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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怎样结合中心工作做好部门工作的
辽东省新金县第五区妇联副主任 徐有枝
由工作苦闷到工作愉快
我在去年五月到县学习以前，就怕下乡，下乡以后总觉得没事干，每天盼望早点调我回区。如果区里通知我午前回去，我在头一天就收拾好了行李。为什么呢？因为工作摸不着头，深入不下去。有时也挺着急，想把工作干好，就东屯跑西屯，西屯跑东屯，把腿跑个生疼，累个满头汗，可是仍然搞不出什么成绩来。于是很苦闷，心里常想：妇女工作不好做，什么工作都比妇女工作强。区委副书记便对我说：“徐有枝，工作得慢慢摸；你觉着闷了，看看‘新中国妇女’啦，‘新农村’啦，学习学习就好了。”以后我就找些书报杂志看。辽西省模范干部佟玉兰的思想和她的工作作风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当时我下了决心，要好好干一下。可是在工作中一碰到困难，我又苦闷起来。另外领导同志在每次布置工作时，都强调部门工作要结合中心工作，在工作中依靠互助合作组织……我一听互助合作就头痛，什么评工记分、互利政策、计算劳动日等，这些事我都答不上来，不要说依靠，连问也不敢问。
后来，组织上送我到县妇联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里，妇联主任黄金凤在会上讲起她过去给人做媳妇时怎样受虐待，婆婆怎样叫她半夜起来点烟等。我当时被感动得哭起来，深深地感觉到领导妇女解放的重要。在学习中又有很多同志介绍了她们的工作经验。第八区安家村妇联主任宫淑英介绍了她发动妇女参加春耕生产的经验，于吉武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生产组组长，介绍她组织妇女参加劳动的经验；又有皮口镇吴大娘介绍她怎样发动妇女搞宣传的经验。这些对我的教育都很大。我想：人家怎么那样坚强，干了那么多工作，而我干了些什么呢？人家一个老大娘能那样积极工作，我这样年青的怎么这样消极呢？在学习中，了解到祖国建设的美好远景，更坚定了我的工作信心。训练班结束后，我想：这次回区一定要把妇女工作搞出个样子来。
增产节约运动开始了，我被分配到土城子村工作，在出发前我把报纸和有关增产节约的文件都带着，准备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这次下乡，心情就愉快了。
摸清群众思想，提出行动口号
到了土城子村和村干部商讨了一下工作之后，就深入到群众中去。我看见车殿宽的老母亲在剥苞米，我就去帮她剥。一面剥，一面就给她讲社会主义远景。可是她却把头晃了两下，显出不愿听的样子，说：“嗯！好是好，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捞不着享那样的福啦，姑娘啊！”我想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忽然想起：她不听远的就讲近的呗！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算开细账，从一粒到一升、一升到一斗、一斗到一石的那么往下算，算到撒一升粮食就能买多少布的时候，老太太听了就“姑娘”不离嘴地说：“哎！姑娘说的太对啦！太能啦！太能啦！”说着她拿起扫帚就扫，一扫就扫了一升多苞米，最后她高兴地叫我到她家去吃饭。这时我体会到：“老年人最愿听过日之道，就应当从眼前利益慢慢扯到长远利益。”我抓住了老年人的思想，又想再摸摸中年妇女还有什么思想。我就找了几个有小孩的妇女扯，我看她们抱着小孩，就问：“大嫂，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这样又白又胖呢？”她们说：“哎！还不是这几年生活好了吗！大人不吃糠菜小孩就胖呗！”说完就哈哈地笑起来。我又补充上一句：“还有个原因，夫妻感情好，孩子就有精神，对不对？”她们又哈哈地笑着说：“可不是怎的！”接着我讲夫妻感情怎样才能更好，怎样参加生产，怎样搞增产节约，怎样保养孩子以及将来社会要发展成什么样子等等。她们都听上瘾了。中年妇女的思想我又摸着“底”了。这时我就又去了解青年妇女的思想。我找了徐贵一、董桂云和刘义香等十来个青年妇女。她们到一起，就讲穿什么式的衣服好看，工厂建设的怎么好。有些妇女干部要求到工厂去。我发现了她们有轻视农业劳动的思想，就召开青年妇女会进行教育，我对她们讲：我们的祖国怎样伟大，将来社会能发展到什么地步；苏联妇女是怎样开拖拉机，生活是怎样的幸福，以及咱们妇女奋斗的方向，现在就应当参加互助合作、争取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她们听了高兴地说：“我们慢慢地组织起来，也可以和苏联妇女一样开拖拉机啊！”我又到妇女识字班去讲，除了讲上面那些以外，还讲了于吉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妇女是怎样学习和劳动的。她们很愿意听。我便根据这三类思想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工作，并在工作中注意发现好样子及时推广，这就把妇女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也把这次工作总结了一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抓住思想是发动群众的好办法。”
