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巩固工人阶级与中农的联盟，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纪念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发表三十五周年
彭达彰
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国共产党（布）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提出了与中农实行坚固联盟的问题。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决议实行无产阶级与中农坚固联盟，并保持无产阶级在这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新政策。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里是实行中立中农的政策。这一政策，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使中农没有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去帮助资产阶级，从而保证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一九一九年，列宁为什么要提出与中农建立坚固联盟的口号来代替过去中立中农的口号呢？
这首先是因为当时农村阶级力量起了变化。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前，全国大概有一千五百万农户，其中中农只有三百万户，仅占全体农户的五分之一。可是，到十月革命以后，情形就大为改变了。由于施行“土地法令”，消灭了地主阶级，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大量上升为中农；由于中农两极分化的趋势被削弱，富农数量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所以中农的数量激增，农村走向了中农化。到一九一九年初，中农这个阶层，已经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农已经成为而且必将继续成为农业方面的“中心人物”。在上述农村阶级力量变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和中农的关系问题。列宁正是充分地考虑了这件事情，因而在这个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有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对中农的态度”。
其次，是因为当时中农的情绪发生了变化。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城市里和乡村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使无产阶级的政权已形巩固，中农的情绪便由动摇转向了苏维埃政权方面。这就使与中农建立坚固联盟有了可能的条件。
再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基本任务——政权问题解决之后，与中农建立坚固的联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已经成了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列宁说：“当无产阶级已推翻资产阶级并巩固了自己政权而从各方面从事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中农问题就提到了第一位。”又说：“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我们的注意力在某种范围内也就应当正是集中到中农问题上。”
为什么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要这样重视工人阶级与中农的坚固联盟呢？
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少数人的或一个阶级的力量所能达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只有在工人阶级能够吸引中间阶层更多的人来和自己
一道前进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这正如列宁在这个报告中所指出的：“……决不应得出结论说，当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里，而在往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似乎我们也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也正如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与中农实行坚固联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正确的， “不只因为现在可以指望这种联盟，并且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应该在农村中运用的不只是数百万人，而是数千万人。不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的结合与协作。斯大林在“问题与答复”一文中曾深刻地论证了这个原理。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乃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一个生产消费组合。如果在这个组合里面，工业与供给原料、粮食和消耗工业品的农业不协调，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而不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整体，——那末，从这里任何社会主义的结果都不可能获得。所以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乃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根本问题。”
