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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发表十五周年
张鱼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是共产主义的纲领性的文献。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进一步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把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又具体发展成为一国内建成共产主义的理论。在这个报告中，他科学地论述了关于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和在一国内建成共产主义的条件，关于进一步巩固共产党，关于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与党的干部，关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等重要问题。
一
在从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到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期间（一九三四年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方面，这些年份正是由经济萧条转入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已经揭开，而且战争的火焰正日益蔓延的年份。而在苏联内部方面，这些年份正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更加高涨，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更加加强和巩固，也是苏联为保持全世界和平为争取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年份。
在这时期内，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工农业按照现代新技术实行改造这一事业的完成。因此，就生产技术和发展速度来说，苏联工业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农业与任何一国比较起来，也不仅是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商品产量最大的农业，而且也是现代技术装备最充足的农业。
在这时期内，苏联政治发展方面最重要的成绩，就是剥削阶级残余被最后消灭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劳动战线，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的统一更巩固了，苏维埃国家各民族间人民的友谊也更发展了。其结果就是苏联国家政治生活的完全民主化，实施了世界上最民主的新宪法。这一切就使苏联内部状况十分稳定，政权异常巩固。
当时苏联的工业，呈现了一幅蒸蒸日上的高涨图景。但是，苏联的工业生产额按人口平均分配计算起来，还是落后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斯大林认为在考察一国工业的经济实力时，不要单看总的工业生产量，而不顾及到这一国家国内人口的多寡，而是要注意到工业生产量与国内每人所能分配得到的消费量之间的对比情形。
因此，斯大林提出了必须在经济方面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所谓经济上超过，也就是要使工业生产额在按人口平均分配计算起来，每人所能分得的份额方面也能超过它们。斯大林指出：“只有当我们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才可希望我国有完全充足的消费品，有丰富的食品，那时我们就有可能实行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斯大林所提出的这个目标，当即为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作为苏联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确定了下来。所以斯大林的这些指示，也就是他当时所制定的苏联开始逐渐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和建成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伟大纲领。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斯大林告诉我们：首先要有严重而坚决的前进志愿，要有不惜担受牺牲的决心，要有不惜拿出巨量建设基金来竭力扩大社会主义工业的决心，要有高度的生产技术基础和高度的工业发展速度，最后还需要有时间。斯大林并指出，只有劳动生产率愈高，生产技术愈完善，才能愈迅速地实现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才能更大地缩短实现这个任务的期限。
关于这一逐渐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和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苏联自第三个五年计划起就已开始实施了。虽然后来因为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的进攻而被中断执行，但是当卫国战争刚结束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把它作为苏联较长时期的计划提了出来。并且，在战后苏联发展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中，特别是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所颁发的“关于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苏联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这个纲领更得到进一步的具体化，并被继续付诸实施。
斯大林的这个关于共产主义的纲领，在其不朽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在理论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关于准备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先决条件的原理，关于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的城市与乡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思想上武装了正在为建成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斗争着的苏联共产党与苏联人民。
二
