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关于出版社工作的某些问题
陈克寒
书籍是保存、传播和发展文化的重要工具。它在我们党和人民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解放以来，我国的书籍出版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每年所出版的书籍的种数和册数大大地增加，内容日益丰富多样，质量也正在逐步地提高。但是，这些成就还远远地落后于国家和人民对于书籍迅速增长的需要。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新出版的书籍的种数太少。现在每季所出版的书籍中，旧书重版的约占三分之二，而初版新书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无论那一个门类的书籍都极感缺乏。特别缺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方面问题的著作，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普及读物，优秀的适合青年社会生活要求的文艺作品，少年儿童读物，各种有用的教学参考材料，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在已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书籍占了极大的比重。翻译书籍的出版是必要的。但是相形之下，我国作家的有内容有分量的著作出得太少了。此外，中国古典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同样作得很不够，许多优秀的学术和文艺著作湮没无闻，使得我国人民不能顺利地接受我们祖先的文化遗产。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我们国家建设的发展与人民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
书籍的质量也不能令人满意。出版界的粗制滥造的作风没有完全克服。某些出版社还有不问后果草率出书的现象。不少出版物是思想混乱、内容贫乏和写作技巧拙劣的。许多私营投机出版社仍以出版事业为投机牟利的手段，抄袭、剽窃他人著作，并且出版了不少消极的不健康的东西，宣传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人民的心灵。而我们国营出版社还没有积极地出版足够的有益的读物，来对抗和代替那些下流的有害的书籍，并清除它们对于人民特别是青年和少年的恶劣影响。
新书品种少，质量低，内容干燥乏味，这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广大求知欲旺盛的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感到无书可读。许多书籍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以致读书范围狭隘，限制了智力的发展。他们特别苦恼的是：不知道如何经过自修，获得社会科学的系统的知识，从而把握祖国前进途中的许多新事物。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更深感有内容有价值的参考书太少，在工作中缺乏助手。
自然，书籍出版事业上的这种不振作状况，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不能完全责怪出版工作者。但出版工作本身所存在的许多缺点，的确也妨碍了书籍数量的迅速增长和质量的迅速提高，使得我们不能及时地正确地满足国家建设事业和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除了应该积极地建立必要的新的出版社外，还必须注意努力改进现有的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的工作。
出版社的基本任务，是积极地团结和组织作家，出版人民所需要的各种书籍，发展祖国的科学和文化，为国家当前的和今后的革命事业和建设工作服务。
书籍和报刊同样，都是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工具，都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来武装广大人民，并起到鼓舞人民前进的作用。但是书籍有它本身的特性。书籍的时间性不如报刊那么强烈，它在篇幅上所受的限制也比较少一些。因此，书籍的内容范围比报刊更为宽广，各种不同的书籍，对于古今中外的许多事物，可以不受时间的长短拘束，广泛地加以研究和探讨。这就要求书籍在反映生活，说明问题的时候，具有更系统更深刻的思想内容。它应该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传播人类各种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并以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来教育人民。
但并不是所有出版工作者都了解书籍的这种特性。至今还有若干出版工作者在以办报的办法办出版社。有些出版社同志认为：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应该直接地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中心工作起着政治鼓动作用。否则，就是政治性思想性薄弱，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从这样一种狭隘的观点出发，有的出版社把书籍出版的范围缩得很小，甚至仅仅限于出版时事性鼓动性小册子。而且常常在中心工作布置下来以后，才热炒热卖，抢时间赶写，所以书本的内容十分单薄。有时书籍印出来，运动已经过去，只好积压在仓库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出版史上，决不只是一件。这说明我们某些出版工作同志还没有正确地理解和不善于正确地使用书籍这种武器。
