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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遥县道备乡经过普选改变了落后面貌
山西省平遥县道备乡经过基层选举，改变了原来的落后面貌。道备乡是由道备、侯郭两个村组成，有九百六十九户人家，土地平坦，农产也很丰富。解放后虽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划乡后，各种基层组织都建立起来了，但很不健全，乡人民政府的大门时常关闭着，党的领导薄弱，有一部分党员和团员，忽视政治，工作不积极，放松对互助合作和生产工作的领导。更严重的是基层政权组织严重不纯，全乡二十二个主要干部中竟有八个是坏分子，如担任文教委员、农业生产合作社政治教员的侯守益、侯世墩、王学文等曾是敌伪时期的“模范村长”和“特派员”，解放前帮助敌人抓“常备兵”，把交不起粮的群众关进冷房子冻饿。绰号“红猴儿”的侯世墩，在土地改革后曾包庇地主进行倒算。因而各种政策都和群众见不了面，不能贯彻。青年妇女绝大部分不参加政治活动。大部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公粮负担，该乡年年有尾欠。因此外村人讥讽道备乡为“倒闭乡”。
经过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收购余粮以后，群众觉悟较前提高，并涌现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普选开始，工作组便在这个基础上，详细研究讨论了这个乡的落后特点和有利条件，确定在普选中继续宣传总路线，提高群众和一般干部的政治觉悟，通过普选，加强基层政权和党的领导作用，纯洁基层组织，健全机构，进而推动互助合作和生产工作，改变落后乡的面貌。工作组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的乡干部和党员、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向他们说明选举的重大意义、政策和做法，并分别进行了耐心的教育，打消了一部分干部的“换班”思想。然后，工作组和乡干部组织起来，从帮助群众解决互助合作和生产上的问题入手，开展广泛的宣传，用回忆、对比、算政治账的方法，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经过充分的思想发动，群众认识到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掌握了政权，今后要想走社会主义的路，必须选好干部握紧“刀把子”，因而热烈参加了选举。参加选举的选民达到百分之九十四。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把钻在基层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侯守益、侯世墩、王学文等的罪恶事实都揭露出来，并把他们从基层政权中剔除出去。全乡选民都以主人翁的态度认真挑选自己最满意的人来当代表。对一些作风上有缺点的干部，选民们善意地、诚恳地指出他们的毛病，帮助他们改正。干部在群众鉴别之下，受到一次深刻的民主教育。他们主动向群众作了检讨，并表示今后要克服缺点，好好为人民服务。这样就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最后选出了为人正派、大公无私、联系群众、积极工作、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十三个人民代表，其中很多是收购粮食和组织互助合作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二月十二日召开的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正副乡长和乡人民政府委员，研究制订并通过了一九五四年全乡增产二十二万斤粮食等三项决议。党、团、武装部等组织也进行了整顿。党支部吸收了在普选运动中和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六个先进分子入党，团支部吸收了十四个积极分子入团，加强了领导力量。
普选工作完成后，干部和群众均以积极的行动认真贯彻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党支部书记任良富、乡长乔成山等主要干部经常住在乡人民政府，并经常下乡到各村检查指导工作。民政委员会在两天内完成了优抚代耕的整顿工作，催收了代耕米一千余斤。调解委员会一次便给群众调解了五件纠纷。水利委员会正根据群众要求，开始组织群众修建塌毁了的桥梁。生产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大力发展和整顿互助合作组织，开展积肥和春耕准备工作，新建和扩大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十七个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农户已由百分之四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五。在春耕准备工作方面，全乡已积肥十万斤以上，春浇和耙耱地已经开始。由于普选后各委员会分工明确，群众反映说：这次普选可把道备乡大变样了，过去的工作是多数干部不动，找谁谁也不负责，什么事也办不了，办不好；现在是干部分工明确，团结一致，都积极负责，工作办得又快又好。
经过普选，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主人翁思想，认真监督代表和干部的工作和作风，如批评供销社和医联社的单纯营利观点。各该单位的干部便进行了检查，注意改正。普选后群众自动把历年的尾欠公粮交清。并在几天内认购了一千二百二十七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
乡人民政府建立了简便易行的会议汇报制度，干部群众都因开会少、误工少而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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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芦乡政权改造前后
刘仪 王秀清 秦洪彦
山西省临汾县东芦乡，过去因为有的村政权掌握在坏分子手中，有的村干部消极疲沓，全乡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去年九月这乡进行了普选，党和人民政府严肃正确地处理了违法乱纪的坏干部，人民把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选进政权后，全乡的面貌焕然一新，由死气沉沉变成了朝气勃勃。