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根据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丰富经验，阐发了关于进一步巩固共产党和关于加强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以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理论。
苏联之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开始逐渐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表明了苏联共产党政策的完全正确和党的领导的完全正确。而苏联共产党所以能获得这样历史意义的胜利，又是与苏联共产党展开两条路线的不调和的斗争，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一致分不开的。
斯大林指出，党和它领导机关的巩固，首先是从两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是调节党的成份，排除不可靠的分子而选择优秀的分子；另一方面，便是把组织单位分小，把个别组织的范围缩小，使党易于领导这些组织，并使领导工作本身成为更加具体、生动和切实。
巩固党的另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根本改善对于干部的工作。斯大林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路线规定后，党底干部就成为党领导和国家领导方面的决定力量。”因此，就产生了正确挑选干部、培养干部、提拔新的人材，正确配备干部和按照干部所做的工作来审查干部等一系列的问题。
关于正确地选拔干部，斯大林指出：第一，就是要重视干部；第二，就是要了解干部；第三，就是要细心培养干部；第四，就是要大胆提拔新起的年轻干部；第五，就是要适当配备各个干部的工作。
斯大林指出：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大胆和及时提拔新起的年轻干部，并善于把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的工作配合起来。老干部拥有“领导方面的丰富经验，马列主义的原则锻炼，深谙事理的知识，确定方向的能力”。他们是党和国家的一笔大财产。但老干部人数通常比所需要的为少，而且部分地已开始衰老死亡，其中有些人则“丧失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是个很严重而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虽然他们暂时还缺乏老干部所具备的那些优点，但他们人数占绝大多数，而且暂时还遭遇不到衰老死亡的危险，特别是他们具有很充足的对于新鲜事物的知觉，“这乃是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底宝贵品质”。因此，他们进步得、成长得很快，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赶上老干部。所以，斯大林指出：任务并不是要单单注意老干部或年轻干部，而是要努力把老干部和年轻干部配合起来。因此，就必须及时和大胆地提拔年轻干部来担负领导的职务。
此外，党的宣传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对于进一步巩固党和党的领导机关，具有极其严重的意义。
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指出了这样一个定理：在国家工作和党工作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的结果也愈有效力；反之，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愈多，工作人员也愈会变为目光如豆的小人，堕落成为一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而且也就愈易蜕化变节。因此，斯大林特别强调地指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一门科学知识，是所有一切工作部门中的共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他教导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而同时“还应当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积极关怀本国命运，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成为积极参加国家政治领导工作的人”。那种除了自己的专门知识，再也看不见什么别的东西的人，是决不能视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因此，“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用马列主义教育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各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人员精通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我国现在正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为逐步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党的总路线和它的各项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苏联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丰富的经验，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和实际条件而制定的。因此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保证这一总路线在极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依靠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进一步巩固。所以，很好地学习斯大林以上关于进一步巩固党的理论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的理论，对于我们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三
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又依据苏联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二十余年的丰富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完整而透彻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
