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贵州省是怎样向少数民族宣传总路线的
本报记者 纪希晨
居住在苗岭山脉间和清水江、丹江两岸的少数民族同胞，听到国家实行总路线了，有些人高兴得特地跑到县区人民政府询问少数民族怎样实行总路线。
在一般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宣传总路线时，都着重宣传了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方面所提出的总任务。这个总任务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地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得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为讨论这件大事，炉山县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人民代表会议；而尚未建立自治区的雷山县少数民族聚居区，则自上而下，层层召开了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或协商会议，进行讨论。各民族代表联系本民族的切身经验，从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土地改革，组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政府贷粮贷款，发放无偿农具、救济粮、救济寒衣；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廉价供应各种生活必需品，优价收购各种土特产品的一系列事实中，深切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每一措施，每一改革，都是“毛主席给我们搭起的走向幸福的楼梯”。解放前，炉山县十万左右少数民族，每年春天都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到山上挖吃“蕨巴根”，现在不仅每人每年平均有五百七十七斤粮食，而且还能平均吃上猪肉十七斤（自杀自食不在内）。过去因为吃不到盐巴，孩子哭闹时，大人不得不把白石头泡到碗中去欺哄哭闹着的孩子，现在每人一年都可平均吃到十几斤盐巴了。解放前，农民卖一百斤烤烟只能换盐五十斤，现在能换盐二百三十四斤。过去，买一匹白布需米一千四百八十斤，现在布价比过去减低一半多，每人一年平均可穿布两丈多，家家户户都缝了新衣服。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工农子弟，现在有九千七百多人进入民族学校，学校比一九五○年增加了七倍。受到免费医疗的少数民族同胞，四年来达十万余人。代表们以现实生活中亲眼看到的事实，认识到祖国大家庭给少数民族的帮助。经过对比算账讨论，各族代表和领袖人物，思想普遍得到提高，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认识了少数民族所以得到这些利益是由于党的总路线的胜利，是由于祖国发展了工业，是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因素的增涨。这样，便把总路线的具体内容，和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结合了起来，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贯彻执行总路线的道理与必要，对毛主席、对党的总路线表现无限的热爱和信任，称颂毛主席是“阴天的太阳”、“旱天的雨”、“各民族的父母亲”，说总路线是“毛主席在我们心上点起一盏灯，大路小路亮通通！”
经过讨论，不仅使少数民族更加热爱祖国大家庭的建设事业，而且看到了各民族在将来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的远景，他们充满了信心，一致拥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苗族代表说：“嘿?！玖格素，乃那海胶格嘿！”（意思是说：这是一条最好的道路，我们一定要走新道路！）
