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部分工矿区和铁路沿线建立了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
全国各地许多司法机关根据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的精神，分别有重点地试建了工矿区专门法庭和铁路沿线专门法院、专门检察署。据悉，已建立的，在铁路方面有：天津铁路沿线、哈尔滨铁路沿线、北京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甘肃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在工矿方面有：云南广通县一平浪工矿区专门法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林业区专门法庭、西北区建筑工程专门法庭和专门检察署，鞍山市人民法院生产劳动保护庭、旅大市人民法院生产劳动保护庭和沈阳市人民法院劳动保护庭。正在着手建立的有：唐山开滦煤矿、山东淄博矿区、玉门油矿、太原钢铁厂、重庆钢铁厂等处。
这些专门法院（庭）和专门检察署建立后，都已开始办理了若干有关反革命破坏和重大的贪污盗窃、责任事故等案件，具体显示了司法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保护生产的积极作用。甘肃铁路沿线专门法院成立后，判处了混入铁路职工中的在逃反革命分子郜秉恒等，审讯了积压材料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和试验承载力违反操作规程、造成工人伤亡事故等案件。鞍山市人民法院生产劳动保护庭判处了混入鞍钢机车厂电修厂进行破坏活动的破坏分子戴长印。西北建筑工程专门法庭公开宣判三○四工程队马天鹏严重违反纪律、破坏工地秩序一案时，过去曾和马天鹏在一起工作的工人于继忠、黄梁老等，从很远的工地赶来，向专门法庭提供材料。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分别在新乡、石家庄等站公开审判了白凤岐违章作业造成严重事故案和张志英一贯违章作业、玩忽职守案等十二起典型案件。天津铁路管理局有七千五百多职工参加了公开审判，他们在参加审判后，都认识到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的重要性。沈阳市人民法院劳动保护庭于二月二十三日深入重型机器厂召开审判大会，判处混入该厂盗窃六十多次，盗走砂轮、滚珠等价值一千五百多万元的盗窃犯王治业五年徒刑；判处经常破坏劳动纪律，无故旷工，并先后盗窃滚珠及贵重机器零件十七次，给国家造成九百多万元损失的杨宝林四年徒刑；判处品质恶劣，曾因不提拔自己当班长怀恨领导，进而故意破坏生产，连续造成四次责任事故，给国家造成两千多万元损失的工人刘显章两年徒刑；此外并处理了贪污案件和玩忽职守造成工伤事故的案件。宣判大会后，全厂工人情绪激昂，表示热烈拥护法院的判决。第三车间工人于海权开完大会回车间后，马上向全组工人进行了传达，主动检讨了过去违犯劳动纪律的错误。全组工人也都提出保证，并重新修订了工作计划，将“保证不违犯劳动纪律”加入计划中。工人们还结合以上案件，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修订了工作制度。如该厂化验室过去经常出事故，会后马上拟定了新的工作制度。
由于职工们在参加司法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了觉悟，进一步认识到违章作业，破坏劳动纪律，就会危害生产，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就是犯法行为，因此，大大加强了爱国守法观念。云南一平浪各厂、矿工人有的劳动纪律松弛，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去年从一月到七月全厂矿共旷工四百零四天。经过工矿区专门法庭结合该矿区管理部门进行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检查，展开法纪宣传教育，并惩处了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分子和因违反安全规程造成死伤的案件后，旷工现象大大减少。旅大市人民法院生产劳动保护庭在旅大针织厂公开审判了田文德盗窃价值一千余万元针织品的案件后，该厂盗窃国家财产现象迅速减少。鞍山环市铁路去年七月间交通秩序很混乱，鞍山市人民法院生产劳动保护庭对严重破坏交通秩序的违法分子给以法律处分，并分别在车站公开宣判，从此，环市铁路的交通秩序很快得到改进。
第3版()
专栏：
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是怎样进行工作的
陶伟
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于去年十月间正式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一）处理反革命破坏铁路运输的案件；（二）处理铁路职工因严重违犯操作规程致使铁路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或危及人身安全的重大行车事故；（三）处理因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承担巨大赔偿的商务事故；（四）处理贪污、盗窃案件；（五）处理非铁路人员盗骗铁路器材、货品的案件。至去年年底，受理了反革命案件、贪污盗窃案件及重大责任事故等七十四个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检察、审理，以及对若干重大典型案件的公开宣判、进行宣传和组织学习，使广大铁路职工提高了政治警惕性，受到了革命法制和劳动纪律的教育，进一步认清了违章作业、玩忽职守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危害，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在从司法工作配合该路局当前中心工作——增产节约、保障国家经济建设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从去年七月间开始试办，先是由天津市人民法院与天津铁路管理局共同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和有较高业务水平的干部组成临时审判组。