当时，有些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面前，不顾国际形势如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到了消亡的时候。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指出当社会主义只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具体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包围形势继续存在的形势下，在外来武装侵略的威胁还继续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应当继续保留，而且还应当不断强化。同时，也就在这里，斯大林再一次教导了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并给我们提供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卓越范例。斯大林要求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一般原理，要善于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善于根据各个国家自己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来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更加完善”。
斯大林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和全体劳动人民在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工具。苏联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了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了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消灭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实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斯大林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十月革命起，一直到消灭剥削阶级为止的时期——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三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也是主要的一个职能，就是镇压国内那些被推翻了的阶级底反抗；第二个职能就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侵略；第三个职能就是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可是，这个职能在苏联这个时期内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消灭城市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取得完全胜利时为止。这个时期，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因为剥削阶级的消灭而消亡了。代替镇压职能而起的，乃是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职能。第二个关于武力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略的职能，则仍然完全保存着。第三个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也仍然保存着，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学说。他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里，以至在共产主义的时期里，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形势还没有消灭，外来武装侵略的危险还没有铲除，社会主义的国家还会继续保存下来，当然那时候国家的形式也是会随着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只有当资本主义包围已经被消灭，而为社会主义的包围所代替时，国家才不会再保存下来而会消亡下去了。
社会主义国家乃是世界上最巩固最坚强的国家。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了彼此对抗敌对的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在友爱合作关系中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构成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的胜利，完全表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机能的无限强固，无限优越性和无限生命力。
在战后时期里，马林科夫同志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的职能，是更加发展和加强了。而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乃“是始终不渝地实行作为斯大林宪法之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马林科夫同志还着重地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坚强的伟大的源泉，就是苏联人民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就是他们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的团结。
最后，斯大林在这个报告中对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问题，作了深刻的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从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到十八次党代表大会期间，从苏联人民文化发展方面看来，真正是一个文化革命的时期。这个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诞生和形成。在新的知识分子形成过程中，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则已溶解到了新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去了。工、农、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成了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骨干。苏联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方面靠大量培养工农劳动人民出身的新的知识分子为骨干，另一方面则对旧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而形成起来的。这种新的知识分子，“是和人民密切联系着，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决意竭诚尽忠服务于人民。……它无论按成份或社会政治面貌来说，都是根本和旧时资产阶级知识界不同的”。因此，这时候，本来为了对待旧知识分子而适用的旧理论，已经过时了。斯大林指示：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运用新的理论，即必须用友爱态度对待新的知识分子，必须关怀他们，尊敬他们，必须与他们合作，以造福于工农利益。
