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欧洲的命运
苏联伊里亚·爱伦堡
“拉露斯小百科辞典”在巴黎每年都要再版。使用这部辞典的有小学生，有科学院士，有不相信自己的书法的农民，有字谜的爱好者和引用古典作品中的字句来准备演说的议员们。可以说，这是法国最流行的一本书，它所服务的人已不只一代了。当然，这本参考书里的许多东西都改变了：新的社会制度产生了，科学家们的发明使世界丰富起来，有的字在产生，有的字在衰亡。但是，也有一些真理是在很久以前的“拉露斯辞典”第一版和最近的一版里，都可以找到的：牛是反刍动物，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无论在“拉露斯辞典”的第一版或最近一版里，都有下面的一条：
“欧洲拥有广阔的土地，北以北冰洋为界，西有大西洋，南有地中海和与它相连的河流，以及高加索山脊，东以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和里海为界。南高加索和冰岛通常也包括在欧洲之内。”
我认为，法国的政客一般都有这种初级地理知识，而且“拉露斯辞典”也在为他们效劳。如果他们之间有人怀疑欧洲从何处起到何处止的话，那就应当归咎于美国的幻想，而不应当归咎于法国的中学校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些政客非常轻率地要改变世界各洲的界线。常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消息：欧洲的边界是在奥得河甚至易北河上。各种各样的欧洲出现了：一会儿是“煤钢”欧洲，一会儿是“斯特拉斯堡”欧洲，一会儿又是“防务集团”欧洲；参加这些联盟的有时是欧洲国家的四分之一，有时是五分之一。这并不妨碍那些把“欧洲”任意割裂成各式各样的发明家屡次硬说他们的联合就代表着欧洲，代表着以文明著名的世界那一大洲——真正的欧洲。
在外长会议期间来到柏林的各国记者，对于这个城市的生活是非常惊奇的：他们的面前有两个柏林。法国人不由得想到，如果蒙麦德尔和蒙派那斯用一条界线分开的话，那么巴黎会成什么样呢。英国人很难想像伦敦看中了在别国的赫姆普斯德特，而不要瓦特契普尔。大家都清楚，无论是亚历山大普拉茨或维米尔斯道尔夫都不是完整的柏林：这只是被切开的城市的街区。
美茵河的法兰克福和奥得河的法兰克福分布在两个国家的两个德国城市。绝不能把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称为全德国：它们只是德国的一部分。
能够把大西洋彼岸的幻想家们最近的发明——所谓“欧洲防务集团”——冒充欧洲吗？参加“欧洲防务集团”的只有五个半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半个德国。但是这个联盟的拥护者们却大言不惭地使人相信好像他们就代表欧洲。
我们应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欧洲，这个欧洲没有伦敦和莫斯科，没有柏林和华沙，没有布拉格和斯德哥尔摩，这是一个缺头断腿、残缺不全、可以随便携带的欧洲，这个欧洲也许可以很轻便地装在一个运往海外的手提皮包里，但是一点也不像我们古老而光荣的大陆。
但是欧洲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古代地理学家的偶然的术语。尽管欧洲有各种各样的自然条件，尽管欧洲有各不相同的历史命运，尽管欧洲有差别很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欧洲究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发源地；自古以来，住在欧洲的各民族都珍爱由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宝贵的东西交流而得来的一切幸福，他们根据痛苦的经验相信，这种交流的破坏会引到贫困和灯火管制。同时每一个有思想的欧洲人，不仅对于自己国家的安全，而且对于所有欧洲国家的安全都是非常关心的，因为一家起火就会威胁全村，而我们的欧洲不是荒漠，不是大草原，它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欧洲是多么复杂啊！任何人都不否认，在欧洲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当然，华沙或布拉格的居民比起巴黎人或伦敦人更容易理解苏维埃社会的困难和胜利。自然，在布鲁塞尔、里斯本、斯德哥尔摩的交易所之间也有一种团结。社会学家或政治家们有权谈论在欧洲存在这两类国家。这两类国家可以互相和平地竞赛，它们在思想上能够彼此对立，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这两类国家都关心保卫和平。
