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
苏联院士 格·亚历山大罗夫
在社会史中，正像在科学史中一样，有一个重要的规律。每一种政治生活的新制度和科学地说明宇宙的科学新体系，只要它是真正先进的，就不仅会成功地解决新发生的问题，而且也能解决社会或科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上所提出的问题。我们的政治和科学界的前辈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常常由我们这一代人成功地解决了。当然，我们这一代人也不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未来的发展又会补充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业，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扩大人们的视野并最后地解决他们的前辈所面临过而未解决的问题。每种真正进步的观点和制度的体系，正是有着这种特点：它能解决和更完善更确切地说明政治生活或科学中前此所未能解决的问题。托勒密无法解决的问题由哥白尼和伽利略阐明了，他们未能做到的又由创立了宇宙发展新理论的十九世纪的学者们完成了，十九世纪科学家们所未能做到的，则由现代科学来完成。
我们在政治发展史中也看到了同样的过程。
例如在英国或法国确立过的那种现代的民主形式，无疑地在当时是人民的一项重大的成果，是他们的进步的成就。在多少世纪广大人民群众完全不能过问政治生活之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出现，在政治生活发展史上确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过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这种意义。例如，列宁曾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普选权比起农奴制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它们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达到像现在这样的联合和团结。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进步人类所渴望解决的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某些最重大的、有着真正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问题，却仍是悬而未决。
这些最重大的问题首先就是：使劳动者摆脱一切剥削和压迫的问题，使全体人民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的政治、精神和思想的一致问题，在全体人民中广泛传播文化、科学和文明的问题。
欧洲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生活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较高级的形式时，就有较广泛的群众参加政治生活。毫无疑问，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人民的政治权利比革命前扩大了。但是人民所渴望所力争的东西和他们所得到的却大大不同。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从它们的本质和它们的历史使命来说，是不能吸引人民积极地主动地参加社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从来不曾、而且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现代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企图使社会的全体公民在精神上或政治上达到某种一致，是更加困难的。原因很明显：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那里既有掌握着大部分国民财富的剥削阶级和各种社会集团，也有只有一双劳动的手、知识或微薄的财产的阶级和集团。譬如在美国，大家知道，那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国民财富是属于约占全体居民百分之二——三的巨大的金融寡头的。美国有五千万个家庭，其中绝大部分都在挨饿和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显然，金融巨子们和劳动人民决不会抱着同样的政治任务的。更不必说，导源于生活本身并在政治领域中显现出来的人们利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了，这种矛盾在所有这些阶级和社会集团的道德和思想领域中也同样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没有解决，而且也不可能解决提高整个社会群众文化，把科学和文明的高深原理介绍给全体人民的重大问题。不容置疑，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资产阶级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发展，曾是传播文化、学识和教育原理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但是这种文化和文明原理的传播仅仅达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为管理经济和生产商品所必要的水平。