向少数民族宣传总路线，必须通过各种适当的民族形式，才能使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深入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去。民族形式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通过少数民族干部运用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去进行宣传。中共炉山县万潮区区委副书记姜庆荣同志（苗族），在大坝乡工作时根据少数民族特点，将少数民族中的九个党员、十八个团员和三十六个宣传员，组织成七个民族宣传队，用本民族语言，挨村挨户地向群众宣传了半个多月。他们把少数民族的解放、当前自治区的建设，和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联系起来向群众进行宣传，使全乡男女老少，普遍受到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当群众明白了支援祖国建设也就是加速少数民族自己的建设，卖余粮就是爱国、就是帮助发展工业的时候，群众自动掀起售“光荣粮”、“爱国粮”的热潮，五天之内售出余粮十七万二千余斤。此外，许多地方还利用“吃牯藏”（祭祖）、“吃新”（庆丰收）、“跳花”等民族节日，利用群众每日自然聚会的“闹寨”、“闹家”形式，分别召开“老年会”、“妇女会”和“家庭会议”。炉山凯里区不少地方，还利用男女青年的“跳籚笙”、“摇马郎”的机会，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有条件的地区组织互助合作和当前的中心工作等内容，编入苗族群众最流行的歌曲中，对结合群众日常生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收到很大效果。
对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起初有些人存有误解。他们认为我们这里看不到工厂和机器，也看不到电灯和电话，怎能知道工业化呀？后来，干部联系当前实例，引导群众根据自己切身体验，教育群众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少数民族的好处。住在雷公山上茅坪乡的少数民族，过去因为缺乏耕牛、农具，不得不“刀耕火种”，不得不让妇女用脚当犁耙来耕田，九十二户人家过去全不会用耕牛犁田。现在人民政府贷款帮助买耕牛六十六条，还发放各种无偿农具三百二十多件；在干部教育下群众逐渐学会用牛耕田，使落后的生产方法初步得到改变。群众由联想农具从何而来，认识到如果不是工人老大哥生产钢铁，制造农具，“我们还不是要两只脚踩泥巴！”生产委员李正林说：“我们苗家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贫穷的，现在富裕了，过去落后的，现在进步了，如果不是国家发展了工业，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群众从算农业增产账中，深切体会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认识到只有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才能使少数民族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炉山县西南区丰产模范张明亮互助组（共十一户少数民族，内八户苗族）。一九五三年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总收入合水稻九万七千九百斤，较一九五二年六万三千九百斤增加百分之五十三，比一九五一年增产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由于互助组不断改进耕作，全组每亩平均产量达七百零五斤，（有九亩产量达一千零四十七斤）随着农业产量增加，全组每口人的购买力，已由一九五一年的七万二千元，提高到一九五三年的二十一万五千元。十一户中的八户贫雇农，现在已全部上升为中农。组员吴世清对人说：“我端起饭碗就想起毛主席，谷子挑在肩上就想起互助组。谁想日子过的好，谁就要走互助合作这条路！”经过学习总路线，现在张明亮互助组和其他两个常年互助组的四十二户少数民族，自愿组成了“大山林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他们计划一九五四年比去年再增产粮食十二万斤的消息，（经济作物折合六万余斤）传到炉山各地的时候，群众都振奋的说：“跟着张明亮走吧，他走的就是到社会主义的路啊！”
在总路线的宣传鼓舞下，群众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和扩大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提前进行春耕准备工作。炉山县根据少数民族中固有的“换活路”的习惯，团结“活路头”（“活路头”是苗族风俗习惯中，领导生产的自然领袖）、乡老、寨老，依靠生产积极分子，从当地民族特点出发，及时克服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倾向，慎重稳步地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一年来建立互助组一千五百一十五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三。雷山县少数民族从来没有冬耕习惯，也从不播种小麦，去年冬耕三百多万亩水田，播种小麦两万余亩，另外并整修了将近一百万亩的田坎。在补修兴修各种水沟堰塘后，已有近三千亩坡土变梯田，干田变水田。一万多农户每家都平均烧草木灰七百斤，普遍增加了肥料，报德乡、响楼乡等地群众，春节前后已把百分之五十的肥料送到地中，开始播种马铃薯、烤烟。