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斯大林关于国家的学说，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说，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与具体条件所创立起来的，它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它对于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是具有决定的意义的。它在过去几年中，在抗美援朝的胜利斗争中，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在组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中，在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工作中，已经充分发挥了它对外防御侵略、保卫祖国安全独立，对内镇压反革命、建立和平建设的秩序，和对于组织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这些基本职能。现在它正动员、组织和领导着全国人民为逐步实现国家总路线而斗争。因此，毛泽东同志早就教导我们：现时我们不但不要也不能“消灭”和削弱我们的国家，相反地，是要不断加强它，巩固它和爱护它。而今天巩固我们的国家恰是为着促使它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语，均系引自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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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尤利乌斯·伏契克”在首都的演出
洪深
编剧：尤·波掠柯夫斯基 导演：赵越、田蓝 副导演：萧崎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
在兄弟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当中，上演关于对方的生活、工作和斗争的话剧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正如互相派遣的歌舞团或互相举办展览会或互相翻译的影片那样，话剧可以和多数观众见面。而一个忠实、生动的演出，影响且将更为深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首都演出的话剧“尤利乌斯·伏契克”（苏联剧作家尤·波掠柯夫斯基根据伏契克的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及其他材料编写的），不仅使得中国人民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生活、斗争、理想，以及他们的坚强人格和优秀品质，有了更具体、更直接、更充分的认识，增加了对于他们更深厚的友爱，而且通过被体现在舞台上的伏契克的真实形象，和他为祖国人民的自由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战斗精神，更深刻地教育了观众，成为鼓舞中国人民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英勇奋斗的不朽的榜样。把这样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剧本，转化为舞台形象，活生生地、稳健而朴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认真、严肃地对待“尤利乌斯·伏契克”的演出，导演、演员、舞台工作人员在演出之前，多方搜集和研究了有关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资料，努力追求真实。加上捷克斯洛伐克友人的热心帮助，因而整个戏的演出是严肃、朴实、稳健、忠实于当时历史真实的，没有浮夸与做作，没有不必要的装饰。演员们大都表演得很真实，尤其是剧中正面人物的革命者的气度、坚持信仰、自我牺牲、乐观主义精神，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这里，可以看出导演和演员共同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探索和追寻的朴实作风。
尤利乌斯·伏契克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是一个敏锐、沉着、顽强、成熟的革命家，他始终坚持、并尽一切可能全心全意服务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纳粹的斗争。他又是一个热情的、生命力旺盛的、创作力丰富的作家和诗人。吴雪同志所创造的伏契克形象是可爱、可敬而且可信的。他把伏契克的性格基本上表现出来了。例如第二场伏契克在工作一夜之后，含着深情地赞美黎明和春天时，在丽达责备他通夜不眠时，天真而正经地躺到床上去的开朗和单纯的心地；当他听到德寇进攻苏联后，立即草拟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进行地下斗争时的激昂的情绪；伏契克在秘密集会场所计划“五一”节行动时突然为纳粹特务逮捕时的沉着、坚定态度；伏契克在“四○○号”候审室中对敌人的轻蔑的、讽刺的眼光；在监狱中怀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欢度自己的“五一”节，并领导大家唱国际歌时的庄严的神情；以及伏契克被送往柏林判决之前在狱中和老教员别塞克告别的一场中，都突出地、恰切地表现了伏契克充满信心、机智乐观、深思熟虑的判断和坚定稳实的气度。
但是，伏契克除了具有勇敢、机智、党性这些革命者所应有的品质外，还有着一些鲜明的个性特征：爱生活、明快、乐观、尖锐、诙谐、生命力旺盛等。演员在塑造这个英雄人物时，必须把握住他的全部的精神世界，才能创造出一个具有高度党性与英勇精神的伏契克这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因此，就整个艺术创造看来，吴雪同志还是比较偏重于表现伏契克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品质，而属于伏契克的个性特征的地方，就表现得不够了。演员还没有投入到伏契克性格的深处，没有把伏契克那种对人民、对同志、对妻子的热烈的爱和对敌人的深切的憎表现得很强烈；并且还缺少与这种热烈情绪相适应的动作。他对妻子和同志的爱则显得不够热烈，不够奔放；特别是在后来，当敌人的压迫越加残酷时，同志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更加热烈，而吴雪同志表演的内在情感则越发不够饱满。伏契克在监狱中读他自己的手稿“从门到窗子七步，从窗子到门七步”，和剧中伏契克的其他许多对话一样，是摘录自“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名句。演员只有更深入地发掘出这些话的内涵意义，用相适应的感情、声调发挥出来，才能感染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伏契克的形象才能更丰满。在这些方面，演员还没有满足观众要求。
