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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思想工作
葛植青
山西省大同陈家庄一九五二年春天开始组织了一个三十二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加强了对互助组的领导，这年全村得到了丰收，粮食产量超过了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六，群众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家家粮食自足。秋收后，社扩大到一百四十五户（全村共一百四十七户），秋收分配时，每个劳动日分到十一斤十二两原粮，平均每户分到二十石左右的粮食。群众逐渐摆脱了贫困，走向富裕。社员们形容他们的愉快生活说：“家家有余粮，户户穿新衣。”全村农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
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这些成绩，是和党的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分不开的。支部抓紧了党内外的政治思想教育，保证了社的发展和巩固。
一、支部经常对党员、社员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建社之初（一九五二年春天）党内外思想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一部分党员认为“革命胜利了，天下太平了”，盘算着“买房、买地、雇长工”，埋头生产，打算个人发财，张成贵就是其中的一个。群众中的糊涂思想则更为严重。有些人想趁建社机会沾点便宜，张富春说：“闹农业社是闹大公家呢！”有些群众只顾个人发家致富，对办社不感兴趣；抱观望态度的则更多。支部了解了这些思想情况，就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宣传教育工作。支部首先整顿全体党员思想，以张成贵思想为典型开展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斗争，严格批判了党员中只顾个人发财的错误思想。许多党员清算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认识了只顾个人发财的危险性，明确了必须带领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犯了错误的党员，也都进行了检讨。如张成贵检讨说：“过去当长工，现在有了土地、大车、骡马，就想雇长工，无心工作，成了个挂名党员，怪不得群众看不起我，原来是我没有好好为群众服务。”党内思想一致后，支部以党员、团员为核心，团结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普遍地向群众进行了合作化道路和集体主义的教育。秋末，支部邀请了访苏农民代表赵孝武同志到村里介绍了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幸福生活，这对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给了莫大的鼓舞。两条道路的教育是经常的。一九五三年春纠正了急躁冒进偏向以后，社进一步巩固了。但是因为当时单纯强调了纠正偏向，没有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道路联系起来进行教育，因而在纠正偏向之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情绪。这种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社的领导上。如社长戴玉章说：
“‘左’了，咱再右一点。”他们就不宣传社会主义了，放松了对社员的思想教育。支部当即召开了党员大会，让大家重新认识纠正偏向的积极意义，并着重说明放任自流下去会得什么结果。这就提高了干部、社员的觉悟，原来打算出社的也不出社了。社就得到了巩固。
