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孙定国
俄国的一九○五—一九○七年革命失败以后，是血腥的斯托雷平的绞架统治的年代，是俄国革命非常困难的年代，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党内外敌人进行激烈斗争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斯大林坚决地拥护了列宁的路线，表现了他是列宁的最忠实最勇敢的战友和学生。列宁对于斯大林在当时的著作——例如“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和“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都给予极高的估价。当时以列宁为首，结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团结核心。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渡过漫长的黑暗时期，迎接了新的曙光。
载在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文章，大部分是斯大林在其革命活动中的两个时期，即巴库时期和彼得堡时期所写的。从这些文章里，我们看到斯大林怎样以无比的忠诚贡献给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看到斯大林是何等忠实于列宁路线，而又何等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贯彻于俄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去。
一
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善于适应已经改变了的环境，提出自己的新策略。这个新策略的出发点，就是要在革命暂时没有高涨的时候，实行正确的有组织的退却，改编队伍，积蓄力量，长期准备，以便向敌人举行新的进攻。
无疑地，这个新策略的提出，乃是维护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积极成果和迎接新的革命高涨的关键所在。列宁在这时候，英明地规定了并且坚持了唯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而斯大林正是列宁路线的热烈拥护者和坚决贯彻者。载在全集第二卷的每一篇文章都充分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策略路线的明确性和坚定性。
一九○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正是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对于孟什维克的胜利的大会。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一文中，科学地估计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工作总结。他尖锐地揭破了孟什维克在革命中所持的取消主义态度，揭露了它的阶级实质，从而捍卫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
根据代表大会的成份和代表地区的几个具体数字的分析，斯大林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大工业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特别明显和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地区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是真正无产者的策略。……孟什维克的策略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村半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不很明显和阶级斗争还隐蔽着的地区的策略。孟什维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半资产阶级分子的策略。”（页五二）
斯大林的这个杰出的分析，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而且给各国共产党提供了研究策略的阶级基础的典范。
斯大林在这篇札记中，还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策略的分歧点，作了极为确切的解剖。他说：“……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是革命的推动者，更不能是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和它进行顽强的斗争。
“无产阶级是我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它既关切俄国革命，又能引导俄国的革命力量去冲击沙皇专制制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全国的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只有它才能把我国的革命进行到底。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来培养无产阶级去起革命领袖的作用。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实质。”（页六二）
很明白，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到底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还是把领导权让给自由资产阶级呢？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显然，如果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就等于断送革命事业。