石羽同志扮演的希特勒德国派在布拉格的专员——特务头子柏姆，也是一个难演的角色。既有种族优秀论者的自大狂，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更有征服者、统治者的优越感。柏姆的十足的兽性，充分表现出纳粹特务的阴险、毒辣、残暴。他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而他的狡猾、狠毒、残暴仍不免导致失败；他的狼狈、空虚、绝望乃使他疯狂。所有这些，都隐藏在伪善的面貌之中。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德寇，是伏契克斗争的对手。扮演柏姆的石羽同志没有像常见的表演“反派”人物那样，在表面上加以丑化，而是努力深入角色的内心，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第一场，柏姆在和弗里特里赫谈话时，有这样一句：“老百姓？什么老百姓？一群畜牲！”石羽同志在这里不是作露骨的咒骂，却带着极度的轻蔑说出这句话来；他右手一摆，眼睛不看人，齿缝中轻声而用力地拼出两个字：“畜牲！”这里面，包含着极大的阴险和狠毒。又如在第六场，柏姆和玛丽亚太太有一长段的对话，忽然，他的声调变得低缓和柔和，因而更显得他那时候心中诡计之可怖。接着，玛丽亚进内室去了，我们看见柏姆那种自以为胜利了的狂妄的得意：他大步来回走着，掏出烟盒，抽烟，再递给卡尔，对卡尔说：“必须要懂得你所统治的人民。”但是，结果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玛丽亚并没有受骗，而是表现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的品质。这时候，他表现了失望和狼狈，咬牙切齿地说：“老妖怪！这样干会叫你够受的！”突然现出狰狞的面孔，疯狂地叫：“带走！”演员在这里一层一层地剥开了柏姆的伪装，显示了他丑恶的本质。
但是，石羽同志在表现柏姆对伏契克作几次不同的攻击时的神情，每次都受到伏契克的坚强回击时的反应，特别是每次转折的地方，还不够明确和缺乏深度，因此这个人物的发展的层次就不够分明。在前三场中，柏姆的那种在种族优秀论支配下的民族自大狂还不够；在后几场中，敌我斗争逐渐深入，法西斯面临灭亡的命运，石羽同志表演的柏姆，在体现他们斗争中的更形老奸巨滑和内心的渐空虚、狼狈这些方面，不够深刻，因此就不能使观众深刻地体会到纳粹匪徒的全面的残暴与极度可恨。
其他演员如饰老教员约塞夫·别塞克的江水同志，饰玛丽亚·叶林珂娃的蓝樱同志，饰古丝妲·伏契珂娃的路曦同志，饰安娜·克列曼脱丝的金淑之同志，也都创造了真实、生动的形象。
尤利乌斯·伏契克和柏姆是贯串在整个剧本中的两条主线，是冲突和斗争的两个主将。在他们背后的，一方面是人民的队伍，他们英勇不屈，除了个别的（如米列克）动摇叛变外，更多的人们是觉醒了，参加了斗争，从而壮大了这个队伍；另一方面则是法西斯的阵营，他们狠毒、阴险、狡猾，然而他们尽管使用了各种卑劣的手段，仍然不能动摇人民的英雄们的斗争意志，所以他们终于还是失败了。尤利乌斯·伏契克虽然死了，但是，这位英雄的不屈服的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却胜利了。这象征着人民和最终胜利。这个剧本正是表现伏契克精神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出具有许多优点，并且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是整个演出在表现这种精神上还显得不够充分，因而激动人心的力量也就不够强烈。譬如长风送舟，风是吹过来了，帆张舟动，亦在行进，但却无乘风破浪之势；又如野火烧山，火是烧起来了，熊熊不熄，正在蔓延，但我们尚不觉得有燎原之威，我们所希望感受到的磅礴气势还嫌不足。
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除了在表现人物性格上的缺陷外，对当时斗争环境的表现还显得不够艰苦，整个戏的时代背景都处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伏契克和他的同志们从事地下的斗争是处于十分不利的环境中。这一点需要着力刻划，而现在这种刻划却是不够的。例如第一场，伏契克和古丝妲的会见，是在公园中的秘密会见。他们是夫妻，所以这个会见应该是兴奋的、热情的；但是他们又是两个革命者，由于他们都肩负着地下斗争的任务，所以他们这时又应该有着一种沉重、紧张、始终警惕和互相关注的情绪。但是演员们在这一场中沉着、紧张、迅速、机警、敏感表现的不够，使人觉得这个会见好像很轻松，因而人们也就不能用一种高度同情与尊敬的心情来关注他们。又如监狱官考林斯基给伏契克送笔，并和他建立联系的一场，也应该是十分紧张的。两人都有复杂的心情：伏契克既不愿意失掉这个可以扩大斗争范围的机会，也警惕这可能是敌人布置的圈套；考林斯基既有着一种觉醒了的民族自尊心、爱国的热情，但又怕不被信任，并且还可能因误解而被告发，从而遭受迫害。这里斗争很复杂，也很尖锐，作者在这里深入地刻划了环境的艰苦，但吴雪同志和郭平同志的表演都还不够细致、深刻，缺乏明晰的转折和发展，因而这一段很重要的戏就被处理得较平易、简单了。在整个戏中，法西斯匪徒嚣张的气氛不够浓烈；监狱中压抑的气氛不够，在监狱中被拷打的革命者们缺乏肉体上痛苦的感觉；演员的服装、化装不像在纳粹统治下的受敌人残酷折磨的囚犯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削弱了环境的艰苦的程度。
青年艺术剧院在上演“尤利乌斯·伏契克”时，不论导演、演员，事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如调查、搜集、研究、分析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及与伏契克生前生活、工作、学习的有关资料等，这是绝对必要的。但对人物性格及其内心变化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则嫌用力不够，艺术家在创造形象中的高度热情未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因此他就不能发现或发觉那在角色是需要的，但在演员却是无法冷静计划的而且常是意料不及的特点性的动作，他就不可能创造一些独到的，不能移之别处的，亦不能借问别人的，具有说服力的“视觉化”了。由于表演的拘谨而视觉化不够充分，热情和残酷尚未在舞台上丰满地表现出来，因而看来反面的压力不够大，正面斗争力量也不够凸出，斗争不够剧烈。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今天上演这个十分不易上演的话剧，它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单纯的艺术实践而已。中国人民在看到这个戏的上演后，就能够更好地了解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更深刻地认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纳粹压迫下的坚苦的斗争。伏契克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爱国者的英雄事业，通过“绞刑架下的报告”的翻译出版，通过“尤利乌斯·伏契克”话剧的上演，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中国人民，这对于增强中捷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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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安新县留村乡