后来，我又被分配去滕屯村工作。在出发前，我记起县委组织部部长在报告中所说的话：“在工作中要抓中心，抓骨干，抓互助……”我想：什么是中心工作呢？还不是互助合作！为什么好多同志都能搞互助合作工作，我不能搞呢？我找出了原因，主要是没有去干。不能搞大的就先搞小的，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请示区委帮助解决。每个工作都有困难，只要有决心信心，一切困难都能克服。
于是，我就深入到互助组里面去了。在头两天，我一面学习着互助合作的文件，一面了解群众的思想。当时群众的思想情况是“碗边饭饱不了人”，不重视增产节约。如于桂兰家种了一亩地谷子，舍在山上不收。我问她为什么熟了还不收？她说：“长的不好，看不上眼，舍在山上喂牲口算啦！”有些户对场院的管理也不严，如任玉盛互助组场院的粮食遭到鸡刨狗啃，没人看管。王立善家爆在场院边上的豆子也不拣，山上的小牛没人看，随便放。我看到这些情形，心里想：这不都是浪费吗？其他村也有这种情况。我进一步了解了群众的思想是：“人吃、牲口吃都一样，秋天养个膘好过冬。”我就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给群众算了一笔细账：全村二百一十户，有五十个场院，按一个场院浪费一斗算，就是五石；我又提出一头牛一秋蹧蹋多少，一只鸡、一口猪蹧蹋多少的问题。群众算开了账，有的说：“咱村共有六十天〔注〕地花生，往年一亩地能掉十斤多，算一下有多少？”有的接上去说：“那不止十斤，三斗也多呀！”大家都说：“哎呀！这么一算不老了吗！”群众的劲头就一点一点地大起来了。会后我想：拣花生是妇女最拿手的活，但我细检查一下妇女的劲头并不大。为了摸一摸情况，我首先深入到滕长富插犋组里去。该组光滕长富一家就种了五天地花生，但是人手少拣不过来，老滕说：“撩不多少，不想拣啦。”我就亲自和他到地里去检查。我又问他：“你说到底能掉多少？”他仍然说：“掉不几个！”于是我就弯下腰拔了一墩，数一数共结了七十二个花生，掉在地里是三十八个。他大吃一惊地说：“哎呀！这不掉了一半多么！”这回他才诚恳地说：“我算服了你啦！”我说：“光服了不行，还得想个办法。”我们俩一面往回走一面想办法。他想了一会抬起头说：“不行！人手少拣不过来。”我说：“你家没人手，别家还没有人手吗？”我说完这句话，看他显出不愿意的样子，于是我赶紧改变了话口说：“你家没有人手，你亲戚家还没有人手吗？”他说：“有倒有啊！人家恐怕不愿意干吧？”我说：“反正都是你的亲戚谁拣就归谁，看他们干不干！”他说：“对呀！‘猪肥里外都是膘’，他们有了我也有了。这办法好，行！行！我明天就去找。”过了一天我去看了一下，果然他找来了一些人，连没过门的媳妇也找来了。因为谁拣归谁，拣得很起劲。老年人都很满意地说：“徐同志想的这个法太好了，要不，这些花生都白白扔了。”
这时，我就用上次的经验召开了一个老太太会，由家里到家外、由场院到地里、由锅上到锅下讲怎样增产节约，并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她们都愿意听。最后我向他们提出：老太太要做好“三看”：即看好孩子、看好鸡鸭、看好场院；向中年妇女提出做到“三拣”：即走道拣、场院拣、地里拣。她们都很赞成，并表示保证做到。王庆祥的母亲被感动地说：“共产党可真好，就像个老妈妈似的，净讲过日之道，别看我老，这点事我保证做到。”滕长富的老婆说：“人家徐同志讲的对，粮到场不能算到家，还得把粮送进囤。”她又说：“一顿饭省一把，一年还买一匹大马哩。”这种节衣缩食的思想我当时就给纠正了，我说：“节约可不是从嘴上省，毛主席很关心咱们的健康，要咱们吃得胖胖的呢！”王立善老婆说：“人家讲的太对啦，我就是瞅着男人看不见，偷着拿粮食喂鸡，寻思着好拿鸡蛋换东西；其实使野菜喂鸡一样下蛋，再说有粮买什么都能买出来！”在大家讨论中我又给她们算了一笔细账：到会的一共是十三个人，如果保证做到以上各点，就能增产节约三石九斗粮。散会后她们高兴地说：“为什么不好好干，多收了粮食，还不是咱们自己的。”第二天我下去检查的时候，王立善老婆下地拣豆子去了，姜长清老婆也在收拾场院，老太太在家看孩子，全村的妇女都行动起来了。我及时把这一段工作做了总结，在附近五个村中加以推广。初屯、林屯接受了这个经验，妇女也很快地发动起来了。林屯林长青夫妇两个过去常吵架，自从老婆下地拣豆粒，两口子感情也好起来了。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
在发动妇女参加增产节约竞赛时，我就想起了土城子村单仪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妇女参加生产的事。一九五二年她们在互助组发动妇女摘茧时，本来男女一天同样都摘五千茧，可是得的工资不一样，男的多，女的少，因此妇女积极性不高。去年建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了小包工制，男女同工同酬，妇女生产积极性很高，有七名妇女参加主要劳动，有的妇女的劳动日差不多和男的一样多。我在滕屯村推广同工同酬的办法，妇女积极性很高，滕屯村妇女增产节约粮食两千零六十斤。大滕屯村有二百五十名妇女下地，共拣粮食四千一百六十三斤（包括花生）；她们还晒了一千三百一十斤干菜，扫了八千六百斤花生叶子。这样就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在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同时，必须注意妇女的权益，才能发挥妇女的生产积极性。
主动争取区委领导，密切和各部门的联系
在增产节约竞赛中，使我的思想和工作提高了一步。过去我是顾了中心工作，就扔了部门工作；或者顾了部门工作，扔了中心工作，总认为这是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在这次增产节约竞赛中我体会到：部门工作应该和中心工作密切结合，做到两不误。在做部门工作时，心里一直是想着如何做好中心工作，从做好中心工作中发动妇女。我平常在村里工作都是先从互助组做起，从中注意妇女有什么问题，帮助解决。从组到全村，有计划地开展妇女工作。在总结工作时，首先总结中心工作和群众全面发动情况，另外，再从其中把妇女工作总结出来。