临时审判组首先组织力量对天津铁路管理局及其所辖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古冶、新乡七个分局（现在所辖分局已减为四个）历年来和历次运动中发生过的各类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天津铁路管理局历年来在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的铁路运输生产任务上有显著的成绩，但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给铁路事业造成的损失也是严重的；贪污、盗窃行为在“三反”运动以后仍屡有发现；各类责任事故不断发生，而造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工作疏忽、违反操作规程等人为的工作过失。经过这次调查，不仅初步掌握了过去天津铁路沿线各类案件发展的规律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更深刻地体验到在铁路等经济部门迫切需要加强司法工作。
临时审判组在进行调查工作的同时，即有重点地开始受理案件，到正式成立专门法院前，先后共受理了二十四件案件。在处理这些案件中感到：为了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保障铁路运输生产，有同时建立检察工作的必要，因而又由天津市人民检察署抽调干部，建立了检察组，试办检察工作。
在试办期间，经过对重点案件的检察、审判，干部初步熟习了业务，并摸索出一些办案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就正式成立了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
创建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是一项新的工作，干部是从铁路、法院、检察署三方面调来的，既没有一套现成的经验，对司法业务和铁路业务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经过一个时期的试办，然后正式成立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是适当的。
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在处理案件上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除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镇压外，对于一般职工的违法事件则根据事件的性质和情节有区别地对待。对性质不甚恶劣，情节比较轻微的事件，着重进行教育；只对个别严重违法、屡教不改的分子给以必要的法律制裁。其作法是：对现时发生的行车和伤亡等重大责任事故进行检查，选择其中损失严重、责任明显、情节恶劣的，由专门检察署侦察起诉，由专门法院审理。这是因为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开始创建，本身还缺乏工作经验，而发生在铁路系统的案件，又往往是情节复杂、牵连面广，审理费时；同时铁路职工对专门法院、专门检察署也很生疏，处理案件时就需要更加慎重。另一方面，有的职工和个别部门对罪情严重的重大责任事故，也常以“这不是反革命”、“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事”为理由，而片面强调教育，不愿予以必要的法律制裁。这就必须通过对具体案件、具体情节的确切分析来加以说服，说明惩罚的目的不单是教育犯罪者本人，而且还是为了教育广大职工，维护国家财产，保障其他职工的人身安全。经验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既制裁了少数一贯违章作业、造成严重恶果的分子，又使多数职工受到了教育。
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对需要法律制裁的重大责任事故案件，在起诉和量刑上都请示了路局的党政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做可以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避免工作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同时，在处理案件时还和路局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取得技术上和法律上的更充分的根据。对某些复杂的技术案件，易于辨明事实。此外，在案件起诉和审判之前，还把案件拿到有关单位职工群众中有领导地进行讨论，这就使专门法院、专门检察署、铁路局领导上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与职工的意见取得一致，获得职工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天津铁路管理局所辖路线很长，北至山海关，南至新乡，为了使审判工作不影响生产和便于弄清案情，及时正确地处理案件，专门法院对一般案件都采取了就地审理的工作方法。又因为各种责任事故案件技术性问题较多，仅靠审判人员的专门知识还不够，必须邀请有专门业务知识的陪审员参加审判工作。这样既便于案件的顺利审理，又能加强专门法院和职工群众的联系，扩大法制教育的影响。特别是某些犯人以为专门法院人员不熟悉技术，任意狡赖，必须有技术工人或工程师参加陪审，才能使他们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通过重点办案，从各案所发生的单位和地区，已选出临时陪审员十七名。在陪审员的产生上，曾采取过普遍选举和领导指定，以及领导提名、群众通过等三种作法。在三种办法中，后一种办法是较适宜的，既不影响生产，又能教育群众。