那末，工人阶级与中农实行巩固联盟，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否有其可能呢？列宁认为是可能的。因为工人和农民之间，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列宁早在“工人与被剥削劳动农民底联盟”中就已说过：“……雇佣工人底利益与被剥削劳动农民底利益并没有根本的分歧。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满足两者底利益。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所以无产阶级与被剥削劳动农民间的‘诚恳联合’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后来，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又把列宁的上述一般原理，依据俄国革命进程中阶级关系的历史发展，加以进一步的阐述与论证。他说：“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与西方农民不同，因为苏联农民经历了三次革命底教训，他们同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中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而变成了无产阶级底后备力量；……显然用不着证明：苏联农民既惯于重视他们与无产阶级的政治亲善和政治合作，并因有这种亲善和这种合作而获得了自由，便不能不是非常愿与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力量。”
当然，列宁主义者也非常清楚，中农被工人阶级吸引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对他们的经济生活不能不是一种深刻的变革。因为小农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并且，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筑在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上的。所以，要使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改变其经济基础。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决不可像托洛茨基所胡诌的那样，对个体农民采取剥夺的办法，因为这样就一定会把他们抛到无产阶级敌人阵营里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依据自愿的原则，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他们进行逐渐的谨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列宁这个报告的中心基本思想。
列宁的这个报告，对于今天正在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我们，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
列宁在这个报告里，告诉了我们中农这一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点。他说：“这是一个动摇不定的阶级”。它之所以动摇不定，是由于它在经济上的两重地位所产生的，即它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正因为如此，它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摆脱了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以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必然产生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两种积极性表现出两种发展趋向，——从中农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它可以导向社会主义；从中农是私有者和农产品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它的自发趋势是资本主义。这就说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农村必然发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只有当中农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才能使社会主义的道路战胜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已经是历史证明了的规律。正确地掌握这一规律，对于工人阶级革命的政党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在解放以后的几年内，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一天一天地明显起来。所以我们必须依据列宁主义的指示，重视这个斗争，坚持与中农坚固联盟的政策，时时刻刻关怀着广大中农的前途，按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把中农导入永远摆脱贫困的彻底解放的道路。
列宁在这个报告里，又反复地告诫了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对中农采用任何强力手段。因为中农是不剥削别人的劳动者，而且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中农是人数众多的，数千百万人的社会阶层”；中农在经济上有比较坚固的经济根柢，因而在无产阶级开始革命以后，还会支持到颇久的时间；中农在生活上有很深的守旧习惯，对他们过分地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加强中农守旧恶新的成见。所以，工人阶级对中农，只能是用细心关注他们的需要的态度，以吸引他们到自己这方面来；用思想感化的办法，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有关他们切身利益的地方，设法和他们达到实际协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方法问题上，要向他们让步。
固然，这些原则都是为大家所承认的。但是，在我们农村的实际工作中，仍经常不断地发生着违背这些原则的现象。列宁的这个报告和苏联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的。