这不是说书籍出版工作不要为当前的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服务，出版社不应该出版时事性鼓动性的小册子，（过去在社会改革时期，许多出版社出版了一些鼓动性的小册子，曾经起了很好的政治作用；今后也还有必要出版许多真正适合工农群众阅读的通俗的政治鼓动的书籍。特别是地方出版社和通俗读物出版社应该在这方面多作一些工作。）而是说，作为一个出版社，决不能无视读者多种多样的需要，把书籍出版范围搞得很窄，而对于为中心工作服务也不应该理解得那么机械，好像非每一本书都直接地宣传和鼓吹一项中心工作不可。有许多书籍尽管并不直接鼓吹这一项或那一项中心工作，但它们传播了革命思想和科学知识，对人民群众起着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的作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许多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文化艺术书籍，就经常地起着这种作用。就以为中心工作服务来说吧，比如防旱治水，可以出版一本号召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掘井造林的书籍，但也可以出版更多的研究防旱治水和改造自然的科学书籍。
国家和人民对于科学和文化书籍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出版者应该注意满足这种需要。为了发展学术文化，提高人民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应使一切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的有内容、有价值的书籍，都有出版的机会。有些书稿虽然看来与当前的政治斗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能启发人民的思想，增加人民的知识，培养人民的品德，就应考虑出版。主观地缩小书籍出版的范围，对许多有益的书稿拒不出版，使得人民不能获得广泛的知识，是闭塞人民头脑的办法，对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利的。不能设想，一个国家的人民只知道一些日常事务，而没有高度的政治知识和文化知识，可以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毛泽东同志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就是说，人民将要创造新的文化，他们对书籍的要求也会更加广泛、复杂和提高。我们出版工作者必须有远大的目光，把事情看得远一些深一些，这才是真正有思想性和政治性。自然，这并不否定每个出版社的出书要有方针、目的和重点，要顾到现实的政治意义，更不是说要降低我们书籍的政治质量，可以随便乱出一通。
选题计划是出版社工作的基础。每个出版社都应有年度和季度的选题计划。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出版社的工作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并有计划地组织自己的业务。重要的有基础的出版社，还应该有三、五年以至更长时期的选题计划。因为一部书稿的写作往往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劳动过程；而书籍的出版不仅要照顾到国家和人民当前的需要，而且也要看到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需要。只有有了长期的选题计划，才有可能进行广泛的组稿工作，认真地挑选作家，保证每年每季都能按照需要有计划地出版书籍，并提高其质量。
现在许多出版社对于制订选题计划和组织书稿的工作极不重视。有些出版社几乎没有选题计划，有些出版社名义上虽有了计划但内容极为空洞和潦草。因此，他们的工作缺乏目的和方针，与作者没有固定的联系，出书的自发性、偶然性很大，碰到什么出什么，该出的不出，不该出的出了，书籍的质量也没有可靠的保证。这正反映出我们许多出版社的工作还没有走上轨道，还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
过去许多出版社新成立，而国家又处于社会改革阶段，没有严格的选题计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后，我们社会的各方面的组织性不断地加强，而我们出版工作本身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应该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书籍。否则，就不能适应国家和人民对于书籍日益增长和日益严格的要求。在本年度开始的时候，中央一级的许多出版社深深地感到：没有长期的选题计划，无论组织作家撰稿或安排出版生产的工作都无法很好地展开。因此，某些出版社已经开始着手编制长期的选题计划，并据以广泛地向全国各地作家组稿。这种经验值得所有出版社注意。