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还先后选择了重大行车、伤亡事故及贪污、盗窃、破坏线路等十二件案件，分别在有关单位和站段，召开了八次公开宣判大会，直接参加大会的有七千五百多人。会后，均由有关单位党委组织职工进行讨论。这样选择典型案件公开审判，并组织职工讨论，更可扩大法纪宣传的效果。白凤岐违章作业造成列车颠覆的重大案件公开宣判后，天津铁路管理局政治部曾为此发布指示，规定以将近一个月的政治学习时间，组织全体职工学习讨论，并结合检查与批判违章作业、玩忽职守的思想作风，配合与推动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由于学习后职工责任心加强，新河站工人何景桥在去年十一月份防止了一件死亡事故，高维汉防止了一件火车脱轨事故。
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是采取合署办公的方式，由两个机关的负责同志组成核心小组，统一领导，进行工作，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因为专门法院受理铁路上的案件都是刑事案件，需要一个办理公诉的机关，而多数案件又不像一般刑事案件那样罪责显明，更需要经过细密的侦察，判明责任和犯罪情节，才好起诉。这项工作需要依靠专门检察署来进行。专门检察署也因成立不久，检察面不能过宽，主要应配合专门法院办案，依专门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有重点地实行检察、起诉。因此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署的工作必须密切配合，共同为办好重点案件而努力，待有共同的影响和一些工作经验后，专门检察署再逐步扩展检察业务。但这样做也曾产生过一些因强调统一结合而忽略了专门检察署对专门法院监督作用的偏向。
第3版()
专栏：政法工作述评
通过对典型案件的审判在职工群众中开展法纪宣传教育
叶澜
天津铁路沿线和其他工矿区、铁路沿线成立专门法院（庭）和专门检察署的经验，证明了司法工作深入到经济部门中去，对保护经济建设有直接的良好作用。
有些人不明白在经济部门中建立专门法院
（庭）和专门检察署的意义，甚至认为：专门法院是“专门找岔子的”，这样会增多职工受法律处分的事件，会影响职工生产的积极性。这些人所以有这种不正确的认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国家法制的意义；不明白法律与经济的交互作用，和法律对于保障经济的直接意义和作用。
斯大林在解释法律必须为经济基础积极服务时说：“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又说：“基础之所以创立上层建筑，也就是为了要使上层建筑替它服务”（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法律是上层建筑，它必然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国家司法机关的责任，就在于运用法律武器来和一切违法犯罪现象做斗争，惩罚犯罪，消灭犯罪，对广大群众进行守法教育，巩固法制，保障国家的建设。今天，在我们的工矿、交通运输生产企业中，经常发生一些危害国家经济建设的事故，其中有一些是损害国家利益十分严重的。如果对那些违章作业、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害的人不给以必要的法律制裁，这种现象是很难迅速制止的。这种现象将带给国家不堪设想的损失。所谓从法律方面来保证和提高职工群众对生产事业的责任心，就会成为空话。
国家以法律制裁犯罪，具有极大的积极的教育意义。因为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惩罚，而是在群众中树立守法的观念。在工矿、交通运输生产企业中加强司法工作，使职工群众都有了“规章就是法律”的思想，都认识到违章作业负有法律责任，因而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那就必然会防止和减少犯罪，其结果，受法律制裁的人不是像有些人们所担心的会增多，而是一定越来越少。
也有人认为：司法机关只是用来对付反革命的，不必要用来处理工人的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这些事。当然，司法机关首先必须百倍警惕地、严厉地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但这并不等于说对其他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就可以不管。法律既然是代表着国家利益，并用来保护国家利益的，司法机关也就必须严正地与企业中危害国家利益的各种责任事故进行斗争。因此，认为对发生严重事故的职工只应批评教育或给以行政处分、而不应该法办的思想，就是对国家十分有害的。苏联在一九二一年由军事紧张状态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曾提出“在生活各方面奠定严格的革命法制的基础，就成为当前的任务”