列宁在这个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实际的习惯中，在我们现有的文化水准下，在我们可以派到乡村中去的具有文化和技术知识的干部不够的情形下，在我们对待乡村工作常觉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就常常使用强迫手段”。列宁这段话，恰恰指出了我们农村工作中的病根，并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农村工作建设的实际问题，如提高农村工作干部的文化、政策水平问题，培养和输送有技术知识的干部到农村去的问题，在农村树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骨干或组织的问题等。只有解决了这些实际措施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强迫命令。
苏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过程中，斯大林从工作方法方面批判了很多强迫命令的表现。他在“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复”中指出：有的农村工作人员，习惯于革命战争中的工作方法，喜欢用在解决军事性作战任务时的“轻骑突击手段”来解决集体农庄建设任务；有的同志因“贪求集体化高度百分数”而向中农采用强制手段，褫夺中农选举权，强迫中农将一切财产公共化；有的同志“在处理集体农庄建设问题时，违背了列宁认为决不可跳过运动尚未完结形式的原则”，而超越运动的发展过程去追求高级的形式；有的同志“在处理集体农庄建设问题时，违背了必须注意苏联各个不同区域特殊条件的列宁原则”，死板地原封不动地把俄国中部的经验搬到一切边疆区去，将落后区域人工的“赶上并超过”先进区域等。这些被斯大林所严厉批判了的主观主义的作法，也正是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所应注意的。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积极进行，但是一定要遵守列宁的自愿原则，稳步向前。对中农采用强力办法，就必然有害于我们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列宁在这个报告里，还告诉了我们改造小农经济必须采取的正确办法，这就是说服教育、实例示范和国家给以物质帮助的办法。
关于说服教育，列宁指出：对农民要有“长期的教育工作”，因为改造农民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根深柢固的私有观念和守旧习惯，不可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在进行说服教育时，必须极其耐心地对农民解释他所不了解的问题，使农民心悦诚服。
关于实例示范，列宁指出：“我们应当向他们作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他指出：这是因为农民都是实际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空话。例如我们为鼓励农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应把社组织好，使参加社的人收入多些，证明组织起来的确比不组织起来好些。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
关于国家给农民以物质帮助的问题，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要给农民新的生产制度以财政援助的思想，作了新的发挥，指出应帮助农民以头等的拖拉机、汽油、驾驶员和其它农业机器等。
说服教育、实例示范和物质帮助三者是不能缺
一的。说服教育不能光凭讲大道理，而要有物质基础。但这也不是说，在有了示范和物质帮助之后，就可以忽视思想上的宣传教育。我们应当认识到，对农民的思想改造过程，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对农民的思想改造，真正巩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很难想像的。因为并不能说农民在形式上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后，同时也就解决了思想上的一切问题，特别是在大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农民。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底几个问题”中说：“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庄员已变成了社会主义者，那就更其错误了。其实，还要作很多工作来改造集体农民，消除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
最后，列宁在这个报告里告诉了我们，只有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联合中农的问题，才能武装干部的思想，以胜利地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富农是非常理解中农的动摇心理的。它经常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各种方法，拉拢挑拨中农，想使中农远离并反对工人阶级。同时，由于中农本身的自发资本主义趋势，中农在一定时期内还要分泌出一些资本主义分子，这些资本主义分子必不可免地要与社会主义进行残酷的斗争。所有这些情形，就是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
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必须深刻熟悉农村中这种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要成为有这种阶级斗争的 “实践才干”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下，又能善于在具体问题上与中农达成协定。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地团结中农，使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阵地日益坚固和扩大，使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削弱，胜利地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应当熟记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工人阶级与中农的联盟，不是一种什么随便的联盟，它必须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联盟。〔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语，均见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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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顺凤城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调解工作推进互助合作运动
