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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几个问题
王思华
在总路线的学习过程中，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了问题，有些同志暴露了不正确的想法和看法：例如有的认为要巩固工农联盟，就不应以发展重工业为重心，而应将重心转移到轻工业上去；有的认为我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比苏联在建国初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好得多，因此，我国可以不忙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的速度；也有的不懂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为我国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不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而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可以实现。在大家所提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及其主要内容问题和国家工业化的两条道路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在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一、关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及其主要内容问题
这个问题的内容是：我国的工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工业化了呢？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是什么呢？它包括着那些主要内容呢？
第一，所谓国家工业化，就是要增加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就是要使现代化的工业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绝对优势，并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当苏联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年度的工业占全部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而农业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七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便指出：“这就是说，工业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农业的比重了，我们现在已处在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前夜了。”当苏联于一九三四年初，工业产品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增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便说：“我们国家已坚实可靠地最终变成工业国家了。”
我国在一九五二年，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不过占到百分之二十八左右，若使我国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还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但是只要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是可以缩短这个期间的。
第二，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有高度发展的重工业，没有重工业的国家，整个工业在全部工农总产值中不可能占到这样大的比重。所以，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全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的增加，就是工业化发展的最明显的标志。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工业化事业方面有决定意义的，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制造业在全部工业发展总和中的比重的增长。”斯大林同志在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一文中，同样明确地指出“不是说随便怎样发展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底中心、它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五金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底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发展国家的重工业所以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因为只有重工业的发展，只有钢铁工业、煤、电力、石油等燃料和动力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国防的巩固，才能在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只有重工业的发展，才能对改造我国的农业提供物质的和技术的基础，才能使我国的农民得到新式农具、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以促进我国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只有重工业的发展，才能使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获得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
第三，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另一中心内容，就是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我们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斯大林同志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的标志下进行的。但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随便一种什么工业化。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化，乃是保证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对小商品形式的，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所占的优势愈益提高的工业化。我国工业化底特点，就在它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能保证工业中的公营部份战胜私人经营部份即战胜小商品经济部份和资本主义部份的工业化。”（“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