自然，任何出版社的选题计划，都应保持一定的机动部分和后备力量；年度的和长期的选题计划更必须不断地修正补充。应该随着党和政府工作的发展，把国家和人民对书籍提出的新要求，补列入选题计划；而把那些已经证明不必要出版或不可能出版的选题，从计划中删去，使得计划更加切实和充实。但并不能由此否定选题计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选题计划是出版社的具体工作纲领。为了编好选题计划，使计划符合于客观情况和需要，出版社就必须：一、研究党和政府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计划，以及党对宣传工作的要求；二、调查读者群众的需要，并考虑如何恰当地满足这种要求；三、调查著作界学术界的情况，并了解他们正在进行一些什么研究工作，有一些什么著译计划；四、了解书店关于各类书籍的发行情况和发行纪录；五、正确地估量出版社本身的编辑出版力量，并尽可能挖掘潜力。为此，就须要和有关的机关团体密切联系，进行许多调查访问，并召开一连串的座谈会，例如读者会、作者会、专家会、发行人员会议，等等。所以，制订选题计划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工作。制订选题计划的过程，也是了解读者需要和作者情况的过程。如果我们在制订选题计划的时候，真正把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调查研究清楚，那么我们的出版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方针和可靠的依据。可惜，我们不少出版社制订选题计划不是从广泛的调查研究着手，不是和读者、作家及有关机关、团体共同商量确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闭门设计，计划本身带着太多的主观成分，因此在执行时难免大打折扣。现在已经到了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团结、组织和培养作家，作好组稿工作，是办好出版社的关键。
作家是出版社的支柱，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出版社工作的基础。没有作家，没有书稿，也就没有出版社存在的地位。同时，出版社掌握了国家的出版物质力量，应该为作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使一切态度严肃的作家的作品，得到发表和流传的机会。每个出版社都应与许多作家建立密切的友谊，尊重作家，爱护作家，耐心地帮助作家，特别是细心地栽培新的作家，善于使他们书稿的内容合乎国家和读者的要求。
某些出版社在团结作家、组织书稿上有了很大进步，但也有一些出版社还存在着不少缺点。首先，有些出版社对于团结作家、组织书稿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决心和耐心。他们错误地认为：编辑部的工作完全是室内工作，只要把报刊上已发表的文字或材料整理出来，或依靠某些固定的机关和作家送上门来的书稿，就可办好出版社。因此，他们没有决心动员和组织编辑部的力量，主动地积极地广泛地展开组稿工作，或者编辑人员偶而出去一次两次，“碰了钉子”，就灰心丧气，深居不出。其次，对有关机关团体和文化界学术界的情况不熟悉，联系的作家的圈子很小，特别不注意团结和培养新的作家，认为新作家（有些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不熟悉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没有把握，编辑加工费力太大。但是，老作家数量毕竟不多，而且常常被各方面拉稿，穷于应付。而新作家如果没有帮助，得不到锻炼的机会，他们的笔是不能熟练起来的。再次，对于作家和作家的书稿采取错误的粗暴态度。例如，不尊重作家的劳动成果，对作品作过苛的要求，轻率地否定有一定价值的书稿；不征得作家同意，任意对书稿作不适当的增删；处理稿件缓慢，不负责任，等等。这就使得出版社不但不能起到团结和培养作家的作用，有时甚至破坏了与作家之间的友谊。现在不少出版社都闹“稿荒”，这客观上固然是由于我国文化不发达，著作力量原本薄弱，而许多优秀的文字工作者都作了行政工作，没有或很少时间执笔，但出版社工作的上述缺点，使本来可以组织的作家没有组织起来，本来可以出版的稿件不能得到出版的机会，这就更增加了“稿荒”的程度。如果我们能把各方面的著译力量团结和组织得更好一些，稿源是可能而且必然会增加的。
必须认识：出版社是个文化机关，它在社会上的作用，是要通过书籍的出版，团结和培养作家，推动国家学术文化的发展。出版事业不能允许少数人包办独占。出版社和作家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共同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而斗争的工作关系。作家有义务在一定时期内创作或翻译出若干作品，供给出版社出版，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版社则必须向社会上的广大作家开门，把出版园地提供给一切忠实于人民的作家，并给他们以可能的援助。衡量一个出版社的成绩，不仅要看它出了多少好书，还要看它培养了多少作家，给了作家什么帮助。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地方出版社和通俗读物出版社特别应注意发现、培养和选拔工人、农民中所涌现出来的新进作家，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把他们推荐给全国人民。俄国共产党（布）远在一九二四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报刊的决议中就曾着重指出提拔工农作家的重要性。在这个决议中说：“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基本工作，应当指靠在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高涨过程中成了工农作家的工人和农民的创作。应当认为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是将来从其中选拔出新的工农作家来的后备军。走进我们文学界来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作家，一部分是来自工厂和农村，一部分是来自十月革命时期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已参加了俄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知识分子阶层，应当用一切方法努力提拔这些作家，并给他们以物质帮助。”