资产阶级民主制从未采取任何办法使人们在数千年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不致被垄断，不致用来反对人民的利益。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国家正是利用科学和技术来反对人民：用来实行军备竞赛，推行侵略政策，压迫其它国家人民，实行原子恫吓和实力政策。
然而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民主制所无力解决的问题，却为苏维埃民主制成功地解决了。这证明了苏维埃民主制是一种全新的、比资产阶级议会制更高级的、更为发展和完善的政治生活形式。
社会主义社会依据人民利益有效地解决了使全体劳动人民、社会的全体公民真正参加自觉的和积极的建设社会生活的问题，解决了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问题。
几乎是自从发生了财产不平等的时候起，世界上便出现了论述人们在社会中有着各种不同使命的反动观点。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可能是最坦率、最武断地说出了这种观念。他使他的门徒相信：仿佛对奴隶来讲，做奴隶是最适宜的，而对奴隶主来讲，则做奴隶主是最适宜不过的。从那时起，几乎每一代都有宣扬人们的社会不平等的新的代言人。目前，在国外，在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中间流行着一种公论：来自人民的人不能管理国家。这里顺便谈一下，苏维埃民主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推翻并粉碎了这些观点。在苏联，来自人民的人，工人、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创造着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也正是他们在领导着这项工作并管理着国家。由此可见，苏维埃制度对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对于人民来说，是最民主的制度。
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的大多数成年人，即人民，对国家的管理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从来不能起多少重要的作用，当然更不能起决定性的、基本的作用。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只有居于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才能起这种作用。
现代政治发展中的伟大变革，国家建设中的卓越的新的经验就是，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在全部政治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这样的社会，苏维埃社会。正如列宁明确指出的，在这个社会中全体公民都被吸引来，经常地、不可缺少地，而且是决定性地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
其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治基础是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生产工具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因此，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发展自然而然完全符合于人民的利益。只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了：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二年，苏联政府降低了物价：面包降低百分之六十一，肉类——百分之五十八，牛油——百分之六十三，糖——百分之五十一。在这同一时期，这类物价的上涨情况在美国是：百分之二十八，百分之二十六，百分之四和百分之六；在英国是：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和百分之一百三十三；在法国是：百分之一百零八，百分之八十八，百分之九十二和百分之二百七十六。只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苏维埃民主制的决定意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基本法则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的作用，在这里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最近时期，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为进一步提高农业和扩大工业品和食品的生产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苏维埃民主的伟大。
