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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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近十分之九人口的地区完成普选
新选出的基层政权正积极贯彻国家总路线
东北区至今年一月底止,已有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七点三的地区完成了基层选举工作。旅大、抚顺、本溪、鞍山、长春、哈尔滨六市及吉林、热河二省的基层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松江省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人口的地区已经完成;其他尚未完成基层选举工作的省、市,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已经完成基层选举的广大城乡的基层政权,正积极为贯彻国家总路线而努力。
在城市中,普选后的基层政权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在新选的人民代表和人民政府委员中,工人代表占了最大的比重。沈阳、鞍山、抚顺等市内各区的人民代表中,工人代表都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以上。在城市、工矿地区,经过总路线的宣传,政府开始主动地与工矿企业取得紧密的联系,以加强政权对于经济建设的领导和保障作用,为实现国家总路线而努力。如抚顺市胜利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工矿区的特点,作出了继续开展厂矿增产节约竞赛等项决议后,区政府的领导干部即深入厂矿与厂矿领导干部研究如何贯彻大会决议,以保证切实推动厂矿的生产的问题。电瓷厂第二车间热轧工段贯彻决议以后,产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在广大的农村中,经过普选所产生的基层政权,也为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在完成基层选举的村屯,大都通过村人民代表大会向农民宣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力地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如吉林省永吉县红旗村,普选后由于政府工作的改进与党的积极领导,广大群众认识了社会主义的灿烂远景和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全村在普选后新建立了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全村组织起来的农户预计将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九。又如松江省五常县兴业、民乐两村,普选后不但常年互助组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各成立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村屯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教育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以支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吉林省农安县十区纪家油房村农民原计划卖给国家三百吨粮食,经过总路线的宣传之后,农民自愿把六百吨余粮卖给了国家。在购粮工作中,干部和人民代表以身作则,起了带头作用。农民们卖粮以后又积极购买了生产资料,扩大生产。如永吉县红旗村群众买进了十九台胶皮车、二十四匹马、九头牛、二万六千四百斤化学肥料,为今年农业增产打下了基础。
东北各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也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了国家总路线政策的教育,有些城镇并解决了手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沈阳市各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均结合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全面交代了政策,批判了资本家的一些不正确认识。工商业代表沈明伦在小组会上说:“总路线公布后,我心里不摸底,这回明白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光明前途,今后保证好好经营。”工商业代表李慕汉并表示决心扩大铁工厂的营业,再增加两台机器。松江省山河镇人民代表大会开完后,镇人民政府为了解决居民从事手工业生产问题,组织干部深入街道调查有多少打绳机,并同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共同作了计划,与区联社订了产销合同。该镇群众到去年年底就已生产了十五万条草袋,收入了四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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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肥西县竹西乡胜利完成基层选举
