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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创作更多更好的群众歌曲而努力
——谈关于群众歌曲创作的几个问题
吕 骥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评奖已经公布了。这次评奖可说是对于三年来的群众歌曲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检阅和总结，肯定了三年来群众歌曲创作的成就，给了所有词曲作者以鼓励，提高了大家创作各种群众歌曲的热情；更重要的，通过这次评奖使大家明确了群众歌曲的发展方向，提高了大家对于群众歌曲的认识；随着评奖结果的公布，把这些得奖歌曲向各地群众介绍、推广，将进一步发展与丰富群众的音乐生活，同时，对于今后群众歌曲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也将有很好的作用。一、表现新的时代的歌曲
各大行政区、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直属各艺术团体提出来参加评奖的歌曲共二百零八首，得奖的歌曲共一百一十四首。虽然这个数字很小（据中国音乐家协会一九五三年不完全统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年中，各地产生了一万首群众歌曲），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精神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唱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王大妈要和平”、“歌唱毛泽东”、“我是一个兵”、“歌唱二郎山”等是在各地群众中流传最广的几首歌曲，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也鲜明地标志了这个时期中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的巨大变化。这些歌曲里所表现的，是群众对于和平生活的愿望和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强意志，是对于祖国对于领袖的热爱和歌颂，是对于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无数英雄事迹中所表现的高度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热情歌颂，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疯狂残暴的战争罪行的切齿仇恨。这些新的思想情绪同样也反映在许多少年儿童歌曲中，“小鸽子”是其中较优秀的一个例子。人民群众的这些新的思想情绪是从各种群众运动中，从根本改变了的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些新的群众歌曲正确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我们曾经悲愤地唱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松花江上”、“铁蹄下的歌女”、“我们不怕流血”、“茶馆小调”和“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这些凄切的、悲愤的调子所反映的生活和斗争已经成了历史陈迹。历史的车轮进入了新的时代，展开了灿烂的新生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一天比一天更富强、更繁荣、更幸福的国家。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在各种巨大的国防、经济建设事业中涌现了成千成万的英雄人物和先进分子，他们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新的思想品质，具有高度的劳动热忱和无限的创造力，对于生活怀着远大的理想，对于明天的幸福充满信心，相信集体的力量，不再相信命运，相信劳动能够创造一切，关心集体的利益远超过于个人。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我们新的生活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使得长期受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压迫的各兄弟民族过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民主生活，三年来，各兄弟民族的人民歌手发挥了他们年青的无限丰富的创作力，各族人民产生了许多赞颂新社会、新生活的歌曲，流传最普遍的是赞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些赞歌实际上是歌颂新生活最集中的表现，所以特别洋溢着欢快、真挚而亲切的敬爱的感情。“歌唱毛泽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正是这方面两首较优秀的代表。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许多歌颂新生活的优秀歌曲，如“向北京致敬”、“歌唱民族区域自治”、“纺织歌”等，这些歌曲，应该说是三年来产生的群众歌曲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这些歌曲不仅成为产生这些作品的本民族人民最喜爱的歌曲，也成了我国各族人民所共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一百多首得奖歌曲中，许多歌曲出自大家熟悉的歌曲作者之手，但有很大一部分歌曲作者的姓名对于大家都是十分生疏的，其中大部分作者是非常年青的，如阿不力克木、美丽其格、许瑞禄、岳仑、刘守义等同志；也有一些作者并不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如“为了幸福的明天”的作者孙振华同志，“我们都是新中国的英雄汉”的作者余绍华同志都是工厂工人。