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论作家的道德
苏联 菲陀尔·革拉特珂夫
编者按：苏联“真理报”五月六日报道：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会议上，一致同意从作家协会的队伍中开除阿·苏洛夫、恩·维尔塔、采·盖尔萨诺夫和拉·科罗包夫，因为他们的许多不道德的和反社会的行为与苏联作家的称号不相容。理事会主席团强调说：任何高贵的称号和任何的功绩都不能为文学家的反社会或不道德的行为来辩护。苏联作家协会这一决议，应受到我国文艺界的重视。革拉特珂夫的关于这件事所写的论文“论作家的道德”，论述了旧俄的文学巨匠和苏联的优秀作家的高尚品质和社会作用，批判了苏联某些作家的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恶劣行为，指出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生活、行为必须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这对于我国作家们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在世界上无论那一个国家里，文学从没有起过像在俄国那样伟大的社会作用，作家也不曾享有过像在俄国那样的尊重和全人民的热爱。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文学称为“生活的教科书”——文学也确实完成了这种崇高的社会职责。把作家看作生活的教师，这是有道理的，作家是真正的“思想统治者”。可以回忆一下热情的赫尔岑，愤怒的揭露者和反抗者莱蒙托夫和格里包耶多夫，人民斗争的歌手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乌斯宾斯基和柯罗连科，可以回忆一下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就是社会服务，是他们的全部生活的内容。他们的著作使整个一代人受到了教育，他们的一生成为楷模。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和道德上的成长，是直接受到伟大的俄国文学的影响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学习过谢德林、车尔尼雪夫斯基、格·乌斯宾斯基、柯罗连科、契诃夫、马敏—希比凉克的作品，这些作品揭露出俄国现实生活的最里层。作为伟大理想家的我们的大作家，是具有对人民的责任感的，他们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作为崇高的、道德力量的榜样，他们的道德上的纯洁性、高度的原则性影响了社会的先进部分。这些作家是领导者、真理的传播者、拥护正义的战士；人们追随他们，摹仿他们，与恶习和遗毒进行斗争，消除各种庸俗的败行。
当然，除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以外，也有一部分远离人民和脱离社会运动的文学家。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寄生虫、庸俗的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者们，在他们的灵魂里是空空如也的。他们用酗酒、淫荡、争吵和殴打来毒害自己；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政治匪徒把他们招募为自己的走卒。这种文学家过着一种耻辱的生活，是不会有什么成就来丰富我们祖国的文学的。
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应当使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私人行为符合于我们祖国的伟大目标。苏联公民，特别是苏联作家，是不可能有脱离社会主义公共生活的所谓第二种私人的生活的。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怀着热爱和尊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作家，就像注视着创造者、事业家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代表一样。
在今天，放荡不羁的人和流氓习气，看起来似乎已经不能存在。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是格格不入、敌对的。但是恶习和遗毒还存在着，我们必须与它们进行斗争。我们引以为耻的，就是至今甚至在作家之间也要进行这种斗争。
我认为酗酒是一种最可怕的和最有害的恶习之一。这种传染病不仅打中那种不坚定的人，时而也能打中那些好像是经过严格锻炼的人。我所谈的并不是指那些为了某个庆祝日或友好的联欢而举办的联欢宴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什么可责难的。我所指的是经常的酗酒，这种酗酒就是迷恋那种会把人变成酒鬼的毒害自己的麻醉剂的可耻的嗜好。
为什么酗酒的流氓行为在我们作家之间有时遇不到反击呢？剧作家苏洛夫的肆无忌惮的酗酒行为变成了一连串的社会丑事。他有一次在一个作家的家里竟干出了打别人耳光的暴行。苏洛夫的故事已经远远传出了文艺界的范围。他无论在“文学之家”和其他地方都是胡作非为，就跟旧日的豪商和酒店里醉汉的胡闹一样。在酒肆里的酗酒、他和他的汽车司机的酗酒的丑事，终于引起了作家方面愤慨的舆论。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和党委会不得不考虑：苏洛夫是不是还配称为党员和作家组织中的一员。