山西平顺和辽东凤城等县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始深入到农村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去开展调解工作，解决部分组员或社员之间的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以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根据平顺县人民法院的统计，六十三个乡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一九五三年共调解了有关互助合作问题的群众纠纷五百七十七件，其中属于互助组的四百四十三件，属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百三十四件。凤城县双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九五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共调解了三十一件纠纷，在六十三个当事人中有四十二人是互助组的组员。这些纠纷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少数农民长期习惯于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对于集体生产的好处认识不足，在开始参加互助组、合作社时，常因家庭间的意见不一致而发生争执。如凤城县双河村农民王俊朴是互助组员，他的妻子会缝纫，并有一台缝纫机。去年年终这个互助组计划转为生产合作社，王俊朴带头报名参加，他妻子不同意，两人因此发生争吵，女方提出离婚。经调解委员调查了解，知道他妻子不愿入社的原因是自己有缝纫机，怕入社后吃亏。调解委员向她进行了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并针对她的思想说明有缝纫机入社也不会吃亏，结果一家人便和和气气地入了社。其次，有的农民在参加互助合作以后，由于多为自己打算或由于组、社中对工价、副业分红等问题规定的不尽合理，因而有时引起争执。例如平顺县虹霓乡耿富春互助组的十九户中，有耿万全等六户在给别人家干活时不卖力，组员中有人不满意，想“散伙”，眼看互助组就要垮台。该乡调解委员知道了这种情况，在组内进行了集体主义的教育，讲解了组织起来生产的优越性，并经过耐心的劝说，提高了耿万全等六户的思想认识，终于使互助组巩固起来，全组在去年秋收中团结生产很起劲。凤城县双河村关成礼互助组曾因工账不清等问题引起了部分组员的不满，经调解后获得了合理的解决。
人民调解工作不仅能够及时解决互助、合作生产组织内已经发生的纠纷，而且能够预防纠纷的发生。如平顺县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去年七月间，各小组为了达到丰产，都准备用洪水浇地。调解委员考虑到如不建立合理的用水办法，一定会引起纠纷，影响生产，便主动地和社务委员研究，向社员进行了教育；并在洪水涨发时与社务委员分头掌握，使一百二十余亩土地全部得到灌溉，保证了农业增产，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此外，在购粮工作中，平顺等县人民法院曾召开调解工作会议，组织调解委员学习粮食政策，交代了调解委员在购粮工作中应担负的任务，因此很多调解委员都能积极发动群众响应政府的号召，以身作则带头出售余粮，并积极调解收购粮食工作中发生的纠纷。仅据该县四十个乡的不完全统计，就调解了收购粮食中的纠纷一百二十一件，对购粮任务的顺利完成起了一定的作用。凤城县双河村妇女徐东令，因在购粮中带头出售余粮与他丈夫发生纠纷。经当地调解委员耐心启发，使她丈夫认识到把粮食卖给国家的好处，夫妇两人高兴地把多余的粮食卖给了国家。
最近，平顺等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于学习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认识到互助合作运动是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正确道路，已决定把为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服务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他们准备有计划地把调解委员分布到各种生产组织中去，或确定专人负责调解这方面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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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潍县十五区干部转变作风
关心群众生活，认真调解民间纠纷
山东潍县十五区的区乡干部，在一九五二年冬季以前有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对于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于群众中的纠纷不问不理。群众有问题到区申诉或询问，干部总是推诿不见，或对群众的态度非常生硬，案件长期积压，区的党政机关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如高里村军属刘玉简因其儿媳离婚要带财产造成纠纷一案，就拖延了半年之久。群众普遍的反映是：“区长官僚主义，不问不管；助理员说话训斥人，没深没浅。”