东芦乡是去年划乡时由东芦、西芦和韩村三个行政村组成的。这些村庄，虽然在一九四八年即已解放，一九四九年结束了土地改革，但是党的基础非常薄弱，全乡仅韩村在土地改革后分两批发展了五个党员。由于在建党时不够慎重，让坏分子混进了党内，和对党员缺乏经常教育，所以有的党员违法乱纪，有的蜕化变质，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韩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张方珍，在日伪时期担任村副，又参加过蒋匪帮的便衣队，土地改革中假装积极，乘机混入党内，并担任了农会主席。他勾结坏分子副村长景福财，利用职权横行霸道，敲诈勒索，贪污粮款，强奸妇女，陷害好人，成了“土皇帝”、“土霸王”。还在土地改革时，他们就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错斗了七户中农。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方珍等更乘机挟嫌报复，斗争和吊打了无辜农民九人。
东芦和西芦两村的党的组织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土地改革中涌现出来的一些积极分子，因为得不到县、区干部的帮助和党的经常教育，政治觉悟不高，怕当干部开会误工，耽误自己的生产，不积极工作。比如西芦村村长沈占元，过去工作很积极，但是缺少工作办法，态度生硬，碰了钉子后，便灰心丧气，觉得当干部既耽误生产，又受群众埋怨，后来只是埋头生产，不大过问工作了。这些人一放弃领导，村政权便落在反动势力的手中。东芦村主任郭积善，在日寇和阎匪统治时就担任村长，解放后又钻进人民政权，对上阳奉阴违，消极应付，各种工作很难开展。
坏分子能够掌握村政权，是和上级的领导方法简单、包办代替分不开的。一九五零年民主建政时，在该乡工作的县、区干部，被坏分子的假积极所蒙蔽，没有深入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因而违反群众意志，用包办代替的方法使那批坏分子继续当选。当时群众很不满意，说：“人家（指工作组）早就有了底子啦，反正离不了那伙人！”这就是这些村的村政权能够长期被坏分子所掌握的主要原因。
由于基层政权的不纯和某些干部的消极疲沓，各种政策、法令不能和群众见面，人民的政治觉悟得不到提高。反动会道门趁机大肆活动。去年，“真主玉道”头子张生福等一下子便在该乡发展了一百五十多个道徒。他们勒索财物，造谣惑众，给群众带来了很大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也无心好好生产。村里的互助合作无声无息。去年春天，西芦村的干部为了应付上级，编起四十二个互助组，实际上都没有在一块做过活。解放几年来，这个村没有买过牲口、农具，也很少使用豆饼等肥料，土地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前的水平上。
去年春天，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张方珍、景福财被开除党籍，并被逮捕起来分别判处了徒刑。九月间，东芦乡开始了普选试办工作。工作组用以往坏分子操纵村政权给人民带来痛苦的事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群众从亲身体验中深深感到政权的重要，认识到选举是关系着人民生活的大事。农民李生秀说：“这次选举可不能马马虎虎，一定要选上真正能为人民办事的干部。如果还让那些坏分子掌握刀把子，老百姓就要遭殃！”在人口调查、选民登记等酝酿阶段中，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谈论着谁有选举权，谁没有选举权以及代表的资格和条件。西芦村农民王桂林等利用生产休息的空隙，自动聚在一起酝酿选谁当代表。他们提出梁福生阶级立场明确，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作风民主，能联系群众，可以当选为代表。到了选举的那天，人们是那么欢欣鼓舞！住娘家的青年妇女赶了回来，好多户都是全家不留一人，携男抱女的全去了。人们为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积极参加了选举，全乡一千九百六十七个选民，参加选举的有一千八百八十五人，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八。选举中群众非常细致认真，敌我界限划得很清。像郭积善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投他们的票。对一些稍有缺点和错误的干部，则善意地进行了批评。比如在选举沈占元时，群众批评他态度生硬，工作疲沓，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进行了检讨，表示今后要改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因而得到了人民的谅解，结果又当选了代表。全乡共选出三十九个代表，代表中产生了十三个乡人民政府委员。人民代表和人民政府委员中，有在各种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宋光亮、王润兰；有和张方珍等坏人坏事积极进行斗争的张盛棋、郭保女。
新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和干部，有忠诚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作风，有朝气勃勃的工作热情。他们当选了干部后，就积极领导农民组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东芦村主任宋光亮、治安保卫委员高胜德等，首先抓住群众发展生产的要求，对村里的互助组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他们深入各个互助组内，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比如段连生互助组原来只有三户，他们不记工，不算账，没有实行等价互利政策，所以工作时起时落。村干部便帮助他们找出过去涣散垮台的原因，实行了简便易行的记工办法，并做到了及时清工齐工。现在这个互助组已经扩大为五户，转成了常年互助组。北韩村村北原来有一座浮桥，多年失修，农民拉庄稼不能通过，要绕中韩村，很不便利。群众把这个意见提给村主任安发鸿和人民代表张盛棋，安、张二人接受了群众的意见，立即领导农民在几天内修好了这座桥。群众反映说：现在和过去真不一样了，张方珍掌权时，提了意见白搭，现在提出来就能办到，二十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村干部的这种积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行动，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最近宋光亮、王润兰等十一个新成长起来的干部，由于能密切地联系群众，真诚地为人民办事，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东芦乡的人民真正做了主人，就以强大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现在，东芦乡无处不变，无处不新，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个村几年来没有买过农具、肥料和添置牲口，去年秋季就买了八千斤肥料、两张步犁、五张耘锄和五头牲口。中农景方元在张方珍、景福财被捕的第二天就买了一头牛，他说：“早有心买，就是不敢买。”全乡除整顿了原有的互助组外，并新发展了四个互助组。现在全乡共有八个常年互助组和十二个临时互助组，参加的农户达到一百二十二户。其中于德秀、张生棋等四个常年互助组，积极进行整顿提高，准备今年麦收后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工作也大大变了样。东芦村的妇女过去很少参加会议，现在开会时至少也有六、七十个妇女参加。妇女们的社会地位提高后，便迫切地要求学习政治和文化，民校里经常有三十多个妇女在那里学习。民校学员柴福珍等七个妇女，并担任了乡妇女代表或居民小组长。