经过总路线的宣传，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从而解决了过去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雷山县第三区大塘乡苗族内部，过去曾因“活路头”的人选问题时常引起纠纷。宣传总路线时，该地干部领导群众结合检查民族政策，召开了的协商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选举王沙高和王其荣任“活路头”，加强了民族内部的团结。斩刁村金望龙说：“这下子我们可不会再起纠纷了。要在旧社会，不知要打多少官司呢！”炉山县凯里龙头河村，解放后各族农民在共同组织互助组，相互帮助发展生产中，不仅增强了少数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也进一步增强了与汉族人民的友谊，认识了汉族在建设祖国的大家庭中的先进作用与领导作用。苗族潘志英说：“我们用的工业品，那一样不是汉族工人老大哥给制造的？如果没有汉族的帮助，我们苗家那会有今天的幸福！”因而对于居住村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多仿照汉族对他们的榜样，采取积极帮助和主动照顾的态度。最近该村成立了一个包括三个民族成分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庆祝合作社成立时，一个少数民族农民说：“我们各民族一定要团结一心，走社会主义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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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游桃花坪
丁玲
天曚曚亮的时候，隔着玻璃窗户望不见一点红霞，天色灰暗，只有随风乱摆的柳丝，我的心就沉重起来了。南方的天气，老是没一个准，一会下雨，一会天晴，要是又下起雨来，我们去桃花坪的计划可就吹了。纵使去成了，也会减低很多兴趣的。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少年时代等着上那儿去玩的兴头、热忱和耽心，非常浓厚的笼罩着我。
我们赶快起身，忙着张罗吃早饭。机关里很多见着我们的人，也表示耽心的说道：“今天的天气很难说咧。”好像他们都知道了我们要出门似的。真奇怪，谁问你们天气来着，反正，下雨我们也得去。不过，我们心里也的确同天色一样，有些灰，而且阴晴不定着咧。
本来昨天约好了杨新泉，要他早晨七点钟来我们这里一道吃早饭，可是快八点了，我们老早把饭吃好了，还不见他来。他一定不来了，他一定以为天气不好，我们不会去，他就不来了，他一定已经各自走了，连通知我们一声也不通知，就回家去了。这些人真是！我一个人暗自在心里嘀咕，焦急的在大院子里的柳树林下徘徊。布谷鸟在远处使人不耐的叫唤着。
忽然从那边树林下转出来两个人，谁呢，那走在后边的矮小个儿，不正是那个桃花坪的乡支部书记杨新泉么？这个人个子虽小走路却麻利，他几下就走到我面前，好像懂得我的心事一样，不等我问就说起来了。“丁同志，你没有等急吧。我交代了一点事才来，路不远，来得及。”他说完后不觉的也去看了看天，便又补充道：“今天不会下雨，说不定还会晴。”他说后便很自然的笑了。
不知怎么搞的，我一下就相信了他，把原来的耽心都赶走了，我的心陡然明亮，觉得今天是个好天气。正像昨天一样：昨天下午我本来很疲乏了，什么也不想干，但杨新泉一走进来，几句话就把我的很索然的情绪变得很有兴致；我立刻答应他的邀请，他要请我吃粑粑，这还是三十年前我在家读书的时候吃过的，后来在外边也吃过很多样子的年糕，但总觉得不如小时吃的粑粑好。杨新泉他要请我吃粑粑，吃我从前吃过的粑粑，那是我多么向往着和等待着的啊！
我们一群人坐汽车到七里桥。七里桥这地方，我小时候去过，是悄悄地和几个同学去看插秧的，听说插秧时农民都要唱秧歌，我们赶去看了，走得很累，满身大汗，采了许多野花，却没有听到唱歌。我记得离城不近，足足有七八里，可是昨天杨新泉却告诉我一出城就到。我当时想，也许他是对的，这多年来变化太大了，连我们小时住的那条街都没有了，七里桥就在城边是很可能的。可是我们还是走了好一会，才走到堤上，这堤当然是新的，是我没见过的，但这里离城还是有七八里路。我没有再问杨新泉。他呢，一到堤上就同很多人打招呼，他仿佛成了主人似的抢着张罗雇船去了。
我们坐上一个小蓬蓬船。年老的船老板扬着头望着远处划开了桨，我们一下就到了河中心，风吹着水，起着一层层鱼鳞一样的皱纹，桨又划开了它。船在身子底下微微幌动，有一种生疏的却又亲切的感觉。