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首先发展作为工业领导力量的国营工业，以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长和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因为只有不断地增长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才能为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打下物质的基础。为了大力发展国营工业，我们一方面必须建设许多新工厂新矿山（苏联政府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的一百四十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就是这些新建工程的主体），而另一方面，改建、办好和充分利用现有的工厂和矿山，对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是有其极大的意义。因此，对于现有的国营工业，必须充分发挥其设备利用率，加强计划管理和技术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制，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为了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还必须逐步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国家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把劳动农民的个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过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合作，把私人资本主义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国家将依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有步骤地、有区别地将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随着社会主义成份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家资金和国家管理力量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增加，随着人民对于社会主义要求的发展，国家就可以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企业成为唯一的工业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及其主要内容就是如此。
我们必须指出，工业的发展，必须有农业发展的配合。农业的发展一方面是以工业的发展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给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扩大工业品的市场和供给工业的原料及粮食。斯大林同志在“论国家工业化与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我们平常都说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农业也在内）底主脑，工业是一把钥匙，在这把钥匙帮助之下才能在集体化底基础上改造落后的零散的农业。这完全是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决不应当放过一分钟。可是也要记着：如果工业是主脑，那末农业便是工业发展底基础，因为农业是销售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与粮食底供给者……如果我们让农业仍停留在技术完全落后的状态中，不以农业基础保障工业，不改造农业，并且也不使它去接近工业，那末能不能推动工业前进呢？决不能。因此任务就是要尽量地以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工具去保证农业，以便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速和推进农业改造的事业。……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依靠两个不同的基础，即一方面依靠最大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另一方面依靠最零散和落后的小商品生产的农民经济。我们应当渐次地而且一贯地和顽强地把农业推进到新技术的基础和大生产的基础上去，引导它接近社会主义的工业。”
所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农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合作化，来对农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二、关于国家工业化的两条道路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的，而苏联的工业化，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的。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不同的方针。它们究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国究应走哪一条道路呢？
第一，这两种方针的出发点不同，因此结果也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先进的工业是以剥削落后的农业为其发展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就必然要加深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使国内阶级的矛盾剧烈化起来，使劳动群众贫困下去。工业的利润，不是用来改善国内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而是输出国外，借以扩展国内外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
可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下，农业必须相应地发展起来，因为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广大农村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的主要市场。只有大多数农民群众物质生活逐渐改善，才能真正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下，国家工业化的利益和基本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工业化不是使劳动群众不断地贫困化，而是使劳动群众物质生活不断地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的最根本特征。
第二，两种方法的资金来源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的。因为建立和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资金较少并且利润较大。等到没有重工业而轻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发展重工业确能赢利时，资本主义国家才着手建立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一般有两个来源，主要是靠外方的资金，即依靠对殖民地的掠夺，靠战败国人民的赔款或借外债；其次是靠轻工业发展后的利润积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不能依靠掠夺外国来发展自己的工业，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重工业开始，其建设资金主要是靠内部的积累，依靠国有工业不断扩大的内部资金积累，经过国家预算利用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收入，通过合作社、银行、国家公债等利用人民储蓄，并实行严格的节约。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就是我国的榜样，就是我国实行工业化所应走的道路。