在全区干部汇报工作时，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当同志们讲到有关妇女工作时，我就注意记下，并在汇报之先或是汇报过程中，用口头或写纸条等方式约会其他同志：“请你在汇报中顺便谈谈那里的妇女工作情况”。所以很多同志在汇报中也把妇女工作汇报了，这样就便于我掌握全区妇女工作情况。有的同志在工作中注意发动妇女不够，就在会后向我道歉说：“对不起，下次一定注意。”这样一点一点地使大家注意做妇女工作了。同时，我又根据掌握的材料，主动地向区委提出对下一阶段妇女工作的意见，所以区委在布置下一阶段工作时也注意了布置妇女工作。在下乡前我还向各部门做好“委托”工作，首先是向别的部门要求工作。比如向青年团书记说：“这次我到某某村工作，团有什么工作，我可以帮助做一做？”他交代完了以后，我就把需要做的妇女工作也委托给他们。在工作中一定要有信用，一定要把“委托”的工作做好。工作回来时首先把人家委托的工作汇报给人家，然后他也就把我委托他的工作汇报给我了。这样和各部门互相委托，不但做好了本部门的工作，同时，也密切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同志之间的团结，做好了中心工作。
〔注〕一天地等于九市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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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松江省五常、林口、桦南三县召开首次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作法
张维群
松江省五常、林口、桦南三县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和下旬分别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三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由于领导较强，准备充分，真正发扬了民主，特别是由于能够以总路线的精神作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因而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取得了一些经验。
三县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之前，曾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未进行宣传之前，有些干部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是以为人民代表大会和过去的人民代表会议没有什么两样，也有人抱着“与我无关”的想法，嫌麻烦，而不闻不问。根据这种情况，各县首先从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入手，以便从干部到群众展开宣传教育。三县都由负责干部在县直属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各单位分别进行了座谈和讨论，各区则普遍地在全区党员大会或党支部书记、村长联席会上作了传达布置。之后，各县都组织了较强的宣传力量，深入农村、街道，结合中心工作，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各县除着重宣传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优越性及选举的民主性之外，并注意使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密切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推动当前工作的动力。桦南县半截河子村向群众宣传了总路线总任务后指出：必须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基层选举胜利结束的基础上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全县的领导人，以便领导全县人民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经过这样宣传之后，群众受到很大鼓舞，一致拥护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县人民代表孙长善立即带头出卖余粮五千五百斤，使全村购粮计划顺利完成，而且超过一万斤。
三县在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对于大会的中心议题作了充分的研究，并很好地准备了大会的工作报告。五常、林口两县在确定中心议题之前，由县委书记亲率工作组下去调查情况，并经县委会议多次讨论。这样就使中心议题和全县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针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切实解决。桦南县原来准备以冬季生产、公粮和购粮的安全运输作为中心议题，后经工作组深入了解，发现群众当前最关心和最迫切的要求，除冬季生产外，就是马料供应问题，有关此项问题的提案达八十一件；其次，由于农民卖粮后，有大量现款，有人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因此就把加强农村经济工作包括冬季生产和供销工作列为中心议题了。