我想着我小时候有一次也正是坐了一个这样的小蓬蓬船下乡去躲“反”，和亲戚家的姑娘们一道，好像也正是春天。我们不懂得大人们正在如何为时局发愁，我们一到船上就都高兴了起来，望着天，望着水，望着岸边上的小茅屋，望着青青的草滩，我们说不完的话，并且唱了起来。可是带着我们去的一个老太太可把我们骂够了，她不准我们站在船头上，不准我们说话，不准唱歌，要我们挤挤的坐在舱里。她说城里边有兵，乡下有哥弟会，说我们姑娘们简直不知道死活呢……。可是现在呢，我站在船头上，靠着蓬边，我极目望着水天交界的远处，风在我耳边吹过，我就像驾着云在水上飘浮。我隔着船篷再去望船老板，想找一点旧日的印象，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好像对划船很有兴致，也好像是来游玩一样，也好像是第一次坐船一样，充满着一种自得其乐的神气。
船转过了一个桥，人们正在眺望四周，小河却忽然不见了，一个大大的湖在我们面前，一会儿我们就置身在湖中了，两岸很宽，前面望不到边，这意外的情景使我们都惊喜了起来，想不到我们今天来这里游湖，可是也使我们耽忧今天的路程，那里会是杨新泉所说的只一二十里路呢。于是有人就问：“杨新泉，到你们家究竟有多远？”
“不远。过湖就到。”
“这湖有多少里？船老板？”
“这湖么，有四十里吧。”
“没有，没有，”杨新泉赶忙辩说着，“我们坐船哪一回也不过走两个多钟头。”
“两个多钟头？你划吧，太阳当顶还到不了呢。”
杨新泉不理他，转过脸来笑嘻嘻的说道：“丁同志，我包了，不会晚的，你看，太阳出来了，我说今天会晴的。”
我心里明白了，一定是他说了一点小谎，可是他是诚恳的。这时还有人逼着问，到底桃花坪有多远。杨新泉最后只好说，不足四十里，只有三十七里，当他说有三十七里的时候，也并不解释，好像第一次说到这路程似的。只悄悄地望了一望我。
他是一个很年青的人，二十三岁，身体并不显得结实，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折磨的。他的右手因小时放牛，挨了东家的打，到现在还有些毛病，可是他很精干，充满了自信和愉快。你可以从他现在的精明处想像到他的多变的、挫折的幼年生活，但一点也找不到过去的悲苦。他当小乞丐，八岁就放牛，挨打，从这个老板家里转到那个老板家里，当小长工，他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他却没有过家，他们不是当长工，就是当乞丐。昨天他是多么的率直的告诉我道：“如今我真翻身翻透了，我什么都有啦，我翻身得真快啊！我的生活在村子里算不得头等，可是中间格格，你看，我年前做粑粑都做了不少米啦。”
我告诉同去的几个人，他是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的。大家都对他鼓掌，便问他去北京的情形。他就详细的讲述他参观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国营农场的感想。我问船老板知道这些事情不，他答道：“怎么会不知道？见毛主席那不是件容易事。杨新泉那时是民兵中队长，我们这一个专区，十来个县只选一个人去，去北京参加十月一号的检阅。毛主席还站在天安门上向他们喊民兵同志万岁。几十万人游行，好不热闹……”大家都听笑了，又问他，“你看见了么？”他也笑着答：“那还想不出来？我没有亲眼得见，我是亲耳听得的，杨新泉在我们乡做过报告，我们是一个乡的啦！”
当杨新泉同别人说到热闹的时候，船老板又轻轻的对我说：他看着他长大的，小的时候光着屁股，拖着鼻涕，常常跟着他妈讨饭，替人家放牛，很能做事，也听话，受苦孩子嘛，不过看不出有什么出息。一解放，这孩子就参加了工作，当民兵，当农会主席，又去这里又去那里，一会儿代表，一会儿模范，真有点搞不清他了，嘿，变得可快，现在是能说能做；大家都听他，威信还不小呢。
我看杨新泉时，他正在讲他怎样的参加减租退押工作，怎样搞土地改革。他的态度没有夸耀的地方，自自然然，平平常常。可是气势很壮，意思很明确、简切。
太阳已经很高了，我们都觉得很热，可是这个柳叶湖却越走越长。杨新泉这时什么也不说，他跨到船头，脱去上身的小棉袄，就帮助划起桨来。他划得很好，我们立刻赶过了几只船，那些船上的人也认得他们，和他们打招呼，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们。
还不到十二点，船就进了一个小叉港，停泊在一个坡坡边。这里倒垂着一排杨柳，柳丝上挂着绿叶，轻轻的拂在水面。我们急急的走到岸上，一眼望去，全是平坦坦的一望无际的水田，田里都灌满了水，映出在天空浮动的白云。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地，浓浓的厚厚的铺着一层黄花，风吹过来一阵阵的甜香。另一些地里的紫云英也开了，淡紫色的，比油菜花显得柔和的地毡似的铺着，稍远处蜿蜒着一抹小山，在蓝天上温柔的、秀丽的画着一些可爱的线条。那上边密密的长满树林，显得翠生生的。千百条网似的田堰塍平铺了开去。在我们广阔的胸怀里，深深地呼吸到滋润了这黑泥土的大气，深深的感到这桃花坪的丰富的收成，和和平的我们的人的生活。我们都呆了，我们又清醒过来，我们不约而同的都问起来了：
“你的家在那里？”
“桃花坪，怎么没有看见桃花呀？”
“你们这里的田真好啊！”
杨新泉走在头里，指着远远地一面红旗飘扬的地方说道：“那就是我的家。我住的是杨家祠堂的横屋，祠堂里办了小学。那红旗就是学校的。”
我们跟在他后边，在一些弯弯曲曲的窄得很不好走的堰塍上走着，泥田里有些人在挖荸荠，我们又贪看周围的景致，又耽心脚底下。温柔的风，暖融融的太阳，使我们忘却了时间和途程。杨新泉又在那里说起了他的互助组。他说：