斯大林在其革命活动的巴库时期，有力地把巴库工人争取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团结在列宁路线的周围。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是参加国家杜马的辉煌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模范。
委托书明白地表示社会民主党党团参加国家杜马的目的，以及在国家杜马中如何进行斗争的策略思想。这就是说，党团是为了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是为了利用国家杜马这个公开的讲坛，去向工人阶级作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去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参加国家杜马，是以党团的公开的合法的斗争配合党的地下活动——党的秘密的非法的斗争为基本方针的。显然，这是唯一正确的列宁的策略。
一九一○年，列宁曾在“政论家底时评”中指出，这个时期乃是“革命底两个浪潮之间”的过渡时期。党必须适应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公开的机会去争取群众，而国家杜马讲坛恰恰就是作这样性质的斗争的最方便的场所。当然，在这样的场所里，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在这里，要是忘记了必须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就是把群众关在革命的大门之外，使他们去听反革命的叫嚣而听不到革命的声音。其结果当然就没有可能去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另一方面，在这里，要是忘记了巩固被敌人打在地下的秘密党，忘记了坚持党的秘密的非法的斗争，就必然要损失自己最可靠的阵地，而使党变成了投降主义的党。列宁的策略之所以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就在于它既反对了右的投降主义，即右的取消主义，又反对了“左”的冒险主义，即“左”的取消主义。它把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和秘密的非法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斯大林的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所表现的光辉思想，正确地反映了列宁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观点。
斯大林还把这一唯一正确的策略观点，用之于具体地领导巴库工人的实际斗争。在这些具体斗争里，斯大林实现了列宁的策略路线，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灵巧地配合起来。斯大林在一九○八年所写的“选举以前”、“再论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等一系列指导巴库工人和石油业主进行针锋相对的策略斗争的文章，正是一个深刻的明证。在狡滑的石油业主面前，巴库工人进行着有效的斗争，而石油业主终于受到惩罚，吃了败仗。列宁给予斯大林在巴库所领导的群众政治罢工运动以极高的估价。
“高加索来信”是斯大林彻底批判孟什维克在纲领上和策略上的取消主义，保卫布尔什维克党性的典范。斯大林在对孟什维克在纲领上和策略上的取消主义的分析中，从根本上揭穿了孟什维克的阶级实质，这就使人信服地认识到为什么孟什维克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斯托雷平工党。
列宁在与孟什维克公开的取消派作战的时候，始终都坚持着对于“左”的取消派—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严重斗争，同时也没有放松对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中派主义斗争。因为不击败“左”的取消主义，就不可能巩固党在反对右的取消主义斗争中的胜利；同样地，如果不击败中派主义也就不可能贯彻党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彻底胜利。显然，没有党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彻底胜利，就没有可能形成完全的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没有可能把俄国革命从黑暗引向光明。斯大林恰恰是在实际斗争中体现列宁的这些英明思想的最果敢的战士。全集第二卷中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和“关于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等，都是比匕首还要锋利的短文，准确地击中了“左”右取消主义和中派主义的要害。
总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在我们学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时候，不能不首先着重地研究一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问题。凡是正确的策略，总是以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为其主要特点的。列宁、斯大林的策略路线之所以是战无不胜的，其原因即在于此。凡是错误的策略，总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为其主要特点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之所以到处碰壁，其倒楣原因即在于此。这对于中国的革命者说来也是十分亲切的。我们的革命也曾经经历过如同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的黑暗时期，在策略问题上，我们党内也曾经进行过长期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教育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时候，不能不深刻注意到伟大的战略目标，总是要通过若干具体的策略阶段才能达到的。要注意革命战略，还必须注意革命策略，毛泽东同志也正是经常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应该从斯大林这里学习策略为战略服务的精神，学习在运用策略时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精神。