二、支部注意教育党员巩固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当发展、扩大社时，一部分党员和群众总不愿意吸收贫困户入社，怕他们沾了自己的光。支部针对这种思想，教育社员认识大家过去都是困难户，共同团结翻了身，今天要团结起来共同走向富裕，并且用具体算账的办法向社员说明社人多、力量大、本钱厚、办法多，同时有计划地统一使用劳动力，劳动力弱的也闲不下来，因此，困难户入社，对社并无害处。这样就启发了社员团结友爱的思想，解决了吸收贫困户入社的问题，巩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贫困户入社后，社里注意组织他们生产，凡是适宜于困难户作的活，就尽先让他们去干。去年，入社的困难户每人收入四石多粮食。这样作的结果，陈家庄二十一户困难户，跟其他农民一样，一同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支部对贫困户也进行了劳动光荣等教育。如戴增，因为长期无生产门路，失去了劳动习惯，整天东走西串。支部为了改造他，就建议社把他分配到党员戴玉贵小组。在日常生产中，戴玉贵经常对他进行劳动光荣等教育，鼓励他积极劳动生产，和大家一齐走向富裕的道路。这样他慢慢觉悟了，成为劳动小组长。但是，也由于社的领导干部思想还不够明确，曾经采取了一些错误的办法组织贫困户的生产，如组织社员作小杂货铺买卖等，这种作法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经营商业不能够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业”的规定，现已开始注意纠正。
三、加强了工农联盟的教育。在实行粮食统购时，不少农民在工农联盟、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暴露出许多糊涂观念，埋怨工人生活水平太高。支部研究了这些反映，就结合宣传总路线，用算翻身账、算丰产账的办法，启发农民回忆对比了解放前后的生产、生活情况，使农民通过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认识到没有国家的经济扶助，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援是不可能达到连年增产的。因而正确地理解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鼓舞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劲头。原来说工人生活水平高的农民现在都说：
“工人劳动价值比农民多，工人生活水平高是生产好的表现，这对农民有利无害，而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了。”大家都表示一定要积极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因此，社员们踊跃地集体出售余粮二十万斤给国家，卖粮款三千万元投资到社内，积极扩大再生产。但是，这个问题在社员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当社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大家还不能把小利益服从大利益。如今年国家号召多种麦田，社里的干部认为：“陈家庄群众不吃麦子，就用不着种麦子。”经干部动员说服，麦田已略有扩大。这也说明了必须结合生产不断地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与爱国主义的教育。
四、克服保守思想，进行科学技术的教育。社内决定使用新式步犁、化学肥料和先进耕作技术的时候，都遭到了保守落后思想的反对。如推广密植时，有人就说：“稀了年年收，稠了碰年头”。支部就用稀密两种种植方法的产量对比说明苏联先进耕作经验的优越性，初步打破了大家的保守思想，实行了密植。使用新式步犁时，也同时用新旧两种犁的好坏作比较，使社员们都心服口服，并组织了使用新步犁的研究小组，使社员们都学会使用新犁的技术，新农具才在全社使用起来。社员们现在也说：“新式农具、新的技术就是好，咱村历来也没听说过一亩地能打六百斤。”
五、提高革命警惕，向残余的封建势力作斗争。一九五三年春季纠正冒进偏向后，支部放松了对农民的思想领导，而且在政治上也表现了麻痹，放松了对反动势力的警惕。地主张振山被吸收进社后，勾结奸商进行破坏活动，拉拢一些落后群众退社，还套上胶皮大车在社的土地上践踏庄稼。地主分子和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造成了群众的思想混乱，十三户社员要求退社，有的干部甚至不敢向这些坏分子进行斗争。支部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与指示下迅速召开党员大会，先从检查工作和领导思想入手，批评了某些支部委员的右倾思想，指出了放松领导的错误，提高了党员的警惕性。接着，支部又召开群众会议，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活动。通过这一事件，提高了党员和群众中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副社长戴玉章说：“敌人这样凶恶，必须和他坚决斗争。”群众也纷纷表示：“坚决团结在支部周围，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后全社一致通过把张振山开除出社。