今天苏联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当初就是在地方报刊和地方出版机关发表作品开始他们的写作生活的。我们应该学习苏联的榜样，“努力提拔这些作家，并给他们以物质帮助”。出版机关最应该也最适宜承担这样的责任。只有作家阵容扩大，书稿来源增加，出版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出版社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组织工作，组织工作的首要环节是组织作家，组织文稿。这个工作关系着编辑部的全部活动，也关系着出版社的整个命运。只有这一环搞好，出版业务的胜利完成才有保证。出版社负责人应该亲自领导编辑人员进行这个工作。组稿活动的范围越广泛越好，应该与尽可能多的文化教育机关、科学研究团体以及著作翻译人员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活动，与他们建立约稿关系。不要害怕对这些机关、团体和作家不熟悉，组织来的稿件不合用。要在组稿活动过程中，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可以把读者的要求和出版社的意图告诉他们，也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商讨书稿的内容。也许有些机关、团体和作家原订的工作计划，与出版社的要求有出入，在了解了读者的需要情况后，改变自己的作法。也许出版社的选题是主观的不合适的，经过这些专门机关和专门家的帮助，得到改正。总之，首先不要有成见，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主观地把组稿活动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人才是要去发现和培养的。另一方面，组稿活动应有尽可能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对于组稿对象应于事先进行一定的调查和认真的挑选，根据不同选题寻找适当作者，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周折。
出版社应以认真严肃态度对待作家书稿。收到书稿必须限期作复。编辑部无力判断的书稿（这在一个编辑部是常见的事），应早日聘请专家审阅，不要由一两个编辑人员勉强地作武断的判决，或者迟不处理。对任何书稿都应首先考察它的基本政治内容和学术价值，决定采用与否，然后提出修正意见；不要舍本逐末，先在细枝末节上吹毛求疵，要求作家一再修改，而最后又根本加以否决。编辑部在审查作家书稿时，一方面应要求其内容在涉及党的当前政策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上没有原则性错误；另一方面，也应估计到中国目前的理论、学术水平，不作过苛的要求。特别是对那些不涉及当前政治的学术著作，标准应该放宽。有些学术著作，虽有某些缺点，但包含一定的材料和内容，对人民有益无害，仍可予以出版。有条件的出版社，在作家写作的过程中，应给以有效的帮助和指导。重要的有价值的书籍出版，出版社应负责组织评介。出版社要以自己的工作，使作家感到的确是亲切忠实的朋友，乐于和出版社建立经常的关系，并帮助出版社的工作。
要办好出版社，除了依靠党的领导外，还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社会力量，依靠读者、作者、审校者、评论家，依靠文化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团体的帮助。出版社是个社会文化事业，综合性出版社的书籍出版范围包括人类知识的一切门类，专业出版社的书籍出版范围也包括一个门类或几个门类的各方面，必须吸引和组织社会力量，集思广益，才能办好。
许多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开展，是由于存在着孤立地关门工作的倾向。从社长总编辑到编辑都关在社内，忙于审阅修改稿件和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很少参加社会、政治和科学、教育的活动，跟读者缺乏往来，跟其他宣传机关例如报社、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关系也很不密切。因此，他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不了解读者的要求，不知道学术思想的动向，工作没有预见，不能主动地适应客观的需要。常常有了选题找不到适当的作家，有了书稿找不到权威的审校者，出版了好书没有人帮助宣传。这样少数人闭户造车，虽然十分紧张努力，但因缺乏广大群众的支持，工作便不可能活跃，工作成绩也不能有显著的表现。
每个出版社都必须建立和加强群众观点，把门户打开，吸引社会上的各种人才共同工作。出版社要有广大的读者通讯网，和读者保持经常的联系。出版社要做到门庭若市，每天每时都有人进进出出。编辑人员应该接见读者，并访问作者，听取他们对书籍的意见，也应该经常与有关机关、团体联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活动。出版社一定要团结一批热心的学者、作家、专家在自己的周围，请他们共同研究出版计划，帮助审核稿件，撰述书评。对他们的劳作应酌致报酬。谁都知道，一个出版社的力量无论怎样是有限的，即使多增加几个编辑，也不能解决工作中的所有疑难；而社会上却积蓄着无数宝贵的人才，只要联络和运用得好，他们都能对出版工作有所帮助。有些书稿的审校对于社内编辑是个很大的难题，但如果请教熟悉这门科学的专家，却能迎刃而解。在这方面，社长总编辑应当首先使自己成为社会活动家，并积极参加网罗学者、作家、专家的工作，设法打破社内闭关自守的风气，消除编辑人员害怕或不愿参加社会活动的书呆子习气。这是做好出版社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