基层选举和春耕准备工作结合进行
河北省安新县留村乡的基层选举工作，密切结合当前的春耕准备工作和互助合作运动进行，获得了良好成绩。选举工作开始时，这乡农民正忙于积肥、送粪、挖泥等春耕生产准备。农民听说要进行选举，虽然十分欢迎，但都怕选举工作会耽误生产。乡、村干部也觉得又要领导春耕生产，又要搞选举，工作太多，怕忙不过来。针对这种情况，工作组首先召开了乡总支委员会议，并邀请各部门的干部参加，会上说明了基层选举工作结合春耕生产、互助合作的可能和方法，组织干部进行了讨论。然后由工作组协助乡、村干部订出了具体的工作计划，把整个选举工作计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主要是以十天时间帮助群众进行积肥、送粪、耘地等春耕准备工作；同时训练宣传员和技术人员，划分选区，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等。第二步是划分选民小组，代表候选人提名，召开选举大会；同时完成送粪，大麦播种等春耕工作。第三步是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处理提案，和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今后工作等。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全乡原有的二十九个干部都作了适当的分工，乡总支书记掌握全面工作，副书记领导八个干部负责互助合作，副乡长等十个干部领导春耕生产，乡长及其他干部进行选举工作。这样各有专责，工作中又能互相配合，因而未感到人力不足。普选工作的宣传，主要是由事先训练的一百二十四个群众宣传员和工作人员担任。为了避免会议过多，影响群众生产，工作组合并和减少了一些会议，并在会前作好准备，以免会议时间拖长，有些会议尽量设法在晚间开。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内，都是利用讨论生产的机会发动群众结合讨论选举工作。
为了能使选举工作更好地完成，工作组还组织乡、村干部每天进行短时间的学习，学习有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和选举的文件及各地进行基层选举的经验。这样，基层选举工作就大大地推动了留村乡的春耕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鼓舞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全乡已送粪二千四百七十车，还组织了十五只船挖泥作肥料。目前全乡群众正积极准备春耕播种来迎接选举大会的召开。（梁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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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寨麻埠区老根据地人民积极参加普选运动
老革命根据地安徽省金寨县麻埠区人民，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当家作主的姿态投入普选运动。
麻埠区是大别山区的老革命根据地之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这里的工农民主政权领导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后来红军北上，这一带被国民党反动派盘踞，敌人就以“烧、杀、抢”的残酷政策，疯狂地摧残人民。可是富有革命传统的老区人民，为了自由、民主和幸福，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他们曾不顾流血牺牲，顽强地坚持了对敌斗争。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助下，麻埠区人民重建了家园，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
今年二月，普选运动在这里开始了。麻埠区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深认识到今天民主生活来之不易，因此都怀着“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心情，积极地参加了普选活动。该区广大党员、团员、宣传员、群众积极分子和民间艺人都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他们运用漫谈会、土广播、黑板报、花鼓灯、大鼓书、话剧、花棍等宣传形式和宣传工具，向群众广泛宣传普选道理，使全区人民普遍受到了一次到两次教育。选民们也表示决心做好普选工作，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以便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月牙乡选民袁永义、陈立恒说：我们的选举权是用血肉换来的，要是不把普选搞好，真对不起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先烈们。临埠乡选民彭德银说：“这次要把眼睛擦得亮亮的，选举最满意的人当代表。”月牙乡妇女委员刘世茹说：“妇女也能参加选举当家做主人，这是血肉换来的政治权利，我一定要领导姊妹们积极参加普选。”该乡七十多岁的谢老奶奶，从普选开始到现在，每次开会都带着四个媳妇到场。在普选运动的鼓舞下，全区人民的政治热情与生产积极性有显著提高，从而推动了各项生产工作。现在全区已经种上大麻六千四百九十九亩，兴修大塘八口，并有一万一千六百多亩麦子锄过一遍到两遍，其中还有五千一百亩麦子施了一次肥。三湾乡一百四十五亩麻地已全部种好，农民们还买了一万零三百多斤饼肥施到麻地里，争取今年多收麻，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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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市女人民代表
带领群众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南京市基层选举运动中当选为人民代表的妇女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了带领群众贯彻总路线的作用。