许多互助组的骨干当选人民代表
安徽省肥西县烟墩区竹西乡以总路线宣传为动力,胜利地完成了基层选举工作,许多互助组的组长和骨干分子都当选为人民代表。经过选举,基层政权更加巩固,人民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给进一步贯彻总路线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
竹西乡在去年十二月份进行了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经过宣传,干部和群众初步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前途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并纷纷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选举工作就是在进行了总路线宣传和提高了群众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展开的。选举工作开始后,该乡领导干部由于明确认识到普选与总路线的关系,所以在总路线宣传已获成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宣传贯彻,并使这一宣传和选举工作的每个步骤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推动选举工作的动力。如在普选宣传中,除向群众讲解普选的重大意义及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外,还特别强调地说明做好选举工作,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大作用;在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时,一方面讲解调查登记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各种具体的组织工作,一方面也说明人口调查确实可以使国家更有计划地进行建设;在酝酿和讨论代表候选人阶段,把“能够带头和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代表的重要条件,引导选民们认真负责地进行讨论;在召开选举大会时,提出“为选出自己满意的人当代表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选举大会”的响亮口号,启发了群众参加选举的热情。
在普选的民主教育和总路线宣传的鼓舞下,全乡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有了显著提高。选民们为了选好代表带领人民早日走到美满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积极热情地参加了各项选举活动。在普选宣传时,天气严寒,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但是很多基层干部不顾这些,常常利用晚上空闲时间向群众进行宣传。召开选举大会时,群众热情更加高涨。极大多数选民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了选举大会,行使了庄严的选举权利。竹西选区六十多岁的盲人吴学炳,平日很少出大门,开选举大会那天,请人领着很早就赶到会场。里店选区许多选民天刚亮就吃罢头天晚上做好的饭,早到会场等候选举。选举中,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互助合作运动中、总路线宣传中的积极分子受到了选民们的一致信任和爱戴。在全乡选出的三十五名人民代表中,除三名是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外,有十三名是互助组长,其余也多是互助组中的骨干。全乡两个共产党员都被选为代表。
竹西乡的选举工作由于是以总路线的宣传为动力来进行的,因而普选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和各项生产工作。在选举期间,许多互助组讨论了春耕生产,订出了具体的生产计划;部分基础较好的互助组,研究了今后继续巩固和提高的办法,积极准备创办生产合作社的条件;有缺点的互助组检查了缺点,决心把互助组搞好;不少单干农民则提出了参加互助组的要求。当人民代表选出后,群众生产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他们都以进一步搞好生产和加强互助合作组织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如里店选区陈永顺互助组在开过选举大会后,接着开了一次全体组员会议,结算去年工分账目,讨论今春生产计划。西冲选区彭大进互助组订出了春锄、积肥、修塘等具体的生产计划,并对劳力作了合理分工,保证今年增产一成至二成。人民代表在这些工作中起了带头作用,回答了选民对自己的信任。老岗选区的肥西县三等模范互助组组长张荣富,在当选为人民代表的当天下午就召集互助组员开会,制订生产计划,酝酿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他的影响下,张家财互助组也开会讨论了生产,并表示要向张荣富互助组学习,把互助组搞得更好。竹西选区的单干农民吴传德被选为人民代表后,团结周围四户单干农民酝酿组织互助组。吴传德很有信心地说:“我们这个互助组组织起来以后,就讨论生产,制订计划,保证把它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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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河省朝阳七道泉子村