使人愤怒的不仅是酗酒这件事的本身，还有，他居然并不以这种不体面的样子出现在同志们面前为可耻，而这些同志对待他的态度是以一种令人难解的宽容。他们总是尽力抹煞事实，就像一般所说的，把事情缓和下来。但是要知道，想把丑事和闹酒疯隐瞒起来，是不可能的：这些胡闹行为会损害对作家这一高贵称号的尊敬。人们会冷讽热嘲地说：
“呶，作家就是这样啊！……呶，这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我不止一次地碰见一位著名的小说家面色发青。这位作家挑衅地回答了我问他是不是病了的问题：
“我是在大喝其白酒啊！”
作家当中流传着关于他的骇人听闻的新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觉得需要去干涉他的这种行为。就是这位作家，不久以前还醉得不成样子地出席了一个隆重的会议，而且在那里引起了人们的惊讶。
在大街到处都有小饭铺、啤酒和汽水（就是白酒）店，酒徒们把它们恰当地称为酒馆。在这些小酒馆里也可以遇到酗酒的一些作家。
当然，有些历史上的、受人尊重的有天才的文学家也是好酒的，而且时常饮得酩酊大醉。但是，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是贫困的、受迫害的。他们时常由于贫困、绝望和悲惨的命运，而用酒精来毒害自己。但是我们不要根据他们来判断现在的作家。我再说一遍，过去我们许多作家都是有原则的、收买不了的人民喉舌。涅克拉索夫颂扬这样的喉舌时，曾激动地谈到它的谦逊和鼓舞的力量：
你并没有想过你的价值等于王冠！
你的智慧在不熄地燃烧着。
社会主义的文学曾经受过各种考验。甚至当一群酗酒的印象派作家、未来派艺术家和各种自以为是的人到处横行无忌的最严重的年代里，从人民之中也出现了一些天才的艺术家和诗人，他们用自己的健康的、战斗的创作来对抗流氓性的反道德论。他们创造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帮助了党和人民建设了新的美好的生活。这种作家最初是不多的，但是他们有着革命的、党的精神，因而他们是有力的，他们对有害的影响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并奠定了苏联艺术的牢固基石。他们继承了高贵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传统。他们在文化革命的进程中，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培育了新人——新创造者，新的年轻的天才作家，自己也受到了教育，成为坚定不移的战士和事业家。
许多苏联作家是为人民幸福而忘我劳动的最好榜样：只须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回想一下富尔曼诺夫和阿·马卡伦科、绥拉菲莫维支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并崇敬地指出我们今天享有人民热爱的许多作家，就足够了。
我国创造了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时代的主要活动家——工人和共产党员、未来的征服者和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美的创造者——成为了文学中的人物。党和政府关切地教育作家，创造了提高和繁荣我们文学的一切条件。苏联的作家在争取新生活的战士队伍中是有自己的职责的——在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线上，在战后建设年代里，无论过去或现在，他们都是积极为祖国服务的。
但是，像小说“库斯尼兹克地方”的作者，阿·沃罗申和布略特—蒙古作家协会理事会前任主席盖尔萨诺夫这样的坏人、侵盗公款者，难道和苏联文学、和我们作家的战斗的思想生活有共同之处吗？沃罗申是一位因他的作品的某些成功而冲昏了头脑的作家。他在公共场所里酗酒，胡闹，耍流氓，在很短时期内更换了四个妻子。被带到公安分局去已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他受到了党的严重警告，后来被开除了党籍。而那位盖尔萨诺夫不是诚实地做布略特—蒙古作家协会的工作，却偷窃了社会财产，把四万二千个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布略特—蒙古作家协会的同志们没有使他负刑事责任，而只是“稍微责备了”他一下，并劝他用“顽强的创作劳动”来赎罪！
显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像苏洛夫、盖尔萨诺夫或沃罗申这样的作家，就是为了使自己和他们免受社会的谴责。甚至于有人同情酗酒的人：
“可怜的人，又犯老毛病了！……”
这种对待放荡不羁和自高自大的文学家的方法，是腐朽的方法。法律和社会主义的道德是所有的人都要遵守的，无论他是普通人或大人物。作家的才能愈大，他对自己的行为的责任也应该愈大，他更应当是高尚的表率。但是作家协会的领导却在放纵和粉饰某些作家的不道德的和下流的事情和行为。而且对于酗酒的行为简直就没有去注意……
这使我想起这样一件事：有一个醉汉闯进了列车的儿童车厢并开始大闹酒疯和说了一些猥亵的话。人们对这一醉鬼非常愤恨，提出了抗议，但是列车乘务员却劝乘客们说：
“呶，公民们，有什么可嚷嚷的！一个喝醉了的人……你们就不犯错误吗？要知道，你们自己也是喝酒的……”
据我看来，早就应当组织反对破坏社会主义道德的社会舆论，不要纵容，而要制订许多实际措施来与酗酒、胡作非为进行斗争，因为今天所饶恕的一切，明天就会鼓励进一步酗酒的胡闹行为。
作为人民代言人的苏联作家的光荣，应当提高到最高度，作家的行为应成为所有的人的范例。苏维埃国家的作家的责任是重大的，要经常地检查自己和尽力作到不辜负自己的称号。