苏维埃民主制也解决了民族间关系的问题。它在实际上，在立法上消灭了民族间的不平等，以立法手续确认国内所有各民族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
苏维埃民主的伟大在于，它动员了大量的物质的与文化的资源和力量来迅速地、全面地提高各落后民族和人民，使它们能同比较先进的民族和人民站在一个行列中，运用自己的权利来建设新生活。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受到更大的锻炼而且更加巩固了。同时，苏维埃民主制也在这个历史性的考验中汲取了新的力量。
苏维埃国家对于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人类最伟大的社会成果之一，就其历史意义说，是解决使大民族和小民族的文化和国家迅速发展的仅有范例。
具有真正进步性质的苏维埃民主制的伟大成果之一是，这个制度辉煌地解决了建立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
苏维埃社会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是由于有工农联盟，这个联盟是被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同苏维埃知识分子的联合力量所支持的，它是这个社会的骨干。在苏维埃社会中经济、政治或文化利益不相抵触，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没有不同的社会任务。恰恰相反，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密切合作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里无需详述苏维埃社会能够达到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致以前，苏维埃国家所经历过的历史道路。
这里只提一下，这种一致并不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马上就以现成的形式出现的。为了消灭阶级，首先是消灭压迫人民的阶级，为了铲除产生剥削阶级和使攫夺他人劳动成为可能的各种条件，就需要全体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巨大的斗争和创造性的工作；需要克服苏联经济的多种结构，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联合并建设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的创造过程。只有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的轮廓已明显地出现，只有根据我国两亿人口的实践、生活和习惯已经可以谈到社会主义的时候，那时才产生了苏维埃社会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致。苏维埃社会政治和精神的一致的建立，是社会主义民主最伟大的成果。
由于人剥削人的基础、现象和后果的消灭而产生的深厚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新社会的人对自己制度的忠诚，使得这种一致更加巩固了。苏维埃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便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当时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并正在逐渐向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过渡。就是在当时全体苏联人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精神上已达到了一致。就是在当时，苏维埃人的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强烈，更加广泛地展开了，苏联各族人民的深厚的和最真挚的兄弟友谊更有力地表现了出来。新社会制度下的人所特有的这种高贵的品质，是由生活中产生的并在新制度中得到了发展，这种品质已普遍地传播开来，并变成了苏维埃社会、苏维埃民主和苏维埃人的最深刻的极重要的特征。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无条件地、自觉地、真诚地服从全体人民、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达到既定目标所持的伟大的坚忍不拔精神；在与困难作斗争时能捍卫自己的高尚理想并善于正确地理解和克服困难——所有这些都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所依靠的新的道德基础。这就是千百万苏联公民所特有的、足以说明苏维埃社会道德面貌的苏联人的品质。
苏维埃民主正在继续进一步巩固苏维埃社会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致，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时代政治和思想的一致。苏联以它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一切本质差别都将消失，社会上的全体公民都将成为有高深修养的、既掌握现代自然科学又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法则的科学的、具有高度文化的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要在人民中广泛传播现代知识和现代文化，以便最后把全体苏联人民提高到最先进者的水平。