（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全俄会议决议）。我国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相应地健全人民民主的法制，以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是当前迫切的要求之一。国家计划和企业的规章，必须被严格遵守，不得破坏，违背计划和规章，并由此而造成严重损失者，是不能不负有法律责任的。根据各处发生的一些事故案件来看，有许多是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如果对主要责任者不给以必要的法律制裁，就不足以严肃国家法纪，教育群众。当然，法律制裁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教育群众，因此并不是对所有事故案件的责任者都要法办，而主要应是通过典型案件的审判来教育群众，依靠群众的自觉来消灭事故。企图单纯依靠法办来解决事故问题的想法是不对的。有些人因怕法办就缩手缩脚，有所顾虑，也是不必要的。
天津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对典型事故案件进行公开审判，并由党政领导方面组织职工讨论，使职工群众认识到加强企业中的司法工作以保障经济建设的必要，并联系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违章作业行为，从思想上批判了不严格遵守规章和劳动纪律的错误，从而防止了一些事故发生。这样通过典型案件的审判和讨论，在职工群众中开展遵守法纪的宣传教育的作法，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第3版()
专栏：
都是最可爱的人
唐昌智
丁宝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军区的人民功臣，曾立过三次功。他看到志愿军二级英雄特等功臣易才学将随中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康藏高原上来的消息以后，就热望着能见到他。过去，他总以为和这个英雄见面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因为英雄身在朝鲜，而自己却住在僻远的边疆。现在，理想快成为现实，这怎么不叫他高兴呢！
易才学到达雅安的那一天，丁宝珠又兴奋又激动。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思索着要说的话。
第二天，恰巧轮到丁宝珠值班。他没有能碰到易才学。第三天他又整天参加了慰问大会，又没有找到和易才学谈话的机会。晚上，他听说易才学明天就要随代表团去昌都。丁宝珠急坏了，拿起礼品连夜赶往军区招待所。但事不凑巧，在他到达前几分钟，易才学被一群学生请走了。等了老半天，还不见易才学回来。他又急了，一会儿从楼上走到楼下，又从楼下走到楼上；一会儿他又站到门口去。等到深夜十二点钟，一个招待员劝他说：“明天清晨来吧。易才学要明天八点钟才动身去昌都呢！”“不，到天亮我也要等！”丁宝珠固执地回答着。
等了好一会，易才学回来了。招待员连忙招呼他和易才学相见。这可把丁宝珠乐坏了。他紧紧地握住易才学的手说：“我可见到你了！”易才学也亲热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啊！老大哥！亲密的战友！”接着，丁宝珠把准备好的两件礼品送给了易才学。
易才学接过礼品，将那本红色缎面的纪念册翻开一看，上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易才学同志。他激动地说：“亲密的战友，我知道你的心意了。你是我的亲哥哥。我回到朝鲜后，一定要把你的礼物给全体同志看，我还要建议我们全连的同志和你通信，我们互相鼓励，一同进步。”
丁宝珠回答说：“我们守卫着祖国边疆的战士们，也一定要学习你们忠于祖国的高贵品质，要学习你们不怕困难牺牲的伟大精神。我们永远守卫在这里，保卫祖国的建设，将边疆建设得更美丽。”
顷刻之间，他们觉得相互更加了解了，更加亲密了。易才学似乎觉得自己和丁宝珠不是初次见面，而是多年的老战友，他一把搂住丁宝珠说：“你对我的鼓励太大了！”
“不，你对我的鼓励太大了！”丁宝珠也用劲搂住他。
第二天清晨，丁宝珠赶来送行。当易才学跳上汽车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易才学的手说：“让我们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互相鼓励，互相进步吧！”（附图片）
志愿军战斗英雄易才学（右）和丁宝珠会面
第3版()
专栏：
春到西湖
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了杭州。西湖沿岸的树木已是一片新绿，孤山上的桃花正在盛开。春光明媚的湖光山色迎接着前来的游客。
今年的西湖显得比往年更加美丽了。沿湖的风景区孤山、苏堤和灵隐等名胜，已经过一番整修。孤山区花木比前更多了。夜晚，在许多路灯照耀下，这里如同一座万花盛开的夜花园。苏堤上的“花港观鱼”公园里，大型鱼池开辟工程已完成了。今年将继续修建牡丹园、鱼乐亭。灵隐飞来峰下久已湮没的“冷泉”也发掘了出来，它和最近经过整理的飞来峰石雕和飞来峰广场，使灵隐的景色显得更加幽美雅致。面临钱塘江的六和塔修建后，景象更加宏伟，在这里，游人可以登楼远眺。
在西山、白玉山、钱江区新修的许多幢漂亮的休养所和疗养院，正准备迎接前来休养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杭州市的人民也为游客的来临作了许多准备。湖上的游船，湖滨的旅馆，都已整修一新。沿湖许多茶室以及杭州著名的工艺品制造厂已经准备了世界驰名的龙井茶和丝织品等特产品。上海铁路管理局杭州运输分局也准备在春假期间增加列车班次。杭州市的交通机关并专门增加了通往各风景区的公共汽车的车辆。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山西日报在改造农业经济的宣传中是怎样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
白汝瑗