二
俄国的民族问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无产阶级在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和后备军的问题。即：俄国的各民族人民究竟是跟着俄国无产阶级一起前进，还是成为当时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战胜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观，还是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战胜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由此可见，民族问题在当时乃是俄国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之一。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一名著中，科学地回答了民族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斯大林给民族下了如下一个著名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页二九四）他指出：“……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同上）并指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页三○○—三○一）斯大林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定义和民族问题的历史观点，有力地驳倒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民族理论，并有力地驳倒了一切反动的种族理论。
斯大林的这一著名的民族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是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纲领的基础。西欧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理论家”，把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完全割裂开来。他们认为民族问题是和革命的总问题毫无关联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脱离阶级斗争的民族观，乃是不可想像的；民族问题是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各国劳动者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深刻地注意了当时为斯托雷平政策所掀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他指出，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是一种沙文主义的“时疫”。因此，“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页二九○）
斯大林在这一名著中，又科学地深刻地阐明了各国民族运动的发展的性质。他指出：“民族运动的力量决定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页三○三）并指出：“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他们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像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末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页三○三—三○四）斯大林的这种深刻的阶级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给予了最宝贵的钥匙。
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后备军了。腐朽的资产阶级再也不是民族运动的旗手了。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高举起民族解放的旗帜，领导自己的民族走上彻底解放之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又着重地提到这个问题，这是一篇不朽的遗嘱。
此外，斯大林在此文中，还明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对于民族运动的根本观点。他说：“……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国际主义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页三○六）
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所提出的民族自决权这一革命的民族纲领，是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民族纲领尖锐地对立着的。斯大林在解释这一民族纲领的时候写道：“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他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页三○六）
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指出：“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也不是说自治制或分离制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页三○八）