我国实行内部积累资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国营工业方面。随着国营工业的发展，工业利润将会大大增加，国家工业内部的积累在国家工业投资中的比重将越大，这是我国工业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增加工业利润和工业内部积累，决不应依靠工业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必须依靠增产节约，即不断地降低成本，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向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用大部分的积累来扩大工业生产。其次是充分利用城市税、农业税和国营贸易利润等。农业税的一部分应该作为工业建设基金来利用，但同时应有计划地降低工业品和农业品间的差价，以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决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去加重农民负担，而要在不断地降低工业品的成本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降低工业品的价格。再次是利用人民的储蓄（但应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投资工业。同时要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反对贪污浪费，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反对供给制思想。
第三，两条道路的发展速度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需要数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时间，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则仅需要十余年。原因在哪里呢？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及其各项政策，都是符合于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斯大林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与苏联的内部情形”一文中曾列举六种原因，其中主要的有下列三个：首先因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生活，它和劳动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所有国营工业都可以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发展起来；其次因为所有国营工业，主要由于它坚持着降低价格的政策，所以能在城市与乡村、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合的环境中发展起来了。第三，因为所有国营工业是依靠着工人阶级，因此，它很容易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容易提出生产和管理的合理化来。凡此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国国营工业的发展正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下进行着，我国国营工业发展的迅速，也正证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很大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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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高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
苏联 列昂诺夫
在苏联，政权是属于人民所有的。苏联宪法上这样写道：“苏联全部政权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不多几天，苏维埃国家缔造者列宁就说道：“劳动人民同志们！要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在管理国家了……你们的苏维埃，从今以后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就是具有全权的、可以决定一切的机关了。”
根据苏联宪法的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它是每四年一次由全国公民在普遍、平等与直接的基础上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的。目前的最高苏维埃是由人民于一九五○年三月十二日选举出来的。
一
人民把最高的政权托付给谁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在一九五○年选出来的那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成份吧！在代表中间有四百一十八名工人、二百六十九名农民和六百二十九名出身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在代表中有二百八十名是妇女。
以下是最高苏维埃代表中间的一些人：华·迪根——哈尔科夫拖拉机工厂的旋工，维·勃拉任诺夫——火车司机，普·安格林娜——乌克兰的女拖拉机手，乌兹别克人阿克拉莫娃——马吉伦丝织厂的女工，安·邱赫诺——农民、斯塔甫罗波尔边区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沙比托娃——哈萨克共和国巴尔哈什工厂的工程师，季·萧斯塔科维奇——作曲家，亚·法捷耶夫和伊·爱伦堡——作家，特·李森科——科学院院士等。在代表中间还有苏维埃国家与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格·马林科夫，维·莫洛托夫，尼·赫鲁晓夫，克·伏罗希洛夫，尼·布尔加宁等。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都是人民中间的优秀人物，是苏联各民族的党与非党的公民。他们以自己争取人民幸福的忘我斗争而获得了劳动人民的信任。他们管理着国家。
二
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自己的会议上决定着国家生活的重要问题。它颁布全联盟的法令，这种法令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语言公布，并在苏联所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境内发生效力。
最高苏维埃所通过的法令，表达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例如，一九五三年八月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曾经通过了苏联一九五三年的国家预算法案。这个法案规定，仅仅用于国民教育与文化的拨款总数就达六百二十一亿卢布，几乎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二。由于国家预算拨出款项来减低零售价格，居民在一九五三年一年内就得到了四百六十多亿卢布的好处。在一九五三年内，苏联人民总共从国家预算得到一千九百五十亿卢布的好处，而从他们个人收入中以纳税和购买公债方式提供给预算的，却只有六百五十亿卢布。
由此可见，由最高苏维埃所通过的预算法案，反映了苏维埃国家对于提高全体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关怀。
在同一届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农业税的法案，规定大大减低农业税。
在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从来还没有通过一项即使是最小程度限制劳动人民利益的法案。而这是很明白的，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是由人民的优秀儿女所组成的，它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并是为人民服务的。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是人民的勤务员。