火车从乌拉尔山飞驰，经过密林，经过镕铁炉和学校，通过欧洲最大的河流——伏尔加河，到达有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和有着世纪的青春的莫斯科，继而，经过从灰烬中复活起来的华沙，经过四分五裂的柏林，通过莱茵河和它的城堡，到达像是一个数世纪之久的石头丛林的巴黎，再走，就到了欧洲最后的海角，在这里，布列顿的渔夫迎着凛冽的海风晾干他们淡青色的鱼网。飞机从北极圈以外的小姜饼似的德琅索飞过鲁尔烟囱的上空，飞过积雪的阿尔卑斯山，飞过意大利的橄榄树和大理石，飞过卡拉布里的忧郁的山石的上空。苏格兰的风笛和那不勒斯的曼陀铃不同，瑞典的礼节繁琐，布普温斯的生活质朴，比利时人烟稠密，阿拉贡农民要从早到晚骑着驴走过人烟稀少的山区。在欧洲有巨大的封建领地的国家，有极小块的土地，也有集体农庄辽阔的绿色田地；有国王和共和国总统，有带着假发的法官和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队员，耶稣教堂和农村里的十年制学校，百万富翁和劳动人民苏维埃——一条蜿蜒的地带时常划出了两个世纪。
但是，风俗习惯的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从来没有妨害欧洲各民族感到他们的命运的共同性。古代希腊以它的遗产，伟大的艺术和人道主义萌芽使它丰富起来。基督教是欧洲的共同的冲动和病症。文艺复兴发现了古代世界令人惊奇的宝贵文化，它使人类的珍宝战胜中世纪的迷信，它使意大利和俄国、法国和保加利亚发达起来。每一个熟悉俄国伟大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的创作的人都会了解他的创作与归多的创作是多么近似。说实在话，欧洲的文化史是不需要按照麦卡锡的演说来研究的……
意大利的建筑家，法国的学者，俄国的作曲家使全欧洲丰富起来。没有一个有知识的欧洲人不知道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哥德和托尔斯泰的名字。在欧洲所有的大学里——无论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无论在布拉格最老的卡尔洛夫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大学生们都知道巴士德、居里、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对科学的贡献。能够设想现代的法国或英国作家的小说里没有反映出伟大的俄国小说家精神上的发现吗？能够设想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现代画家能不从法国大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吗？当然，尼古拉一世的检查官并不是闲着没事干的，可是别林斯基、赫尔岑、谢德林依然读过先进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最近几年来，法国的检查官屡次禁止苏联的书籍和杂志到法国去；但是，这是不能阻碍法国人渴望听到俄国科学家和作家的声音。是的，欧洲是有共同性的。法国的革命撼动了西班牙的农村和圣彼得堡的广场。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唤醒了里昂的工人和俄国的小市民。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成了千百万欧洲人的新世纪的基础。十月革命改变了欧洲全体居民的意识——有的人看到了自己希望的体现，有的人也懂得了自己必会遭到灭亡。
甚至在古老的时代，从欧洲这一国家到另一国家去而需要走几个月的时候，欧洲的人民都是想尽办法彼此接近，而不是分隔；他们的代表者就是旅行家、大使和商人，主要是商人：在国际博览会和国际会议以前好久，欧洲就有了很大的国际市集。法国共和主义者喜欢吃从沙皇俄国买来的麦子做成的面包，俄国保皇分子也没有厌恶法国的丝织品。一个国家送来木材，另一个国家送来煤，第三个国家送来矿产。政治思想上的不同并不能影响到输出和输入。
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当一小撮人的掠夺狂威胁到欧洲的时候，各个国家就曾团结起来，企图消灭掠夺者的侵犯。拿破仑时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各种不同政治制度的欧洲国家起来共同反对这个暴君，参加的人有俄国农奴出身的后备军和英国贵族出身的将军，西班牙的农民和普鲁士的大学生，以及欧洲各国的爱国者。不久以前在希特勒的时代也有过这样的事，当时苏军在英国、希腊、波兰、挪威和法国人民之间都找到了同盟者。
想使一半欧洲反对另外半个欧洲的阴谋，一向是与侮辱欧洲人民的民族文化和蹂躏整个的欧洲文化分不开的。拿破仑枉费心机地使人相信他建立起联合欧洲，把自己的兄弟派到欧洲各国去作国王，但是他的帝国就像用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希特勒的“新欧洲”也陷入了同样的命运，无论是赖伐尔、无论是墨索里尼，或者是吉斯林都不能挽救“新欧洲”，假若指望目前正由另外一个大陆上的人们设法强加在欧洲六个国家身上的“欧洲防务集团”会成功，那真是太天真了。欧洲各国的人民都很清楚地记得不久以前的一些可怕事件。
欧洲各国的人民有记忆力，他们愤慨地反对制造这样一种“欧洲”的无耻而荒谬的阴谋，因为这样的欧洲要排斥这样一个欧洲国家，这个国家在以牺牲、流血和英勇行动而使欧洲人民从万恶的法西斯桎梏下获得解放方面，比所有其他国家都更有贡献。