东芦乡的人民享受到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后，政治觉悟更加提高，积极地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每一个号召。群众把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激心情表达在对新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上，在去年收购余粮的工作中，全乡超额百分之八完成了收购计划。在购粮工作的同时，好多农民并加入了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现在，东芦乡的农民卖余粮的钱除一部分存入信用合作社外，大部分都买了牲口和农具，积极准备春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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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宣传工农联盟的思想
湜辛
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依靠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力量。不断地巩固工农联盟，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可靠保证。报纸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入地向工人农民宣传工农联盟的思想，教育广大工人农民正确了解工农联盟的意义，从而自觉地为加强这一伟大的战斗联盟而斗争。
过去，许多报纸的编辑部对于向工人和农民进行工农联盟教育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因而报纸上工农联盟思想的宣传是薄弱的。不仅很多工人报纸不注意农村问题，很多农民报纸不重视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一般省、市报纸宣传工农联盟思想也是不经常、不深入的。不少报纸仅在节日才注意进行这种宣传，而在进行这种宣传时，又往往局限于工农通信的方式。在日常的经济报道中，只是孤立地、就事论事地谈工业、农业或商业，很少从工农结合的观点来阐明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自从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以来，特别是党中央发出关于在春节期间进行工农联盟教育和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以来，这种情况才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变。但是，在这一宣传中，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一时期的宣传情况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那将有助于今后提高工农联盟宣传的思想水平。
深刻地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
作用
工农联盟必须建立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基础之上，这是工农联盟的最基本的问题。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很明显地表现在工业对农业的领导和帮助上。正如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间的相互关系，归根结底是以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为依据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深刻说明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全国和对农村的重要意义。只有讲清这个道理，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对工农联盟的认识。
最近一个时期，各地报纸在这一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西安群众日报发表了“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批文章，根据西北地区电力工业、石油工业、纺织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从西北农民的亲身体验出发，比较通俗地讲解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全国人民和对农民的好处。这批文章将工业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了起来，将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联系了起来，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工业化事业中的地位和责任联系了起来，对于农民认识总路线和工农联盟有很大的帮助。东北日报在“鞍钢生产和农民的关系”这样有意义的题目下，用具体事例说明了鞍山钢铁公司几年来怎样以自己所出产的钢铁和硫铵、焦油等产品，直接地支援了农村，又怎样通过对各地农具工厂、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的支援，间接地帮助了农村，从而促进了农业的提高和改造。许多报纸通过国家在物质上和技术上帮助农民生产救灾，通过农民由于使用新式农具或农业机器、由于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而增加了产量，通过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工业品价格降低对改善农民生活所起的影响等各方面的鲜明事实，说明了工业对农业的领导和支援。组织得好的报道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大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是工人阶级也是农民的最高利益。