此外，支部还有意识地在社内进行关于民主管理、爱护公共财物、劳动自觉的教育，转变了社员的劳动态度；进行了反对封建落后思想，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教育，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四十八个妇女参加了经常的田间劳动，妇女劳动日占到全社总劳动日的百分之十五。
陈家庄支部为了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一）以支部委员二人，专门负责掌握党内、社内的思想情况。以支部委员三人负责支部教育和宣传网。支部把全社社员按居住的街道，分为四大片，每一片由一支部委员负责领导教育。党的小组，也按四大片分别编组。党小组并分工负责了解本片社员的思想情况和进行宣传教育，社内的各生产组织（生产组、生产队等），均分配强有力的党员、团员，去充当骨干和负责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有了这样的分工，党的各项政策和指示、决定，就能够迅速地传达贯彻下去。而社员们的思想情况、意见、要求等，也能很快地反映到支部来。支部定期研究党员、社员的思想情况，从而确定解决问题的办法。如副社长戴玉章（支委），曾一度居功自傲，作风不民主，社员们意见很多。支部研究这一情况后，首先打通了戴玉章的思想，并让他在大会上向全体社员进行检讨，会后，督促他改正了错误。从而巩固了社内的团结，提高了党的威信。（二）社按期举行社员代表会，以便社员参与社的管理工作和对社进行监督。支部通过这一集中的场合，听取社员们的意见和反映，宣传党的政策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三）党支部在宣传活动上，不仅经常推动党员、团员和宣传员进行宣传，还十分注意使用社内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组织他们进行现身说法的宣传。（四）支部除定期地给党员、团员、社员们分别上政治课和组织小组学习外，还经常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宣传活动教育社员。如组织社员读报；建立民校和扫盲班；建立书报阅览室。支部还组织了村剧团、建立了黑板报、屋顶广播等。宣传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对于社员们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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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官厅少年
子冈
三月里的官厅山峡，刮起风来，还没有一丝春意。人们出门还得围上围巾、戴上帽子。一阵风吹过来，眼前黄呼呼一片尘雾，永定河边上的黄沙埋过脚踝。
我的小同伴严春富听说我要在这种天气里拉他出去蹓躂蹓躂，睁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尽笑，成天价捶煤提水的两只发绉的手捏着对襟黑棉袄的衣角，不说去，也不说不去。
倒是官厅水库工程局招待所的另外两位通讯员同志说话了：
“去嘛，有活我们替你干就是了！”
严春富抬眼瞅一瞅我，说出了他的思想顾虑：
“我能给你解释个啥哩？你不是听过了局长的报告，跟着工程师们把大坝、进水塔什么的都看够了么？”
“你比他们更能说呀，”我笑起来，“若不是怕冷，就走吧。”他不再犹疑，我们便踉踉跄跄地跑下山坡去了。
这个十六岁的年青人很自负，一边把双手插在短棉袄左右腰兜里，一边说：
“你说我怕冷？才不哩！过冬也是这件短棉袄，妈给絮的，里面三新！围巾买过一条，可是围不惯，又热、又扎扎虎虎，怪痒痒的，送给我小妹妹了。”
“真是个好哥哥。”我说。
他眼睛眯成一条缝，挺一挺胸脯，嘴里却只像说给自己听似的在叨咕着：“过春节时候我回去了。姐姐出嫁了，也没回家。我好像成了远客啦。爹打听水库的工程，妈给炖肉蒸糕，弟弟要我看他的小学三年级课本，那个小妹妹，哥哥长哥哥短围着我转……”
“做个哥哥可真威风！”
“没有威风几天哪。”他那双穿着大毛窝的脚在松软的黄沙里踢蹬着玩。“后来水库的职工们坐了两辆卡车给我们官厅村的老乡去贺年，我就赶紧搭他们车回来啦。”他顿了一顿，闪着疑问的眼光问我：“你说这是咋搞的，我也才来工程局一年多些啊，倒像是离不开了似的，心里老想着：又来了什么客人哩，客屋里炉子灭了没有，水还缺不缺。……”他又支楞着耳朵听一听河西发电机的轰隆轰隆的响声，嘿嘿地乐起来：“就说晚上在村子里炕上睡觉，也是安静的不行，听不见轰隆轰隆，耳朵里空得慌！”
风小了一点，漫天黄沙舞够了，慢慢静止下来。我对严春富说：“往后，修好了永定河，泥沙也不会这么多了，就别提洪水！”