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是我们报纸工作的重要原则和一贯的传统；是作好各项宣传报道的基本保证。各地报纸的实践证明，要保持与实际、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就必须经常地深入地反映地方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善于从群众的实际思想状况出发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采用各种办法吸引群众参加报纸工作，使报纸的内容和形式都为群众所喜见乐闻。几年来，山西日报在经济宣传中，特别是农业宣传中，曾从上述方面作了较大的努力，因而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并积累了一些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经验。
以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为例。几年来，山西日报逐步明确了互助合作是土地改革以后小农经济正确的发展方向，并结合各项工作，结合群众自己的亲身体验，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宣传。特别是去年十一月以来，该报结合购粮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项工作，突出而系统地进行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除了新闻报道和通俗讲话以外，报纸还辟了“宣传总路线逐步提高农民社会主义觉悟，积极稳步地发展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专栏，通过各种生动的事例，具体地多方面地宣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辟了“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经验”的专栏，解决推进这一工作的各项具体问题；辟了“冬学活教材”的专栏，用农民积极出卖余粮给国家的范例，为广大群众树立榜样；又开展了“社长与雇工”问题的讨论，以现实生活中极富于教育意义的两条道路的对比，来阐明党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责任。正因为报纸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宣传报道，较好地联系了实际、联系了群众，因而山西日报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就比较生动有力。
针对群众思想中具有普遍性的疑难问题，进行通俗的宣传解释，是报纸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另一个方面。山西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之后，带普遍性的思想问题是要求明确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具体道路，划清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为了适应群众的这种要求，山西日报自一九五二年以来陆续发表了若干通俗的思想教育和理论政策宣传的作品，如“社会往那里走”“苏联集体农庄问答”“互助组问答五十条”“供销合作社问答三十条”“农业生产合作社问答二十条”“农业生产合作社收获物分配问答五十条”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报经常用群众集体讨论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群众中带普遍性的思想问题。早在一九五一年秋，山西日报就组织了“郭金玉思想”的讨论，批判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并对农民进行组织起来的教育。这一讨论持续了四个月，在农村中影响很大，经过讨论后许多已退出互助组的农民又要求重新参加，一部分单干农民也要求参加互助组，一般的互助组则获得巩固。在去年年底的购粮工作初期，若干农民对购粮工作认识不足，思想不通，山西日报便组织了一个叫杨五保的农民写了“我怎样算通了‘三笔账’？”说明了他怎样弄通思想将多年积起来的六十二石余粮卖给国家，报纸运用这个典型事例进行了突出的宣传，号召广大农民向杨五保学习。经验证明，这种群众性的思想讨论和自我教育的方式是对群众加强思想教育的最有效办法之一。
报纸为了适应群众的要求，不仅要在内容上做到切合实际，通俗易懂，而且要在形式上和语言文字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山西日报自一九五一年以来，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在报上创设了各种内容通俗的专栏，采用了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问答”等形式。并制订了报纸通俗化的方案，要求报纸达到在语言文字上，做到高小文化程度的能读懂；更接近群众的东西，初小四年级文化程度的能读懂；以他们为桥梁，让广大农村、工厂车间干部及工农劳动群众听懂。到了一九五二年，据报纸编辑部派人到几个地方的调查，报纸的发行已深入到村，具有小学四年级程度的群众对报上一般的消息已能读得懂念得通，并可做到经常读报，县区干部和一般群众对报纸普遍欢迎。这就说明了：改进报纸的内容是改进报纸工作的根本问题，但对表现内容的形式和语言文字的改进也不能忽视；否则便会在报纸和群众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影响报纸与群众的联系。