苏维埃民主的伟大优越性在于它是以争取各族人民的和平与友谊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基础之一。苏维埃民主是真正人民的民主，而人民在渴望和平、争取和平，为和平而斗争。苏维埃民主也就是各族人民的和平。
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党、政府和国家，有哪一种政治生活和民主制度，能向人类提出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呢？在人类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政府和国家以及这样的民主形式。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民主、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就是第一次出现的这样的党、政府、国家和民主形式。今天我们不妨重述列宁的名言：“无产阶级的民主制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都要更民主一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要更民主几百万倍。”（“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四四三页）
毫无疑问，苏维埃民主制是国家生活中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能够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所有在其他国家组织中和各种资产阶级民主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苏维埃民主制的历史意义和伟大力量就在于此。未来必然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制，而且也只能属于它。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伟大的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辉煌地证明了这点。苏维埃民主是这些国家劳动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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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三千二百多万人口地区完成普选
湖南省的基层选举已告结束。据湖南省选举委员会到四月七日止的统计，全省八十六个县、九个市中，除通道、怀化、城步三个县的一部分乡、镇没有完成以外，全省已在一万五千五百多个基层单位约三千二百多万人口地区结束了基层选举，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
湖南全省广大选民以极高的热情参加选举活动。参加投票的选民在百分之九十左右。农村中的许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互助组长、著名农业劳动模范们，受到了选民的爱戴和信任。在当选为乡或县的人民代表中，有全省著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女社长康菊英，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李寿光，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爱国丰产奖章的获得者、女青年团员漆敬秀等，还有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过去四年来带领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很多原有农村基层干部，也都当选为人民代表。毛主席故乡——湘潭县韶山乡的人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故乡——湘潭县乌石乡的人民，有着光荣斗争历史的平江、浏阳、大庸、永顺等二十四县的一千二百多乡、镇的革命老根据地人民，更加欢欣鼓舞地参加选举活动。许多优秀的革命老战士得到选民的极大信任。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夫人、老共产党员王淑兰，被选为韶山乡人民代表。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一直在平江县丽水洞坚持斗争的“十八好汉”之一的老红军战士陈驾云，以极高票数当选为平江县芦头乡人民代表，并被选为该乡乡长。
各工矿区的工人们，在普选中选举了工业建设中最优秀的人物为自己的代表。湘潭电机厂劳动模范吴福寿以百分之九十八的选票当选为人民代表。不久前从农村来到新建的湘潭纺织厂的一些年青姑娘们，都兴奋地为自己的幸福生活投了一票。在湘西和湘南的苗、瑶等兄弟民族的选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参加了选举活动。湘西苗族自治区许多选区的苗族选民，在选举的日子里，打着三棒鼓，唱着山歌前去参加选举。有些苗、汉两族聚居的乡，并在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上订出了民族团结公约。洞庭湖和湘江上的船民们，也都庄严地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常德市水上区在进行选举时，各船升起了国旗，放着鞭炮，表示庆贺。