但是并非所有的报纸在说明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时，都深刻地体现了上述的根本思想。有些报纸在宣传工业化对农村的意义时，停留在发展轻工业带给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利益上面，而忽视发展重工业对于改造农业经济的决定作用。例如，据湖南“资江农民”报检查，该报前一个时期就“单只从盐和布匹来宣传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却忘记了从抽水机、硫酸錏、汽车、碾米机等常见的事物来宣传工业的伟大作用，宣传工业将如何帮助农业进行改造，将如何减轻农民体力劳动，将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和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显然，像这样的宣传是带有极大的片面性的；因为“工农结合的基础，不仅是纺织品，而且有五金制品。否则，和农民的结合就是不巩固的”〔注一〕。有些报纸虽然注意到利用抽水机、硫酸錏等来说明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但是对于决定我国命运的重点建设，却不善于进行生动有力的宣传。例如鞍钢三大工程的提前完工和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注二〕。可是除东北地区的某些报纸外，其他地区的一些报纸很少将这一巨大事件和当地的实际联系起来，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这一重大胜利引伸出当地群众的利益，来教育农民认识必须建设重工业的道理，从而更积极地拥护社会主义工业化，拥护工农联盟。
报纸要深刻地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还应当讲清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道理。这就是要说明工人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由于其和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结，因而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团结互助和大公无私等优良品质。自然，报纸并不能单纯从理论上来说明这些道理，而应当依靠各种具体事实材料来证明这些道理，这样才容易为广大农民所理解。许多报纸通过工农之间的访问、参观的活动，有效地宣传了工人阶级和工业生产的进步性。吉林日报曾发表吉林省农民赴鞍钢访问团给全省农民的一封信。访问团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强大生产力，以及以孟泰、张明山、王崇伦等为代表的鞍山工人的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爱国主义精神。访问团的代表们这样叙述自己的亲身感受：“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越发感觉到我们祖国了不起，也懂得了工人阶级凭什么领导咱们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类似这种报道，最近一个时期各地报纸发表得很多。为了消除农民之中由于不了解工业生产和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而产生的种种误解，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有些报纸在宣传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时，没有着重地指明这种领导是经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部分报纸的某些报道，甚至给人一种印象，这就是把党和工人阶级截然分开。一月三十日四川日报、二月五日安徽日报发表的几篇农民写的文章中，就都表现了一些模糊看法，如认为“从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领导我们农民翻身的都是些工作干部，就没见一个工人到我村里来过”，等等，但是报纸却没有对这些模糊看法进行分析批判。报纸的责任是，用过去革命的经验，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中所进行的各种社会改革和发展生产的事实，特别是用开展互助合作的事实，来具体地表明党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并深刻地表现出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特点，使农民从党的领导体会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它不应客观主义地暴露各种糊涂观点。河北日报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十年”，从这个社发展提高的曲折过程，比较细致地说明了党如何反复地向农民进行“组织起来”的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如何在该社历史上出现的几次重要的关键问题上，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克服了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趋势以及自私、保守思想，从而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光明大道上前进，由贫困而走向共同富裕。这就表明，站在“十字路口”的农民，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指出社会主义的方向，指出通向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道路，并带领他们坚决地走这条道路，是不可能到达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中的无数事实都证明着这条真理。报纸如果善于在互助合作的报道中，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显示党的领导作用，并具体地表现出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特点，那就能使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党的领导与工人阶级的领导的一致性，认识工人阶级的领导的重要，从而大大提高对于工农联盟的认识。
在工农联盟思想的宣传中，要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还不只是为了提高农民的觉悟，教育他们懂得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不是随便的一种联盟，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为建成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农联盟；而且是为了提高工人群众的认识，教育他们理解自己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责任，从而在生产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和农民的接触中发挥模范作用。因此，深刻地说明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不仅是农民报纸或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报纸所不能忽视的，也是工人报纸或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报纸所不能忽视的。