上述三县在准备各项工作报告时，也都以检查与总结几年来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为中心，并对今后生产提出意见。如五常县各项工作报告均有明确的目的：总路线的报告是大会的指导思想，是审查政府工作报告和讨论中心议题的准绳；政府工作报告的目的是总结领导生产的经验，克服缺点，发扬民主，改进领导；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是具体地贯彻总路线。因此，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检查与总结了农业生产与互助合作等中心工作；在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主要提出了冬季生产、互助合作与购粮等问题，并提出具体办法。这样不仅使各项工作报告中心突出，且内容也简单扼要。
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时又照顾了代表的广泛性。三县的人民代表中，工人代表比过去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均有增加。由于三县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民代表占了很大的比例。代表的产生，三个县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由党支部、村人民政府、妇联、青年团等单位联合提名，然后以选民小组或互助组为单位酝酿讨论，最后按照多数群众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在村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二种是由群众提名，在村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经验证明，第一种方法最好，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最好方法。
各县会前曾进行了搜集提案的工作。采取的方法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结合宣传教育进行搜集；第二种是在召开选民小组会酝酿讨论代表候选人时搜集；第三种是在召开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人民代表时搜集；第四种是在代表选出后采取召开群众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的方法搜集。经验证明，四种方法都可以采用，特别是后一种，如果运用得当，会使人民代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县负责干部在村应选并当选后，更必须访问群众，搜集提案。
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五常、桦南二县为五天，林口县为四天半。人民代表大会的内容之一，是审查政府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这就需要一方面向县区干部进行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人民政府工作的意义的教育，批判那种认为在大会上审查人民政府工作只是“走走”形式，而不准备虚心听取代表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也必须向人民代表进行人民代表的职权的教育，说明审查人民政府工作是每一个代表的权利和责任。在审查人民政府工作时，应该掌握重点，引导代表检查主要工作。必须使人民代表认识到人民政府几年来给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以提高人民代表的政治觉悟；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使代表敢于大胆地对人民政府工作提出批评。这一工作作好了，对县的反对官僚主义改进领导有很大帮助。三县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以检查农业生产为主，供销工作为次，结合检查了地方工业、文教、卫生、政权建设等项工作。会上，代表畅所欲言，情绪极为高涨。桦南县人民代表着重批评了政府贯彻互助合作政策先贪多冒进、后又放任自流的现象，还着重批评了豆饼脱销问题。林口县工人代表批评人民政府为生产服务的思想不明确，对工矿地区注意不够。代表们对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也进行了揭发和批评。代表们也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了自己的缺点。许多代表更在进行批评同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建议。根据代表们的批评和建议，人民政府立即采取了改进工作的措施。