“咱们去年全组的稻谷平均每亩都收到七百斤。我们是采用了盐水选种。今年我们打算种两季稻，每亩地怎么样也能收一千斤。那样，我们整个国家要多收多少呀，那数目字可没法算，那就真是为国家增产粮食啊！这对于农民自己也好呀！”
他又答复别人的问话：“要搞合作社呢，区上答应了我们，这次县上召集我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事。我今年一定要搞起来，我要不带头那还像话，别人就要说话啦，说我不要紧，是说共产党员呀！”
有人又问他的田亩，又算他的收成，又问他卖了多少粮给合作社。他也是不假思索的答道：
“我去年收了不少。我们全家八口人有十七亩来田，没有旱地，我们收了八千来斤谷子，还有一点别的杂粮。我还了一些账，把余粮卖给了合作社一千五百斤。”他说到这里又露出一丝笑容。他不大有发出声音的笑，却常常微微挂着一丝笑。我总觉得这年青人有那么一股子潜藏的劲，坦率而不浮夸。
走到离祠堂很近时，歌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我们看见一个长得很开朗的，穿着花洋布衫的年轻的妇女匆匆忙忙从祠堂里走出来，望了我们几眼赶快就跑进侧面的屋子去了。杨新泉也把我们朝侧屋里让，门口两个小女孩迎面跑出来，大的嚷着：“大哥哥！大哥哥！你替我买的笔呢？”小的带点难为情的样子自言自语的念道：“扇子糖，扇子糖。”
这屋子虽是横屋，天井显得窄一点，可是房子还不错。我们一进去就到了他们的中间堂屋，在原来“天地国亲师”的纸条子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纸条子的旧印子还看得见。屋中间一张矮四方桌子，周围有几把小柳木椅子，杨新泉一个劲儿让大家坐。我们这群同去的人都不会客气，东张西望的，有人走进右手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了，在那里就嚷道：“杨新泉，这是你的新房吧。大家来看，这屋子好漂亮啊！”
我跟着也走了进去，第一眼我看见了一个挂衣架，我把衣朝上边一挂，脑子里搜索着我的印象；这样的西式衣架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在农村里看见。我也笑起来了，“哈哈，这是土改分的吧，你们这里的地主很洋气呢。”于是我又看见了一张红漆床，这红漆床我可有很多年没有看见了，我走上这床的踏板，坐在那床沿上。杨新泉的床上挂了一幅八成新的帐子，崭崭新的被单，一床湘西印花布的被面。两个枕头档头绣得有些粗糙的花，还有一幅帐檐，上面也有同样的绣花。这床虽说有些旧了，可是大部分的红漆还很鲜明，描金也没有脱落，雕花板也很细致，这不是一张最讲究的湖南的八步大床，可也决不是一个普通人家能有的东西。这样的床同我很熟悉，小时候我住在我舅舅家，姨妈家，叔叔、伯伯家都是睡在这样的床上的。我熟悉这些床的主人们，我更熟悉那些拿着抹布擦这个床的丫头们，她们常常用一块打湿了的细长的布条在这些床的雕花板的眼里拉过去拉过来，她们不喜欢这些漂亮的床。我在那些家庭里的身份应该是客人，却常常被丫头们把我当着知心朋友。我现在回来了，回到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谁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杨新泉。他欢迎我，他怕我不来他家里把四十里湖说成二十里，他要煮粑粑给我吃，烧冬苋菜给我吃，炒腌菜给我吃。我也同样只愿意到他们家里来，我要看他过的日子，我要了解他的思想，我要帮助他，好像我们有过很长的很亲密的交情一样。我现在坐在他的床上，红漆床上，我是多么的激动。这床早就该是你们的。你的父亲做了一辈子长工，养不活全家，教你们母子挨打受骂，常常乞讨，现在把这些床从那些人手里拿回来，给我们自己人睡，这是多么应该的。我又回想到我在华北的时候，我走到一间小屋子去，那个土炕上蹲着一个老大娘正哭呢，她一看见我就更忍不住抱着我大哭，我安慰她，她抖着她身旁的一床烂被，哼着说：“你看我怎么能补呀，我找不到落针的地方……”她现在一定也很好了，可是多么长时间的酸苦呀！……
我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流眼泪的，我站了起来向杨新泉道：“你的妈呢，你的爹呢，他们两位老人家在那里，你领我们去看他。”
我们在厨房里看见了两个女人。一个就是刚才在门外看见的那个年青穿花衣裳的，是杨新泉去年秋天刚结婚的妻子。一个就是杨新泉他妈。他妻子腼腼腆腆的望着我们憨笑，灶火把她的脸照得更红，她的挑花围兜的口袋里插着国语课本。我们明了她为什么刚刚从小学校跑出来的原因了。她说她识字不多，但课本是第四册。她不是小学校学生，她是去旁听的。