在我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国家里，做一个作家、诗人，是有怎样无限的幸福和多么伟大的光荣呀！在我国早已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这是在一个把和平带给全世界并对一切黑暗势力和血腥势力示威的国家里。但是为什么在我们队伍里总是出现一些为人所不齿的可耻人物、自私自利的人和暴发户呢
（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而利用着我们青年的信任）？只要指出恩·维尔塔就足够了，关于维尔塔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共青团真理报”上已谈过了。〔注〕
我认为，这些丑恶的残余成为了某些人的脓疱，就像是甲状腺肿一样，患这种病的人本人是看不见的。他们之所以看不出来，就是因为在苏联作家的健康的队伍中有些人脱离了人民大众，闭居在自己的住宅里，他们不关心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利益，我们国家的伟大的成就使他们感不到兴趣，他们不和人民大众来往，忘记了自己对人民应负的责任。
一个迫切的问题发生了。这些人靠什么为生呢？他们的灵魂里有些什么呢？他们写作品是为了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呢？他们教给了人们一些什么，发现和提出了什么呢？你在他们的书籍和戏剧中通常可以找到时代和环境所要求的一切。但是他们的善意的话和口头上的热情，并不是他们的精神本质，不是他们的灵魂和心。相反地，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作家的创作，就是他个人的表现，就是他的道德本质，就是他与劳动人民的联系。要知道，教师应当是值得所有学生仿效的范例，而苏联作家的“学生”就是我们的优秀的苏联人！但是像苏洛夫、沃罗申这样的文学家，却把伟大而高贵的作家称号庸俗化了并玷污了它，他们使我们那些正直的、无可责难的、忠实于党和人民的文学家受到了不好的影响，这样的文学家为数很多，而且人民是信任他们的。不，不能按照这些放荡不羁的浪子和具有资产阶级恶习的新的“老爷”来判断苏联作家。这不是我们文艺队伍里的人，他们不配有苏联作家这个称号。如果他们存在于我们文艺界，就会带来很大的损害：他们使不坚定的人受到薰染，妨害青年作家的教育，使他们养成放荡不羁的坏习惯，也就阻碍他们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他们的自夸、骄傲、对同志们不尊重是卑鄙的小市民的遗产。这就是玷污苏联文学家的人格的特点。
作家协会和党组织应当认真地掀起社会舆论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散漫性、酗酒、无赖行为，并与这些恶习进行无情的斗争。对这些人的宽恕和纵容，就是政治上的短视。不适当的宽大，会妨害那些受到坏影响的人走上正路。应当及时地采取严格的措施，使各种丑行和与我们公共生活格格不入的不道德的行为，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思议的东西。
（刘竞译自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苏联“文学报”）
〔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小品文“在天蓝色的院
墙里面”，批评了维尔塔的自私自利和欺骗青年
的行为。——译者
第3版()
专栏：日内瓦通讯
对症下药的发言
本报记者 吴文焘 李庄
六月八日和九日，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全体大会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越南民主共和国代外长范文同和中国外长周恩来，先后作了建设性的发言。一切正直的，关心印度支那和平的舆论界，都把这些发言看成是推进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清除摆在成功道路上的障碍的适时良药。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以来，已经是整整一个月了。经过多次的公开性和限制性的会议，与会各国诚然已经达成了某些协议。但是，正如周恩来外长所指出的：“如果从一个月的时间和会议的实际情况来看，会议的成就还是很不够的，会议进行的速度还是很缓慢的，我们的会议还很不能满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障碍着会议的发展呢？什么是达到印度支那持久和平的关键呢？
在五月二十九日的限制性会议就全面同时停火和军队分区集结达成了原则协议之后，十天以来，会议主要是讨论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监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按照越、中、苏方面的建议，应该成立一个包括交战双方司令部代表的混合委员会，保证执行停战协定的各种条款；同时，成立一个由适当的中立国组成的监察委员会，以监察、观察、调查交战双方执行停战协定的状况，并在混合委员会或其一方的邀请下，调查各种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向交战双方提出消除各种违反协定行为的建议；如发生混合委员会不能处理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建议无效的重大事件，则提交参加保证的各国处理，由有关各国采取集体的措施予以适当的解决。十分明显，这是一个合理可行的建议。为了照顾交战双方的利益，以达到公正合理，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基斯坦四国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表示完全支持这一建议。
