落后和国内外环境的复杂,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在整个过渡时期内,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党更进一步的团结和巩固。今年二月,我们党中央举行了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是英明的和适时的。它接受苏共和各国兄弟党的历史教训,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对如何增强党的团结作了创造性的具体规定。它将唤起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对敌人阴谋的警惕性,对于党内可能出现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警惕,它将确保和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团结。这个决议是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沉重打击。党的团结是顺利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我们的任务是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领导全国人民,为战胜国内外敌人的任何阴谋破坏,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胜利而奋斗。
〔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四三八页
〔二〕“斯大林文选”(九)人民大学版第一七五页
〔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三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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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的政治形势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弗洛里蒙·邦特
目前法国政治形势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政府的祸国殃民的政策与人民的意志之间横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法国政府遵奉美元巨头的命令而执行着反动的、好战的政策,但是人民的意志却是坚决争取持久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法国政府所执行的反人民的、臣服于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对法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事实上,战争经济在过去已经消耗了而且还在不断地消耗着国家的大部分物力,因而阻碍了国家的恢复。军事开支和维持警察力量的费用总数已达国家预算的一半,而社会和文化事业方面的拨款却在不断削减,法国一般人民的居住条件依然是欧洲最坏的。生产已陷于停滞状态;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有的遭到重大的困难,有的则由于美国的竞争而陷于完全停顿状态了。
在当权的反动派惨遭失败的情况下,法国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态度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还在变化下去。这种变化大大影响了法国国内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地位和力量的对比。不仅工人阶级,就是劳动农民、城市的中间阶层以及也受到政府的祸国政策之害的不小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一天比一天更确信法国共产党所奉行的真正维护民族利益的政策是正确的、有远见的、明智的。法国共产党曾经一再向全国人民指出,而且还要继续不断地向他们指出走向繁荣和幸福生活的道路。
这一切就造成了这样的形势:法国各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包括社会党在内,已在有关法国生活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从而暴露了它们内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
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之下,议会里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五月初,政府在短短的八天里面,不得不两次要求议会投信任票。政府靠了种种伪装掩饰的手段和极其卑鄙的伎俩,在第一次得到了四十九票的多数,在第二次只得到两票的多数。拉尼埃、皮杜尔和普利文的政府已经不能代表法国,这个政府的部长们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都没有资格代表祖国讲话了。人民对外交部部长乔治·皮杜尔的祸国行为切齿痛恨;在这种压力之下,政府现在也不得不同意重新讨论“肮脏战争”这个关键问题。这个“肮脏战争”是既违反法国的利益,又违反正在胜利地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越南人民的利益的。
我国民族的核心力量正起而反对现政府。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雕塑家、技术人员、教师、教授、科学家,不论他们的政治见解、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怎样不同,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各种群众性集会上代表全体人民坚决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
我想在这里只举出两个例子来表明法国人民坚决反对批准波恩和巴黎军事条约的情形。
第一个例子是,法国陆军总监许温元帅斥责了“欧洲防务集团”。事实上,许温元帅是响亮地宣布了许多法国将领的意志,这些将领们都坚决反对取消法国自己的陆军,坚决反对让凯塞林、拉姆凯、奥贝尔格之流以及其他屠杀过法国人民的血腥刽子手们来摆布我们的国家。
第二个例子是大多数社会党议员联合发表的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经两次分送给社会党各支部的活动分子。