这些新的歌曲作者的涌现，不仅说明了在各民族年青的音乐工作者和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当中蕴藏着无限的潜在力量，也说明了这些新的力量正在迅速地不停地生长。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最大的热情，欢迎他们的出现，尽管他们今天音乐修养还不够，但他们的作品已经表现了他们具有很高的曲调创作才能，事实上，他们的歌曲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清新的气息，使得我们的歌曲艺术增加了新的光辉。只要他们不以此为满足，继续不断地刻苦学习，在大家热情的关心和帮助下，他们的音乐修养是可以逐渐提高的，这些新的年青的歌曲作者，无疑地，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他们的作品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二、反映生活
从这些得奖歌曲可以看出来，歌曲作者都是以极大的努力来歌颂新的生活和新的斗争，力求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思想情绪。有的作者是从现实生活中选取较大的政治主题或概括性较大的题材，反映现实生活中最普遍的思想情绪，如那些以歌颂祖国、歌颂领袖、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中苏友好、保卫边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为主题的歌曲；有的作者是截取主要斗争生活的一个侧面，或从日常生活中选取某些极平常的事物作为题材，却表现了群众最深刻的思想情绪，同样达到了真实地反映生活，如那些以小鸽子、小红旗、光荣灯、刺刀、转盘枪、手榴弹、牛、纺织、剪羊毛等为题材的歌曲。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唱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伟大的毛泽东”、“王大妈要和平”、“歌唱二郎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是一个兵”之所以广泛地流传在全国群众中，不仅表明了广大群众需要这样的歌曲表达他们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热爱领袖的思想情绪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新疆好”、“淮河两岸鲜花开”、“光荣灯”、“纺织歌”、“小鸽子”以及其他许多歌曲之所以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不仅表明了群众满意于这些歌曲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劳动和斗争中的乐观情绪，对于生活的理想和希望；更重要的，是深刻地说明了真实地反映生活，不是要求反映随便什么生活，而是首先要反映劳动人民的新的生活和新的斗争；不是一般地去反映新的生活和斗争，而是要求反映新的生活和斗争中的群众的最深刻的思想情绪，那些即使今天还只是萌芽、却在迅速生长着的先进的思想情绪。必须这样，群众歌曲才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才能从思想感情上去提高与教育人民，才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武器作用。
虽然有些人由于看到某些歌曲作者为服从当前某一具体政治任务而创作的歌曲不曾得到应有的成功，因而怀疑群众歌曲是否应该为具体政治任务服务。应该指出，群众歌曲作为一种特殊的斗争武器，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广大群众所参加的当前的现实的政治斗争。但由于作者对于当前斗争任务认识不深，或者对于群众生活缺乏深刻的体验，或者缺乏应有的表现技巧，或者根本缺乏深厚的政治热情，因而写出来的作品缺乏真实的生动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正确地反映政治斗争中群众的情绪和要求，能够鼓励他们参加政治斗争的热情，能够提高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对于政治斗争必然要发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显然地，如果群众歌曲没有这类歌曲，就会失去或减弱它在群众斗争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如果认为这就是群众歌曲的唯一任务，因而忽视了群众生活的更广阔的需要，那也是错误的。那样就把群众歌曲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就大大缩小了它的社会意义。
如果歌曲作者认为表现当前政治斗争的歌曲可以不从群众生活出发，可以根据一些书面的原则指示、政策条文进行创作，那就必然要创作出一些概念化的歌词来，作曲者选取了这样的词就很难写出动人的曲调来，即使有人为它作了一首优美的、很有情绪的曲调，仍然不能给群众以深刻的感动，群众也不会喜爱这样的歌曲。我们曾经看到有这样一首歌曲，歌词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咱们要好好学习
它，它建设事业办法多，工业、农业都发
达；劳动人民做主人，克服困难靠大家；它
各个民族团结的好，全国人民像一家；人人