但是和以往对于其他问题的讨论一样，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及其傀儡们却是想尽方法来提出反对的意见。他们不敢公开拒绝越、中、苏提出的成立混合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就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问题上，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和停战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相互关系上，施展其拖延和阻挠会议进展的伎俩。剥去他们的一切花言巧语的外衣，剩下的就只有那样一个赤裸裸的躯体：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应当只是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一些国家，而混合委员会又应当隶属于由这些国家组成的所谓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之下，或者干脆将混合委员会合并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那么一切就可以听他们随意摆布了。他们最不喜欢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应当采取一致协议的原则来处理问题，他们要求一切按多数表决。他们所以反对这一在目前国际事务中最公正、最合理、最能解决重大问题的原则，正是为了要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
谁都知道，停战协定的实现基本上依靠交战双方的诚意，因之交战双方司令部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要对实施停战协定负主要责任。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就是为了对某些可能发生的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加以必要的监察和调查。这两个机构应该在平行的基础上分工合作。鉴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涉及交战双方的利益，因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必须由和交战双方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组成，才能公正处理一切问题，而不致偏袒一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所作的建议为交战双方可以接受，使印度支那停战得以巩固。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代表在理曲词穷之余，竟毫无根据地攻击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硬说它的工作由于遵守一致协议的原则而失败了，并企图以此证明这样的机构是要不得的。史密斯这样作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想用一块石头打死三只鸟。其一是攻击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使其完全失去作用；其二是以此证明不可能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监督朝鲜的选举；其三是使印度支那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不可能成立起来。这样，他就可能达到既破坏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又阻挠印度支那恢复和平的目的了。
当然，要想达到印度支那的巩固和平，不仅上述有关军事停战问题达到协议就算完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上。人们记得，美法方面是不想讨论政治问题的。他们只是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才同意了越、中、苏方面提出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要讨论的原则。他们现在采取的手法是尽量拖延军事问题的讨论，以便把政治问题，也就是满足印度支那人民民族独立和自由权利的问题推到不可知的将来。法国殖民者进行了八年的殖民战争，企图用飞机、大炮压倒印度支那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意志，但是彻底失败了。范文同代外长在五月十日的全体大会上早已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原则，只要法国方面具有诚意，这是不难解决的。但是许多事实证明，法国的殖民主义者们是并不死心的。据路透社透露，法国许多议员一直认为，皮杜尔“并不真想在印度支那取得和平，却宁愿日内瓦谈判失败，以便美国能参加战争”。法国“解放报”忧虑地说：“天天都可以看见那些不相信和平的人搞点新的反对意见出来，这些人不希望和平，情愿扩大战争……是美国怂恿法国顽梗不化的。”