在五月二十九、三十两日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没有人能够对那些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代表们所持的无可辩驳的论据提出一点认真的、有分量的反对意见来。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虽然由于事先就在社会党的四个主要省组织里活动好了多数票,连最基本的民主准则也被抛弃一边,但是居伊·摩勒还是只能勉强得到一千九百六十九张赞成票,而在一九五二年时,他曾经得到两千五百三十七票。这次有一千二百十五名代表投票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有一位代表说,“欧洲防务集团”将使欧洲变为“兵工厂和教权派的欧洲”。另外有两百六十五名代表弃权。因此就有一千五百名代表,这就是说占投票人数百分之四十三强的代表,拒绝支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法国人民的宿敌——的那种罪恶政策。在社会党的活动分子和选民的压力之下,许多社会党议员都会问问良心,听听该党的真正大多数党员的呼声,而拒绝支持批准波恩和巴黎军事条约。
除了上述的这两个例子以外,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在巴黎召开的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七个西方国家的代表,其中有代表极不相同的公众意见的卓越的政治家和地位很高的人物。代表会议结束以后,接着又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例子中很清楚地看到,在法国,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爱国运动是在迅速扩大中。
在目前,反对批准招致大灾难的波恩和巴黎条约的斗争是与争取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斗争结合起来进行的。事实上,法国人民在获悉苏联提出的“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全欧条约”草案以后,就立即表示衷心的拥护。他们深刻地领会这个建议的历史性意义。法国人民理解到,如果这一草案所规定的原则得以实现,就会使他们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得到真正的和平保障,因为它将制止把欧洲国家分裂成互相对立的军事集团,将有效地促进良好的合作,将使德国军国主义绝无复活的可能,并将促成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独立和爱好和平的德国。
代表着极不相同的派别的许多法国政治家,包括国民议会荣誉议长爱德华·赫里欧在内,都表示完全赞同苏联提供给大家研究和讨论的草案中的各项条款。爱德华·赫里欧曾在激进社会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宣布:“我们可以从这个文件上找到为了真正保障欧洲和平——而且不止是欧洲的和平——所必需的办法。”
集体安全本是法国人民所向往的。他们一直热烈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今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苏联照会受到法国人民这样的衷心拥护。
也许,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举行以后,法国正直的爱国人士由于受了美国机构的雇佣分子有系统地进行的歪曲报道攻势的欺骗和蒙蔽,还存在若干疑问或对事实真相不够明了,但是,不容否认,苏联三月三十一日的照会进一步所作的明确解释,特别是关于大西洋公约问题和美国参加缔结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全欧条约的问题的解释,已经把这些疑端和误会一扫而空了。
然而,上面所谈的各种完全切合事实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法国形势的全貌,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到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件。由于这一事件,人民的愤怒才到达了顶点。这事件就是奠边府的败绩,它使得法国人民更清楚地看到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巨大危害性。这种危害性是十分明显的,因而连金融界和工业界的报纸“回声报”也在五月二十五日就这一事件写道:“奠边府事件就是投入苦杯中的最后一滴水,它使政治上和军事上近乎彻底失败的苦水横溢了。”
而外交部长皮杜尔的令人作呕的唯杜勒斯之命是听的态度则加重了这种苦味。
在这些事件的烘托之下,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坚决主张的和平政策就显得更为清楚了。没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正直的法国爱国人士不承认,我们可以在这种和平政策中看到公正地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既符合越南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法国人民的利益。
许多代表团接踵到达日内瓦,要求停止印度支那的战争,要求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到目前为止,这种代表团已经有好几百个。仅仅马赛的一群妇女就收集了三万四千个签名,送交日内瓦会议美国代表团。
为了使大家明了工人阶级在争取印度支那的和平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的发展规模,我想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法国北部费夫—里尔的某一大冶金工厂的三千名工人举行的一次组织得非常出色的罢工。这次罢工的号召是由法国总工会所属的一个工会发出的,但是在这个号召书上签名的却有六十名观点极不相同的工人,其中包括天主教劳工联盟的工人、两名社会党市议员、两名社会党工人、曾经参加过法国远征军的工人、在印度支那作战死亡的法国军人的同胞弟兄以及随时可能被征作战的青年。在这个号召书上署名的还有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的组织。
为了了解全面的情况,我们还必须指出群众已经动员起来保卫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而这一种动员的规模表明,劳动人民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反对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与争取满足经济要求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可以从许许多多的迹象上看出法国的各种力量都在重新集结中,而这种重新集结的目的则是要彻底改变政府目前采取的政策。所有这些就是法国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
法国共产党的光荣和功绩就在于:由于它坚持不渝地工作并采取了争取民族力量和民主力量的统一行动和团结一致的政策,从而能够动员大多数公民为根本取消波恩和巴黎军事条约,为立即停止印度支那战争而斗争。