“什么都会变的。”严春富说。瞥见前面钢筋混凝土浇成的长长的溢洪道了，他手指着溢洪道上的一点说：
“那上面，就曾经是旧官厅村，就曾经是我们的家！”他的一双年轻的眼睛忽然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澄澈，在散射出光辉，本来微红的两颊也更红通通的了。他仿佛相信，凭他的手一指，我就会看见往日在这山坡上错落地存在过的穷山村，其中两三间小土房又曾经是他们一家人的安身处。是的，在他这愉快的一指之下，我也仿佛被领进了童话的世界，记起女巫的魔杖指什么出现什么的故事来了。严春富也许没有听过这样的童话故事，他却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更有吸引力的现实了。
他从小时候起就听惯了人们谈论水的故事。水往往吞没了人的生命和人的劳动成果。解放以前，人们常常看到空谈家们来官厅山峡“视察”，钻探队也到官厅村来生活过一阵。可是永定河的水患依然如故。官厅村的老乡们被骗够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说到做到，一九五一年十月水库正式开工。官厅水库是全部工程的重要部分。官厅村地势高，淹不着，但是这里该修溢洪道。于是，为了下游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服从政府的建设计划，官厅村的五十多家人家便一古脑儿搬了家，搬到八十里地以外的大黄庄去了！为了水库蓄水，将要淹没的怀来、延庆两县上百个村子的六万多人口都陆续迁移了。
我们走在空荡荡的溢洪道里，在这儿高声说话，会有回声。我想，在这个山村里长大的孩子发现了真理：什么都会变的。他带着几分炫耀挂在胸前的官厅水库工程局和工会的两个红黄色证章，不也是“变”的证据么？
“这个溢洪道，有二十公尺宽、四百三十一公尺长哩！我们得走好大一会子。”我的小同伴认真地执行起他的向导职务来了，他说得和工程师说的一丝不差，不过常常加上“我听说”三个字。“我听说，这个溢洪道是拦河坝的保险门哩，若是洪水太大，或是进水塔的闸门有了毛病，就把水放进这里来，然后流走。”他又絮絮地告诉我那个拦河坝的坝高是四百八十五公尺，以后水库蓄水的水高大约是四百八十三公尺。
“我听说，这是海拔公尺，和渤海比着算的。要是从河底算，这坝高是四十五公尺。”
“你真棒啊，说得赛个工程师似的。”
他微微一笑，笑得挺真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王局长要我们每个通讯员学点水利常识。给官厅水库来服务，赶后来说也说不清修水库为了啥，咋个修法，看多丢人！”他又不厌其详地为我描画去年几万工人的劳动场面，“各式各样机器不算，大车六百辆、毛驴两千头也忙着给运材料呢。”
他仰头看看混凝土墙壁的上边：
“瞧那里，以前是个龙王庙，后来作了工地大伙房。这官厅村附近的几个村子，什么也不敷余，就是敷余龙王庙、观音庙的。我们文化班老师说：在旧社会里，反动派治不了水，就骗老百姓拜菩萨。——我们官厅村可是老区，早不信这个了！”
严春富也有着老解放区人民的自豪的气派，这是很健康很自然的情绪。小小的严春富，也参加过儿童团，和敌伪斗争过。他自小就没过过太太平平不耽心的日子，爸爸参加了革命，他有时也帮忙跑腿送信，还得顶个劳动力使唤，种点地，修整果树，赶个小毛驴。“后来倒好，小毛驴也被牵走了，我大娘（伯母）被国民党打死在一个窑洞外边。我们成天不敢挨家，有时大冷天晚上也在山坡石头片上睡，我娘还常是带着吃奶的娃娃呢。”在严春富十一岁那年怀来县解放了，一家子才团了圆：爸爸从外面回村，妈妈领着一群孩子从姥姥家住的桑园回村。
“什么时候你上我们大黄庄新官厅村去看看吧，政府为我们盖的整整齐齐的新房子。”我们在一个山坡上坐下来歇歇脚，严春富向我提议，他似乎顶不喜欢顶不喜欢谈他的过去，他说：“谁高兴说那八百辈子以前的事啊，尽是挨饿受罪的事，去他的吧。”他抓起一把枯草，在手心里揉了个稀烂，扔着玩。
“我家分了十五亩地，大黄庄有种稻子的水地，是解放军开的渠哩，头一年收成不很好；去年收的家家吃不完，我和爹一商量，我家卖了三千斤余粮！”
“你们官厅村不是有二十来个年轻人在工程局工作么？恐怕这些人家是村上最富裕的人家了！”我记起他们村上和这个水库的“血缘”来。
“差不多吧！我一个月也能捎十几万元给家里。”严春富点点头，笑得那么美好。“马富有、马成、范珍、王永珠……有些人学了钻探，有些人学了电工，范珍学了司机，王永珠就是你认识的那个高个子通讯员……”
“范珍不是个模范通讯员么？”我记起工地报纸上提到过他。
“人家是个司机啦，”太阳照得他的眼睛明晃晃的。“我不是说过，什么都会变的啊！不信，再过一二年，王永珠和我，说不定也学上什么技术啦。你没听王局长、王森同志说：官厅水库是个学校，二三年里培养了靠一千个技术人才了？王局长还说：修水库改造了自然，也改造了人，这是我们的两大胜利。”他拍了一下双膝说：“太正确啦！”
我忽然听出了一点他的思想活动似的，就试探他：
“你这小家伙，有点不安心工作吧？做个通讯员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啊！”