显然，斯大林的这一民族自决的革命的民族纲领又是和崩得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尖锐地对立着的。斯大林在分析了崩得的分离主义的种种事实之后，得出如下的结论：“这真是登峰造极的‘划分’和‘独存’。崩得已经达到了目的：它已经把各民族的工人分离得厮打起来，分离得做起工贼来了。不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
“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意志的沮丧，——这就是崩得联邦主义造成的恶果。”（页三三九）
崩得的分离主义，实质上也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变种。其结果同样地是损害着无产阶级之组成为统一的国际大军的利益。
斯大林的反对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分离主义的理论，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典范，它永远照耀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工人阶级走上国际主义的大道。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在我们学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时，也是不能不着重地研究一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我们的国家已团结成为一个各民族的亲密和睦的大家庭。我们应该从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著述中，吸取更多的东西，进一步地做好我们的民族工作。
三
在全集的第二卷里，斯大林对于党的问题给予了极为深刻的注意。他在“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和“拥护党！”这几篇著名的论文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组织问题。斯大林认为：肃清党内的取消派机会主义分子，并通过出版党的全国性的报纸，使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使党组织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乃是使党走上新生道路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措施。在“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中，他一开头就指出：“谁都知道我们党正遭遇着深重的危机。党员退党，组织缩小和削弱，各个组织彼此隔离，没有统一的党的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党病了，党正遭遇着严重的危机。”（页一四一）接着，他又指出：“特别使党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的状态。”（同上）
无疑地，在当时那样严重政治状况下，如果党不是在思想上、在组织上统一，不是密切与群众联系，那末，党就不可能不被敌人打散。正因为如此，斯大林认为，必须把党团结成为统一的党，必须把党培养成为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他写道：“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这是地方的任务。
“必须使上述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彼此联系起来，这是中央的任务。”（页一四九）
斯大林提出了解决地方的任务的办法：必须在进行一般政治鼓动的同时，还要根据迫切的日常需要来进行经济鼓动，经常参与工人的斗争，建立并巩固工厂党委会，把党的职责尽可能集中在先进工人的手中，并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来培养坚定而有学识的工人领袖。斯大林也提出了解决中央的任务的办法：“必须创办一个能把地方组织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起来并且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全国性的报纸。”（页一五○）
斯大林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列宁大大的赞许，并在一九一二年召开的布拉格党代表会议上得到了实现。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驱除了分离党的孟什维克分子，正式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独立存在的事实，建立了领导俄国革命工作的实际中心——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斯大林是十分重视报纸工作的。他不论在巴库或在彼得堡，总是亲自领导着党的报纸工作，通过报纸对工人阶级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并指导工人进行实际的斗争。斯大林认为报纸乃是党时刻向工人阶级说话的唯一工具。他在“真理报”的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我们的目的”一文，可以代表他关于这一方面的思想。他说：“以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光芒照耀俄国工人运动的道路，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工人阶级的朋友和敌人的真情，捍卫工人事业的利益，——这就是‘真理报’所要追求的目的。”
（页二四三）