我国的书籍出版事业，虽然整个说来还是很幼弱，它的力量和经验都很不够，但是经过几年来的建设，已经有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化事业展开了广阔的前途。只要我们的出版社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创造经验，坚持努力，是可以为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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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在高等工业学校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
同济大学教务长 李国豪
高等工业学校担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乎标准的人才；另一方面要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解决工程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提高工程理论和工程技术水平。要圆满地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教师必须掌握本门课程中最新的科学成就、具备高度的理论修养并不断地进步。这样，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因为只有教师本身进行了科学研究，从仅仅是科学知识的传授者变成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的积极参与者，通过钻研和实践来深刻认识理论并把它向前发展，教师的科学知识才能够不断地丰富和提高。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够培养出合乎标准的学生，才能够解决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问题。所以，科学研究在高等工业学校里并不是教学工作之外的“锦上添花”，而是根本性的工作。
有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的教学改革尚未完成，例如教学大纲、教材、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等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此时谈科学研究，未免过早。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教学改革工作虽说还没有完成，但在教学改革中，学校里各个教研室的具体任务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非专业课程的教研室，就毋须做准备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工作；另一方面，自开始教学改革工作以来，各个教研室的工作发展也是不相同的。例如在一些教研室中，教材问题已经初步解决，苏联的教学方法也已经初步熟悉。所以在一部分教研室中是已经具备了开始科学研究的条件的；而且，教师们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也已经感到有开始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并在这方面开始摸索。例如同济大学若干教研室，结合提高师资的工作举行的若干专题报告，就可以看作是比较初级形式的科学研究活动。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在学校里不但已经有条件，而且也已经有必要来逐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还有一些同志，虽然也感到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但是要求过高过急。要求过高表现于把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一下提得太高，因而使我们自己难于下手或者不敢下手。这是由于对国内、校内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估计所致。科学水平是决定于生产的发展的。在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生产落没，不需要科学研究，因此在学校里也就很少或者没有科学研究，所以研究的设备很差，我们本身的研究能力也不高。今天国家刚才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要在旧的基础上开始科学研究，如果把要求提得太高，显然也是不切合实际的。要求过急的表现是，把科学研究看得很容易，急于求成，因而不愿从小处着手、作长远打算。这是由于对科学研究的艰苦性和长期性估量不足所致。今天各门科学都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要进行研究工作，就需要接受这一成果，然后再向前进步。这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穷年累月、日复一日地进行有系统的、深入细致的、平凡细小的工作。想灵机一动、抄捷径来迅速取得惊人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所以，对科学研究要求过高和要求过急的思想，都妨碍着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加以克服。我们应当结合国内的生产实际，根据校内的研究设备条件和我们本身的研究能力，由小到大、由浅到深地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通过科学研究工作本身来逐步提高科学研究工作。