现在，湖南省广大乡村中都已普遍举行了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城市中也举行了第一次区人民代表大会，会上都分别选出了乡、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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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当选乡长后是怎样领导群众生产的
刘显荣说 陈厚裕记
我是山西省左权县十里店乡的乡长。十里店乡是全县的第一批普选乡中的一个。这次选举中，群众把我选做乡长，我深深感到群众给了我最大的荣誉和崇高的责任。群众对我这样信任，我该用什么来回答大家呢？我想，只有领导群众更好地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乡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生产的决议，会后就发动全乡群众投入了生产。
可是，决议的贯彻并不那么顺利。开始时遇到了某些群众的抵触思想。一种人是不愿搞农业生产，光想出去抓现钱花。第二种人是认为季节还早，不能修地。第三种人是怕吃亏。因为修地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事情，需要互助，可是有些人觉得二、三月天短，怕将来还工时自己吃亏。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在党总支的领导下组织宣传员和人民代表向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先在群众中算了一笔账：去窑上驮煤到城里卖，一天挣上五千二百元，除了吃就剩不多了，要用这个功夫修上一亩地，能增产四升粮食，年长日久增产得更多；而更主要的是支援了国家建设。还结合宣传了农民马维俊去年修了地边、调剂了土壤，因而增产一倍多的事实。这样就克服了部分群众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只想出外找零钱花的思想。其次，乡总支书记刘振良领导尹玉富组用七个劳动力在半天时间内修地一亩，组织了全乡互助组长参观，又打破了地冻不能修的借口。村干部冯乃江说：
“人家能修我们怎么就不能修！主要是咱不领导，回去以后一定好好领导，总要赶上他们！”他回去以后立即和分支部书记李凤桐研究并传达了尹玉富组修地的经验，领导三个组在两天内修地六十三亩。我们又组织全乡三十二个代表去参观，这就推动了全乡的生产工作。全乡到三月十六日为止，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二个互助组投入了生产。
生产一开始，问题又来了。因为这时天短，谁也怕吃亏，都不愿去做自己的活。我们就加强了具体领导。全乡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十二个互助组。我们先帮助社里订出计划，开始行动，又帮助三十二个组订出五天计划，并帮助解决了工价问题：因为天短，把劳动计工标准由十分降到九分。在生产中还采用了死分活计的办法。如尹玉富互助组组员马忠做活好，又卖力，就由九分提高到九分五。刘喜珠下地迟，由五分减到三分。这样谁也不吃亏了，都积极生产。孙速成以前隔一天去城赶一回集，现在天天下地。组员们还发起竞赛，全组在六天内修地十亩。
为了把生产更推进一步，我们帮助马民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订出五天修地四十亩的计划，发动农业生产合作社向全乡的互助组提出挑战。三十二个互助组都应了战，并订出了条件。这样群众的生产劲头更大了。马民权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天修地三十八亩。任毛芝组两天修地十六亩，调剂土壤三亩，积肥七百五十担。冯廷贵组有三个妇女参加了刨土垒堰，和全组十一个男劳动力共同修地十亩，参加的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多了。如任毛芝组第一天只有十三个人，第二天就增加到二十二个。全乡有二百九十一个男劳动力和一百一十个女劳动力参加了生产。
自三月一日到三月十八日，十几天来在生产方面取得了以下成绩：积肥三万担，修地三百五十二亩，成立了一个信用合作社，集股五百六十六股（共股金一千七百万元），贷给李海珠等三十户八百七十万元，帮助买牲口八头、农具一百三十四件、猪二十口和其它生产资料。
普选后，我们领导群众做了这些事情，使人民政府威信更加提高了。群众都说：咱们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净给咱们办好事情，今后要好好听人民政府的话，搞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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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工地上的文工团员
——佛子岭水库工地素描之八
张怀江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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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各级监委协同有关机关 普遍检查全省粮食保管工作