一九五二年冬到一九五三年春，经潍县县委帮助，该区区委在总结工作时检查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以后又进行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们开始认识到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危害性，重视了调处民间纠纷的工作。在去年三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后，该区区委便决定：以后要定期研究调处民间纠纷的工作；要教育干部提高群众观念；以副区长为主，吸收民政助理和文书等参加，具体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由于区委采取了这些具体措施，一般区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所以调解组织得到巩固和提高，群众中的纠纷开始能够获得及时和正确的解决。如花园乡的乡村干部，在以前总认为调处纠纷是“管闲事，落是非”，因而不去积极地调处群众间的纠纷；经过区委的教育和帮助，认识到调解群众纠纷的重要意义，以后就都积极地为群众排难解纷了。因此，在半年多时间内，该乡受理了六十多件案子，其中除十三起因案情复杂、需要较长时间来处理外，其余都得到迅速妥善的解决。安固镇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小组采用小事个别办、一般案件组内办、大事到乡里办的方法，在去年一月至九月间调处了纠纷一百一十四起，并出现了积极为群众调解纠纷的模范调解员陈之池。仅据区公所及安固镇和花园乡的统计，在去年一月到九月共受理了六百八十一件大小纠纷，都是有关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这些纠纷经过排队研究，截至去年十月，已全部处理的有五百零七件，其中属于土地纠纷的一百六十七件，家务纠纷的一百九十八件，产业继承的二十一件，婚姻问题的一百零一件，债务问题的二十件。由于这些纠纷得到迅速和正确的处理，不仅大大地减少了群众到法院起诉的案件，而且加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直接推动了生产，干部高兴，群众满意。普遍的反映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干部真给办事了。”“调解组织办事好，不用花钱不用跑。”
该区调处民间纠纷所以获得这样的成绩，除领导重视，一般干部提高了群众观念，能够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去处理问题以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干部和调解人员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以下的政策原则：凡是打架斗殴的，以团结生产的精神耐心地对双方进行说服劝解，启发他们交换意见，合理解决纠纷。凡是土地纠纷，尽可能作到就地勘察，邻居评论，大家商量，依据实际情况和政策法令说服双方。凡是婚姻纠纷，根据和睦团结有利生产的原则进行调解说服；如双方的关系确属恶劣，不易改善，则调解离婚。对于离婚的带财产问题，是本着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利益予以处理。一般家务纠纷，则邀请邻居大家调解；分家是本着一人一份的原则处理，并要达到和睦团结、有利生产的目的。第二，在工作中贯彻了群众路线。在调处纠纷时，一般都是先由干部或调解人员讲明政策，吸收群众旁听，组织群众评论，进行劝解说服。有时还召开关系人座谈会，或由村干部、积极分子以及与当事人关系较密切的人一起开会研究，先将事实真象、政策思想、处理意见和处理方法统一起来，然后分别进行调解。特别复杂的案件，往往关联到很多人，采用这种方法较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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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平顺县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经验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法律宣传司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平顺县为了及时解决民间的纠纷，减少群众因诉讼而耗费时间和金钱，在一九四二年就开始重点试建人民调解委员会。十余年来，由于县的党政领导机关一贯重视，逐步推广，并经常注意了对调解组织的整顿和提高，现在调解委员会已在全县各村普遍建立和健全起来。
历年来，平顺县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曾经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及时和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民间纠纷，对于教育和团结群众恢复与发展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例如一九四八年平顺县填发土地证时，各村曾以调解委员会为基础，吸收公正的农民参加，组成调解小组，协助开展填发土地证的工作。仅石城等四个村的调解小组，就给群众解决了有关土地、房屋等大小纠纷一千四百五十七件。一九五二年平顺县开展抗旱防灾运动时，各村的调解委员会又主动地配合这一工作，协助解决了许多有关水利的纠纷，使农田得以及时灌溉。如张井村所属的两个自然村——回元郊、木抓洼的农民，当时想要开渠浇地；但因水渠要从刘进魁的地内经过，而刘进魁不肯卖一水道给两村的农民，开渠的工作遭到了困难。调解委员桑丙午知道了这件事，就用抗旱防灾和团结生产的道理向刘进行说服教育，结果协商解决了这问题，开成了一道水渠，使四十多亩旱地变成了水田。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许多村的调解委员会更有计划地把调解委员分散到各种生产组织中去，协助解决有关发展互助合作的纠纷，对于推动这一运动起了良好的作用。如川底村在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张付巧和李克勤夫妻两人因入社问题闹纠纷，女的提出要和男的离婚。郭生孩和郭保鱼父子也因对入社的意见不同而要分居。该村的调解委员会知道了这些情况，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教育，说明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结果两家都和和气气地入了社。
平顺县调解工作的另一特点是注意了通过调解进行宣传工作。调解委员会时时和当地的宣传员密切配合，利用广播筒、读报组、问答栏等宣传工具，或采用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政策法令。这对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守法观念以预防纠纷的发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过去该县南庄等一百多个村，常因放牧的牛羊践踏农田，不断地发生损害庄稼和山林的事情，引起农民与牧工之间的冲突。经各村调解委员先后召开牧工会议，用爱国增产的道理向牧工进行了教育，以后就很少发生过这类纠纷。根据一九五三年春季平顺县人民法院的统计，八十四个村的调解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共处理了七百六十六件纠纷，每村每月平均约三件，比上年每村每月的平均数减少了四分之一。其中张井村在三个月中仅发生纠纷三件，川底村一九五三年一至三月根本未发生过一件纠纷。这些统计数字说明，该县的民间纠纷已在逐年减少，这是和作好调解工作，并在调解过程中注意了宣传教育分不开的。