显然“欧洲防务集团”的辩护者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可笑。在波恩国会里有一个“欧洲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现在正从事恢复国防军。巴黎和华沙的居民，罗马和基辅的居民，哥本哈根和布拉格的居民的耳朵里还响着士兵们的皮靴声和刽子手们一排排的炮声，同时，那些把武器发给昨天的党卫军的人们，却心平气和地宣称他们关心“欧洲的安全”。如果不是想起那么多的血和泪，人们对这种说法是要付之一笑的。
不是的，欧洲人民不会把恢复国防军、建立新的军事同盟，把欧洲分成两半看作是自己的救星。他们希望欧洲像一个花园而不要成为军营，他们希望欧洲的道路上不要布满铁丝网，他们希望他们的命运应当由他们自己在圆桌上决定，而不要在新大陆秘密办公室中来决定。
所有的欧洲人都热烈地欢迎西欧和东欧各国之间实行经济合作的征兆。不久以前，美国的政客和商人还认为他们能够阻止这样的合作。但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说明这种打算是毫无根据的。许多的协定，无论是已经签订的或是打算签订的，都证明健康的身体会战胜疾病。欧洲各国人民是希望互相作买卖的，甚至于这件事情对于某些国会议员的神经系统起着不好的影响。波兰是人民民主国家的这一事实是不会妨害法国人去买希列兹的煤的，英国人也不会因为苏联的锰是被那些既不能称为保守党人，也不能称为陛下反对者的人们所开采的而感到不安。
欧洲人同样欢迎使文化联系活跃起来。莫斯科人能很快地看到莫里哀的戏剧，巴黎人欣赏一下苏联的巴蕾舞，意大利的电影在列宁格勒、布拉格、布达佩斯上演，西德的音乐爱好者能够看到苏联音乐家的表演，这是很好的。应该希望这仅是一个开端：我们在莫斯科也能看到法国画家的展览会、莎士比亚的戏剧、米兰的歌舞剧以及瑞典和荷兰建筑师的展览会。西欧的居民将会很有兴趣地去了解苏联的医学成就、苏联的儿童读物、新华沙的建筑、捷克斯洛伐克印刷业的成就。
但是，对于欧洲的命运来说，最重要的是保卫和平，首先是使欧洲人激动的关于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正因为如此，苏联代表团在柏林提出的欧洲安全问题的建议，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在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之间引起了如此热烈的响应。
共同的痛苦使人们接近起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已遭到了两次恐怖的战争。只在银幕上看过战争的人们是不会理解欧洲的思想和感情的……欧洲的共同性最清楚地表现在保卫和平，保护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和小国——的主权，以及建立可以避免再流血的这样一个组织的意图。关于苏联的建议，已有人写了许多文章，而谈的、想的比写的还要多。没有人能够把这个建议埋葬掉。欧洲集体安全的思想已经在每一个有理智的人的思想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当然，从第一个草图到建成的建筑物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但是我们深信欧洲国家终将团结起来保卫和平，保障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家庭的安全。
欧洲集体安全的组织不是为了反对世界其他各洲。相反地，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人、中国人、巴西人、印度人都关心欧洲的和平能获得保障，因为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战争，不止一次席卷了全世界。也许，纽约的许多居民不知道“欧洲集体安全”这几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并不是一切报纸都负起教育读者的责任，许多的报纸宁愿使读者愚昧无知，但是真理迟早会传到辽远的内华达的农庄去的，那时所有的美国人都会看到在保卫欧洲各国安全的事业上团结起来的欧洲，就是全人类的和平的保证。
宁愿其他大陆的经济破产而不愿和平的人们还没有醒悟，也没有静息下来，相反，他们现在更加顽固地谈论着战争，谈论着各种轰炸机和各种武器。他们不想明白近年来世界上有了许多变化，他们不想明白他们的毒恶的咒语是不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的。气压表的指针升起来了，这比从海洋彼岸传来的舞台上的雷声重要得多。还是不久以前，千百万的欧洲人认为战争是命定的、不可避免的，而现在他们看见了谈判的全部优越性，尽管这些谈判是困难的、复杂的和长期的。当想到外交会议或照会时，转机还是不明朗的，但是在每一个普通的欧洲人的心里，转机却看得很清楚：对欧洲人来说，战争魔影是离远了，普通的欧洲人现在认真地考虑到如何永远摆脱这个魔影。