各县在讨论中心议题之前，都由县委书记作了关于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代表们受到很大鼓舞，对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和农业发展的道路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但在联系本地情况，讨论中心议题时，部分代表仍有着糊涂思想，如认为“冬季生产无啥可搞”，对整顿、巩固和提高互助组织的工作也缺乏信心。因此，就先从提高代表认识入手，让代表们提出冬季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和思想认识。针对这些问题和思想，发动代表讨论，找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因为大会能充分发扬民主，发扬群众的智慧，许多问题都得到解决。如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党员和干部过去对互助合作是在农业方面贯彻总路线的唯一道路认识不足，而放松了具体领导。经过讨论之后，普遍认识到如果不搞好互助合作，生产就很难发展；群众有发展生产的要求，也有组织起来的要求；加上先进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特别是在宣传过总路线，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之后，互助合作运动会得到很大发展。因此，代表们都充满了信心。五常县中心村代表原来认为“副业无啥可搞”，经过讨论，发现有六、七种副业生产有出路。桦南县代表想出了各种副业生产的门路，如果实现后全县群众在冬季可增加收入一百零三亿元。
三县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代表们讨论的意见，做出了大会决议。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决议，也将成为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
为了认真负责地处理大会提案，三县都成立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处理提案的具体作法，是首先进行总的登记，以了解和掌握全面情况；其次，按批评、建议、询问、要求等不同性质加以分类，以便分别处理；然后把有关中心议题和一般性的问题分开，把应该处理和应该解释的分开，把可以立即解决的和需要逐步解决的分开。最后把提案转交有关部门。提案转出后，即派人进行监督、检查，以保证提案的迅速和认真处理。五常县百货公司收到的提案，大部分是批评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的，该公司为此专门召开了工作人员大会，结合提案进行检查，发起学习先进工作者孙芳芝的运动，改进了经营管理，并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
提案中有关中心议题的，都交大会讨论，解决办法加到决议中去。与中心议题无关但问题重大的提案，也交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求得解决。如五常县的长期拖延代耕费的问题，由代表作了讨论，并由大会作出决议。至于个别问题和一时尚难解决的问题，也在大会上向代表作了交代。
三县的人民代表大会都选举了县长、副县长和政府委员，成立了新的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的提名的方法，五常、林口两县是由县的共产党组织、人民团体与大会主席团、代表组长等联合提名，在联合提名前，并向代表进行了关于联合提名方式的民主实质的教育，提出联合名单后，又向代表详细介绍了每一个政府委员候选人的情况，然后发动代表认真鉴别，反复讨论。代表们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给每个政府委员候选人提出意见或希望。这使每一个候选人都受到一次民主的教育。如五常县在讨论时，代表傅振庭说：“张县长能吃苦，立场稳，在抗美援朝中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任务，这几年给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我代表全村选他继续当县长。”桦南县在讨论政府委员候选人工会主席刘善德时，曾批评他工作不够深入的毛病，要求他认真改正。
三县的选举因为事先进行了细致的工作，作到充分发扬民主，反复讨论，选举进行得都很顺利，候选人全部当选。三县首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都选举了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三县在大会闭幕后，都采取了许多具体办法贯彻大会决议。五常县在会后立即召开了县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和制订了贯彻执行决议的工作计划，对农村、城镇和机关企业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和要求。县委并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区委和农村支部认真贯彻决议。并派出一百二十名干部，深入各区、村、街道具体协助代表传达贯彻决议。因此，全县人民就很快行动起来。第三区农民在九天之内送出三百多垧地的粪，在各种副业中收入七百余万元；代表谷太很快的就把五个互助组重新整顿巩固起来。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人民代表带头贯彻执行下，已变成全县广大群众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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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湖南破获反革命特务组织“青锋社”