全面地说明工人和农民、工业
和农业的关系
报纸在宣传工农联盟思想时必须深刻地说明工人阶级对农民、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必须全面地说明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相互依靠的关系。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示我们：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我国农民不仅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今后将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都是一种基本的力量。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不断发展农业生产以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步走上合作化，就是目前条件下农民对于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贡献。没有农业对工业的支援，没有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充分地宣传农民支持国家建设的爱国行动和参加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仅有助于工人提高对自己的同盟军的认识，消除各种片面看法；而且有助于农民认识自己在实现总路线中的重要作用和光荣责任。
二月六日东北日报刊登的“在共同的目标下”，是一篇思想性比较强的报道。这篇报道在叙述哈尔滨市的六十名工业劳动模范访问市郊阎家岗屯农民的时候，生动地描写了哈尔滨市的工人和农民在解放战争中，如何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战争的胜利而艰苦奋斗，献出力量；在国家的经济建设时期，又如何为了新的共同目标——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劳动，互相支援。该报发表的另一篇报道： “鞍钢生产和农民的关系”一文，在叙述鞍钢工人为支援全国工业和农业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着重地介绍了各地农民特别是鞍山郊区农民从各个方面（如输送基本建设工人、供应蔬菜肉类等）支援钢都的一般情况和生动事例。这些报道，生动地说明了工业和农业相互依靠的关系，说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密切关系，这样就能形成真正有力的宣传。
如果为了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贬低农民的作用；为了强调工业的重要，就贬低农业的作用，那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有些报纸有关工农联盟的宣传中却存在着诸如此类的片面性的缺点。这种片面性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表现是，在说明工人和农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时，过多地甚至单纯地从工人和农民生产价值的大小来着眼，并且由于计算方法不正确而造成片面夸大现象，如说“工人生产一天，差不多顶农民干一年”，因而在读者中形成一种错觉，仿佛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很小，仿佛农业劳动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同样，有些报纸在说明工人的劳动很紧张时，就把农民的生产说得好像很轻松，如“愿早点就早一点，愿晚点就晚一点，天热了就在树底下多歇一会儿”。宣传上的这种片面性，既不符合于客观事实，也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还有些报纸，在购粮报道中只注意结合宣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阉割了农民支持国家工业化这样重要的内容；有些报纸在有关工农接触的报道中，只反映农民对工农联盟认识的提高，而不反映工人对工农联盟认识的提高，这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应该指出，完整地宣传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和领导力量、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的道理，充分地说明农民对国家建设的支持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无论对于工人或农民都是一种有益的教育。
向工人农民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这是报纸在今后长时间内的一项经常的重要的任务。报纸宣传工农联盟的思想自然不限于以上所说的几个方面，而应当贯穿于社会生活一切主要方面的报道之中。这就是要善于从巩固工农联盟的各个角度来说明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互助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我们的报纸才能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真正成为“工农联盟的伟大事业的忠实的保卫者”〔注三〕。
〔注一〕斯大林：“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
〔注二〕毛主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给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的贺电。
〔注三〕“给‘农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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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基层选举中改进落后乡的政权工作
王 青