欧洲的命运系于欧洲各民族的理智和善良的意志。每一个民族走着自己的道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习俗。绝不能把欧洲的三十二个国家推到一个轨道上去。各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不能用炸弹的破坏力来证明的，炸弹能同样轻易地消灭社会主义的工厂或资本主义的工厂，而证明各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却是创造性的劳动、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苏联人民把自己看作是未来的先锋队，并以此而感到自豪；苏联人民喜欢鼓舞别人，而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别的民族身上的思想，不仅是与他们背道而驰的，而且是他们异常厌恶的。他们希望欧洲有和平，首先是因为从事建设的人民厌恶战争。他们为了他们的城市和村庄、他们的儿童、他们的将来而希望着和平。他们希望欧洲和平，因为他们珍视、喜爱欧洲人民的文化。
现在应该是西方不学无术的人或庸人们停止这种荒谬论调的时候了：说苏联人民不了解亚欧各国。自古以来俄国人都是热爱那爱好自由的法国人民、英国的文化、使人鼓舞的意大利。是不是需要回忆一下赫尔岑关于欧洲神圣的石头的妙语呢？是不是需要去引证别林斯基和谢德林、果戈理和屠格涅夫、契诃夫和高尔基、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话呢？他们说出了我们人民的话。我们幸福的是我们从西方邻人那里学会了许多东西，我们幸福的是我们也教给了他们许多东西，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使用出纳簿，没有贩卖思想，没有索过高价，也没有假装穷困。我们珍视欧洲的未来，因为我们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对于欧洲的一切好人都是珍贵的，就像我们珍贵巴黎、罗马、伦敦一样。我们愿意与欧洲所有国家一道来保卫欧洲的伟大遗产与将来。我们与法国人、英国人、丹麦人、匈牙利人、德国人以及意大利人住在世界的同一个大洲上，我们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家——欧洲，我们将以一颗热爱人类的心的最大热情来保卫这个家的和平。
（刘竞译自三月二十五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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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为了大家的富裕
——记共产党员王成喜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迹
王耕溪
山西屯留县城西北六十里的地方，有个小山庄——东坡，共产党员王成喜领导这村上的农民办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东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开始试办到现在整整三个年头了。三年来，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一九五一年每亩平均产粮一石二斗五升七合，一九五二年增加到一石四斗五升，一九五三年增加到一石八斗五升九合。这就增加了社员的收入，使社员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入社的时候，全社二十三户中，就有十一户吃喝不足，现在全社三十九户，除了武文只一户因常年有病，生活比较困难以外，其他社员的生活都比以前好了。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
一九五一年春天，中共长治地委召开的互助合作代表会议上，做出了一项决议——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王成喜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之一，当时他心里暗暗地想：由互助组发展成合作社，这可有了方向啦！又想到东坡村的群众有着较高的政治觉悟，组织起来生产已经成了习惯，并有党支部的坚强领导，满能办好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王成喜回到县里以后，便向县委介绍了东坡村的情况，说明不仅有办社的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办社的条件。
县委会同意了王成喜的意见，就决定在东坡村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王成喜。王成喜接受了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以后，又喜又愁，喜的是亲自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了，可以给大家指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愁的是，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件新工作，没有经验，恐办不好；办不成，就会影响整个互助合作工作。但他又想到：党既然把这个任务付托给我了，我就要努力去工作，有党的领导，准能办好。