劳动功绩大，到处开放着幸福的花。”谁能想到这是一首歌词呢？这一段已经足够使我们了解这首歌词概念化到了什么程度，这完全不是富有生活形象的诗的语言构成的富有感染力的歌词，也不可能给群众以情绪上的感染，作者完全忘记了这些要求。从题目起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群众歌曲的误解，题目是“学习苏联建设祖国”，这种误解明显地表现了作者不明白歌曲是要通过艺术的形象来服务于政治，来对人民起宣传教育的作用，有这样误解的人不在少数，就在得奖歌曲中的歌词也有类似的缺点，如“争取月月满堂红”，“中苏人民团结紧”，“新中国力量大”等歌曲。
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这样一首歌词：
“战争贩子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
滚出朝鲜，滚出亚洲，滚出全世界，滚出全
世界去，滚出去！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
了，绝不让你们再猖狂，千万把钢刀刺穿你
的心，你们的命运就是死亡。”
不用说，通过群众歌曲反映并且提高我国人民对于美国战争贩子的仇恨情绪是必要的，作者选择这个题材是正确的。不过，作者在这里既没有写出美国战争贩子带给朝鲜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也一点没有写到中朝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崇高的生活理想，因此，很难激起听众的仇恨情绪。在这八句词中，一共用了八个“滚出去”，在合唱中各声部前后共反复了三十六次“滚出去”，也许作者以为“滚出去”叫得越多，咒骂就越有力（其实不应该只是咒骂），表现反对战争贩子愤激情绪就越强。其实这样并没有表达出群众的愤激情绪，相反，倒是暴露了作者生活的贫乏。
用这样的歌曲去服务当前具体政治任务，任何时候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这些同志完全忽视了群众歌曲必须凭借它的特殊的思维形式和富有感染力的生活形象，而且必须通过听众情绪上的激动，达到思想意识上的变化，才能发挥它的宣传教育的武器作用。歌曲是诗与音乐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要求丰富的思想内容，却不能以概念来代替由生活形象带来的现实的诗意；它要求优美的、真实的音乐形象，旨在启发人们向上的情绪，鼓舞人们的忠实于伟大理想，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精神，成为行动中的积极力量；却不是通过它去作条文的解释，枯燥地述说某种道理。
三、抒情歌曲
抒情歌曲对于我们虽然不是一种新的创作形式，但大家对于抒情歌曲的理解却不完全一致。
三年来创作的抒情歌曲，在数量上、质量上虽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却有了新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经验。
首先要谈的，是关于抒情歌曲的主题和题材问题。
三年来，大家不仅创作了广大群众十分欢迎的
“歌唱祖国”、“歌唱毛泽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唱二郎山”、“王大妈要和平”，也有歌颂边疆人民生活的“欢乐的新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淮河两岸鲜花开”，歌颂妇女劳动支援解放战争的“纺织歌”，歌颂军属的“光荣灯”，歌颂新婚姻法的“茶树开花圆丁丁”等许多抒情歌曲，为抒情歌曲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这些歌曲在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特别在音乐语言创造上都是有成就的，把我国人民作为新生活的创造者的新的精神品质，作了色彩鲜明的描绘。
从主题和题材方面来看，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限制，从歌颂祖国、歌颂领袖，到歌颂边疆人民生活、歌颂新婚姻法，凡是在人民生活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于人民有益的题材，都包括了。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打破了对于抒情歌曲的传统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旧社会中，政治是黑暗的，不许人民过问，人民愿意、并且能够自由歌唱的，除了爱情、友情和自然界以外，还有什么呢？可是在新社会中，特别在全国解放后的三年中，人们首先想歌唱的、却不是爱情、友情和自然（虽然仍然是大家歌唱的题材），而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领袖，是对于今后人民的生活将发生巨大作用的各种社会主义建设，是团结成为一个大家庭的边疆人民，是把许多妇女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新婚姻法，总之，是新的生活。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大家不歌唱这些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大地位的、新的主题，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大家用抒情歌曲歌唱人民心中激荡着的情绪。这就使抒情歌曲脱离了狭小的生活圈子，走进了群众生活的广阔园地。这不仅是主题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强了抒情歌曲的社会意义。