四十余名匪犯全部落网，并已分别判处死刑和徒刑
广东、湖南两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以及粤北行署公安局、湘南行署公安处和衡阳、郴县、宜章等市、县公安局根据人民群众的检举，经过严密的侦察，最近共同破获了一个美蒋匪帮潜伏的特务组织“青锋社”，反革命分子罗定安、万春和、周经球、张一志、曾宜生、李长庚、唐乾、廖楚生等四十余名全部落网。同时查获了该特务组织赖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批伪造证件、密写情报药剂及其他重要罪证。经过反复审讯查对，首要反革命分子罗定安及其他各犯在人证、物证前面无可抵赖，都供认了他们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行。广东省、湖南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分别将该案向广东省、湖南省、广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广东省、湖南省、广州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反革命罪犯罗定安、万春和、周经球、张一志、李长庚、唐乾、廖楚生、唐绍沛、涂志勋、李文立、朱明、伍光章、刘东阁等十三名罪犯死刑，分别在各该罪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广州、韶关、长沙、株州、衡阳、郴县等地立即执行。其他各犯分别判处各种徒刑。
“青锋社”是一个潜伏特务与漏网反革命分子相勾结的反革命特务组织，直接受蒋匪驻香港的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的领导，并直接受该特务机关派驻香港的特务分子蒋匪国中的指挥。该案主犯罗定安，原系蒋匪军团长，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在广西省百色县被我人民解放军俘获，经我教育后遣散回家。但该犯野心不死，于一九五○年五月潜逃香港、九龙，参加了美蒋特务组织，接受设在香港的美蒋匪帮毛森系特务机关的派遣，于同年十一月潜入湖南省的湘南地区，进行隐蔽的反革命活动。他网罗了一批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成立了反革命武装特务组织，阴谋策划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伺机刺杀我党政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并爆破铁路桥梁，烧毁仓库物资。
一九五一年五月，在我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后，罗犯等以做散工、作草席、卖旱烟和药材等为掩护，并伪造我人民政府的关防、印信、通行证等来往于交通要道、建筑工地，刺探我军事、政治、民情等情报，然后用密写药剂书写后寄往香港的美蒋特务机关。一九五三年四月，香港的美蒋特务机关派遣特务分子李世英潜回广州，指示罗犯组织“湘南情报组”，以“青锋社”的名义发展组织，以便收集我军事、经济等情报，并委派罗犯担任该情报组组长。
罗犯等进行特务活动的主要方式，是想尽一切办法打入我要害部门和工矿企业单位，伺机发展组织。为此，罗犯等曾伪装为失业工人，打入我粤北矿山及韶关市黎铺头电务段等厂矿和基本建设工地。而粤北矿山由于我领导管理松懈，曾混入不少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期间由湖南省逃亡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恶霸，因而罗犯企图以曲江一六矿山为其特务活动“基地”，在该矿山积极地发展了特务组织，大肆活动。计先后发展了潜藏在该矿山的土匪头子廖楚生，蒋匪少将军官万春和、中校军官张一志、李长庚、周经球等漏网反革命分子，在韶关市发展了伪营长张振邦、伪区长朱明及张尚初、胡临琏等逃亡反革命分子；并由罗犯委派他们分别担任广州、韶关、郴县、衡阳、耒阳、长沙、岳阳等地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企图以这些粤汉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为其进行特务活动的据点。罗犯还指派特务分子周衡等在广州开设理发店，作为进行特务活动的联络地点，以便经常与香港美蒋特务机关取得联系。罗犯还派特务分子杨素芬、黄丽娟、陈祖英等以失业工人身份，利用我某些机关人员思想的麻痹，分别打入了我机关内部，充当保姆和勤杂人员，企图长期潜伏在我军政要害部门，进行破坏活动。