“你别冤枉人啊，”他急了：“在我捶煤、添火、提水、打扫礼堂的时候都是那样想的，我高兴为到官厅来的客人服务，虽然我没有为拦河坝添过
一铲料，没有为输水道溢洪道浇灌过一点点混凝土，可是我心里就赛个主人似的。我生长在这个地方，人小，经历的事可不少。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哪块小山坡上放过羊，我在哪块小山路上赶过毛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在哪些片山地上收拾过敌人。这山里的枣、杏、梨、苹果、沙果、葡萄、柿子可不少，又都是又香又甜的好种，多少官厅村的老乡都是为了舍不得家家的几十棵果树，所以迁移的时候才那么难受。好了，后来政府折价买了树，现在这些树是公家的了。过些时候你还来不来？这些树会排着队似的开花的，总是杏花打头，一片片赛着开。工程师们说：以后要把水库周围种上树，水里养上鱼，人在湖上划起船来，游得那个美！人累了、病了、全可以上官厅来住住。我们官厅可出了名啦，如今休养的房子还盖得不多，参观人可来得不少：中国人来不算，外国人也来得挺多，都来瞧咱们中国人咋样在搞水利基本建设，咋样在建设社会主义啦！”
“瞧你说得够多远啊，离了题了！”
我们站起来向静水池走去，严春富却在辩解：
“没有离题哪，我说我愿意在这儿当通讯员哩。可是，工程是就要完的，不能赖着不走哇。王局长说王永珠和我文化程度太差，所以一来就分配了当通讯员，一边在文化班学习，将来工程一完，知道会分配到哪，学个什么技术呢！”这孩子简直是蹦跳着下的山坡，向静水池那边走去了。到了这个瀑布一样的静水池边，他又给我讲了一阵它的减低流速的作用。然后，仿佛哗哗的流水触起了他的回忆：
“在这里，去年春天正修静水池，修来修去总漏水。后来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大家全哭了，有的察北工人想起斯大林同志派苏联专家给他们治鼠疫的事来，发誓说，一定要修得不漏水才算。后来，他们在冷水里泡了一天一夜，把任务完成了——就这么着纪念了斯大林！”
他接着说，在他的工作中也常常遇到苏联专家。“为他们作点事，他们总说谢谢哩，那怕是送一壶水！他们和我们握手，还送我们纪念章，——斯大林派来的人，就是有些不同呢。”
“你们不是刚刚作过‘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么？”
他想了一想才明白过来：“你一定是看到我们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题目了！”眉宇间忽然显出一点忧愁的神气：“我有多少话要说呀，可就是写不出来，生字不够用，写不成句子！我的语文成绩赶不过算术，想起来叫人生气！”
我忍不住当了他的面笑起来，他瞠着眼，好像嫌我笑得多余。我说：
“别急，慢慢学习，以后你一定很会写呢，写长篇长篇的！”
“我喜欢图画，我们图书馆里的连环图画，被我看够了。”
“你将来一定也能画，只要用心练习，在工程局找个老师也不难。”
我暗想，这样的孩子，将来不但能写，一定也会画的。他依傍着生长的这个山峡、这条永定河，这些品种繁多的果树林，就像是在一幅气魄和色调都不平凡的画里一样。现在这幅画上抹去了穷村破庙，添上了水库——人造湖和发电厂。点缀在这张史诗般的画面上的，还应该有官厅村的这些青少年们，他们有的在大黄庄的新官厅村从事着农业劳动，有的就走了出来，学了不同的技术，作了不同的工作，社会好似向他们打开着大门，伸开着两臂，他们呢，像才出蛋壳的小鸡雏一样，睁开眼睛说：
“咦，世界是这样宽广啊！”
走回招待所的道上，严春富加快了脚步，他又有了新的打算：乘晚饭前他要练一会儿自行车，这是最近几天他要熟悉的一件新事物。
他还曾告诉我，他进行着另一件重大的工作：正在申请入团。二三年来工程局团总支吸收了五百名左右团员。严春富有这个雄心：自己要以青年团员的身分在离开官厅水库后，再到别的建设工地去。
风止日落，山峡间辉映着画师们难以调配的发亮的橘黄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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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二十多个厂矿举行党代表会议