结合宣传贯彻总路线完成基层选举
普选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
热河省朝阳县二区七道泉子村的基层选举工作,是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和完成购粮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全村党员、团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受到了总路线和爱国售粮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全村售粮二十万斤,并涌现出不少工作积极、思想进步、能为人民办事的好干部、好代表和新的积极分子,有效地考验了基层干部,给基层选举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通过普选,把好干部和积极分子选到政权中来,对于在农村中贯彻总路线、进一步促进互助合作、搞好生产,也有了极重要的保证。
七道泉子村的群众受到总路线的教育后,更进一步重视了普选工作,积极要求选好代表,加强自己的政权,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的路。在提代表候选人时,能否领导大家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已成为选民选择代表的主要标准。第五选区有人提某人为代表候选人,大家都不同意,反映说:这个人办事糊涂,不能领导大家进入社会主义。村长时万钟、青年团员孟祥顺、杨占元等不但宣传总路线,还带头执行总路线,把余粮卖给国家,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别人,就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在一次选民小组会上讨论提程秀峰当代表候选人时,大家都说:他过去就是代表,办啥事都没向困难低过头,能领导我们走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
群众的觉悟提高了,知道共产党是领导他们奔社会主义的带路人,从思想上和党更加靠近了。因此联合提名的方式更为选民所满意。全村联合提出二十九名代表候选人,经过选民讨论,只更换了三名。换上来的三名代表的确比换下去的那三名强,选民都选举了能够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路的人当代表。这时,普选工作组继续对村干部进行了总路线教育,并帮助干部检查思想作风,总结政府工作,同时表扬了好人好事。这样做不仅群众满意,而且使干部也有所提高。村长时万钟检讨说:“经过这次总路线的教育,我光顾个人利益的思想算打消了。我过去最大的缺点就是没领导好互助组,今后要下决心搞好。”其他村干部也批判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由于基层干部从思想上解决了问题,根据总路线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并表示决心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的路,所以过去的十三名村人民政府委员中,除两名思想落后、工作消极、为群众不满而落选外,其余十一名村人民政府委员都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村人民政府委员。
在贯彻总路线和进行普选的同时,普选工作组并对群众进行了增产节约的教育,教育农民把卖粮所得的款投入生产或存到信贷部去。因此,全村百分之七十一的卖粮款已投入生产,其余的大部都归还了农贷或盖房用了,基本上做到了正当使用。据初步统计,全村买了驴十六头,骡、马、牛共六头,胶轮大车一辆,猪四十口,还计划买硫铵四万斤。
普选也有力地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七道泉子村过去的互助合作基础很薄弱,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民组织起来。全村五个常年互助组,有的因领导差,没有评工记分制度,有些问题未及时解决,已垮了四个;五个临时互助组也流于形式主义。普选工作组根据这一情况,就集中地对党员、团员、村干部、互助组长进行一次互助合作的训练,使他们从思想上提高了参加和领导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互助合作成为中心议题。代表们一致决议要把五个常年互助组搞好,作到按时评工、记工、齐工、找价,并帮助互助组做出简单的生产计划。重点领导董万昌组,计划在一九五四年底建社。为了树立榜样,扩大影响,还在会上介绍了董万昌组一九五三年的生产成绩和一九五四年的生产计划,通过董万昌组组织起来多打粮食、组员生活上升的实际例子,进一步说明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代表们都鼓足劲保证参加和领导互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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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地区