河北省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在二月中、下旬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对粮食保管工作进行了五天至十天的普遍检查，对全省粮食保管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河北省监委在购粮工作末期，发现粮食保管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随即报请党、政领导机关批准，会同粮食厅、财政厅等有关部门深入重点进行调查研究；同时通知所属各专区、市、县监委进行普遍检查。检查中发现河北省的粮食保管工作虽然由于党政领导的重视和粮食部门全体同志的努力，尚未发生大的事故，但问题确也不少，如不迅速认真解决，很大一部分粮食就很难渡过雨季。如新粮水分一般在百分之十三到十四（少数有达百分之十八至二十的），粮温三度到五度（有的到八度至十五度）。据定县专区统计，占全区库存百分之七十四的粮食或多或少地超出了安全水平。而且由于气候渐暖，各类粮温正在上升。玉田县儒林仓库所存玉米，前期检查为零度至三度，此次检查已上升到五度。仓库条件一般很差，保管干部又多是新从各部门抽调来的，无技术，缺经验，并且由于缺乏思想领导，有些干部还存有消极情绪，不积极工作。
河北省各级监委对粮食保管工作的检查，一般都是与粮食、财政、合作社、公安、人事、工商等部门合作进行的。他们的做法是边检查、边纠正，注意征询被检查单位的意见，共同研究改进办法。对被检查单位遇到的具体困难，注意帮助解决，或反映给当地领导机关或报请更上一级机关设法解决。这样就使被检查单位感到检查组是来帮助他们改进工作的，因而诚恳地供给各种情况，协助检查组在短时期内顺利完成了检查任务。不少单位在检查过程中，除对某些错误思想随时进行揭发批判，对个别严重失职行为提出严肃的处理意见外，还随时传播先进经验，通报表扬好人好事，树立榜样。有些县监委并协同粮食局召开了全体粮食仓库干部会议，进行了“保管好人民粮食”的政治动员，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无极县粮食局干部李九臣说：“过去我对保管工作是轻视的，这次会议使我认识到保管好人民的粮食是一件光荣的任务。”保管员王志华说：“把检查工作当成经常任务，才能不损坏人民的粮食。”有些专区和县的监委还全面综合了各地、各库情况，了解了存粮数量、粮库分布地区、水分、温度、生虫、霉烂、各种设备与干部条件等情况，分析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报告给党政领导机关参考，引起大家对粮食保管工作的注意，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粮食保管工作，也为进一步监督检查粮食保管工作打下了基础。现在河北省不少专区和县的粮食工作部门经常主动地向监察机关供给粮食保管情况，大大地便利了监委对粮食工作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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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命
——记苗族山区接生站站长王文芝
本报记者 纪希晨
在苗岭山中的凯里悦平乡里，有一件奇闻似的喜事，被苗族人民传颂着：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全乡诞生的八十八个婴儿，全都活着。人们说：从前我们这里是“只见娘怀肚，不见儿走路”，生十个顶多能活五、六个，像现在这样生一个活一个的事，从未有过。生活里的这种变化，全靠着人民政府和我们的接生站站长王文芝啊！
这天，王文芝刚刚回到堂寨村，马上便被一大群头戴簪，身穿白褶裙，背上背着孩子的苗族妇女围住了，她自己还未解下挂在身上的卫生包，就连忙从人们手中接过孩子，亲亲这个，逗逗那个，像和孩子久别重逢的母亲，深情地抚爱着跟前的婴儿。当问到这是不是“她的孩子”时，她沉思地微笑起来：
“这该怎么说呢？说是吧，他们实在不是我的，说不是吧，可我真把他们当作是自己孩子那样爱他们，疼他们，隔几天不见就想他们。你看，刚才那位妇女，不是还在要我做她儿子的干妈吗？他儿子你已经见过了，小鼻子、大眼睛、红通通的圆脸孔，笑起来就像朵春桃花，真逗人喜爱哩！可是想起这孩子出生那阵，现在还叫我心惊肉跳呀！”
那时候，这里刚刚推广新法接生，群众都还不相信。有一天，王文芝从炉山县苗族自治区凯里卫生所往家走，刚上到半山腰，天忽然变了，紧接一阵狂风，雨夹着雪，唰唰下开啦，王文芝弯着腰，顶住风雨，抓住路边树枝，跌跌撞撞往上爬。正走着，猛碰见杨宝元，她见他神色慌慌张张的，便连忙喊住他：“下这么大雨你往哪里去呀？”他笑了笑，可是不说话，当再问时，他吞吞吐吐说：“没……没有啥……我得到……”没说完就朝山下走了。王文芝想：“他家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啦。对了，一个月前，当我动身到凯里受接生训练的时候，他的媳妇不是已经肚子大了吗？现在他准是去请旧产婆去了。”一想到旧产婆，她心上就如同刀剜针扎，不由得浑身哆嗦了一下；她的两个孩子，就是给旧产婆用旧法死扯活拉弄死的啊。为着孩子死了，她不知哭过多少回，流过多少泪，但有什么办法呢，那是旧社会啊！可是现在还能让母亲们继续遭受她已经受过的痛苦吗？不，不能，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帮助解除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的痛苦，开办了接生训练班，教育她学会新法接生，就是要她去为孩子们的生命服务呀！这个孩子，今天叫旧产婆再弄个三长两短，她怎对得起苗家姊妹们？想到这里，她越走越快，三十里山路，天刚黑就到了。