王成喜回到村里，首先在党支部会上提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党员们都同意，但同样感到这是个新工作，怕办不好。王成喜便鼓励大家说：“只要咱们共产党员带起劲来干，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支部研究和确定了入社的对象，党员便分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动员。
在发动群众入社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首先带头入了社，但是大部分农民是犹豫观望，
“看风使舵”，特别是地多劳力少的户思想更复杂。拿农民姜春孩来说，一家八口人，种着三十来亩地，只有一个劳动力，他听人介绍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以后，倒是很想入社；可是又觉得社里是以劳力分红为主，心里便凉了半截。他想：像自己这样大大小小一大家子，都是些能吃不能干的人，要是入了社，光靠一个人劳动能分多点粮食，这不是要受制吗？王成喜摸住了姜春孩的思想以后，就找他谈话。王成喜说：“入了社，土地统一经营，集体干活，地能种的好，生产能提高，只要你在社里好好劳动，秋天分下来的粮食就会比你一年忙到头打的粮食多。”姜春孩的思想还是不通，王成喜又给他算了算细账，并告诉他，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大桥，想过社会主义的好日子，都得从这个桥上走。姜春孩听王成喜说罢，点了点头。第二天，他就去登记入社了。经过群众酝酿讨论，按照自愿原则，以王成喜互助组为基础，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三户农民参加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教育社员树立集体主义观念
王成喜在东坡村是很受人们尊敬的，这是因为他能够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作用。比如开始往社里入土地的时候，有人打算把远地和坏地入社，近地和好地留下自种。王成喜的门前有块好红土地，论打粮食在全村是数一数二的，人们都瞪住眼睛看着王成喜。王成喜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好地入了社。别人也就跟着把好地和近地入了社，并说：“人家成喜那样好的地入了社，咱还等甚！”这种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群众的例子是很多的。
王成喜不光能够以身作则带动群众，并且善于耐心地对社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头年办起社来，春耕生产闹得挺热烈，播种以后，社员们的思想却乱了一阵。这个说，社里的活撵的“太紧”，那个说，像这样实在“顶不住”。李玉龙老汉单干的时候随便惯了，嫌在社拘束，一边做活，一边说怪话：“这是孙悟空带上了金箍咒，自找不自在。”李玉龙的话传到了王成喜的耳朵里。王成喜便特意找到李玉龙，给他讲解集体劳动的好处。可是李玉龙仍慢吞吞地说：“什么集体不集体，真不如让我随便活几天。”王成喜知道光用大道理不容易把他的思想说通，于是就拿李玉龙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来启发教育他。王成喜说：“要说随便，那当然是单干随便，可是单干下去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不记得你单干时候的倒霉事儿了吗？”这句话像钢针一样刺着了李玉龙的心。原来有这么一回事：有年夏天，村里的互助组早把麦子收割回来了，李玉龙的麦子还在地里直蹶蹶的长着。后来，他跑到宋家沟找了两个人，才把麦子割倒。刚把麦子捆好，霹雳一声雷响过去，大雨哗哗地下起来了。一直下了半晌。刚一住点，他就把麦个儿都穗头朝上竖起来，好让太阳把它们晒干。过了几天，他到地里一看，麦个儿早已叫风刮翻，麦穗都变的乌黑乌黑了。就这样把五亩麦子烂到了地里。这是头一年的事。第二年，李玉龙还是种的麦子，麦子刚发黄，他就早早地寻人把麦子割回来了，他想：今年的麦子总不会烂到地里了。谁知道事情就这么凑巧，等他打场的那天，偏偏又下起雨来。互助组人手多，一看天气不好，早早地收拾起来了。李玉龙单人独马，紧收慢收，结果还是叫雨淋了个透。王成喜抓住这一事实，向李玉龙进行教育，使他认识到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把社当成了自己的家