通过普选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较多的县份,在过去正确地贯彻民族政策的基础上,经过普选,更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这些县份的基层选举工作都是根据多民族地区的特点,遵循着选举法第四章“各少数民族的选举”中所规定的精神与党的民族政策进行的。首先是通过民族形式广泛地宣传了选举法中有关少数民族选举的各项具体规定。杜尔伯特旗、铁骊、富裕、郭后旗、绥棱等十九个旗县都配备了少数民族的普选干部,用本民族语言向本民族人民进行宣传。如杜尔伯特旗巴音花屯(蒙族聚居屯)进行普选时,由县里派去蒙古族干部用蒙古语进行宣传。绥棱县抽调了朝鲜族干部五人,参加朝鲜族自治村的普选工作。富裕县五家子吉尔吉斯族自治村及登科达呼尔族自治村在进行人口调查工作时,县里都派了各该民族的干部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工作。郭后旗在基层选举开始时即抽调了三十四名蒙族干部参加普选工作。有本民族文字的各少数民族选民证均用本民族文字填写,有的地区的选民榜也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两种文字公布。这些县份的基层选举工作,由于掌握了民族特点,注意了民族形式和使用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并处处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各族人民都热烈地参加了普选活动,并且经过普选提高了政治觉悟,进一步发挥了生产积极性。如富裕县五家子村实行普选后,群众普遍反映:共产党对我们吉尔吉斯族太关心了,一定要搞好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全村群众生产热情大为提高,并已成立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些县份的基层选举也确切地保障了各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代表名额根据各民族人口比例分配,并照顾了人口较少的民族,使各个民族在政权机关中都有与其地位相称的代表名额。如富裕县吉斯宝村共选出人民代表十七名,其中有汉族六人,达呼尔族九人,蒙族一人,满族一人。大赉县城区一街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点一,选出的少数民族代表人数,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七。
经过基层选举,原来存在于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某些需要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在各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与充分协商的原则下获得了适当的解决。如大赉县城区一街是回、汉、满各族杂居区,各族因风俗习惯不同,曾发生过纠纷。在普选中,工作组召开了汉、回、满三个民族代表的座谈会,在会上各族人民作了检讨,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团结,互相尊重。又如庆安县七区劳模村是朝鲜族和汉族杂居村,过去朝鲜族和汉族各有一套村干部,各族干部管各族的事。这次普选中,根据各族人口比例产生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选出村人民政府委员十一名,其中有五名是朝鲜族,六名是汉族,并决定今后要统一布置工作,统一行动,还建立了各种制度;同时解决了过去民族间某些不团结的问题。过去朝鲜族学校比较完整,汉族学校很破旧,这次也提出了共同修理的办法。这个村的朝鲜族和汉族的关系更密切了。杜尔伯特旗六区好田格勒村汉族占全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八,过去没有汉族干部,这次普选也选上了两名。
此外,郭后旗、杜尔伯特旗、富裕、龙江、绥化、开通、嫩江等十一个县(旗)将在基层选举的基础上建立十九个村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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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普选后的席张乡和底张乡
张进才