王文芝一回到村里，连忙洗了手，连夜饭也没顾上吃，便走到杨家去和产妇的婆婆说：“杨大妈，我来给你媳妇接生吧！”杨大妈不愿意，她先骗她说她的媳妇是脑壳痛，不是肚痛，接着又说：“我们老辈子就兴这规矩，人还不是活着！什么新法不新法，我才不信哩！”转过身进屋了。她立即跟着杨大妈走了进去。只见产妇靠着凳子，坐在地上的柴灰上，嘴里咬着一绺头发，痛得滚过来、翻过去地叫唤着。她正要弯腰去扶产妇上床时，不防杨大妈一把将她推开：“走开！走开！你用不着管。你有本事，你那两个孩子怎么还不活着？”
“听到这话，我心里十分难过。”王文芝低下头，沉痛地说：“是呀，我孩子现在要是还活着，不也早会满地跑了吗！可是，我仍耐心向她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以我自己孩子死了的痛苦事实，向她说明旧法接生的危险。正说着，院门‘咚隆’一响，一个旧产婆进来了。她不由分说，抓起产妇头发就往上抖擞，又拿脚蹬在产妇肚上，使劲往下压，为了使她呕吐，她还把蘸着桐油的鸭毛探到产妇喉腔里，接着又吩咐叫拿破碗片子……我急忙挡住她：‘你又害人了，这可不行呀！’她狠狠瞪了我两眼，跺着脚，撩着裙子，威胁杨大妈说：‘你家请的是我，还是她？她要在这里，我就不管啦！’
“当我被推到门外的时候，已经半夜了。雨在下着，天很冷，可是我满身都是热汗。离开呢还是不离开呢？我内心斗争着。这时，忽然想起凯里卫生所所长的话了，他说：‘开展妇婴卫生工作，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你们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去保护孩子们。’是呀，既有为群众服务的决心还怕受这点委屈吗？为了孩子，为了母亲，我要坚持工作。正在这时，媳妇的丈夫杨宝元出来了，我问他怎样，他唉声叹气地直摇头。原来产妇因为受了许多磨折，流了许多血，已经昏迷了过去；旧产婆看到情况危险，悄悄告诉他母亲要他出来准备后事了。听到这话，我问他：‘杨宝元，你相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呀？’他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我们苗家分了地，分了牛，过去没有的，现在全有了，不相信党和人民政府，我还相信谁？’我说：‘那你为啥还不相信人民政府提倡的新法接生呀？你过去天天盼娃娃，眼看抱到手啦，你忍心叫别人给害死吗？’我这么一说，他突然拉着我手：
‘你看还有救没救？’我说：‘走，我看看去，’他马上就把我拉进屋去了。
“过去，我们苗家妇女分娩的时候，只能独自一个人在屋，外人连看都不许看一眼，怕有鬼。还说她是个不干净的人，不准用人家的碗筷，也不准旁人在跟前照顾，整天把她关在小房中，让她自己料理产后的事情。
“当我再次进去的时候，很快就救醒了产妇，又告诉家人怎样注意产妇卫生，按所学过的新方法，一直细心地守护着产妇。鸡叫时分，孩子生下来了。可是因为生产时间太长，发生‘假死症’，他家里人以为死了，心里很难过。我立刻将婴儿两脚掂起，头朝下，在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又用生猪油和消毒棉花在胸脯上擦了擦，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这时候，杨大妈又惊又喜，半天说不出话，一边擦着泪，一边拉住我说：‘王文芝，你可别见怪我这老脑筋呀！不是你，我不光抱不上小孙孙，恐怕连媳妇也没有啦！’”
这件事，很快像风一样在山里传开了。后来，当王文芝下乡到周围三四十里的地方宣传新法接生的时候，妇女们再不躲她了，老人们再也不抱怨她在众人跟前讲生孩子的事了，她变成群众最热爱的人啦。无论走到那个村寨，都有一大堆人围住她，不是孕妇叫给作产前检查，就是那个孩子头痛脑热，要她摸一摸。有时，刚把这家孩子接下来，那家便又来叫了。每一回，不管深更半夜，是风是雨，她从没耽误过。在乡人民政府帮助下，她还培养了二十个接生员，成立了接生站，经她们接生二百多个孩子，都很安全，因为这些缘故，群众把她选为贵州省苗族卫生模范。
“我除了接生，还翻山越岭，深入到群众家中，帮助母亲们保护孩子的身体健康，小病我治了，重的就代他们去请医生。有一次，米西下寨杨西堂的孩子得了肺炎，可是他不相信医药，反杀狗、杀鸭，请来‘鬼师’跳鬼，结果把病耽误得更重了。当我翻山去探望的时候，小孩子已经烧得昏昏迷迷，眼珠也瞪起来了，孩子的父母以为孩子没了救，正要把孩子往外丢。我摸摸孩子胸膛，心还在跳，便叫杨西堂赶快请医生，他说：‘神仙还治不好，靠医生更不顶事。’我说：‘就没有吃药治不好的病，卫生所每天治好的病人不知有多少！’可是他还不听，这时，天也快黑了，我想：‘人命要紧，他不去，我去！’马上叫妇女主任吴士女和我作伴，跑三十里路请医生。半路上，天好像故意跟我们作对，下起了瓢泼大雨，山沟里也发下了山水。当我俩跌跌爬爬赶到那里，不巧正遇医生给人看急病，来不了，我们只好带上几包药回来了。孩子一吃，马上见效。孩子妈妈看见病情转好，她眼里还有泪，脸上却笑起来了：‘王文芝，你救了我的孩子。’我说：‘你要感谢毛主席，是他给我们苗家派来医生，送来好药了。’因为孩子还没脱离危险，当天夜里，我又说服孩子父母，和我一同提着马灯，抱着孩子，天亮赶到民族卫生所打了针，不久病就好了。以后，每逢碰到杨西堂，我就和他开玩笑问他：
‘孩子乖不乖？要不要再叫鬼师来？’他就摆着手说：‘哎呀！我早八辈子就不再信那号人了。’你看，生活变得多么快啊！连最迷信的人，现在也相信医药、相信科学了！”
王文芝讲完以后，用手掠了掠垂在前额上的头发，沉默了一会，轻轻地笑了起来。这时，夜已深了，几个燃着火把的人，突然进来了，说在十多里外的村庄里，一个孕妇快临产了。用火把照着路，他们很快消失在山谷里的黑暗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