有些同志认为抒情歌曲必须具有特定的形式，比方说，必须写成独唱歌曲。这几乎是无须多加解释的，独唱歌曲也许便利于抒情，曲调可以更自由些，运用各种声乐技巧的可能性更大些，技术上的限制更小些；但不能因此认为抒情歌曲只能采用独唱歌曲形式，齐唱（包括群众齐唱）形式不可能写抒情歌曲。得奖歌曲中的许多抒情歌曲，也许都可以独唱，但有些更适合于齐唱。还有另一种思想也是应该克服的，那就是以为抒情歌曲必须运用复杂的技巧，必须写得难唱一些。应该看到，所运用的技巧的复杂程度，难唱的程度和表现感情的深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一定是成正比例的，许多时候是成反比例的。比方“二月里来”、“江南三月”、“黄河颂”，得奖歌曲中的“纺织歌”、“光荣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许多这一类的歌曲，采取了极其朴素的形式，所表现的情绪却并不是肤浅的。
作为一种歌曲体裁的抒情歌和一般歌曲的抒情性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弄清楚的。
应该肯定，任何歌曲形式，都是抒发人民群众中的个人或集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感情的。因此都具有抒情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特定的体裁，抒情歌曲是有其特定的意义的，特别是和叙事歌曲、讽刺歌曲、以及进行曲式的战斗歌曲来比较就更清楚。抒情歌曲，不论它选取什么主题，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独唱、齐唱、重唱或合唱），总是善于为听众展开广阔的精神世界，它的曲调总是显得舒畅、自由、可亲，使你乐于随着它走向精神上的旷野，仿佛它为你揭开了生活的帐幕，使你展望着今天和明天的生活全景，因而你情绪激动。所以抒情歌曲常常总是最能够无隐藏地显示人民的精神世界，常常是以最优美的形式表现了生活的真实，也常常是引人深思，并且富有感染力的音乐。这些自然都不是叙事歌曲、讽刺歌曲、进行曲式的战斗歌曲所能胜任的。
有些同志指出，目前由于许多歌曲作者简单地片面地理解“音乐应该服务于当前政治斗争”，忽略了创作各种抒情歌曲的需要，因此所有的歌曲几乎都是进行曲，几乎都是群众齐唱，情趣也十分单调，不能反映丰富的现实和满足群众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一方面有些人对于音乐必须表现群众，必须服从政治任务有些狭隘的片面的了解，如有人认为爱情歌曲的主人公必须是劳动模范，否则就是缺乏思想性，对于歌曲本身的思想情绪是否健康，却不去深入研究。对于某些不与宣传总路线、增产节约直接有关的抒情歌曲怀有几分轻视，认为缺乏严肃的生活意义，机械地要求所有的歌曲都要表现当前的现实的政治斗争。有的干部一听到比较柔和、深沉的曲调，还没有来得及细加分析，就简单地认为不健康，带有小资产阶级感伤情绪。所有这些可能都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影响了作曲者不能无顾虑地创作抒情歌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歌曲，其实不一定都是抒情歌曲，确实有些不健康的成分，是以个人的、陈旧的、轻浮的情感代替了新的、乐观的、健康的人民情绪。曾经广泛流行过的“解放区的天”、“毛泽东之歌”就是明显的例子。固然缺乏分析地随便给某些歌戴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不恰当的，但因此放弃对于有严重缺点的作品的批评，同样是有害的；那样要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以及各种庸俗的思想情绪就会得到发育的温床，抒情歌曲就有走向灰色的、颓废的道路的可能。
新的现实带来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广大的群众需要新的抒情歌曲，创造更多更好的人民的抒情歌曲是我们当前急迫的任务，研究得奖歌曲中的抒情歌曲所提供的新的经验，澄清许多模糊观点，对于发展抒情歌曲是有实际意义的。四、民族形式
得奖歌曲，在民族形式问题上，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里不打算就民族形式所涉及的全般问题来讨论，只就音乐语言中民族形式问题来谈谈，因为这常常是我们争论的中心。
从参加这次评奖的全部歌曲中看得出来，所有的作曲者，由于普遍受到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教育，在聂耳与冼星海同志的群众歌曲影响下，在音乐语言创造上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无论是青年作曲家，年纪较大的作曲家，无论是受西洋音乐影响较深的作曲家，或是对民间音乐接触较少的作曲家，都在努力追求创造一种适合于表达群众的思想情绪，又为他们所理解的音乐语言，这种努力是应该肯定的，正是由于大家在努力追求这种音乐语言，群众歌曲才日益具有更大的群众性。
虽然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但在音乐语言创造上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困难，对于创造音乐语言也不是没有模糊观点；正是由于我们对于这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明确，我们的困难才显得难以克服。
在音乐语言创造上有些什么困难呢？根据大家平常提出来的和作品中表露的，主要的困难在于不能创造出像聂耳和冼星海同志使用的那种平易、简练、丰富、活泼、情绪鲜明容易为群众理解、也容易为群众掌握的音乐语言；困难在于用我们的音乐语言不能构成新颖、真实、富有感染力的音乐形象，像民间音乐所达到的那样；困难在于不能创造出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引人深思的、能够正确表达我国人民的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音乐语言。