根据许多调查材料，当前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村分散在全国各地。在这些乡村中，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能正确贯彻，各种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人民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互助合作组织不能发展，或只具有组织形式而无实际内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发展，阶级在重新分化。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已经在各方面蓬勃展开，农业生产急需经过互助合作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因此，改变落后乡村的状况，使它们迎头赶上先进地区，就成了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应该严加注意的问题。
认真作好普选工作，对于改变落后乡村的工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普选运动一般地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而且是由于群众可以运用自己的选举权利，直接按照自己的意志选出优秀的先进人物来代替那些混入基层政权的坏分子，并鞭策那些工作松懈的基层干部积极起来。因此若干地区提出“经过普选、整顿落后”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本报发表的山西平遥县道备乡和临汾县东芦乡的事实，也正说明这点。
落后乡村的形成，大体由于两种原因。一种是基层政权领导成分不纯，政权被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或其他坏分子篡夺了。山西省临汾县的东芦乡在整顿以前即属于这一类。反革命分子篡夺政权之后，即利用政权的力量，公开或暗中破坏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欺压人民。或者是故意用强迫命令的办法进行工作，离间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制造宗派斗争，同时又“阳奉阴违”、“假报成绩”来骗取上级机关中官僚主义分子的信任，以便于他们为非作歹。任何敢于揭发他们、向他们进行斗争的积极分子，都受到残酷的迫害。本报去年四月发表的陕西省醴泉县四区四乡坏分子杨茂林长期盘据乡政权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类乡村，经过普选工作中群众性的对选民资格的细密审查，就可以暴露那些坏分子的真面目，剥夺那些人民敌人的选举权利，并且堵塞敌人混入基层政权的一切可能。在代表候选人提名、讨论和选举人民代表的过程中，由选民按照自己的志愿挑选自己的代表，更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感觉，把那些曾经帮助与附和坏分子欺骗上级、压迫人民的分子也统统赶下台去。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充分发扬民主，给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充分自由。过去某些地区选举中，曾有过因为县、区干部盲目信任那些假装积极的坏分子，偏袒、包庇那些坏分子，而强迫群众选举他们，给人民带来更多灾难的事实，这次普选中必须彻底消灭这种恶劣现象。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的强迫和包办，都是不能容许的违法行为。
另一类落后乡村的造成，是由于乡、村干部疲沓、消极，或经常以简单的命令方法进行工作，引起群众不满，使工作陷于消沉落后状态。这些干部的本质并不一定很坏，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曾经是各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因上级没有经常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的远景和国家的远大前程，了解自己工作的目的和方法，所以他们丧失了朝气，停滞不前了。这类地区，普选工作如果作得好，也是完全可以改变面貌的。在这类地区，普选运动必须和宣传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总路线的宣传，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的觉悟，把他们从消沉状态中、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中解脱出来。经过总路线的宣传，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有了提高之后，就要进一步帮助他们总结过去的工作，帮助他们检查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中确应由他们自己负责的，就教育和启发他们主动向群众进行检讨。同时也发动群众向他们提出批评建议。只要他们能够诚恳检讨，转变态度，并积极参加普选运动，认真负责地领导群众做好工作，群众就有可能继续信任他们，选举他们为人民代表。这样的事例已在不少地区出现。这些地区在普选之后变得朝气勃勃了。
要经过普选来改变落后乡村的状况，首要的条件是加强这类地区普选工作的领导，用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来领导这类地区的普选工作。在过去，有些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对于落后乡村是抱着歧视态度的。他们把这类地区称为“死角”，长期不闻不问。在推行某项重大工作之前，又总是习惯于在一、二个先进乡村“创造经验”，以推动一般。这种先进乡村的经验，对于一部分地区可能是适用的；但对于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政权领导成分，或从根本上发动干部革命热情的落后乡村，却往往并不适用，机械的硬套，只会使事情弄得更糟。在这次普选中，许多地区已经在先进乡村和一般乡村创造了一些经验，这当然也是十分需要的。但不能限于这些，而必须同样也在落后乡村创造改变落后状态的经验。由于我们的目的是要经过普选来彻底改变落后乡村的落后面貌，根本改变政权领导成分，或根本改变政权干部的思想状况，所以在落后乡村还应该用更大一些的力量。在这些落后乡村，首先应该对广大群众进行民主政治的宣传，使群众认识自己的民主权利是有法律保障的，有党和人民政府保障的，这种权利不容许任何人来剥夺，谁要来剥夺人民的这种权利，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同时要使群众认识：政权干部以至一切干部，都是要服从人民意志、为人民办事的，他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任何干部都要受人民的监督，人民有权选举他们或者撤换他们。只有使人民群众有了这种觉醒，才能把坏分子的劣迹和消极分子的错误、缺点统统揭露出来，以求得彻底的解决。其次，在普选活动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现能够代表人民意志与要求的先进分子，加意培养他们，使他们在各方面迅速提高，成为能够有效地为人民办事的人材。经过普选，把这些人材选到政权的各个领导岗位上来。普选以后，则应该帮助新的政权组织和干部树立各种必要的工作制度，特别是帮助他们学会运用人民代表大会来了解人民要求，吸收人民意见，布置、检查和推动各项工作，发展互助合作与生产。根据东芦乡的经验，普选以后的这种帮助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会使工作停滞不前。