平顺县的调解工作所以取得显著的成绩，主要原因是党政领导机关积极支持。早在一九四四年，该县的党政领导机关即提出：“加强对调解工作的领导，调解人民间的纠纷，是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生产的重要办法之一。”以后又不断指示各区的区长、秘书、民政助理员，要经常帮助与指导调解工作，吸收调解委员参加讨论和布置中心工作的会议，使他们了解情况和熟悉政策，通过调解工作协助推动中心工作。在每年召开的全县调解工作会议上，县长还亲自出席做报告。区、村干部也都很热心于调解工作。一九五三年春季各区先后召开的若干次村长、党村支部书记会议及两次民事主任会议上，各区的负责同志都强调了积极开展调解工作的重要性。这些措施，使十余年来该县的调解工作从来没有垮过台，而且逐年提高。
其次是平顺县人民法院很重视调解工作，把它作为经常的重要任务之一，并创造了一些有效的领导调解工作的经验。一种是通过法院的干部下乡巡回审判时了解情况，并具体帮助调解委员进行调解工作。例如，一九五一年有一次法院干部下乡时发现候北、南庄等村积有纠纷二十余件，便与调解委员一同弄清了事实，向他们交代了政策，然后由他们利用群众的空闲时间，就各类纠纷向群众提出了处理的意见，由群众组织讨论。结果在两个晚间就解决了十一件，而调解人员也因此提高了政策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另一种是用典型试办的方法创造经验，用以推动全县的调解工作。从一九四五年起，该县即选择了基础较好的张井、刘家、石城、王家庄、东禅、寺头、苗庄、虹梯关八个村的调解委员会，作为培养的重点，以后又直接掌握和领导张井、川底、杨威、石城、北耽车五个村的调解工作，并经常将典型经验广为传播，对推动全县调解工作的正确开展起了很大作用。再一种是由县人民法院每年召开全县调解工作会议一两次，总结工作，交流经验，讲解政策法令，研究调解办法。在一九五三年一月间全县的调解工作会议上，还用对比的方式对调解人员进行了群众路线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要作好调解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并懂得了怎样走群众路线。会后县人民法院又通报表扬了川底村调解委员郭东则的模范事迹，公布了笔池凹村调解主任白显珠的违法行为（因干涉婚姻自由捆绑当事人），对调解委员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平顺县人民法院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提出了正确开展调解工作的口号：“调查研究，道理要说清，解决问题要挖根，打通思想不记仇，团结生产一条心。”反复说明了调解委员必须腿勤、脑勤、嘴勤而且不要强迫命令，不要不调查研究、不要徇情偏私、不要怕麻烦。经过这样不断的政治思想教育，许多调解委员不仅懂得了调解工作的政策原则，而且都能任劳任怨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如石城村一位年老的调解委员听说群众有了纠纷，立即在黑夜里赶到十五里外去给解决，并说：“群众选咱当调解委员，一定要给群众办好事情。在旧社会，那有咱说话的权利哩！”扬威村党支部书记马喜付及其叔父侵占了马宪昌的墙界，群众很不满意地说：“人家是支部书记，还能打输了官司。”调解委员经过多方调查了解，结果根据访问老年人所得的线索，掘出了墙基，让马喜付亦当场做了检讨，承认了错误。群众很满意，认为调解工作很认真，只认理不认人。一九四九年填发土地所有证工作结束时，对调解委员会又作了整顿。这次整顿，通过群众选举，撤换了一部分作风恶劣、不负责任的调解委员，吸收了一批从填发土地所有证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作风民主、工作热情、善于联系群众的公正农民，并适当地增加调解委员名额，加强了组织。鉴于全县调解工作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划乡时，又进行了第三次的整顿，随着乡政权的建立，将原有一百八十个村调解委员会改组为一百零一个乡调解委员会。
在这次结合划乡进行整顿中，首先是从检查工作着手，深入群众了解调解委员的思想、作风和掌握政策的情况，以便在整顿时心中有数。同时肯定其成绩，巩固调解委员的工作热情和信心，并根据各村的不同情况，有重点地解决几个主要问题。如对留村调解委员会，即着重整顿其拖延、粗暴的工作作风和解除某些调解委员怕惹人、怕误工的思想顾虑，收效很大；为了提高工作效能，还帮助调解委员会总结工作，由调解委员会向群众作报告，然后再由群众提意见，有些村即在此基础上改选调解委员。经过以上三次整顿，使原来调解组织更加健全，工作有成绩的调解委员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少数作用不大、作风恶劣的调解委员会也都有显著的转变。目前全县的调解委员会都在有信心地工作着，成为当地基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有力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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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怎样领导总路线学习的
中共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分党委
在中共河北省委和省直属机关党委的领导下，由于我厅行政负责同志对学习很重视，以及广大干部的积极努力，三个多月的总路线学习收获很大。大家在领会总路线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初步改进了工作。我们在领导总路线学习中，曾摸索出如下几个办法，使总路线的学习得以不断深入。
一、层层订计划，特别是订好小组计划。我们首先订出全厅计划，各支部根据这个计划研究实现计划的具体措施，小组也经过详细讨论，结合具体情况制订小组的具体学习计划，进行学习。这样可使每个干部明确方向步骤，心中有数，便于发挥学习中的自觉性、主动性，并能有计划的进行学习。如果只满足于大计划而没有具体计划，就往往形成天天等待布置，既浪费了时间，又使学习陷于被动。