虽然大家实际遇到的困难是如此艰巨，可是对于形成这些困难的原因的分析常常是不足的，表面的，甚至于是十分主观的。有的同志片面地以为音乐语言上的民族风格仅仅是由语言的外形——语调和曲调构成的外部法则——调式构成的。因此，简单的以为只要根据中国文字的平仄、日常语言的语调，加上从某些民间音乐归纳出来的调式法则，就可以称心如意地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能够表现新生活的音乐语言来，因此以为可以坐在房子里凭空进行创造，完全忽视了对于构成音乐语言上的民族风格的内部因素——人民的生活情绪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完全抹煞了人民的精神生活的发展历史，每天都在改变着的新的思想情绪对于音乐语言的民族风格所发生的潜在的巨大作用。把民族风格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外在的、完全技术性的特征，显然是不全面的、不正确的。根据这样的片面理解，怎么能够深入地解决音乐语言上的民族风格呢？
也有同志简单地以为音乐语言的民族形式具有一种固定形式，是不发展的，也不允许吸取外来因素，因此，必须和某种民间音乐语言相同或相似。具有这样见解的人常常会根据这些原则去检视他所接触的创作的每一小节的曲调，如果发现有某些地方不符合他的原则，他就会把这首作品列在他的固定的民族形式范围以外，不管它所反映的思想情绪是群众的，群众如何热爱，也不能减少他的反对情绪。许多同志之不承认“歌唱祖国”这类歌曲具有民族风格，就与这种见解有关。很明显，这种见解是很狭隘的，应该看到，人民生活是发展的，人民音乐是随着人民生活而发展的，作为每个时代的人民音乐的共同特征——民族形式也是发展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吸取一些新的、外来的因素，同时一定要抛弃一些陈旧的、固有的因素，我们自己的民歌、戏曲、说唱音乐也是不断地吸取了外来因素，逐渐形成今天的形式，过去就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不用说明代音乐家朱载堉记录的民歌曲调和现在的民歌曲调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就以评戏、越剧为例，二十年前的曲调和今天的曲调相比就有很多改变，所以民族风格不能理解为固定不变的形式，任何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没有不和其他民族发生关系的，即使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也没有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不会受到外来音乐的影响，不吸收外来音乐的有益因素，毋须乎列举近代西欧各国音乐文化相互影响的事实，也毋须引用过去中国与东方各国的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的事实，根据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最近采集的山西河曲一带的民歌就明显地看出蒙古族民歌对于河曲民歌的强烈的影响，湖南、广西一带的山歌也明显地有苗族音乐的影响。应该指出，群众所以乐于接受一种新的风格的音乐，同样因为它是根据人民的思想情绪、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民族语言的特征、和民族音乐传统具有深刻联系，而且又确实表现了这个民族的新的生活情绪，极其重要的一种生活情绪，人民革命的、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思想情绪，如聂耳、冼星海和其他作曲家的许多经过群众考验的优秀歌曲，以及这次评奖中的许多优秀的群众歌曲，为什么不可以承认它们具有民族风格呢？应该肯定这一部分也是民族形式，不过是发展了的民族形式，这也是我们民族音乐传统中的一个构成部分。虽然这一部分的历史比较短，尚存在若干问题，但它是新生的革命的音乐传统。有些同志不愿意承认这部分传统，那如果不是保守主义思想在作祟，就是受了忽视政治的思想的毒害。
还有些同志简单地根据农民现有的音乐接受能力作为判断是否具有民族风格的标准，显然是不适合的。有些同志不承认“歌唱祖国”这类歌曲的音乐语言具有民族风格，主要因为有许多农民今天还不能唱好这样的歌曲。固然，农民是群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数量很大，如果把农民现有的音乐接受能力作为判断是否具有民族风格的唯一标准，凡是农民今天还不能完全接受的都不算是具有民族风格的，都要从我们民族生活中剔除开去，那就必然要使我们的音乐文化变得贫弱起来。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狭隘的。群众歌曲创作完全应该考虑农民的接受能力和他们的喜爱，但不应该把农民的接受能力和喜爱看成是永远不变的东西，像“歌唱祖国”这首歌曲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情绪，也是符合于翻了身的广大农民的思想情绪的，所以不能因为他们今天还不能完全接受，就认为他们永远不能接受，更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样的歌曲没有民族风格，因为民族风格的主要标志，是在于它是否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的先进的思想感情。何况事实上翻身后的农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思想觉悟一天比一天提高，文化水平一天比一天提高，接受新事物的可能一天比一天增大，各地青年农民都开始喜欢唱“歌唱祖国”这些新的歌曲。我们怎么能认为“歌唱祖国”这类歌曲不具有民族风格，不能列在我们的民族形式之中呢？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得奖歌曲已经全部完满地解决了音乐语言上的民族风格问题，应该承认，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在得奖歌曲中，也还有些作品中的音乐语言不能构成新颖、真实、富有感染力的音乐形象。我们一方面要反对上述那些狭隘的观点，同时也不能放松对于忽视民族音乐传统与民族风格的错误倾向的批评。有的同志认为表现新人物的先进思想感情必须创造新的音乐语言，完全抛弃原有的民族音乐形式，而新的音乐语言和新的音乐形式，自然只有向外国去学，或者凭空创造，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显然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认识。这样的同志完全忽视了民族音乐传统对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的基础作用，曲解了毛主席的“推陈出新”的原则。根据这种认识创造出来的新的音乐语言必然是脱离人民的。有的同志根据自己占有的极有限的民间音乐材料，把民族风格归纳成为几条似是而非的原则，作为创作民族风格的准绳，不仅是十分主观的，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行为。