在以上所说的认识基础之上，同济大学于本学期已提出了科学研究的问题，并已开始试验、酝酿、准备。在有力量进行研究而又有适当的具体问题可以研究的教研室中，我们就开始科学研究，以便取得经验。例如大地测量教研室，已开始以苏联的测量工作细则为蓝本来拟订适合我国情况的测量工作细则的研究工作。对于尚缺乏适当研究题目的教研室，则求其逐渐明确认识它的科学研究的方向。例如在我们土木建筑学院的基础课教研室，如数学、物理等教研室，它的科学研究的方向应当和综合大学中的有所不同，它需要结合本校的师资、设备条件和其他有关教研室今后的科学研究的方向来加以规定，因此需要在教研室里很好地讨论研究，使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有明确的而且是正确的方向。对于其他教研室，则要求其根据本身的具体情况准备条件。例如有几个教研室，争取在本学期内完成整理教材的工作，以便下学期开始科学研究。我们这样在不同的教研室中进行试验、酝酿、准备，主要是为了在教师中和学校领导方面作些初步的思想准备，使下一学期有更多的教研室开始科学研究工作。
在我们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中，我们也要和进行教学改革一样来学习苏联。苏联科学研究的特点是：密切联系实际和充分发挥集体力量。今后我们在学校里需要做许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工作来贯彻这个方针。但是，我们深切感到，在全国范围之内把现在并不算多因而格外宝贵的科学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在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来研究祖国经济建设上和国防建设上今天的和明天的问题，尤其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全国之内发挥潜在力量，避免重复浪费，并使国家建设上的问题都得到研究、解决。中央和中国科学院已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但我们仍愿重复反映学校里的这种意见，以供领导方面参考，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在正确的领导下逐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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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友协访苏代表团团长钱俊瑞等谈访苏观感
赞扬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中苏友协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巴库、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和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以后，九日离莫斯科赴新西伯利亚城参观，将由那里回国。代表团在苏联作了三十多次介绍新中国各方面建设情况的报告。离开莫斯科时，代表团团长钱俊瑞和团员吕骥、张光年、周小燕等谈了他们的观感。
钱俊瑞说：代表团不仅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辉煌成就，而且每天每时为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所感动，无时无刻不浸沉在国际主义的深厚友谊中。代表团看到苏联各地都在大批地兴建工厂、学校、住宅、戏院、电影院等等建筑物。在莫斯科，二、三十层的高楼大厦已越来越多。矗立在列宁山上的“科学之宫”——莫斯科大学像巨人一样，向全世界昭示苏维埃文化和科学的高峰。英勇的斯大林格勒已从废墟中重新建设起来，其规模比战前要宏伟得多。在卫国战争中，罗斯托夫的工厂全部遭受德国法西斯的破坏，现在不但已经完全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在巴库，看到了海底油井，这里不仅需要最新的采油技术，而且必须有战胜一切困难的英勇无畏的精神。至于举世闻名的列宁运河，其伟大的工程更给了每个团员以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我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这些建设处处体现着苏维埃人民的辛勤艰苦和卓越的劳动。工人、农民是如此，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例如：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是件很艰苦的工作，但是大批苏联的工程师们、技师们和学者们，响应着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地参加了这一工作。著名的七十四岁高龄的老画家格拉西莫夫最近到印度和埃及去游历了三个月，回国后就举行个人的画展，展出他在旅途中所画的八十二幅精彩的水彩画。在著名画家茹科夫和雕塑家马尼泽尔的工作室里，满满地堆着他们自己的作品。茹科夫在二十五年内就画了七千多幅画。他们说，他们有画不尽的题材，他们决不感到缺乏题材。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很高，但是他们很朴素，决不浪费国家的财力和物力。许多著名的作家、美术家们，常常是睡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在一起，家庭用具也很简单朴素。他们的全副精神贯注在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中。伟大的苏联人民，紧紧地围绕着党和政府，表现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最高度的团结。这是苏联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代表团在五一节观礼、参加乌克兰重新合并于俄罗斯三百周年纪念和各处参观中，深深感到这一点。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长期培养下，有着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胜过了骨肉兄弟。不论在工厂、在农村、在学校、在机关和团体里，以及在戏院里，苏联同志们对中国人民总是特别的亲切。