在苏联，没有其他的政权机关在职权上可以和最高苏维埃相等。国家的最高苏维埃决定有关对外国关系的问题，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只有它才具有修改宪法的权利，接纳新的共和国加入苏联，批准成立新的自治共和国、新的边疆区和新的州。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苏联统一的国家预算，审查与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苏联最高苏维埃选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组成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政府，任命苏联总检察长，选出苏联的最高法院。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闭会期间，代表们又分散到自己所居住的和从事日常工作的地方去——回到共和国、州、区去，回到工厂和集体农庄去。这时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实施着最高国家政权的职能。它是常设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向最高苏维埃负责的。主席团由最高苏维埃从代表中选出，包括主席一人，副主席十六人（每个加盟共和国一人），秘书一人，委员十五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照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是苏联的集体总统，因为它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领导着整个国家。
苏联政府——苏联部长会议在最高苏维埃会议闭会期间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主席团可以废除苏联政府的任何决议，如果这种决议不符合最高苏维埃所制定的法律的话。
三
苏联最高苏维埃是由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所组成的。大家知道，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它的境内有六十多种民族与部族。所有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都有他们共同的目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这种不分民族的苏联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是由最高苏维埃的两院之一——联盟院所代表的。但居住在苏联的各民族除了有共同的利益之外，还有它本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的利益是由每一个民族的特点所产生的。而最高苏维埃的另一院——民族院，就代表着各个民族的这种特殊利益。每一个苏维埃民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格鲁吉亚族、亚美尼亚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爱沙尼亚族或塔塔尔族等，都可以通过自己在民族院中的代表，向最高政权表明自己的需求，提出关于颁发任何法令的问题。
联盟院和民族院一起组成了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最高苏维埃。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里，没有上院和下院之分，最高苏维埃的两院是完全平等的。联盟院的会议与民族院的会议同时举行，同时结束，并且也审查同样的问题。任何一种法案，只有在经过最高苏维埃两院一致通过时，才能生效。每一院都享有同等的立法倡议权，能够提出关于颁布法令的问题和以任何法案草案提付最高苏维埃审查。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两院的平等，表现了苏联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兄弟合作与伟大友谊。这种苏联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的组成机构，表现了爱好和平的苏联全体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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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车上的人儿
孙滨
胶皮轱辘车摇呀摇的前进，
车上的人儿壮实又年轻，
红花朵朵的裤子，天蓝的上身，
玫瑰色的脸儿，雪白的头巾。
才过了热闹的春节，
论时节也快近春分，
年轻的人们早就等不及了，
醒来的土地已经在催促着他们。
胶皮轱辘车摇呀摇的前进，
车上的人儿也摇呀摇的半睡半醒，
倒不是留恋娘家过节的快乐，
她在想像着赶回家去的情景：
社里的犁头想来都已经修好，
哪块地该上多少粪也早分匀，
金黄的麦种已经翻出来检查过，
就等着她赶回去动手春耕。
远远地望见合作社门口有个人影，
也许是他早就等在那儿相迎？
车上的人儿已经失去了耐心，
催促着马儿：你快快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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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友谊一年比一年更巩固
本报记者 鲁生
三月十四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中国人民的亲密的朋友哥特瓦尔德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在这日子的前夕——三月十三日晚上，曾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劳动人民建立经常联系的北京市郊区张郭庄乡的农民和这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隆重举行了哥特瓦尔德同志逝世周年的纪念大会。
张郭庄乡早在一九五○年冬，就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人民建立起友谊关系。这种关系，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华大使康萨拉同志第一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访问该乡开始的。在康萨拉大使第二次访问该乡时，带去了由哥特瓦尔德总统亲自写的慰问信，这封信有力地鼓舞了全乡农民的生产情绪，“中捷友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哥特瓦尔德”同志的名字，就深深地留在全乡人们的心里，从此张郭庄乡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就建立了书信来往的友谊联系。在过去的四年里，每逢“五一”和“十一”佳节时，康萨拉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来我国的各种代表团必定要到张郭庄乡去访问，每一次都受到张郭庄乡全体农民亲人般地接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年比一年更巩固，一次比一次更亲密。去年四月里，康萨拉大使又带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维纳尔日采村农民送给他们的拖拉机、抽水机、小型马拉农具、步犁等去访问张郭庄乡。这些机器是用节省下的钱买的。这些机器帮助了张郭庄乡提高了生产。一九五三年，全乡共生产粮食一百三十三万斤，比往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三。该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三十四户社员，就有二十一户社员比往年的收入增加一倍以上，其余的社员也都比往年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并把三万五千斤余粮卖给国家。因此光荣地被评选为北京市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乡的农民完全懂得，这些成绩的获得是和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无私援助分不开的。社员黄富才在大会上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劳动农民和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一样的，今后我们更要亲密携起手来，互相勉励，互相支援，向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大道前进。”