音乐语言上的民族风格决不是脱离人民生活实际和民族音乐传统凭空创造出来的，拒绝吸取新的因素的保守思想，也必然要妨碍民族风格的发展与新的民族风格的形成。
在解决音乐语言的民族风格问题上，许多同志进行了许多工作，但有些工作是需要改进的。由于我们对于民族风格认识不深，没有看到人民的精神生活在创造民族风格中的巨大作用，不仅没有深入研究人民的精神生活，猛烈地成长起来的新的思想品质，特别不善于通过各种各样活在人民口头的民间音乐和创作歌曲，深入研究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精神上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于音乐的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许多同志满足于从书本上研究民间音乐
（当然，这是必要的），却忽视了联系人民实际生活去研究民间音乐，这样所得来的知识当然是死的东西，而且只是形式上的、缺乏灵魂的。
如果能通过这次评奖，澄清了音乐语言的民族形式问题中的这些模糊观点，并且能够改变许多做法，曾经阻碍着我们不能前进的困难，就可以逐渐克服，把我们的音乐语言向新的民族风格再提高一步，就能够更有力地表现我国人民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五、更有力地鼓舞劳动人民
三年来，我们做了些有意义的工作，反映了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新的思想情绪，但是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作者们虽注意了表现生活中重大的尖锐的主题，却没有从生活的各个侧面，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现这些主题，对于祖国、领袖、人民志愿军和新生活的歌颂还只用了比较简单的语言，缺乏更高的概括力和表现力，还缺乏深入人心的刻划。我们创造了一些音乐形象，但还没有能够把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思想情绪特征地概括在我们的音乐形象中，还没有能够深入地继承与发扬我们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创造出动人心魄的、梦寐难忘的音乐，许多歌曲还患着严重的贫血症，既缺乏人民情绪，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武装。我们必须继续加深生活体验，刻苦地钻研技术，认真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使我们不但获得强烈的人民情绪，敏锐的认识生活的能力，同时也获得高度的表现生活的能力。
歌曲作者密切地合作，是产生优秀的作品必须的条件。感谢词作者为我们写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今后欢迎更多的诗人为大家写作更多的、更动人的歌词！
只有经过不断的创作实践才能逐步克服创作上的缺点，也只有加强创作实践才能巩固已有的阵地。新的现实要求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前进。得奖和没有得奖的作者都需要继续努力，争取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大家继续投身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吧，把光辉灿烂的新生活变成更真实、更优美、更富有感染的音乐，更有力地鼓舞全国劳动人民在祖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更高的积极性和更大的创造性，争取总路线的彻底实现，争取社会主义社会提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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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怎样宣传工业中的先进生产者
顾言之
大力宣传先进生产者的经验，积极支持工人和农民的一切创举，并动员人民学习他们的榜样，这是报纸经济宣传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中曾说：“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榜样底力量……第一次有可能来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很少用生活各方面的生动具体的例子和榜样来教育群众，——而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内报纸的主要任务。”列宁的这些指示，对我国报纸工作者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先进生产者是代表着劳动生产率所达到的新的水平的旗帜。在同样的劳动条件之下，先进生产者由于改进了操作技术、工作方法或者改革了设备，就能创造新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水平。