吕骥说：最令人感动的，是贯穿在各方面的忘我劳动精神和朴素踏实作风。看到工厂和车间很大，文化宫俱乐部很漂亮，但是办公室很俭朴。在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看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当时所住的两间小房子，那样俭朴，像普通工人住房一样，领会到朴素在苏联人是有他们的传统的。代表团有一次在工人文化宫听到一位工人在作业余习唱，其水平不下于专业的歌唱家。曾经向代表团表演的歌唱家马斯连尼科娃，原来是钮扣女工，业余在音乐学院进修，现在是大戏院歌剧著名演员。在巴库音乐中学，看到一个十一岁的四年级女生在作曲。苏联音乐教育已经普遍化和群众化。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看到这样艺术的高峰。
周小燕说：没有来苏联以前，对于苏联怎样走向共产主义，是不明确的。现在才知道，共产主义建设不只是列宁运河，莫斯科大学大厦，还有苏联人民的高尚品质，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看了十几次歌剧，无一次不满意，觉得从演员到乐队都达到最美满的境界。
伊凡·苏萨宁在森林中唱他对祖国和女儿的想念时，周围观众洒泪的很多。使人民得到这种高度的艺术享受和教育，是艺术工作者的任务。过去到佛子岭体验生活时，曾经懊悔当年不学工程而学音乐。现在认识到了文艺工作者在我国建设中，问题是如何改造和提高。苏联艺术都有高度的政治内容，而这种内容融化在高度的艺术中。在工厂看到那些向工人们演出的著名演员，和工人们都很熟悉。领会到艺术工作者应该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张光年说：代表团戏剧工作者，和苏联戏剧界进行了广泛接触，获得了许多教益，建立了中苏两国戏剧工作者的联系。苏联作家协会剧作委员会介绍了苏联的剧作情况，推荐了一批表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以及和艰苦作斗争的剧本和目前共产主义建设的剧本。俄罗斯戏剧家协会、戏剧杂志编辑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国立戏剧学院，都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例如，戏剧家协会介绍它怎样举办短期训练班，调训青年剧作家，主要是讨论和修改他们的作品。这样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有才干的青年，有时他们的作品得到斯大林奖金。
（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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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革命秩序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安全
河北省公安机关破获三个重大反革命案件
主从各犯韩玉树等已被分别判处死刑和徒刑
河北省人民公安机关在最近连续破获了三起扰乱社会治安、阴谋进行暴乱的重大反革命案件，逮捕了三案的主从各犯韩玉树等五十名匪徒。河北省人民法院经过细密审讯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分别判处各犯以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并已在固安、安国、万全、良乡等县召开的共有四万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后立即执行。
这三个反革命案件中的第一案，是以韩玉树为首的伙匪抢劫案。这股伙匪大部分是逃亡的反革命杀人犯和反动的地主、富农等纠集起来的，共有匪徒二十人，都是韩玉树的近亲及其充任匪伪军时期的部属。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匪首韩玉树、韩玉华兄弟两人就曾组织过反动的地主武装；韩玉树还担任过固安、永清两县的蒋匪“常备队”中队长和恶名昭著的王凤岗匪部的连长。他们在固安、新城、涿县一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残杀人民。据已查清的，仅韩玉树等匪犯就曾亲手枪杀、活埋我区村干部和群众十九人。固安县方城村农民韩德修、韩德瑞一家七口，被韩匪兄弟一次杀光。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黑杀团”。北京、天津解放后，韩玉树等匪匿枪潜逃，又于一九五○年先后秘密回乡，纠集了敌伪残余分子刘长庚、陈庆余和韩匪近亲季保安、季广泽、鲁书玉和韩匪的儿子、侄儿韩永仁、韩永良、韩永年等，持枪结伙，四出抢劫，破坏革命秩序，危害人民安全。这股反革命匪徒经常流窜于北京、天津、张家口三市之间和固安、新城、涿县、武清、永清、安次、良乡、张北、万全、商都、康保等十七县之间。四年来，他们共抢劫四十五次，抢劫的财物和受害的群众为数很多。一九五○年七、八月间，他们竟在北京市郊小红门村白昼抢劫大车两次。一九五三年十月间，又在窦（店）交（斗）公路上白昼抢去我某机关干部五人的自行车。匪徒们在行劫时往往冒充我国家工作人员，以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如一九五三年春天，韩玉树就曾冒充我某地税务局、公安局的干部，在新城县抢劫了北京地质学院采买人员的买猪款一千多万元。同年十月十二日夜，韩玉华等匪流窜到新城县李各庄，也曾冒充我公安干部，以查户口为名，叫开张永海家的门，把他绑起，抢走了他家卖牲口所得的款三百万元。仅据匪徒们的供词和不完全的调查统计，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年底，他们共抢劫了胶皮轮大车七辆、牲口十头、自行车三十辆、各种布疋三百四十五疋、绒三十四码、毛巾四十二打、现款七千多万元，衣物、手表、钢笔等其他物资无算。这股反革命匪徒的破坏活动，是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旧富农及匪伪人员勾结起来进行的。如万全县旧羊屯村反动地主李永春、大兴县程家庄反动地主程文堂和匪伪人员鲁占春、杜川义、王林山等，就