但是，不管敌人是如何的阴险狡猾，我人民公安机关在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终于将这批特务匪徒全部擒获，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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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加强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的防奸保密工作
最近广东省、湖南省、广州市的人民公安机关共同破获的反革命特务组织“青锋社”案指明：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时期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匪帮必然要加紧采取各种办法进行破坏。他们除直接从外面派遣特务间谍分子潜入我国境内进行破坏外，势必还会在我国境内物色那些已被人民打倒了的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和漏网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来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革命的警惕，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而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
这件案件还尖锐地提醒我们：破坏我国经济建设，是目前也是今后反革命破坏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这一案件中的主犯罗定安即曾先后混入我粤北曲江一六矿山和韶关市黎铺头电务段等厂矿和基本建设工地，狡猾地利用了我某些干部革命警惕性不高和政治麻痹的空子，长期以一六矿山作为反革命活动的基地，并企图沿粤汉铁路线建立情报据点，将粤汉铁路全线作为敌人的情报干线，来偷窃我军事、经济建设情报，爆破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敌人这些阴谋计划虽然被我们粉碎了，但这件事实却值得引起我们工厂、矿山、基本建设等部门的严重警惕，从而重视和加强经济保卫工作，健全经济建设部门的保卫组织，加强对经济建设部门群众防奸保密组织的教育和领导，严密警戒和注意一些可能和已经混入经济建设部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另外，这个案件的破获还提醒我们：敌人正想尽一切办法打进我们的要害部门——军、政部门的领导机关，进行长期潜伏活动，以盗窃我军事、经济和政治情报，及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该案主犯罗定安即曾命令该案特务分子杨素芬、黄丽娟、陈祖英等以失业工人身份，分别打入了我机要机关充当保姆和勤杂人员。这些事实说明：我们有些机关由于近年来经过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开始滋长着麻痹大意现象和轻敌思想，逐渐削弱了政治警惕，放松了机关防奸保卫工作。近年来有不少机关部门发生严重的失密和泄密事件，甚至有的发生了被反革命分子混进去纵火爆破等事件，也是这种轻敌麻痹思想所造成的恶果。因此，加强军、政、经济部门领导机关的防奸保密工作，堵塞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空隙，是目前这些部门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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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上海举办我国药物学家李时珍文献展览会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等，为纪念我国伟大药物学家李时珍逝世三百六十周年（一五九三—一九五三），在二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联合举办“李时珍文献展览会”。
展览会展出了李时珍不朽的科学巨著“本草纲目”十四种不同年代的版本和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的各种翻译本和插图摄影。展出的版本中，有一部一五九六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刊行的珍本金陵版本“本草纲目”。
展览会同时展出李时珍其他著作“天傀论”及明清以来有关李时珍的传记、评述等各种文献二十多种。在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名流列传等书上，都记载着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名字。展览会并展出了李时珍的画像、雕塑，李时珍的故居、坟墓的照片和描写他毕生事迹的图表、画幅。
在展览期中，上海各文教、卫生机关的负责人和医务工作者一千四百多人曾前往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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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在农村设立广播站