报纸和实际、和群众的联系是否能够加强，决定于报纸编辑部的工作；只有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明确认识了依靠群众的办报路线，并实行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才能保证报纸和实际、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几年来山西日报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地抓住了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坚持编辑部人员的下乡下厂制度。山西日报编辑部自一九五一年开始，组织小组分别到农村和工厂去调查群众对报纸的意见，检验报纸的宣传效果。这是一个依靠群众改进报纸工作的好办法。它可以使编辑部的人员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识报纸在实际工作和群众中所起的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需要来改进报纸工作，提高宣传报道的质量。自一九五一年以来，山西日报每年都派考察组下乡下厂一次，最近并将这种检验报纸宣传效果的制度，订为每年至少去农村一次，每三月去工厂矿山一次。此外，山西日报并规定了编辑部内勤工作人员轮流下乡下厂的办法，如编辑部除电务科、校对科及记者外，经常要保持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外面，要求每人（包括领导同志）每年平均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外面考察访问；要求编辑部各组在重点的厂矿及县、区、乡建立“根据地”，和群众直接联系，及时了解情况。经验证明，建立和坚持了这种下乡下厂制度，便可逐渐克服编辑工作的盲目性和被动性，增强编辑工作的计划性和主动性。而且坚持实行这种制度，对于培养和提高编辑部的干部（不论是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第二，坚持编辑部人员的积累资料研究资料制度。报纸编辑部要掌握和保持宣传报道的主动性和计划性，必须组织全体人员调查研究情况，并将这种成果在工作中体现出来。山西日报为解决这个问题，倡导各人都做手头资料工作。从来信来稿、会议报告、下乡调查采访及剪报中，有目的地摘记干部与群众的思想状况、运动发展变化的情况和典型事例，并进行分析研究，成了编辑记者经常的工作。如在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互助组问答五十条”，有一部分材料在一九五零年即开始搜集。不仅各人要做手头资料工作，而且各组要登记“重要情况卡片”，并由编辑部将分散的情况资料集中起来，使其成为编委会了解情况加强领导的依托，和编辑部各组互通情况密切联系的枢纽。为逐步掌握山西全省的经济情况，山西日报编辑部还将全省工业农业分门别类确定重点，由各组与资料组共同研究订出计划，由资料组负责积累基本资料。根据山西日报的经验，在积累和研究资料工作中，要将联系领导与联系群众统一起来，即一方面经常研究党委和各部门的指示和情况，一方面经常研究来自通讯员、记者站、读者来信的情况和资料，并取得党委的指导和各部门的帮助。这样才能提高积累资料研究资料的质量。
第三，吸引读者和积极分子参加报纸工作。这是改进报纸内容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方面，山西日报曾创造了一种很有成效的方式，即是编辑部将所积累的实际工作中和群众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分析研究后，访问先进生产者予以解答。如“农业生产合作社问答二十条”便是编辑部和农民、劳动模范的集体著作。此外，编辑部在制订一个专题报道计划之前，常常召开制订报道计划的会议，邀请有关的通讯员和领导同志参加，有时还吸收与此有关的读者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修正和补充计划。除了编辑部人员与读者、积极分子的联系外，他们也注意在报上组织劳动模范之间的相互联系，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去年十一月份和今年年初报上发表了太原面粉厂职工和张志全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全省工人的通信等，对推动购粮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便使报纸不仅作为党的喉舌每日每时地向群众讲话，而且借着读者群众的帮助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宝贵的经验和各种有益的意见反映到报纸上，并通过报纸这个纽带来密切党与群众之间的精神上的联系。山西日报在改进工作的过程中，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逐步地解决了和解决着一些关于报纸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问题，因而不论对于提高报道质量和提高干部水平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随着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的开始，编辑部也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比如：如何使报纸的宣传报道更加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如何使编辑部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适应报纸的要求，如何提高报纸编辑部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以便更好地担负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等。山西日报只有在巩固现有的工作基础之上，再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和加强报纸的思想性群众性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第3版()
专栏：
拔掉这块绊脚石 秦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