斯大林的这一名文对于通过党的报纸而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以及党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斯大林所曾经领导过的“真理报”，正像光芒万丈的火炬，照耀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在我们学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时候，也还必须深刻注意关于马克思主义建党的理论。斯大林的关于党要密切地联系群众的理论，关于地方党要紧密地团结在党的中央的理论，乃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理论基础。党如果不是联系群众而是脱离群众的，党如果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那末党就不能成为工人阶级性的政党，也就不会有任何战斗力量。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共产党内部的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和分裂党的行为，都不能不认为是非法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一理论，后来又被斯大林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中。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深刻地阐述了党如何联系群众，如何巩固党的统一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所共同遵守的铁则了。
我们党的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始终是以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建党的理论教育我们，始终是把党和群众的联系和党的统一这两大原则，看作是党的强大生命力量的源泉。我们应该从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学习中，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所进行的建党教育的理论基础。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语，都是引自“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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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的英雄部队
把石油城建设起来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某部去年越过天山转到油矿建设工地。
战士们刚来到这里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技术。但在苏联同志的指导下，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很快就掌握了各种复杂的工程技术。他们建筑起了钢管站、泥浆厂、拖拉机站、水库、涵洞，各种输油、自来水、排水的管沟，以及桥梁、矿区交通马路。
傅建伟班发挥了集体创造的精神，提前完成任务，并在烧砖时为国家节约了四百多吨油料，全班立了二等功。完成烧砖任务后，即开始修建采油区水库。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水库是用混凝土修的，需要大量的沙石和淘洗沙石的水，可是工地上的自来水，白天只供钻井用，夜里才可以得到。这时已是十月天气，地已经开始结冻。战士们在共产党员傅建伟班长的带头下，白天挖沙石，夜里光着腿在泥水里淘洗沙子。虽然从戈壁上吹来的寒风，像针一样穿透了战士们的衣服，但当他们看到面前那高耸的油塔以及山脚下美丽的夜景，当他们想到自己正在缔造祖国工业建设的动脉时，那刺骨的寒风便失去了威力。他们坚持工作，不到二十天，便提前十天完成了任务，节省了一百四十六个工作日。
这里还有一个闻名的李美群油漆小组。这个小组一共有八个女同志，她们最初担任油漆工作。一开始，她们也和其他土木结构小组一样，对技术一窍不通，每人一天顶多油漆四扇门。她们便积极学习，掌握了油漆技术，工作效率提高到每人一天漆十六扇门。
目前，战士们正积极准备着，春天一来到，他们又将卷入紧张的建设浪潮中。 （吴映堂）
长江上的运输舰队
去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某舰队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到长江流域调运粮食和工业建设器材。在辽阔的祖国海洋上航行和在长江上航行是不一样的，战士们必须学会在长江上过滩、打桩、拖带和装卸技术；使军舰机件在浅水中航行时不发生故障。
舰队出发了。长江两岸人民给准备了必要的器材，并及时地把大批新鲜食物送到舰上；还选派经验丰富的领江、舵工、水手等人员，到舰上帮助工作。
舰队一进入四川省境，困难开始多起来。航道十分艰险：有天险的三峡和?都口险道。有时雾气弥漫，看不清航道。两岸陡壁屹立，悬崖蔽空，弯曲而狭窄的江面上矗立着一丛丛岩石，湍急的水流底下隐藏着许多礁滩。气候又特别炎热，一团团白云贴在山腰上和江面上，军舰的甲板烫得站不住脚。
轮机兵们每天在一百二十度高温的轮机房里坚持工作，他们的衣服日夜被汗水湿透。因为气温太高，有的机器需要不断用冷水灌浇，使它冷却。一天，某舰的一个抽水机坏了，必须换上另一个抽水机才能继续航行，但大家都没有安装的经验。如果去找技术工人，就要耽搁时间，影响运输计划的完成。共产党员贾锦林便钻进舱底，试着做这个从未做过的工作。舱底又闷又热，不能转身，他一直坚持工作了十小时，终于完成了安装工作。
每到装、卸地点，战士们便热烈地展开了“快装、快运、快卸”运动。他们热情地帮助工人兄弟搬运，并亲切招待和慰问搬运工人。他们为工人同志准备了清洁的毛巾和凉茶，还准备了短小的文娱节目。装卸工作完成后，舰上的扩音器播出愉快轻松的歌声，水兵们和工人们就在码头上欢乐地共同唱起歌、跳起舞来。由于战士和工人们的亲密团结，普遍提高了装卸效率，缩短了装卸时间。
当这支人民海军舰队胜利地提前完成任务返回海防前线的时候，又受到长江两岸人民热烈的慰问，鲜花、锦旗和方匾大批地送到舰上。经过四川万县的时候，万县人民举行了欢迎大会，当地人民代表激动地向人民海军同志们控诉了一九二六年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之后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强大的海军，保卫着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心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