太原市已有二十二个厂矿单位举行了党代表会议，太原钢铁厂等七个单位正在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在党代表会议上，各厂矿都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揭发和批判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分散主义的现象。也有的单位在党代表会上揭发和批判了主要负责干部间闹不团结现象。如西铭焦炭厂三个党员厂长，各自为政，使党的决议无法贯彻。会上对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为充分发扬民主，普遍征集了提案，这些提案，极大部分都是批判领导方面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和官僚主义的作风的。为加强对会议的领导，中共太原市委员会委员分头参加了各单位的会议。许多单位在党代表会上通过检查布置了今年的任务。少数单位还选举了党委员会。这些会议基本上达到了增强党的团结和进一步贯彻总路线的目的。 （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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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
把二十部收音机送给农业生产合作社
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最近制造了二十部携带方便、用干电池的五灯收音机，分送给全省二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收到收音机的各县还派干部到社里去教授安装、保管方法，并帮助社员订立收听公约。
三台县尊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四月二十七日，收到了广播电台送来的一部收音机。当天晚上，全社社员围在办公室的大院子里收听广播，听了新闻，又听演讲，还听川戏、唱歌。一直听了两个多钟头，大家还恋恋不肯散去。社员王贵立说：“乡坝头来次文化娱乐好不容易，想不到合作社天天有了大戏！”副社长王达仁说：“收音机天天给我们上政治课，工作就会好搞得多。”
（刘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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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师生结合生产进行海洋生物研究
厦门大学师生结合生产进行海洋生物研究工作。最近，厦门大学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郑重教授等四人分类和鉴定了十种不同的厦门鲨鱼，并完成了鲨鱼食料和鲨鱼肝油的分析研究工作。鲨鱼是福建沿海的重要鱼产，肉可供食用，皮可制革，肝油可供药用，鱼翅是珍贵的食品，鱼骨可制成鱼粉。这些研究的结果，对鲨鱼的捕捞作业和加工生产都有帮助。
此外，研究室还进行了可以发现鱼群洄游规律和海洋水流规律的浮游生物研究，完成了厦门毛虾、长颈虾和磷虾的分类和鉴定工作，现在正进行对船蛆的研究。船蛆又名凿木虫，能够大量破坏船舶和码头的木料。因此，这一研究工作对交通运输和国防建设都很有关系。
厦门大学研究海洋生物的师生们经常到海洋上和渔场、养殖场中去实习，并采集标本。他们在工作中都很注意虚心向有丰富生产经验的老渔民学习。生物系的六个学生向渔民进行调查后，结合平时的研究实验，写了一篇“厦门附近牡蛎的调查”的毕业论文，对养殖牡蛎很有实用价值。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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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整理出版古典文学作品
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资料丛刊陆续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正陆续出版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继一九五三年出版影印的“楚辞集注”、“楚辞图”、余冠英选注的“乐府诗选”之后，今年三月又出版了郑振铎等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作家出版社在一九五三年曾将“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整理出版，今年正值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洪升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将整理出版“儒林外史”与影印“长生殿”；同时也将出版郑振铎编辑的“洪升诗文集”。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文学古籍刊行社将刊印大批中国古典文学著作。预计本年度在诗集方面出版的将有“李太白集”、“杜少陵集”、“白香山集”等；在词的方面有“宋六十名家词”、“纳兰词”等；戏曲传奇方面有元明杂剧、“六十种曲”、“牡丹亭”、“桃花扇”等；在笔记及小说方面有“唐语林”、“聊斋志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共三十余种。