假如他们的经验能为更多的人所掌握，那就可以给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因此，宣传先进生产者的经验，乃是吸引和带动广大劳动群众，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什么意义呢？列宁教导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注一〕斯大林也教导说：“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呢？就是因为它比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能作出更高的劳动模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是因为它比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能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能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注二〕
看来，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并非所有的报纸，都能经常注意宣传先进生产者的经验。有的报纸，认为先进生产者的经验，只是个别人物的活动，既没有“巨大的规模”，也没有“热烈的气氛”，因而只迷恋于“创作”能包括全国性或全区性事件的综合报道；反映各种业务性会议的情况；刊登业务性的指示命令和枯燥贫乏的总结报告。有的报纸只是在开劳动模范会议时热闹一阵，刊登一些讲话或个别先进生产者的照片，而平时则不闻不问。有的报纸，只局限于宣传已有的先进生产者的过去的成就及其活动，对于当前的活动就很少报道；更不注意不断发现和报道新的先进生产者的成就……。这些情况，显然必须迅速予以改变。
为了加强宣传先进生产者的各种创举，最重要的是报纸工作者必须关心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根本问题，深入到当前斗争的核心中去，细心地发现新事物的幼芽。一九五二年沈阳市红砖的供应，远远落后于基本建设部门的实际需要。当时窑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低，每人平均日产量只达到七百五十块；而实际上必须达到一千块才能满足需要，否则就要影响基本建设的进度。这时，沈阳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窑业中劳动组织不合理的现象后，进而发现窑业一厂第四现场有一个小组曾经改善了劳动组织，实行合理分工，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但是由于缺乏领导，形成自流，没有推广。沈阳日报发现和推广了这个经验，这就找到了克服困难的途径。这种宣传显然是及时的和有力的。
掌握了先进生产者的典型事例以后，报纸还必须从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先进经验中，看出这些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中所反映出的当前社会生活发展的主要要求。张明山所创造的反围盘，正是反映了旧的企业甚至殖民地企业转入到人民手中之后，必须进一步进行生产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劳动效率。因此，推广张明山的经验，不只在轧钢工业上是需要的，也是所有具有旧设备的企业的共同要求。王崇伦的创造，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实行均衡生产，充分发挥设备运用率，并推动完成国家建设计划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现有国营企业共同的要求。因此，推广王崇伦的经验，也是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的。报纸要想真正走在现实生活的前面，指导现实生活，就必须不只是看到某一先进人物的具体事迹，而且要从这些具体事迹、具体活动中看出社会生活中带有普遍意义的要求，以便动员和组织全体劳动人民，为解决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而努力，从而有力地推进国家建设事业。
在一定时期出现的先进生产者，不能不反映着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特点。这一点，也是在报道先进生产者的时候必须很好掌握的。长春新报曾经在一个工厂作过系统的调查工作。调查的结果表明：在生产尚未就绪，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还未解决的时候，有的人由于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改进操作方法，找出很多“窍门”。这个工厂的车工小组有一天曾找出九个“窍门”，工人们说，这是“只要动动脑，窍门就满地跑的年头”。就这样，在生产中出现了一个先进小组和三个先进生产者。这些先进生产者不能不反映着当时生产的状况。但是由于领导上对工人的思想教育和技术教育重视不够，因而这些先进生产者在新的环境下，就没有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新的环境，要求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新的设备、新的技术，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性、纪律性。做不到这些，不仅不能发挥先进生产者的作用，甚至继续工作下去都是困难的。因此，这就要求报纸在报道先进生产者的时候，要看到先进生产者出现时的建设情况的特点，反映这些特点。同时，在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新的环境对先进生产者的新的要求，推动与指导先进生产者不断前进，以便适应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不重视巩固与培养已有的先进生产者是不对的。