（顾勇、徐然）
战斗在薄山峡谷里
伏牛山区的冬天是寒冷的，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水利工程某部的战士们建设薄山水库的热情，却像烈火一样。
在薄山水库工地上，许多指挥员、战斗员，努力学习着生产技术。某部五连一个班的十个战士中，在五天内就有八个人学会了使用空气压缩机，两个人学会了使用风钻。三营九连有一个名叫翟玉石的战士，他来到这里以后，很快地学会了使用抽水机。在挖掘坝基、截水槽的工作中，成千上万的人都等待着抽水机把河水抽干。一天，一架抽水机的汽缸垫子突然坏了，眼看着河水上涨，而水又抽不上来，在这紧要关头，翟玉石把零件卸开，换上一个新的垫子，抽水机立刻又隆隆地开动了。当这架抽水机刚修好，另一架抽水机又出了岔子；翟玉石一句话也没说，脱掉棉衣，扑通一声跳进冰冷的水里，把它修好。
战士们在劳动中充分地表现了高度的负责精神。一次，正当输水道开凿工程紧张进行的时候，
一个打风钻的战士，因为个子矮，打高处的石眼时使不上劲，爆破班长、共产党员王广成便走过去一把抓住风钻放在自己的肩头上，说：“黄继光在朝鲜用自己的肉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咱的肩膀还抗不住个风钻！”刹时间机器开动了，风钻打在石头上发出震耳的吼声。王广成紧闭着眼睛，咬紧牙关，飞溅的碎石沫呛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完成了打眼的任务。
人民的战士懂得，一根针、一条线、一个小螺丝钉都是人民的财产，因此，他们处处注意为祖国节省财富。排长孙延华在开凿输水道工程中担任爆破任务。因为有些雷管失效，他常常放“瞎炮”，既耽误了工作，又浪费了祖国的财富。担任技术指导的人员便叫他在每个炮眼里安两个雷管，“瞎炮”现象就避免了，可是雷管凭空多浪费了一倍。孙延华为了这件事，夜里常常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地想：“我不能眼看着祖国的财富这样浪费掉啊！”他开始研究雷管不响的原因，发现管内的钨丝截断，电流不通。但是缺乏“导通试验器”，怎么检查呢？有一次，他拿雷管的阴阳线放在干电池的铜头上，用舌头舐着试验，突然感到全身麻木，他才了解到电通的道理。经过多次试验，他用干电池、铜丝、灯泡和木板等制成了一个试验雷管的“导通试验器”。他这一个创造，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富。
仅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薄山峡谷的面貌就已经改变了。水库附近的千百万人民，将永远记着幸福生活的创造者——修建薄山水库的英雄部队。
（孙景瑞、刘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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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路线照耀下的春节
——京郊南苑鹿圈村春节活动散记
吴方
今年南苑区鹿圈乡鹿圈村的春节活动是从国家总路线的宣传开始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开始挂在老老小小的口上，大家心上亮了：日子不停在三间土房、十来亩地上，毛主席还要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的道儿。村里的主要生产是棉花，去年每亩收得二百斤上下的庄稼主已经眉开眼笑，甚至被选为全村劳动模范，可是现在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产量还差得远。拖拉机早来过村子里，大家知道这位稀客将要变作农民得力的助手。
电影放映队在春节前几天就到村里来了，那时候，人们正忙着宰猪，扯花布。供销合作社忙于销货，信用合作社忙于收回贷款。“星火集体农庄”和“中国农民访苏代表团”等电影对农民是亲切的。村里霍凤岐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春节前吸收新社员，区里来了干部帮助扩大合作社，大家知道这是关系自己，又关系国家总路线的事。一个冬天下来，合作社由三十三户增加到六十二户。合作社的牲口房里挤得紧叫得欢；五头骡子、五头驴子、四头牛，没有一头闲着。合作社要发展水果蔬菜的种植面，葡萄秧子早已存下；要自烧砖窑盖房子。
这一切，已经构成村里的头等新闻了。社会主义像开了河闸的水似的在涌进鹿圈来。人们在片会上、在炕头上谈社会主义的远景：大家必须“集体”、必须使上机器生产，作到产量越来越高，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就像时常来鹿圈的外宾们所祝贺的那样。
春节前，村里也回来一些休假的职工和学生，还乡人和亲友的话题也离不了“走社会”的事儿。大家眼瞅着村子里的变化有多么大，公路测量队早来过了，运河也要流过这里。村里的积极分子不只是青年人，上了岁数的军属或是当了爷爷奶奶的人，也在这儿“带头”。
北京市的工人代表团也在春节前从城里来访问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带来了旗帜和防治棉虫的药品，在乡人民政府里开了一个热烈的兄弟见面会。工人农民的情谊得到交流，村剧团临时演了歌舞欢迎工人老大哥到村里来。合作社送了两大袋花生和几捆大葱给工人代表团。霍凤岐是北京市劳动模范，还应邀进城和北京市的工人农民劳动模范们见了面，交流了生产经验，照了合影回来。这些，都增加了鹿圈村春节前的欢乐气氛。除夕晚上，老乡们在文化站上玩了大半宵的棋、扑克，听留声机唱片。
青年人兴致更高，积极地搞起农村业余剧团。他们过去曾经结合任务作过临时演出。这个冬天，北京市文化处音乐组来了一位同志教大家唱歌，中央实验歌剧院来了一位同志帮助排戏。年初二晚上，虽然天气很冷，村剧团的露天演出，还是吸引了一千六七百观众，除了歌唱、快板以外，有小演唱“好姊妹”、“解放桥”和评剧“妇女代表”，艺术水平都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观众对演出中表现的工农联盟思想、集体主义精神以及搞好家庭关系的主题都有了体会。演员也感谢专业文艺团体的帮助。由于他们的辅导，演员们初步获得了一些舞台常识，能够体会剧情去创造角色了。演员孟广贞说：“过去演过些戏，演过了对剧情还不太理解，这次经过导演的辅导，懂得多些了。”她是速成识字班的毕业生，如今已具备自己读剧本的条件了。