我用尊敬的眼光去打量杨新泉的妈，我想着她一生的艰苦的日子，她的粗糙的皮肤和枯干的手写上了她几十年的风霜，她的眼光虽说还显得很尖利，她的腰板虽说还显得很硬朗，不像风烛残年，是一个劳动妇女的形象，但总是一个老妇人了，我正想同她温存几句，表示我对她的同情。可是她却用审查的眼光看了一看我，先问起我的年龄；当她知道了我同她差不多大小，她忽然笑了，向她媳妇说道：“你看，她显得比我大多了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她马上又反过脸来笑着安慰我：“你们比我们操心，工作把你们累的，唉，全是为了我们啊！现在你来看我们来了，放心吧，我们过得好咧。”是的，她的话是对的。她很年青，她的精神是年青的，她一点也不需要同情，她还在安排着力量建设她的更美满的生活，她有那样小的孩子，门口那两个孩子都是她的小女儿。几十年的挣扎没有消磨掉她的生命力。新的生活，和生活的远景给了她很大幸福和希望。她的丈夫也很强壮，今天又去十里以外的地方打柴去了；儿子是这样的能干，在地方上出头露面，给大家办事；她又有了媳妇，她现在才有家，她要从头好好管理它，教育子女。她看不见，也没有理会她脸上的皱纹，和黄的稀疏的头发。我一点也没有因为她的话有什么难受，我看见了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灵魂。我喜欢这样的人，我赞美她的精力，我说她是一个年青的妇女，我鼓励她读书，要她管些村子上的事。
我们又到外边去玩，又去参观学校，这个小学校有五个教室，十来个班次，有五个教员，二百多学生。这个乡也同湖南其他的乡一样，一共有三个小学校。看来学龄儿童失学的情形是极少有的了。我们去时，孩子们刚下课，看见这一群陌生人，便一堆堆的跟在后面，一串串的围上来，带着惊喜和诧异的眼光，摸着我的同伴的照相机纷纷问道：
“你们是来跟我们打针的？”“不是打针的？那你们是来帮助生产的？”
“我知道，你们是来检查工作的！”
杨新泉那个小妹妹也挤在我们一起来玩了，她扎了一根小歪辫子，向我们唱儿歌，那些多么熟悉的儿歌呵！这些歌我也唱过的，多少年了，现在我又听到。我忽然在她的身上看见了我自己，看见了我的童稚的时代，我也留过这样的头，扎个歪辫子，我也用过这样的声调讲话和唱儿歌，我好像我也曾这样憨气，和逗人喜欢。可是我在她身上却看见了新的命运，她不会像我小时的那样生活，她不会走我走过的路，她会很幸福的走着她这一代的平坦的有造就的大路，我看见她的金黄色的未来！我紧紧地抱着她，亲她，我要她叫我妈妈，我们亲密的照了一个像。
我的同伴们又把杨新泉的一些奖状从抽屉里翻出来了。原来他曾参加过荆江分洪的工程，他在那里当中队指导员，当过两次劳动模范。工作开始的时候，他的劳动力是编在乙等的，我们从他的个子看也觉得只能是乙等。可是他在乙等却做甲等的工作。他的队在他的领导下也总是最先完成任务。他讲他的领导经验时也很简单：“吃苦在前，不发脾气，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他最后又加添说：“我相信共产党，我的一切是中国人民翻了身才有的，我要替人民做事。我要把一切事情都做得最好。”从荆江回来他就参加了党。
我们也读到报纸读者和湖南青年报写给他的信，问他卖余粮的数目，问他如何参加总路线的学习和怎样宣传的。人民不只鼓励着他，而且监督着他：“杨新泉！你的生活过好了，你当了干部，可是你怎样走下去，你走那条路呢？”
杨新泉说：“那不行呢，我们去年冬天学习了总路线，到县上开了十天会，从会议上才懂得，发财的思想还是很普遍呢。要是没有党的思想教育，要是我们又走错了路，我们闹了几十年运动，改革别人，结果自己又去剥削别人，你看多蠢，多冤枉！我有时想，毛主席怎么那末神明，别人都说毛主席像太阳，太阳只能照得见看得见的东西，毛主席却看见旁人看不见的东西，他把全世界的人和事情都看透了，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导着我们。我不能那样想，我不能走错路呢。我今年一定要好好搞合作社，区上会帮助我的。要不然我对不起‘他’，谁都知道我是见过‘他’的。”他又那样微微挂着
一丝笑。
我们又看了他学习总路线的笔记。我们很奇怪他记得那末好，他写字虽说不很熟练，却很整齐。他过去只读过一年书，这完全是解放后工作中学习得来的。他那样一个小小个子，怎么能有这样大的精力，仅仅只在四年多中间，做了那么多的事，学了那么多的东西，把一个简单的没有文化受压迫的青年农民，一下变成这样一个充满了活力，懂得很多事，也能担待各种事的党员和农村干部了。我从他一个人的身上看到整个国家的改变，真是多么的惊人呵！
我们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饭，没有鸡，（他们要杀的，我们怎样也不准他杀。）没有肉，（这里买不到）只有一条腊鱼；可是那腌菜，那豆腐乳，那青菜是多么的带着家乡风味；特别是粑粑，我还是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饭后我们又和他谈了一些关于合作社的问题。已经四点钟了，他还要去乡政府开会，我们计算路程，也该回去了。他怎么样也要送我们到河边。我们便又一道走了回来。这时太阳照到那边山上，显得清楚多了，也觉得更近了一些，我们看见一团团的，云彩一样的白色的东西浮在山上。那是什么呢？杨新泉说：“那里末，那是李花呀！你们再仔细看看，那白色的里面就夹着红色的云，那就是桃花呀！以前我们这里真多，真不枉叫桃花坪。不过我们这里桃花好看，桃子不好，尽是小毛桃，就都砍了，改种了田，只有那山上和靠山边的地方就还留得不少。现在你们看见了桃花了吧。”
小船还系在柳丝下，船老板一个人坐在船艄上抽旱烟。