山西省解县席张、底张两乡经过普选,工作上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这两个乡的人民政府的干部,由于是人民代表选举产生,为群众所拥护爱戴,他们自己不但感到异常光荣,而且也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团结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席张乡党支部书记阎武成、乡长阎忻开、秘书张振华三个脱离生产的干部,为了能够及时研究工作,都经常住在乡人民政府,并轮流下乡到各村检查工作。普选之后,他们曾积极领导群众生产,发动和组织群众战胜了当时的旱灾、虫灾,使去年全乡的生产收获量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为了保证今年的丰收,他们又在冬天领导群众用铺沙办法改良土壤二百亩,并筹划解决全乡冬季牲畜的饲草饲料和麦地底肥等问题。此外,还计划在今年春天修一条宽八尺、长一千三百余丈的退水渠。这条渠修好后,可使全乡六百余亩土地免受水灾。底张乡普选后,各委员会的干部责任感加强了,都在乡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做好部门工作。民政委员会整顿了代耕,解决了各村在代耕工作上的不平衡不合理现象。调解委员会在两个月内共给群众调解了四十二件纠纷,群众有事一般不再需要到区、县解决,这样就节省了群众的时间。由于普选后各委员会的分工明确了,群众都了解了谁负什么责任,有事就直接找委员去办,这样就基本上克服了以往群众有事只找乡长的现象和干部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也都较过去顺利得多了。席张乡干部把现在和过去的工作情况做对比时说:“过去的工作是多数干部不动,少数干部乱忙,工作没有头绪,效果不大;现在是干部分工明确,团结一致,都积极负责,工作既深入又实际,事事都能见效。”
这两个乡在普选以后,都能够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且能在会上认真讨论和决定全乡的重大工作。席张乡已召开了两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除按照县人民政府的指示研究了“三秋”工作以外,又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在村西水渠上修一座石桥,以便利交通和生产。会后,代表带动群众很快就修筑完成。第二次会议,除讨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并做出决议外,又根据群众要求讨论决定了三项禁令,即:一、在棉花苗未拔完前不准随意下地拾花,废除了以往十月一日之后任何人都可以下地拾花的旧规,保障了棉农的利益;二、在庄稼收完前禁止任何人到地里放牲口,以免毁坏田禾;三、禁止在麦田里走斜道,以保护麦苗。这三项决定受到了全乡人民的拥护,都顺利实现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发挥了作用,就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思想,更加关怀全乡和国家的大事,对干部的监督也加强了。如底张乡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议决整修村西的一条渠道,后因秋收紧张,代表大会又议定缓期进行。以后乡人民政府未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即动员群众进行整修,群众就纷纷向代表提出质问:“为什么干部不执行代表大会决议?”代表也向乡长提出批评说:“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就办全乡人民的大事是不妥当的!”乡长虚心接受了代表的意见,当众进行了检讨。
普选之后,乡人民政府建立了简便易行的制度,加强了乡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克服了过去的混乱现象,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普选后两乡的“五多”现象已大大减少,不仅群众会不得随意召开,就是一般干部会和乡人民政府各种工作委员会,除例会外,只是在确有必要时才得召开。干部和群众都因开会少、误工少而感到满意。同时,又由于各项工作能够通过代表向群众传达,和经过干部深入群众或居民小组长逐户交代安排,到期督促检查,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乡人民政府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除认真研究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组织力量贯彻执行外,并通过各委员会的工作汇报来检查研究各部门的工作,这就使乡人民政府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现了集体领导,提高了乡政权的工作效能。底张乡每月一、二、三日各委员会分别召开会议,总结上月的工作,布置当月的工作;乡长和副乡长分别参加各委员会的会议,有时则由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向乡长汇报。