四川省第一个农村有线广播站已在灌县石羊场成立并开始播音。当晚间开始播音时，辛劳一天的农民就坐在院坝内或聚集到互助组听由北京播出的国内外新闻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民播送的专题讲话、川剧、民间音乐等。农民们对人民政府为他们设立的广播站都十分满意。
有线广播的优点是花钱少，效果好。灌县石羊场设立的一个站已牵广播喇叭三百多只，联系着广大的乡村。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将继续在温江县、遂宁县等地设立十个有线广播站。
第3版()
专栏：
为生产服务的儿童福利工作
张家芬
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我国儿童保育工作近年来有新的发展。
在城市中，为了给女工们解决孩子的喂奶问题，各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办法。如天津、上海、青岛等地工厂，一般都设立了托儿所，母亲上工时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来，下工时把孩子抱回家去；有的工厂腾出房子成立了哺乳室，使女工们能按时把孩子送到哺乳室来喂乳。随着家属工作的开展，许多工厂还运用家属的力量在宿舍中成立了儿童乐园或托儿所。这就解决了年龄较大的孩子的寄托问题，使女工们能安心生产，并使作夜班的男女工人也能够安静地休息。
在有女工或女工多的工厂，领导方面如果能注意解决孩子的寄托问题，就能推动女工顺利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如成都裕华纱厂在去年第一季度中女工因孩子问题而请假的工时共五十六天，如果以每人看四台布机，每台布机日产三十码布计算，五十六天中就少出六千七百二十码布。同年六月间，工厂结合生产改革，注意做好托儿所工作，有孩子的女工缺勤率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并且产品的质量保持在甲级上，超额完成了任务。
许多工厂的领导方面还吸收托儿所的保育人员参加工厂的生产竞赛运动。托儿所工作人员与母亲订立联系合同，一方面保证带好孩子，一方面保证提高生产。这就提高了女工们的生产热情，加强了保育员的工作责任心。如太原市晋生纺织厂托儿所全体保育员在竞赛中和母亲们订立了合同：保育员保证看好孩子，不出事故；母亲们保证不给孩子吃零食，保证按时出勤，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总结时，托儿所丙班二十八个母亲中就有十五个超额完成了任务；乙班有八个母亲夺取了红旗，三个母亲被评为全厂生产模范。
此外，城市中的机关、学校，也举办保育院、托儿所、小型托儿室等，解决女干部工作时不能带孩子的困难。有些地方还举办了街道、里弄托儿站，解决某些女公教人员和女工的孩子寄托问题。这对提高女公教人员的工作效率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南京市逸仙桥小学女教师王惠琴，因孩子多工作忙不过来，后来两个孩子进了托儿间，她的工作进步很快，被提升为教导主任。
在农村中同样如此，凡是孩子问题得到解决而且解决得好的地方，就能使有孩子的母亲更好地参加农业生产。如黑龙江省肇源县（现名郭后旗，下同）运用各种办法解决了约一万八千名孩子的照管问题以后，有一万一千多个母亲（约占全县妇女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参加了生产。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许多妇女需要参加劳动，孩子照管问题的解决就更显得迫切了。安徽省四个县的互助组，因为孩子没有人照顾，大大影响了妇女的生产情绪。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大批妇女参加了生产，如安庆、芜湖、阜阳三个专区前年就有十六万妇女投入生产中。
但是孩子寄托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才能收到良好效果。我们可以采取“亲帮亲，邻帮邻”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南北屋，对面炕”的形式，因为这些办法最受农民欢迎。黑龙江省肇源县就是采用上述办法解决了一万四千五百余名孩子的寄托问题。
随着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在比较好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娃娃组的工作，已成为生产组织中劳动分工的一部分。青壮年妇女参加田间生产，老年或孕妇可以在家照顾孩子。据山东省文登专区七个县的统计，一九五二年组织了二千八百多个娃娃组，到一九五三年在八十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就有五十三个社建立了抱娃娃组。
农村中许多地区由于逐步地解决了孩子的照管问题，母亲们积极投入生产，因而能做到按时耕作，不违农时，提高了产量，增加了家庭收入。如黑龙江省肇源县孟克里村，由于运用自愿委托等办法解决了孩子寄托问题，全村一百二十一名有孩子的母亲，学习了生产技术，参加了间苗工作。去年春耕时，有一百四十名妇女学会下地打楂子，在两次红旗竞赛中妇女自始至终保持了五面优胜红旗（全村共有十一面）。有七、八十名妇女学会铲地，二十多名能扶犁点种。孟克里村之能够实行新耕作法，获得全面丰产，是和妇女们的积极参加生产分不开的。正如该村男人们所说的：“要想丰产，缺了妇女可不行；别的村要是不把妇女发动起来，那可赛不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