我们只在这里呆了几个钟头，却有无限的留恋，我们除了勉励这青年人还有什么话说呢？杨新泉也殷殷的叮嘱我们，希望我们再来。他说：“丁同志！别人已经告诉我你是谁了，你好容易才回到几十年也没有回来过的家乡，我从心里欢迎你来我家里，看看我们的生活，我怕你不来，就隐瞒了路程，欺骗了你。我还希望你不走呢，你就住在我们这里吧，帮助我们桃花坪建设社会主义吧。”
我们终于走了。这青年人在坡上立了一会，一转身很快就不见了。他是很忙的，需要他做的事可多呢。他能做的。他是新的人！我虽说走了，不能留在桃花坪，可是我会帮助他的，我一定会帮助他的。
太阳在向西方落去，我也落在沉思中，傍晚的湖面显得更宽阔。慢慢月亮出来了，多么宁静的湖呵！四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渔船上挂着一盏小小的红灯，船老板一个劲的划着。我轻轻的问他：“你急什么呢？”我是很舍不得这湖呵很舍不得这一天要过去，很希望他能帮助我多留一会儿，留住这多么醉人的时间！
船老板也轻轻的答应我：“我还要赶到城里去看戏呢，昨天我没有买到票，今天已经有人替我买了，是好戏，秦香莲呢。我们很难得看戏，错过了很可惜。我们还是赶路吧，我看你们也都很累了。”
这样，我们就都帮助他荡桨，我们很快就到了堤边。我们并不累，我们很兴奋，我们明天有很多别的事，新的印象又要压过来，但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这里不只是有了湖南秀丽的山水，不只是有了明媚的春光，不只是因为看见了明朗热情的人，而且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呵！一切都使我充满了欣喜，充满了希望，使我不得不引起许多感情。世界就是这样变了，变得这样的好！虽说我们还能找出一些旧的踪影来，可是那是多么的无力；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之中，就在这样的新的人物之中，获得了多少的愉快，和增加了多少力量啊！我怎么能不把这一次的游玩记下来呢，那怕它只能记下我的感情的很少一部分。桃花坪，桃花坪呀，我是带着无比的怀恋和感谢的激情来写到你，并且拿写你来安慰我现在的不能平静的心情。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
第3版()
专栏：
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
——祝“科学教育影片展览”开幕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 茅以升
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联合举办的“科学教育影片展览”，已在首都开幕，并将在全国各大城市陆续举行。我国自己摄制的十三部科学教育影片，将在展览期间放映。这是我国教育历史上，同时也是电影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在我们国家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就能利用电影这样有力的宣传工具，向广大群众进行有关科学和技术的普及教育，提高群众的科学和技术水平，使科学更好地为建设服务，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在这次展览的影片中，有解释自然现象的，如
“日食与月食”；有介绍工农业生产先进经验的，如“郝建秀工作法”“怎样丰产棉花”等；有介绍体育卫生知识的，如“无痛分娩”等。通过这些影片，群众将扩大在科学技术上的眼界，学习到一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增长不少科学知识。
我们劳动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受压迫和受剥削的结果，一般的科学技术水平是不高的，目前我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使群众对于学习科学技术的要求异常迫切。但经常化、系统化的各项正规科学教育，目前尚不能很迅速广泛地展开，因而就需要多种多样的形式，将科学技术普及到群众当中去。在现有的一切宣传形式中，电影是最群众化的、最有力的工具。它可以把切合实际需要、适合一般群众水平的科学内容，通俗易懂地用活的形象显现在银幕上，并能在较短时间内，以最经济的方法，对较多的群众进行教育。这种“形象化的通俗演讲”的形式，是很为列宁重视的。这种影片在苏联已有极高的成就。在我国，则仅仅是开始。这次展览的科学教育影片，在教育意义上，已能初步达到普及科学知识的要求，我们希望得到群众的批评，逐步加以改善。