社员们都说：“再没有谁比社长对于社里的事情更关心的了。”这话的确不错。王成喜的一颗心全操在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里。一九五二年七月，王成喜从县里开会回来，一进村就听到社员们嚷嚷着：“李玉龙把社里的牲口给喂瘦了。”他放下行李赶紧就去看牲口，牲口果真落了膘。王成喜这人平素不发脾气，这一回可就不同了。他见了李玉龙劈头就问：“你怎么对社的牲口就这样不当心，看牲口瘦成了个啥样子！”李玉龙支吾了半天才说：“这不能怨我，是社里的豆料不足，光吃干草怎能把牲口喂肥了呢？”王成喜对喂牲口也不是外行，他想，问题不在豆料少，恐怕是喂牲口中的毛病。他就问李玉龙黑夜添几遍草，下午添几遍草，一个牲口一天平均吃多少料，李玉龙答的头头是道。后来，王成喜经过仔细调查，才发现李玉龙把领来的豆料偷偷藏起了一部分，准备粜了花零钱。王成喜在社员大会上对他这种贪污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事后，又个别地对他进行教育。王成喜说：“过去咱们是各家顾各家，如今咱们全社成了一个家，社就是咱们的命根子，你贪污了社的豆料，把牲口喂成这个样子，怎能对得住社！想一想，你这七老八十的人要不是入了社，怎么会有今天的好日子？”李玉龙嘴上虽然没吭气，心里可真难过。过了些时，李玉龙又把牲口喂肥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办不好，要看能不能多打粮食。怎样才能使社里多打粮食，这是王成喜时常注意的一件大事情。从下种，到收割，样样活儿他都操着一股子心。小苗刚出土，他就从东山转到西山，又从西山转到东山，挨着去检查。有一回，他在第三组发现有一块谷地没有捉住苗，就赶紧召集各生产组长开会。他说：要保证丰产，必须保证全苗。并表扬了第一组的苗儿好，指出第三组的苗儿不全。第三组检查了缺苗的原因，会后马上补种起来了。去年夏收的时候，社里的麦子，堆的像一座金黄色的小山，大家心里都乐呵呵的，王成喜更是喜得抿不住嘴。晚上，社员们劳动了一天，就早早地睡觉去了，这时王成喜还在麦场上转圈子，他总怕社里的麦子受了损失。有一天的夜里，王成喜正在巡场，忽然黑云布满了天空，他一看不对劲，就赶紧去把社员们喊起来，大家七手八脚，刚把麦子盖好了，雨才下起来了，使满场的麦子，没受到一点损失。关心社员和困难户的生活
半辈子的长工生活，使王成喜和社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像关心自己的手足一样，关心着每个社员的生活。社员燕丕胜是个单身汉，身体也不壮实，入社后不到半年就病倒了。王成喜不断地去看望他，并从社里的公益金当中支出四万元给燕丕胜看病。第二年，燕丕胜还是病得不能起炕，家里又没分下粮食，王成喜便动员社员给燕丕胜借工；有些社员思想不通，便说：“丕胜成了咱们的老当家啦，就叫咱们白养活他呀！”王成喜向大家解释说：
“乡亲们，咱们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一个大家庭，丕胜是咱社的一个社员，就是咱这大家庭里的一口人，如今，咱家里的人有了病，大家怎能扔开不管呢？将心比心一个样，只要全社变成一条心，就不怕灾害也不怕病。”大家同意了。燕丕胜虽然病了很长时间，但在王成喜和全体社员的关怀下，生活没感到窘迫。他感动地流着泪说：“旧社会，地主霸占了我的老婆，有家不能回；如今，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了我的家，我怎的也忘不了社里给我的好处。”社员康福来，是个瞎子，当初入社的时候，有很多人不同意，说：“把个瞎子拉进社里来怎办呀！”王成喜给他们解释说：“瞎子进到社里就能成为有用处的人。”于是便让康福来在作坊里拉风箱，又跟李玉龙伙喂牲口，这样一年下来，康福来还赚了百把个劳动日，分了不少粮食。荣誉属于党
王成喜全心全意为大家办事的精神，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东坡村的农民把他看做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李玉龙说：“像我这七老八十的人，过去单干吃尽了苦头；后来王成喜劝我入了社，分下的粮食除了吃还有富余。活了一辈子啦，也没现在的日子过的痛快。”姜富荣也是老早就跟王成喜在一搭儿搞互助组，王成喜办社，他又积极地参加了社，在社里，收入一年比一年多，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他常教导那些青年小伙子们说：“你们可要好好地跟着成喜走，成喜是咱们的带路人，跟上他就不怕走错了路。”
王成喜在工作中还注意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并给他们分配具体任务，教给他们工作方法，因而合作社就越办越好。一九五二年东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被评选为全省二等模范丰产单位，受到山西省人民政府的奖励。王成喜被评选为全县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在党内被评选为全县模范共产党员。
对于这些荣誉的获得，王成喜是这样认识的：“过去，咱当长工，在人家脚底下踩着；如果没有党，我就翻不了身，更不会有今天的工作成绩。荣誉是属于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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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区农民把木材运到工地上来
——佛子岭水库工地素描之三
张怀江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