“日内瓦日报”更率直地写道：“当美国参谋部认为不佳和危险（也许不无理由）的停战似乎接近时，就要把印度支那问题从日内瓦抢走。”该报把现在的形势比作美国极西部的赌博，扑克台上是纸牌，台下是手枪；当外交家在日内瓦玩牌的时候，军人们却在五角大楼打算着手枪。
这就是为什么根据日内瓦会议本身和围绕着日内瓦会议所发生的种种情势，莫洛托夫外长在八日的会议上提醒大家说：“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并不是所有的与会者都关心尽速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的。的确，有的人可以来参加日内瓦会议，但他的任务并不是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而是证明不可能就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达成协议。而且那些急于证明不可能达成协议的人并不是简单地在拖延印度支那战争，并且事实上还在策划进一步扩大战争，虽然这有其一切危险的后果。”在列举了为华盛顿所主导的扩大战争阴谋和措施之后，莫洛托夫外长说：“至于苏联，它并不把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看作是今后继续战争、或者甚至扩大战争的短期喘息机会，而是看作是巩固和平的建立。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认为，必须在日内瓦会议上既讨论军事问题，也讨论政治问题。”
一般认为，莫洛托夫外长所提出的、为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全力支持的、要求日内瓦会议对于印度支那军事和政治问题立即进行平行的讨论等三项建议，是使会议加速达成完满协议的有效步骤。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侵略势力对它表现了恼怒。这是因为它的拖延、破坏日内瓦会议以达到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阴谋被戳穿了，因而老羞成怒了。法国和全世界的舆论正在注意着法国的当权者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们继续追随美国的战争政策，讳疾忌医，那将是万分危险的。
六月九日
第3版()
专栏：
走向建设共产主义生活的苏联青年
——介绍苏联彩色影片“走向生活”
子冈
原著：瓦西连柯 编剧：魏诺格拉德斯卡娅 总导演：列别杰夫
翻译：尹广文 荣膺列宁勋章的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 东北电影制片厂配音译制
苏联彩色故事片“走向生活”又在北京放映了。这部影片在今年“五四”青年节曾经放映过，受到了青年观众的热烈欢迎。影片描写了苏联工人阶级新一代的成长过程，通过苏联劳动后备部领导的第五技工学校一些学生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人们看到这些青年人的性格和特点。在克服了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以后，他们的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得到了更大的发扬；他们欢欣鼓舞地踏上火车，走向万人羡慕和尊敬的共产主义建设工地，他们唱着“太阳东升，早霞放金光”那样动人的歌曲，自己也像初升的太阳一般，走向广阔的天地。
影片告诉我们，走向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要经过不少矛盾和斗争，克服了种种困难才可以达到的。影片又显示给我们，苏联党和政府是多么细致地关怀和培养着青年人，使他们有足够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去补充工人阶级，成为出色的劳动后备军。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技工学校的学生们身上存在着苏维埃青年们的特点：真挚爽快，急切地要成长为大人，像大人一样地劳动，为国家完成生产定额，甚至超额完成。当他们学校开始接受国家定货、制造立式钻床的时候，同学们急于要把主要零件也包下来，以后又一心想按照工人的工作定额那样地工作，譬如车一个轴只用六小时，而不是十二小时。他们认为假如有一天能像真正的工人那样劳动，就是极大的光荣了。
即便在学习劳动的过程中，苏联青年也在从事着创造性的劳动。他们热爱体力劳动，在体力劳动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加里宁说：“因为我国基本民众终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因而在我们面前发生一个问题：怎样做到使我国青年能在体力劳动中是很精巧的，同时在智力上也是发达的人。”（“论共产主义教育”，时代出版社版，第一七二页）这就是苏维埃青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影片里，我们看到，技工学校的孩子们是不断在钻研工作的，有点“好大喜功”的玛露霞喜欢从减少工序上节省时间；沉着的巴沙则善于去作工前的准备工作，甚至把刀具搬子放在一定地方，每一秒钟都扣得很紧，他希望消灭废品。热爱祖国、热爱劳动是苏维埃青年们的共性，但是影片中关于玛露霞、巴沙、谢尼亚等人的不同个性也是描写得很好的。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改正了自己的缺点，补充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去。