毫无疑问,最近开幕的法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按法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三日至七日在巴黎近郊的依夫列举行)将要作出的决议,一定会使党更有力量,能够更好地完成它的历史性使命——获得和平、社会进步、民主和民族独立,使法国成为一个自由强盛和幸福的国家。
(原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总第二九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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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莫斯科通讯

莫斯科的航空节日表演
本报记者 李何
二十日苏联人过了自己最喜爱的航空节,检阅了举世闻名的空军力量。我随同成千成万人们参加了佳节,对这保卫共产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的苏联国防威力,感受到了同样的欢欣。
航空节按照一九三三年以来的传统,在莫斯科西北土希诺以契卡洛夫为名的苏联中央航空俱乐部的飞机场举行。傍午,在这绿草如茵的飞机场周围和它的附近地带汇集了四面八方来的观众。强烈的太阳当着顶,蔚蓝的天空没有风也没有云,像早晨的海那样恬静。检阅台上出现了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袖们。十二点正,军乐和礼炮齐鸣,检阅开始。
第一部分是全苏陆海空军志愿促进协会的表演。
在机场上的低空,以人字队形缓缓地飞过一群十九架“雅克—十二”式飞机。头一架飘扬着列宁斯大林像的大旗,后两架——苏联空军军旗和全苏陆空海军协助会会旗,再后十六架——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国旗。这象征着苏联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前进和全民大团结。
在空中慢慢地移动着俄文“光荣归于苏联共产党”的字句,这是用七十六架“雅克—十八”式飞机编组的。它们飞得这样整齐,好像钉在蓝幕上。人们眼不转睛地看着熟练的航空员用飞机写出的人民心坎中的话。
一架全身通红的“雅克—十八”式来到机场上空。它昂首直上,在半空中翻滚机身,然后俯首直下。接着另一架红色“雅克—十一”在空中打滚地前进。这两架先后做着各种翻筋斗、打滚的惊险动作。驾驶员技术这样高超,在空中盘旋的飞机,犹如在水中游戏的金鱼,不给人任何耽心的感觉。
远远的天空飞来一字形的雁群。女飞行员们驾来七架“雅克—十八”。这七只红雁到机场上空飞成圈子,集体地侧滚、急转,最后在离地二百公尺的低空飞走了。接着二十四架红色“雅克—十八”组成长蛇阵,飞进机场上空,在空中鱼贯地画两个圈,化成椭圆形,然后螺旋下降,到离地一百公尺的低空又化回长蛇阵飞走了。
从机场上自动飞起一架滑翔机。滑翔员把它飞到六百公尺高,长久地打转和螺旋,最后降落到原地。同时机场上飞起三架用无线电操纵的飞机模型,它们飞到约二百公尺高,左旋右转,打螺旋,最后也回到机场上。
飞机牵引着一架滑翔机飞近机场上空,然后撒开了。滑翔机的机翼上下扇动,就像鸟儿拍着翅膀,自在地飞行着。接着飞机牵引来六架滑翔机。它们像一群大鹰静静地巡逻着。
第二部分是军用飞机的表演。
一架喷气式驱逐机掠到机场上空来。它的两翼像燕子翅膀,却很短,加以行踪很快,简直像飞箭一般在空中闪动。它一个筋斗射到高空去,一个俯冲又射到地面来。当你找到它的声音时已看不见它的踪迹。如果不是全机漆着红色,那么眼力会难于追索。
六架喷气式驱逐机分成两组,在高空背向而飞,在低空相向而遇,这样在天地间以齐一的动作左右同时画着大圈。接着是五架同式飞机结成三角队形群飞。再后是九架同式飞机结成品字队形群飞。它们整齐得如同红色的图案贴在蓝色的幕布上,这些群飞的喷气式驱逐机都表演了直升、俯冲、打转侧滚、翻筋斗等等复杂动作。喷气式飞机比螺旋桨飞机快得多,苏联飞行员能够同样地像指挥自己的手脚一样操纵它们,而且动作这样整齐划一。这怎能不使观众异口同声地啧啧称羡呢。
接着一百六十二架巨型喷气式轰炸机和一百八十架喷气式驱逐机,九架一排地飞过了。最后五十四架喷气式驱逐机在低空疾驰而过。这一大批新式飞机留下的声音,像滚滚的巨雷,震动整个天空。
第三部分是航空降落队的表演。
飞来三十六架大肚子黑蜻蜓似的直升飞机。在二十八架喷气式驱逐机的掩护下,这些直升飞机降落在机场,没有几分钟就卸下了许多门大炮和牵引车。直升飞机飞走了,牵引车拉着大炮也开走了。
一架飞机在机场上空掠过,从机上跳下六个跳伞人员。接着来了两批飞机,撒下两批跳伞人员,他们都是过了十秒钟才张伞。最后三十六架飞机在四百公尺空中分批撒下跳伞人员。前前后后五色缤纷的降落伞队,以湖色的天空为背景,织成了一幅镶着五彩气球的锦幕。锦幕慢慢落下。航空检阅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凑表演就此结束。
苏联航空节使人信服,在苏联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关怀下,有强大的飞机制造业、先进的科学、高超的飞行术和广大的航空爱好者为基础的苏联航空力量,是世界第一的。
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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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人民共和国美术展览会在京闭幕
“蒙古人民共和国美术展览会”二十日在北京闭幕。在开放展览的二十三天中,有十二万多人参观了展览会。参观的人包括美术家、作家、机关干部、学生、工人、郊区农民、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牧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和战士、从朝鲜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人员以及在京的外宾们。
我国著名国画家齐白石和很多社会著名人士也参观了展览会。
在展览品中受到观众普遍注意的是“毛泽东和泽登巴尔”、“乔巴山和斯大林在一起”、“乔巴山在伊尔库次克”等油画。其他如“旷职”、“工作之后”等油画和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的雕像及“未驯的马”雕塑也都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和很高的评价。
展览会展览期间,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开渠、吴作人,美术家力群、胡蛮、王琦等人,曾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艺报”和“新观察”等报刊上著文介绍。
中国美术家协会曾在六月三日邀请正在我国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艺术委员会美术局美术指导、功勋美术家、乔巴山奖金获得者多吉因·却多克报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造型艺术情况。六月四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又举行了座谈会,对展览会发表观感和意见。来我国访问的五位蒙古美术家也出席了这个座谈会。(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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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高等工业学校学生陆续开始生产实习