四日召开乡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乡长作工作总结报告,提出本月工作计划,并由各委员会主任简要地有重点地向乡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工作,每次会议都经过讨论并做出决议。五日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除对乡人民政府上月工作报告进行检查外,并对本月工作进行讨论,或根据群众要求,对全乡应兴应革事项做出决议,会后由代表向群众传达,带动群众贯彻执行。根据两乡数月的经验证明,上述制度不仅必要,而且简便易行,对推行工作有很大的作用。底张乡群众反映:“乡政府现在办事有了秩序,头绪不乱了,每月要做些什么事,怎么做,都给群众交代得清清楚楚。”席张乡干部一致认为过去做工作就凭开会,会后如“秋风过耳”,一切都完事;现在按制度到时开会,各人汇报各人的工作,互相检查,开展批评,这样就互相推动起来。
席张、底张是解县的二、三类乡,过去工作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干部工作疲沓,不少干部又有强迫命令作风,不能很好地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完成工作。普选之后,干部的群众观点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了,工作积极起来,群众的思想觉悟也大大提高了,更加热爱政权和拥护干部。现在两个乡的工作正大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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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普通农妇的选票
王力
上海市的西南,有个松江县。在松江县城的东南,黄浦江边上,有一个村庄,叫中心村。村庄沿着一条小溪,房屋零散地掩藏在一丛丛的竹林里,村中央有一座长长的石头桥。石头桥东边,叫王家浜。
据老人们讲,这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本来是农民开垦的。但是,当荒地种成了熟田之后,地主们便勾结官府,霸占了土地。从此,“江头浦边千万家,秋风秋雨夜无烛”。一直到解放以后,王家浜的农民,才翻过身来。
在这里,一年十二个月,都可以看到江南的秀丽景色。一位古代的民间诗人曾经这样写道:
正月松江春水鲜,麦苗荠菜绿如烟;
二月松江燕子飞,蚕豆开花竹笋肥;
三月松江鸠雨晴,家家插柳是清明;
四月松江梅雨多,新秧才莳便成科;
五月松江稻正长,日中耘草汗如浆;
六月松江水满堤,黄豆春苗一截齐;
七月松江风渐凉,棉花雪白稻花香;
八月松江浪拍天,瓜蔓爬满竹篱边;
九月松江霜树残,月照芦花秋水寒;
十月松江尽筑场,绕场稻积密于墙;
冬月松江网高挂,长芦瘦竹映渔家;
腊月松江北风吹,雪花飘飘伴寒梅。
荷花香了。南瓜熟了。去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太阳已经歪西,天空中千株云霞,照耀着江沙。一阵东南风吹过来,竹叶沙沙地响,人们感到透心的清凉。
农民们成群地从石头桥西边的大竹林里走出来。老老少少都穿着新衣裳,脸上喜气洋洋。青年们哼着歌子:“亲手栽花花儿鲜,亲手栽树果儿甜。民主的花儿开满天,幸福的生活万万年。”他们在包围着一个紫红脸,厚嘴唇,阔肩膀的高个子。这是新选出来的人民代表顾荣根。解放前,他领导农民抗过租米,两年前,他是领导全乡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农会主任,现在是本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是一个立场稳、态度和蔼的共产党员。这天的选举大会上,全选区的二百二十八个选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都投了他的票。
在人群中,走着一个普通的中年农妇。小个子,红里带黑的四方脸儿,大眼睛,阔嘴巴,头上梳着发髻,身穿蓝布柳条褂裤。半辈子苦难的生活,使她的脸上刻上很深的皱纹。她的名字叫王秀珍。为了投这张票,她几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她从古想到今,从苦想到甜,从梢想到根,她懂得一定要慎重地投这一票,才能表达自己热爱新中国的情意。她把村中能办事的人,从庄东数到庄西,又从庄西数到庄东,真是“瓜里选瓜”、“筛过再箩”,她立意选举顾荣根。
王秀珍投票选举的人当了选,总算遂了自己的心愿。她走出了选举大会的会场,手里还拿着选民证。她一边走路,一边仔细看。在选民证的中央,写着自己的名字,她一笔一画地看得清爽。在自己名字旁边还盖着一颗大红印。王秀珍从心里甜到脚后根,不由得想起了千万条往事。
在旧社会里,她这个穷佃户的女儿,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名字。她九岁死了娘,父亲舍不得把她嫁出门,找一个青年雇工当了招女婿。四十多年来,她一步没有离开过这贫寒的家门。那时候,谁也不拿妇女当人,说是“乌盆不算盆,女人不算人”,“牛粪垩田不壮,女人说话不当”,认为女人只应当围着锅台过一辈子。