这些工作是艰苦的、困难的。但是为了根本改变落后乡村的面貌，使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一切工作能够在这些乡村开始贯彻，和人民见面，发挥其力量，把这些乡村的人民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来，迅速推进这种建设和改造工作，我们必须坚决去作，不能有任何推延。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十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四年第十期已经出版。
本期的中心内容是纪念斯大林同志逝世一周年。本期以“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列宁不朽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的名字，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全世界进步人士说来，是无限珍贵的。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逝世之后，苏联共产党在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粉碎了叛徒和投降分子，击溃了苏联人民的敌人对列宁主义的一切进攻，从而捍卫了列宁主义并引导全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伟大成就是和斯大林的全部活动分不开的。斯大林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和现代国际解放运动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在许多问题上以新的原理丰富了革命理论。社论接着说：苏联人民正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并在去年取得了卓越的新成就。强大的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局势的良好影响一天天扩大。全世界各国的亿万人民正在为持久和稳定的和平而顽强地斗争，斯大林就是这个斗争的鼓舞者。
本期刊载的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文章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书记萨波托斯基的“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的“斯大林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理”，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葛约的“斯大林——为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而斗争的伟大战士”。
萨波托斯基的文章指出：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苏联共产党，它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天才的伟大创造，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知。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和科学的纲领，是因为它是有纪律的、统一的。苏联共产党正是因为坚决遵守这些原则，才能胜利地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统治，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在共产主义建设的大道上迈进了一大步。列宁制订的并为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的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组织、策略和理论基础，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全部活动，是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典范。
乔治乌—德治的文章综述了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所取得的胜利，并分析了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共产党的决议，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当代国际解放运动的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理。文章指出：在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家正在公开主张取消民族主权，若干国家的民族利益受到侵犯的今天，各国为民族独立、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民，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思想中吸取新的力量、希望和信心。
葛约的文章说：法国千百万男女热爱和尊敬约·维·斯大林。目前，我们正在同法国的卖国贼和卖国势力进行尖锐的斗争，反对他们的违反民族利益的极端反动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和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对于我们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斯大林在他逝世的前几个月，曾号召我们举起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我们立誓要把这面旗帜高高举起，直到最后胜利。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还有：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文科夫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的摘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总书记瓦扬—古久里夫人的“国际妇女大团结的战斗节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的“中国妇女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