又讯：为了较系统地提供有关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资料，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编辑了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人民出版社则编辑并出版了一套“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分为十二种，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运动”，每种有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字。现“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等五种已出版，“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三种将在今年陆续出版。“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包括有关现代中国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的有系统的资料。现“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九运动”等五种已出版，其他数种亦将在今年继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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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熊舒龄智捉反革命分子的故事
谢树
人民解放军某学校学员、青年团员熊舒龄的假期满了。他就要从家乡——山西天镇县回到学校去。这天，村上和熊舒龄年岁相仿的青年们都到他家来和他交谈。他们从战斗故事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谈到刚进行完的普选。熊舒龄的堂兄弟熊延龄说：“这回普选真带劲，好人选上了，坏人都被选了下去，大家心里都痛快得像开了两扇门。”他忽然问熊舒龄：“哥哥，你没打听到庞汝弼的下落吗？”熊舒龄一时想不起来，有些模糊地说：“庞汝弼？”熊延龄说：“是呀！那个反革命，害人精，你怎么一下子就忘了。”
熊舒龄想了起来。他还是在八年前见过庞汝弼，中等身材、圆脸，两眼细细的像条线。不过，那时村里人都管庞汝弼叫财粮助理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张家口，又进攻山西解放区，天镇县被蒋匪军占领了。熊舒龄再见到庞汝弼时，庞汝弼已换上蒋匪保安队的军官服，神气十足地从街上走过去。再以后，熊舒龄参加了解放军，对庞汝弼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熊舒龄问：“庞汝弼到底作了什么坏事？”大伙七吵八嚷地回答：“把咱们这一带老百姓都害苦啦！怎么就没抓住他呢！”熊延龄说：“庞汝弼自从蒋匪军侵占了张家口之后，就作了蒋匪的忠实走狗。他领着敌人起走了当地人民政府藏在墙壁里的十二枝大枪、一挺轻机枪、两箱手榴弹和十二桶汽油；领着敌人抓住了当时顾家湾村共产党支部书记高克德，在给高克德一顿毒打之后，又把他关进了监牢，直到我军解放天镇县，高克德才被放出来。他还领着敌人抓过当时的三区区长贾英……。庞汝弼因为对蒋匪有功，不到一年就从文书上士提升为中尉军官，成了当地人民的眼中钉。”熊延龄停了一下又说：“‘镇反’的时候，大家找过庞汝弼。这次普选，村里人又提到过这个‘反革命’。只是这家伙无影无踪，有人说，解放军打天镇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不知谁愤愤地说：“真便宜他了，我们要活抓住他来公审就好了！”
熊舒龄说：“不要紧，只要他还活着，就跑不了。人民就是天罗地网，早晚叫他归案法办。”
次日清早，熊舒龄奔上归程。火车冲破严寒，向东北疾进。车厢里热呼呼的，非常闷人。熊舒龄坐了一天一夜，当火车经过沈阳时，才买到一个卧铺席位。他斜靠在车壁上和同时归队的副排长闲谈，述说着一路上看到的许多新气象。这时，有四个人走了进来，里面有一个山西口音的人高声笑着说：“快到地方啦，还坐啥睡铺。”另一个说：“这儿比前边宽敞啊！”熊舒龄顺着话音看去，只见先头说话的那个人身着蓝色制服，戴一顶蓝呢便帽，胖胖的圆脸，细眼睛。熊舒龄心里一动，暗想：好面熟，哪里见过。可巧，那四个人就选坐在熊舒龄的斜对面，熊舒龄看见那圆脸人的怀里隐隐地好像有短枪。熊舒龄没有放过这一刹那的念头，偷偷地又瞥了几眼，仔细端详，然后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多年抓不到的庞汝弼吗？他怕不确实，寻了个机会，就兜搭着问那个圆脸说：“听口音您是山西人，咱们是同乡啊，您贵姓？”那个家伙略略打量了熊舒龄一眼，随后就坦然地回答：“姓庞！”说完，就扭过头去，和他的同伴谈别的去了。