其次，我们看到技工学校学生在受到学校、共青团和家庭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苏维埃社会到处是温暖的集体。对学生们主要是采取启发和诱导的教育方法，同时也有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学生们兴奋地参观立式钻床模型的时候，校长马上告诉他们：这是科学家和工人同志友谊合作的成果，高速车工们创造了出来，科学研究院又帮助了他们。当同学们争取接受全部定货（连同主要零件在内）的时候，校长审慎地对他们说：
“同学们要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需要有高度的劳动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才能完成。”
面对着火焰一样跳跃着的青年人，那个从事了五十年劳动事业的技师长瓦夏伯伯怎么说呢？他虽然有时候喜欢用摸着胡须的暗号限制玛露霞的不假思索的发言，但是他是关心孩子们的，帮同他们克服各自的缺点以及共同的急躁病。当学生要求把他们提高到熟练工人的定额，而且说：“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的时候，他回答他们：
“可是你们还不是大人，孩子们，我非常了解你们，我像你们这么大，也是这样。年青人的心，是火热的贪多的……从你想作，到你会作，还有距离……”
青年人在技工学校学习的过程，也就是缩短这个“距离”的过程。当高速车工班琴克在学校表演了他的操作法以后，他说他的任务是：速度快、光滑、尺寸一定准确。但是当时玛露霞能够作到的只是速度快，因此生产的小轴是废品。
玛露霞车坏了两个零件，没敢告诉瓦夏伯伯，她又急急忙忙从两个车床上赶工，因而搬子掉下去别坏了车床。同学们都愿意帮她修理坏车床，瓦夏伯伯却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你们帮助她是很好啊，可是通过这件事情要看这个人，这个人怎么办呢？”
也是由于瓦夏伯伯的建议，玛露霞才留在学校进行补课。不久以后，玛露霞改正了缺点，到工厂中和她的同学们重聚。她父亲是个老车工，也在热烈欢迎他改正了缺点的女儿。
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也是慎重地对待这件事的，在团的会议上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批评了玛露霞的错误，她有些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车坏了两个零件，不肯及时地承认错误，因而招致了更大的错误。共青团书记帕少夫指出她当初没有找同学们帮助她是不对的：“你只想单独干，单干可就要困难，玛露霞，要非常困难！”
影片使我们看到苏联的正确的师生关系。老师们对学生的学习和品质的锻炼要求得十分严格，学生也热爱老师，尊敬老师。当玛露霞和其他学生们获悉瓦夏伯伯已经劳动了半个世纪的时候，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六十五岁的瓦夏伯伯在学校中是极有威信的。正像加里宁在一九二六年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所说的：“你们都知道，在青年人看来，六十岁的老人可能有很多可笑的地方，但若是只注意到这方面，那你们就会放过最主要的事情。你们应当从他那里学得自己的本领。”
（“论共产主义教育”，时代出版社版，第九页）影片中的动人的师生关系深深感动了观众。瓦夏伯伯不只替学生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也打开了生活的大门，大家以作为他的学生而感觉到自豪和光荣。在车站送行的镜头中，有这样的对话：
玛：谢谢你，瓦夏伯伯，我很感谢你。
瓦：有什么感谢的，就教会你工作，没别
的。
玛：不，瓦夏伯伯，你教会我们一切！我向
你保证，无论到那儿去工作，每一个人
都能够说：这是瓦夏同志教出来的学
生。我是你的学生，瓦夏伯伯。
影片中也显示了苏联学校的学习纪律。良好的学习纪律是良好的劳动纪律的开始，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当校长给学生们讲高速切削法的时候，教室里是多么肃静啊。玛露霞没有记笔记，马上被校长发现了，他让她到黑板前去写公式，实际就是一种批评。当瓦夏伯伯不肯把学生的工作定额一下子提高到熟练工人的工作定额的时候，学生们去找校长提建议去了。
但是校长说：“怎么不在教室提哪？”
于是玛露霞立刻说了“请原谅……”，大伙儿抽身便走了。苏联学校是不允许纵容学生随随便便纪律松弛的。
影片通过技工学校学生丰富的生活场景，把这群青年人的思想感情展示给观众，这也是吸引观众感动观众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只看到技工学校学生在教室、车间、考试、团的会议中的镜头，也看到他们赛球、划船、滑雪、新年舞会的多方面的生活，这些正是蓬勃的青年生活的特点。
“走向生活”是根据伊·瓦西连柯的中篇小说
“小星星”改编的（俄文中链齿轮和小星星是一个字）。在原著中，技工学校的学生在工厂实习，制造链齿轮，玛露霞想发明一种新的装置，使大家可以做出更多的链齿轮，比天上的小星星还要多。技工学校的青年们热爱劳动，他们正在学会克服困难，从事精确细致的劳动，感到劳动的必要。苏联的后备劳动部大量地栽培着青年技工，使得经常有可能用通晓生产的人才来补充工人阶级队伍，这些青年有着高扬的政治热情和对职业的自豪心，精神饱满地走向共产主义建设工地。“走向生活”用艺术形象体现了这一主题，对我国观众、特别是青年们有现实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