一贯挖洞窝匪，为匪存枪、拉线（物色抢劫对象）、
“踩线”（通风报信），给躲在地里的匪徒送饭，助匪为恶，就地分赃。程文堂还给韩匪往北京、固安等地送过钱和粮食。王林山还向韩匪报告过民兵的武器情况，策划夺取我民兵的枪枝。季匪广泽则混入我基层组织，充当民兵副队长，暗中与其他匪徒合伙抢劫。敌伪分子陈庆余则以代购东西、合伙做生意以及请客吃饭等方法拉拢我农村干部和共产党员，以直接间接操纵我基层组织，更加便于他们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这股反革命匪徒活动猖獗的地区，如固安、新城和涿县三县结合地带，人民群众因经常受到匪徒们的骚扰，不能安心生产。有些农民因此不敢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也因此不敢带货下乡。
第二案是以逃亡反革命分子杨秉礼为首组织反动武装“河北省反共建国军”阴谋进行暴乱案。杨秉礼原是王凤岗匪部的连长，曾先后捕杀我新城县十九垡村、固安县石各庄村干部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张维书、李福荣等五人。北京、天津解放以后，杨匪畏罪潜逃，但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十月间，他在归绥市（现称呼和浩特）接受华北反革命巨匪袁世隆、樊树林的命令，成立了反动武装“河北省反共建国军”。自任支队司令。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杨匪认为“时机已到”，就和张保臣、徐文山、杨山、王永生、郎喜九等匪徒积极策划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一年，这批匪徒在北京北海公园秘密聚会，议订了“严格保守秘密，积极发展组织，夺取民兵枪枝”的计划。以后，匪徒们就积极地在我基层政权和工矿、财经、建筑等部门中发展组织，派遣内线。匪徒李凤臣、张世荣、朱振玉、郎喜九、李福增等曾先后混入固安县小马村、朱村和马坊村的中共支部、乡人民政府和民兵队等组织内，骗取了干部职位。新城县姚其营村的反动富农徐文山，为解决杨匪等发展反动组织的活动经费，在北京开设了文泰永煤铺，充任杨匪的“军需官”。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这批反革命匪徒曾数次秘密聚会，阴谋举行武装暴乱。如杨匪秉礼就曾命令张保臣、张世荣等匪徒夺取我固安县小冯村、杨家屯、高庄、李家营等十一个村的民兵的枪枝，并计划抢劫我兴修固安大桥的粮款。他们还经常有计划地制造谣言，以破坏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在一九五三年十一、十二月间就曾制造无耻谰言，破坏国家的粮食收购工作。
第三案是以安国县反动地主姜荣嘉等为首的破坏盗窃电线案。姜荣嘉出身反动地主阶级，曾充任伪警察和蒋匪军的副官，曾两次为我人民解放军俘掳，均畏罪潜逃。全国解放后，该犯不但不低头认罪，痛改前非，反而拒绝向人民政府登记，并东走西串，搜罗爪牙，寻隙进行破坏活动。一九五○年，该犯拉拢和操纵一贯盗窃群众粮食、树木和强奸妇女的流氓邵玉山及其他坏分子赵殿元等七人，专门扰乱国家建设和危害社会治安。据初步统计，从一九五○年春到一九五三年冬，他们曾先后在安国县周围破坏电线二十五次，共盗窃国家电线一千一百六十四斤，由地主姜荣虎、姜荣科和不法商人齐小旦等负责转销赃物。
这三个反革命案件的侦察和破获，曾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协助。如在破获韩匪玉树案件的过程中，大兴县公安队王子平在路上发现有两个人赶着一辆骡车，其中有一秃尾巴骡，就想起前日京郊被劫走的大车也有一秃尾巴骡，立即报告了县公安局，终于将该案犯罪分子之一的陈匪庆余捕获，将鸣枪拒捕的韩匪永良当场击毙。另一匪徒季广泽逃到安次县潘村，当晚就为该村妇女王秀英发觉。她和民兵乔子岐等立即协助公安人员将该犯逮捕起来。在追捕该案其余各犯时，怀柔县的民兵积极地为公安人员带路；固安县十里铺永定河渡口的船工们更不分日夜，不顾天寒地冻，抢渡公安人员二百多次。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使人民公安机关得以在半个月内将逃窜在方圆四、五百里以内的二十名匪犯一一逮捕归案。
在上述三案的审讯中，各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无可抵赖，全部供认了他们的罪行。河北省人民法院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韩玉树、韩玉华、季保安、季广泽、韩永仁、陈庆余、刘长庚、鲁占春、李永春、程文堂、杜川义、王林山、杨秉礼、张保臣、徐文山、杨山、郎喜九、王永生、姜荣嘉、邵玉山以死刑，于二月底分别在固安、安国、万全、良乡等县的群众公审大会后执行枪决。其余罪恶较轻的各犯，被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
这三个案件的破获和处理，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受这批匪徒危害较深的固安等县的群众，现在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