全国高等工业学校学生陆续开始生产实习。东北是今年生产实习的重点地区。沈阳、鞍山、抚顺、本溪、大连、阜新、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正在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实习学生。实习学生将以工长、工段长、工人或技术员的助手身份,直接参加生产操作和实际工作。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土木、建筑学系有一千一百多名师生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进行生产实习,现在已有部分师生到达工地。他们的实习范围是以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为主;另有暖气通风、上下水道、钢结构等部分专业实习。东北工学院今年有四千多名学生参加实习,有三百多名教师参加实习指导,师生参加实习的人数都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学生的实习地达五十九处,仅在鞍山实习的就有一千九百多人。天津大学参加实习的学生有三千多人,比去年增加了两倍。北京矿业学院、大连工学院等校的实习学生已先后到达抚顺、阜新、鹤岗、鸡西等八个煤矿区,他们实习的内容是矿区开采、井巷工程、露天开采、钻探、洗选及工业经济等。交通大学第一批参加生产实习的金工、热处理、发电厂、长途电讯、船舶制造等十三个专业的专修科毕业班学生一千零十四人,从六月一日起已全部开始实习。重庆大学地质系的实习生参加了西南和西北等地区的地质勘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东北工学院等校研究生的实习,由各校苏联专家带领,他们将在实习中收集资料,为毕业论文作准备。由北京地质学院教师组成的综合研究队,将结合着生产实习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各校在学生参加生产实习之前都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绝大部分学校都成立了生产实习指导委员会。各校教研室根据各系及专业的实习性质、目的,拟订了初步的实习计划。东北工学院早在四月中旬就召开了实习准备工作会议,在五月中旬又召开了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生产实习工作会议,对生产实习的各项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讨论。东北工学院苏联专家曾向指导实习的教师作了生产实习问题的报告。交通大学各教研室的许多参加实习指导的教师并到东北、华北及上海的许多工厂企业,缜密地研究了工厂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技术条件,制订了实习计划。
许多厂矿专门为实习学生成立了生产技术指导机构,指派专人指导学生实习。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西南办事处特规定将学生的生产实习列在所属工厂的工作计划内。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局特为实习生准备了足够使用的救生衣,并妥善地安排了食宿。杭州铁工厂在浙江大学的实习生到厂的第二天,就布置了一个产品展览会,供实习生们参观学习。(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
一九五四年第二十二、二十三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四年第二十二期和第二十三期已先后出版。
这两期的主要内容是庆祝乌克兰重新合并于俄罗斯三百周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
第二十二期以“苏联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了乌克兰重新合并于俄罗斯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重要性。社论接着指出: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是他们的民族独立、自由、繁荣和幸福的可靠保证。苏联全国普遍庆祝乌克兰重新合并于俄罗斯三百周年的情形,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团结。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已成了殖民地劳动人民前进的灯塔。
第二十三期社论的题目是“保卫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社论指出:世界和平理事会最近在柏林举行的特别会议,再次生动地表明和平力量已日益巩固地团结起来了。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原子武器的决议、关于安全问题的决议以及文化委员会的建议都具有极重大的国际意义。这些决议和建议意味着群众性的和平运动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社论强调说:各国人民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斗争已经使国际紧张局势有了某些缓和。但是,美国的反动势力和他们的仆从们正在千方百计地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着重指出必须使日内瓦会议胜利结束,拒绝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恢复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谈判。社论说:共同安全是各国人民安全的唯一保障。一切有关国家必须首先在亚洲和欧洲建立共同的安全。全世界的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将尽一切力量使各国人民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国际安全与和平的愿望取得完全的胜利。
第二十二期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拉科西在劳动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伏罗希洛夫在大会上的讲话。
第二十三期刊载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纳吉在劳动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弗·邦特的“法国的政治形势”等文章。(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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