在纪念哥特瓦尔德同志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张郭庄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郭荣、乡长王亮都追述了哥特瓦尔德同志对张郭庄乡的深挚友谊和多方面的援助。他们要用实际的生产成绩来纪念亲密的朋友哥特瓦尔德同志。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都在哥特瓦尔德同志的遗像前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要在今后生产中，努力学习工人阶级的集体生产精神，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带动全乡农民一齐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最后全体农民和全体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一致通过了为纪念哥特瓦尔德同志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维纳尔日采村全体农民和这村的统一农业合作社全体社员一封信。
信里首先说：今天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哥特瓦尔德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我们张郭庄乡全体农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也和你们一样，都以无限怀念的心情来纪念他。在三月十三日的夜里我们全体农民和全体社员特举行了纪念会，会上大家都纷纷表示要以做好春耕生产、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他。
信中叙述过全乡一九五三年的生产成绩后，特别指出：这些生产成绩的取得，是和我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你们兄弟般的援助分不开的。
这封信还告诉维纳尔日采村全体农民和统一农业合作社社员：张郭庄乡全体农民由于经过去冬学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大家都明确认识了自己应走的道路。同时还由于去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收，更证明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所以去年秋收后，全乡农民纷纷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更满足农民大家的要求，使分散经营的小块土地连成大片土地，以便更有力地发挥机器的效力，我们又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和我们的邻村（东河沿乡）合并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由去年的三十四户扩大成了三百八十一户（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八），耕地面积也扩大到五千八百多亩（占全乡耕地面积百分之六十）的大社了。全体社员们通过学习总路线都认识了学习和使用机器生产是提高产量的重要条件，所以你们送给我们的机器不多天，我们社就有四个青年同志到国家的拖拉机站去学习驾驶拖拉机了。大家认识到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可逐步走到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去。为了加速我国的工业化，我们就要增产更多的粮食和油料作物来支援国家的建设。一九五四年我们全社计划要播种玉米五百七十亩，每亩产到三百五十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四十；要种谷子一千亩，每亩产到三百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五十四；播种花生一千二百亩，每亩产到三百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五，其余各种农作物也都要求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
信的最后说：在纪念哥特瓦尔德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要更进一步加强中捷友谊的关系，更紧密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里，为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为更快地过渡到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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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市内基层选举工作的基本收获
天津市市内基层选举工作，自一九五三年五月开始至十一月底基本结束，历时半年。
去年五月，天津市选举委员会先在第六区马场和南华里两街进行了典型试验。接着，全市分三批进行了基层选举：第一批为六区（试办区），六月份开始；第二批是三、四、五、塘沽区，在七月份开始；第三批是一、二、七、八区，八月份开始。在运动中，全市共抽调普选指导干部一千九百六十三人，技术干部三千四百一十六人，并有报告员六百余人、宣传员和街道积极分子四万六千余人，参加了普选宣传。至十一月底各区选举先后结束。
运动的过程分为两大阶段和六个步骤。第一阶段是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其中分为准备、登记和复查三个步骤。第二阶段是选举，其中分公布选民名单、提出代表候选人和选举三个步骤。选举结束后，各区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及一九五四年一月分别召开了首次区人民代表大会。
天津市市内基层选举工作取得了以下五项基本收获。
一、群众觉悟显著提高。
天津市在基层选举中，依据每个阶段、每个工作步骤的发展，针对群众思想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在运动初期，着重进行了选举的意义的宣传，群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人口调查、选民登记和公布选民名单时期，进行了人口调查意义、民主权利之可贵和划清敌我界限的宣传，使群众认识了谁是国家的主人，谁是专政的对象，从而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思想。在提出代表候选人和选举中，进行了国家政权性质及如何提候选人的宣传，广大劳动人民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提名和一般选几名代表提几名候选人的方法表示拥护。同时，也针对一部分人士认为这种办法“不民主”的看法，着重宣传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实质和批判了旧民主主义虚伪的民主形式及旧民主主义思想，启发广大群众珍视民主权利，积极参加代表候选人的讨论、鉴别和投票。
在发动群众时，特别注意了发动广大妇女，使妇女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发动妇女的经验是：吸收妇女组织参加选举的各级领导工作；依据妇女群众的具体思想情况，宣传妇女参政的重要意义；解决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的实际困难；注意妇女代表人物的当选。
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群众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经过新旧生活的对比，普遍认识到“过去受压迫就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反动派手里”，“解放后有了政权，才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因而热爱祖国的思想大大发扬，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如在各区人民代表大会中，不根据可能而单纯要求福利的提案已大大减少。
其次，群众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特别是对地主阶级分子，过去很多久居城市的人不了解地主的凶恶本质，经过划清敌我界限的教育和选民资格审查工作，使群众对地主有了清楚的认识。据统计，在三千八百八十二件人民来信、来访中，属于检举地主、反革命的就有二千五百二十七件，经审查大部属实。各区人民法庭共受理了破坏选举案件五件，选民资格案件一百一十五件，其中也有四十八件是群众检举的。这样就保证了选举的胜利进行和不让一个反动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窃取庄严的选举权利。