熊舒龄正盘算着用什么方法去进一步确定这家伙现在的身份。列车疾进的轰隆声，使他猛想起刚才那家伙说的“快到地方了”，难道他们到下站——四平就要下车？这是个难遇的机会，如果他们下了车，就不大容易找到线索了。他决定去找列车上的公安人员共同研究。
车厢里挤满了人。熊舒龄刚走过两节车厢，凑巧和那圆脸同行的另一个人也跟了过来。熊舒龄把那个人悄悄带到一边问他说：“同志，你是那部分的？”
那个人奇怪地打量了熊舒龄一眼，反问：“干什么？”
熊舒龄说：“有要紧事！”
那个人说：“我是公安人员。”
熊舒龄又问：“那个圆脸山西人呢？”
“是某市人民政府的干部。”
“他叫什么名字？”
“听说叫庞支云。”
熊舒龄暗暗想：“这家伙连名字都改了。”那个人说：“同志，你讲吧，有什么事？”熊舒龄锁住眉头，盯视着那个人的脸，一时并没回答。那个人体会到了熊舒龄的意思，说道：“同志，你放心讲吧，我是共产党员，有什么事我能负责。”熊舒龄这才把庞汝弼过去的反革命罪行扼要地讲了一遍。那个人听了略带惊疑地说：“这确实吗？”熊舒龄说：“千真万确！”那个人又说：“我是某县公安局的，庞支云和另外那两个人是某市人民政府的，我们是一同去办案的，如果真像你说的，我能协助你办这件事。”
熊舒龄说：“这事还能当儿戏，我就是人证！”他们略略商量了一下，决定由熊舒龄去找列车上的公安人员，那个公安人员回去看住庞汝弼。
熊舒龄找到了列车上的乘警，他把庞汝弼过去的罪行详细说了一遍，并且说：“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我对人民负责。这个反革命分子竟钻到我们人民政府里来了，必须立即逮捕他。”乘警对熊舒龄提供的材料虽然没有怀疑，但是要逮捕一个反革命罪犯也不能不十分慎重。乘警郑重地问他：“熊同志，你不会认错人吗？如果逮捕错了，很不好啊！”熊舒龄说：“不会，我认得准，他和过去一模一样，只是胖了些。这次我回家去，当地群众都在打听他的下落。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怕要漏网！万一逮捕错了，一切责任都由我来担负。”就这样，他们迅速报告四平铁路保卫处；经铁路保卫处批准，决定了立即扣捕这个反革命罪犯的措施。
熊舒龄从容回到寝车。这时，庞汝弼正在和熊舒龄的副排长谈话，搭讪着问：“刚才出去吃饭的那个同志是山西那一县的？”熊舒龄一脚迈进来，怕副排长说漏了，忙回答说：“大同市鼓楼街的，同志，你呢？”庞汝弼没料到熊舒龄在这时回来，略略迟疑了一下，不自然地说：“我也是大同的。我还在鼓楼街上过一年中学呢！”说完，就又扭过身去，连连看表。熊舒龄若无其事地坐在自己席位上，斜眼扫去，庞汝弼脸色发白，鼻尖有点冒汗。熊舒龄心里更有底了。
车快进四平，车厢里突然进来了两个乘警，接着，两支驳壳枪就堵在庞汝弼面前。乘警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庞汝弼这时反倒装得很沉着，大声说：“这是干什么，把枪收起来，我是人民政府的干部。”和庞汝弼同行的两个人因为不明了情况，像要过来诘问。熊舒龄说：“谁也不许动！我们要逮捕的是化名叫庞支云的反革命罪犯。”
庞汝弼的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满脸冒汗，慢慢把手举起来。熊舒龄上去下了庞汝弼的手枪，上了绑绳。熊舒龄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摘下口罩，对庞汝弼说：“还认识我吧，庞汝弼不是你的本名吗？”
庞汝弼两目瞠视，低下头来，有气无力地吐出了个“是”字。这时，火车正“呜呜”地鸣起汽笛，缓缓地停在四平站，乘客们都挤挤嚷嚷地下车了。
当夜，在和某市人民政府取得联系后，熊舒龄又随同两位乘警押着庞汝弼返回某市；另外的三个人自去执行任务了。抵达某市后，熊舒龄向一位姓赵的科长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他们又重新认真地作了调查，证实庞汝弼的确是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他隐瞒了自己的历史，而且混进了共产党，最近还被选为党的支部委员。最近庞汝弼刚被提拔起来，在他看管下的两名反革命罪犯就跑了。
当地人民政府的干部向熊舒龄表示感谢。熊舒龄说：“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上级教育我们：要时刻保持革命军人的高度警惕，这功劳不在我身上。”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