在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科学和技术的普及教育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要建立新的工业基地，要改革旧有的技术装备，创造适合我们工业发展需要的新的技术装备。我们要改造农业，就需要有先进的耕作方法。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高度的科学和技术水平。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加速完成。我们不但要求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都要提高水平，而且要使广大群众的技术水平都能不断地提高。高度的技术是以普及的科学为基础的，因而科学和技术的普及教育成为培养群众的高度技术不可缺少的手段。在群众已经建立了初步技术基础的时候，提高的要求就更为迫切。在经常的全国性的爱国主义劳动生产竞赛中，不断地涌现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的创造发明更是日新月异，这一切都说明在我们生产建设中，加强劳动强度的初级竞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到劳动与技术相结合的高级竞赛，因而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是很高的。
我们科学工作者对于群众迫切要求学习科学的热情，是愿意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电影这种工具，把一般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的成果送到群众中去。我们要和电影工作者密切合作，出产更多更好的科学教育片，并通过各种普及活动，使新中国的科学工作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把科学理论和群众经验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和生产工作结合起来。
科学教育影片是群众智慧和科学理论相结合的纪录。群众在学习了这些教育片以后，必然会得到新的启示，不但能推广已有的先进经验，而且由于从影片得到启发，又能创造新的经验，将技术提高一步。科学工作者也可从影片里看到科学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发展，从而在理论上有所提高。通过这样相互的启发作用，科学教育影片就逐渐成为建立高度技术基础的有力助手。科学教育影片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里，是有其极广阔的发展前途的。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科学工作者要更好地运用科学教育影片，来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发扬群众智慧，为早日完成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第3版()
专栏：
“科学教育电影展览”在北京开幕
一种新的电影片，既有趣味又能具体地给人以科学技术知识的科学教育影片，通过了“科学教育影片展览”第一次和首都广大的观众见面。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特于十五日晚在首都电影院举行展览开幕式，招待中央和北京各机关各团体的负责人和首都的科学界、教育界和文艺界人士。
在开幕式上，一千二百多观众，以很大的兴趣观看了“水土保持”、“李锡奎调车法”、“根治水稻害虫——三化螟”、“动物园”等四部科学教育影片。这些影片以艺术的形象，把和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了观众。其中有三部是关于工农业生产的，“水土保持”描写了水土流失是我国大西北黄土地区历年来的重大灾害；也描写了解放以后由于科学家的努力和人民群众的智慧的创造，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巧妙地保持水土，变荒地为绿洲的办法。“李锡奎调车法”使观众惊叹地看到新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工作的卓越的创造。“根治水稻害虫——三化螟”把南方各地农民防治螟虫的办法科学地集中起来了，农民如果根据这些办法，就很容易把螟虫消灭，也就会给国家增加巨大的财富。
科学教育影片在我国的拍摄还只有一两年的历史，但从这几部影片里就可以看到它对于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十五日晚的展览开幕式上，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茅以升，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王阑西都讲了话，热烈地祝贺我国的电影工作者、科学工作者两年来在合作摄制科学教育影片上的成就，并鼓励他们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人民的文化生活制作出更多更好的科学教育影片。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