再次，群众由于主人翁思想提高，十分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对代表候选人的讨论、鉴别十分认真。如第六区福建路选区共提出三位妇女代表候选人，选民们热烈展开评比，有的拥护王子强（妇女副主任），认为她有工作能力，会讲话；有的拥护李丽英（居民委员会副主任），认为她学问深，办事热心；但多数都赞成李承钧（妇女副主任），认为她工作能力虽不如以上二人，但能联系劳动妇女，任劳任怨，组织妇女生产，真正给群众办了事。并对王子强有时候只动嘴和李丽英联系劳动群众不够等缺点提出了批评。又如第一区南门东选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提出高玉英（妇女主任）做代表候选人，在选民讨论中多数反对，认为她只是对上积极，对群众则自高自大，结果另外提出孙芸竹（评剧演员）做了代表候选人。
最后，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广大选民积极参加了选举。各区参加选举的选民都达到了很高比例。全市选民共一百三十一万三千五百五十八人，有一百二十四万四千零一十九人投了票，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七强，如减去因事外出的选民，占在天津的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二弱。工厂、机关的选民参加选举的比例更高于街道市民，据第四区十一个工厂选区的统计，参加选举人数达百分之九十七点四；国营棉纺三厂达百分之九十九强；天津罐头厂达百分之百。妇女参加选举比例高于男子，参加选举的妇女占全市女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五强。在选举中出现了许多珍贵选举权利积极参加选举的动人事例。第四区青年妇女蒋宝珍，结婚时正赶上选举，花车已到门口，她为了投票，等了两个钟头才上车。她说：“结婚是大事，选举更是大事，结婚是喜，选举是大喜。”有不少因事外出的选民都特地赶回，也有用留信、来信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二、普选起了推动生产的作用。
选举工作与生产不仅不矛盾，而且还可以成为推动生产的动力。由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提高了国家主人翁的觉悟，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发扬，生产上出现了很多新气象。各工厂职工纷纷以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展开生产竞赛等实际行动向普选献礼。国营棉纺二厂一布场丙班二部提出作好“二比一”工作法迎接普选，并向全厂挑战后，运用这个工作法的工人，去年九月份有百分之七十，十月份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产品质量也提高了。大沽化工厂发电室工人张仲魁等，有一重要合理化建议，由于感到没把握，犹疑了几个月没有提；普选开始后，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和工厂的主人，就坚决提出并试验成功，使该厂电流增加了百分之十三，提高了生产。公私合营三合成桅灯厂职工受到普选教育后，桅灯产量由每天九百个提高到一千个，铝锅产量也由每月一万一千斤增到一万二千斤。私营同华茂机器铁工厂，普选以前，专责制流于形式，有的工人不遵守劳动纪律，上班时谈笑、打闹，夜班打盹、睡觉，因而产品质量低，常出废品。普选以后，全厂提出了“加强专责制，遵守劳动纪律，提高产品质量”的口号，各小组订出克服缺点的保证，生产情况大有改进，扭转了过去经常出废品的现象。在各区召开的首次人民代表大会中，群众通过代表提出了大量有关增产节约的提案，大会都以增产节约为主要议题之一。
普选结合生产的主要经验是：1、工厂的领导必须重视，把普选工作根据生产情况统一安排与布置，并有专人负责普选工作。2、深入车间展开宣传，不仅注意对青年积极分子展开宣传，也要注意对老工人进行宣传，因为他们了解过去事情多，说话影响大，能够现身说法带动青年工人重视选举权利。3、抓住各厂、车间、小组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发动工人开动脑筋去解决，这是普选结合生产的具体内容。4、在工厂进行普选工作，一律不占用生产时间，只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各项步骤应占的钟点，总共控制在十八小时之内。5、在其他企业部门、机关、学校以及街道中，也都要根据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规律，抓空隙时间进行选举工作。在划分选区、选民小组和设立登记站的工作上也应从群众活动方便出发。
三、加强了各界人民的团结。
首先，从选举结果看，工人阶级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其他各民主阶级也均有适当的代表人物当选。全市共选出区人民代表一千四百二十六名，其中工人阶级（包括干部在内）有九百九十七名，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九。代表中妇女共三百八十九名，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八；少数民族六十七名，占百分之四点九六。全市选出的一百六十个区长、副区长和区人民政府委员中，工人阶级（包括干部）一百零一人，占百分之六十三强；工商业者、文教界、手工业者及其他阶层共五十九人，占百分之三十六强。代表和各区人民政府委员中，很多人是生产上的模范人物和各界的知名人士。据一、三、四、五、七、八六个区的统计，就有二百零四名荣获模范称号的人物当选；其中包括工业及其他方面的劳动模范一百二十三人。另有四个工业劳动模范、两位妇女、两位工商业者当选为副区长。
其次，各区首次人民代表大会，都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讨论、通过了贯彻国家总路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及加强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决议，动员了广大群众为实现国家总路线而奋斗。因此可以肯定，通过普选所产生的人民政权组织形式，是“便利于工人阶级实现领导，便利于最大多数人民集中和实现其意志，和能够充分教育人民、发动人民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的主要的组织形式”（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决议），也是胜利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有力武器和保证。
经过普选，工厂、机关和街道市民以及各个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了。各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也更加增强。第八区回汉民杂居的大伙巷、小伙巷等街，在选举中，都曾出现过回汉民互相推让代表的友爱现象。街道组织中过去存在的某些不团结现象，经过普选，由于群众觉悟提高也得到解决。街道中并涌现了大批新的积极分子，仅据八区先春园、南头窑等七个街的统计，即涌现了新积极分子五百三十余名。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群众内部纠纷锐减，根据第四区的调查，李公楼街去年六月份调解群众纠纷四十多起，十一月降到二十起。
四、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民主教育。
市、区选举委员会对参加选举工作的干部都进行了充分发扬民主的教育，在工作中，群众的主人翁态度也给工作干部以深刻的影响，因而绝大部分干部的作风是民主的。经过普选运动，很多干部感到这是上了一次民主大课。其次，在代表候选人的讨论、评比中，结合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政府、各人民团体的基层干部以及广大积极分子，都普遍受了一次群众的鉴别。好的受到了表扬；有缺点的受到了批评教育；少数坏的、为群众所极端不满的分子，则被剔除出去。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政府和人民的联系，纯洁了政权和各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提高了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如第三区宿纬路群众在讨论代表候选人时，对候选人张志银提出很多意见。张志银做了检讨。选民、积极分子、干部都从中受到很大教育。会后当地居民委员会副主任说：“以后可得好好干，注意民主作风，脱离了群众可不行！”街干部表示选举完后也要好好检查一下工作；群众也满意地说：干部有缺点，今后改了就行了。
五、经过人口调查登记，查清了全市人口数字，为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人口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