村剧团在春节还去南苑会演过，看到了其他农村业余剧团的演出，得到一些鼓舞。他们这次想努力不使剧团垮台，使剧团成为党和政府在村子里的有力宣传教育的助手，在推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发挥一些力量。本村的导演人材，这次也进行了培养。
过了春节没有几天，鹿圈村农民的文化生活又添了一件热闹事：中央实验歌剧院到鹿圈来演出了。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上得奖的李波和郭兰英也来了，老乡们热烈地欢迎她们，拿了“人民歌声”封面上的照片来对她们的脸。四十七个人组成的演出队给老乡们带来多少欢乐，两天演出，从四面八方吸引来了上万的观众。
人们以很大的兴趣，欣赏了民间舞蹈“跑驴”、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和新评剧“雨过天晴”。有的老乡说：“跑驴”?不唱呢？他们喜欢且歌且舞的民族形式。郭兰英用三天功夫学的“刘海砍樵”受到大家的欢迎。“狐狸精都喜爱劳动人民，这不是迷信，这是看重咱劳动人民哩。”青年农民们笑了。演唱新歌剧多年的王淑萍和殷韵含，这次为了春节下乡演出，用二十多天赶排了新评剧“雨过天晴”，因为她们知道，鹿圈农民和北京其他郊区农民一样，比较熟悉评剧，唱念好懂。她们没有叫鹿圈的农民失望。贯穿在这个剧本中的“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的思想是明显易懂的，观众们说：“瞧那个丈夫死脑筋呀，不如他媳妇进步哩！”“吃了些苦头，这才转过来了！”他们喜欢这些悲欢离合的情节。在鹿圈村子里，对于互助合作，有些农民们还在心里打着鼓，如今全社六十二户，也只占全村人口的七分之一。大家对于土地分红少、必须按时出工、怕出工少了分得少……还有些顾虑，眼前的利益遮拦了大家的视线。这一个戏在观众们心里起什么影响，以后会逐渐显露出来。
五十八岁的霍凤岐喜欢听评书，对看戏不热心。头一天村里广场上演了这么好的戏，他和儿子到窖里捣白菜去了。他说：“咱们庄稼人劳动第一啊，我只盘算着国家总路线，一心要把合作社办好。”第二天剧团来人请他去看戏，看了戏他才明白：原来戏里面也有互助合作，也有毛主席的领导。
过去鹿圈是皇家的猎区，人口稀少，自邻村移来的居民较多。人们守着这片出产不丰的碱性土地，给地主劳动，顾不上吃穿，民间艺术不发展，过春节连个龙灯狮子也耍不起来。如今乡人民政府打算让村里能说评书的两位农民露露本事，给村里人说说试试，文化站的房子太窄，也打算搬家。
鹿圈农民们都说，这个春节过得热闹多了，不只家家买几张年画、吃饺子拜年，还看了电影看了戏，电影和戏又密切地联系着他们的生活。有人还去南苑镇上看过有关总路线的展览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由五百多亩扩充到近千亩了，社员们正忙铡草积肥，大家具备了今年产量比去年更高的饱满的信心。今年要增加机耕，社里的生产计划和新社章也早订妥了。霍凤岐在和社里委员们商议，将来盖社里房子时，要把办公室和文化俱乐部盖到一起，让全村的文化生活搞得更有意义、更热闹，社员们更应该上民校。他说：“全是些文盲的话，是走不到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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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广泛宣传总路线
北京郊区的春节文艺活动
首都郊区三百多个乡今年春节期间的文艺活动空前活跃，演出了许多宣传总路线和普选的文艺节目。
北京十个专业文艺团体和学校文艺演出队这次到郊区演出的上百个文艺节目，一般都是农民所喜爱的。中国杂技团和中央广播说唱音乐团在西郊海淀区演出，东郊区的农民也赶来观看。中央美术学院五十多名学生组成的文艺演出队在大屯乡演出时，一场的观众就有五千多人，附近十几里外村庄的农民们赶来近百辆大车看戏。六屯乡新成立的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人往高处走”、“麦收之前”、“粮食”等独幕话剧后，对剧中故事进行了漫谈讨论，入社后动摇不定的社员王永福思想也坚定了，许多社员表示一定要办好合作社，走社会主义的路。各专业文艺团体每在一个地方演出结束时，都和农民举行座谈会。首都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也在春节期间积极下乡为农民兄弟演出。前门区印刷业的长春工人业余剧团新排演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评剧“组长和女婿”，到海淀区树村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演出。有的工厂还给农民放映了新电影。
农民的群众性文艺活动也比往年更加活跃，许多农民业余剧团赶排了宣传总路线和普选的文艺节目。南苑区九个乡农民业余剧团在春节期间还举行了文艺会演。南苑镇农民业余文艺组演出说唱“学做活”、“赛跑舞”、“采茶扑蝶舞”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集贤乡农民业余剧团还将孩子们的游戏编成“巴掌舞”演出。单干户朱金胜看了“组长和女婿”评剧后，自动要求参加互助组。东郊区大屯乡王玉珍和朱福把当地真人真事编的“小车卖余粮”话剧，由乡农民业余剧团演出，效果很好。农村里多少年没看过戏的老大娘，今年春节也都看到了新戏剧。
北京市的六个电影放映队现在还继续在各乡巡回放映有关宣传农业集体化的影片。
（据新华社讯）
华东的作家们到农村访问
华东作家协会为了使文学作品能及时反映总路线宣传教育下的农民的思想感情，并帮助作家们更好地进行总路线学习，在去年十二月间组织了一部分作家到农村作短期访问。参加这次访问的，有作家黄源、唐弢、魏金枝、王西彦、石灵、白得易、哈华、任钧等十三人，分成四个组，分别访问江苏省松江、吴江、吴县和浙江省嘉兴四县的农村。现在都已访问完毕。
这次访问，时间虽短，但作家们都感到在创作和学习上，都有新的启发和收获，并且表示要将自己所看到的写成速写报告或短诗，来迅速地反映当前的农村现实生活。到目前止，已有魏金枝的“一个危险的计划”、唐弢的“不走老路”和石灵的“陆红宝和她的小姑娘”等作品在今年“文艺月报”一月号上发表。
为战士们演出
华北军区文工团戏剧队最近排练了“人往高处走”等三个小型话剧，从春节起为驻京部队演出了十一场，向战士宣传总路线。戏剧队的演员都积极地投入了这项工作，田华在“妇女代表”中扮演张桂容，林韦、石岩等分别参加了“草苗争长”和“人往高处走”的演出。文工团的音乐舞蹈杂技队，从春节起展开活动半个月，主要为驻京部队和伤病员表演，并参加了在文化宫举行的军、烈属联欢，最近，将为工人和东单区居民演出。他们的节目包括歌、舞、杂技和曲艺，就中有该团新创作的歌曲“总路线是灯塔”等。