二、督促、检查和测验相结合。在学习计划和学习制度制定后，除加强思想领导及时解决思想障碍外，并进行经常的检查督促。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一）抽查笔记，了解学习情况（对文件是否认真阅读、领会程度如何、学习重点是否明确等），使大家养成阅读和记笔记的习惯，逐步改进记笔记的方法（从摘记，到记重点，直到记学习心得），这对巩固学习制度，系统领会重点问题帮助很大。现在我厅参加理论学习的同志有三分之二以上都作了总路线的学习笔记，有的组甚至每人都有笔记。
（二）为了保证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学习，除统一制定签到簿由各组长掌握签到外，同时不定时地深入各组检查学习情况，并将检查结果公布，及时进行批评和表扬。（三）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学习测验。我们根据学习文件，在每学完一个问题时，按重点组织口头或文字测验。这种方法很受大家欢迎，一方面使大家深入钻研了文件，明确了学习重点，巩固了学习成果；另一方面也帮助学习领导上了解学习情况，以便在此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深入指导学习。
三、开好讨论会。（一）作好讨论会之前的准备工作。我们首先根据文件的重点、要求和大家在阅读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确定每节的讨论题，印发给各组讨论。讨论前，我们并根据讨论题的重点和要求，在支部宣传委员和学习辅导员参加的会议上，进行研究布置，以便取得一致意见，作到心中有数，便于掌握领导。（二）讨论题确定后，各组即分头进行准备，每人都写出发言提纲，然后进行讨论。讨论时辅导员要善于抓住问题的争论焦点，诱导大家展开热烈的争论。当主要问题讨论差不多时，辅导员即作综合性发言，肯定正确的意见，适当批判不正确的意见，便于大家系统地领会问题，端正思想认识。在讨论时必须防止无准备无中心的泛泛讨论，或纠缠于枝节问题而放松主要问题的讨论，同时对讨论中争执不下的问题应提交领导解答。（三）对重要问题有了重大分歧意见时，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可组织有充分准备的大型讨论会。如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学习中产生了许多糊涂观念，我们即整理了五条争论焦点，印发各组充分准备。各小组选出不同意见的发言代表，经过两天的论战，最后得到了一致的认识，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收获很大。
四、加强外出干部的学习领导。由于外出工作干部人数很多，搞好外出工作干部的学习，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一）干部外出工作之前，我们根据外出工作时间长短，分别给他们布置学习任务，订出学习制度（每星期必须坚持六小时学习，十天向分党委或支部作一次学习汇报）。数人一起出去时，我们给他们编好学习小组，指定组长领导学习。（二）分党委或支部经常和外出工作组保持联系，及时将学习计划、学习要点、讨论题和思考题等有关材料寄给他们，他们也按规定制度作汇报（包括具体计划、学习情况和疑难问题等），分党委并对汇报内容及时提出意见，以对他们进行帮助和督促。（三）外出工作回来后，由组长作全面学习汇报，成绩好的由各支部进行表扬，对不好的进行批评，并指出今后努力方向。采用以上办法效果很好，绝大多数外出工作干部都能按时汇报，认真坚持学习制度，并有一半以上同志作了学习笔记。在学习粮食政策时，由于密切结合工作进行学习，外出干部大都能正确地贯彻粮食政策，胜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事实证明，只要党委重视，加强具体领导，外出工作干部的学习是可以搞好的。
五、注意联系实际，以达到提高与改进工作的目的。公安厅根据省直属机关党委指示精神，在领会了总路线基本精神的基础上，采用自上而下做层层联系工作的启发发言，即先由各单位负责同志做起，然后大家都学习着做，最后由厅领导同志作联系工作的总结报告，带动大家深入学习。现在，各级干部不仅初步明确了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而且明确了公安工作对实行总路线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并初步改进了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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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拉萨举行西藏的第一次妇女体育运动会
拉萨市一九五四年“三八”节妇女体育运动会，于三月六日到十一日在拉萨举行。这是西藏的第一次妇女运动会。参加运动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驻拉萨市各机关、部队的妇女干部代表队和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代表队的藏族、汉族运动员共一百八十人。许多藏族家庭妇女，也穿上鲜艳的运动服参加了各项比赛。
运动会在布达拉宫东侧的多强林卡里举行。运动场上每天都挤满了观众，人们怀着无比欢欣的心情来参观运动会的各项竞赛。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的代表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当她们在拔河决赛中以二比零战胜对方而获得冠军的时候，全场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祝贺她们的胜利。运动会的各项比赛都在团结友爱的气氛中进行。每项比赛结束后，藏、汉族运动员还亲切地在一起交流经验，相互鼓励。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和西藏军区后勤部的代表队，都荣获了大会颁发的“团结友爱”荣誉奖。
威廉斯土壤学讲习班开学
附设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威廉斯土壤学讲习班已在十五日开学。讲习班的目的是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威廉斯土壤科学理论，树立研究土壤学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以提高我国的土壤科学，解决农业生产中有关土壤问题。讲习班由现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的苏联土壤学专家涅干诺夫主讲。
土壤学讲习班的学员，包括全国农学院的教授、讲师、助教，农业机关的土壤科学工作者、土壤专家和北京农业大学的土壤专业教师、研究生共二百多人。
土壤学讲习班的主要学习内容是关于土壤的发生、发展和土壤调查研究法。学习时间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