在旧政权底下,对于中心村的佃户,不光是女人不算人,男人也不算人。真是血汗不如水,人命不如草。官衙门都是地主开的,地主和官员穿着一条裤子。每年催租米,讨捐税,都是步步进逼:前面是地主的狗腿子,后面便是保长,如果农民交不起米,他们就把松江县城里“老人堂”的一帮饥民们开进村庄,到农民家里见饭就吃,见物就拿,不好拿的就砸得稀碎;如果还是交不起,就把“人犯”捉将官里去,清朝时代是枷号游街,“民国”年间是非刑吊打。中心村世世代代,许多勤劳纯朴的农民,就这样地被逼上三条路:坐牢、逃荒和上吊。这个一切都很平凡的农妇,她的身世使她真正懂得政权叫做“刀把子”。新政权的“刀把子”,是握在自己手里。为着拿稳这个“刀把子”,就必须根据自己的意志,投上神圣的一票。
她沿着小溪,走过石桥,在回家的路途上,每看到一根稻禾、一块泥土,都证明自己所投的票是正确的。
向南一望,帆影衬着巧云,黄浦江水白浪滔滔。解放以前,它是一只吃人的怪兽。每逢刮台风的时节,江水夹着泥沙,冲坏了稻禾,淤毁了田地,甚至灌进了房屋,飘走了家具。解放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修了两道堤,这才驯服了这只怪兽,保证了连年丰收。今天一看见江水,王秀珍就想起那红脸高个子顾荣根,他在领导防汛和修塘的时候,不管风雨交加,惊涛骇浪,总是自己做在前头。他见了人,没说话,先迷迷地笑,他的洪亮的讲话,最能打动人心。
王秀珍看着稻田的边缘上,溪河岸上,一座座金黄色的牛车棚。一群壮健的黄牛、水牛,草黄色的骡子,正从江边吃草晚归。她更从心底感激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它的领导人顾荣根和劳动模范王孟来。往年,没有组织起来,每逢农忙车水时,王秀珍和她的女儿们,总要急得在田里哭。今天,由于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劳动力统一合理使用,人车改为牛车,不管多么忙的季节,王秀珍都是满面笑容了。
远看四围的稻田,都是一色碧青。谁都知道,王家浜的田地,“过去是青、黄、黑,现在是一片青”。过去能够及时耕种的,只有地主和富农的田地,当他们的秧禾已经长得青青的时候,中农才插上秧苗,所以是一青一黄。穷人家能借到牛耕田的时候,田地还是一片黑。王秀珍心里明白,土地换了主人,又去掉了那一小块一小块的地界,它也就变了颜色。她走近田边,看禾苗长得真喜人,又粗壮,又整齐。往年,王家浜的稻子,一亩田平均只打一百多斤,顶多的只打三百斤。解放以后一年比一年强,到了一九五二年,一亩田已经平均打五百斤,最高的达到八百十七斤。看一九五三年的稻禾,长得更好。
王秀珍走过的每一条河沟,都有密层层的小洞,到处爬着深褐色的小螃蟹。解放以前,小螃蟹是中心村农民的宝贵食粮。那时候穷人头上套着三根绞绳——租米、捐米和债米。正是:“种起田来一大坂,收起谷子几十石,地主走来一担挑,弄得农民无夜饭”。今天,村中人都能吃三顿干饭,就再也没有人拿螃蟹当饭吃了,它变成了鲜美的小菜。
王秀珍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一个年青的姑娘赶上来。她身穿红细条纹布的“尖角翻领衫”,淡蓝士林布的裤子,圆胖脸儿,白净面皮,弯弯的细眉毛,大眼睛,黑眼珠,笑起来,脸上两个小酒涡,乌油油的头发,打着个绿头绳子的蝴蝶结。这是王秀珍的大女儿王补珍。一看见自己的女儿,王秀珍总是压不住满心的喜悦,常常是从头看到脚。她特别喜欢看她的灵巧的双手和那漂亮的五色的短统袜子。
几十年来,当地的妇女,都是织袜子的能手。但是,解放以前,辛勤劳动的果实,都装进地主和商人们的荷包里去了。那时织一打袜子,只得一斤半米的报酬,再加上层层克扣,常常一个月织四十多打袜子,只得到一斗多米。解放以后,本乡(长楼乡)农民自己组织了织袜合作社。在没收的地主的房屋里,设了两处织袜厂,年青的姑娘和媳妇们集中起来干活。她们织出来的精美的袜子,商标叫“麦穗牌”,畅销全国各大都市。现在,妇女们一个月可以得到十六、七万元。王补珍有时一个月能得到二十一万元,这就折合一石一斗米,比解放前高出十倍。
王秀珍母女俩并肩走近了自己的家园。这三间新盖的瓦屋,在夕阳斜照下,放射着幸福的光芒。看到这房屋下边的废墟乱瓦,就想起了那永世难忘的血泪仇恨。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天,本村农民因为交不起军米,日本鬼子放火烧毁了村庄。王秀珍家的三开间房屋,连同农具和家具,都被一把火烧光了。她的丈夫王友根,这个勤苦一生的善良的农民,从此得了吐血病,不到一年,他便撇开了孤儿寡妇,离开了人间。她们母女们搭一间茅草棚,度着辛酸的日月。王秀珍心里想,那时候只有在梦中才能盖屋。谁也没有想到解放才四年,就盖上了这三间瓦房。
王秀珍母女俩踏进自己的家门。
她的小女儿王金妹和在小学里念书的儿子王补根也回家了。
她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坐在一张老式的木床上。她反复端详着自己的选民证。她又翻开自己的右手臂,看着那一块茶碗口大的疤痕,那是房屋被烧的那年,日本鬼子用军刀砍伤的。她点上煤油灯,孩子们都围上来了。
王秀珍向儿女描述这一路上的心事,拿着选民证说道:“孩子们,这张小小的纸头,不是容易得来的。有了它,我们就永远不会受苦。有了它,我们就能保住今天的幸福,就能把日子过得好了还要好,一步一步地能够像苏联一样。”说着,她走向床右边的箱子前面,开开顶上的一只箱子,从里面拿出了拜帖盒子,小心地把全家三张选民证,和她结婚时候的大红帖子放在一起。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第3版()
专栏:

在我国各民族人民友好合作的大家庭里,我们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王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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