南京市的妇女在基层选举运动中当选为各区人民代表的共计二百七十六人，占代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六以上。她们当选为人民代表后发挥了高度的政治积极性，通过群众座谈会、居民读报组或访问等形式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准备带到区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第一区勤丰烟厂女工陆雪琴当选为人民代表后，利用星期日访问附近的选民，征求选民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并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工作。第三区女人民代表陆绍贞随时随地向选民们宣传总路线。她说：“国家建设有大计划，我们每个家庭也应该有计划，人人精打细算过日子，就可以帮助国家积累工业化的资金，社会主义就来的快了。”她根据节约精神，订出自己家庭的每月开支计划，尽量做到不浪费。钞库街的居民在陆绍贞和当地基层干部的宣传带动下普遍提高了认识，现在已有四百多户人家开了家庭会议，订出家庭节约计划。
南京市郊区各乡、镇人民代表中有三百二十多个妇女，其中有十四个并当选为乡长或镇长。她们积极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的好处，带头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并带领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当选副乡长的王玉珍和当选副镇长的徐秀英都把她们自己所在的互助组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四年第八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四年第八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苏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和平的强大堡垒”为题发表社论，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四周年。社论指出：过去的四年生动地证明了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维护和平、保障各国人民安全的强有力的因素。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型的国际关系的辉煌范例。苏中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亲密联系正日益巩固和扩大。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广泛的、长期的援助，对于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有极其重大的作用。社论着重说：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成就，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以及人民群众团结在政府和共产党的周围，已大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使它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之一，成为保障远东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强有力的因素。为了圆满解决那些不但和亚洲而且和全世界有关的迫切的国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个国际机构就有绝对必要了。苏联一贯地、毫不动摇地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这种行动一再表明了苏中友谊的巩固和牢不可破。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约·捷斯拉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会努力增进劳动人民的福利”，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布·柏尼尼的“国际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利·劳图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文学的发展”等。
捷斯拉的文章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工会在国内社会制度的改革斗争中，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起着重要作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会坚持不渝地向劳动人民解释，完成国民经济计划所规定的生产任务，是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主要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决定性条件，是增加工业产量和粮食产量，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工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除了更加关心劳动人民的福利外，还要保证不断发展重工业，完成国民经济计划规定的一切任务，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在生产中厉行节约。为了保证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工会中央理事会正在集中一切工会组织的力量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使竞赛经常配合生产需要，成为把全体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到先进工人的水平的工具。
劳图的文章指出：罗马尼亚工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指导下，经常关心着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努力充实其思想内容并提高作家的艺术水平。人民民主制度已为作家的创作创设了无限的条件。我们文学作品中已出现了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反映社会的革命和改造的作品是越来越多了。文章接着综述了罗马尼亚文学仍然落在生活后面的现象，并着重指出：罗马尼亚的大多数作家正在和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倾向作斗争。为了发展罗马尼亚的文学，必须切实改进作家的党组织的工作，更加主动地组织创作讨论。党组织的职责是使作家深刻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争取他们更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更密切地接触生活。（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