宣传先进生产者的创造的时候，不能不看到，这些创造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脱离历史的发展孤立地产生的，而是在工人阶级长年劳动的集体智慧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正如斯大林所说：“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在劳动着，生活着，奋斗着。他们并不是白白生活着，他们生活奋斗时，当然也就积蓄着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有谁能够怀疑呢？”〔注三〕许多报纸宣传先进生产者的时候，常常只是孤立地宣传先进生产者个人的作用，没有具体说明党的领导作用，没有通过先进生产者的宣传，培养劳动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的记者为了突出地宣传先进生产者，把集体性的劳动写成先进生产者的个人的活动，把以前人们所作的试验成就都加在目前表扬的一个人身上。这不仅从理论上来说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次座谈会上，张明山就曾批评过鞍山“工人生活”报，指出报纸把他们十几个人的研究小组的活动，写成他个人的活动。报纸工作者必须注意，不要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集体智慧和历史现实，孤立地宣传先进生产者；更不要把先进生产者和整个工人群众以及技术人员对立起来去宣传；宣传先进生产者，是为了使先进生产者更稳固更坚实地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生长起来，决不能使他们反而逐渐离开了劳动群众的集体。
宣传先进生产者的创造与发明时，还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但是，许多报纸在进行这种宣传时，却把创造发明写得公式化简单化。写一个先进工人，不是写他如何钻研技术，而是宣扬几天不睡觉、几餐不吃饭；写工人的创造发明时，不注意反映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合作、劳动和技术的结合，反而顺手找一个落后的技术人员作陪衬。有时，甚至把一个人的钻研精神写成不合情理的痴呆情况，把他的创造与发明写成突然问世的。报纸在说明先进生产者的思想生长过程时，常常不是主要地通过工作和生活中的事实来进行分析，而是老一套地讲他在解放前如何受苦，在今天如何幸福。这种违反科学原则和缺乏深刻思想分析的宣传报道，就不能表明先进生产者的新思想战胜旧思想的具体的斗争过程，而具体地向人们指出学习先进生产者的道路。
经常地宣传先进生产者的各方面的活动，已经成为广大读者的日益普遍的要求。在鞍山“工人生活”报去年召开的三次读者座谈会上，读者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报纸工作者有责任满足读者的这个完全合理的要求。为此，报纸编辑部必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保持密切的、广泛的联系，熟悉当前的斗争，深入到斗争的核心中去，同时也必须熟悉经济工作的基本知识。这里最有害的观点，是要求先进生产者、先进经验必须是十全十美的，认为群众的萌芽性质的创造，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不克服这种观点，就会妨碍深入发现先进生产者、先进思想、先进经验。斯大林教导说：“有时候，开拓科学和技术新道路的，竟不是在科学界著名的人物，而是在科学界全不著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注四〕
报纸工作者不熟悉本地区的先进生产者，这也大大妨碍了对先进生产者的深入宣传。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沈阳被服一厂木工陈芳春创造了絮行打道机，有两个报纸报道了这件事，但是一个写的是陈芳春，一个写的是陈春芳，终于没法证明那个名字对。问过两个报纸的编辑、记者和组长，都不能肯定那个名字对。任何一个地方报纸，必须熟悉本地区的先进生产者，并经常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这应该不是过高的要求。
宣传先进生产者的目的，为的是推动广大群众向他们学习。但是不少报纸往往宣传了，任务也就完了，而不注意效果，更不注意组织群众学习先进生产者的先进思想和经验。显然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报纸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最近几个月来东北日报对王崇伦的宣传，是较有成效的。东北日报不只报道了王崇伦的先进思想、先进经验，又派记者到王崇伦工作的鞍钢机械总厂和沈阳、哈尔滨两地组织座谈会，推动上述地区各有关部门宣传推广王崇伦的先进思想和经验，而且及时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学习王崇伦的情况。东北日报采用这样的作法后，已开始改变了相当长时期内宣传先进生产者不经常不突出的状况，并从而推动了东北各地厂矿企业中学习王崇伦生产革新运动的开展。这说明报纸一旦发挥了它的主动性，就能使先进生产者的宣传逐步作到连续、经常和突出。〔注一〕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五九七页。〔注二〕、〔注三〕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第六五四页—六五五页、六六八页—六六九页。〔注四〕斯大林：“在克列姆里宫招待高级学校工作人员时的演说”。“列宁文选”第二卷，第六十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